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目标是什么

学术目标是什么（共9篇）

篇1：学术目标是什么

申报参赛的作品分为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类（含哲学、经济、社会、法律、教育、管理）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作者仅限本科学生。

毕业设计和课程设计（论文）、学年论文、学位论文、国际竞赛上获奖的作品、获国家级奖励的科研成果等不在申报作品范围之列。

1.动员部署阶段：（2010年9月至10月）

各系动员学生积极参赛，对学生申报作品进行立项，组织指导老师对学生进行指导，鼓励学生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开展社会调查。

2.竞赛初赛阶段：（2010年9月至12月）

学院对学生申报作品进行初赛，选送出若干作品参加校级初赛。具体名额分配另行通知。

3.竞赛复赛阶段：（2010年12月至2011年3月）

学校对各学生选送作品进行复赛，评选出校级获奖作品。

4.组织参加省级竞赛阶段：（2011年3月至4月）

校级竞赛获奖作品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选送参加全省及全国竞赛。全省及全国决赛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实践内容：

1、选题与开题

参加“创新实践与论文”课程的学生需要在工程技术中心网站上下载《申报表》,填写申报表并向工程技术中心创新教研室提交。从现在开始，利用你已掌握的知识和你敏锐的头脑，挖掘你感兴趣的学科中有科研价值的课题，填写创新实践课题申报表。

首先，你必须知道作品类别：

①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理、工、农、医类学术论文）

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及地球科学等）、工（包括石油、化工、机械、仪器仪表、电工、电子、电信、自动化、计算机、建筑、交通运输、轻工业、手工业、动力、环境、劳动保护、土木工程、能源、材料等）、农、医。

题目示例：

▲ 降钙素基因相关肽对缺氧细胞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初探

▲ 对酵母菌细胞核内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的动力学性质的研究及与其它典型网络的比较

② 科技发明制作（包括化工、机械与控制、计算机、电工、电子、电信、农医等）科技发明制作包括科技含量较高、制作投入较大的作品，也包括制作投入较小，对生产技术或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小发明、小制作。

题目示例：

▲ 滚筒振动式硬币分检器

▲ 环行翼飞机

▲ 维-汉-英三向背单词系统、电脑词典

③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哲学社会科学类作品（含学术论文、调查报告）限定在哲学、经济、社会、法律、教育、管理专业。为使这类作品能更好地结合社会实际，作品可参照《哲学社会科学类参赛作品指南》（参见附件）选题

题目示例：

▲ 无“网”不胜——私营企业家的成长探析

▲ 贫困学生怎么上大学？——中国高校学生贷款运行机制分析及其国际比较

▲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的遗传学求证——汉族遗传结构初探

要知道，一个好的选题，在“创新实践”的成功中占有重要的份量。我们参考了有关资料、征求了部分专家和学生编写了项目指南（附后），希望能对你有所启发。

人文社会科学类作品，每篇论文在8000字以内，每份调查报告在15000字以内。

篇2：学术目标是什么

专业学位：专业学位与学术型学位处于同一层次，培养规格各有侧重。专业学位以专业实践为导向，重视实践和应用，培养在专业和专门技术上受到正规的、高水平训练的高层次人才。

学术学位：学术型学位按学科设立，其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偏重理论和研究，培养大学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

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哪个比较好考：

这个就需要我们先从国家规划上说了：国家方面正一步步减少学术型硕士，增加专业型硕士，最终达到专业型：学术型为7：3的`格局。换句话说，就是考研招生上，专硕处于扩招期，学硕处于紧缩时期。很明显从这一点看，专硕比学硕好考。

篇3：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我经常思考这样一类教育问题:学校是什么地方,课堂是什么地方,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教师应扮演什么角色,应当怎样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呢? 20多年的教育生涯与学习经历让我逐渐明晰了这样一些道理:

我认为,教育的终极目标可以归纳为这样一句话:教育是为了培养能够在未来社会生存与发展的人。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未来”“社会”“生存”“发展”八个字。我们要改变过去中国教育,不,是整个世界教育“面向过去”的缺陷,让我们的下一代“面向未来”;我们有必要把一个“自然人”通过学校的教育,变成为能适应社会,并有强烈责任感的“社会人”;我们还要强调通过今天的课堂教学,赋予我们的孩子在未来社会生存的能力。因为,只有活得下去的人才谈得上发展自己,才谈得上发展社会。

学校是什么地方呢?是增长人的智慧的地方; 是诞生理想和希望的地方;是焕发生命中最美情感的地方;是净化人的心灵的地方;是继承发扬人间真情与智慧的地方;是让人获得在未来社会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能力的地方……

课堂是什么地方呢?课堂是学生自主学习、自由学习的地方;是师生情感与信息交流的地方;是学生个体表现、体验成功、自信、快乐的地方;是学习旧知产生新知的地方;是学生共同质疑、释疑、生疑的地方;是学生感悟做人道理的地方。我称之为课堂教学的五种地方观。

台湾校园里有句口号: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孩子是神。愿我们的教师能够为了孩子的未来,自觉地把培养学生学会做人真正放在比考试成绩更重要的位置之上。更希望我们的教育评价制度改革能有突破性的进展,还教育以本来面目,还孩子以真正的青春年华。

篇4：什么是生成学术能力的教学结构

关键词：原著为主；先难后获；多重引导；师生交流的契机：异质中的丰富性

像“哲学概论”这样的基础课，是哲学系本科生初进校时必修的第一门课，直接造就学生对于哲学的第一印象，并可能影响他们未来学习的方法和治学风格。当然，修这门课的还有修双学位的同学、元培项目的同学等。我以前也在全校的通选课中讲过这门课，此外，留学美国期间，我在两所大学中做过五年的助教，多次做这门课(英文叫“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是哲学系必修课，全校的限制性选修课)的助教，自己也用英文讲过一次(那次以“Knowledge and Reality”为课名)。所以对美国大学中这门课的教法也有所了解，尽管那是多年前的事了。

先解释一下题目中的两个词“学术能力”、“教学结构”的具体含义。

“学术能力”指学生经过教学培养出的自学能力和在未来主动做研究的能力。孔子教学生，要求他们“举一隅”而能“以三隅反”(《论语》7.8)，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老师教的不仅是或主要不是一般的知识和干巴巴的原理，或更糟，只是一些印象，而是那种能不断生出新知识来的元知(原知)，或“能造出无数把锤子的那第一把锤子”(斯宾诺莎)。

“教学结构”指教学中的各种方法、安排和努力，相互呼应，以似相反而实相成的方式，造就出一个能激发学生的学术能力的动态生成模式。只靠其中的一种方法或几种相互不内在呼应的方法，都达不到这个效果。比如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和准确的基础知识依靠某种教学途径训练学生的学术规范意识又须通过某种教学安排；传授他们某些研究方法要诉诸某些讲解而要引起他们对于所学学科的强烈兴趣，乃至引发出独立研究的能力和创新力则属于教学中的另一个维度；等等。只有将这些方面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结构，才能产生最大的教学效果。

那么，如何造就这个教学结构呢?我尝试着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加以阐述。

一、突破学生的预期，让他们“知其难”

北大的本科生是全国挑来的，有这么几个特点：智力普遍较高，应付考试有招，对我们哲学的“成见”不少。后一点指的是他们高中学了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觉得哲学不过是这样的一些概念、规律，而这些事先形成的看法，与我们哲学系乃至国外哲学系(一部分学生未来可能出国留学，或在未来的研究中与国际哲学界打交道)的总体教学内容、使用的术语和研究的问题，都不很接轨。而智力高、会考试，搞不好也有负作用，比如体会不到那种真诚的、“冒泡蒸腾”的学习过程，而限于玩弄小聪明和应付考试，所以，“哲学概论”这门大学的入门课，就必须有一个振聋发聩的作用，打破学生那些习惯性的招数和思维定式，消除成见，给他们一个全新的学术感受。这是指：(1)让他们感受到哲学思想的活生生的魅力，即直接动人、搔到痒处的启发力(在达到对于人生和世界的思考的艰深处时，还能说出些切中要害的东西)。(2)展示出哲学的深邃、丰富，使他们直观到哲学是既探不到实底而又可能让人得到真理的探讨过程。(3)开始明了进行哲学学习和研究的正道之所在，起码知道方向在哪边。

为了达到这种教学效果，我认为这门课不能依靠一般意义上的教科书，也就是教师本人或其他某位学者写的《哲学概论》一类的书，它们实际上表达的是教师或某学者对于“什么是哲学?”“如何研究哲学?”……的看法，往往限于概念的厘定，问题和不同观点的介绍，学生们会比较快地就熟悉它的路数，于是又将自己的学习纳入习惯的轨道了。而且，这种概论与后面三年半的学习(比如学习“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东方哲学”、“伦理学”、“美学”等)没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我采用的办法是，用现象学(这是当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特点是不离现象地寻求本质和真理)的一句话讲就是，“朝向事情本身!”在这件事上，“事情本身”就是历史上伟大哲学家们的著作文本，它们是我们学习哲学的两大源头之一。另一个源头是我们对人生与世界根本问题的原发思考，是这门课力争要与之接通的，但它无法直接体现为有形的教学安排。

所以，这门课的必用教材就是古今中外哲学原著的选辑，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我自己选择编辑的《“哲学概论”课教学资料》上下册，另一本是我们教研室以前出版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下卷。其中包括西方的传统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原著选辑、古印度哲学的原著选和我们中国古代哲学的原初文献的选辑。所选材料要比课堂上直接讲授的内容多些，以便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和未来学习的依托，也为不同学期中教学内容的改变留下余地。

我在教学中一再对学生们强调要以读原著为主，整个讲课也都基于原著。这种强调“直接理解原著”的倾向还体现在对学生论文的判分标准中。事先就告诉学生，希望他们能将自己的一切成见放到一边(做一个所谓“现象学的还原”或“预设被悬置”)，直接在阅读中与多个伟大的哲学心灵对话，寻找解决终极问题(真正的哲学所处理的那种问题)的途径。另一方面，我在讲课中，就必须达到这些哲学原著所开启的哲理深度，说明其中问题的难点所在，展示不同传统和方法的思考特征。所以，有时就会出现一些讲授上的不经意的跳跃。

这样，学生们在一开始往往一方面会感到新奇，被原发的哲学问题和历史上相关的卓越探讨(如古希腊哲学的犀利，古代印度哲理的崇高奥渺，古代中国哲学的生动微妙；而且它们都是如此原创、清新，思想的阳光在其中灿烂闪耀)所吸引(毕竟是北大的本科生!不然我也不知会发生什么)，另一方面又会感到台阶高、难度大。因为原著的风格极其不同，时代造就的用语和思想方式的差异也很大，学生在它们面前会生出“高山仰止”的敬畏，当然也会叫苦不迭。教这门课开学的头几周，总是面临这样的局面和一大堆问题，而这恰恰是这门课所需要的!王义道教授谈教学经验的讲座中提到，这种让学生“先难而后获”(《论语》6.22)式的教学有长久的效应(比如黄子卿教授的教学效果)。对此我深有感触，并完全赞成。面对这样的学生，就是不能只提供给他们以“人工化”、“城市地图化”了的学习格局，而要用“真货”突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孙子·形篇》：“胜兵

若以镒[大容量]称铢[小容量]，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民[指挥士卒作战，这里也可暗指教授学生]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孙子·九地》：“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把他们带入真实的野地，甚至是原始森林、横断山脉，其中有断崖、裂谷、激流、野兽和各种危险。不突破学生那些从小学开始逐渐养成的“习惯性的学习自我”，逼他们对一个深奧巨大的而又是精彩迭出的陌生学术世界敞开年轻的心灵，就不会产生出或振荡出纯真、新鲜和充满边缘感的学习经历，开凿出那能够不断涌流的自学源头。我相信，我们的学生特别需要激发，而不是规范指导。

二、提供攀缘的绳索——让学生知难而进

就我所知，中美大学中还极少有这样以读解原著为主的哲学概论课，原因可能各种各样，但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怕学生们跟不上，以至败了学习哲学的胃口。的确，如果学生对老师上课时讲的完全不知所云，下课看教材和写论文时又一筹莫展，那就意味着教学的失败。

我采取了几个措施来应对“原著为主的教学法”的困难，使学生们能知难而进，而不是被难度压垮。

(1)一开学就发给学生们详细的《教学大纲》，有7、8页之多，里边除了基本信息、课程简介、课程的组织及评分方式、教材、参考书目(其中包括更多的原著和哲学史方面的优秀论著)之外，主要部分是“教学安排”，将每一次课的内容、阅读材料的出处和思考题一一列出。要求学生课前结合思考题阅读原著，课后再根据听课和笔记来阅读，以寻找问题的答案。

全课由六大问题(比如“什么是哲学和哲学家?”“什么是终极实在?一什么是真知识?一什么是美和美的体验?”“什么是最合理的政治形态?”“什么是最好的人生?”等)组成，每个里边又有多个小问题，每个问题都有相应的原著材料。这就好像为学生提供了在哲学原著的山野中攀缘的绳索和某种路标，学生只要努力，就有劲儿可使，有方向可寻。但它们毕竟不是完全现成的答案，而只是必要的指南。力气小些的同学花够了时间精力，凭它们可以通过急流险滩，力大的则可以通过它们再去阅读更多的原著或优秀论著。这各种情况也都能反映在学生的论文上。

(2)选用的原著有阶梯可循。选用的是已经出版的、有学术信誉的版本，涉及到中国古代原著时，特别选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选编的带有注释和白话文翻译的本子，以减少学生的阅读困难，印度哲学与西方哲学方面，因为是译本或现代文，反倒容易读些。

(3)提供师生交流的多重渠道。我很理解一名高中生刚入大学、面对这么一门要和他们作难的课时的感受——紧张、新奇而又可能有焦虑、着急。所以必须有师生在课下的有效交流沟通的渠道，让他们有问题或困惑时，一定能找到老师或助教来询问、商量。

我在美国做助教，每周有两次的答疑时间(OfficeHours)，教授也是这样，我们这里可能由于办公室条件有限，学校对此无要求。我后来发现，用其他方式也完全可以弥补上，效果还可能超出。一是安排少量的公开答疑，尤其是在发回两篇论文之后和期末考试之前。二是除了在课堂上允许、鼓励提问之外，还在课间、课后回答学生的问题，因为这是极佳的对话时机，

(4)设立网上的课程信箱，还有公布我的电子邮件地址，学生可以直接通过它们问我问题，也可以自己在信箱中相互讨论学习这门课的体会。我每学期都会收到不少学生来信的询问，而且每一封有关本课教学内容的问答通信，都放到课程信箱中，所有同学都可以看到。其中有不少问题是有普遍意义的，我感到这种交流的必要和真实效果。有时我们的讨论甚至超出了课的对象化内容，使教学过程出现了一些有益的“毛边”。它们对于我也有益。这些出自“哲学原野”的问题，把我从专业化、技术化的细节中又拉回到“天真”的哲学感受中，促使我从新的角度来考虑它们，有时甚至又得到星空下深思的乐趣。

(5)通过评判学生论文，与他们有更学术化的交流。这一点下面还会谈。

以上这些措施，我希望在保持这门课的原本、真实和难度的前提下，保证它的总体可行性。这些年教下来，从学生最后的成绩和反映(包括学校组织的学生评估)看，这个希望没有落空，尽管肯定还有可改进之处。

三、让成绩考核发挥最大效益——建立学习意识中的学术范式

我在北大读的是七七级本科，后来到美国读了硕士和博士。在那边一直为本科生教学做助教，回来后又为国内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课，并自己带学生。从这些经验中，我感到国内的大学对学生的考核力度(特别是研究生阶段)不如美国的大学强。这有各种原因，这里不能多谈，但我认为，出于对于学生一生的负责任的态度，必须让成绩考核发挥尽量大的效益。

这并不意味着不考虑中国大学的具体情况，一味加大淘汰力度，而是指要充分利用考核制造出的师生强度交流的效应，来提升学生的学术意识，使得前两项的努力落到实处。所以它是我心目中的“教学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北大素来以思想自由、名师璀璨闻名中华，我上北大本科时也对此深有体会，但如果缺了这一环或这一块板子，整个桶里的实际水平就上不去。

这门课对学生有至少三个考核：写两篇论文，并参加期末考试。实际上有四个可能，因为写第一篇论文与做课堂试讲(presentation)可以互换、并行。

每篇论文都事前发给学生详细的要求和说明，让他们明了论文的形式的、选题范围的和谋篇布局的基本要求和要领。对于每一篇论文，我和助教会认真批改(我告诉助教：你在他们论文上批的每一个字，可能都是你这一生所写文字中，被最热心地阅读、揣摩，并最有效果之类的。所以，有时候助教和我为一篇论文写的评语，几乎与论文的篇幅相当了)，好的地方不吝赞语，可改进处也一定指出，并相机给一些总体性的写作指导。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和时机，也就是学生倾注了许多努力、关注和期待的滚烫之处(孔夫子讲的“愤”、“悱”之处，见《论语》7.8)来指导他或她，才最有效。这时你心目中“什么是一篇出色的(或偏失的)学术论文?”“如何写好学术论文?”的观念和经验，才能有效地传递给学生，这时他或她才能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感受到你的公正，和你对他们的关爱。

而且，每次发还论文时，会在课上作些点评，指出广泛存在的问题，然后宣布在课程信箱中展示几篇比较优秀的、有代表性的论文，现在展示的已经是扫描件了，可以看到评语。这种良性的横向比较(相比于老师的纵向指导)，对于建构他们的学术意识也有比较强的效应。

总之，要让学生们尽量鲜明、有对比直感地意识到，什么是一篇会得“优”的论文，什么是好的学术工作，什么是应该遵守的学术规范，这样他们才会在未来的长期学习中以或显或隐的方式追求它、深化它。如果一开始就达不到这种意识，以为好的学术只是(像名师那样)讲得精彩，或能够应对考试，或以为混一

混也能通过，那对他们的耽误就是巨大的，我从自己学习和研究的经历中深知，能写出优秀的学术论文，既是基本功，又是最重要的学术能力之一。对于文科来讲尤其如此。

四、提高课程的内在丰富性、深刻性和边际效应

不管怎么说，老师在课堂上的讲授质量和精彩都是很重要的。它是龙头，只有它能抬起来，精光四射，才能带动其他一切进入“飞龙在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周易》)的状态，让学生们感受到哲学或学术的内在意境和价值，要达到它，一方面当然取决于教师的学术能力和表达能力，但另一方面也与整个课的设计有关，这主要指要让课的内容有质的丰富性，从而产生“和而不同”的边际效应和整体效应。所谓“边际效应”，是指将异质的、不同的东西之间的冲突、差异变成了可资利用的势态和动能。

具体到这门课，我撇开了在哲学概论课中普遍流行的西方中心论的做法，也就是以西方哲学、特别是传统西方哲学为搞哲学的基本模式的做法，强调不同文化中的不同哲学传统的各自独特身份，即它们相互的异质性或“他者”性，以及建立在这种深刻差异之上的平等身份之间的对比与对话。出于我的知识背景，正像前面已经提到的，我选择了西方、古印度和古中国这三大哲学传统，以及有关的原始著作，每一大传统中又有不同的传统或流派，比如西方内部又有不同流派，还有传统西方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的重大区别，通过这些不同的角度，着力阐发它们在六大问题上的最有影响的思路及其相互关系。

我发现，这样一个格局很有利于展示哲学的特点，也就是那样一种既不同于自然科学，又不同于宗教和文学艺术的思想努力，它要去解答终极问题或边缘问题。要真切理解这样一种学术的特性，就要求学习过程中的质的丰富性或某种不连续性、断裂性，也就是意识到不同倾向的哲理传统各有长处，在处理边缘问题时，谁也不能独霸真理，但又总有终极意义上的真理可言，不止是相对主义。

而且，我们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一个异质冲突和对话的文化环境中。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中，既有强大的西方文化、科技、艺术、哲学，又有中国的因素，比如中文、包括少许古汉语，某些中国古代哲学、文学、艺术的接触，还通过佛教等渠道而得到了一些印度元素。所以，一个纯西方化的或方法上西方化的哲学概论其实不能充分地满足他们的精神追求，也不利于他们今后的学习历程和学术成就。

所以，一门有后劲的哲学概论课应该能够呼应这样一个全球化过程逼出的形势，也就是异质文化越来越频繁交往乃至冲突的局面，让内涵不同的哲学传统相互争鸣，并尽量在它们的相互激荡中感受到、表现出那种最为原本哲学所珍视的边缘思考能力，也就是在道路还不明确、似有又无、真假难辨之时之处，摸索和开出新路的能力。

从教学中我认识到，这种冰与火的交会，可能引出许多困惑，比如习惯于西方科学乃至哲学思路的同学(尤其是理科同学)，会一再跑来抱怨中国、印度古代哲学的含混、飘忽，难于概念化，缺少明确性，怀疑它们怎么能算哲学(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挑战性的、但又能借机深化学生的哲学意识的问题)。我的应对方式，不是去努力用西方哲学的传统方式将中国的《易经》《老庄》、孔子，乃至印度的奥义书传统与佛教哲理加以范畴化、概念化和逻辑发展化，而是依托原著，尽量展现中国、印度古哲的原初特点，并以能被直观理解的方式向学生表明，为什么它们也是合乎理性的，尽管主要不是范畴化、逻辑化、实证科学化的理性，却有它独到的思想效力。只有通过应对这种真实的思想冲突和挑战，才可能从整体上提高讲课的境界，而学生们，尤其是这些聪明的、将会逐渐成熟的华夏学子，才会感到这门课不白学，里边有真东西，为他们在这么一个复杂多变、文明摩荡的世界中的思想探索提供了一个有长久生命力的起点。

五、结语

以上是我关于“什么是能够生成学生的学术能力的教学结构”的几点体会。它的要点是：以教学内容或材料的原真性、内在丰富性来形成难度、高度，突破学生的习惯思维方式和表面上的可接受程度，把他们“还原”。同时以这高难度中展现的学术魅力，吸引学生。还要以多种手段来帮助他们涉水度难，激励他们通过自己的奋发努力来克服困难，入深山探宝藏，得到终身难忘的学习和思想经历。此外，要以多重考核来训练学生的学术论文写作能力，逼他们去跳龙门，让他们在大学学习的一开头就真切认识到学术工作的优劣之别，将深刻的听课体验和思考体验落实为“有形的”能力形成，并在有些同学那里产生攀登学术高峰的志向与冲动。

总听到这样的议论：中国、美国学生的差异是中国学生训练严格，美国学生摸索和创新的能力强。我希望并相信，这两者以一定的方式是可以结合起来的，本文所讲的“结构”，就是这样一个意向，或朝这方面的一种摸索。

篇5：2014目标是什么

大学三年你的目标是什么？

想要进学生会，想要考第一，想要考四六级，想要入党，想要考公务员，想要考教师资格证，想要考会计从业资格证，想要自考本，想要专升本„„

为什么要制定目标？

（1）人生只有确定了方向，有了目标，才有价值。有了目标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否则，是极其可悲的。

（2）生活中有了目标，就会产生一种流淌着的动力，即使是茫茫的黑夜，也仍不致迷失方向。

（3）有了好的目标，就等于有了好的方向，就等于向成功迈出了第一步。

（4）没有了目标，人生会如同没有帆的船在生活的海洋中漂荡，无法达到理想的彼岸。

（5）目标是前进的指航灯，是人生的方向牌，失去了它，人生就如同一只没了翅膀的鸟，断了飞翔的希望。

（6）当你不断追寻自己的人生目标时，希望的涟漪就会荡漾开来

如何实现目标？

（1）你应该使自己的目标明确可见：明确你自己想达到什么具体目标，把它清楚的描述出来并写下来，然后专心致志地实现它。

（2）制定实现目标的计划，并定出最后期限：为你的计划制定出详细的实施步骤和详尽的时间表，规划出不同时期的进度，例如每小时的，每日的，每月的。千万别忘记，有组织的工作和持续的热情是力量的源泉

（3）对于希望要取得的人生企求，你应该保持真诚的态度：积极的心态是人生一切活动的原动力，成功的欲望会给你植入“成功意识”，成功意识又反过来培养出越来越强的成功习惯

（4）你应该无限信任自己和自己的能力：你无论做什么事，内心要有绝对成功的信心。你应该随时想着自己的长处而不是短处，想着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困难

篇6：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3%有清晰且长期的目标；

10%有清晰但短期的目标；

60%有较模糊的目标；

27%无目标。

25年后：

3%：25年来都几乎不曾更改过人生的目标，他们都朝着同一方向不懈的努力，现在几乎都成了社会各界的顶尖成功人士，其中不乏白手创业者、行业领袖和社会精英；

10%：大都生活在社会的中上层，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那些短期目标不断被达成，生活状态稳步上升，成为各行各业不可或缺的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工程师、高级主管等；

60%：几乎都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面，他们能安稳地生活与工作，但没有什么特别的成绩；

27%：几乎都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他们的生活都过得很不如意，常常失业。靠社会救济，并且常常都在抱怨他人、抱怨社会和抱怨世界。由此看来人必须要有长期清晰的目标，利用目标来牵引实现个人发展。

另外，10多年前，比利时一调查公司对一批70岁以上的老人做过一次民意调查，调查的题目是：你对过去的人生最后悔的是什么？其中排在第一位是的：67％的人认为这辈子找错了职业，排在第二位的是找错了伴侣。

也就告诉大家人生就两件事情重要：职业是否成功和婚姻是否美满。除此以外都是次要的，不需要化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做它，也不需要对其斤斤计较，浪费你的时间、精力和情感。

比如：吃喝玩乐确实是人生所必须的，但不是重要的，你不需要化很多的资源，如：时间、精力和财力去做它，或者在职业有所成就之后再去做它也不完。以上解读可以归纳为：重者虽难，需为先为大于思；轻者虽易，只为后为小于行。

以前我们接受的教育是：人为什么而活。其实按笔者的观点，人生为什么而死。就是在你临死之前还有什么后悔的事情没有做好的，如果没有，就可以安然地离开这个世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在临死之前为这辈子少买一套房和少攒100万元而后悔的，但是可能会为前面讲的两件事（职业和婚姻）没有做好而后悔。

职业策划可以比作一次旅程，如果你的旅行目标是想从重庆到上海，只要方向对了，不管你有多少资源，都可以到达目的地上海，只不过是坐飞机还是乘大巴，只不过自驾汽车还是骑自行车，甚至是徒步都是可以的，只是早晚而已，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前提是这些路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你方向错了，是朝着新疆方向去上海，你就是自己驾驶着世界最豪华的私人飞机也到不了你的目的地。有人说绕地球一圈也可以到上海，不知道对不对，这要问波兰文学家哥白尼，可惜他帮不了你，所以只能靠自己。

总之，职业策划重点是，职业方向不能错，方向错是大错，做错是小错，只要重做一次即可。一句话，人生重在职业，职业重在策划，为的不悔此生

篇7：你长期的目标是什么?

，

不要这样回答“我希望能够得到你广告中的工作”。把你的目标与你面试的公司关系起来，“在你们这样一个公司，我希望能够……”

篇8：教学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翻开历史, 教学生学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 我国古代就有“授之以渔”的名言, 即所谓:“授人以鱼, 不如授之以渔, 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 授之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说的就是传授给人既有知识, 不如传授给人学习知识的方法。在我国古代教育论述中, 教师的作用主要是“启发”、“诱”、“喻”、“长善救失”等, 学生学习的形式主要是自己读书和活动。就《论语》所载来看, 孔子的教学活动和形式就是很丰富很生动活泼的, 极富有启发性和互动性。孟子极力提倡“自得”。《学记》的整个出发点就是“学”。荀子的“闻”、“见”、“知”、“行”, 《中庸》的“学”、“问”、“思”、“辨”、“行”, 以及“朱子读书法”等, 都是对“学”的概括。

国外许多教育家也同样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

19世纪德国卓越的教育家第斯多惠指出:“一个差的教师是廉价奉送真理, 一个好的教师是教人发现真理。”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曾明确指出:“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

法国教育家卢梭认为, 教学要启发儿童、青年的自觉性。他劝告教师说:“传授儿童各种各样的科学, 并不是你的职责, 你的职责应该是使他对科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以及当他对这些产生的趣味较成熟时, 给他们从事学习科学的方法, 这确是那完善教育的最基本的原理。”

杜威推崇这一教育思想, 并在《明日之学校》中提出:学校中教知识的目的, 不在于知识本身, 而在于使学生自己去发现获得知识的方法。

孔子、老子、韩愈、陶行知、叶圣陶以及第斯多惠、卢梭、杜威等古今中外教育家的共同之处是追求最高的教学目标, 他们的共同追求是“教会学生学习”。反思我们自己的教学, 注重知识讲解、全面教授课本内容比较多, 传授学习方法比较少;注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比较多, 顾及学习方法比较少。因此, 学生能力较差。

篇9：学术目标是什么

现今研究生的科班训练，除了要会写论文和专著，也要会写书评和札记。而要做一个真正现代意义的学者，特别是要学会写书评，写真正意义上的书评。

一、中西方书评制度的差异

书评是一本学术杂志中举足轻重的部分，西文学术期刊的主体是论文（Article）和书评（Review），论文往往只有几篇，涉及的范围不够广。对读者来说，更重要的有可能是书评，因为书评才能真正反映这本刊物所涵盖的各个方面。我們翻看一本杂志时所获取的知识，有时并不在于论文，而在书评，这是和西方学术刊物的书评制度相关联的。

因为中国学术期刊一直没有建立起良好的书评制度，所以一本杂志中，主体是论文，书评只占极少的篇幅，甚至没有书评。杂志中所发表的书评涵盖的方面不广，大多数书评是一些对所评之书的概述和夸奖，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所以一般也不受读者重视，只受作者和出版社的重视，因为其中一些书评是作者或出版社编辑找人写的。

西方学术刊物的书评制度是这样的：每个学术出版社出版一本学术专著后，都要寄给权威的学术期刊，由期刊主编挑选其中值得评的书，去约请与该专著研究领域相关的专家来撰写书评，同时也就把这本书送给写书评的人。这种由杂志自身来选择权威专家的做法，很好地避免了由作者本人或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把自己写的书或编的书送给书评作者，因为后者必然产生人情稿子。所以，我们在西方经常遇到的事情是，一个学者出版了一本新书后，都在提心吊胆地等待书评的发表，而他或她并不知道书评都是谁在写，更不能干预书评作者写什么。我在耶鲁大学时，某一天见到韩森（Valerie Hansen），我说《守护神》（Numen）上有一篇你的Negotiating Dail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 How Ordinary People Used Contracts， 600-1400（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的书评，她赶快跑去看。足见书评在西方作者眼中有着与中国不同的学术意义。

因为书评是由杂志约请的专家撰写的，所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杂志自身手中，杂志也把自己所发表的书评水准，看作是该杂志的学术水准，这样的一种学术认定的结果，是杂志要约请权威来写稿，而不接受书评投稿。我们常常看到在一些刊物的约稿通知里面说，书评不接受投稿，如果你特别希望评某本书的话，必须先和主编联络，在得到主编的同意后，才能撰写。同时，由于杂志对自己发表的书评水准的认定，所以一般来讲是不接受反批评的。你可以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商榷文章，但在发表书评的刊物上是不行的，即使你的反批评很有道理，一般情况下也是不给刊登的。这种做法有点霸道，但实际上是为了一个杂志的正常运作，因为你一旦发表了反批评，则必然引起书评作者的再度反批评，这样你来我往，批评文章越来越多，文字越来越长，那么这个杂志的篇幅就大量被占掉，而批评双方有时也从学术争论发展到意气之争，降低了杂志的学术水平，这样下去杂志是无法办的了。

在中国，大多数刊物没有这么严格的书评制度。比如几年前《历史研究》发表了葛剑雄、曹树基先生评社科院人口史的一本书 ，很有分量，是中国学术界少有的书评，虽然有些话用词过于激烈，但仍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一股新的气息。但是因为《历史研究》没有规范的书评体制，很快就发表了反批评文章 ，这其实是否定自己。所以，发表书评的杂志是不能够发表反批评的，但并不反对书的作者在其他地方发表反批评的文章。

当然，西方杂志赋予书评作者的这种话语权，有时也被利用来作为攻击他人的手段。比如《哈佛亚洲学报》（HJAS）第58卷第1期（1998年）发表的贝格利（Robert Bagley）撰写的长篇书评，用十分激烈的言辞批评巫鸿（Wu Hong）《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 一书，指作者书中表现了至今没有改造好的“中国劣根性”！对于这样一篇学人看了都觉得超乎学术的“毁灭性的批评”，《哈佛亚洲学报》就是不发表巫鸿的反批评，最后还是李零先生出面，在刘东主编的《中国学术》第2辑（2000年）中，同时发表贝格利的书评中文翻译和巫鸿的答辩文章 ，让读者自己看看谁有理。

《哈佛学报》的这篇书评是个特殊的例子，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一般来说，西方学者写书而受到批评，已成习惯，一般不会引起意气之争。贝利（H. W. Bailey）教授集毕生精力所编的《于阗塞语词典》 出版后，其弟子恩默瑞克（R. E. Emmerick）在《印度伊朗学刊》（IIJ）第23卷（1981年）上撰写书评 ，指出其不足之处。但这并没有影响二人的交情，贝利每年过生日，恩默瑞克都要从汉堡赶往剑桥去祝寿。1985年我前往剑桥拜访贝利教授时，他告诉我当今执于阗文研究牛耳者为恩默瑞克，并介绍我到汉堡去找他。

在中国书评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一旦一个作者的书受到批评，有时会被某些人利用这些书评来攻击作者，使得作者的职称评不上，甚至分配房子、提升工资也受影响。有时再加上报纸、网站的炒作，使得问题更加复杂。要知道，在西方的杂志里，往往是值得评的书才被安排来写书评的，有些书根本不值得一评，所以，尽管书评没有什么好听的话，也说明这本书不是最差的。一个人的学术眼界是有限的，自己所撰作的书肯定会有漏洞，所以别人的善意批评是可以接受的，这有利于自己将来在修订本中把学术水准更推进一步。

西文杂志的书评，一般都上目录，在“书评”类下面，先列作者，然后是书名，最后是书评作者名和页码。这样等于给值得评的书做了广告，让浏览这本杂志的人知道有这么一本书，甚至会引发某些人翻开书评，看看本书的基本内容。因此，一般来说书的作者都是愿意自己的书有人评的。在目前中国的杂志里，书评的正题往往是一句表扬的话，书名放在副题中，常常没有作者的名字，这其实不利于对被评的书的学术认定。我在办《唐研究》时，改变这种做法，采用西文刊物的标题方式，意思就是让大家一眼看到唐研究领域里最值得注意的都有哪些书。请大家注意引用这样的书评时，不能像引用一般文章那样，只抄写标题，而是要在前面加上“书评”二字，如：荣新江《书评：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555-559页。

nlc202309041917

西方杂志的主编，往往就是某些方面的权威学者，所以有些刊物的主编就把出版社寄来的书留下，自己写书评。最著名的就是《通报》（T’oung Pao）的主编伯希和（Paul Pelliot），他的学术领域十分宽广，涉及中亚、中国的许多方面，自己的成就很高，所以他所写的书评也因为具有很高的水准而不被认为是违反了书评约稿的原则。伯希和一生撰写了大量的书评，他的书评不仅发表在《通报》，也发表在法国《亚洲学刊》（Journal Asiatique）、《法国远东学院院刊》（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eint）等杂志上，大概由于所写书评太多的缘故，在伯希和去世以后，他的论著目录一直没有被完整地编辑起来。原本听说京都大学的高田时雄先生准备一个全目，但没有完成。2001年出版的Hartmut Walravens， Paul Pelliot （1878-1945）. His Life and Works ——a Bibliography ，包括伯希和的全部论著目录，还有篇目、主题索引，以及后人有关伯希和的论著目录。伯希和大量的学术成就，其实有不少包含在他所写的书评里。

良好的书评制度，可以使得一本杂志的书评保持较高的信誉，拥有更多的读者。目前，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杂志已经意识到真正的学术书评的意义，但要建立起良好的书评制度，路还很漫长。

二、有学术贡献的学术著作值得评

哪些书值得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有学术贡献的学术著作值得评。相反，给一般读者所写的通俗读物，普通的概述或综述，则不一定在纯学术刊物上发表评论。当然，可以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评介文字。

值得评论的书，从我们历史学科的角度来说，包括专著、论文集、史料集、考古报告、学术性的展览图录等。因为书评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让读者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和学术贡献，所以，要有专家用简洁的语言，把这些书的内容和成绩勾勒出来，特别是一些论文集、考古报告，对于其他专业的人来说，翻看书评以后，可以决定值得不值得去找这本书来读。

但是，要知道，对一本杂志来说，不可能找到所有值得评论的图书的书评作者，所以虽然有的书，我很想在《唐研究》上发表一篇书评，但往往因为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撰稿人而作罢。这又说到书评的作者问题了。比如说在中国的唐史学界，我们拥有许多各方面的专家，但老一辈的甚至略微年轻一点的专家学者，受到“文革”大批判的影响，不愿意写书评，这使得在国内找寻一个所评之书的最佳专家的做法，有时难以成功。因此，我们也约请一些在某一领域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者来撰写书评，几年的实践证明，中青年学者不仅有实力写，而且敢于写，甚至一些博士生因为较长时间关注一个课题，他们所写的同一专业领域里的书评，很有力度，受到读者的好评。因此，只要大家努力，中国的书评制度可以创造性地建立起来，中国的书评内容也可以充实起来。

在老一辈的学者当中，在写书评这一点上，周一良先生是个例外。我在《才高四海，學贯八书——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中有如下一段介绍：周先生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的训练，不论在燕京大学，还是在哈佛大学，因此，他在撰写论文、札记的同时，一直坚持写书评。他对书评的看法，可以从他表彰杨联升先生撰写书评的文字里体现出来：“我认为莲生（即杨联升）的书评可以媲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从某种意义上讲，写文章是写自己，只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端出来就行；写书评是写别人，往往要站在学术史的高度，从方法论上加以评述，有时比写文章还难。周先生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当然无法和杨联升相比，但他写书评的作法，是许多与他同龄甚至比他年辈还晚的中国学者所不具备的。周先生的书评范围很广，从早年的《评冈崎文夫著〈魏晋南北朝通史〉》 ，到晚年的《马译〈世说新语〉商兑》 和《马译〈世说新语〉商兑之余》 ，都是按照书评的学术规范，提出了严肃的商榷意见。在敦煌学方面，他撰写过《王梵志诗的几条补注》，对王梵志诗的校本提出批评意见 。还有《读〈敦煌与中国佛教〉》，虽然以介绍为主，但也有指正的地方。我们从这些书评中，可以窥见周先生的一些研究方法。他曾特别送我上面提到的《马译〈世说新语〉商兑》抽印本，说明他自己对这篇书评的欣赏。

三、今天我们如何做学术书评

1.学术书评的种类与内容

学术书评有不同的种类，有长有短，长的过万字，短的只有几百字而已。一种书评是属于介绍类的，往往只有500～1000字，把书的内容简要地介绍一下，如果写得凝练，也可以看到书评作者站在学术史高度予以的点评。像美国《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法国《汉学评论》（Reuv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等刊物上的书评，就是这种类型，主要目的是想多包含一些书的书评，使杂志学术范围的覆盖面更加广泛。刘东主编的《中国学术》发表的书评，很像是往这个方面发展，而这本企图涵盖中国学术许多方面的杂志，也确实应当向这个方面发展，但目前看来，书评量太少。

一般的书评在3000～5000字左右，也就是既可以概述原书的内容，又可以加以评论。这是书评的主要形式，大多数的杂志采用这样的书评，我所编的《唐研究》也是如此。还有专门就一本书进行广泛商榷的书评，称作“书评论文”（Review Article），字数较多，有的超过10000字。书评论文对于所评之书来说，可谓重磅炸弹。我曾经在《神圣的殿堂——莱顿大学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图书部》（海外书话2）中举过一个例子 ，即《通报》（T’oung Pao）所刊达菲那（Paolo Daffinà）的《评〈汉书·西域传〉的新译本》一文，这是对莱顿大学汉学院前院长何四维（Anthony E. P. Hulsewé）教授《中国在中亚：早期（公元前125至公元23年）》 一书的批评，发表在《通报》里 。原书作者何四维先生对我说：看我这本书，一定要看达菲那的书评。可见书评论文的重要。

nlc202309041917

在我看来，书评的内容应当包括下面几个方面。第一是内容简介，即让没有见到书的读者可以通过你的介绍，大致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在介绍一些涉及方面较广的论文集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有选择地重点介绍一些文章，而简单地介绍另一些文章，或者只列其名或其类别。第二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本书选题和内容的价值、特点，如果是前人研究过的课题，那么这本书有没有新的角度，有没有新的材料，有没有新的笔法。如果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课题，或者说研究很薄弱的方面，则从研究的题目和范围来说明作者的贡献或尚不完善的地方。第三是本书的不足，包括题目与内容是否对应，内容包含的范围是否过窄，以及材料的缺陷和论证逻辑是否合理。在指出别人不足时，要根据自己的研究在理论、材料、研究论著和参考文献等方面举出证据，加以论述，避免空论。第四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加以补正，包括订正书中的错误，补充书中的不足，这些部分一定要在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才能写出来。如果只是根据可以有两种解说的证据，就不能轻易否定作者的观点。最后，对于一些古籍整理、包含新史料的著作，要校勘错字，以免贻误后人。

这些只是主要的方面，书评的内容没有特别的一定之规，是最容易表现个人学术思想的一种文体，所以你也可以利用书评来发挥自己的学术观点，因为现在的年轻学者，不可能像陈寅恪那样，很早就开始给别人写序、写审查报告，表述自己的学术思想，因此，你可以利用写书评的机会，把写刻板的专题论文时所不能表达的学术思想，通过书评表达出来。

书评的写作也没有一定之规，上面所列的几点，不一定按照上面的次序来写，比如在介绍内容的同时，就可以用夹叙夹议的写法，提示优点，指摘缺陷，这样有时显得平和一些，但不减书评的分量，我常常采用这样的写法。现在中国的一些刊物上的许多书评在写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好话以后，最后来一句：“瑕不掩瑜”“金无足赤”“由于……原因，书中也有错误之处，相信再版时会修订”之类的话，是很不好的八股文，说了等于没说。

我在上面提到的《海外书话》中说：“我平日里最喜欢读西文杂志的书评，它不仅能让你了解所评之书的大致内容及其学术贡献，还可以从中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书评者往往还根据自己的知识来补充该书之不足，特别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补充参考文献和相关材料；而且大多数书评都会有批评在内，有时往往是按页码顺序来一一挑错。这和我们在国内报端看到的书评迥然不同，因此读起来就像喝咖啡一样，精神不時为之一振。”

2.学术书评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评书不评人，但要了解作者。在写书评时，千万要记住你可以说这本书如何好，如何差，但切不可说这个作者如何好，如何差。当然，我们最好能够了解这个作者的学术出身、学习和工作单位、已经有过什么学术成果，这些对于了解本书的学术水平是必不可少的。对作者已有的相关成果做一些介绍有时也是必要的，但是，在书评里不要对作者进行大肆吹捧，更不能对作者加以人身攻击。

第二，要注意书的出版时间。一般来讲，我们往往只评最近一、两年内出版的新书，对于再版书也主要评新增订的部分。但有时我们没有那么快地得到新书，有时我们需要把几年当中出版的同类著作放在一起来评。这时候，我们要切记不能用书出版以后新发现的材料来批评作者，应当站在和作者同样的起跑线上来写书评。比如我在评刘统先生的《唐代羁縻府州研究》时，注意到他的书基本上完成于1988年，而推迟到1998年9月才出版，所以尽可能避免用1988年以后的新材料说话 ，这些新材料只能给作者做补充，而不能据以批评人家。我过去不认识刘统，由于这篇书评，成了他的好朋友。

第三，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抓住一点，不顾其余。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而且现在学术十分发达，很难把资料和研究信息全部收集齐全，因此在研究中往往会有一些漏洞，甚至是硬伤。对待这样的问题是可以指出的，但不要揪住不放，更不要以此否定全书的其他贡献。过去有人给《唐研究》投稿批评张弓先生的《汉唐佛寺文化史》，我因为用词太厉害而没有采用。后来这篇述评发表在别的刊物上，但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口气缓和多了。某位权威学者在其高水平著作中，把一条张大千写在西千佛洞宋人壁画榜题中的文字（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之证）当作宋代的史料来运用，这可是硬伤啊！我撰写书评时，考虑再三，还是用通信告诉他，没有写进书评，因为我觉得太伤人了。

第四，要礼貌用词，不用“怪圈”一类的语言。因为有些字眼会伤害别人，所以我们尽量不用让别人有不愉快的语言，而是用事实说话。其实，有分量的书评最容易引起书的作者的反批评，如果书评作者以事实说话，那么反批评往往是无力的。这时反批评者常用的方法就是以“礼”来干预“法”，批评批评者用词不当，有失礼法，从道德上给你上纲上线。所以，一定不要用无礼的语言撰写书评。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