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个人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个人管理思想（精选8篇）

篇1：中国古代个人管理思想

浅析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可谓是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在世界的管理学领域上也可谓是独树一帜。我仅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特点和深刻内涵上来阐述一下我的看法。

一、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的特点

1、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在管理方式上具有刚柔性

这主要表现在谋与动、义与利、赏与罚、德与刑、上与下、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关系上。具体表现为以下九个方面：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

2、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历史发展上来看具有一定的变通性。

春秋时期的管子非常强调管理者的创新精神。“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这就是对创新思想的高度概括。“不慕古”反对的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 “不留今”是告诉我们不要被眼前的现实所迷惑，陶醉于今日的成就中，不思进取； “与时变”告诉我们的是要因时而变，顺应潮流；“与俗化”即随着习俗一起发展。世间没有万能的钥匙，一把钥匙只能打开一把锁，凡事有计划必有变化，计划赶不上变化，如果在处理管理工作中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变通对待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或者只知道用以前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是绝对无法做好管理工作的。

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具有和谐性。

“以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强调和谐，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使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统一，共同构成和谐美好而又充满生机的社会。“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准则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孟子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人和”，就是指内部的团结、和睦。《孙膑兵法·篡章》列举用兵得胜的五条： “得主未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他把取得下级兵将的支持和兵将和睦团结，作为用兵取胜五个条件中的两个，可

1见他对“和”的管理思想是多么重视啊！但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为贵”也不是无原则的，在讲“和”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中存在的差异性，即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君子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

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周总理当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一国两制”的提出和成功的实施都是基于“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

二、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的深刻内涵

1、以德为先

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充分强调了“德”在社会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他还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指出：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德治的作用推崇备至。以“德”进行调节和管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在我国古代政治生活中，渗透着浓厚的道德精神。管子提出把“礼、义、廉、耻”作为治国的四标准。

“以德为先”就是管理者要通过自己的道德修养的提高，使被管理者在其道德威望影响下很自然地达到管理的良好状态。同时，人际关系也通过人的道德伦理来加以调节的。管仲提出，君主选用人才一定要审查三个问题： “一曰德不当其禄，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这三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让品德高尚的人处低位，就是对人才的一种极大的浪费，让品德低下的人处于高位，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误；无功者受禄，那么有功者就得不到激励；无才之辈身居高位，那么有才能者就会被埋没，得不到重用。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是我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今天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说，以德为先是中国古代儒家管理思想的最典型特征。以“为政以德”、“道之以德”为核心价值观的这种管理思想是建立在“爱人”、“贵民”、“重民”的基础之上的，在此基础达成了一个共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许多人习惯把“德治”与“法治”对立，认为“德治”就是“人

治”，认定无章法可循； “法治”有法可依。其实，在在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法治”可以理解为 “人治”。不论是“德治”，还是“法治”都离不开人，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也是如此：法毕竟是由人制订的，要人去贯彻执行、要人去遵守。我们知道，人的素质、教育和文明程度是现代法制社会得以有效运行、实现有序化的前提。儒家“德治”是人类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表现形式，为此，我们应该在现代管理过程中认真研究、吸收和借鉴我国古代以德为先管理思想中的亲密原则，即“爱人”、“敬人”、“忠恕”等。

2、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对我们中国人为人做事的影响一直是久而深远的。中庸之道，它是我国古代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是中国人为人处事的原则和方法，它影响着我们中国人的性格，是有我们中国特色的思维模式，是我们中国人思想中割舍不的一部分，所以，对我们，至今还在发挥着很重要的影响。“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该句出自孔子之言，意思是说，中庸作为一种美德，是最高的境界了，但是普通的老百姓缺乏这种美德已经很久了。“中庸”在《论语》中就出现了这么一次，仅仅从这句话确实我们是看不出它的明确含义的。不过，后人根据《论语》 中记述的孔子相关的言行，对它的含义做出了较为明晰的解释。宋代学者朱熹认为： “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也就是说： “中”就是不要太过分，也不要达不到，而“庸”，就是指一种平平常常的状态。“中庸”，就是要求人们在事物的两个极端之间选取或者把握一个中道，并可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加以实践。中庸不是折衷主义，不是平均，而是要取得事物之间的平衡、均衡。孔子认为只有中正（适度）才最有利于事物客观发展需要，因而才是理想的合理状态。“中庸”讲的是人之根本，强调我们做人的艺术和做事的方法。如何让各种各样的人去掉差异而只取共同，即让大家都觉得恰到好处，关键要在无我的前提下讲究情景真理。例如，我们可以用极其尊重的方式提出对权威观点的挑战，既达到了陈述自己观点的目的，同时又将对人的尊重推向极致，使大家都觉得恰到好处，易于接受。

3、以和为贵

我国古代儒家管理思想很早就认识到了“协调”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强调“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管理的最高境界是通过协调管理中的各种矛盾因素，以达到最佳的和谐管理状态。后来历代儒家也都肯定并十分重视“和” 在管理中的作用，强调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儒家思想把“和为贵”作为待人处世、管家治国的 基本原则，“和”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以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各守本分互不干涉、“井水不犯河水”是为了“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谋求对立面的和睦共处也是一种“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和为贵”《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些都是对以和为理想之最高目标的阐释。也是我们管理的一种很高的境界。

4、无为而治

在汉代刚建立的时候，为了促进本朝经济社会的发展，当朝的管理者就采用了“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让人民休养生息，国家逐步繁荣强大起来。“无为而治”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家的共同理想，儒家提出“无为而治”，并认为这种“无为而治”是“以德为政”，以道德的手段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所以君主应实行“象征性管理”，只搞好个人修养和对下属的道德教化，就可以“一以驭百，坐以待劳”，垂衣裳而天下治。《老子》中也提出无为而治，而且把“无为”视为最高治国境界。认为“无为”乃是一种君道：君主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表面上不管，实际却是无所不管，否则，如果不是“无为”，而是“有为”，君主就不是处在“无”中而是处在“有”中，就会被局限在“局部”之中。老子的“无为”不是主张人们“不为”，而是反对违反自然规律的妄为，要求不以个人主观的欲望来破坏自然的发展。用“无为”的态度去对待一切，处处顺应自然的规律，让万物自身的发展，不用人为的力量去干扰它，不背离自然规律去追求个人的目的。“无为”不但不是教我们什么都不去做，相反对干的要求还是非常认真的，非常谨慎和严格的。对领导人而言，“无为”还包含着领导方法方面的要求。作为领导方法，“无为”就是要求领导者要善抓大事，抓主要矛盾，把具体的工作分配给具体的机构和人员去做，而不要事无大小都亲力亲为。这样，分工协作、权责分明、各展其长、各尽其力，领导者能把整体的以及各部分的工作都能做得井井有条，取得最佳效果，也就做到了 “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治”用相当简化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体现了从不同角

度来调节人与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调节人与自身的生存环境的关系。“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这是对管理者的要求。管理者必须不考虑个人的得失，然后才能有个人的利益。这也是“无为”的一个方面，即管理者不刻意地去行个人的作为。

5、以人为本

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人是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事实上，这些现代管理思想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就能找到源头活水。《尚书·盘庚》 记载： “重我民”、“施实得于民” ；孔子主张富民、教民，重视“民、食、丧、祭”，“民”位列第一；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主导地位，认为人是构成国家整体的第一要素，要求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提倡“爱人贵民”。笔者认为，只有在管理工作中充分考虑到了人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为本”，才能真正的做好管理。

结束语: 管理是一把双刃剑,管理的好了，那么被管理的事物就会焕发生机，管理的不好，那么被管理的事物就会萎靡不振，甚至死亡。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在其著作《管理—任务、责任、务实》一书中也曾讲过： “管理的根深植于文化、社会、价值、传统、风俗、信念、政府与制度中”、“管理越能利用社会传统、价值与信念，则管理的成就就越大。”日本学者村山孚说得好： “我们希望中国朋友在实现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道路上，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外国的新奇概念和奥妙的数学公式才是科学。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累的文化同样是实现中国管理现代化的宏大源流。”正确剖析、反思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形成我国管理科学的民族特色，让我国管理思想供世人共享，促进社会更和谐的发展！

岑朋飞

工商管理一班

20083140101

篇2：中国古代个人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的人性思想和社会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天人之辨、人性善恶之辨、性情之辨、欲望利害之辨和人品高下之辨中形成了特殊的`人性思想及相应的社会管理思想.

作 者：陈碧金 CHEN Bi-jin 作者单位：兰州铁道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甘肃,兰州,730070刊 名：兰州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ISTIC英文刊名：JOURNAL OF LANZHOU RAILWA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19(5)分类号：B22关键词：人性 超越 管理

篇3：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初探

关键词：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宏观经济管理思想非常丰富, 本文仅就宏观管理的目标、结构以及宏观管理的方针等, 作些简单的介评, 并结合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管理问题, 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1 以富国为目标的“富国之学”

这是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早在西周建国之时 (约公元前1100年) , 尚父姜太公就提出要实现“国富而家娱”。春秋初期 (约公元前700年) , 齐相管仲明确提出“富国安民”的经济目标。儒家的创始人孔丘, 把“富国富民”看成是治天下的重要任务。这是中国古代“富国之学”思想的雏形。

“富国之学”的成形是在战国时代 (约公元前4-2世纪) 。主要代表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商鞅, 二是苟况。

商鞅的“富国之学”是以“农战论”为核心的。他说“国之所以富, 农战也。”这就是说, 国家要富强, 一是抓农业, 二是抓战备。在农与战二者的关系上, 他认为农是战的基础;在富与强二者的关系上, 主张富不离强, 富是为了强;在富国与富民二者的关系上, 他认为重点是富国, 要富国就要限制富民。可见, 商鞅的“富国之学”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思想, 严格说来还未完全形成“富国之学”。

苟况的“富国之学”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封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论, 是对先秦思想家关于富国富民思想的综合和发展。其基本观点为:a.富国并不单是为了强兵, 归根到底是为了发展国民经济, 增加国家财富;b.提出“上下俱富”, 把富国与富民统一起来, 把民富作为国富的基础;c.认为“田野县鄙者, 财之本也;垣窖仓库者, 财之末也。”即认为农业生产是财富的本源, 而物资的储备只是财富的“流”, 从而提出“开源节流”的财政方针;d.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 主张“强本” (即发展农业生产) , 又强调“节用” (即节约消费) 认为只要强本节用, 则天下不能贫。

西汉时期, “富国之学”有了进一步发展, 这突出反映在桑弘羊的富国思想和政策上。桑弘羊辅佐汉武帝理财数十年, 推行了一套富国之策。主要有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统一币制、经营公田和边境屯田等。

进入近代以后,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 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因此一些进步思想家们在继承古代的“富国之学”时, 都与奋发图强反对外国侵略的时代总任务联系起来, 从而赋予“富国之学”以新意。

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 如何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的“富国之学”呢?这就必须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联系起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两个基本点,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因此, 我们现代的“富国之学”的基本特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 二是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三是把富强与民主、文明结合起来, 四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末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人民生活比较富裕, 基本实现现代化。

2“本末”并重的经济结构论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农立国, 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要的和统治的地位, 因此当时人们把农业称为“本业”, 把手工业和商业称为“末业”。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就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比列结构问题。对此, 古代思想家们就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问题, 进行了长期的争论。直到近代才基本上统一了认识。

到西汉初期, 儒家学者接过先秦法家提出的“重本抑末”论, 加以改造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统治服务。贾谊作为儒家学派继承者, 向汉文帝建议“驱民而归之农, 皆著于本, 使天下各食其力, 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西汉儒家学派的另一著名代表错, 则把“重本抑末的”。明末清初,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出现, 本末之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率先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 认为不应按部门划分本末, 而应按是否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长作为划分的标准。进入近代以后, 进步思想家们一般都认为农工商必须并重, 不可偏废。

以上所述本末之争的历史过程, 从“重本抑末”到“本末并重”, 再到“以商立国”与“定为工国”, 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过程, 也反映了经济结构的逐步变化的过程。同时, 这种本末观的变化, 也给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带来积极的影响。结合我国现阶段的情况, 要搞好当前的治理整顿和进一步深化改革, 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增加有效供给, 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特别是要千方百计把农业搞上去, 并着重发展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 以保证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所有这一切, 都离不开对新形势下经济结构的正确认识和处理。

3 两条不同的宏观管理方针

在对宏观经济如何管理的问题上, 我国历史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管理方针:一条是“善者因之”, 即自由放任的方针;一条是“通轻重之权”, 即实行国家调控的方针。这两条方针在先秦时代已具端倪, 到西汉时期基本形成鲜明对立, 在后来的近二千年中, 两者被统治者交替使用或混合使用, 但总的还是实行后者的时候多一些。西汉初期, 鉴于秦王朝迅速覆亡的教训, 肖何、陆贾等提出遵循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 强调与民休息, 实行重农、崇俭、轻徭薄赋三大政策, 受到了显著的效果。后来由于封建制度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化, 汉武帝的内外政策对财政提出很多的要求, 于是理财大臣桑弘羊根据《管子》中的思想, 制订和推行了一整套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方针, 将盐、铁、酒收归国家直接经营, 建立均输平准制度, 经营公田和屯田等。但是, 这条方针及其措施受到了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生们的非议, 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双方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贤良文学大力宣扬实行经济自由放任的好处和意义, 反对政府直接经营工商业, 提出要“罢盐铁、均输”。对此, 桑弘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 指出实行自由放任并非像儒生们说的那样美妙, 而是弊病很多, 而实行国家控制的方针, 就可以纠正这些弊病, 带来很多很大的好处。

与桑弘羊基本上同时代的史学家经济司马迁, 也提出了与桑弘羊不同的宏观经济管理方针, 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管理方针。司马迁认为, 对宏观经济的发展来说, 应当是“善者因之, 其次利道之, 其次教诲之, 其次整齐之, 最下者与之争。”这里所说的“善者因之”, 就是听任私人工商业自由生产和经营, 国家不应加以干预, 更不应进行压制, 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必须遵循这个自由放任的原则。其他如“利道”、“教诲”、“整齐”等办法都是次之又次之的, 而由国家直接进行生产和经营, 这是与民争利, 是最下策, 是不足取的。

西汉以后, 主张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这两种宏观经济管理方针之争并没有停止, 但在实践上一直是国家干预的方针占主导地位, 而在舆论上则自由放任之说也时有所闻, 只是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家的论述有所不同而已。我们今天研究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历史的争论也是可以借鉴的。

以上我们从中国古代经济管理中的目标论、结构论、以及两条管理方针的论述中, 可以看出它们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系统的, 而且是比较深刻和广泛的, 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继承和发扬,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 并借鉴西方科学管理方法的经验, 创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方针与方法。

参考文献

[1]何炼成.中国经济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8.

[2]潘承烈.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今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8.

[3]王平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的现代借鉴[J].江南大学学报, 2005 (5) .

篇4：中国古代个人管理思想

一、前言

纵观历史，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溯起来从夏朝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政府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古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思想。众所周知，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作为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已消亡，但那些已溶于民族血液中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形态有些仍然将长期存在，传统的管理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意识和行为。

二、古代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1.“天地之性人为贵”、以人为本的思想

古代思想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宣扬的就是朴素的人本哲学思想。把人视为现代企业最为核心和宝贵的资源，重视“仁”与“义”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通过实施人才战略、人『生化管理和家庭式文化，努力发现、培养和发展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让企业成为员工生活与工作的希望之“家”。随着知识经济的极大发展，企业的经营管理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知识经济所倡导的人本主义管理，其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都在于“人”，企业中“人”的地位不断提高。企业开始要求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企业运作，并通过员工不断的学习和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来达到企业繁荣和发展的目标。这种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业所采纳。

2.人类社会协调的和谐发展观

《道德经》上说：“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说的是天地之所以长久，就在于能够让人生存，无私奉献。企业要协调、持续发展，也需要具备天地的“不自生”品德，希望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客户贡献能源，为股东谋取利益，为员工提供发展，并寻求这四方的和谐与平衡。尤其推崇“和谐”的企业发展观，认为和谐是一种稳定状态，是人类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实现企业与社会、股东、客户与员工的和谐发展是现代企业最高的使命和追求。

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的“入世精神”

古代思想在理论层面上表现为一种以伦理为支撑点的民族文化精神，表现为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前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

古代中国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是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文化，即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并投身于改造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提倡经世致用、兴邦论国。数千年来这种积极关注社会的“入世”精神不断延续和发展，影响着代代中国人。今天，中国新一代企业家，如海尔集团的“争当世界500强”的精神，长虹集团的“以产业报国、民族兴盛为己任”的理念，都是古代中国“兴邦治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现科学的企业管理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许多要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等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的一些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

三、结语

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明存亡之道，晓兴衰之理。中国五千年历史给予了我们不竭的管理思想宝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面对跨国集团的强势登陆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如何推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保持企业良性持久发展，成为颇受学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课题。古代管理思想作为精神价值上的一种导向性趋势，在企业经营领域的价值效应正在日益凸显。把现代西方管理理念与古代中国管理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之路，对于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篇5：中国古代个人管理思想

——以儒家思想为例

摘 要：管理学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它不仅是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更是一种文化，尽管中国古代学者并没有正式提出过管理这一概念，但其思想却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思想，分析其内涵，探究其优劣，古为今用，这对于探索建立完整的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带有鲜明民族个性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以及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古代经典思想，儒家思想，管理学

在古代中国，早就存在着一门关于管理的学问，它专门研究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自先秦至明清，历代历朝的学者、思想家、哲学家，几乎无不关心和高度重视并悉心探讨这个问题，虽然这门学问在当时并没有被冠以“管理学”之名，而是被称作“内圣外王之学”或“修己治人之学”之类，单从名称上看，确实很难一下子把它同管理学、特别是以企业管理为其主课题的现代西方管理学联系到一起，但是，从其研究对象和实际内容来看，根据现代学科分类的一般标准，它则无疑可以也应当被理解为是一门介于政治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边缘性、综合性的学问。

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干。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以德治国的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因此，受儒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一、儒家思想在管理人性观上的认识

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与现代管理学中的“人本管理”理念是相通的，二者都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儒学的人本思想，不仅与现代社会的精神并行不悖，而且对于现代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重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人在管理资源中占首席之位。现代管理中，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也是管理活动的客体，是一切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活动的开展，最核心的都是管理好人。正因为如此，人本思想成为中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趋势所在，以人为本，尊重个人也成为一种优秀的管理文化。儒家思想中诸如“民惟邦本”，“仁者爱人”，“富民养民”的闪光思想，和现代人本管理形成一种契合，对现代管理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西方行为科学和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对于人性的探讨大都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展开的。西方行为科学先后提出四种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和复杂人。并据此产生三种人性管理理论：X理论、Y理论和超Y理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性恶论和孟子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

说、法家的人性好利说等。儒家的开山祖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荀子和孟子都承继了这一“人性可塑”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他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的“伪”并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指性善是人为的。他又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出现争夺。因此,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使人们遵守礼法,从而最终趋于安定太平。

一般地说，人本观念它具有强调和谐、稳定与团体意识的特点。在思维方法上，与西方文化重分析、重规范、重个人不同，东方文化更重 综合、重整体、重亲情、重集体。从管理角度看，东西方管理理念两者互有长短，但并无优 劣之分。当前，西方人本管理兴起，说明了我们提倡学习应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合理性。但同时我们也应学习代表西方文化精神的科学管理精髓，并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正如袁宝华同志所提出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原则，在学习运用中国古代 管理思想与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及时总结提高我们当代企业管理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作出不懈的努力。

二、儒学中“礼治”的管理思想

“礼”是儒家学说的标志性范畴。主张使国家“立于礼”，力主推行“礼治”于国家管理过程，是儒家管理学说的本质特征。儒家主张以“礼治”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管理，其实质也就是把管理本质地理解为组织；所谓“礼治”，就是按照“礼”的要求来建构人群关系体系和规定人群活动模式。儒家的管理学说，本质上是一种组织理论。

1，以礼为治的组织管理模式，首先是在于用“礼”来建构人群关系体系。为此，孔子和荀子先后都提出了“正名”学说，其实质乃是在人群关系体系即社会组织结构秩序混乱的情况之下，要求依据“礼”来实行对社会组织的重建或重构。所谓“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即意味着要通过“礼治”，使社会组织中相互差异的人们都按“礼”所规定的名位或名分，各就其位，各安其分，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从而保证社会组织内部结构的有序性。孔子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荀子所谓“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都说明了其“正名”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组织结构的有序化，以此恢复或提高其组织的整体功能。

2，以礼为治的组织管理模式，是在于用“礼”来规定人群活动模式。就此而言，“礼”具有组织行为规范的意义。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这就是说，一个不懂得依礼行事的人，就不能自立于社会组织之中，亦即无以在其组织系统中占有特定的位置从而作为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发挥其独特的和整体性的功能。这意味着，“礼”不仅是社会组织赖以产生其整体功能的客观依据，也是社会组织中各个成员赖以发挥其特殊功能的客观依据。但是，怎样才能使社会组织中的人都能自觉地遵守“礼”呢？孔子认为，唯有使“天下归仁”，“礼”才能真正成为人人都自觉遵守的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否则，“人而不仁，如礼何？”换言之，孔子在组织关系的协调上所特别重视的是人际间的感情交流，他主张通过人情这个调节器来协调社会成员之间以及成员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这可以说是以“仁爱”（人际感情融洽）来求得“人和”（人际关系和谐）的带有浓重人情味的组织行为管理模式。

三、儒学中“安人”、“修己”的管理思想

以儒学为代表的伦理型管理思想可概括为“安人”和“修己”，如果用现代管理理论来诠

释，即以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最终实现“平天下”之目标。

1，“天地之性人为贵”、“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国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达到“本理国固”的目的，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基本上就是沿此传承下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关于人的行为规律。孔武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在管理中，要重视研究人的规律，要根据一定的规律去满足人的欲望，办事情才能符合客观实际。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况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的观点，强调人有掌握天时、使用地利的办法，如果放弃人的努力，期望天地的恩赐，那就太糊涂了。关于奖励和惩罚问题。认为要用赏赐去鼓励人们不怕牺牲，为国立功的精神和行为，用刑罚使干坏事的人害怕，并得到约束。关于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思想，荀子指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这里，荀子提倡的就是集体行为，他认为群体性是人类本性之一，人的生存不能离开群体。总之,我国古代十分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各种群体关系,包括家庭邻里、社会、国家乃至自然界,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实体的责任。

2，“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意思是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最佳的管理行为都应是以双向约束为基本要求的，不仅约束他人行为使之端正，同时也使自己的行为得以规范。先哲们认为，“正己”为“正人”的前提，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正”，岂能奢言正人。

四、古代经典思想与现代管理存在的差差异

“以人为本”“贵和尚中”理念等，管理者应将这些积极思想应用于现代生产管理过程中，当然，传统文化中也必然有不适合现代管理的思想，比如平均主义思想，重传统轻创新等管理者需要避免或尽力消除这些消极影响。我国的企业管理还处于不成熟阶段，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理念，更需要将这些先进理念与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以便为将来形成我国自己的企业管理理论打好根基。

1.儒家传统管理重专制，现代管理重民主

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现代管理主张让员工参与决策，通过员工积极地在决策、营销、管理、科研等方面参与活动，使每一名员工的潜能得以展示，能量得以释放，与企业同舟共济，将“藏之于民”的知识充分地发挥和运用起来，最终实现组织的目标。

2.儒家传统思想重保守，现代管理重变革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现代管理则能够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事实求是，解放思想，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奉行机动灵活的经营方式。

3.儒家传统管理重义轻利，现代管理义利统一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现代管理并不否认“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

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现代企业应该把“义利统一”作为企业文化，传承下去，在获得企业利润的同时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4.儒家传统管理重均同，现代管理重个性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柔性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柔性管理的职能之一就是协调，协调关系主要是从个体开始。我们应该承认个体的特殊性——他们有不同的志向、爱好和需要，有不同的性格、追求和态度，有不同的知识、技能和潜力。

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许多要素在现代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等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的一些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管理现代化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它积极的、合理的因素，都是世界文化财富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肯定某一文化或否定某一文化，而是应该站在一个高处，兼收并蓄，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管理要求出发，博采众家之长，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础上，来丰富现代管理理论，推进东方管理科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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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吕巧凤.儒家的人本思想及其与现代管理理念的契合[J].理论探讨

[3]刘华伟:儒家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J].中外企业文化, 2007,(02)

[4]李启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J].文教资料,2007,(06)

[5]唐药隐.儒家语录.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7.43-50

篇6：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主要以避免战争为主，认为战争是解决冲突的最后手段。这在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中有集中阐述。孙武也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乃至现代军事思想影响最大的军事思想家，被誉为“兵圣”。《孙子兵法》开篇便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书中最早提出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其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孙膑兵法》作者孙膑，《吴子》——作者吴起，《六韬》——旧题周朝的姜尚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纪效新书》——作者戚继光，也就是说这是戚继光打鬼子的经验总结。另外再推荐一本《周易》（或称《易经》），“要说这本书，那可真算得上是万金油，上至外星生物，天外来客，下到世界文明，人类前途，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推出来，反正随你去读。”——出自《明朝那些事儿》，据此书说明朝另一位抗倭名将俞大猷就在《周易》中领悟了所谓百万合一之兵法（虽将百万，可使合为一人也）。值得一说的是俞大猷有可能最早提出了海战的大炮巨舰理论，其所著的《正气堂集》明确指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另外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王守仁的著作中可能也有关于军事方面的论述，据说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和日本江户末期思想家，兵法家佐久间象山都是他的粉丝。

西方主要大国军事思想最开始主要受普鲁士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影响，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战胜敌人、打败敌人，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是个奇怪的三位一体：暴烈性的要素，使战争成为一种盲目的自然冲突，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使战争成为一种纯粹的理智行为。这三个方面，分别主要同人民、统帅和它的军队以及政府有关。克劳塞维茨说：“这三种倾向像三条不同的规律，深藏在战争的性质之中，同时起着不同的作用。”——出自《战争论》，第1卷。这是西方早期军事思想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最大区别。另外西方对军事思想比较有影响的军事著作还有美国人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这本书产生了海权论，对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大炮巨舰产生了直接影响。还有意大利的杜黑的《制空权》核心是空军制胜理论。其思想影响了当今西方主要大国乃至全世界军事建设的方向。另外我所知道的西方的军事著作主要以阐述战术思想为主，很少有像《孙子兵法》和《战争论》阐述战争核心思想的。比如隆美尔的《步兵攻击》核心思想就是进攻、进攻、再进攻。强调部队灵活机动、大胆推进。隆美尔的另一部著作《进攻力学》主要阐述进攻的槓杆战术，其核心内容是正面佯攻敌人，而将主力迂回到被攻击方的後方或一侧，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篇7：中国古代的「为公」思想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作主,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根本上的一致,使集体主义成为调节三者利益关系的重要原则.

作 者： 谭德贵 李纪岩 作者单位： 谭德贵(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李纪岩(山东师范大学政法系)

篇8：中国古代个人管理思想

封建社会, 不允许自由的建筑设计和施工, 从唐朝开始, 就有关于建筑项目的详细规定, 例如建筑的规模和样式, 特别是建筑颜色, 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等级的象征, 例如汉代富丽堂皇的色彩只属于皇室, 对于民间用色要求极为苛刻和严格, 对于建筑的标准工时定额、建筑用材的尺寸和种类都有详细的规定。

在宋代就有《营造法式》一书来规定和约束设计的工艺和用材、色彩。这种政治上的原因一方面限制了建筑多元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建筑无论是在建筑样式上, 还是建筑用色、建筑空间甚至建筑意境上都追求高度的和谐和统一的美感。

2 建设项目管理分析

2.1 模式分析

在建筑项目中, 对于建筑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工匠大多数是没有社会地位的, 他们虽然是项目的设计者、施工者, 但在实际操作中真正有决定权的还是政府官员, 在项目活动中“水木作”是中间的协调者, 相当于今天的项目工头。比如嘉庆年间的孙南来, 完成了很多优秀的项目作品, 大型的或者小型的都有迹可循, 然而那个时代, 孙南来仍然是一个“闲散”的工匠身份, 没有社会地位, 对于“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时代, 即使是一个优秀的建筑设计师也是没有尊重可言的, 这对工程建筑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极大地限制了古代建筑业的发展。

建筑工匠的服役性质的劳动实际上没有实质的收入来源保障, 甚至有的政府官员聘用专职的工匠, 这些都无形之中加大了建筑行业之间的压力, 在建筑工匠中大多实行“师徒”性质的技术传授, 技术性的东西一般是以财产的形式来保护和继承, 不能和对等行业的技术形成知识交流, 这种相当程度上的狭隘性限制了建筑行业的发展, 使得一个固定时代的建筑风格始终是一成不变的, 建筑颜色、建筑模式和建筑空间都是同一种风格, 虽然有利于统治者的阶级管理, 但也对自己形成了约束, 不能自我突破和创新, 从精神层面上说极大地限制了人民的创新意识。

2.2 造价管理分析

施工技术的严格制度化, 保证了建筑项目造价的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 在项目开始之前, 就有严格的详细规定, 例如建筑材料采购中的材料 (木材、石灰、涂料等) 种类、市价、数量和人力物力开支, 有专员进行详细记录, 在施工之后对项目开支进行核对和审查, 然后上报给政府阶层。所以, 在一个项目完工之后, 往往能对项目拉开至精确到一分一厘一毫, 稍有不对, 轻则自己填补资金漏洞, 重则因此获牢狱之灾也是有例可查, 这对于项目施工过程中的管理和项目建设效率、质量控制都有益处。

2.3 质量管理分析

政府的参与和介入使得建筑项目的质量得到严格控制, 对于出了问题的项目, 惩罚一般都较为严厉。在一个工程之中, 主要负责人对于项目的控制和把握是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为筹码的, 例如明代的项目施工实名制。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对于建筑材料的质量控制和比例配置, 路面铺砌砖瓦的严格预算, 都是谨慎小心的完成。最好的例子就是明代修建的明城墙, 由于其重要的防御战略上的作用, 必须保证其城墙的耐久和坚固, 据说为了使城墙达到坚不可摧的预期效果, 每一位工匠要对自己铸造的砖瓦实名制负责, 并且会将两位工匠制造的砖进行对撞, 破碎砖瓦的制造工匠会被处以严厉的刑罚。在这种严厉的制度下, 大大提高了工程的质量, 使得明城墙历经风雨依然耸立一方。

这种苛刻的建筑管理模式虽然并不可取, 但的确相当大的保证了建筑施工的质量, 留下了数之不尽的优秀历史建筑。例如清代姓雷世家对建筑就采取家族式的模式来进行严格约束, 保证质量和效率, 所以雷氏家族也是为数不多的获得阶级地位的工匠之一。

3 管理思想分析

3.1 狭隘性

在项目进行中, 一般只是聘用固定的工匠来进行“复制式”建筑, 对于建造的样式和材料都有详细的规定, 对于工匠来说只准世袭制进行技术传承, 不准迁业, 对于很多优秀的建筑工匠, 甚至是设计师, 都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建筑工艺的发展, 对于建筑工程, 鲁班、公输子、雷氏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建筑奇才, 在古代也只是匠人的身份存在, 不得不说是古代阶级制度下的悲剧。

在现代,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建筑材料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 建筑学, 工程管理等学科的开设, 各色建筑论坛、建筑交流会, 还有网络上庞大的建筑资源共享, 都为信息化的今天创造了很大的自由空间, 是时代的幸运, 也是时代的进步。

3.2 模式性与统一性

建筑的管理过程是一个高度相似的模式。在建筑项目施工过程中, 由于建筑项目的高度相似性使得建筑项目的管理流程也形成了完全统一, 例如一套图纸可以建筑多个房屋, 在追求不断变化的我们看来, 单调而又缺乏个性, 缺乏想象力。

在现代管理过程中, 由于建筑设计的自由性使得建筑的多样性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和改善, 所以建筑模式也是多样的。对于管理者来说, 不应当照搬现有的管理模式和管理规章制度, 而是根据实际的项目工程来制定特有的建筑管理模式, 实际上一个项目的自身差异性如果增大, 就不可能会有与之相对应的建筑模式来提供参照, 所以一个没有阶级约束的时代就应当将社会思想反映在建筑中, 才能不断创造出好的作品。

3.3 制度性与皇权性

在封建社会往往过分强调皇权的重要性, 例如三国时期邺城开创了一种严格的里坊制度:平面长方形, 整个城市是一种棋盘式分布, “里”和“市”由高墙包围, 按时开启, 城内功能分区严格划分, 是不容许民众的自由的存在的, 所以民主化的意识被压制, 创新也就不复存在。及至唐代, 由于大气开放的城市环境, 里坊制度才渐渐被废除。

这种制度性的管理模式使得一个时代的建筑停留在一个刻板的风格上面, 没有人有权利去更改, 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在现代, 人们已经有了最大化的自由和创作空间, 使得人民的自我创新意识也在不断发生改变, 社会才会不断进步。

另外在项目进行中, 严格的管理制度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建筑的质量和效率, 在建筑项目数不胜数的今天, 建筑项目的不再受约束也使得建筑质量和建筑效率往往停滞不前, 甚至相对于古建来说略有退后, 这也是我们应当借鉴的地方之一。建筑材料的选择, 建筑经济的控制和建筑质量监督管理环节都有着太多的漏洞和欠缺, 相比较于古代项目的管理, 缺乏极大地自我约束能力和严格的管理规范, 甚至还有贪污或者滥用职权的事情存在。在这一点上应当加以注意。

3.4 管理体制的系统性

我国在汉武帝时期就形成了特有的工程管理的制度, 即工官制度。对于古代大型的工程, 已经有明确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分工, 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古代大型建筑工程在管理上的系统性, 这点是非常难能可贵和具有研究价值的。以清代的惠陵工程为例, 在确定工程建造地址后, 派出四位大臣负责承修, 并组建寝陵工程处, 形成一套直接向皇帝负责的工程管理机构, 专职负责办理寝陵的规划设计, 招商承包, 监督管理, 实施营建等一切事物。它以内部档房为管理核心, 辅以印房、印库两个职能部门, 以及样式房和算房两个技术部门, 同时还要成立一个与工程处平行的监督审查机构。而且各个部门的职能明确, 不可替代。比如印房, 它是工程的正式管理机构, 需要皇上的批准才能成立, 其主要职能是掌管都统印信, 办理章奏文移, 协办各项事务。样式房的主要职能是营建设计, 它绘制建筑工程图和制造工程模型, 然后根据图纸和模型提供的信息按比例建造和施工。算房一方面负责核算土方量, 另一方面统计工程物资, 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并作出工程的预决算。算房里面的师傅也就是现在的造价工程师了。

管理体制的系统性在其他建筑工程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 比如都江堰工程, 颐和园工程。种种例子足以说明中国古代大型建筑工程的建设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和有效的工程管理体系, 使得工程得到系统的管理, 实现了管理职能的合理分配, 提高了古代大型建筑工程的工程质量, 加快了工程进度, 优化了资源的配置。

4 结论

在建筑的历史长河中, 中国古建形成两种发展模式, 一种是在政府的参与和领导下的官式建筑, 另一种是带有自主特点的民间建筑。而民间建筑大多是小型住宅和院落, 大型建筑少有涉猎, 所以大型古建多是中央政府掌管 (其中包括舟车、仪仗、山泽等) , 由“工官”制定法规法令、设计规划、征集工匠、购运建材各个环节, 实行统一管理与领导。这种管理模式在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细的今天, 有利也有弊。对于现代社会, 一方面要杜绝古代管理者的“专政专制”, 避免闭门造车, 对建筑采用古代的“复制”手法, 应当追求创新以设计出更多有新意的作品, 不受“模板”的约束和限制, 同时也要学习古人严谨的施工过程、高度的责任心和自制能力, 借鉴古建项目管理中的制度性原则和古代建筑工匠和管理者的工作态度。

摘要：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建筑渊源的文明古国, 而流传下来的不同时代的优秀古建筑是对它所处时代的文化、宗教、生活的一面镜子, 折射着精彩各异的文化信息, 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纵览从古至今的古建发现, 中国古代建筑存在着一个相对完整和系统的发展规律, 对于工程建设也有相对成熟的管理思想, 从这个思想中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这就是研究大型古代建设工程管理思想的作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