台湾民间对郑成功的崇拜

台湾民间对郑成功的崇拜（共5篇）

篇1：台湾民间对郑成功的崇拜

台湾民间对郑成功的崇拜

【缅怀英雄 文章加入时间：2002年5月24日10:36】

——许维勤

近年来，海峡两岸民间往来日益密切，与台湾同胞交谈，不经意间问起他们的祖居地，常常就听到他们自述祖先是从福建某地迁去的，有的人还很自豪地说：“我祖先是参加郑成功收复台湾去的。”说起郑成功，他们总是无比景仰。郑成功这位两岸共同认同的民族英雄，在台湾民间所扎下的根，真是牢不可破。

台湾居民有80%祖籍地在福建，他们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是当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将士或受郑氏政权招徕前往开发台湾的移民的后代。在他们世代相传的祖先故事中，郑成功有着无比尊荣的地位。同时，郑成功收复台湾，使台湾人民免受异族统治，重新成为堂堂正正中华子民，从此谁也无法否定台湾归属中华国土的事实。在郑氏政权的经营下，台湾经济和文化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社会面貌起了很大变化。清朝统一台湾后，施琅大力主张台湾单独设立府一级行政机构，以加强管理。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臣奉命征讨，亲历其他，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博。耕桑并耦，渔盐滋生。满山皆茂树，遍处俱植修竹。硫黄、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尔，兹则木棉盛出，经纬不乏。且舟帆四达，丝缕踵至。饬禁虽严，终难杜绝。实肥饶之区，而险阻之域也。”清朝初年到过台湾的《裨海纪游》作者郁永河，也对台湾的富庶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写道：“„„市中百物价倍，购者无吝啬。贸易之肆，期约不愆。用人计日百钱，趑趄不应召；屠儿牧竖，腰缠常数十金。”这些记载，均从侧面反映出郑氏政权治理台湾的实绩。

中国老百姓向来有崇贤文化传统，大凡有德施民、劳定国、死勤事的动人事迹，都能在民间长久传颂，其主人翁多被奉为神而崇祀之。对郑成功这样一位功勋彪炳的民族英雄，崇祀更是长盛不衰。

台湾民间对郑成功的崇拜，早在三百多年前就已经很普遍。郑成功去世之后，台湾同胞悲痛万分，许多人在家中设灵位烧香祭祀，这种悼念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把郑成功当作神明来供奉。郑成功去世没有多久，台湾就出现了纪念郑成功的祠庙，岁时亨祀。清朝统一台湾后，为了免除政治上的麻烦，台湾民间改用比较隐晦的办法来奉祀郑成功，只含糊地称郑成功为“王爷”。连横在《台湾通史•宗教志》中说：“唯台湾所祀之王爷，自都邑以至郊鄙，山陬海，庙宇巍峨，水旱必告，岁时必祷„„是果何神，而令台人崇祀至于此极耶?顾吾闻之故老，延平郡王入台后，辟土田，兴教养，存明正朔„„精忠大义，震耀古今。及亡，民间建庙以祀，而时已归清，语多避忌，故闪烁其辞，而以王爷称。”连横曾经游览台中埔里社的国姓庄，那里有数十户人家皆祀郑成功，因为郑成功生前曾被赐姓为朱，被封为延平郡王，故称“国姓”。台胞认为郑成功是开拓台湾的第一人，所以人们尊称他为“开台始祖”、“开山圣王”、“开台尊王”、“国姓爷”、“国姓公”、“延平郡王”、“郑延平”、“延平王”等，把他当作台湾全省的守护神来崇拜。

台湾奉祀郑成功的祠庙，最为著名的当推台南市东区的“延平郡王祠”。该祠座落在开山路，建造时间最早，祭祀活动也最隆重。

台南延平郡王祠又称“开台圣王庙”、“开山圣王庙”。1683年，清王朝统一台湾后，郑氏家族全部迁回大陆，郑成功的孙子郑克以便于扫祭为由，要求将郑成功的遗骸迁葬于家乡福建南安。康熙皇帝宽宏大量，予以御准，还特为郑成功写了幅挽联：“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郑成功的陵墓迁回大陆后，台湾民间仍纷纷修建祠庙来纪念郑成功，台南延平郡王祠就是在此时建成的。后来又经过乾隆年间的扩建和道光二十九年[1845年]的重建，香火越来越旺。

清末时期，美国、日本曾觊觎我台湾，清廷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到台湾督办海防事务。为了激发台湾军民的爱国斗志，沈葆桢利用郑成功曾经打败外国侵略者的事迹，奏请朝廷准许修建郑成功祠，让民间公开奉祀。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初十日，清廷批准：“前明故藩朱成功曾于康熙年间奉旨准在南安地方建祠。该故藩仗节守义，忠烈昭然。遇有水旱祈祷辄应，尤属有功台郡。著照所请于台湾府城建立专祠并予追谥，以顺舆情，钦此。”清政府准许民间公开供奉郑成功，其目的是让台胞“知忠义之大可为”，可以“励风俗，正人心之道。”于是沈葆桢就在当年将台南开山王庙改为延平郡王祠。他写了一幅对联：“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台湾从福建辖下分出建省后，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在凭吊延平郡王祠时，也留下联句：“赐国姓，家破君亡，永矢孤忠，创基业在山穷水尽；复父书，词严义正，千秋大节，享俎豆于舜日尧天。”对郑成功的忠君爱国精神给予肯定。

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日本占领。日本殖民者极力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企图割断台湾与祖国文化的联系，将台湾永远纳入日本版图。他们大肆毁禁民间寺庙，遍设日本式的“神社”，企图改变台湾人民的信仰习惯。为避殖民者的耳目，台湾同胞将延平郡王祠改称为“开山神社”。台湾爱国人士丘逢甲等人为延平郡王祠写了一副对联：“由秀才封王，主持半壁旧河山，为天下读书人顿生颜色；驱外夷出境，开辟千秋新世界，愿中国有志者再鼓雄风。”以郑成功驱逐外敌的爱国精神，来激励台湾人民的爱国意志。

有人作过估计，台湾民间祭拜郑成功的祠庙至少在60座以上，其中还不包括主要祭拜其他神而配祀郑成功的庙宇。郑成功崇拜，成为台湾民间信仰的—道亮丽风景线。台湾民间信仰习俗与福建非常相似，其中许多神都来自福建，可以说源头都在福建，唯独郑成功信仰是福建所没有的。在厦门、南安等地虽有郑成功纪念馆，但这些都是现代式的纪念场所，不带宗教色彩。这种情况说明，郑成功反对外来侵略与收复祖国神圣领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光辉业绩，在台湾同胞心目中占有多么巨大的份量!

篇2：台湾民间对郑成功的崇拜

一、台湾民间金融发展状况

台湾地区金融体系呈现典型的双元结构特征，即除公开合法的金融组织外，尚有大量未被纳入正式金融监管的民间金融中介。这些民间金融中介主要包括：分期付款公司、信用借贷、质押借贷、远期支票贴现、地下钱庄、存放厂商、民间互助会(合会)、租赁公司、分期付款公司和地下投资公司等。

(一)台湾民间资金市场活动盛行

台湾的民间和黑市资金市场、地下钱庄从事投机、高利贷活动始终比较盛行。据台湾当局调查统计，1949年4月台湾地下钱庄有近500家之多，占“央行”旧台币发行量的62．5％。当时地下钱庄的最高利息每百元达日息2元，即日息2％。1952年5月台湾“行政院”公布《取缔地下钱庄办法》之后，黑市借贷交易遂转入地下暗中进行，一直到现在台湾黑市资金市场仍然十分活跃。

台北市的黑市资金市场表面上属于非法而禁止存在的资金市场，而实际上在暗中交易且具有相当规模。据1979年台湾当局破获的四家地下钱庄所公布的资料来看，被查获的往来支票总数达新台币千万元以上，其主要交易是使用远期支票调换即期支票。据台湾“中央银行”调查报告，黑市交易中，民营企业民间借贷占其借款总额的比例由1967年的34．5％上升到1979年的36．5％。另据资金流量统计，1980年台湾民营企业向家庭(包括个人)、部门等借款额为2400亿新台币，若连民间企业彼此之间的融通一并计算在内则金额达3500亿元，而向正式金融机构的借款总额亦不过3800亿元，可见民间金融在信用市场所占比例之大。

台湾财金主管1990年12月对台湾民间融资规模不完全统计，其数额约占GNP的30％以上。台湾民间金融的存在，与其大量民营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和民间地下经济活动有密切关系。台湾约占企业总数1％的大企业为官僚资本经营，而占企业总数98％的70多万个中小企业中，绝大部分为民间经营。在台湾地区生产总值和出口总值中，民间企业分别占80％和65％左右。民间企业资本少，向银行借款手续繁杂，只好转而求助于民间融资。

(二)台湾民间金融交易方式

l、信用借贷和信用拆借。资金需求者以口头保证或立字据的方式向亲友或其他资金贷放者告贷。形式相当于民间自由借贷。信用拆借，即通过地下金融以高利借人资金，或工商企业同业间互相调剂资金。

2、小额质押借贷。由借款者提供不动产、汽车、机车、电冰箱、电视机、黄金等作为担保，向资金贷放者(地下钱庄或财务公司)借款。

3、远期支票调现交易。指厂商签发远期支票借以筹措资金，由资金需求者以其收受的远期汇票或自己开立的远期支票与他人调换即期支票或现金，利息预先扣除，类似银行贴现。这种交易多属非自偿性贷款，风险很大，资金贷放者要冒血本无归之险以赚取高利贷之利。这种民间交易，手续简便，且十分活跃，但利率很高，风险颇大，由于缺乏自偿性，以致欺诈、倒闭、银行拒绝往来的案件层出不穷。据台湾有关资料，1979年台北市民间和地下金融案件占全市经济犯罪案件的70．9％。

4、非法经营存放款。从事生产或流通的工商企业，向外借用周转资金用于其所经营范围以外，又通过转存、转贷以图利者。地下钱庄的主要贷放对象包括中小企业、一般社会消费大众与资金紧急需要者。贷款方式除少数信用放款外，大部分采用远期支票调现、房地产抵押及汽车抵押等。

5、存放厂商及股东往来。指公司员工及股东为了解决自己公司资金的不足，以资金借与公司而收取一定的利息，即企业以借款方式吸收职工甚至非职工存款，这是台湾很流行的一种融资方式。某些企业吸收民间存款高达150亿元台币，利率也较官办银行高得多。

6、合会组织形式。指家庭之间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属于消费信用的一种，其种类名目很多，如标会、轮会、摇会、稻谷会、兄弟会等。“合会”是长期流传于两岸农村的民间金融习惯和传统互助组织，并兼有储蓄与融资的功能。合会简称“会”，又有“义会”、“标会”、“摇会”、“抬会”、“互助会”等不同的形式和称法。

台湾民间合会有标会、摇会、具有团体性质的合会及父母会四种。目前最盛行的是标会。根据台湾“法务部”1985年的研究报告显示，台湾人参加民间合会的普及率达85％，而目前正在跟会或起会的仍有59．8％。合会的参与人中，有36．7％的人曾被倒会，5％自己倒会，1．5％的既被倒会，自己也倒会。另据台“主计处”的研究报告指出，1981年台湾民间合会的利息所得超过110亿元，占其GNP的0．65％。在调查样本35(10户中，有43％的家庭参加标会的目的是储蓄，有1．88％是为借款，剩下的,54．65％兼有储蓄和借款两个目的。

7、分期付款公司。公司的业务主要为消费性贷款，融通大众购买耐久性消费品或汽车等资金需求。其经营形态具有公司性质，但未被纳入台湾地区“财政部”的金融管理。

8、民间和地下投资公司。于1982年下半年出现，发展迅速以致泛滥成灾。其仿效日本的“老鼠会”的经营手法，以每月4分甚至10分的高利率吸收民间资金，然后进行风险很高的投机活动，炒买炒卖房地产、股票，甚至将资金转移到海外从事金融交易，牟取暴利。构成黑市利率高的因素主要有：一是机会成本；二是通货贬值贴水；三是倒账与违法风险贴水。其中通货贬值影响民间黑市利率水准尤为显著。

(三)台湾民间金融主要特征

l、民间金融规模庞大。台湾民营企业(其数量占台湾企业总数的98％以上)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于有组织的金融机构和无组织的民间借贷。1964－1986年台湾民营企业的民间借贷金额从75．24亿新台币上升到6287．74亿新台币，增长82．6倍，而从民间借贷在台湾民营企业资金来源中所占的比重来看，最高年份(1964年)高达48．11％，最低年份(1974年)也达到了30．09％，平均比重为36．62％。上世纪90年代台湾民间金融资金量约6000亿元新台币(约200亿美元)，规模及占GNP比重均为世界第一，民营企业很大部分资金来自民间金融借款，占总借款比重的33％。这项统计数据表明，在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中，民间金融所占比重在最高年份只是稍逊于正式金融机构，在最低的年份也达到了正式金融机构的一半。这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了台湾地区的民间金融规模相当庞大。

2、民间金融具有广泛基础。台湾民众对于民间金融的参与具有很高的热情。以标会为例，1984年台湾有50％以上的人口参与民间金融活动，而且都市群众的参与程度略高于农村；从家庭所得划分来看，家庭所得越高，其参与程度也越高，年收入在6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阶层入会比例高达70％。根据另一项调查表明，台湾民众参与标会的普及率高达85％，标会所占信用资金一年为1140亿元，占调查当年(1978年)GNP的21，92％。

3、台湾民间金融形式多样。上世纪60－70年代台湾主要形式是传统的民间金融形式，如当铺、民间互助会(合会、标会)和地下钱庄。到70年代逐渐兴起抵押借贷、远期支票贴现、租赁公司、分期付款公司和企业职工集资。到80年代则产生地下投资公司，并成为当时地下金融的龙头。至于近年来新生的地下期货公司有后来居上之势。此外还有像地下股市、两种经纪人等形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民间互助会(俗称标会)和地下钱庄，以及80年代初的地下投资公司。

(四)台湾民间资金市场经久不衰主要原因

1、当局的金融压抑政策。台湾长期以来对利率进行管制，每年都规定存放款利率的最高限额。尽管后来允许利率有一定的上下浮动空间，但浮动范围极小，金融管制仍然十分严重。储蓄者在高度金融压抑下为了避免损失，不得不进行自我投资或求助于民间金融。中小企业一般都缺乏资金，向金融机构行库取得融资不易，即使取得有限资金，亦不足其运转，为了生存不得不向民间金融求援。因为自我投资的利润率或民间金融的利率(市场利率)远远高于官方的利率。1961-1981年期间台湾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利率之差最高的时候为16．2百分点(1979年)，最低的时候为7．68百分点(1970年)，平均为12．2百分点。

2、台湾金融自由化进程缓慢。具体表现为限制民营银行的设立，公营银行垄断的局面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利率长期受到严格管制，公营银行难以摆脱行政干预。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开始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了对金融机构设立和利率的限制，其民间金融活动才有所收敛。在台湾经济起步时期，合会对台湾经济起飞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日本占据台湾时期，台湾就出现了私营的“互助会”组织，并且开始企业化，设立“台湾合会储蓄股份有限公司”。合会为台湾中小企业的起步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因为当时银行服务奇缺，投资者不得不救助于各种民间借贷，包括合会。但是，即使进入21世纪金融机构大量在全岛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也未能使合会就此消失。根据2000年6月的MoneyGuide理财杂志对全岛民众所做的一份理财投资工具调查报告显示，全台湾地区仍然有高达65％的民众会选择以合会为理财投资的工具。

3、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利率之间的较大差距。对于民间金融的产生影响一是较高的民间借贷利率必然导致一部分储蓄从正式的金融体系中分流出来，而转向民间互助会等无组织的民间金融部门(即民间借贷市场)。二是低于市场均衡利率的银行利率导致银行信贷资金供不应求。这时银行信贷资金就只能根据企业或个人的信用程度来获得。由于大企业或公营企业具有较高的信誉，因此导致金融机构中的资金几乎都流向这些大企业或公营企业。而广大中小企业或民营企业由于信用较差主要是由于缺乏担保品、无担保人、获利能力差、财务资料不全或不可信等，很难从金融机构中获取资金。据统计，1965—1983年期间台湾公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的比重平均约占84．5l％，而民营中小企业平均仅占54．57％，二者相差近30个百分点。这些民营中小企业在不能从正式金融机构获取资金的情况下，只能求助于民间金融。1965—1983年期间民营中小企业来自于民间借贷的比重平均高达30．8％。

4、金融中介服务滞后。台湾金融中介机构数量相对缺乏是金融中介服务滞后的一大障碍。台湾地区的资金需求者很多是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落后，财务结构不健全，担保品不足，又缺少与正规金融部门打交道的信用记录，无法在正规金融机构取得贷款，只好求助于民间金融。

5、企业向金融行库申请融资手续十分烦琐。要经过征信程序，提供各种财务报表，要有会计师签证，还要提供一定的担保品，时滞较长，而向民间金融借贷，手续十分方便。许多金融机构行库都是面对大型企业，不把中小企业看在眼里，作风“衙门化”，盛气凌人，使许多中小企业不敢向金融机构行库借款，只好求之于黑市，地下金融自然有其市场。

6、传统的民间借贷习俗根深蒂固。金融压抑和金融中介的滞后固然能解释台湾民间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原因，但却不能说明台湾民间金融为什么能够普遍存在。以标会为例，在台湾地区每年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参加(最高的时候达到85％)。调查这些群众参与标会的原因，只有19．58％的人是为了获取较高的利息，而有37.13％的人是认为金钱运用比较方便，有33．92％的人是为了朋友间互助活动，有7．28％的人是为了经商周转方便。可见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民间金融的高利息并不是吸引他们参加的主要原因，实质是传统互助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延伸。

(五)台湾民间资金市场存在的基础

1、逃漏可观的税捐。台湾民间金融较其他地下经济的影响为深，因为民间金融活动往往可以控制金融的流向，直接影响工商资金与金融(资本)市场的运转，并逃漏可观的税捐，致使财金主管机关特别重视。

2、地下经济与金融相傍而生。台湾地下经济的存在其严重性可能更大于地下金融。估计1982年地下经济总额占国民生产毛额的比率约为31．3％，其中地下金融只占6．5％——这是估计民间企业向地下金融所借款项，1982年约为4019亿元，按黑市利率的年利率29．3％计算，利息为1179亿余元，占当年生产毛额的6．5％，也就是说，实物面地下经济所占生产毛额的比率为24．8％。并认为地下经济严重危害地上经济正当业者的利益。

3、金融双元化促使民间借贷活跃。台湾地区民营企业所需资金约有40％来自民间借贷，显示台湾金融机构在质与量的方面无法满足社会需要。只有通过金融机构的扩充及金融媒介管道多样化，建立有系统的授信制度，才可使生产事业随时能够取得有效的资金。

4、非银行融资业务有法不依。“银行法”明确非银行而自行吸收存款属于犯罪行为。既然非银行自行吸收存款是犯罪的行为，但台“财政部”不但未依法取缔，反而公开表示公司行号吸收存款不算地下金融活动。

5、套利资本促生黑市交易。黑市资金市场和台湾金银外汇黑市买卖市场，台湾当局明定不允许而实际存在的市场。黑市买卖外汇黄金，外汇买卖主要是美元，包括美元现钞和美元支票。美元是台湾货物走私的主要外汇支付工具。台湾黄金的供需情况不平衡，自产黄金很少，靠进口或走私进口补充，台湾的金价比国际金价一般要高10—20％。黄金美钞的黑市买卖主要由银楼业操作，其公开买卖饰金而暗中买卖黄金美钞的行业。台湾地区有银楼业约2500家，其中台北市有460多家。黄金美钞黑市交易确切数字无法统计。根据台湾统计学会“地下经济与国民所得统计”研究报告，计算台北市、高雄市、基隆市、台中市四个地区参与黑市美金交易的银楼、旅行社及观光饭店估计为340家，每家每月进出交易额约有2500美元，全年总交易额则为新台币108亿元。

6、两岸民间和地下通汇方式。一是最原始的方式就是直接带外币闯关。携带超标未申报外币进入大陆是犯法行为。二是“地下钱庄”通汇形式的出现。钱庄经营者在大陆和台湾都开有账户，若台商想把赚到的人民币汇出，只需把人民币存入“钱庄”在大陆的账户，钱庄经营者随即以电话指示台湾方面放出台币；反之，若遇台商急需人民币，也可以把台币存入钱庄在台湾的账户，钱庄再在大陆放人民币给台商。地下钱庄的经营效率高而风险小，在大陆台商密集的城市较为盛行。地下钱庄的汇率是按照大陆的人民银行和台北的台湾银行当天对美元的汇率为交易依据，兑换服务手续费月利8％左右。在官价与黑市之间差价高时，还可获取接近20％的价差利润，使地下钱庄成为暴利行业。三是台湾的旅行社。旅行社发团向大陆时，不以结汇的方式支付当地旅行社费用，而由当地台商支付人民币，旅行社再付台币给台商。同时在台湾旅客返台时，也可以把外币分摊给旅客带回台湾。由于台湾当局对资金流出管制严格，大陆在资本项目方面也实行管理。在大陆投资的台商遇到给大陆工厂的工人用人民币发工资和利润汇回台湾，不走合法渠道试图通过民间和地下通汇套利和避税。

7、台湾民间投资增长带动民间金融的活跃。近年来台湾外需增长强劲，特别是两岸贸易和投资依存度提高，外贸出口呈现两位数增长，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相对岛内需求，除民间投资呈现较快增长外，民间消费增长乏力，官方投资不足，台湾产业结构继续向服务业集中，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首次接近70％。外贸持续顺差及资本账与金融账资金的流入，台湾外汇储备持续大幅上升到2004年9月底达到2330亿美元。

(六)台湾民间金融对经济金融的影响

大规模的民间金融虽有利于民营企业拓宽融资渠道，但也对台湾经济造成较明显的负面影响，一是降低宏观调控力度，在经济过热，台“央行”调高利率而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民间金融的活跃会提高货币流通速度，而台“央行”在市场出现不景气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会由于民间金融的存在使有限度的放松变成超限度的扩张，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也加剧了经济运行的波动，从而削弱了台“央行”的金融调控力度。二是助长泡沫经济泛滥，台湾民间金融注重的是投资高回报率而非产出效率，使得台湾民间金融将台湾股市、房地产市场等高风险高回报投资领域作为资金投放的首选目标，成为支撑台湾泡沫经济的主要力量。三是影响社会安定，台湾民间金融活动大部分在法律规定之外进行，因而其权利和义务关系很难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并由于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如中小企业的民间借贷利率较高，这无疑会加大它们的经营成本，为获取较高的利润，它们往往将资金投入到风险较大的行业中去，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民间借贷的风险。此外，至于高利贷、地下投资公司、地下钱庄等总是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极为恶劣。四是腐蚀税基减少税收。台湾民间金融活动的交易往往不通过正式的金融机构，而是采取现金结算以逃避监管当局的检查和监督，从而使台“财政部”对金融机构征收的税收收入减少。此外台湾民间金融还存在组织结构松散、管理方式落后等问题，所以台湾民间金融具有很强的投机倾向。

(七)台湾对民间金融限制和疏导措施

1、健全金融体制。

(1)建立金融法规。台湾金融当局1989年大幅修改“银行法”。新法进一步明确地下金融活动中，“收受存款”的定义和范围，并加重处罚，上限由原来的5年有期徒刑和25万元新台币升至7年有期徒刑和300万元新台币。2000年再次修改“银行法”，放宽银行经营业务范围，提高经营效率。出台“信托业法”，促进金融业务多元化。2001年颁布“票券金融管理法”，以促进货币市场健全发展。2002年通过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为金融机构筹资与投资人投资提供多样化渠道，使民间金融活动日益没有市场。

(2)增加金融机构种类及数量。1990年台“财政部”开始接受开设银行的申请，3年内批准了16家新银行，使岛内民营银行的数量迅速超过公营银行，其它金融机构数量也有不同程度增加。截至2004年9月，总计岛内金融机构总机构431家，分机构5918家。同时给予租赁公司、分期付款公司等金融周边机构法律地位，授权主管单位依法制定管理办法，予以有效管理监督。准许民间或金融机构投资设立财务公司，让其向银行借款或发行商业本票、公司债等取得资金，然后对中小企业及个人办理贷款。大幅放宽对各类金融分支机构所设立的限制。

(3)放宽利率管制。1985年废止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利率管理条例”，各银行可在 “中央银行”核定的上下限内自行制定利率。1989年颁布新的“银行法”，废除由“中央银行”核定上下限的规定，银行利率完全自由化。利率放开使正规金融机构可以运用利率杠杆与地下金融中介竞争，逐步取代原有官市和黑市的利率双轨制。

(4)放宽外汇管制。1989年取消“中心汇率”，汇率制度由原来的“机动汇率制”向完全浮动更近一步。1990年12月台当局取消“小额议定汇率”，交易汇率完全由各银行自行决定，但规定差额不得超过新台币0．1元。1991年3月将民间汇出汇入款上限均改为300万美元，1992年10月又大幅提高至500万美元。1994年1月将公司企业每年汇出汇入款限额提高~1000万美元。1996年6月再次大幅放宽外汇管制，由各银行自行订定外汇部位限额，代替以往由“中央银行”单方面核定限额的管理措施。

2、提高金融机构效率。对公营银行民营化改造，提高其竞争能力。放宽对外商银行的业务限制，准其设立分支机构，以增加对本地银行的竞争压力，共同提高经营效率。对中小企业银行恢复标会业务，标会利率高于银行放款利率，使标会纳入正轨。对信托投资公司解除设立分公司的限制，将信托投资公司改制为信托银行。对信用合作社解除分社设立限制，由各信用合作社依其能力自行决定。存款利率较一般银行高，取消非社员存款限额的规定。对邮政储金准其设置资金运用部门，办理放款与投资业务，合理运用资金。对证券市场修改上市股票定价办法，降低上市标准，鼓励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上市。对货币市场放宽票券金融公司的设立标准，促进竞争。增加发行量及种类，鼓励小额投资的社会购买，增加货币市场的交易筹码。对当铺业放宽当铺数量，允许当铺增加分铺数，扩大服务范围，增加资金来源，提高每人借款限额，放宽典当品种限制。

3、转型地下金融。一是准许金钱借贷者设立登记，但规定其利率上限。不准公开吸收存款，不准暴力讨债。1999年4月2日，台湾“立法院”通过的“民法债编”首次以法律形式对于台湾民间盛行的合会(标会)活动做出了详细规范。二是准许各大企业成立信用互助会，制定管理办法，对组织、利率、额度、财会、人事、罚则等问题作一般性规范，使企业内员工存款及标会纳入管理。三是准许台湾岛内黄金自由买卖，条块仍不准出口，避免资金外流。金条可作银行借款，以加强对当铺业竞争的压力，促使当铺业贷款利率接近银行业贷款利率。

4、建立信用体系。包括加强追究会计师对公司财务报表不实签证的责任；建立签证会计师许可制度，提高公司财务报表公信力；授权会计师监督公司业务及财务状况，借助会计师完善财务管理；建立公司资料公示制度，任何个人、企业均可通过电脑取得公司资料；逐步全面实施公司财务报表须经会计师签证等完善台湾的信用组织体系。

二、两岸民间金融发展的启示

根据有关资料统计测算，目前大陆民间金融规模大约在7000亿至9500亿元。两岸民间货币流通量人民币大约40亿至60亿元，新台币流通大约在在10亿元至100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抽样调查显示，浙江、福建、河北民间融资规模分别为550亿、450亿和350亿2元，相当于各省贷款总量的15％－25％。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报告统计，2005年大陆在金融管制体外的民间融资测算为9500亿元，占GDP6．96％左右，占本外币贷款的5．92％左右。根据中国农业部农村定点观察站的数据显示，2003年大陆地区农户户均借款来源中，来自银行及信用社的贷款只占26％，而来自私人的贷款则占71％。从地区结构看，东部地区农户资金来源中有81％来自民间金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这一比例则分别为76％和160％。

民间融资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不仅能优化融资结构，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为中小民营企业、县域经济融资另辟蹊径，还可以减轻中小民营企业对银行的信贷压力，转移与分散银行的信贷风险。积极引导和规范民间金融的发展，可从两岸民间金融发展得到启示：

一是立法保障和制度安排。建议出台《民间借贷管理条例》，将民间借贷纳入法制化轨道，纳入金融监管范围，为规范民间借贷构筑合法的交易平台。

二是实行民间金融自主定价，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和自主定价权，提高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和信贷风险的补偿能力，扩大农村信用社利率市场化改革试点范围。

三是鼓励民间金融创新融资方式和机构类型。可先试先行，引导民间金融浮出水面，让其阳光化，逐步向正规金融组织演化。组织民间小额贷款机构，通过信托方式将民间资金委托农村信用社点名放贷。鼓励成立各种形式的合作金融。

四是改造并且优先重组民间金融存量。对一些确已具备一定的注册资本金、能够依法经营、履约率较高的私人钱庄等“非法”金融机构，应允许其在一定期限内转为合法民间金融机构，对其加强管理和监督。引导民间金融转变为民营金融。借助银行的信用中介职能，逐步开展个人委托贷款业务。

五是发展增量构建全新民营金融机构。让民间投资人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加入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成立地方性股份合作银行。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改造，使民间资金持有者成为农村信用社的合法股东；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成立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发展合作金融组织。推广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员间互相担保和以民营经济为核心内部融资的做法。通过吸引民间资本实现民营化产权改造，或以自然人、企业为发起人，通过定向募集民间资金新建民营银行。

六是培育多层次的民间金融直接融资市场。通过扩大企业债券发行、中小企业上市、开展股权交易等各种方式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把更多的中小企业引入合法融资渠道。让民间资金通过购买投资基金、信托基金及更多的融资方式，实现市场运作，投入到经济建设。

七是引导民间金融向正规金融组织发展实行试点。成立小额信贷组织，特别是当前正在试点的由工商部门注册、只贷不存的商业性小额信贷试点要明确政策，如只贷不存、民间资本投资注册的基本条件、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商业性运营模式、利率的把握和明确的正向激励机制。

八是加强民间金融信用建设。改善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条件，改善民间金融的生存土壤。加快征信体系建设以降低道德风险和违约成本。建立由中央银行牵头、由各金融机构参与、并联合工商管理、消费者协会、税务、保险、不动产管理等部门组成的征信体系，建立包括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合伙制企业、自然人在内的信用数据库。建立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体系。

九是建立民间金融风险控制制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贷款担保制度、破产清算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对民间金融的监管水平和风险动态监测管理。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主心支行)

民间融资阳光化 立法护航应先行

2012-04-18 10:31 来源：东方网 编辑：范乐

日前，在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工作座谈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表讲话称，在温州推进金融综合改革，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畅通民间投资渠道，改善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维护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

一面是企业对资金的“饥饿”，一面是民间游资过剩，全国不少地方遭遇了中国式的不对称“钱荒”：中小企业融资难呼声迭起，民间借贷火热异常。民间金融到底是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的“魔鬼”，还是有效补充了正规金融、缓解中小企业和百姓融资难的“天使”呢？温州老板沈某从某大厦纵身一跃，用生命在民间借贷资金断裂案宗上再加一个印记。“几乎在一夜间倒退回15年前，毫无技术含量的金融骗局在正规金融机构和民间重新上演，银行在高息揽储，民间在炒资金”。广东金融学院副院长陆磊如是说。而随着跑路、自杀事件频现，民间借贷引起的社会深层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高利贷的本质是资金供求失衡，解决的途径就在于民间借贷阳光化，让市场来调节资金供求。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曾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座谈会上强调，“要十分关注民间借贷市场的状况，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加快转变金融业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全面提高对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加强对小企业的资金支持。”一夜之间，专家学者皆曰：“民间借贷阳光化是解决目前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疏为上、堵为下。”打击与取缔并非是对待民间金融良方，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阳光化才是上策。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原始的金融管制下，民间金融阳光化未必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市场准入，即国家在急需大量资金投入的时候会放宽政策吸引民资进入，而一旦环境好转，民资则面临着被迫退出的尴尬局面。所以，民间金融合法化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首先，从政策上应为民间金融正名，从法律上应认可民间借贷合法的社会地位。应当针对民间金融的特点，通过制定《民间融资法》、《放贷人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调整相关政策赋予民间融资行为主体及其行为以应有的法律地位，明确其应该承担的权利与义务，使民间金融机构公开化和合法化。

其次，把民间金融纳入到银行、小贷公司、融资担保机构同等的金融体制内，建立规范的民间金融活动秩序框架，制定专门的法律对民间金融进行规制是制度性选择。将民间金融一味地褒扬和“一棍子打死”都不可取，民间金融合法化，并不是说政府可以放弃监管。笔者以为，合法化意味着监管强化，对该堵的坚决堵上，比如说洗钱。对该疏则应该疏导。只有这样，才能明确民间金融合法化的界限与标准，不至于使民间金融活动只能游走在法律边缘。

第三，将地下金融机构转变为合法民间金融机构的前提是打破金融垄断。中国实行政府主导的集中型金融制度，在各个金融领域是政府大一统格局。故此，民间金融要想实现战略层次跃升，当下改革的重心要逐步转移到打破金融垄断，放松金融管制，培育那些能够提供基础服务、能够满足普遍性需求的金融机构及市场上来。否则，光靠一些空洞笼统而又缺乏可操作性的口号是不行的，搞不好，民间金融又将面临着被迫退出的尴尬局面。

合会：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

我国台湾地区民间金融的经验更可以成为大陆民间金融未来的走向提供借鉴。与大陆近二十年的发展类似，台湾早期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建立在不完善的正规金融部门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从整个金融体系来看，没有一个具有足够弹性的、能够满足经济快速增长的信贷需要的金融部门，台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很难想像的。现有研究发现，正是台湾的民间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为整个经济中饱受信贷配给(即信贷约束)之苦的中小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有弹性的信贷供给的任务，如贸易信用和合会等民间借贷形式。根据1985年的调查，台湾大约有68%的成年人是合会的成员。在韩国经济快速成长时期，也有类似的经验。一方面，正规金融部门发育不完善，另一方面，非正规金融却相当发达。

有关台湾合会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的合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收入越高的家庭参加合会的可能性越大。根据家计调查，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的合会参与率只有13%左右，而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的合会参与率却高达45%。这表明，与大陆目前存在的以帮助资金困难的家庭而建立的互助会不同，台湾当时的合会成员之间存在着一个自选择的过程，即收入较高或有偿还能力的家庭共组合会。第二，相对而言，工作较为稳定的家庭，参与合会的可能性较大，特别是，会员中较多的是有成员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家庭。第三，参与合会对家庭耐用消费品有消费有正的影响。与非合会会员相比，参与合会可以让会员较早购买耐用消费品，同时，还可以提高会员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

篇3：台湾民间对郑成功的崇拜

回族舞是从民族艺术发展而来,起初的回族人民处于非常保守的状态,而对于女性舞蹈表态略显低调,回族的舞蹈文化相对于其他民族舞蹈来说,更加拥有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也是由于回族人民保守的作风和低调的人生态度。回族舞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在反应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艺术风格,它们融入了质朴、创新、文化等诸多因素,让伊斯兰教的思想步入到舞蹈当中,融入的宗教思想和民族文化,让回族人民所要表达的舞蹈艺术感得到充满民族特色的发挥。

相较于藏族舞蹈的热情,回族舞似乎多了一种充满民族感的朴实,而其中所增加的民族信仰成分也非常之多,回族人民对于伊斯兰教的崇拜也在舞蹈中表现的淋漓尽致,而多年来的历史文化,从回族的舞蹈中可充分的体现出现,是一种充满怀古情节又不是民族风情的艺术表达。

一、民族特色文化

回族民族特色文化的实质是表现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生活,回族舞重点在于将民族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艺术感,从这几年的回族舞创作来看,可以明显的看出,回族舞从最初单调的创作模式逐步的进入生动真实的舞台表现力,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在表现民族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更加大胆的表现出一种张力一种民族情感的发泄,舞蹈作品中的民族的情怀和文化非常更为鲜明突出的表达出来。舞蹈中形象的像大家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回民生活内容,也从而展现了绚丽多彩的回民生活风貌。

举例说明,如大家所熟悉的作品,《羊背上的回回娃》,这款舞蹈风格在质朴感作为底蕴的基础下,又多了一种潇洒的意味,舞蹈的语汇表达亲切又不失陌生感,充分的表达了回族牧羊娃的欢乐的劳动场景和积极的生活态度。《花儿漫漫》的灵动感十足,用精致的舞蹈语言和其形象的舞蹈造型,在舞台上完美动人的演绎了花儿的美感,让大家不得不为回族人民的乐观态度、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感动,篇幅宏伟,结构精美,璀璨的艺术场面,在舞蹈中真实复原了少数民族的生活特色,利用回族生活舞蹈语汇表达了内心由衷的情感,舞蹈就是民族文化的体现,在舞蹈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习惯、特色和信仰。

一个民族的特色文化,是在百千年来在历史的沉淀和文化的推挤所慢慢遗留下来的,而回族舞恰恰最能反映自己民族的表象特征和内在气质的表达,正常来说,一舞便可知回族人民的民族特色,而回族舞也是民族情结的表达方式。能否准确地捕捉舞蹈中生动的艺术形象在于能否抓准一个民族的特色文化,在许多回族舞作品中都表达了出了的回民族鲜明的民族文化。在回族舞作品《月之弦》中,恰如其分的利用回族生活密切相关的常用物象来表达他们的民族思想,比如回族民族的道具、服装都能够非常醒目的让大家看到回族文化特色。

二、宗教艺术文化

舞蹈是文化的一种表达形式,对于回族人民来说,伊斯兰教在回民民族生活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伊斯兰教是国外信仰者传承至中国,从而建立了礼拜场所,伊斯兰教是无比神圣的,它是回族人民的精神支柱,回回民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信仰对于回族人民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思想表达起到引发和开导。所以,不少回族人民舞蹈中所表达的情感都是从宗教文化中感悟出来的人生哲理,一个民族信仰的表达逐渐从民族舞蹈中体现出来。回族人民的信仰构成属于了他们的特有的精神领域和宗教文化,也是他们内心最深处的表达的舞蹈内涵和生活态度。

所以,我们不难在很多舞蹈中看出回族人民的宗教文化,回族舞可将宗教对“爱”的追求与艺术感的追求完美的结合到一起,从而创作出很多有意义的回族舞作品。《水之秘语》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回族舞作品,其主要的意蕴便取材于回族宗教仪式中“大净”,伊斯兰教讲究洁净,所以每日的五次礼拜都要沐浴除掉身上的污垢,这不单单是一般意义的洗澡,而是一种思想境界的升华,对于宗教的尊重和信奉。宗教思想是创造神圣、庄严、崇高、精密的理想境界,而我们不难在回族人民的舞蹈中看到,编排舞蹈的浪漫写意以宗教内涵充分的被表达出来,在《跳动的色俩目》中,表达了回族人们对于大同世界的追求,对和平和谐生的向往,一瞬间,仿佛天地万物都在欣赏与倾听,宗教内在的表达利用舞蹈轻盈的显现,而观众在欣赏舞蹈的同时,也深刻的体会到其中的意蕴。

三、历史传统文化

回族是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于元末明初形成少数民族,在唐高宗永徽二年时,伊斯兰教已经正式传入中国。唐、宋朝两代的穆斯林居民来到中国。他们沿着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来中国经常。其路线也是布满在长安、广州、扬州、杭州等各个中国著名古城,他们安家落户娶妻生子久居不归,史书称之为‘蕃客’。每位穆斯林人的居住之处都建有清真寺,而随着在中国居住的时间之久,在保持固有的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之外,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他们就是回民的祖先。

回族舞在历史文化的影响下,表达出来的艺术特征也丰满起来,首先,回族人民持有中国民族固有的传统特色,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民族宗教信仰色彩,让一切舞蹈的表现多了一重内在张力。回族传统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历史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和孝道内涵也在回族舞中体现,所以说,回族舞表达的是双重深意,第一,源自于伊斯兰教和先民的影响之下的自我夜色,第二,在中国久远历史传承下的民族形态和表达方式。而伊斯兰教也被中国古文化深而久之的影响,我们可以在很多回族舞中看到中式传统与宗教的结合,如《汤瓶舞》《心泉》,在表达对伊斯兰教的崇拜之余,又不失对大中华的敬仰之心,巧妙的讲宗教与传统文化结合在一次,在静谧的环境中,深深的感受到生命所赋予我们的意义,将艺术效果充分的表达出来,回族人民的历史久远,他们是本土成长的族民,而是经过著名“丝绸之路”迁移只来的穆斯林居民,所以双重文化的熏陶下,更让回族人民增加自己本民族的特色,在历史的熏陶之下,更加具有神秘感。

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舞蹈是最佳的表达方式,那种在艺术领域之下的欣赏和心灵的觉悟是回族人民所想要表达的深意,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宗教,都绝不缺乏时代的冲击与民族风格的影响。回族舞在国民心里早就根深蒂固,虽然朴实,但是不缺乏风味。民族的舞蹈更加让艺术拥有自己的意识,在表达之初,可能单纯的出自美感,但是最后,宗教、历史、民族等诸多元素的增加,让舞蹈充满一种经历时间洗刷后的灵感,而回族舞就是将三者充分完美的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在《沐浴》中欣赏到回族人民朴实的心灵,对舞蹈的热爱和最真实的表达,这些,都是舞蹈语言中最坚实的力量。历史文化终究会影响着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而舞蹈就是文化表达的最佳艺术。

摘要：回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的民族,在历史的变迁、宗教的影响和民族特色的熏陶之下,给回族舞增添一种神秘的色彩。回族舞的装饰、布景、动作所表达艺术感与其他民族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回族舞艺术的发展与回族人民的传统根基紧密相连,它传承于时代所给予的灵感和文化,在本篇中,民族民间舞蹈回族舞中所体现的神秘崇拜文化也将从民族特色文化、宗教艺术文化、历史传统文化中展开。

关键词：回族舞,文化,民族

参考文献

[1]罗雄岩.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

[2]王国强.走进回族[M].银川:宁夏出版社,2008.

篇4：台湾民间对郑成功的崇拜

洛阳民俗博物馆馆藏的一批明清至民国的木雕神像就与我国东南沿海乃至台湾地区的民间神教崇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不仅相互传承，更是研究民间造像艺术一般共性与地域差异性的珍贵实物资料。

一、河洛地区儒释道三教与神祗仙灵崇拜

以洛阳为核心的中原河洛地区，是河图洛书的故乡，也是十三朝都会，更是儒释道三教的策源地。五千年文明的积淀，塑造了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就民间信仰而言，它是河洛文化庞大体系的一个分支，与民间生活息息相关。

例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影响广大，但其学说承自周公姬旦。西周初，周公协助次兄武王姬发伐纣灭商，营建洛邑成周，以摄政王身份辅佐成王定鼎嵩洛，东征平叛，分封诸侯，治礼作乐，使中国成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周公被尊为“元圣”，洛阳周公庙亦称元圣庙。

汉寿亭侯关羽，忠义仁勇，被尊为“武圣”，埋首级的洛阳关墓，被称为“关林”。道家奉关羽为“关圣帝君”，佛家奉为护持佛法的“伽蓝菩萨”。民间敬称“关公”、“关爷”，并被奉为“财神”，与武财神赵公明并重。馆藏的木雕造像中就有关羽、比干与赵公明等。

以老子李耳为祖师的道家，起初只是一家学派，到了后来道教大兴，其在民间的影响力逐渐增加。老子曾担任周守藏室之史，西出函谷关时，著《道德经》留赠关令尹喜。此成为后来的道教经典，道教本无造像，后借鉴、模仿佛教造像，并吸纳民间信仰的众神，形成一个庞大的道像体系。太上老君老子，被奉为道教教主。道家认为宇宙中有九气，而上层之气，凝化为三清，是为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老子即道德天尊。洛阳有祖师庙、上清官，还有“八仙”之一吕洞宾的吕祖庙。馆藏的木雕有老子、祖师、北岳大帝、真武大帝、八仙、吕祖与和合二仙等数件。

东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西行求法。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使佛法东渐，洛阳白马寺与京畿巩县（今巩义）慈云寺并为“释源祖庭”。印度高僧达摩到洛阳，成为禅宗初祖。登封嵩山少林寺与卢氏双林寺（即空厢寺），并为禅宗“祖庭”。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凿汉化龙门石窟，使之成为北魏、大唐的皇家石窟，影响深远。周边有巩县石窟寺、孟州万佛山（现划归洛阳市吉利区）、偃师水泉、新安西沃、宜阳虎头寺、伊川石佛寺与吕寨等诸多中、小型石窟群及造像碑。佛教广造佛像，吸引信徒，弘扬佛法，故有“像教”之称。馆藏的木雕有释迦牟尼、观音、送子观音、文殊、地藏、罗汉、多闻天王与哪咤等数件。

河洛民间信仰呈现出兼容并蓄、多神崇拜的多元时俗习尚。除儒释道外，馆藏的木雕中，还有土地神、山神、寿星、龙王、雷公、送子奶奶、送子娘娘、马王爷、门神、药王孙思邈等数件。

二、东南沿海闽粤地区的儒释道与妈祖、开漳圣王等神祗仙灵崇拜

我国历史上的西晋八王之乱、盛唐安史之乱与北宋末的靖康之难等中原战乱促使大批量吏民南迁，东晋南朝、南宋政权建都江南，加上历代官宦或任职或遭贬或避难江南，都加速了江南的开发。福建、广东的南下移民，至今仍以客家人自居，保留着中原的民风民俗。

福建泉州与惠安分界处有条洛阳江，北宋端明殿大学士、书法家蔡襄，两度出知泉州，主持建造洛阳桥（原名万安桥）。泉州市内三教铺，宋代迁建孔庙，后为府学。泉州北郊老君岩是宋代道教庙观集中的福地，现存露天圆雕老君坐像一尊，高5.1米。泉州市西街开元寺有南宋建石结构双塔。泉州南门有南宋天后工，亦名天妃工，庙祀莆田湄州屿林愿之女默娘。据传林默娘16岁前，道士玄通授以“玄微秘法”，神人授以铜符，能驱邪救难。后又制服危害百姓的高明、高觉兄弟即“千里眼”、“顺风耳”，收为部属。北宋雍熙四年（987年）九月九日，28岁的林默娘神化升天，红衣朱衫，飞腾海上，协助救难，成为掌管水上航运的女海神。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仁慈天后”；道光十九年（1839年），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上圣母”，民间俗称“妈祖”。庙址当时是“蕃舶客航聚集之地”（《泉州府志》），林姓亦为殷商比干后裔。福州干山，一名九仙山，多寺观祠庙，山顶有大士殿即观音阁。东山县城有明代建关帝庙，亦名武庙。

广东两宋始建德庆学官、揭阳学官。阳山县城北贤令山有摩崖石刻，为粤北著名古迹，因唐代文学家韩愈贬阳山令而得名。韩愈贬任潮州刺史仅半年多，作祭鳄鱼文，解除鳄患；又设置塾堂，教化民众。潮州人对他感德戴恩，奉若神明，为之建祠塑像，将流经潮州的员江改名韩江，笔架山改名韩山，还附会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诗意，将山岭、关隘改名秦岭、蓝关。广州朝阳北路有南梁六榕寺，主要建筑为花塔与观音殿、六祖堂；红书北路有光孝寺，主体建筑有大雄宝殿、六祖殿、伽蓝殿、天王殿。高僧慧能在寺戒坛前菩提树下受戒，开辟佛教南宗，称“禅宗六祖”。坡山有五仙观，相传周夷王时五位仙人骑着口衔六支谷穗的五只羊降临楚庭（广州古名），把象征永无饥荒的谷穗，赠给州人，仙人遂隐去。故广州称穗或羊城。

三、台湾的儒释道与妈祖、开台圣王等神异仙灵崇拜

我国宝岛台湾，除本地高山族外，多为闽、粤移民。闽、粤客家人，自称“河洛郎”。民间民俗信仰，从中原河洛民俗文化经福建、广东，再到台湾的路线图，相当清晰。福建、广东除了移植传承中原河洛民俗文化中儒释道与多神信仰、崇拜这一共性外，还显示出地域文化的特色，即海神妈祖、开台圣王、开漳圣王等神祗仙灵崇拜。而台湾的民间民俗信仰，则集中原河洛与福建、广东之大成，五花八门，兼容并蓄，并且更加神化。1959年前，台湾寺庙约有4600多座。民间家庭设置神案，供奉守护神，相当普遍。现就台湾诸神崇拜（参见刘文三：《台湾神像艺术》，艺术家出版社印行，1981年3月），略加论述。

nlc202309081826

台湾的潮州移民爱戴并感恩韩愈，建祠祀奉，香火不绝。台南有三山国王庙，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在庙内建韩文公祠，身着官服的韩文公木雕神像，出自潮州工匠之手；另一昌黎祠，嘉庆八年（1803年）建在屏东县内埔乡妈祖庙内，系附近粤籍潮州移民斥资。潮民除供奉祭祀外，还礼聘硕儒，驻祠讲学。祠内悬挂“斯文砥柱”、“岭南师表”匾额。台南孔庙内魁星塔，专祭北斗星之魁首——独占鳌头的魁星爷。读书人大多以魁星爷为其守护神。通常魁星爷与文昌帝君、朱衣神君、纯阳子吕洞宾、文衡圣帝关公合祀，称五文昌，是为文昌祠。仁义礼智信的关帝爷，在台湾有“武圣”、“文衡帝君”、“恩主公”、“伏魔大帝”诸称谓。早在南明永历年间（1647-1661年），台南就有三座武庙。时至1959年，关帝庙多达192座。民间家庭供奉，不可胜数。慈悲为怀的观世音菩萨，台湾俗称“观音妈”，或为立像、或为坐像；或抱一子，曰“送子观音”、“送子娘娘”。除庙宇祀奉外，差不多家家另祀观音雕像或画像。还有劝人为善的地藏王菩萨，也受到祭拜。以达摩祖师为主神的寺庙，台湾有3座，民间家祠祭奉者甚多。齐天大圣爷孙悟空，陪待寺庙内的观音菩萨。以齐天大圣为主神的寺庙，台湾有4座。台湾太上老君神庙有14座，以北部居多。有执扇坐像，有骑青牛像。永历年间，台南建有玉皇宫，供奉玉皇上帝，俗称“天公”。奉玉皇上帝旨令，管理天、地、水三界的“三官大帝”，即尧舜禹，俗称“三界公”，台南有三官庙。清咸丰四年（1854年）又建天坛，次年建后殿，供奉三清神像。台南天坛供奉有道教教宗张天师像，张天师即东汉沛国人张道灵。相传他受老子传授道法，于桓帝永寿元年（155年）元月七日与夫人飞升，享年123岁。有坐像、骑虎像，形象似捉鬼锺馗。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在台湾很得人缘，被奉为“孚佑帝君”，俗称“仙公”。足踏龟蛇的玄天上帝，为北极星的神格化，又称“真武大帝”、“北极大帝”、“真如大师”。台南有玄天上帝庙近30座。五谷之王神农大帝，司掌阴阳两界的城隍爷，呼风唤雨的风神、雷公、电母，以及土地公、灶神祭拜，也都来自中原河洛民俗信仰。台湾祀奉的海洋之神——水仙尊王，即大禹、伍子胥、屈原、王勃、李白，五位合称，都与水有关。

在台湾，开台圣王郑成功最受人尊崇。据1930年调查，台湾有郑成功祠庙57处。天上圣母妈祖、开漳圣王陈元光也深受膜拜。一脚打坐的广泽尊王，又称“郭圣王”、“圣王公”、“保安尊王”，福建泉州南安人，名郭洪福，又名郭乾，唐名将郭子仪后裔。父母早逝，童年升化成神，为人解病，救济灾难。祖籍泉州的台胞，大都祀奉郭圣王。

四、民间民俗雕塑艺术的成就与地域特色

中原河洛地区的民俗雕塑，在形体材质上以木雕、石雕与彩塑为主，金属、陶瓷等类也有一些。木雕、石雕均施彩绘。闽、粤、台也一脉相承，大体如斯。中原河洛地区的民俗雕塑沿袭几千年来“绘塑不分”、“塑形绘质”的民族传统，在雕塑上加彩妆銮，借以提高雕塑的艺术表现力。金妆彩绘，光彩夺目，也增强了神祗与众不同的尊贵神圣与护佑法力。再则，从洛阳民俗博物馆馆藏的民俗雕塑神像看，无论坐像、立像大都头部偏大、身材粗短，旨在庄重。与西方雕塑强调身材比例、解剖结构与空间体量不同，注重五官面相的塑造刻画，躯体极为概括。台湾的神像造型，似也如出一辙，大都头部偏大，身材粗短。但躯体塑造比较精到。台湾神庙和供神龛甚多，基于祖辈的两次大迁徙，河洛郎对中原河洛故土的怀念，对河洛诸神的敬畏，因而对诸神灵更加虔诚，祭祀活动更加隆重，对诸神的彩绘妆銮也更加讲究，更为豪华。天上圣母妈祖、开台圣王郑成功、开漳圣王陈元光凸显其地域特色。妈祖脸庞丰硕圆整，眉似弯月，鼻梁细直，樱桃小嘴，似唐妆仕女，透露出高雅华贵而静谧温柔的气质，妈祖的女性美与配祀的部属千里眼、顺风耳的阳刚美，形成鲜明对比，构思颇为奇妙。而多处韩文公祠内韩愈塑像的气宇神采，呈现出忠君爱民之相。台南三山国王庙内清乾隆年间所建韩文公祠，供奉木雕神像，身着唐朝官服，右于执如意，脸庞丰硕，浓眉长须，气宇轩昂，加之左右配祀的文昌帝君与韩湘子，无不受民敬戴。可以说韩愈在中原河洛故里，也没有获得此等殊荣。孚佑帝君吕洞宾木雕，赋予道骨仙风的造型美。

台湾木雕神像，比较普遍，且以小型为主。材质多为檀木、樟木。雕造师在艺术风格上，泉州派注重神像整体态势，外形美观；漳州派追求精致整修，细微刻划；福州派为二者的综合。雕像前择定吉日良辰，举行“开斧”仪式，雕造师在木胎上线绘神像形体轮廓，再视木质纹理，由下往上雕造，如血脉上注。雕成后砂纸打磨，用胶水调黄土涂一层，整修光滑。再以砖磨细粉拌桐油，揉成条形黏贴，修饰后敷上金箔，再行粉绘，并用细笔描画面部五官，即所谓“开面”。最后经“开光点眼”，置备“七宝”，或背后挖小洞封藏圣物，真正意义的神像，才大功告成。雕造师以其虔诚加技艺，成为造神的人，在民间获得尊重。台湾神像以小型为多，台座或坐椅或骑乘，与神像连体，通常用一块木头雕就。这与洛阳民俗博物馆所藏木雕神像相同。

岁月沧桑，面对台湾神教崇拜的炽热和雕造工艺的传承，我们可以想象，明清和民国年间中原河洛地区神教崇拜和雕造工艺的景观。民俗馆馆藏的木雕神像，只不过是破除封建迷信，尤其是“文革”破“四旧”，劫后幸存的一些民间小型作品罢了。精美者少，粗劣者多。与台湾神教崇拜的传承有绪，雕造师对神像精益求精的环境氛围，大不相同。

（责任编辑：耿坤）

篇5：台湾的关帝崇拜

台湾同胞的关公崇拜热与台湾同胞重点祖居地闽南有关，台湾和闽南有共同方言、文化传统、习惯心理以及共同的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组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据《台湾寺庙大观》中记载，目前全台470多座关帝庙都是明、清时期从闽南东山岛的铜陵关帝庙分灵过去的。可以说，东山岛铜陵关帝庙是台湾关帝庙的香缘祖庙。

关帝崇拜的源起

关公崇拜有着悠久历史。关羽生前最大的官衔不过是“前将军”，最高爵位不过是“汉寿亭侯”，并不怎样显赫。可是到了宋朝，他的地位骤然上升，被宋哲宗封为“显烈王”，宋徽宗又封他为“义勇武安王”。特别是罗贯中的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的诞生，塑造了关羽过五关、斩六将、走单骑、义释曹、囚于禁、淹七军、读《春秋》、赋诗竹等令人感奋的壮举，使关公的地位跃居历代名将之上，成为“古今第一将”，正如一副关帝联所写：“汉朝忠义无双士：千古英雄第一人。”

自宋代起，历代君王授予关羽不少“荣誉称号”。明代明神宗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到清末的光绪皇帝那里，加封给关公的封号最长：“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共26个字，运用了最美好的文词，超过了前代任何王朝。由于皇帝的推崇，关公成了国家级的神祗，完成了他“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的由人而神的改造过程。儒、释、道三家也争相把关公拉进自己的教门，代表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完美的关公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关公由“万世人杰”上升到“神中之神”，成为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可以说，他是我国民间诸神中威风八面的保护神，受到朝野官民的普遍祭祀，被称为“武王”、“武圣人”，与“文王”、“文圣人”孔子并肩而立。

关帝崇拜在台湾

关公的祠庙香火在台湾十分旺盛。关帝在台湾还被当成具有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除灾、驱邪辟恶、诛罚叛逆、巡察冥司乃至招财进宝、庇佑商贾等“万能之神”。

台湾渔民对关公倍加崇拜，这有其特殊原因。台湾四围皆海，历史上多以捕鱼为业，由于古代科技落后，渔民常遭台风海啸袭击，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故有“行船跑马三分命”之说。台湾渔民历来以兄弟伯叔相称，他们需要人与人之间有一种“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义气，以便能同心协力与无情的灾害抗争，这与关公的“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忠义思想正好合拍。因此，渔民要比其他职业的人更加崇拜关公，渔家人也更为豪爽，更重义气。

全国去台人员最多的县份福建省东山县与台湾隔海相望，这里史前因海退多次出现与台湾连成一块的景象，形成横亘海峡的“东山陆桥”。史前人类就曾通过陆桥将古老的文明传入台湾。宋代，东山岛守兵与元兵激战不敌，败退台湾，和当地土著人共同拓荒垦业。郑成功收复台湾时，东山岛子弟踊跃随军赴台，为开发台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东山岛人向台湾移居时，大都遵循着一个习俗，离开前习惯到岛上的铜陵关帝庙(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进香朝拜，祈祷圣帝庇佑或祈赐香火，分灵崇祀，并将“铜陵关圣帝君”的香火袋挂在胸前或奉在船上，祈求庇佑。到台湾后，就在当地建庙奉祀或者在家中供奉关帝。在东山岛铜陵关帝庙主殿，有明代著名书法家、理学家黄道周撰书的木刻楹联：“数定三分，扶炎汉，平吴削魏，辛苦倍常，未了一生事业；志存一统，佐熙明，降魔伏虏，威灵丕振，只完当日精忠。”台湾许多关帝庙里也有这副从东山岛祖庙传去的对联，可见两岸关帝庙香缘源远流长。

历史上，东山岛与台湾两岸海运业十分发达。明万历年间，有位陈姓船主将船中奉祀的关帝送到台湾凤山(现高雄市)，并建文衡殿，成为台湾南部最早的关帝庙。清嘉庆年间，铜陵关帝庙分灵到台湾北部，在礁溪建庙供奉，成为台湾北部最早的关帝庙。随着垦拓事业的发展，村庄社落不断出现，台湾关帝信仰文化也从县城乡镇传播到僻远的渔区，直至遍布全台湾，成为位列全岛第二位的文化信仰。

关帝文化节

如今，东山岛上的铜陵关帝庙，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四大关帝庙之一。1988年8月，高雄市文衡殿关帝信徒30多人到东山岛铜陵关帝庙进香谒祖庙，并赠献“追源谒祖”匾。1995年1月11日，东山岛铜陵关帝庙神像从东山港乘渔船直航抵台湾出巡半年，开创海峡两岸隔绝40多年、大陆神像首次直航赴台之先河，数十万台湾各界信徒争相膜拜，轰动全岛。

到2007年，东山岛已成功举办过16届“海峡两岸东山关帝文化节”，台湾有20多个县市200多座关帝庙信众10多万人次赴东山岛铜陵关帝庙朝觐谒祖。2005年11月16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将东山岛关帝民俗文化公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这对弘扬关帝文化、促进两岸文化交流起到了推进的作用。目前，东山岛上经营关帝圣像、关帝雕像、关帝镜联的商店多达百余家，各种画技的关帝圣像就有好多种：如《站立提刀像》、《夜读春秋图》、《云端思汉图》等等。长短不一，充溢赞颂联语的关帝联更是令人目不暇接：“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义同天”、“义勇腾云，一朝兄和弟；忠心贯日，千秋帝与王”、“浩气丹心万古忠诚昭日月；佑国福民千秋俎豆永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