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质量管理（精选十篇）
中国古代质量管理 篇1
我们中华民族追求高质量的历史源远流长, 质量管理的思想和做法自古就有。远在石器时代, 我们的祖先就有了朴素的质量管理思想和意识, 当时石器不仅按照不同的功能、用途进行制作, 而且对于石器所用的石料进行筛选选择, 对加工出来的石器产品还要进行简单的质量检验。
随着时代的进步, 我们的祖先不断地创造着高质量的产品, 特别是青铜器的出现。其首先应用于兵器方面, 世人熟知的越王勾践剑就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宝剑之一, 经历了千年历史依然锋利如昔, 可见我国古代的青铜制作质量的水平。
《礼记》记载了周朝对食品交易的规定, 这大概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质量的记录:“五谷不分, 果实未熟, 不粥于市。”其内容是, 在五谷与于水果不成熟的时候是不允许贩卖的。
《考工记》, 作为一部官书, 是周王朝关于各种器具制作标准及工艺规程的具体规定, 其中也有数条是针对生产过程中出现残劣次品不得流入市面的规定。《考工记》开头就写到“审曲面埶, 以饬五材, 以辨民器。”所谓“审曲面埶”, 就是对当时手工业产品作类型和规定的设计。“以饬五材”, 是确定所用的原材料。“以辨民器”, 就是对生产出的产品要进行质量检查, 合格者才能使用。
从上述有关周朝的管理来看, 西周对市场上商品的质量是相当重视的, 这不仅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 而且对后世的质量管理产生了很大影响。
秦代兴建的长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 也是世界八大奇迹中仅存于世的。度量衡的统一为提高产品质量奠定了基础, 这也反映出我国古代对产品质量所做的积极努力。“书同文, 车同轨”致使中国文字不断层, 铁路现今依然继承古法。秦始皇作为中国古代的第一“标准化大师”实属当之无愧。
先秦《礼记》中“月令”篇, 有“物勒工名, 以考其诚, 工有不当, 必行其罪, 以究其情。”的记载。其内容是在生产的产品上刻上工匠或工场的名字, 并设置了政府中负责质量的官员职位“大工尹”, 目的是为了考察质量, 如质量不好就要处罚和治罪。首先提出用“物勒工名”质量负责制对产品质量进行检测监督的构想, 是春秋时期秦国宰相吕不韦, 经过四年多的不懈努力, 率先在秦本土实行了:国家于每年十月份对各郡、县工业产品进行质量抽验的制度。同时, 还将各郡 (省) 县制造工业产品用的衡器、容器等, 由“大工尹”统一进行年审。凡不符合标准, 不得使用, 以保证产品质量能“功致”。当时的手工业产品主要是兵器、车辆等。由于兵器的质量是决定冷兵器时代战争胜负的关键, 因此质量管理就更加详细严格。如对弓箭, 就分三类, 并选择材料, 以柏最好, 对弓体本身的弹射力 (几石) 、射出距离、速度、对箭上的羽毛及其位置亦有具体规定。这些都是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得来的。秦朝能统一六国, 这与其相对完备的军械质量管理制度密不可分。
《初学记》卷二七引《范子计然》曰“肃细文出齐, 上价万二千, 中价万, 下价五千也。资料记载表明汉代各地所出产品均存在上、中、下三等价格的差异, 这种差异的产生应当也是按照质量的优劣粗细而定, 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或者特例, 而是非常普遍的了。王莽时, 第一次明确了三等价格制度, 《汉书食货志》载“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 实定所掌, 为物上、中、下之价, 各自用为其市平, 毋拘它所”。
唐代三贾均市进一步典制化。唐朝由市令掌管物价, 实行三贾均市。“贾”指价格, “市”是城市商业活动集中的地方, 市场上物价管理依产品质量高低优劣划分三种价格, 均衡市场贸易价, 即三贾均市, 是唐京都诸市令管理商品交易市场货物价格的一项制度。三贾均市, 就是由市场官员按商品质量优劣, 每十天对物价进行调研、评估, 确定三等价格作为市场的指导价和官方买卖的物价依据, 这种宏观的调控并非只能被动适应供求状况, 在一定范围内, 通过价格的调整, 也可以刺激或限制商品供应量的增加, 促进供需平衡。唐代以三贾均市为基准的物价管理制度在继承旧制的基础上, 更加规范化、合理化, 适应了唐代的市场发展速度, 对唐代商业繁荣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此外, 例如《唐律疏议·杂律门》中还规定:测量工具必须每年8月接受检验, 只有经过检验并带有检验印记的方可使用。
到了北宋, 为了加强兵器的质量管理, 专设了军器监。军器监派员至各处制作院, 指示制作的法式 (规格、标准) , 将制作的优劣分为三等, 作为各州制作院官员升降的依据。为了改进兵器质量, 军器监集合了各地的优秀工匠, 交流经验, 提高技术。军器监还对军器的发明创造, 采取奖励和推广的办法。这些措施, 对提高兵器质量、改造兵器性能。起了积极地作用, 并增加了产量。当时的军器监总管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谈到了当时兵器生产的质量管理情况。据古书记载, 当时兵器生产批量剧增, 质量标准也更具体。如对弓的质量标准就有以下六条:
(1) 弓体轻巧而强度高; (2) 开弓容易且弹力大; (3) 多次使用, 弓力不减弱; (4) 天气变化, 无论冷热, 弓力保持一致; (5) 射箭时弦声清脆、坚实; (6) 开弓时, 弓体正、不偏扭。
这些质量标准基本上还是实践经验的总结, 产品质量主要依靠工匠的实际操作技术, 靠手摸、眼看等感官估量和监督的度量衡器测量而定, 靠师傅传授技术经验来达到标准。工人既是操作者, 也是检验者, 经验即是标准。
南宋由行会来把质量关。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里, 则提到了临安的各种食品市场和行会:米市、肉市、菜市、鱼行、南北猪行、蟹行、青果团、柑子团等。投机分子仍常常使用“鸡塞沙, 鹅、羊吹气, 鱼肉注水”之类的伎俩谋取利益。面对这样繁荣的市场, 为了加强管理, 宋代官府让各类商人组成行会, 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 并按行业登记在册, 否则就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商品的质量也由各个行会把关, 行会首领负责评定商品的成色和价格, 充当本行会成员的担保人。除行会把关之外, 法律也继承唐律的规定, 对腐败变质商品销售者予以严惩, 但是行会的监管职能并不全面, 并且小商贩们通常不加入行会, 政府和行会对他们的控制就更加有限。
俗话说“小商道做事, 中商道做市, 大商道做人”。而以德为根, 以质为本更是大商家的优秀品质。清朝大商家王炽就是坚持绝对质量, 对自己货品质量绝对负责, 对客户诚实忠诚, 他的理念是做生意当然要赚钱, 但是绝对不赚昧良心的钱。一次, 王炽手下一人突然发现草药已经开始发霉, 很多伙计主张把草药卖掉, 虽然发霉, 但仍可以使用。可王炽却命令伙计把草药拉到郊外烧掉了, 使自己损失惨重。在当时的时代, 王炽能有这样的客户意识, 质量意识实在是难能可贵, 也为自己成为“清廷之国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代封建王朝, 对产品都规定了一些成品验收制度和质量不合格后的处罚措施。官府监造的产品一般都由生产者自检后, 再由官方派人验收, 而且秦、汉、唐、宋、明、清都以法律形式颁布对产品质量不合格的处罚措施, 如笞、没收、罚款和对官吏撤职、降职等处罚规定。
浅析中国古代社会管理 篇2
一个事物的发展史，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大背景下形成，中国古代管理也不例外。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上的思想、特征，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决定的。
一、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大致看来，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其一，农业经济为主导；其二，政治组织发达，较早形成了系统的社会等级秩序；其三，国家政权在强制和主宰社会秩序的同时，非常注重思想改造；其四，强调政教分离，严禁宗教干政。中国社会是较早地超越了宗教的社会，社会团体不会屈从于神界，世界观也主要不是通过崇拜仪式来维系；其五，以“家长制”为基础的家族管理制度成为了基层社会自治的基础。此外，从公共道德的层面来考察，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较为缺乏公共精神，这也是一个重要特征。
二、管理与社会管理
管理是随着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诞生而产生的,它最初只限于生产、军事等方面,后来由于国家的出现,管理才逐渐发展起来。一般来说,所谓管理就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志,有意识地利用这种社会关系或创设新的社会关系以实现对人和物加以调控、配置、组织和规范的一种活动。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和纠正社会失灵的过程。
社会管理在广义上，是由社会成员组成专门机构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进行的统筹管理；在狭义上仅指在特定条件下，由权力部门授权对不能划归已有经济、政治和文化部门管理的公共事务进行的专门管理。
三、我国古代社会管理思想
(一)我国古代各时期的社会管理思想
1、先秦时期的社会管理思想
在这一时期，社会管理与行政是融为一体的，只有将管理寓于行政之中，才能实现统治者的统治目标。因此，行政管理是社会管理最主要的实践形式。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诸子百家的思想就是先秦时期社会管理思想的集中体现。道家倡导“无为而治”的自然管理观，其核心管理理念围绕“道”展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万物的本源，是永恒存在的，是社会管理的根本。只有遵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管理思想，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儒家主张“为政以德”、“以和为贵”，“仁政”是其治国方略的核心，“天下归仁”是其管理的最高目标。在社会管理实践的过程中，只有采用“克己复礼”的方法，才能实现“和而不同、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反对礼治，认为只有以法为本，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统治目的；同时，他们提出了“因时变法”，主张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管理，社会管理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世道的变化而变化的。墨家则提出了“兼爱”、“非攻”的管理思想，强调要实现政治管理的最高境界，就必须统一思想，保证上下“相通”。
2、秦至唐朝的社会管理思想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以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为目标的行政管理思想日臻完善，统治者进行社会管理也是为实现大一统服务的。这一时期社会管理思想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秦汉时期、三国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秦始皇实现大一统之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集中的封建专制政权。为了适应政治集权的需要，秦朝对社会领域实行严格的集权管理，“书同文、车同轨”便是这一管理思想的具体体现。汉承秦制，西汉初年，统治者主张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社会管理方式来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的全面发展；汉武帝时期，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针，社会管理再次向集权管理方向发展。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自秦汉统一之后的第一个长久分裂期。这一时期，战争频繁，社会混乱。因此，在社会管理领域强调“礼法相济”、审时度势，主张根据不同的社会环境进行不同的社会管理，以争取早日再次实现大一统，保持社会的稳定发展。
隋唐时期，经济的繁荣为社会管理的不断创新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基础。这一时期，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兴盛。隋文帝吸取前人教训，主张进行廉政建设，并对法律、军事、政治等多项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到了盛唐，社会领域“依法管理”的思想开始盛行，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整个中国社会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
3、宋至前清的社会管理思想
宋明理学的兴起，至南宋朱熹达到顶峰，形成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社会管理思想体系。“存天理，灭人欲”主张通过去除人的私欲、明理见性来解决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
元朝推行的行省制度不仅是我国政治制度和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制度的一次重大革新，同时也对我国社会管理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得以郡县为基础的地方社会管理向以行省为基础的地方社会管理转变，开启了中国地方社会管理的新篇章。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康乾盛世”迫使我国首次面临人口膨胀的危机。洪亮吉提出的天地调剂之法，主张以“移种民以居之”的方法来缓和人口大量增长和社会生产资料不足之间的矛盾。
（二）我国古代社会管理思想中的主要思想 通过梳理从先秦到前清中国古代社会管理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思想，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但以先秦时期的社会管理思想主张为主要代表。主要思想可概括为：其一，宗教、神学控制论；其二，道德约束观；其三，礼乐治国体系；其四，无为而治的主张；其五，法家的社会控制思想； 先秦之后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虽然也有人提出了社会管理的一些具体新举措，但是在大的社会治理和控制方式的主张上，并没有变化，历朝历代社会治理的具体思想虽有差异，但基本上都是在上述五种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其中，儒家和法家思想的合流、儒家的伦理规范和法家的法律治理并行，成为了主导的社会治理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特别重视社会稳定，并且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特别强调社会秩序，而法家、道家、墨家乃至中国的佛家，也都非常重视社会秩序，追求既定秩序下的社会稳定则是中国历代社会思想的特点所在。
四、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基本特点和经验
中国社会的历史，总体上看具有很强的宏观连续性：人口规模超越历史；保持中央权威的统一；管理众多的人只能依靠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信仰制度，政府机构必须由受过训练的精英组成，地方当局在农村代表着国家o[在连续数千年的不间断统治中，中国累积了自己独特的社会管理成就和经验。
其一，统一的社会信念和中央政权的统一与强大，是整个社会安定的前提和关键。自秦建立统一的中央王权以来，大一统的理念深入人心，“王权至上、国家统一、一统天下”等理念，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中国历史上，在中央王权被削弱的时候，整个社会通常也会陷入动荡，甚至是军阀割据。社会安危与中央的政治清明和统治力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整个国家的安危系于王权，这是中国社会治理的一个显著特征。
其二，注重社会秩序与社会控制，而非自由与权利。这点与近代西方注重个人自由和权利保护的特 点有很大不同。表现在：(1)维护等级秩序。(2)注重维护社会整体利益。(3)强调道德教化。
其三，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共同治理社会。在中国古代社会，国家对社会控制的范围实际十份有限。中央政权主要局限于意识形态宣传、平乱、维持国防、为支撑自身的税收、选择继位者、新建公共工程。但是，缺乏鼓励经济发展、应对社会变革、提供基本福利，也缺乏对教育和现代政府建立的有效组织。在基层社会，国家既注重通过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与国家政权的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对乡村的控制，同时又注重利用乡村精英来治理乡村社会。风俗、习惯、乡绅和地方的德高望重者、宗族组织、基层社会的精英等，在村落经济、礼仪活动等地方常治理中，也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四，综合为治，国家法与民间法等大小传统共同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1)与其他多数国家的古代社会一样，在传统中国，风俗、宗教、迷信、习惯、武力、道德、法律等多元方式共同规范着社会行为。(2)当然，国家统治社会的手段，概括起来不外乎是道德、宗教和法律三种手段，礼、德、刑，构成了国家统治社会的主要规范，并在长达数千年的过程中，共同发挥着凝聚社会的积极作用。(3)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国家法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甚至是主导作用，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的法律主要目的是社会控制，而不是为了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虽然法律制度在社会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较为突出，但是，应对大规模社会危机的基本法律制度则十分匮乏。(4)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虽然被有的学者视为一个无“法”的社会，但是无国家之“法”，并不等于社会没有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一个人口流动陛很小的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是一个主要依靠社会成员自我规范约束和主动服从秩序的社会。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行为主要靠传统的礼管束着。
此外，被统治者合理借鉴的宗教中的劝善、因果报应等思想，在社会控制中，有时也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五、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历史反思
1、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历史教训
一种社会秩序的建立，离不开四个基本要素：信奉和遵从共同的规范和价值；社会结构稳定；社会关系协调；无序与社会冲突得到控制。纵观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中国的王朝兴衰成败呈现出了一定的周期律。
其中，导致社会衰败、失控的共性表征和原因主要有：其一，中央政府的软弱无能以及政治黑暗、暴政、吏治腐败、自然灾难、边疆地区的地方暴动，社会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以及意识形态消沉等，多是导致政权统治灭亡的主因。其二，因社会矛盾和冲突而引发的农民起义，往往会导致政权灭亡。其三，对重大灾荒事件的应对不力，是很多统治政权灭亡的直接导火索。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问题，总体上没有被有效纳入统治者的视野，国家的治理，主要是对政府机关自身的管理。其四，人治而非法治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模式，是历代封建王朝统治难以持久的重要原因。
2、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历史反思 2、1从国家“管理”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社会管理
学者谢耐和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社会政治实际上在不断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需求。谢耐和还认为，人人类历史上在所有的其他民族中都找不到比中国社会更为公正和更人道的社会了。国家对外敌的抵御、对人民生存权的承认与保护、吏治的治理、灾荒的应对等等，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必须要直面的问题。
(1)虽然学界可能会有一些较为积极的评价，但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总体上是在人治之下的治理，而非一种法治化的社会治理模式。(2)天命与正当性，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变革时代各种力量获取统治合法性的关键。(3)暴力化的革命性思维，在很多人心目中根深蒂固。2、2从社会内在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社会管理
有学者从社会内在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变革特征所做的另一种包括：(1)“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的变革始终与商品经济的大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2)社会变革以“民”的演变为基础和主线。(3)中国社会在变革之际，往往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旧制度消亡与新制度建立)，甚至是战争，4)社会变革是整体变化而非局部变化。从生产力、经济结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制度到思想观念、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往往会同时发生转变。且每一次变革，都伴随着儒家思想的发展和复兴。2、3全球化下的中国社会管理
中国古代质量管理 篇3
一、前言
纵观历史，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溯起来从夏朝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政府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古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思想。众所周知，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作为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已消亡，但那些已溶于民族血液中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形态有些仍然将长期存在，传统的管理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意识和行为。
二、古代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1.“天地之性人为贵”、以人为本的思想
古代思想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宣扬的就是朴素的人本哲学思想。把人视为现代企业最为核心和宝贵的资源，重视“仁”与“义”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通过实施人才战略、人『生化管理和家庭式文化，努力发现、培养和发展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让企业成为员工生活与工作的希望之“家”。随着知识经济的极大发展，企业的经营管理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知识经济所倡导的人本主义管理，其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都在于“人”，企业中“人”的地位不断提高。企业开始要求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企业运作，并通过员工不断的学习和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来达到企业繁荣和发展的目标。这种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业所采纳。
2.人类社会协调的和谐发展观
《道德经》上说：“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说的是天地之所以长久，就在于能够让人生存，无私奉献。企业要协调、持续发展，也需要具备天地的“不自生”品德，希望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客户贡献能源，为股东谋取利益，为员工提供发展，并寻求这四方的和谐与平衡。尤其推崇“和谐”的企业发展观，认为和谐是一种稳定状态，是人类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实现企业与社会、股东、客户与员工的和谐发展是现代企业最高的使命和追求。
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的“入世精神”
古代思想在理论层面上表现为一种以伦理为支撑点的民族文化精神，表现为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前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
古代中国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是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文化，即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并投身于改造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提倡经世致用、兴邦论国。数千年来这种积极关注社会的“入世”精神不断延续和发展，影响着代代中国人。今天，中国新一代企业家，如海尔集团的“争当世界500强”的精神，长虹集团的“以产业报国、民族兴盛为己任”的理念，都是古代中国“兴邦治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现科学的企业管理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许多要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等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的一些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
三、结语
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明存亡之道，晓兴衰之理。中国五千年历史给予了我们不竭的管理思想宝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面对跨国集团的强势登陆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如何推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保持企业良性持久发展，成为颇受学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课题。古代管理思想作为精神价值上的一种导向性趋势，在企业经营领域的价值效应正在日益凸显。把现代西方管理理念与古代中国管理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之路，对于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初探 篇4
关键词：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宏观经济管理思想非常丰富, 本文仅就宏观管理的目标、结构以及宏观管理的方针等, 作些简单的介评, 并结合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管理问题, 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1 以富国为目标的“富国之学”
这是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早在西周建国之时 (约公元前1100年) , 尚父姜太公就提出要实现“国富而家娱”。春秋初期 (约公元前700年) , 齐相管仲明确提出“富国安民”的经济目标。儒家的创始人孔丘, 把“富国富民”看成是治天下的重要任务。这是中国古代“富国之学”思想的雏形。
“富国之学”的成形是在战国时代 (约公元前4-2世纪) 。主要代表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商鞅, 二是苟况。
商鞅的“富国之学”是以“农战论”为核心的。他说“国之所以富, 农战也。”这就是说, 国家要富强, 一是抓农业, 二是抓战备。在农与战二者的关系上, 他认为农是战的基础;在富与强二者的关系上, 主张富不离强, 富是为了强;在富国与富民二者的关系上, 他认为重点是富国, 要富国就要限制富民。可见, 商鞅的“富国之学”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思想, 严格说来还未完全形成“富国之学”。
苟况的“富国之学”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封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论, 是对先秦思想家关于富国富民思想的综合和发展。其基本观点为:a.富国并不单是为了强兵, 归根到底是为了发展国民经济, 增加国家财富;b.提出“上下俱富”, 把富国与富民统一起来, 把民富作为国富的基础;c.认为“田野县鄙者, 财之本也;垣窖仓库者, 财之末也。”即认为农业生产是财富的本源, 而物资的储备只是财富的“流”, 从而提出“开源节流”的财政方针;d.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 主张“强本” (即发展农业生产) , 又强调“节用” (即节约消费) 认为只要强本节用, 则天下不能贫。
西汉时期, “富国之学”有了进一步发展, 这突出反映在桑弘羊的富国思想和政策上。桑弘羊辅佐汉武帝理财数十年, 推行了一套富国之策。主要有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统一币制、经营公田和边境屯田等。
进入近代以后,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 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因此一些进步思想家们在继承古代的“富国之学”时, 都与奋发图强反对外国侵略的时代总任务联系起来, 从而赋予“富国之学”以新意。
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 如何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的“富国之学”呢?这就必须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联系起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两个基本点,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因此, 我们现代的“富国之学”的基本特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 二是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三是把富强与民主、文明结合起来, 四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末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人民生活比较富裕, 基本实现现代化。
2“本末”并重的经济结构论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农立国, 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要的和统治的地位, 因此当时人们把农业称为“本业”, 把手工业和商业称为“末业”。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就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比列结构问题。对此, 古代思想家们就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问题, 进行了长期的争论。直到近代才基本上统一了认识。
到西汉初期, 儒家学者接过先秦法家提出的“重本抑末”论, 加以改造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统治服务。贾谊作为儒家学派继承者, 向汉文帝建议“驱民而归之农, 皆著于本, 使天下各食其力, 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西汉儒家学派的另一著名代表错, 则把“重本抑末的”。明末清初,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出现, 本末之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率先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 认为不应按部门划分本末, 而应按是否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长作为划分的标准。进入近代以后, 进步思想家们一般都认为农工商必须并重, 不可偏废。
以上所述本末之争的历史过程, 从“重本抑末”到“本末并重”, 再到“以商立国”与“定为工国”, 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过程, 也反映了经济结构的逐步变化的过程。同时, 这种本末观的变化, 也给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带来积极的影响。结合我国现阶段的情况, 要搞好当前的治理整顿和进一步深化改革, 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增加有效供给, 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特别是要千方百计把农业搞上去, 并着重发展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 以保证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所有这一切, 都离不开对新形势下经济结构的正确认识和处理。
3 两条不同的宏观管理方针
在对宏观经济如何管理的问题上, 我国历史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管理方针:一条是“善者因之”, 即自由放任的方针;一条是“通轻重之权”, 即实行国家调控的方针。这两条方针在先秦时代已具端倪, 到西汉时期基本形成鲜明对立, 在后来的近二千年中, 两者被统治者交替使用或混合使用, 但总的还是实行后者的时候多一些。西汉初期, 鉴于秦王朝迅速覆亡的教训, 肖何、陆贾等提出遵循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 强调与民休息, 实行重农、崇俭、轻徭薄赋三大政策, 受到了显著的效果。后来由于封建制度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化, 汉武帝的内外政策对财政提出很多的要求, 于是理财大臣桑弘羊根据《管子》中的思想, 制订和推行了一整套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方针, 将盐、铁、酒收归国家直接经营, 建立均输平准制度, 经营公田和屯田等。但是, 这条方针及其措施受到了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生们的非议, 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双方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贤良文学大力宣扬实行经济自由放任的好处和意义, 反对政府直接经营工商业, 提出要“罢盐铁、均输”。对此, 桑弘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 指出实行自由放任并非像儒生们说的那样美妙, 而是弊病很多, 而实行国家控制的方针, 就可以纠正这些弊病, 带来很多很大的好处。
与桑弘羊基本上同时代的史学家经济司马迁, 也提出了与桑弘羊不同的宏观经济管理方针, 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管理方针。司马迁认为, 对宏观经济的发展来说, 应当是“善者因之, 其次利道之, 其次教诲之, 其次整齐之, 最下者与之争。”这里所说的“善者因之”, 就是听任私人工商业自由生产和经营, 国家不应加以干预, 更不应进行压制, 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必须遵循这个自由放任的原则。其他如“利道”、“教诲”、“整齐”等办法都是次之又次之的, 而由国家直接进行生产和经营, 这是与民争利, 是最下策, 是不足取的。
西汉以后, 主张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这两种宏观经济管理方针之争并没有停止, 但在实践上一直是国家干预的方针占主导地位, 而在舆论上则自由放任之说也时有所闻, 只是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家的论述有所不同而已。我们今天研究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历史的争论也是可以借鉴的。
以上我们从中国古代经济管理中的目标论、结构论、以及两条管理方针的论述中, 可以看出它们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系统的, 而且是比较深刻和广泛的, 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继承和发扬,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 并借鉴西方科学管理方法的经验, 创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方针与方法。
参考文献
[1]何炼成.中国经济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8.
[2]潘承烈.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今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8.
[3]王平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的现代借鉴[J].江南大学学报, 2005 (5) .
中国古代宗教管理体制源流初探 篇5
中国古代宗教管理体制源流初探
我国对宗教实施管理，是从佛教开始的。随着道教的勃兴，封建王朝对佛教、道教都陆续建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时间大致在东晋南北朝。基督教自唐传入后，亦纳入政府管理，元朝还为之建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
作 者：龙显昭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学院 637002刊 名：中华文化论坛 PKU英文刊名：FORUM ON CHINESE CULTURE年，卷(期)：“”(4)分类号：B9关键词：
中国古代城楼 篇6
『防御的力量』
城楼，是城墙上的门楼（楼则是另外一种独立于地上的多层建筑），它有时是城堡主城的一部分，有时则作为城墙的防御要塞，多设置于城墙的四角或城门上方，主要作用是军事防御。现今所见的大多数城楼是明代以后修建的。古代战事中城楼用于瞭望和军事指挥，进入现代社会，城楼则失去了古代的军事价值，多以其精美雄伟的外观成为一城一地乃至一个国家的象征（例如天安门城楼）。
『时空的统一』
除了城墙上的城楼之外，古代城市中往往有钟楼或鼓楼，此类建筑不仅仅是功能性的（报时），在古代社会更具有贯彻封建统治观念的礼仪性质，意在时空是由皇家（都城）或官府（地方城市）所控制的，还有一些各种不同功能的楼居于城市之中，其下可过人，拥有南北向、东西向或四个方向可通行的门洞，被称为“四门洞”，这往往是城中的交通要道（例如张家口鼓楼四门洞）。如若居于其上的是钟楼、鼓楼等建筑，城市居民的时空观念就在每日的公共生活之中，通过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被统一了起来。这种方式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古典而迷人的。
『不同功能发展出不同建筑风格』
由于功能的不同，建筑在城门之上的城楼往往结构也有所不同。古代城池，对外城城楼的防御性要求比较高，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北京德胜门箭楼这种砖结构为主的城楼，更坚固，利于战时防守。有一些突出其瞭望功能，高度是更主要的要求，于是有多层楼阁样式的城楼，例如平遥城楼。还有一些对其防御等战时功能要求不高，但突出其礼仪性功能，便会修建为宫殿式城楼，例如北京天安门城楼。如今这些各种不同功能的城楼，在一些古城中还可以看到，如果没在近百年的历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而被毁弃的话，大都成为了当地的“标志性”古建。
『Tips』
城楼不同于民居和寺庙建筑，由于其军事用途的起源，又都构筑与城门之上，其力量感是我们最容易感受到的，也是多数拍摄者所想要表现的。用广角镜头由下向上容易表现城楼的高大，从远处用长焦镜头拍摄，前景带上街市以及穿城门而过的人群，则可以呈现古城楼与当今城市并存的一种风貌，若登上城门，则可拍摄城楼的细节，在傍晚时节，天光尚未退去，古建的造型光已经开启时，可拍摄较好的夜景照片，天色全黑之后则没有此时的气氛，这一点要注意。
『中国古建筑摄影大展』
中国古代城市社区管理功能浅析 篇7
现代中国社会普遍认为“社区”是我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是近代社会发展和变革的结果, 实际上我国从古代就出现了社区。目前大多数社会学家认为社区的本质因素包括社会互动、地域性和共同约束等, 具有某种主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进行特定的社会活动的活动区域, 通常认为一定地域、人口和定居是社区的构成要素。城市社区也是指在特定的区域内由从事各种非农业劳动的密集人口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和组织, 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实体。它具有人群、地域、设施、机构和文化等五个基本要素[1]6。城市社区千百年来的演进与发展, 使它成为了抵御缺乏人性关怀、不安全和缺乏社会交往等城市生活中的弊病场所。社区规划的目的, 就是要帮助邻里建立小城镇而非大城市中的那种亲密的邻里关系, 并由此创造更健康的个体以及更健康的社会。
中国古代最早的城市产生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氏族和部落之间为了保护自己和抵御外敌, 在自己的居住地筑起了围墙、城楼, 于是城市就出现了, 史书记载“禹退作三城, 强者攻, 弱者守, 敌者战。城廓禹始也”[2]。我国古代社会的基层组织为“邑里制”或“井宅制”的形式, “昔黄帝始经土设井, 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 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 一则不泄地气, 二则无费一家, 三则同风俗, 四则齐巧拙, 五则通财货, 六则存亡更守, 七则出入相司, 八则嫁娶相媒, 九则无有相贷, 十则疾病相救, 是以性情可得而亲, 生产可得而均。均则欺凌之路塞, 亲则斗讼之心弭。既牧之于邑, 故井为一邻, 邻三为朋, 朋三为里, 里五为邑, 邑十为都, 都十为师, 师七为州。夫始分于井则地著, 计之于州则数详, 迄乎夏殷不易其制”[3]。春秋战国至秦汉, 由于分封制的瓦解、郡县制的确立使城市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 更多的人够脱离农业而生活进入城市。当时的城市称“城廓”, 城指内城的墙, 廓指外城的墙, 体现了当时城市的传统防御) , “市”则指“贸易”、“交易”、“集市”, 如果再加上居住的人口的话就是“城市”的概念。这种封闭状态的城池在唐宋时期出现了改变, 不仅因为经济的发达使商业活动越来越频繁, 居民人口越来越多, 而且人们的娱乐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同时也在空间上挣脱了束缚, 渐成自由分布趋势, 社会变得更加活跃和开放, 使得行政管辖和控制越来越松散。朝廷的宵禁制度也渐被遗忘, 夜市生活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城市社区的功能逐步走向多样化。以唐长安城为例, 面积达83.1平方公里的长安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组成。长安城 (外郭城) 开十二座城门, 东西分别为启夏门和安化门, 南北分别为延兴门和通化门。城内街道不仅有纵横交错的一百一十座里坊, 还有布局严整的东市、西市等商业区。市场有围墙, 开八扇门, 内有井字形街道和沿墙街道, 将市内分为九个区。每个区都四面临街, 且店铺沿街而设, 有饮食店、布店、手工艺品店、鞋店、珠宝店和手工业作坊等。古代的城市社区不仅有街道、集市, 还有房舍、手工作坊、庙宇、道观和墓区。社区居民还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层次、身份、贫富结构和社区自身的管理系统, 形成了自己丰富多彩的社区生活。
二、古代社区管理的功能
从城市社区的起源过程来看, 城市居民的生活一直围绕着“安居乐业”这四个字展开的, 希望有一个太平盛世的社会出现, 形成一个“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的一个“大同”社会。记载中国古代社会情况、典章制度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著作———《礼记》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这部书主要阐述了包括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丰富的哲学思想。“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与 (jǔ) 能,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 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4]。这里的“大道”, 是指治理社会的最高准则;“大同”, 是指儒家的理想社会或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认为在这种准则和这个阶段:人们品德高尚、讲求诚信、选拔贤能, 老年人能安享晚年、残疾的人都有人供养、壮年人能为社会效力, 奸邪之谋的事情不发生, 家家户户都不用关大门防贼。实际上从这里非常清晰地体现了人们对社区居民安居乐业生活的向往, 古代社区管理的功能也无非集中在保障和救济两个方面。对这两个社区管理功能的认同从人类开始出现以来就相伴相随, 早在公元前1046年的周朝有一部典章制度的书籍———《周礼》, 通过书中记载我们依然能够看到, 当时社会关于社会保障以及荒政已经有诸多的措施和制度, 而且有相当多的官职是与救助民众和社会保障事务相关的, 例如减免百姓贡税负担的“太宰”、为百姓治病的“疾医”、实行荒政和救济孤寡的“大司徒”、负责日常及灾荒时的救济与施舍的“遗人”等。最具体的普遍施行社会救助方面的措施是著名的“保息六政”:“以保息六养万民, 一曰慈幼, 二曰养老, 三曰赈穷, 四曰恤贫, 五曰宽疾, 六曰安富”[5]。要求值守官员对待社区居民做到爱护幼小儿童、尊养年长高年, 包括年高德劭之人和善待鳏寡老人;救济穷人、抚恤贫困、善待残疾人和使富者安定等。这是六项保安蕃息民众的政策。而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的《管子》 (汉刘向编定) 一书, 更记载了当时对社区居民的一个社会福利制度的方案—“九惠之教”。“入国四旬, 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赈困;九曰接绝”[6]。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设立各种各样的专职官吏来负责人民的社会福利保障, 具体如下:“掌老”的官, 规定年纪在70、80、90岁以上的老人, 免去其子的征役, 由地方政府定期馈赠肉食, 老人去世由国家给其棺椁安葬;“掌幼”的官给幼弱子女的母亲免除“妇征”, 发给一定份额的粮食直到幼儿能生活自理;“掌孤”的官给无父母所养子女找好同乡、熟人或故旧抚养, 并免除代养认得徭役, 并对受饥寒和身体瘦弱的孤儿进行救助;“掌养疾”的官吏负责设置“疾馆”以对身体残疾, 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做好赡养;“掌媒”的官负责鳏寡匹配, 予其田宅安家;“掌病”的官吏负责慰问治疗病人;“通穷”的官吏对贫穷夫妇予以救济, 如乡里没有及时上报, 要给予处罚;并对凶灾之年发放仓库粮食来救济穷人, 以及对死于国难之人的生前友好、故旧送一笔钱, 让他们负责祭祀死者。到了1076年的北宋神宗熙宁九年, 由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所制订和实施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吕氏乡约》更是以邻里乡人互相劝勉、协助救济、互助互爱、患难相恤明确规定社区相邻的本分, 尽管它是一种“村规民约”制度, 但依然不失为一种促进社区的福利和提高道德风尚的自治制度。
可以说, “保息六政”、“九惠之教”和“吕氏乡约”基本上诠释了我国古代社区管理的功能即保障与救济。一个尊老爱老、老有所养, 幼有所助, 扶危济困, 鳏寡孤独与残废疾病的人都能得到丰厚的供养, 男人各尽其职务, 女人各有其家庭, 以及互帮互助的融洽的社区邻里关系和良好的社会环境永远都是人民所向往和追求的基本生活需求。
三、对现代社区建设的借鉴
从古至今, 由于当政者的目的不同, 个别统治者把对民众的管制、控制和压制放在第一位, 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永葆统治地位千秋万代, 并想尽一切办法克扣、盘剥和愚弄老百姓。但如果统治者能把这种管控压制万分之一的成本和精力放在完善老百姓的保障和救济福利制度上, 就能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周礼》在我国历史上首次由古代政府提出了系统的救济饥荒的政策、法令及社会保障的措施制度和普遍的施行社会救助制度, 这充分说明中国远古时期就十分重视社会保障和救济事务, 从中央到地方都专门设置了负责实施对灾民以及老幼残疾、鳏寡孤独、贫穷疾病之人的救济与帮助。而《管子》的“九惠之教”是在治理国家时, 在利义并重的道德教化观念指导下, 更注重对社会福利的重视。《吕氏乡约》也是在弘扬道德规范和对民众进行教育, 注重民众的福利保障。尽管从现代社区的功能上来讲, 社区具有多重功能诸如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社会管理和社会整合的功能, 甚至还有细化为经济生活功能、社会化功能、社会控制功能、社会参与功能、社会福利功能等等。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永远是人们追求的基本需求和最低目标, 因为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都是为了改善人类生活质量, 提高社会成员福利水平的试金石。社会保障意思就是社会安全、社会安定状况或政策措施, 意味着人们生活稳固牢靠, 且处于一种免受攻击侵害和无忧无虑的状态;社会福利就是代表着安康、好运、快乐、幸福、福祉和繁荣, 是一种生活快乐满意的状态。两者都是人类社会永远美好的追求主流价值观。
摘要：从古代开始, 城市社区就是城市社会的基本单位, 是城市居民生活、安居、互助的基本场域。这种城市社区的保障功能对当时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幸福产生了巨大作用。
关键词：古代社区,社区的功能,古代社区管理
参考文献
[1]奚从清.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M].华夏出版社, 1996.
[2]太平御览·博物志 (卷192) .
[3][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二[M].中华书局, 1986.
[4]礼记·礼运大同篇[M].
[5]周礼·地官司徒第二[M].
中国古代大型建设工程管理思想分析 篇8
封建社会, 不允许自由的建筑设计和施工, 从唐朝开始, 就有关于建筑项目的详细规定, 例如建筑的规模和样式, 特别是建筑颜色, 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等级的象征, 例如汉代富丽堂皇的色彩只属于皇室, 对于民间用色要求极为苛刻和严格, 对于建筑的标准工时定额、建筑用材的尺寸和种类都有详细的规定。
在宋代就有《营造法式》一书来规定和约束设计的工艺和用材、色彩。这种政治上的原因一方面限制了建筑多元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建筑无论是在建筑样式上, 还是建筑用色、建筑空间甚至建筑意境上都追求高度的和谐和统一的美感。
2 建设项目管理分析
2.1 模式分析
在建筑项目中, 对于建筑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工匠大多数是没有社会地位的, 他们虽然是项目的设计者、施工者, 但在实际操作中真正有决定权的还是政府官员, 在项目活动中“水木作”是中间的协调者, 相当于今天的项目工头。比如嘉庆年间的孙南来, 完成了很多优秀的项目作品, 大型的或者小型的都有迹可循, 然而那个时代, 孙南来仍然是一个“闲散”的工匠身份, 没有社会地位, 对于“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时代, 即使是一个优秀的建筑设计师也是没有尊重可言的, 这对工程建筑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极大地限制了古代建筑业的发展。
建筑工匠的服役性质的劳动实际上没有实质的收入来源保障, 甚至有的政府官员聘用专职的工匠, 这些都无形之中加大了建筑行业之间的压力, 在建筑工匠中大多实行“师徒”性质的技术传授, 技术性的东西一般是以财产的形式来保护和继承, 不能和对等行业的技术形成知识交流, 这种相当程度上的狭隘性限制了建筑行业的发展, 使得一个固定时代的建筑风格始终是一成不变的, 建筑颜色、建筑模式和建筑空间都是同一种风格, 虽然有利于统治者的阶级管理, 但也对自己形成了约束, 不能自我突破和创新, 从精神层面上说极大地限制了人民的创新意识。
2.2 造价管理分析
施工技术的严格制度化, 保证了建筑项目造价的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 在项目开始之前, 就有严格的详细规定, 例如建筑材料采购中的材料 (木材、石灰、涂料等) 种类、市价、数量和人力物力开支, 有专员进行详细记录, 在施工之后对项目开支进行核对和审查, 然后上报给政府阶层。所以, 在一个项目完工之后, 往往能对项目拉开至精确到一分一厘一毫, 稍有不对, 轻则自己填补资金漏洞, 重则因此获牢狱之灾也是有例可查, 这对于项目施工过程中的管理和项目建设效率、质量控制都有益处。
2.3 质量管理分析
政府的参与和介入使得建筑项目的质量得到严格控制, 对于出了问题的项目, 惩罚一般都较为严厉。在一个工程之中, 主要负责人对于项目的控制和把握是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为筹码的, 例如明代的项目施工实名制。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对于建筑材料的质量控制和比例配置, 路面铺砌砖瓦的严格预算, 都是谨慎小心的完成。最好的例子就是明代修建的明城墙, 由于其重要的防御战略上的作用, 必须保证其城墙的耐久和坚固, 据说为了使城墙达到坚不可摧的预期效果, 每一位工匠要对自己铸造的砖瓦实名制负责, 并且会将两位工匠制造的砖进行对撞, 破碎砖瓦的制造工匠会被处以严厉的刑罚。在这种严厉的制度下, 大大提高了工程的质量, 使得明城墙历经风雨依然耸立一方。
这种苛刻的建筑管理模式虽然并不可取, 但的确相当大的保证了建筑施工的质量, 留下了数之不尽的优秀历史建筑。例如清代姓雷世家对建筑就采取家族式的模式来进行严格约束, 保证质量和效率, 所以雷氏家族也是为数不多的获得阶级地位的工匠之一。
3 管理思想分析
3.1 狭隘性
在项目进行中, 一般只是聘用固定的工匠来进行“复制式”建筑, 对于建造的样式和材料都有详细的规定, 对于工匠来说只准世袭制进行技术传承, 不准迁业, 对于很多优秀的建筑工匠, 甚至是设计师, 都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建筑工艺的发展, 对于建筑工程, 鲁班、公输子、雷氏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建筑奇才, 在古代也只是匠人的身份存在, 不得不说是古代阶级制度下的悲剧。
在现代,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建筑材料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 建筑学, 工程管理等学科的开设, 各色建筑论坛、建筑交流会, 还有网络上庞大的建筑资源共享, 都为信息化的今天创造了很大的自由空间, 是时代的幸运, 也是时代的进步。
3.2 模式性与统一性
建筑的管理过程是一个高度相似的模式。在建筑项目施工过程中, 由于建筑项目的高度相似性使得建筑项目的管理流程也形成了完全统一, 例如一套图纸可以建筑多个房屋, 在追求不断变化的我们看来, 单调而又缺乏个性, 缺乏想象力。
在现代管理过程中, 由于建筑设计的自由性使得建筑的多样性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和改善, 所以建筑模式也是多样的。对于管理者来说, 不应当照搬现有的管理模式和管理规章制度, 而是根据实际的项目工程来制定特有的建筑管理模式, 实际上一个项目的自身差异性如果增大, 就不可能会有与之相对应的建筑模式来提供参照, 所以一个没有阶级约束的时代就应当将社会思想反映在建筑中, 才能不断创造出好的作品。
3.3 制度性与皇权性
在封建社会往往过分强调皇权的重要性, 例如三国时期邺城开创了一种严格的里坊制度:平面长方形, 整个城市是一种棋盘式分布, “里”和“市”由高墙包围, 按时开启, 城内功能分区严格划分, 是不容许民众的自由的存在的, 所以民主化的意识被压制, 创新也就不复存在。及至唐代, 由于大气开放的城市环境, 里坊制度才渐渐被废除。
这种制度性的管理模式使得一个时代的建筑停留在一个刻板的风格上面, 没有人有权利去更改, 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在现代, 人们已经有了最大化的自由和创作空间, 使得人民的自我创新意识也在不断发生改变, 社会才会不断进步。
另外在项目进行中, 严格的管理制度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建筑的质量和效率, 在建筑项目数不胜数的今天, 建筑项目的不再受约束也使得建筑质量和建筑效率往往停滞不前, 甚至相对于古建来说略有退后, 这也是我们应当借鉴的地方之一。建筑材料的选择, 建筑经济的控制和建筑质量监督管理环节都有着太多的漏洞和欠缺, 相比较于古代项目的管理, 缺乏极大地自我约束能力和严格的管理规范, 甚至还有贪污或者滥用职权的事情存在。在这一点上应当加以注意。
3.4 管理体制的系统性
我国在汉武帝时期就形成了特有的工程管理的制度, 即工官制度。对于古代大型的工程, 已经有明确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分工, 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古代大型建筑工程在管理上的系统性, 这点是非常难能可贵和具有研究价值的。以清代的惠陵工程为例, 在确定工程建造地址后, 派出四位大臣负责承修, 并组建寝陵工程处, 形成一套直接向皇帝负责的工程管理机构, 专职负责办理寝陵的规划设计, 招商承包, 监督管理, 实施营建等一切事物。它以内部档房为管理核心, 辅以印房、印库两个职能部门, 以及样式房和算房两个技术部门, 同时还要成立一个与工程处平行的监督审查机构。而且各个部门的职能明确, 不可替代。比如印房, 它是工程的正式管理机构, 需要皇上的批准才能成立, 其主要职能是掌管都统印信, 办理章奏文移, 协办各项事务。样式房的主要职能是营建设计, 它绘制建筑工程图和制造工程模型, 然后根据图纸和模型提供的信息按比例建造和施工。算房一方面负责核算土方量, 另一方面统计工程物资, 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并作出工程的预决算。算房里面的师傅也就是现在的造价工程师了。
管理体制的系统性在其他建筑工程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 比如都江堰工程, 颐和园工程。种种例子足以说明中国古代大型建筑工程的建设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和有效的工程管理体系, 使得工程得到系统的管理, 实现了管理职能的合理分配, 提高了古代大型建筑工程的工程质量, 加快了工程进度, 优化了资源的配置。
4 结论
在建筑的历史长河中, 中国古建形成两种发展模式, 一种是在政府的参与和领导下的官式建筑, 另一种是带有自主特点的民间建筑。而民间建筑大多是小型住宅和院落, 大型建筑少有涉猎, 所以大型古建多是中央政府掌管 (其中包括舟车、仪仗、山泽等) , 由“工官”制定法规法令、设计规划、征集工匠、购运建材各个环节, 实行统一管理与领导。这种管理模式在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细的今天, 有利也有弊。对于现代社会, 一方面要杜绝古代管理者的“专政专制”, 避免闭门造车, 对建筑采用古代的“复制”手法, 应当追求创新以设计出更多有新意的作品, 不受“模板”的约束和限制, 同时也要学习古人严谨的施工过程、高度的责任心和自制能力, 借鉴古建项目管理中的制度性原则和古代建筑工匠和管理者的工作态度。
摘要：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建筑渊源的文明古国, 而流传下来的不同时代的优秀古建筑是对它所处时代的文化、宗教、生活的一面镜子, 折射着精彩各异的文化信息, 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纵览从古至今的古建发现, 中国古代建筑存在着一个相对完整和系统的发展规律, 对于工程建设也有相对成熟的管理思想, 从这个思想中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这就是研究大型古代建设工程管理思想的作用之一。
中国古代质量管理 篇9
1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流派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根源于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 奴隶制开始瓦解。在这一时期, 代表着社会各个阶层的管理思想发展活跃, 一时间呈现出“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态势。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也在此时开始走向成熟。随着秦的天下一统, 中国开始了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两千年封建制度, 为了维护统治秩序, 管理思想领域逐渐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为主, 其中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发展流派。下面就主要介绍一下这三种管理思想的流派。
1.1 儒家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的儒家管理思想带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统治利益, 它始于孔子, 在历代的封建王朝都被奉为显学, 是古代官方管理思想研究的重点。因此, 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在历代都得到了丰富和完善, 也出过不少研究大家与著作, 例如西汉时期的董仲舒、明代的朱熹等等。
儒家学说最开始是以伦理为中心, 政治伦理一体化的管理思想, 其管理思维有一个修己安人的过程, 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同时在国家层面的管理还涉及到中国管理特色的终极目标-“大同”社会构想。因此, 儒家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主张以同情、忠告、宽恕来追求至善、体悟天地生万物的仁心, 发挥主观的能动性, 通过自身生生不息的创造来完成和达到与外界的统一。
1.2 道家的管理思想
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老子。道家是由历代的哲学家建立起来的学派, 因而与正统官方儒学强调入世不同的是, 道家与其正好相反, 强调出世和管理上的“无为而不为”的思想。这种无为并不是要求管理者在组织的管理中无所作为, 而是将有为化作无为, 将人的社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 而把人的自然属性的作用更大程度发挥出来, 从而达到管理的效果。
1.3 法家的管理思想
法家管理思想的代表任务是韩非子。法家的将人假设为“恶”, 对于“恶人”:必须要通过罚来驯化, 而不能光依靠礼法上的克己, 否则会影响到管理的秩序。古代法家思想的立场是封建最高统治者, 以君主的利益为最高, 因此它也是君王的治国思想之一。强调依靠“法”、“势”、“术”来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利益。“势”是为管理者的地位和力量, 它可以随着职位高低的变化为变化。因为, 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贤而屈于不肖者, 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 位尊也”。“术”是统治者管理下级、民众的方法、策略。因此,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 以刑去刑。
从以上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几个主要流派的分析概要, 可以看出这三者是是基于不同的阶层立场提出来的管理思想, 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这也是三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能够持续发展下去的原因。当然, 因为管理思想的时代局限性和历史的范畴, 在当今看来存在很多不足和缺陷,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其优秀的精华进行借鉴, 尤其是儒家和道家的管理思想。
2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现代研究价值
古为今用使我国管理现代化所面临的课题。探索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是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重要方面。并未创建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 至今对于古代管理思想的哪些内容在今天仍有可借鉴的意义, 目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可借鉴的主要内容有一下几个方面:
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各种群体关系, 包括家庭邻里、社会国家乃至自然界, 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实体的承诺和责任感, 这种文化井绳不仅先打社会精神并行不悖, 而且对于我国实现现代化, 对我国企业管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 是关于人的行为规律, 第二是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第三是人的本性, 第四是关于人的欲望和人的需要问题的研究, 第五是关于惩罚与奖励, 第六是关于人和, 第七是关于群体行为与组织行为, 第八是关于用人的问题, 第九是关于领导行为, 第十是关于怎样运用权力。
修己安人的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非常强调领导者的道德素质的重要性, 冲上“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 这对于今天培养具有较高素质的新型企业家不乏借鉴的意义。
在儒家看来, 由于具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见闻, 尤其是具备崇高的道德修养, 从事管理职能并被人当做偶像和效仿的“圣人”, 通过自身修养和自我管理能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 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 而为了实现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业, 还有一个从修己安人的过程。实现社会管理, 儒家的思想家们认为, 人心本来是善良无邪的, 因此管理者所采取管理手段, 主要应该是“感应”和“教化”, 就是说借助正面的教育和规范启发引导, 使得管理者在良好的道德环境中, 通过自我修养和自我约束, 服从于统一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 这样天下便可趋于大同, 这是儒家所要达到的管理目的, 总之, 儒家“修己安人”的管理思路就是, 通过“修己”、“正己”、“示己”, 达到教之、化之、齐之的目的。
中国古代的经权观。经与权相对, 经是常, 权是变, 朱熹说“权是经之变”, 也就是说“权”是作为原则性的“经”的基础上的灵活性,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经权”观蕴藏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被认为是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权变理论中的重要思想渊源, 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中国古代经权观的理论依据就是《易经》的三义:变易、不易和易简。“变易”指的是万物和人世的不断变化, 这就是“权”、“不易”说的是各种规律和原则的确定和不易, 即变中的不变, 这就是“经”作为判断的准绳, 以“变易”的“权”来达成最优的决策, 并以最简要明确的原则让群众易知易行, 变成共同的管理行动。
3 现代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价值研究
3.1 管理目标观
目标管理是由管理大师德鲁克所提出的重要概念, 是现代管理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德鲁克认为, 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是管理中的最基本的原则。他认为, 每个职务的设定与责任完成都必须以企业的整体目标为目标, 因此每个管理人员都必须做到将个人的工作目标与组织的目标相结合。其次, 目标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自我控制, 能让追求共同复制成为每位管理者的目标, 以更加严格、精确和有效的内部控制取代外部控制。目标管理的中心思想是引导管理者从重视流程、管理制度等细节问题转为重视组织的目标。目标管理达到的目的的手段是过程激励、德鲁克注重管理行为的结果, 而不是对行为的监控。它将管理的重点从工作的输入转移到上产率的输出上, 只有这样的目标考核才能假发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他们付出行动并不是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而是认为这份工作必须做。目标管理强调高层、中层、基层管理者职责的不同, 目标管理的核心是每一个经理人的工作目标应该由他们对自己所属的上级单位的成功应做的贡献来定, 上级管理人员必须保留是否批准下级制定的目标的权力。目标管理还意味着每一位经理人都应该认真参与他们所属的上一级单位的目标制定工作。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目标设计上, 每家思想都有不同的见解。道家的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 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是“小国寡民”;儒家的目标管理就是上文中提到的, 试图通过“修己-安人”的过程, 进而达到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大同”的状态。“修己”与“安人”体现的是个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统一的辩证关系, 个人管理逐步实现自律到自觉的飞跃:“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这样, 就可以推己及人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 对家庭及家庭成员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其次, 国是家的扩大和延展, 国与家之间不过是低于面积和人口数量上存在着不同, 二者的管理原则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最后, 在全世界范围内使得大同的社会构想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
因而, 我们发现儒家思想的这一观点与当代德鲁克的“目标管理”的要点有某些相似的地方, 都是强调要通过自我的管理来达到为组织不同目标的完成。
3.2 管理的组织观
组织是管理的五大职能之一。管理的组织职能或者组织活动是由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过程活动。正如一个大厦是由钢筋、水泥各种硬件构成的一样, 组织是由职位构成, 组织结构是一种职位结构。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组织问题的分析集中在《荀子》一书中, 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 人类结成社会群体, 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 就会发生争夺。首先, “群分”是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必然导致的, 因为用来供养一个产品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所提供的。一个人不论从事什么职业, 都可能精通所有技艺, 也不可能从事所有职业;其次, “分”是为组织手段, 是人类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把划分为各人的等级地位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 没有名分, 是人类的大灾难, 有了分, 人类社会组织就可以良性运转。
中国古典管理思想已经涉及现代组织理论的结构、形态等问题。但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国企业管理迫切需要解决以下组织问题:首先, 建立一个合理而富于弹性的组织结构, 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其次, 明确企业管理者和每个员工的责、权、利, 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 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一个温和的组织环境。
3.3 管理的人性观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 任何一种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依据。任何一种管理理论都以人性假设为出发点, 中国管理思想中的人, 既不是经济人, 也不是社会人, 而是伦理人, 伦理。
中国传统的伦理人涵义主要是指:第一, 性善。孟子说:“仁、义、礼、智, 非由外铄我也, 我固之有也。”从孔孟之道到宋明理学, 基本上都是以此为来阐释人性的。既然人天生具有为善即履行道德义务的本性, 因而在管理中就特别强调人之善端, 强调与人为善, 强调人与人特别是上级和上级的沟通。第二, 关系本位。人的自我的确立不是由自己自己张扬出来的, 而是在特定的伦理关系中、在同他人的关系中被规定的。第三, 道德修养。代表性的语言是孔子的“修己安人”。管理者具有为善的义务, 如果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行善的能力, 就能增强被管理者受教化受感化的能动性, 增强他们为善的能动性。
在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 很少讲抽象的人际关系, 而是讲具体的人伦关系, 其特征就是:具有特定的结构性, 在人伦关系网络里, 有亲疏之分, 远近之分, 熟人与生人之别, 有血缘关系的称天伦, 非血缘关系称为人伦。人伦关系具有自己人的情感和交往方式, 它遵循的是情感法则, 它往往对理性、权威、外部意志具有抗拒力。所以, 在人伦团体里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安分守己, 安伦尽份。由于长期的历史积淀, 这种人伦关系已经成为中国管理中的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管理中, 人们不喜欢冷冰冰的、只依照调理规定而缺乏情感因素的管理方式。
以情感来调控人的行为, 是中国人管理的重要特征, 在中国管理思想看来, 情感需要的满足、人情的浓郁, 都是组织向心力的来源, 所以管理之道正所谓“人情者, 圣王之母也”。因此, 管理过程中的是否充满人情味, 对管理的效应往往产生直接的影响;人情味的有无和多少, 与管理者的威信和管理的成效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只通规则不通人情或是只通人情不通规则都不会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几千年来, 人情管理还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形态-伦理政治的重要内涵。
3.4 理论控制观
控制是保证各项管理活动达到预期目标的基本手段, 法国古典管理学家法约尔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明确地控制列为管理的五项基本职能之一, 他还之处控制的对象包括人、事、物、行为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侧重于对人的控制。在这一点上, 儒家管理思想强调礼治;道家讲“无为”;法家则依靠“法治”。由于道法两派在具体管理实践中都走向极端, 所以强调以礼为核心, 兼用德与刑两手的儒家则成为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控制的主流, 在儒家那里, “礼”是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 社会结构及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 是治国的根本, “礼, 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这些论述都集中体现了“礼”在国家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用政令来督导, 用刑法来整治, 对于治民虽然有效, 但并不理想。以道德教化贯穿管理过程的始终, 才能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4 结语
随着管理环境的变化, 管理思想与管理模式也必然会进行变革和调整, 生产的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也会也会促使不同国度管理思想相互整合, 尤其是要注重集体取向和整体思维的中国管理思想与注重个体取向和系统思维的西方管理思想的相互整合。在新世纪的管理实践中, 我们一方面要从西方管理理论中不断学习最先进的管理理论;另一方面, 要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汲取丰富的智慧, 获得睿智, 从而为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体系和理论做准备。
摘要：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具有传承性、时代性、地域性等特点。管理是一项实践活动, 具有社会和自然的双重属性, 管理思想是文化的一部分, 是对管理活动的经验总结。中国历经了古代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孕育除了以儒家、道家思想为主的内容极为丰富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 历经了秦的大一统、汉朝的声名远播、唐朝的顶峰发展;古代的中国有了四大发明, 形成和发展了著名的科举制的等, 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可见在古代中国管理思想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并且传播到世界各地。放眼现在, 我们正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引入西方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的同时不断丰富中国式的企业管理理论。这一切的完成, 都离不开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借鉴。本文, 就从现代管理理论的视角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思想进行归纳分析, 并借鉴其现代的价值, 予以运用, 为在中华民族复兴时期, 传播中华文化作一份研究。
中国古代质量管理 篇10
古人云:“政以得贤为本”, “为政之本在于任贤”。从原始社会的禅让制到封建社会一直沿用的世袭制, 从重视出身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到影响力最为深远的科举制, 中国古代用人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纵观用人制度的演进, 我们不难发现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在古代帝王用人制度上的渗透。
从整体看, 我国古代人力资源管理是典型的“以事为中心”的传统的人事管理, 即根据事情的不同性质和不同内容来对人员进行划分和设定。早在西周时期, 国家官职就依据其所管事务的不同, 开始有了较明确的分类。具体来说, 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在我国古代用人制度上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识人、用人和知人善任三方面。
一、识人——人才的招募与甄选
识人的前提是有人可识, 即要广开才路, 唯才是举, 主动吸纳有才干的人。这里结合科举制度做简要分析。科举制可以使一介草民进入主流社会, 即它给人们提供一条在社会各阶层中流动的通道。正是这条通道的存在把读书人无形地维系其中。立志投身国家建设却苦于没有背景的寒门学子通过科举制找到报国之路, 即招募完成。吸引大量人才后, 科举制的层层选拔又使古代帝王寻找到真正能为其所用的理想人才, 即甄选完成。由此看来, 知人要深、知人要全, 必须通过全面考察, 才能得出结论。魏王曹操慧眼识司马、蜀王刘备慧眼识诸葛、吴王、孙权慧眼识陆逊, 造成三国的鼎立局面。霸权王权的竞争、事业的竞争, 归根结底是人力资源的竞争, 是人才的竞争, 谁能看清人才、并用其才, 谁就能取得成功。
二、用人——人力资源的合理规划与科学管理
“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古代帝王很多用贤而不能适其才、尽其力,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懂得用人的长短之道。“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 但在现实中的具体应用却并非如此, “人才”变成了应该样样精通的“全才”。通过识人获得人才后,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人力资源规划, 可以从不同角度把人才进行分类, 要扬长避短, 对人才实施科学管理。唐太宗李世民讲“舍其所短, 取其所长;君子用人如器, 各取所能”。三国时期, 刘备就懂得用人之长, 让诸葛孔明运筹帷幄, 而让长于统兵的关云长和张飞驰骋沙场, 如果使用相反, 即刘备岂有出头之日。明太祖朱元章了解到刘基、宋濂、章谥、叶琛等名贤专长后, 安排宋濂为儒学提举教太子读书, 命章谥、叶琛为营田做事带兵, 刘基留在身边参于机密谋议, 用他们的长处, 协助自己治国安邦。清朝乾隆用人是既用忠臣, 也用奸臣;既用君子, 也用小人, 各有各的用处, 清朝乾隆帝的左右手和坤、纪晓岚就是如此。楚汉相争, 刘邦既用张良、萧何、陈平这样的谋人, 又用韩信周勤、樊哙、彭越这样的战将最终击败了楚霸王, 建立了大汉王朝。成功的帝王都能对人才加以巧妙使用, 对每个人才都能做到心中有数。
三、知人善任——人力资源的绩效管理及有效开发。
绩效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十分核心的一点, 是决策者判定个人在组织中重要性的手段之一。通俗来说, 即制定合理的绩效考核标准, 对个人日常行为进行评定。古代帝王亦是如此, 帝王往往通过一定的标准如赋税收入、农作物产量、百姓安居乐业与否等来判断官员是否在其位而谋其政。根据考核情况, 进而决定官员的任免及晋升或降职。若是晋升, 则培训需求将被纳入考虑范围, 即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当前职位无法人尽其用, 为最大限度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充分挖掘人才的无穷潜力, 帝王会考虑提升其现有职位, 即晋升。人的成长与进步, 除了自身素质和主观努力之外, 处在良好的环境中, 并能得到领导和组织的培养, 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当权者在用人的同时要有意识进行培养教育。只培养不使用, 培养毫无意义, 只使用不培养, 是一失职。要有效地建立人才队伍, 完善“接班人”计划。刘备在世使用了诸葛孔明, 孔明逝后, 姜维接班, 孙权在世使用了周瑜, 周瑜逝后, 陆逊接班, 曹操在世使用了司马懿, 逝后司马召接班等都后继有人, 形成良性循环, 以正政策及国策的延续性。
纵观中国古代用人制度的变迁与发展, 即是一部人力资源管理的人才使用通史。人才贤否, 关乎事业发展与昌盛之根本。在现实中, 人才常有, 而善于识人用人的伯乐却不常有。所以, 善选用人才者, 必定展示王者之形象及风采。当今社会国内外竞争日趋激烈, 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这就要求人力资源要着眼于长远、宏观和全球性的发展战略, 对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古代选用人的科学思想无疑是对现代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借鉴。我国曾有灿烂的历史文明, 我们更应有辉煌的未来。建立健全符合中国特色的选人、用人制度是我们人事工作的重中之中, 我们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 在具体的工作中善于识人、用人、知人善任, 大力推进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使人力资源这一软实力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文久富, 伍永章.中国古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与方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7 (9)
[2]沈吉丽.浅谈古代帝王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用人法则.科技信息报, 2008 (18)
[3]邵楠.试论中国古代用人制度及其借鉴意义.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 2010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