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环境保护审判六大典型案例

2024-04-20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环境保护审判六大典型案例(通用4篇)

篇1: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环境保护审判六大典型案例

最高法院公布的九起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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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7-4 9:37:07

来源:人民法院报

案例1

中华环保联合会、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与 贵阳市乌当区定扒造纸厂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贵阳市乌当区定扒造纸厂(以下简称定扒纸厂)自2003年起经常将生产废水偷偷排入南明河或超标排放锅炉废气,多次受到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但该纸厂仍采取夜间偷排的方式逃避监管,向南明河排放污水。中华环保联合会、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定扒纸厂立即停排污水,消除危险并支付原告支出的合理费用。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清镇法院)受理案件的同时,即依原告申请采取了拍照、取样等证据保全措施,固定了证据,并裁定责令定扒纸厂立即停止排污。经法院委托贵阳市环境中心监测站对定扒纸厂排放的废水取样检测,废水中氨氮含量等指标均严重超过国家允许的排放标准,其排污口下游的南明河水属劣五类水质。经原告申请,法院协调由贵阳市两湖一库基金会从环境公益诉讼援助基金中先行垫付上述检测费用。清镇法院确定由一名审判员和两名环保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召开专家咨询委员会会议对被告的排污行为进行论证,依法采信了专家意见。该院还针对其他几家纸厂排污行为提出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这些纸厂进行查处的司法建议,将南明河的污染问题一并解决。

(二)裁判结果

清镇法院一审认为,定扒纸厂取得的排污许可证载明,其能够排放的污染物仅为二氧化硫、烟尘等,不包含废水。但定扒纸厂却采取白天储存、夜间偷排的方式,利用溶洞向南明河排放严重超标工业废水,从直观上、实质上都对南明河产生了污染,严重危害了环境公共利益,故其应当承担侵权民事责任。清镇法院于2011年1月作出判决,判令定扒纸厂立即停止向南明河排放污水,消除对南明河产生的危害,并承担原告合理支出的律师费用及贵阳市两湖一库基金会垫付的检测费用。

(三)典型意义

为加大环境司法保护力度,贵阳市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案件集中管辖和三审合一的模式,即由清镇法院生态保护法庭负责审理贵阳市辖区内所有涉及环境保护的刑事、行政、民事一审案件。本案被告地处贵阳市乌当区,清镇法院系按照上述环境污染案件跨行政区域管辖的规定受理并审理本案。本案审理中,合议庭在受理案件的同时保全证据,及时采取先予执行措施,协助原告申请环保基金垫付评估、鉴定、分析检测费用,依法采信专家意见,邀请环保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清镇法院还注意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协调联动,及时采取措施制止被告及其他纸厂的排污行为,使南明河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案例2

聂胜等149户辛庄村村民与平顶山天安 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五矿等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自2003年6月起,聂胜等149户辛庄村村民因本村井水达不到饮用水的标准,而到附近村庄取水。聂胜等人以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五矿(以下简称五矿)、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六矿(以下简称六矿)、中平能化医疗集团总医院(以下简称总医院)排放的污水将地下水污染,造成井水不能饮用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赔偿异地取水的误工损失等共计212.4万元。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三被告排放生产、生活污水污染了辛庄村井水,导致聂胜等149户村民无法饮用而到别处取水,对此产生的误工损失,三被告应承担民事责任,判决三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双方不服上诉至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庭审中,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证明即便三被告排放的是达标污水,也肯定会含有一定的污染因子,五矿、六矿职工及家属排放的生活污水与五矿、六矿排放的生产污水只能按主次责任划分。二审法院依据鉴定报告及专家意见,结合二审查明的生产污水与生活污水对损害发生所起的主次作用以及五矿、六矿职工及其家属所排生活污水约占致损生活污水总排量的60%等事实,认定三被告对因其排放生产污水造成的本案误工损失共同承担40%的赔偿责任;五矿、六矿就其职工及家属排放生活污水造成的其余60%误工损失共同承担六成的赔偿责任。二审法院于2011年7月作出判决,判令五矿、六矿、总医院因排放生产污水共同赔偿聂胜等人误工费17.65万元,五矿、六矿因其职工及其家属排放生活污水共同赔偿聂胜等人误工费15.89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多方排污导致地下水污染,危害饮用水水源,严重威胁聂胜等人的身心健康。被告的生产、生活污水排入地下,且不能举证证明其排污行为与聂胜等人的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二审法院认定三被告污染环境,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并无不当。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和第六十六条的规定,污染者应对其污染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即使三被告排放的污染物达标,造成损害的,仍不能免除其民事责任。涉案地下水污染系多个责任主体、多个排污行为叠加所致,二审法院根据鉴定报告和专家意见,厘清了不同排污行为产生的主次责任以及被告承担责任的比例划分,进而作出了相应判决。

案例3

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人民政府 与蒋荣祥等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浩盟车料(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盟公司)、上海日新热镀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新公司)与上海佳余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余公司)存在盐酸买卖关系,并委托佳余公司处理废酸。佳余公司委托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蒋荣祥从上述两公司运输和处理废酸。2011年2月至3月期间,蒋荣祥多次指派其雇佣的驾驶员董胜振将从三公司收集的共计6车废酸倾倒至叶榭镇叶兴路红先河桥南侧的雨水井中,导致废酸经雨水井流入红先河,造成严重污染。污染事故发生后,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叶榭镇政府)为治理污染,拨款并委托松江区叶榭水务管理站对污染河道进行治理。经审计确认红先河河道污染治理工程款、清理管道污染淤泥工程款、土地征用及迁移补偿费、勘察设计费、合同公证及工程质量监理费、审计费等合计887266元。因本次污染事故,蒋荣祥、董胜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和一年三个月,佳余公司、浩盟公司、日新公司分别被上海市环境保护局罚款46万元、16万元、16万元。叶榭镇政府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蒋荣祥、董胜振、佳余公司、浩盟公司、日新公司连带赔偿经济损失887266元。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中叶榭镇政府作为被污染河道的主管单位,有权对污染河道进行治理,也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蒋荣祥以营利为目的,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指派其雇员将废酸倾倒至叶榭镇政府境内通向红先河的雨水井中,造成严重污染,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董胜振盲目听从蒋荣祥的指派,故意将废酸倒入雨水井中导致红先河严重污染,应当与其雇主蒋荣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佳余公司、浩盟公司、日新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酸属于危险废物,应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并移交到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但上述三公司均未办理法定手续,擅自处理废酸,与此后红先河严重污染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对本次污染事故具有重大过错,理应与蒋荣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合三公司运出并倾倒的废酸数量及佳余公司在本次事故中所起作用等因素,酌情确定各自对损害后果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一审法院于2012年6月作出判决,判令蒋荣祥赔偿叶榭镇政府各项经济损失887266元,董胜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佳余公司、浩盟公司、日新公司分别对蒋荣祥应当赔偿的款项承担20%、65%、15%的连带赔偿责任。

(三)典型意义

危险废物不但严重威胁人体健康,也会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必须依法进行申报和处理。本案中,蒋荣祥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倾倒废酸,致使红先河严重污染,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董胜振作为蒋荣祥雇佣的驾驶员,对未经处理的废酸倾倒至雨水井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应当具有预见能力,但其盲目听从蒋荣祥的指派,故意将废酸倒入雨水井中,应与蒋荣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佳余公司、浩盟公司与日新公司未办理法定手续,擅自将废酸交由不具备资质的个人运输并排放,应根据各自违法处理危险废物的数量以及对事故发生所起作用等因素按份额与蒋荣祥共同承担责任。虽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已对上述三公司进行了行政罚款,蒋荣祥、董胜振也被处以刑罚,但均不能免除或减轻其民事赔偿责任。通过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三种责任方式的综合运用,提高污染者的违法成本,并对潜在的污染者形成有效震慑,达到防治危险废物污染的目的。

案例4

重庆市长寿区龙河镇盐井村1组与蒙城县 利超运输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7月6日,李勇驾驶杨玉文所有的牵引车与濮阳市汽车运输公司(以下简称濮阳公司)所有的重型罐式货车尾随相撞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杨玉文死亡、财产毁损,罐式货车所载的一甲胺溶液发生泄漏,产生环境污染。李勇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濮阳公司的驾驶员不承担责任。上述牵引车系挂靠蒙城县利超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超公司)、新余市广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诚公司)经营。此次交通事故泄露一甲胺溶液5.34吨,对当地鱼塘、农田造成污染。后政府职能部门对被污染的鱼塘和农田损失情况进行了实地测查,确认了相关损失。重庆市长寿区龙河镇盐井村1组(以下简称盐井村1组)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利超公司、广诚公司、李书芳等杨玉文遗属、濮阳公司连带赔偿因环境污染造成的财产损失7500元。

(二)裁判结果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环境污染者即使因第三人的过错造成他人损失,也不能免责,故濮阳公司应当承担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责任,其在赔偿后有权向有过错的其他责任人进行追偿。杨玉文一方在交通事故中负有全部责任,对于盐井村1组遭受的环境污染损害具有过错,也应承担赔偿责任。现杨玉文已经死亡,该债务发生在杨玉文与李书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李书芳应当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杨爱芹等杨玉文的继承人应在继承杨玉文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杨玉文所有的车辆,挂靠在利超公司、广诚公司名下,故该两公司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李勇系杨玉文雇佣的驾驶员,其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应由雇主对外承担侵权责任。事故发生后,政府职能部门作出的损失情况统计表应予采纳。被告对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未予举证证明,故对其辩解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于2011年12月作出判决,判令由濮阳公司、李书芳赔偿盐井

村1组损失7500元;利超公司、广诚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杨爱芹等继承人在继承杨玉文遗产的范围内对前款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驳回盐井村1组对李勇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因交通事故导致有毒化学物质泄漏引起的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涉及不同法律关系的多方当事人。濮阳公司因第三人杨玉文方的过错造成了环境污染,被侵权人依法可以向污染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本案中,盐井村1组同时以濮阳公司、杨玉文方为被告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予以受理并依法认定两被告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合法有据。污染者依法应对其污染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故濮阳公司不得以第三人过错造成损害为由拒绝赔偿,且该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濮阳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濮阳公司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因杨玉文方的过错发生交通事故,其过错行为与盐井村1组遭受的环境污染损害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杨玉文方也应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5

朱正茂、中华环保联合会与江阴港 集装箱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4年上半年,江阴港集装箱公司(以下简称集装箱公司)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环境影响评价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立项审批,自行增设铁矿石(粉)货种接卸作业。在作业过程中,该公司采用露天接卸,造成了铁矿石粉尘直接侵入周边居民住宅;采用冲洗方式处理散落在港区路面和港口外道路上的红色粉尘,形成的污水直接排入到周边河道和长江水域,并在河道中积淀,造成了周边环境大气污染、水污染,严重影响了周边地区空气质量、长江水质和附近居民的生活环境。虽经朱正茂等周边居民反映情况、江阴市人民政府召开协调会议,集装箱公司亦采取了整改措施,但仍未彻底消除污染现象。2009年7月6日,朱正茂作为周边居民代表与中华环保联合会共同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集装箱公司停止侵害,使港口周围的大气环境符合环境标准,排除妨碍;对铁矿粉冲洗进行处理,消除对饮用水源地和取水口产生的危险;将港口附近的下水道恢复原状,铁矿粉泥做无害化处理。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无锡中院)于受理本案的次日,进行了现场勘验,裁定责令被告立即停止污染侵害行为,并向无锡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江阴市人民政府发函,取得政府部门的配合和支持。该院还召集听证,责成集装箱公司在案件审结前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迅速改善环境质量状态。集装箱公司据此再次采取整改措施,并在审理过程中提出调解申请。

(二)裁判结果

无锡中院一审认为,集装箱公司自行增设铁矿石(粉)港口接卸作业,属违法行为,对周边大气环境和地表、水域造成了污染侵害,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鉴于集装箱公司在诉讼前已采取了一定的污染防治措施,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又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并提出调解申请。经法院依法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由集装箱公司限期补办相关的行政许可审批手续,限期内未获得行政许可的,必须立即停止相关业务;在申办期内,必须做到无尘化装卸作业,不得向周边河流、水域排放任何影响水体质量的污染物,不得产生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噪声;每30天书面报告本协议履行情况,并附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环境监测报告。无锡中院于2009年9月出具民事调解书,对上述协议依法予以确认。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兼具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的特点。朱正茂是居民代表,同时又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其与中华环保联合会共同作为原告起诉后,无锡中院依法予以受理,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鉴于环境污染具有不可逆性、地域广阔性、潜在受害人不确定性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广泛性,无锡中院受理案件后,依职权进行现场勘验,针对正在实施的环境污染侵害行为,先行裁定污染者立即停止侵害,防止了损害扩大。无锡中院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重视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对接和联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正确处理了维权与维稳的关系,鼓励污染者积极采取防治措施,修复环境,对迅速治理环境污染起到了积极作用。

案例6

张长健等1721人与福建省(屏南)榕屏化工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福建省(屏南)榕屏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榕屏公司)自1995年投产后,对周边地区陆续造成污染,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对环境和人体造成严重损害。特别是排放的氯气,造成大片树林、竹林、果树、庄稼枯死,鱼虾不能生存。对此,有现场勘验报告和当地乡人民政府出具的《屏城乡溪坪村受榕屏公司污染情况》佐证,江西惠普会计师事务所据此提出了损失计算标准。张长健等1721人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榕屏公司立即停止侵害,赔偿农作物及竹、木等损失,清除厂内及后山废渣。

(二)裁判结果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榕屏公司虽主张排放达标,但不能证明排放不会造成损害,应推定因果关系存在,侵权责任成立。

张长健等1721人从1995年榕屏公司投产后、山地陆续出现毛竹等死亡时,就陆续向有关部门反映,诉讼时效并未超过。一审判决,榕屏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清除厂内和后山工业废渣,并赔偿山场林木、果树、毛竹和农田等部分损失。双方不服上诉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二审认为,污染物排放标准不是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界限,榕屏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废气排放、废渣堆放与张长健等1721人的农作物受损没有因果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审法院于2005年11月16日作出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关于榕屏公司立即停止侵害的判项,判令榕屏公司赔偿山场林木、果树、毛竹和农作物等损失68.42万元,在限期内对厂内及后山的含铬废渣进行清理,并按规范进行处置,对原后山的堆场进行封场。

(三)典型意义

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污染者有污染环境的行为、受害人有损害、污染者污染环境的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其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是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的重要问题。鉴于环境污染侵权具有致害途径复杂多样、损害证明科学技术性强以及多因一果现象频发等特性,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环境污染侵权实行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将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义务加于污染者,其举证不能时,则推定因果关系成立,从而认定环境污染责任成立,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此外,环境污染责任系无过错责任,污染者有污染行为并造成损害的,除其举证证明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外,均应承担侵权责任,不得以排污达标为由提出抗辩、减免责任。再者,在认定环境污染责任成立的前提下,准确界定损害赔偿的范围,涉及化学、生物、地理等专业知识,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委托专业人士进行现场勘验,并依据具备资产评估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提出的损失计算标准,认定赔偿数额,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案例7

姜建波与荆军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起荆军租用了谷某的房屋和院落,此院落与姜建波住所前后相邻,仅一墙之隔。荆军在租用的院落里对钢铁制品进行切割作业,产生的噪声使姜建波不堪忍受。姜建波先后向村委会及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反映,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荆军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将产生噪声污染及粉尘污染的铁制品搬离与姜建波相邻的院落,赔偿其精神损失8000元。

(二)裁判结果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一审判令荆军立即停止侵权、排除妨害,将产生噪声的钢铁制品搬离与姜建波相邻的院落,并赔偿姜建波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荆军不服,上诉至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二审认为,钢铁制品在装卸、运送或者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声音超出一般公众普遍可忍受的程度。本案中,荆军院落与姜建波居所一墙相隔,荆军在院落中放置工具、加工材料时所产生的声音势必能传入到其他居民的居室内,已成为干扰周围居民生活的环境噪声。噪声污染对人体健康可能造成损害,是为公众普遍认可的,姜建波称其因噪声无法休息导致精神受到伤害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应推定属实。荆军否

认噪声污染给姜建波造成了实际损害,应举证证明,但荆军不能举出其院落中发出的噪声对姜建波的身体健康未产生损害的证据。一审判决根据荆军加工钢铁制品产生的噪声的时间、两家距离的远近、噪声的大小酌情支持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不当。二审法院于2012年7月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严重噪声污染,侵害人们安宁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权利,导致人们身心健康受损。本案中,荆军在装卸、运送、加工钢铁制品过程中产生的噪声,超过了一般人可容忍的程度,严重干扰了周边人群的正常生活,应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及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噪声污染给受害人身心健康造成的损害具有持续性和隐蔽性等特点,受害人的症状往往不明显且暂时无法用精确的计量方法反映。二审判决适用了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及事实推定规则,认为钢铁制品加工、搬卸的噪声会比较严重的影响相邻院落居民正常的生活和休息,符合一般人的认知规律,而且噪声污染对身心健康造成损害,也是为公众普遍认可的。在荆军未举出反证证明其产生的噪声未对姜建波产生损害的情况下,即使姜建波尚未出现明显症状,其生活受到噪声侵扰而导致精神损害的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二审法院系结合荆军加工钢铁制品产生噪声的时间、双方距离的远近、噪声的大小,酌情作出了由荆军赔偿姜建波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的判决。

案例8

中华环保联合会与无锡市蠡湖惠山景区 管理委员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无锡市蠡湖惠山景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景区管委会)在负责开发建设动植物园和儿童乐园项目的过程中,擅自占用2万平方米左右的林地。涉案项目尚有2500平方米山体土壤裸露宕口地块,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开采山石遗留状态,景区管委会未在该地块进行任何建设。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景区管委会将非法占用的林地恢复用途并赔偿损失,立即将项目区域内裸露的部分土地进行复绿固土。

(二)裁判结果

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景区管委会未经审批占用17477平方米林地是事实,但动植物园项目系城市绿地系统的组成部分,后期景区管委会又恢复和新增了一定数量的林地,未造成显著损害。本案审理中,景区管委会已缴纳了植被恢复费114万余元,应当视为已经弥补了生态损害。景区管委会擅自改变3677平方米林地用途,应当恢复原状。鉴于该地块建设已经被纳入立项规划范围,且建设项目中的观光电梯具有逃生、急救通道的功能,涉及到较大公共利益,不宜恢复原状。在审理中,景区管委会提出了异地补植方案,得到了主管单位和中华环保联合会的认可,并经咨询相关专业机构确定了杨湾异地补植恢复生态的方案。景区管委会等单位作为宕口裸露地块的使用人,有义务对该地块的状况进行持续整治,消除水土进一步流失的危险。在案件审理中,景区管委会自愿提出的复绿方案具有可行

性,法院予以确认与准许。一审法院于2012年12月作出判决,判令景区管委会一个月内完成17477平方米林地改变用途的申报程序,将异地补植费用人民币79.44万元汇至指定账户并在六个月内完成杨湾地块4500平方米的异地补植,景区管委会及其他地块使用人六个月内完成2500平方米宕口地块复绿固土工作。

(三)典型意义

建设单位景区管委会在建设工程中未经批准占用并改变林地用途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理应承担恢复生态环境的民事责任。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涉案工程所占用土地已经纳入立项规划范围,且工程对于整个项目具有重要作用,涉及公共利益,直接恢复原状不具可行性。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经咨询专业机构意见,采纳了异地补植的方案进行生态恢复,探索了环境污染者、生态破坏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避免了社会财富的浪费,又在整个区域范围内恢复了生态容量的水平,可资借鉴。

案例9

王仕龙与刘俊波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7年8月27日,王仕龙以兴隆县龙思敏大理石厂的名义与刘俊波订立了矿山转让合同书,该合同约定王仕龙将兴隆县龙思敏大理石厂作价305万元转让给刘俊波。合同还对付款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刘俊波共支付转让款等款项共计133.5万元。刘俊波修建了矿路及部分厂房,但未对该大理石矿进行开采。后王仕龙以刘俊波未足额付款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矿山转让合同,刘俊波返还矿山并给付违约金76万元。刘俊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王仕龙继续履行合同并赔偿损失108.8万元。

(二)裁判结果

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双方的诉讼请求。双方不服上诉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二审认为,王仕龙和刘俊波均认可本案转让合同的标的物为大理石矿及相应采矿权,双方所签矿山转让合同已成立,但属于依照法律规定应到相关部门办理批准手续才能生效的合同。由于合同对移交矿山手续等约定不明,双方对合同未能履行均负有责任。对于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须经批准或者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积极履行各自的义务,促使合同生效,以维护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二审法院于2011年2月作出判决,判令王仕龙、刘俊波按照各自义务向有关部门提交相关资料,申请办理转让兴隆县龙思敏大理石矿的批准手续。王仕龙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三)典型意义

矿产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采矿权的转让审批,是国家规范采矿权有序流转,实现矿产资源科学保护、合理开发的重要制度。采矿权转让未经审批的,转让合同尚未发生法律效力。二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认定转让合同因未经审批而未生效,并判令双方按照各自义务办理采矿权转让报批手续,积极促使合同生效,维护了采矿权市场交易秩序,也符合合同法鼓励交易、创造财富的原则。

日期:2014-7-4 9:37:07 | 关闭 | 分享到:

篇2: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环境保护审判六大典型案例

2006年3月14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在江阴市人民法院召开了全市民事审判疑难问题研讨会,各基层法院分管民一庭工作的副院长及民一庭庭长参加了会议。会议对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现将会议讨论的有关问题纪要如下:

一、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有关第三者责任险的问题

1、从2004年5月1日起,机动车所有人未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应在最低责任限额范围内,对事故造成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首先承担赔偿责任。

2、投保人不是机动车所有人、机动车所有人投保后被注销或机动车所有人投保后将机动车转让但未经保险公司批改,保险公司以此作为其不应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的,不予支持。

3、保险公司以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率和免责事由进行抗辩,认为其仅应承担部分责任或不应承担责任的,不予支持。

4、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

5、保险公司须承担赔偿责任的,同时判令其承担相应的诉讼费。

6、数车相撞导致第三人损失,部分车辆投保而部分车辆未投保,投保车辆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对事故损失先行承担赔偿责任。

7、保险责任限额是保险公司在一次事故中承担责任的限额,而不是对保险期内所有事故承担责任的限额。保险公司在历次事故中已赔偿的数额,在本次事故赔偿时,不在责任限额中扣除。

8、保险公司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的,如果车方已向受害人支付部分或全部款项,受害人再就全部损失起诉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仍应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对车方已支付款项和车方应赔付款项的差额,可以根据受害人的主张,由保险公司直接支付给车方。如果受害人仅就余额起诉保险公司的,受害人诉请保险公司赔偿的数额,不得超过其在事故中应得赔偿总额和车方已支付数额之差。车方已支付款项和车方应赔付款项的差额,可视为代保险公司垫付,车方可按法定标准向保险公司追偿。

车方要求保险公司返还垫付款的,案由仍定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裁判时应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而不应适用《保险法》,也不能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

9、同一交通事故造成多人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如保险责任限额不足支付损失总额,各赔偿权利人按损失比例受偿。

10、车方已与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公司保险合同进行了理赔,该理赔不能对抗受害人按《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向保险公司主张权利;车方依据保险合同获赔后,再以《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向保险公司主张权利的,不予支持。

11、机动车驾驶员和车上人员不属于第三者责任险所指的第三者,其要求本机动车的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不予支持。

12、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最低责任限额,参照《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确定为5万元。

二、关于婚姻、劳动争议等方面的问题

1、离婚案件中,女方用男方给付的彩礼购买的结婚用品应作为女方的婚前财产,如男方主张返还彩礼的请求予以支持的,应判决女方用金钱返还。

结婚用品系男女双方共同购买,如能分清各自的出资份额,可以作为按份共有,如不能分清各自的出资份额,则作为共同共有。如系一方出资购买的则为该方的个人财产。

2、离婚案件中,涉及当事人一方为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因保险利益由保险合同特别约定,也涉及特定的人身利益,故保险利益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但已交纳的保险费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各半分割,由享受保险利益的一方支付给另一方。

3、离婚案件中对于原告未提出财产分割而被告又不同意离婚的财产的处理,根据当事人不告不理原则,法院不能主动进行财产分割。但法官应对当事人进行释明。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分割财产的,应由其缴纳诉讼费;如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或开庭时才提出分割财产的,虽属于增加诉讼请求的情形,考虑到离婚案件的特殊性,可以对该请求合并审理,并由提出财产分割的当事人预交诉讼费。

4、男女双方在离婚中就孩子的抚养达成协议,离婚后,抚养孩子的一方又以孩子的名义起诉追加抚养费的,一般不予支持。如离婚时间较长,且生活水平及消费水平明显提高的,离婚中在财产处理上并无明显倾向于抚养孩子一方的,则可以支持。

5、探望权是一种权利,权利可以放弃,故离婚案件中,当事人对探望权未主张的,人民法院则不应当就探望权作出判决。离婚后,双方为探望权发生争议的可依照《婚姻法》解释

(一)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另行起诉。

6、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一方名义或双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在离婚时如果条件许可,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启动鉴定程序,以确定股权的价值,对另一方当事人进行折价归并。如果当事人不申请鉴定,或者当事人虽申请鉴定,但因涉及对公司其它股东等案外人的利益,鉴定无法进行的,人民法院可告知当事人就公司股权问题另行诉讼,离婚案件中不予处理。

7、企业改制后与其吸纳的原企业职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形成了新的劳动合同关系,企业和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的,应适用我市锡政发(2001)170号《关于市属企业进一步理顺劳动关系若干意见》文件。

8、劳动者未经工伤认定就起诉法院主张工伤待遇的,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并告知当事人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

9、劳动合同纠纷中双方因调动工作等原因发生争议,用人单位以无法计算工作量为由停发工资,是否属于克扣工资的问题,要区别情况对待:如双方虽因调动工作等原因发生争议,但劳动者仍照常工作,用人单位以无法计算工作量为由停发工资的可认定为克扣工资;如是计件计量工资,且劳动者因调动等原因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后未照常工作,或工作不稳定,用人单位确实无法计算工作量而停发工资的,则不应认定为克扣工资。

10、当事人以劳动争议事由申请劳动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不管仲裁委员会以何种理由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决后,当事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情况予以处理:(1)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应当受理并进行审理,无需再进行劳动仲裁;(2)虽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但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其他民事案件,亦应当依法受理。

11、用人单位的不服仲裁委的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消仲裁裁决的,经法院审理认为该理由成立的,判决驳回被告(原提起仲裁的申请人)的具体仲裁请求。

12、伤残等级的鉴定应委托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单位而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因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是鉴定职工工伤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的鉴定单位,而非伤残等级鉴定单位。

13、事业单位职工的工伤纠纷目前法律并无规定,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精神按劳动法有关工伤的规定处理为宜。

14、企业职工在工作期间受到伤害,如涉及工伤赔偿与侵权赔偿相竞合时,职工有权选择工伤赔偿或侵权赔偿。职工在侵权赔偿中得到的数额低于其实际损失时,应该由工伤补偿进行补充,赔偿额以职工的实际损失为限。侵权赔偿标准与工伤补偿标准中重复计算的部分只能计算一次。

15、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人体损伤致残程度鉴定标准(试行)》(总则)1.6规定: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被鉴定人有2处(种)以上残疾等级者,应分别进行评残,并以最重的残疾等级作为最终鉴定结论。相同的最重等级达2项以上的应晋升一级(在鉴定时已晋升)。

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赔偿案件,对于被鉴定人有2处(种)以上残疾等级者,分别进行评残。在确定伤残赔偿金时,以最重等级为准,适当增加赔偿比例,原则上不超过10%。以北京为例:如次重等级为五级以上,则增加10%;如次重等级达不到五级,则增加5%;有三处以上伤残等级,则增加10%。

三、房屋买卖、医患纠纷及诉讼程序等方面问题

1、小区地下车库的所有权,如当事人有约定的,从约定;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除建设单位等能够证明其享有所有权外,属于业主共有。

2、土改时颁发的土地房产证上的共有人,应以土地房产证上登记的共有人为准。

3、《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六项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转让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转让合同的效力不能一概认定为无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该转让行为属于无权处分,其效力待定,可分二种情形处理:第一,基于生效裁判而取得的房屋,生效裁判已经起到了公示作用,自裁判生效之日起取得人已经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虽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即将房屋又出售给他人的,买卖合同有效;第二,经过审查,若出卖人能够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但故意拖延办理的,可以认为出卖人嗣后能够取得处分权,因此买卖合同的效力应当由待定状态转为有效。

4、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如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的,可以不判令返还房屋:(1)买卖双方房款两清;(2)买受人居住时间较长,且无其他房屋可供居住的;(3)买受人对房屋进行了较大改造、装潢等。

5、农民在自己房屋前的空地上擅自建造房屋,当地村委向其收取了相应的土地使用费,该房屋转让给第三人引发纠纷时,因村委收取土地使用费的行为不能作为认定该房屋是否合法的依据,是否为违章建筑、是否应强制拆除应征求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6、在相邻关系纠纷中,如一方搭建的违章建筑对相邻方并无实质性影响则不构成妨碍,应告知其可向有关部门反映并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如构成妨碍,应判令拆除构成妨碍部分。

7、在房屋买卖中,买受人已付清房款并长期居住该房,但未办理过户手续,原产权人将该房屋另行出售并过户给第三人,可视具体情况确定产权人为已占用该房的买受人。

8、优先承租权是合同当事人自行约定而设立的民事权利,该权利的行使以合同约定为限。出租人已按合同约定给予承租人优先承租权时,承租人行使该优先权不得超出合同约定要求确保其续租。

9、认定合同无效应从严把握。人民法院一般不能以民事行为违反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为由认定该民事行为无效,但如果该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是对上位法,即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具体补充,或是根据有权机关授权制定的,可以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

10、医患纠纷中,因医疗行为所引起的损害赔偿,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因医疗行为以外的原因所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处理。

11、非法行医造成人身损害,受害人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案由可定为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12、原告将被告的名称写错,被送达人以主体不当为由提出异议的,为平等保护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和防止滥诉行为,应裁定驳回起诉为宜。

13、原告提供的被告住所不准确,如有证据表明被告确实存在而非虚构,应受理该案,并向该下落不明的当事人公告送达有关诉讼文书。如被告不明确,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14、我省自2003年5月1日起取消农村户口、城镇户口等户口性质,统称居民户口。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界定不应以户口认定,应当以住所地区分。外来农村人口,在城镇连续工作、居住、生活达一年以上,可认定为城镇常住人口,将其视作“城镇居民”。生活在无锡市(含江阴市、宜兴市)的居民均按城镇居民对待。

15、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决定了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如果审理中明显感觉一方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可能存在缺陷,应当向对方当事人、亲属进行释明,询问是否申请对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如果当事人或其亲属申请确认其民事行为能力,则应当依照《民诉法》规定的特别程序,先行处理当事人行为能力的认定问题。如果当事人及亲属不申请鉴定,可以结合当事人的病历、当事人单位或者住所地一般人的判断标准、当事人思维状态,判断并确认当事人是否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16、在确认(否定)亲子关系的诉讼中,亲子鉴定不应强制进行。被申请人拒绝做亲子鉴定,导致亲子关系无法确认的,应当推定对其不利的事实成立,但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首先,提出申请的一方应当为亟待抚养和教育的子女或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其次,提出申请的一方已经完成了与其请求相当的证明责任;再次,被申请人提不出足以推翻亲子关系存在的证据;最后,被申请人拒绝做亲子鉴定。

上述意见公布之日,未审结的案件可参照执行。

篇3: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环境保护审判六大典型案例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2016年1月18日上午,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2016全市法院审结的十大典型案例。

1、山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山西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长白云受贿案 【基本案情】

10月19日,南通中院公开宣判山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受贿案,对被告人聂春玉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400万元;对聂春玉受贿所得财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同日,南通中院还公开宣判山西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长白云受贿案,对被告人白云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对白云受贿所得财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聂春玉、白云均没有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定管辖,南通中院依法审结了山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山西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长白云受贿案。该案是南通中院史上首次审理省部级干部重大职务犯罪案件,法院在审判程序、实体判决、综合保障等方面做到了“零差错”。

2、因非法传销引发的杨某某等16人非法拘禁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至11月期间,被害人孙某等4人被以介绍工作等为由被骗至海门市海门街道某居住小区,被告人杨某某等胁迫其加入传销组织,期间杨某某等16被告人对4被害人实施拘禁,并有恐吓、威胁、体罚、殴打等行为。被害人孙某、贺某在被拘禁期间被迫以每套2800元的价格购买了被告人指定的所谓产品。同年11月19日,被害人贺某寻机跳楼逃跑受伤,各被害人才被公安机关解救。

海门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非法拘禁罪对杨某某等16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拘役5个月不等刑罚,并判处赔偿被害人贺某经济损失。一审宣判后,杨某某等16被告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非法传销引发的非法拘禁案,作案团伙成员均为外来人员,他们以出租房作为犯罪地点,通过非法拘禁等方式控制被害人人身自由,强迫被害人加入传销组织。本案被害人之一为了逃脱,跳楼导致轻伤一级。此类案件不仅给被害人身心造成极大伤害,而且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应予以严厉打击。

3、缪某某、王某某网络集资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2年8月至12月,被告人缪某某未经许可,在“优易网”上发布“秒标”、“借款标”,承诺即时高额还本付息,向冯某等45名被害人非法集资2550万余元用于出借他人、期货投资、炒股,造成1523万余元无法归还。被告人王某某明知缪某某采用诈骗手段非法集资,仍为其担任客服、记账、转账及提供个人账户等进行帮助。

如皋法院认为,被告人缪某某和王某某共同犯罪,构成集资诈骗罪。缪某某系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20万元;王某某系从犯,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10万元。两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南通中院认为,原判决事实清楚,定罪量刑准确,但鉴于《刑法修正案

(九)》对量刑标准进行了调整,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刑法适用原则,对缪某某、王某某的刑期分别调整为有期徒刑13年和7年。

【典型意义】

本案系全国法院审理的首例P2P网络借贷平台集资诈骗案,社会关注度高,涉案金额较大。对此类新型犯罪,如皋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两被告人构成集资诈骗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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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地打击了网络诈骗行为,对于维护网络安全,净化网络环境提供了范例。同时,该案的发生也提醒普通投资者,对于网络投资行为,一定要慎之又慎。

4、姚某某等4人实施拆迁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4年3月至8月间,在南通开发区万顷良田项目拆迁过程中,南通某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姚某某、拆迁员包某某、倪某某与南通开发区某钢绳辅料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陶某某共谋,采取虚增拆迁面积的方式为钢绳辅料公司非法谋取补偿利益。此外,被告人陶某某还伪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证明和企业纳税证明,将补偿标准提高200元/平方米。据此,被告人陶某某用上述虚假证明材料共骗得拆迁补偿款人民币523337.6元。其中,被告人包某某、倪某某、姚某某帮助骗得拆迁补偿款人民币263752元。

另在南通另一钢绳有限公司拆迁过程中,包某某与倪某某采取虚增拆迁面积的方式,以拆迁补偿款名义骗得人民币196221.3元。案发后,所涉被骗款项已退出。

开发区法院一审根据各被告人自首、坦白、立功、退赃等不同情节,分别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包某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判处被告人倪某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判处陶某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判处姚某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一审判决后,各被告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在城市化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拆迁成为建设项目落地的关键性前期工作,也一直是社会热门话题。加快拆迁进程与拆迁户谋划最大利益间经常发生着冲突,而一些拆迁户更是利用拆迁之机采用非法手段谋取非法利益,拆迁人员也一方面为了拆迁工作任务的完成,另一方面借机谋取自身利益,从而拆迁户与拆迁人员相互串通,利用虚增房屋面积等手段,骗取拆迁补偿款。本案正是发生在拆迁过程中,不仅涉及拆迁工作人员、拆迁户,还涉及到另案处理的测绘公司人员,牵涉面广,影响力大。

5、韩某等10人敲断未成年人锁骨碰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下半年,被告人韩某联系并组织被告人姜某某等3人,被告人靳某联系并组织被告人侯某某等3人,被告人姜某某在后期联系并组织被告人刘某某等2人分别组成犯罪集团,事先通过支付介绍费的方式向他人收买未成年人和贫困的无业人员,欺骗吸毒并将其锁骨等处敲断,购买地图、汽车、自行车等作案工具,寻找城乡结合部或者农村狭窄小路作为作案地点,事先将骑自行车的人、被敲伤的人和拦车的人放至作案地点,然后开车的人驾驶汽车到路的一端寻找农用车、三轮车等目标车辆,制造交通事故假象,通过私了的方式诈骗钱财,合计获利20余万元。

通州法院于2016年6月1日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韩某犯诈骗罪、故意伤害罪、欺骗他人吸毒罪,合并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其余9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1年9个月至6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各被告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系有组织的犯罪,各被告人经过精心策划,分工合作,选择农用车、三轮车作为作案对象,合伙碰瓷诈骗钱财。受害人为避免损失扩大,往往同意选择一次性私了,事故后难以察觉自己已上当受骗。而受害人如果及时报警处理,各被告人做贼心虚,害怕被警方发现后遭查处而放弃要求赔偿。故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及时报警处理,避免遭遇碰瓷。

6、张某、徐某诉启东某置业公司房屋买卖合同案 【基本案情】

2014年2月7日,张某与启东某置业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买受由该置业开发的某小区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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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在建)一套,房屋总价63万元。该合同附件一为张某、徐某买受房屋的平面图并加盖该置业公司印章。当日,张某、徐某一次性支付房款63万元。2015年6月,该置业向张某、徐某发出交房通知,张某、徐某发现实际房间布局结构与房型图为轴对称方向,实际格局与房型图宣传册及合同附件的图形位置相反。张某、徐某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启东法院一审驳回张某、徐某诉讼请求。南通中院二审审理认为,开发商交付与购房合同约定方位布局相反的房屋且无法调换,构成根本违约,购房者可以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解除合同,遂判决解除张某、徐某与该置业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典型意义】

合同交易应当遵守契约精神,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商品房买卖涉及消费者切身利益,消费者有权请求开发商按期交付符合合同约定的房屋。法律亦尊重和保护个体通过自身价值判断自由选择合适房屋的合法权利。房屋并非普通商品,购房者对所购房屋的谨慎选择符合生活常理。由于该置业公司并未交付符合合同约定布局的房屋且无法调换,张某、徐某有权解除合同。

7、韩某诉工商银行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基本案情】

2013年2月,韩某先后在工商银行某支行申领取了尾号为3241、4201的理财金账户卡,并申请为尾号为4201的银行卡办理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开通了对外支付功能,确认电子密码作为其身份确认工具。

2015年10月12日,韩某使用上述尾号为3241的银行卡自助购买了价值24.7万元的理财产品。2015年12月3日,韩某尾号为3241的账户通过网上银行办理了一笔金额为22.23万元的理财产品质押贷款。贷款发放至尾号为4201的银行卡后,被人通过手机银行转出22.228万元。

2016年1月20日,上述贷款逾期,银行方要求韩某及时还款。次日,韩某到公安局报案称:“2015年12月3日,我遭受他人电信诈骗,根据对方要求提供了涉诉银行卡密码、电子密码器生成的动态密码等信息。”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

2016年3月11日,案涉理财产品到期,银行方扣除逾期贷款后将余款汇入了韩某账户。韩某遂起诉要求银行一方赔偿其损失22.23万元。海安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韩某的诉讼请求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作为电信诈骗引发的民事纠纷,与以往的盗刷银行卡所引发的纠纷有着明显的区别,其责任界定亦大有不同。本案原告轻易相信陌生人的电话谎言,多次泄露银行账户、密码及电子密码器的动态密码,系其遭受损失的主要原因。银行方通过现代化信息网络技术提供金融自助服务是大势所趋,应予鼓励。在银行一方已经尽到风险提示义务的情况下,不宜将客户因被诈骗而遭受的损失转嫁到银行。同时,本案还涉及当前民生热点,该领域犯罪多发易发且难以防范,银行的机制防控与群众自我保护须兼备,本案具有较强的警示教育意义。

8、南通路易威登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基本案情】

路易威登马利蒂系国际知名的奢侈品品牌,品牌价值和知名度极高,其名下“ ”、“ ”、“路易威登”等系列商标具有较高知名度,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全国多家法院认定为驰名商标。

南通路易威登生态公司于2008年12月23日设立,法定代表人曹某某。曹某某、顾某某(夫妻关系)在海门市三星镇和叠石桥家纺市场各设立了一家门店,主要销售南通路易威登生态公司生产的产品,上述产品上使用了“路易威登家纺”、“ ”、“路易威仕登”、“LOUI WUISTON”等商业标识。

南通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南通路易威登生态纺织品有限公司、曹某某、顾某某停止侵犯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变更企业字号,并赔偿损失10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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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产权行政和司法保护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市家纺行业的知识产权意识也在不断提高,但仍有部分企业或个人缺少独立创新意识,为获取不正当利益,在生产经营中攀附他人品牌。本案系一起典型的知识产权民事侵权案件,且侵害的对象系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国外奢侈品品牌,通过厘清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在认定侵权事实的基础上,全额支持了路易威登马利蒂公司的诉讼请求,对我市审理相关案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9、周某某与如皋市某镇人民政府国家赔偿案 【基本案情】

1999年,周某某未经行政许可,将原18.8平方米附属用房拆除,新建附房两间,面积64.58平方米。如皋市某镇人民政府认为周某某属于未经批准擅自建房,严重影响城乡规划,于2012年12月7日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并于同月12日组织强制拆除,但强拆前未对屋内的物品进行登记、公证,也未将物品搬离、保存和移交。周某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后,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该镇政府上述强拆行为违法。2014年3月5日,周某某申请国家赔偿,4月26日,该镇政府决定赔偿人民币1000元,6月4日,周某某提起国家赔偿诉讼。

如东法院认为,周某某未举证证明所主张的损失,应承担不利后果,遂结合所查明的周某某的实际损失127000元,判决由该镇政府承担70%的赔偿责任88900元。周某某不服上诉。南通中院审理认为,周某某举证不能系该镇政府违法行政所致,该镇政府应当承担相应举证证明责任,该镇政府违法强拆后,未尽保管责任,还应当赔偿扩大的损失,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该镇政府赔偿周某某133948.9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政府实施违法强拆引发的国家赔偿诉讼,相关法律适用的要点在于:第一,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行政机关因其违法行政强制行为,导致行政相对人客观上无法举证证明因该行政强制所致实际财产损失的,该举证证明责任转移由行政机关负担。第二,对行政相对人所主张的、双方均未能举证证明的财产损失,人民法院有权裁量决定损失的合理范围和价值。第三,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行政强制拆除决定的复议、诉讼期限界满,是行政机关依法强拆的前提。在该期限之内,行政相对人有权依其合法的权利期待,不自行清理待拆除房屋的屋内物品,对由此导致的财产损失,亦不负有过错责任。同时,依比例原则,公民违法建设的法律责任也不能扩大到其合法的私有财产,对由此导致的、经司法审查确认的合法损失,强拆实施机关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10、盐城市政协原副主席徐超“雅贿品”《诸君一笑图》司法网拍案 【基本案情】

2016年5月3日22时39分,南通中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因受贿而被判刑的盐城市政协原副主席徐超一幅“雅贿品”《诸君一笑图》,37名竞买人经过187轮激烈争夺,从3100元起拍,最终被I6455号竞买人以10.09万的价格拍得,溢价率高达32倍多,成为南通地区司法网拍溢价最高的拍卖品。

【典型意义】

2016年,南通全市法院继续推行在淘宝网进行司法拍卖的工作模式,南通中院和九家基层法院全部入驻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对大到价值上千万元的房地产,小到价值几百元的玛瑙饰品一律放到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卖。同时在平台公开标的物信息和交易规则,并通过媒体平台进行公告宣传。推行“e拍贷”做法,提升资产变现效率效果。2016年,全市法院成交金额超12亿元,为当事人节约佣金6000余万元。

来源: http: kx19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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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环境保护审判六大典型案例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八起做伪证典型案例

2017年1月22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开发布这八宗典型案例。

案例一:让别人把欠款转到指定账户又否认

韦某与郑某、杨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中,韦某主张郑某、杨某向其借款12万元,2016年7月5日他向郑某转账12万元,郑某则辩称当日已将12万元转回至韦某指定的收款人朱某账户,借款并未发生。

韦某说自己不认识朱某,该笔转账与他无关,后法院查明韦某与朱某之间存在多笔银行交易往来,法院就此询问韦某时,他又改口认识朱某,郑某转给朱某的12万元他已收悉。

韦某隐瞒12万元转回的事实,其虚假陈述行为已妨害民事诉讼。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依法对韦某处以罚款人民币15000元。

案例二:公司伪造《劳动合同》签名

深圳市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与吴某劳动合同纠纷案中,通过司法鉴定查明,深圳市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第5页中吴某的签名为假冒,且该合同的印刷特征和骑缝章印文盖印反映了该合同存在换页现象。

深圳市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行为属于妨害民事诉讼的伪造重要证据行为,违反了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妨害了民事诉讼秩序。为维护法律尊严,警示用人单位自觉遵守法律,依法应当对其进行民事制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该公司处以罚款人民币90000元。

案例三:房产中介伪造客户签名索取2万中介费

某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诉孟某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某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诉请孟某支付佣金2万元并向法院提交了有“孟某”签名的《佣金支付承诺书(卖方)》,而孟某对该承诺书中“孟某”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

法院依法委托广东某司法鉴定所对上述承诺书中“孟某”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6年7月4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孟某”签名字迹不是孟某书写。

某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利用伪造的证据提起本案诉讼索取中介费用,其行为已妨碍民事诉讼,依法应予制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某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处以罚款人民币50000元。

案例四:当庭否认名下的账户和抵押房产

袁某诉刘某、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中,刘某在明知收款账户是其本人名下账户,被抵押房产(某花园B栋B1-605号房屋)是其名下房屋的情况下,仍在答辩意见和当庭询问中均予以否认,作虚假陈述,导致法庭庭后花费大量时间前往相关部门调查相关情况,妨碍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依法对刘某处以罚款10000元。

案例五:将合同提成12万元篡改为112万元

康某诉被告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中,经法院调查核实,查明康某伪造重要证据进行提交,将其代表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与案外公司深圳某移动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所签订的《项目开发合同书》载明的合同金额由12万元篡改为112万元,并篡改了相应的全部分次付款款项金额。

康某伪造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依法应予处罚。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依法对康某处以拘留五日、罚款人民币10000元。

案例六:伪造材料索要劳动补偿被罚三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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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某与某家私(深圳)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中,二审查明祝某利用曾以该公司员工身份代理案件时准备的身份证明材料,主张自己与某家私(深圳)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全日制劳动关系。

之后,祝某为证明其主张,又伪造了与深圳某真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购买社会保险协议书》及《离职证明》,虚构其在2014年3月7日从该公司离职并委托该公司购买社会保险的事实。

因祝某存在伪造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行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祝某处以罚款人民币30000元。

案例七:酒店在员工考勤表上作伪证被罚10万

深圳某酒店有限公司与果某劳动争议纠纷案中,二审查明深圳某酒店有限公司在诉讼期间提交的《考勤表》中“含午餐、午休、晚餐2H”的内容是在果某签名后私自添加,但深圳某酒店有限公司在诉讼期间并未主动告知上述内容是其私自事后添加的事实。

甚至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庭调查时,该酒店坚持主张上述内容并非事后添加,伪造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深圳某酒店有限公司处以罚款人民币100000元。

案例八:证人出庭作证多次前后矛盾被罚款2万

原告叶某诉被告陈某山、廖某香民间借贷纠纷案,原告诉称,被告因生意周转向其借款332.5万元,向其归还利息110万元之后再未还本付息。

被告承认确有上述收、付款行为,但辩称其与原告并无借贷关系,真正向原告借款的人是案外人雷某,其只是他们之间的“过账人”。为此,被告除提交向雷某的转账记录外,还向法庭提交了雷某为其出具的多份《声明》、《证明》等书证作为主要证据,并申请雷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在庭审过程中,证人雷某的整体表现出尔反尔、反复无常,严重妨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妨碍司法公正,损害司法权威。龙岗区人民法院依法对雷某作出了罚款2万元的处罚决定。雷某不服,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深圳中院作出复议决定,驳回申请,维持原决定。

来源: http: kx2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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