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人物历史故事

夏朝的人物历史故事（共10篇）

篇1：夏朝的人物历史故事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虽距今历史悠久，但其历史故事流传至今，其文明文化刻在历史书卷上。下面将介绍的就是夏朝的历史事件——太康失国。

启晚年生活奢侈，终日沉迷于歌舞声色之中，朝中政事不修。后启死了之后，王室内乱。既然是“家天下”了，权位当然应该由他的儿子来继承了。但启的儿子有五个，结果谁也不肯让步，于是五个儿子为了争夺权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后来权位被其中之一的太康所得。然而不幸的是，太康即位后，不但没有改善朝政，反而变本加厉，终日田猎无度，流连于美色酒肉之中。有人向他进谏，劝他以天下百姓为重，要他勤于政事，可太康却对此置之不理。加上之前夺权斗争造成的内乱，朝中众臣对夏后氏很是失望。这样，太康逐渐失去了民心，给一些觊觎权位已久的诸侯有了可趁之机。

有一日，东夷的有穷氏部落首领——后羿就趁太康出去田猎之时，领兵拦截了太康的归路。太康见此状况，惊慌不已，吓得有家不敢回，拔腿就跑。但他哪里逃得掉，后羿乃是当时闻名的神箭手，他拔出利箭，张开大弓，于十里之外将太康射杀。太康一死，后羿便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朝中的权位，得以号令诸侯。

太康失国，皆因为他不顾百姓，只图自己享乐，使得王道不正。而可悲的是，后羿得位以后，居然也重蹈了太康的覆辙。后羿自持善射，以为天下无人不服，便对自己的言行不加丝毫约束。他像太康一样终日沉湎于酒色，不问政事。后来，在他的亲信中有一个叫寒浞的，此人诡计多端，早想除掉后羿取而代之。他知后羿目中无人，于是伺机暗杀了后羿，自己当上了国君。这“家天下”的夏朝，才传了两位君王，权位就落到了外姓人手中。

篇2：夏朝的人物历史故事

太康失国后不久死去，族人立其弟仲康，流落于洛水附近，仲康死，子相立，后相在后羿的追杀下，逃往帝丘(今河南濮阳)依同姓之诸侯于斟寻氏以及斟灌氏。这时斟寻氏已从伊洛平原迁往豫东北，斟灌氏则在今豫鲁接界处的范县北。寒浞为防止夏后相势力复兴，命浇率师“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相”。然后封浇于过(今山东掖县北，或疑在今河南太康县东南)，封豷于戈(在宋、郑间，约当今豫中偏东部)以控制东方。当寒浞攻杀后相之时，其妻后缗东逃至鲁西南母家有仍氏之地，生下遗腹子少康。

少康长大作了有仍氏的牧正(牧官之长)，不久，在浇的追杀下，逃奔有虞氏(在今河南商丘地区虞城县西南)作了庖正(掌管饮食之官)。有虞之君虞思将两个女儿嫁给少康，安置在今虞城县东南的纶邑(在今河南商丘地区夏邑县)，从此获得了“有田一成、有众一旅”的根据地。

有了方十里之地和五百人之众，少康开始谋划复国。他首先和逃亡有鬲氏的夏臣伯靡建立联系，收抚斟灌氏、斟寻氏被伐灭时逃散的族人，组建、发展武装办量。然后“使女艾谍浇，使季抒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传说女艾是少康之臣，被派打入浇处为间谍，季抒则是少康之子，诱杀豷等，都反映了处心积虑、以弱胜强的谋略。浇是传说“多力，能陆荡舟”的勇猛之士。寒浞代夏，所拥有的土地、人民远多于后相，所以少康复国的军事斗争，更多使用了诡诈手段，经历很多曲折，不是轻易得胜的。《楚辞·天问》有:“惟浇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其首。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浇谋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寻何道取之”。这首诗透露出少康曾用行刺或袭击的方法除掉了浇，很可能就是女艾夜间行刺，错杀为浇缝裳上了坚甲，自以为万无一失，却还是被少康寻找到机会，利用田猎放犬逐兽，袭杀浇而断其首。进而攻灭豷、寒浞。

寒浞自杀未遂，被绑住拖到伯靡面前。伯靡历数寒浞各项罪状，将他的肉一片一片割下，凌迟至死。少康命人将豷剁成肉酱。少康重建了夏后氏的统治，建都纶邑(今商丘夏邑县)。在位期间，少康勤政爱民，专心农业水利，史称为少康中兴。

篇3：历史人物的公关心态(之九)

《韩诗外传》记载有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子贡请教孔子:“在诸侯国的大臣中,哪个最贤明?”孔子说:“齐国的鲍叔牙和郑国的子皮。”子贡说:“齐国的管仲和郑国的子产应该是最有名望的大臣。”孔子笑了,他说:“管仲是鲍叔牙推荐的,子产是子皮推荐的。而没有听说他们推荐过什么人?”子贡听了,心领神会地说:“荐贤贤于贤。”孔子说:“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又何加焉。”(知道贤人的人是聪明的人;推荐贤人的人是仁爱的人;引荐贤人的人是具有高尚道德行为的人)

孔子和子贡对话中提到的管仲与鲍叔牙即是家喻户晓的管鲍之交,是中国传统公关的经典范例。

春秋时期,齐桓公首霸中原。齐国称霸,是因为重用了大政治家管仲。而管仲的被重用,又是因为鲍叔牙的大力推荐。

管仲和鲍叔牙是好朋友。起初,两人合伙做生意。管仲家里穷,出的本钱没有鲍叔牙多,可是,到分红的时候,他却要多拿。别人都骂管仲贪婪。鲍叔牙解释说:“他哪里是贪这几个钱呢?他家生活困难,是我自愿让给他的。”管仲也曾带兵打仗,进攻时他躲在后面,退却时他跑得最快。手下的士兵都瞧不起他,不愿再跟他打仗,鲍叔牙却说:“管仲家里有老母亲,他保护自己是为了侍奉母亲,并不真是怕死。”鲍叔牙替管仲辩护,极力掩盖管仲的缺点,完全是为了爱惜管仲这个人才。管仲听到这些话,非常感动,叹口气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从此二人成为生死之交。后来,管仲当了公子纠的老师,鲍叔牙当了公子小白的老师。由于齐襄公残暴昏庸,两位公子担心受害,便寻机逃出了齐国。管仲和公子纠躲到了鲁国,公子小白和鲍叔牙躲到了莒国。

公元前685年,齐国内乱,齐襄公被杀。齐国的大臣派使者去莒国迎接公子小白回齐国,鲁庄公听到这个消息,决定亲自带兵护送公子纠回国。他让管仲带一部分兵马在路上拦截公子小白。管仲带兵追赶小白,追上以后,向小白射了一箭。这一箭只射中了小白的衣带钩,小白怕管仲再射箭,急中生智,把舌头咬破,假装吐血而死。管仲信以为真,回去报告给了鲁庄公。鲁庄公设宴庆贺,之后才带着公子纠慢悠悠地向齐国进发。而公子小白却迅速赶到齐国,即位当了国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

鲁庄公和管仲护送公子纠回国,见公子小白即位,便和齐军作战,结果鲁军大败。齐军追至鲁国境内,强令鲁庄公杀死公子纠,交出管仲。管仲得以到了齐国。鲍叔牙先把管仲安排在自己家里,然后向齐桓公推荐。齐桓公不忘一箭之恨,余怒未消,欲杀掉管仲。鲍叔牙以“各为其主”为名为管仲开脱,并力荐管仲为相。齐桓公不同意,要让鲍叔牙为相。鲍叔牙说:“我只是一个谨小慎微、奉公守法的臣子,而管仲才是治国图霸的人才!重用管仲,他将为你射得天下,哪里只射得一个衣带钩呢!”齐桓公被说服了,并在鲍叔牙的建议下,选了一个好日子,亲自出城迎接管仲,而后任命管仲为相。

管鲍之交作为一个交友的典范,千百年来在华夏大地广为流传,为人们津津乐道。鲍叔牙知贤荐贤,他是一位真正的伯乐。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管仲是“千里马”,而且是一匹有缺点、有棱角的“千里马”。如果不是因为鲍叔牙,管仲爱贪小便宜和打仗逃跑的缺点足以使他庸庸碌碌地混迹于民间一生;如果不是由于鲍叔牙,管仲也可能成为齐桓公的刀下之鬼。正是有了鲍叔牙这个名副其实的伯乐,才使管仲这匹“千里马”得以驰骋在春秋争霸的历史舞台上,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

理家治国忠孝两全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救世济民,经世致用,这一思想自屈原以降就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血脉里奔涌激荡。理家治国、忠孝两全的观念早已浸润在一代代中国士大夫的脑颅与心田之中。

实际上,追寻历史的脉络,最早做到理家治国并忠孝两全的,当属中国的舜帝。

舜或称帝舜、虞帝,他“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

舜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出生后不久,母亲就病逝了,父亲瞽叟又另娶了个妻子,生下一个儿子,叫做象。瞽叟喜爱象,厌恶舜。其后妻善于说谎,后子象又十分傲慢。舜在家的日子很难熬,“及有小过,则受罪”,而瞽叟更为险恶,“常欲杀舜”。但舜处理得很好,“舜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懈”。渐渐长大之后,舜主动承担了家里的大部分劳动。他“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对家庭关系处理得更恰当了。“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瞽叟仍有杀舜之心,但“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舜以其巧妙的心智,周旋于父亲、后母和弟弟之间。二十岁的时候,他的孝顺就闻名遐迩了。当帝尧询问谁可当继承人的时候,各部落长都说舜虽然处在这种家庭,但他皆以孝和,进之于善,不至于奸恶,一致推举舜为尧的继承人。尧同意了个部落长的意见,但还要对舜进行考验。

尧对舜的考验是看他能否处理好家庭、邻里关系。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都嫁给舜,看他如何处置,结果“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让自己的九个儿子与舜为邻,结果这九个人更加敦厚谨敬了。舜团结周围的邻居,努力发展生产,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舜得到了尧的赏识。

舜在事业上的成功并未能改变瞽叟等人对他的态度,“尚复欲杀之”。有一次,瞽叟让舜登上仓库的顶上干活,自己却从下纵火想要烧舜。舜急中生智,展开两个斗笠,从房上跳了下来,幸免于死。又有一次,瞽叟让舜去打井,舜在打井的同时,在井内侧又挖了个隐蔽的出口。瞽叟和象等到舜进入井中后,就落井下石,舜则从侧面的出口逃走了。舜以他的大智大勇逃过了这两次劫难,而后“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仍旧与家人和睦相处。

舜的大仁大义使尧心悦诚服,于是就让他参予政治“试舜五典百官,皆治”。

篇4：大禹治水和夏朝的历史新证据

在这篇文章中，南京师范大学的吴庆龙研究员带领一支国际科学团队试图为华夏历史“口说无凭”的源头提供新的事实依据。他们模拟重建了在青藏高原边界发现的一处远古滑坡坝遗址，并证明了因滑坡坝形成的堰塞湖崩溃时，瞬间倾泻而出的洪水足以造成黄河下游的改道和绵延的洪灾事件。文章分析称，这次溃堤与中原地带大规模的文化转型事件在时间上十分贴合，似乎与“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不谋而合，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史籍、考古证据之外的另一种形式的佐证。

根据该文章所述，当时的情景可能是这样的：一场强烈地震在黄河上游峡谷积石峡（今位于青海省循化县境内）引发了大规模滑坡，滑坡堵塞黄河6 至9 个月， 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水量持续增加导致堰塞湖溃决，多达110 亿至160 亿立方米的湖水在短时间内快速下泄，形成流量巨大的洪水。

“这样规模的洪水灾害在中国历史时期内没有发生过（有确切记载的），是一场非常罕见的巨大洪水。因此，我们推断它应该就是与‘大禹治水’有关的那场大洪水。”吴庆龙说。

这篇论文的上半部分基本都是有关这次堰塞湖溃坝的研究，不少国内学者认为， 文章到此尚是非常严谨的自然科学考察， 并且很有创见地提出了毁灭了喇家聚落（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并造成积石峡上游滑坡的很可能是同一场地震的观点。引起争议的是接下来的推论。对于这篇文章的推论，国内不少考古学者认为证据链不足， 表示质疑。如上海博物馆馆员张经纬等人认为，黄河上游洪水能够影响下游2000 公里的推测，想象多于科学依据。而且， 文章将古籍中记载大禹“导河积石”与洪水发现地“积石峡”的重名联系起来，虽然表示是否为巧合还有待历史地理学来研究澄清，但甘青交界的积石山、积石镇得名在隋文帝之时，文章显见有“望文生义” 之嫌。而且大禹治水的范围，学术界倾向于认为只能在郑州以东，不可能发生在黄河中上游一带，中上游有较为充分的回旋余地，大禹不可能远赴青海治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贾连敏在受访时说，自然科学的手段可以解决很多传统考古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很多考古项目包括夏商周断代工程本身就是多学科合作的结果，动植物考古、体质人类学、气象学等自然科学在一些数据的取得上功不可没。不过他也认为，自然科学作为手段应该纳入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体系中去， 否则，就会游离于考古学的把控之外而出现偏颇。

关于夏朝及大禹存在的确切时间，就目前的发现和掌握的证据来看，尚难以论断。但学界对于夏王朝的关注与研究，也在新的发现与争论中更进了一步。

篇5：夏朝历史人物故事

然而，寒浞更是一个残暴奸诈之人，他不但霸占了后羿的家产和妻子，而且任意驱赶和杀戮百姓，搞得民怨沸腾。

太康失国后，逃到同姓部落斟(河南巩县西)，羿灭斟，立仲康，仲康子相逃到商丘，被羿攻伐，又逃帝丘，依同姓昆吾部落。寒浞杀羿后，相成为寒浞的肘腋之患，日夜忧惧，于是派兵攻打在帝丘避难的相，相的妻子后缗已经怀孕，在忠诚的仆人帮助下慌忙从墙洞中逃归母家有仍氏部落，不久生少康。少康长大后，作了有仍氏的牧正，管理畜牧。当寒浞之子派人追杀少康时，少康又逃到了有虞氏部落，作了有虞氏的庖正。舜的后人虞思听说少康贤正，就把两个女儿嫁给了少康，并赠给大量的土地和奴隶作为陪嫁，少康才站住了脚。

篇6：夏朝的历史小故事

据历史学家考证，夏启在位起讫公元前2061—前2052年;生卒年公元前2130—前2052年;出生地涂山(今浙江绍兴西北);迁都黄台冈(今河南新密境内);年号帝启元年(辛丑，公元前2060年)。

那么，在四千多年前君主禅让制度流行的年代，是什么细节促成夏启得到王位?夏启为什么又要用武力巩固王位呢?

《史记》和《尚书》都叙述了尧、舜、禹“禅让”王位的史事。唐尧死后，虞舜继位，用同样的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姒禹为继承人。姒禹晚期，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姒禹又举伯益为继承人。可以说，禅让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人才选拔制度，是选举“贤能”的体现，是人民意愿的体现，天下之大人人平等。

中国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最早记载于《尚书》。后来中国的王朝更替，也有以禅让之名行夺权之实的。这些“禅让”包括：公元8年，西汉的孺子婴禅让给新朝的王莽;公元2，东汉献帝刘协禅让给曹魏文帝曹丕;公元265年，曹魏元帝曹奂禅让给西晋武帝司马炎;公元420年，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给南朝宋武帝刘裕;公元479年，南朝宋顺帝刘准禅让给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公元5，南朝齐和帝萧宝融禅让给南朝梁武帝萧衍;公元557年，南朝梁敬帝萧方智禅让给南朝陈武帝陈霸先;公元581年，北周静帝宇文衍禅让给隋朝文帝杨坚……

非常明显，禅让制确有弊端。一是在上古时期各种监督机制不完善和管理透明度不高的情况下，禅让也只是一种外在形式而已，所谓人才的贤能是口口相传的，是可以人为神话的;二是禅让制的实施往往还要披上一层假惺惺的礼让外衣——被选举的首领要躲在山间森林或者隐蔽之处，推让再三，然后由族人或者部下拥戴他出来——这种假惺惺的礼让是本文叙述的细节关键。

虞舜百岁时到南方巡游，突然患病，死在了苍梧山(今湖南宁远县南)。接任的姒禹听到此讯，亲自率领众臣以隆重的礼仪为舜建造了陵墓，并在苍梧山修庙祭祖，这就是至今犹存的零陵和舜庙 (今湖南宁远)。守孝期满之后，姒禹让出了帝位给虞舜的儿子，自己躲避起来。但是，百姓对姒禹十分拥护，因为姒禹治水对百姓的贡献太大，因此，姒禹最终继承了帝王之位。

姒禹晚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曾征询各部落首领的意见，挑选在帝舜时就掌管刑法的皋陶作他的继承人，让皋陶管理政事。可惜，皋陶品德虽好，年龄太大，没等接任，皋陶就先禹王而死去。姒禹又立伯益为接班人，却把军政大权交给了儿子夏启，而且外出的时候，常常带着儿子夏启。结果，夏启在百姓当中的形象远胜过伯益。这个细节是姒禹无意间为禅让制的覆灭埋下的祸根。

公元前2061年秋，帝禹出巡时在会稽死了，虽然，帝禹临终前有意把天下“禅让”给伯益;但是，伯益辅佐帝禹执政的时间太短，百姓尚未蒙受他的德泽，所以各氏族首领都不去朝拜伯益而去朝拜夏启，并且说：“吾君之子也(启是我君帝禹的儿子啊)”(《孟子》)。伯益并非无德无才，而是兢兢业业为国家出力。伯益曾经是大禹治水的一名主要助手，发明过一种凿井的新方法。伯益擅长畜牧和狩猎，曾教会人们用火烧的办法来驱赶林中的野兽。

然而，伯益的想法过于天真。伯益以为天下从此就是自己的了，便在帝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市告城镇)即位称王，坐上了天子之位。但是，伯益也看到了百姓对夏启的拥戴，看到了自己所处位置的不稳定。帝禹三年丧服完毕以后，伯益就将天下让给帝禹的儿子夏启，自己避居到箕山的南面去了。当年，唐尧禅让帝位给虞舜，虞舜躲避起来，客套了一番，礼让给了唐尧的儿子丹朱，最后，还是虞舜做了帝王;虞舜禅让帝位给姒禹，姒禹也躲避起来，客套一番，礼让给了虞舜的儿子商均，最后，还是姒禹坐了帝位;现在，姒禹禅让帝位给了伯益，伯益当然也要学着先辈的样子，躲避起来客套一番了。急什么，帝位早晚是自己的。

篇7：中国夏朝历史故事

访问当地的居民，也无人知晓这些汤帝庙最初建于何时，甚至连汤帝的生日，也众说纷纭，连济源境内也不统一。这些现象只能说明一种情况，汤帝非本地出生，济源人对他并不十分了解，而他某一时期在济源影响又很大，势力涉足很广。

既然我们在济源本地找不到答案，只好把眼光放的远一些，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录上，在济源附近包括河南山西地貌特征文化古迹上，查找关于汤帝及有关他在济源附近的活动的记载。这也是考古发现常用的一种方法。

据历史记载，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氏族部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逐渐强盛起来，由夏的属国演变为足以与之抗衡的对手。商汤即位并迁徙部族统治中心到亳地(今河南商丘)汤帝名曰商汤(?-约前1588年)，子姓，名履，庙号太祖，为商太祖。商朝的创建者 ，是商朝开国皇帝。

夏朝末年，帝履癸横征暴敛，残害忠良，朝朝游宴，夜夜笙歌。在宫殿之上，模仿天的穹窿，建起来人造天空“宝盖”，上嵌宝珠象征日月星辰，由33个绝色美女主管，美其名曰“三十三天妃”;又在长夜宫里铸金柱，琢玉梁，建造地府，由72个妙龄美女主管，称“七十二洞主”，酒池肉林也是他的首创，把反对他的人扔进满是蛇蝎的池中活活折磨死。人们受不了他的残暴统治，就作歌传唱：“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这表明夏的统治风雨飘摇，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史记·殷本纪》“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商汤率领军队又在鸣条决战。(鸣条山一说今河南洛阳附近，一说今山西中条山，从历史记录和河南洛阳山西中条山济源附近一带大量的汤帝庙来看，战争发生在这一带无疑) 在决战中，商军奋勇作战，一举击败了夏桀的主力，并最后推翻了夏朝。这就从中国文化历史记录的角度，找到了商汤和夏桀在洛阳济源山西一带进行过战争的证明。

自从夏朝破坏禅让制的官以民为本以来，官民之间成了领导与被领导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前朝与后朝也由禅让的关系，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每次朝代更替，都会血流成河，无数生命财产被毁。夏朝是商朝的死对头，不会给对方留下祭奠的印记。所以济源虽然是夏朝古都，但在济源的遗迹很少。包括夏朝古都，也只有省文物保护单位在济源火车站新树立的“原城旧址”一个牌子。

仔细查找济源古迹，我们却发现济源西北三十里处，竟有一个夏神庙，访问夏神庙居民得知，夏神庙村东有银鸦寨，村西有南大寨，上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寨门，显然是个兵家必争之地。村中夏神庙几经毁建，究竟初建于何时，无人知晓，只知村内原有一通古碑，上书“禹王下身处”，现已被凿断做水井盖。

究竟汤帝是念大禹治水有功，还是因夏神庙地处济源偏远，而未毁灭夏朝遗迹我们现在已无从知晓。只能断定，济源是夏朝和商朝皇帝都曾经涉足的地方。

济源物产并不丰富，人口也不甚多，也并非商朝古城，汤帝在济源有如此大规模影响如此深远的活动，除了战争，不能解释这种活动的意义。

篇8：历史人物的公关心态(十二)

志存高远

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晚清名臣胡林翼说,人生绝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志向,是使人紧张起来、站立起来的东西,好比一棵树的躯干。有志向的人和没有志向的人不一样,不仅是想象中的不一样,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一样。

人不仅要立志,而且要有大志向,就是《史记》中所说的“鸿鹄之志”。《后汉书》中也说“志不求易,事不避难”。有大抱负,才有大动 力 , 大毅力,大魄力,才会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大境界。所谓大抱负不是好大喜功 , 不是好高 骛远,而是放眼天下,志在四方。

揭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序幕的陈胜,就是志向远大、具有公关智慧的谋略家。《史记》记载,出身农民的陈胜,少年时代以帮人耕作求生。但他人穷志大,很想有所作为。有一次,他在劳动休息时,坐在田埂上默默长思,自言自语地说:“倘若有朝一日我成为富贵的人,我将不忘记穷兄弟们。”与他一起劳作的佃农们听后都不以为然,并笑话他说:“你一个帮人干活的农夫,何来富贵之谈?无非是说大话而已。”陈胜对于大家的取笑感到遗憾,深有感触地说:“嗟乎!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有志者终成大事。不久,陈胜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人们证实了他的豪言壮语。

汉高祖刘邦之人生理想目标的初步确定,是从他见到秦始皇出行的那一刻开始的。《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尝游咸阳,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刘邦的志向果然不小,他想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而且在他的理想模式中,“大丈夫”就等于皇帝。刘邦确立这样的人生理想,同他的气质、性格也有密切联系。司马迁说他“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他性格豪爽,不拘小节。他当亭长后,常赊酒而饮,毫无愧色。不持一钱去岳父家祝贺,却诈言“贺万钱”,居上坐,竟还凭空得了个妻子。性格上的豪爽、豁达、大度,似乎与刘邦人生理想的确立没有本质的必然联系,但是,一般而言,志向远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在性格上都是开放型,行为通达,都是公关大家。刘邦性格以及行为上的豪爽大度,使他更容易接受和树立远大的志向。

蓄水养德

《左传》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三者即使仅居其一,也足以令人永垂不朽,流芳百世。三不朽当中立德最难,而且也是最空的,所以自先秦两汉以来,很少见到因立德而传下美名的人。

德是不在人身上的,它在人以外的地方。人不过是一水池,等待着水的来临,人越长越大,水池也越来越大,人的任务就是须留住水,不使它外溢,这水就是德,这蓄水就是养德。

《国语》讲“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说的就是立德之难。立德之所以难,是因为德是空洞的,无形的,虽看不见摸不着,但又确实存在,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做善事不等于立德,因为驱使人做善事的动机多种多样,有时就是一个人的德行所致,有时则可能由于其他原因。立德之难,还因为它是个人化的。我之所以做好事,是由于我的内心存在着一种帮助他人的冲动、愿望和要求。我是本着自身的内在需要而行事,因为道德令在我心中,我就是我的法令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立德之难,还在于它是无法言说的,我做了一件好事是不能向他人表白的;否则就有邀功的嫌疑,或者想得到他人的肯定与承认,然而这并不能构成一个人做好事的理由。再说我做了一件好事,完全是为着自己积累德行,为着自己的德行反而以此向人请功,还有比这更不道德的吗?

清朝朱伯庐说:“善欲见人,不是真善。”这是一种不可表白的事情。还有一种不可表白,那就是内心的修养与体会,那些喜欢在世人面前表白体会的人,常常是些浅尝辄止或浮光掠影的人。

明代王阳明,一生坎坷波折,历经贬谪、受诬、辞官等不幸,可贵的是他能“淡泊”处之,从容化解。在《传习录》上他说“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纵观王阳明的一生,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立下不世之功,彪炳史册;作为思想家,开创儒学新天地,成为一代“心学”宗师。在他病逝前他给心学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此即为所谓心学四决。

安时处顺

《庄子》中说:“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能够安于时代潮流,因循自然法则的人,悲哀和欢乐就不会占据他的内心。这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有些人为了出人头地,达到自己的目标,往往不顾一切,拼命去争取。而一旦遭到挫折或打击,往往会意志消沉,一蹶不振。实际上,在生活中的确需要认真地工作,可是如果过于违背了自然规律,岂不是得不偿失吗?

《庄子》中讲了一个故事:古时有一位贤者叫许由,尧帝仰慕其名,想将天下让给他。但许由却对尧帝说:“小鸟巢于深林不过一枝。”说完便离去隐居了。这句话意思是说,凡事不必求多,只要能够维持正常生活就行了。人要安分,不应贪心纵欲。贪欲一多,烦恼也会增加,心灵便得不到宁静了。人生最重要的是心灵平静,而知足常乐是心灵平静的唯一办法。《菜根谭》中也指出:“人生减省一分,但超脱一分。”比如,减少交际应酬,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减少口舌,可以少受责难;减少判断,可以减轻心理负担;减少智慧,可以保全本真;不去减省而一味地增加的人,可谓作茧自缚。

任何人的一生总会有不顺的时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会有和预期相反的结果。长此以往,任何人都不免产生悲观情绪。然而,人生并不仅有这种不遇的时候。当云散日出时,前途自然光明无量。所以,凡事必须耐心地等待时机的来临,不必惊慌失措。相反,在境遇顺利的时候,无论做什么事都会成功;可是总有一天,不遇的时刻会悄然来临,因此,即使在春风得意之时也不要得意忘形,应该谨慎小心地活着。

古时,尧帝到华地视察。当地的官员为尧祈福说:“希望你能获得很多男孩,获得丰富的财富。”但是,尧帝拒绝接受这种祝福。他对官员们说:“男孩子多了,操心的事情便会接连不断出现。钱财丰厚了,麻烦的事情就会多起来了。活的时间越长,遭受耻辱的机会也一定更多。”尧帝认为,人不要为欲望所驱使,做欲望的奴隶而不能自拔是很可怕的事情。

谦恭礼让

人中君子,能忍耐骄矜之态,从不居功自傲,注意自我约束。常常考虑到自己的问题和错误,虚心地向他人请教学习。

东汉刘昆,字桓公,是陈留人,梁孝王的后代。小时候学习礼仪,是个贤人。光武帝时,先做江陵令。江陵县连年发生火灾,刘昆就向火叩头行礼,火就灭了。后来他做弘农太守时,老虎都背着小老虎渡河跑了。光武帝听说此事觉得很惊奇,提拔他做了光禄勋。光武帝问刘昆:“你以前在江陵的时候,使风熄灭火;后来做弘农太守,老虎北渡逃走,你推行什么德政,而达到这样的结果?”刘昆回答说:“这不过是偶然碰上罢了。”皇帝身边的人都答他老师愚讷不会自夸,而光武帝感叹道:“这才是长者的话啊!”回头教人记在史册上,用来警醒世人。

自古富贵者、当权者容易产生骄傲之势,看不起地位不如自己的人。但是作为统治者,如果不能礼贤下士,虚心受教,他就可能因为自己的骄矜之气而失去政权,富贵者则可能因此失去自己的财势。而贤明的君王则往往会虚心接受贤者的言论。

《战国策》记载:魏文侯的太子击在路上碰到了文侯的老师田子方,击下车跪拜,子方不还礼。击大怒说:“真不知道是富贵者可以对人傲慢无礼,还是贫贱者可以对人骄傲?”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可以对人傲慢,富贵者怎敢对人骄傲无礼?国君对人傲慢会失去政权,大夫对人傲慢会失去领地。只有贫贱者计谋不被别人使用,行为不合于当权者的意思,不就是穿起鞋子就走吗?到哪里不是贫贱?难道他还会怕贫贱?会怕失去什么吗?”太子见了魏文侯,就把遇到田子方的事说了,魏文侯感叹道:“没有田子方,我怎能听到贤者的言论。”

篇9：夏朝的埃及色彩（一）

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心兰、约珊、米但、米甸、伊施巴和书亚。约珊生了示巴和底但。底但的子孙是亚书利族、利都是族和利鸟米族。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孙。

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

这里的“东方”是哪里呢?不像是回到美索不达米亚，因为他们根本回不去，当初亚伯拉罕就是从那里被赶出来的。那么他们是到印度半岛去了吗?或者是到更远的东方——中国去了吗?一般认为亚伯拉罕时期距今4000年左右，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夏朝的开端。

一种猜想是，夏甲带着她的子孙到了最远的东方——中国，因为她的身份最低：妾，并且她的儿子少：只有一个，可谓势单力薄。基土拉名分上是妻，她生了心兰、约珊、米但、米甸、伊施巴和书亚等六个孩子，所以她可以到相对离中东近一些的地方去。

还有一种猜想是，两个女人一同带着她们的孩子到了中国，但是由于夏甲在前，所以她的身份为高，并且她的孩子最大，离开的时候可能她的十二个孙子都可以独撑一面天了。暂时基土拉这支的六个儿子就隐姓埋名地生活，但是他们以后是否会成为中国的“六祖”呢?这方面的资料太少，无法推测，存疑。

无论夏甲这个支系是否与印度有关，他们是否曾经途经印度而到中国定居，我们一样不能排除印度与中东有直接的文化联结。印度人与中东人一样重祭祀。并且实行火祭；印度最古老的以及影响力最久远的婆罗门教正是产生于亚伯拉罕生活的4000年前；吠陀时期(公元前12世纪前后)盛行的多神信仰中主要有“太阳神”，这正是中东最大的神；婆罗门教崇拜的神逐渐集中到一个力量强大的神(主神崇拜)：“梵天”(Brahma)，他是一切神的根源，一切的神皆被认为由其所创。这个“梵天”我认为不是别人，而是希伯来人的祖先：“Abraham”(亚伯拉罕)。

印度随着雅利安人的到来，吠陀文献开始出现。然后是种姓制度建立。请注意印度种姓制度的四阶梯，正是中东社会的四阶梯(大同小异)：①婆罗门：祭司，负责主持宗教祭祀之人(Brahmans，梵文原意是指“神学掌控者”)；②刹帝利：武士、王室贵族；③吠舍：一般平民、农民、商人、手工业者；④首陀罗：奴隶。

印度的种姓四阶梯与埃及法老制度有差异，但是却与后来摩西倡导的社会结构接近：祭司为最高阶层。这是不是摩西等人最终要从埃及撤离的原因之一?存疑。

印度与中东原始社会的接近还有他们在图腾方面的雷同：太阳神、龙、大蟒神、眼镜蛇、人身蛇头、人面鸟、金翅鸟(怀疑为凤凰)、莲花、鱼、狮子、猴子(中东为狒狒)，最重要的还有他们共同信奉的神牛!

亚伯拉罕活了175岁。至此，《圣经》中记载的人类历史11746年已经过去了。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圣经》承认或记载的亚当到今天的人类文明是15746年，因为还要加上亚伯拉罕以后的4000年。

长子是尼拜约，又有基达、亚德别、米比彩、米施玛、度玛、玛撒、哈大、提玛、伊突、拿非施、基底玛。这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作了十二族的族长。以实玛利享寿137岁。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从哈腓拉直到埃及前的书珥，正在亚述的道上。

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去了中国，甚至更远。

首先，从这里只能看出他们是朝亚述(Assyria)方向走去，但目的地看来并非那里。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是：4000年前的Assyria到底是准确地指两河流域还是所有亚洲地区?古代边界和地理概念有那么清晰吗?大家是否注意到“Assyria"和今天的亚洲(Assia)是多么接近!这个辞源上的联系怎么解释呢?“and he died in the presence of all hisbrethren”中的“die”确实不能理解为“死”，已出版的汉语《圣经》版也没有翻译为“死”是正确的。同时我怀疑《圣经》中许多所谓的“die”都并非为“死”，而是“一种境况的转差”或者“被驱逐消失”。所以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他离开的时候众兄弟前来送行”。这个“die”用得很漂亮、传神。

另外一个版本说以实玛利建立的新国家的位置“在埃及的东方”。这些信息表明，以实玛利家族所处的位置只能是印度半岛或者中国，甚至美洲!这是由《圣经》三种不同版本表达的信息比照出的结果。

首先，地理上“在埃及的水边”只有三个地方：今天的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还有一个是东亚和北美洲。但是，“And they dwelt from Havilah unto Shur，that is bdore Egypt，as thou goest toward Assyria”却限定了他们是从迦南朝东北方向走的!既不可能是阿拉伯半岛，也不可能是非洲，更不可能是亚述，因为那里是他们祖先日思夜想的地方，他们就是从那里被分出来的。现在连迦南这个次要选择也没有了，只能是个“下下选”，到更远更荒芜的地方去，那里只能是东亚!并且他们在新的地方“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新的国家(their country)”。

这支迁徙大军的突然到来，彻底改变了中国当时的政治面貌。中国的原始社会就在大约4000年前这个时期戛然--而止，一般意义的国家雏形出现，尧舜禅让制突然变为家族血缘继承制，青铜器突然出现并代替了红陶文化——从文明核心地区迁来的人们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至今在中国境内没有找到青铜这一发明的研制过渡期产品，直接就是成熟的青铜文明。青铜是一种多样合金，不是一种自然产品，是一种科学发明，与红铜不一样。那么中国人在4000年前是如何突然间得到了青铜技术?假如是埃及人夏甲带来了青铜技术，问题将迎刃而解。

夏甲如果就是夏后，则到达中国之后的以实玛利就是禹。禹既没有按照以往中国的制度进行禅让，同时也没有按照当时的传统把王位传给兄弟，而是传给了儿子启。传说这个安排曾经遭到一些元老的质疑，但马上被平息了。中国的统治地位世袭制由此开始。传说禹建都于阳城。

从发音上我怀疑启是以实玛利的这四子之一：基达、提玛、伊突、基底玛。但我最怀疑的是伊突，因为他的发音最有可能：Jetur。并且，我们不要忘记日后商朝有一位尊贵的俘虏就叫伊。当然尧的后代也有叫伊的可能。商朝的伊尹生活在我的老家河南嵩县。在古代那里是中国最发达地区之一，从仰韶时期就开始了，夏朝时期为附属国。

当我知道伊尹名叫挚时，我迷惑于他为什么又叫伊。不仅古代埃及国王自称为“太阳之子”，夏朝帝王也称呼自己为“太阳神”。难道伊也是一个自称为“太阳神”的人吗?因为在古埃及伊就是“太阳神”。另外，伊尹又称阿衡，难道这是Amon的翻译吗?这是埃及人称呼“太阳神”的另一种叫法。嵩县之伊很可能是某个自称“太阳神”的部落首领，后来被俘，沦为商汤妻子的奴隶。伊尹一个人拥有如此多的名字其实是不奇怪的，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古代中东人有改名字的习惯，一个人一生中有三四个名字是很常见的。这个多名的习惯甚至在20世纪也一直存在于我们中国人当中，一个人不仅有普通名字，另外还有字、号，再加上一个小名，一个普通人起码会有四个名字。比如商末的姜子牙，名尚，别号飞熊，字子牙。皇帝、大臣等还会多一个名字：谥号。但这个多名多号的传统想必自商周时期就有，并且只能王公贵族如此，至汉魏时期平民百姓才享受到多名的乐趣。这些史实令人玩昧，背后颇有深意。

夏朝姓姒。“姒”在《辞海》中解释为“诸妾年长者”，夏甲符合这个身份。《辞海》还说：妯娌之间也称呼姒。

对以上我们可以解释为一句话，亚伯拉罕的其他妾也来到了中国，但总体以夏甲为大。事实上，《圣经》确实说只留下了以撤在迦南，其他的都离开了。

自大禹开始，中国有许多治水专家出现，这应该是从埃及来的一种文化传统。埃及有著名的尼罗河，经常泛滥成灾，尽管一直没有彻底治服，但是埃及人肯定在几千年里积累了丰富的治水和测水经验，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就有大型水利工程。恰好中国的夏朝是中国人大力治水的开始，而且夏甲本人即为埃及人，以实玛利的妻子同样也是埃及人，这些都奠定了夏朝的埃及色彩，治水必然成为这个朝代的主要特色和功绩。

我认为，中国的母系氏族并非如传统历史观中介绍的是父系氏族之前的一个必然阶段，而是一种巧合与偶然。

母系氏族只是东亚的一个特殊现象，它既不明显表现在中东(看《圣经》中的家谱就可以明白全是以男性为主)，也不表现在古代欧洲，只多出现在东亚或中国。其奥妙正在这里：中国的第一个王朝是从一个女人开始的，并且她的丈夫根本没有过来。这奠定了女人统治社会的传统基础，并且形成了长期以女性统治家族的隐性传统——约略可称“女主内、男主外”。商朝基本上采取了同样的模式，进一步强化了母系氏族的特征。这一政治制度进入文化领域，最后形成了中国整体文化的阴柔特性，几千年来一直到清朝都可以看到“贾母威风”，究其根源这些都是由特殊历史影响构成的。

可以说，历史上母系氏族的存在是不断迁徙分家的一种结果，而不是传统历史教科书中所说的发展阶段的一种必然。

中国的周朝明显没有母系色彩，原因可能是整个家族的出走。所以我们可以在少数民族中查看，母系氏族特征明显的肯定为夏朝或商朝后人，否则可疑为周朝后人，因为周朝的领袖不再是个女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北方的草原民族普遍明显尊重母亲而忽略父亲存在，基本上可以肯定他们不是周朝后人，而是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的夏人或商人(甚至更早来到中国的人)，他们的历史与中原文化同样久远。

印度也是一样模式，但是结果却不同。因为印度是向东迁徙的第一中转站，所以不仅印度的民族形成比中国复杂得多，也比中国经受了更多战乱。男性因战争而容易在社会中重新树立形象，所以印度尽管也有著名的女神，但是其位置在历史的演变中越来越低，母系氏族在那里会远逊中国。印度是世界著名的人种库，民族人种多到几乎无法统计，中国的56个民族在印度面前小巫见大巫。这些都与他们和中东之间的不同地理位置有关。

向东的人种库确实是印度，但是向西的人种库却是意大利。意大利和印度就像是中东这个羊头上的两只犄角，它们的形成是因为它们是中东向外迁徙的两个必然通道。中东向中国和美洲去几乎必经印度；而在他们向英、法等欧洲地区迁徙中，意大利也同样是主要的通道。伊朗和土耳其反而因为距离中东地区不远而保持了相对的中东特色。这个理论从另外一方面可以得到验证，距离中东越远，人种就越纯，比如北欧，比如南美(但是要刨除近500年来明显的人种流动影响，比如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到美洲去)。

篇10：中国历史夏朝历史事件

早在大禹治水之后，由于大禹深受拥护，根据“禅让”制而做了舜的继承人。他在位时，曾经将当时的中国划为9个州，这大概就是“九州大地”的来历。大禹还制定了各种制度，为夏朝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启继承了权位。启在与伯益争夺权位的斗争中获胜，而且杀死了伯益。而伯益本来是大禹按照禅让制选定的传位的对象，启的即位，打破了禅让制，成了历史上王位世袭继承制的开端。也就是“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启在位期间，完成了夏朝的建立，而且使夏朝走上了鼎盛时期。夏朝统治的范围大约以今天河南省的西部为中心，北到河北，南到湖北;东到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的三省交界处，西到山西南部。

可是，启死后，继承王位的太康在东夷族的进攻下丧失了权力，经过3代的争斗，直到少康继位以后夏朝才得以巩固稳定。这就是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的过程。以后的统治者都善于控制东夷，或是同东夷搞好关系。可是到了桀统治的时候，却一味地讨伐边国，耗费了大量财力。而且，桀是一个昏庸无能、贪图享受的暴君，残害百姓，重用奸佞。在夏王朝陷入内外交困时，商汤对它进行了讨伐。桀被商汤战败，被放逐以后就死了，夏王朝被商朝所取代。夏王朝的各种制度和经济文化上的发展，尤其是在农业生产、铸铜技术、天文历法等方面的进步都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由于夏朝没有文字直接流传下来，所以，长期以来对其了解还主要依赖古代文献的记载，包括夏朝的国王、官吏、军队以及刑狱情况。现代以来，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村遗址中大型宫殿、墓葬以及许多青铜器的出土，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作为奴隶制的晚期部落联盟夏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

夏朝都城位于安邑，即现在的山西省运城市夏县。

直至夏的最后一个国王桀，他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桀虽然有智有勇，但很残暴凶残，杀人成性，加上酗酒好色，劳民伤财，残害百姓。东边的商部落便趁机起兵伐桀，灭掉了夏朝,史称“商汤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