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通用8篇）

篇1：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

第一章信用合作社的起源和发展

第一节世界第一个信用合作社的诞生。世界第一个信用合作社于1849年在德国诞生，它的创始人被称为“实践家”的威廉雷发巽(xun)，当时他任某市市长，当时德国农民问题日益严重，为了解决农民问题，他在当地组织了60多家比较富裕的人，创立了“清寒人救助社”，为穷困农民提供比较低利息的资金，帮助农民购买生产、生活的资金需求。当时它的目的就是反抗高利贷，以后逐步发展和规范，1872年在德国莱茵地区第一个农民信用合作社创立，后来在德国称之为“德国雷发巽银行”。

第二节我国第一个信用合作社的诞生。最初合作思想是在“五四”运动传人我国，1923年6月在河北省香河县我国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诞生，它当时是雷发巽式的信用社试点。

第二章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变迁

第一节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变迁

1、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创建

（1）我国农村金融组织机构体系的创建。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第一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应本质“集中统一、城乡兼顾、减少层次、提高效率、力求精简”的方针创建金融机构。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农村金融方针。1951年7月2日，经国务院批准农业合作银行正式成立，当时没有设立分支机构，1952年7月撤销，后来创立了农业银行，建立了省、市、县级分支机构。农村金融机构不断发展壮大，现在农村金融机构真是雨后春笋。村镇银行、农村财务公司等等。

（2）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试办和初步发展。

旧中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由于种种原因………。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金融体制，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农村有“三社”即人民公社、供销社和信用社，但是现在只有信用社不断发展壮大，人民公社已经不存在，供销社在大部分农村也是没有声音。只有农村信用社一社继续生从在农村，但是正在改革之中，就是我们现在称呼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我们现在有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也有农村信用合作社。1958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实行了所为的“两放、三统、一包”，人民银行的农村营业所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合并组成了人民公社信用部，这样农村信用部就成为“所社合一”和“政企合一”的特殊单位。农村信用部受上级人民银行和人民公社管委会双重管理。1959年人民银行农村营业部由人民银行收回，农村信用部下放给生产队管理，生产大队建立起了信用分部。（当时没有成立农业银行，农业银行的前身就是人民银行农村信用部）。

1962年11月人民银行根据《关于农村信用社若干问题的规定》，全国各地试行恢复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质，明确了信用合作社组织独立，是国家银行的助手，在业务上受人民银行领导。哪些信用合作社的机构设置可以按人民公社和经济区设立农村信用合作社，在生产大队设立信用站。现在我们全市没有农村信用站（于2004年整顿农村信用站工作时，全部撤销）。

篇2：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

摘要：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肩负着全世界22%人口的吃饭、就业问题，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农村金融问题突出，破解这一难题的困难多、压力大。在上个世纪连续出台5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基础上，新世纪以来，中央又连续下发了7个围绕“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在研究部署“三农”工作的同时，对金融支持“三农”提出了明确要求，以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情况和新形势。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银监会在全面强化审慎监管的同时，坚持“抓两头、促中间”，全力以赴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深化，农村金融领域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农村金融市场稳步开放，农村金融体系初步建立，金融服务产品日益丰富，农村贷款难问题逐步缓解，农村金融呈现出良好发展局面，为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农村金融体系是中国金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农村金融体系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同时放眼将来，关注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

关键词：

农村金融体系；现状；发展；

正文：

一、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与改革

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主要分为两个主要阶段：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两次重大改革之后现今我们所见农村金融体系基本成型。

1.改革开放前的农村金融体系改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对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进行了彻底改造，建立了新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首先在人民银行各级机构内部，设立农村金融管理部门，然后成立了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初具雏形。1951年5月，中国农业银行成立，并第一次提出要“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工作方针。主要职能为指导农村信用合作，广泛动员农村剩余资金并合理使用国家农业贷款，以扶助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促进对小农经济的改造。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认为，农村互助合作、农村供销合作和农村信用合作是农村合作化的三种形式，多年来农村信用社经过多次改革，最后成为中国农业银行的附属物。［1］

2.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金融体系变革

历次农村金融改革，其出发点是为了支持和扶植农业发展，核心是围绕管理权和经营权转变，而本质上却是一种权力和责任的划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

村金融改革也不例外。30年来，根据政府施政目标的转变，可将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恢复起步阶段、调整阶段和政府引导扶持阶段。

1）1978年－1993年：恢复起步阶段

a．恢复了农行，建立了以农行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体制，有农行统揽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管理。

b．为稳定农业生产，国务院于1982年决定恢复中断了23年的农业保险业务，整个80年代，我国农业保险取得重大发展。

c． 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的成立，非正规金融也逐渐活跃起来，民间金融活动异常活跃。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

2）1994年－2001年调整阶段

a．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别与商业性金融分离。国家成立了农业发展银行，农信社从农业银行中分离出来，农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逐渐从农村撤离。

b．其他金融机构的改革，1997年3月《关于邮政储蓄会对管理体改革的请示》与1999年5月6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章程》均由于种种原因，邮政储蓄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c． 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并逐渐撤离农村，农发行还能由综合性向单一性转变，农信社体制改革反复，农村合作基金会受到整顿，农业保险逐年萎缩，农村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被削弱。

3）2003年至今：政府引导扶持阶段

a．在这一阶段，农信社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成为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的主角。农行如何面向三农进行商业化改革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农发行探索开发性金融的新路子。银监会放宽了农村金融的市场准入，农村金融竞争主体日益多元化。

b．农业保险得到较快发展，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提出了具体要求。［2］

二、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现状

三、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

对于农村金融体系而言，最重要的功能是把农村剩余资金转化为农村储蓄，再把农村储蓄转化为农村投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比较成功的把农村剩余资金转化为储蓄，农村储蓄在向农村投资转化过程中受阻，农村较多的资金流出农村。因此，目前我国农村金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农村资金的外流。闲置资金转化为农村储蓄的现状，我国农民储蓄率高，我国农民具有较强的储蓄能力较高的储蓄率较大的储蓄额，这是农村金融机构能够吸收大量存款的根本原因，为农村资金外流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能。农村储蓄转化为农村投资主要表现为贷款，从农业得到的贷款与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及其不相称。虽然我国农村贷款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是与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和其他产业的到的贷款相比，支持率偏低。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农业贷款的相对份额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改善，而且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没有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体系对农业的应有的支持，我国农

业贷款仍有巨大的潜力。农村存款大于贷款，农村存款与农村贷款不仅差额越来越大其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存贷款额逐年增大资金外流严重。相对于工业城市居民城市，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农民收入低，农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捷，造成对农业农户及农村企业的贷款无利可图，甚至亏损，一些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无法延伸到偏远的农村，甚至从广大农村地区撤出，导致农村金融发展十分缓慢。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缺乏足够规避农业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机制。由于农业经常面临巨大的自然风险和变化多端的市场风险，如果没有相应的规避机制或者规避机制不健全，往往是农业生产者及其有关参与者不得不面临巨大的难以承受的自然和市场风险。出于理性的选择，有关的农业参与者会减少对农业的投入，农村金融机构也相应的减少了对农业的贷款。农村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使得农村金融机构难以了解农村企业和个人的资信情况，导致农村信贷过程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盛行，农村金融机构惜贷严重，大量资金流向城市和工业。农村金融机构规模小风险大，储蓄存款向大银行集中的现象比较突出，制约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也导致大量农村资金外流。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有以下几个问题

1、涉农贷款增长较慢，农村金融服务品种较少

商业银行贷款权限上收是影响涉农贷款增长的主要原因。农业银行的经营战略日益强调以利润为核心，商业化改革直接影响到其向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积极性，农业银行对农业服务的功能较弱，已是不争的事实。此外，农村金融机构在县域能够提供的金融工具单一，服务品种很少，服务功能不健全。县及县以下能够提供除存、贷、汇以外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网点不足20%，绝大部分的行政村不能提供基本贷款业务。特别是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问题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路径。

2、农村资金大量外流

邮政储蓄凭借自身机构网点优势，大量吸收农村存款，再将从广大基层吸收的资金直接转存到人民银行，“只存不贷”的经营机制导致其在县域内吸收的资金几乎全部流出农村。据统计，全国邮政储蓄资金65%来自于农村，截至2004年初，全国邮政储蓄营业网点34641个，县及县以下农村营业网点占比为79%，这些机构大量抽走农村资金，却不承担支农任务，加速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资金外流和区域资金的不平衡趋势。各商业银行在大规模收缩农村信贷业务的同时，仍注重其存款业务的开展，四大商业银行在县域吸收资金的60%左右也都流入城市，农村信用社资金也未能全部用于农村。

3、政策性金融支农作用发挥有限

由于政策性支持农村的贷款风险补偿、分担和转移机制不完善，没有建立完善的对农村贷款进行贴息、补贴、税收减免、税收返还等杠杆机制，农村担保机制不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缺乏、商业性农业保险连年萎缩，制约了金融机构对“三农”的资金投入。农业发展银行融资机制不健全，利益补偿机制不完善，导

致其政策性支农作用的发挥有限。另外，农发行不吸收公众储蓄，自身资金融通的空间有限，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4、农村金融供给主体不足

2006年，银监会的调研资料显示，我国每个乡镇仅有2.13个

金融网点，每50多个行政村仅有1个金融网点。在乡镇的金融网点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机构占到86.45%，除农业银行仍保留部分分支机构之外，其他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大部分已撤离农村市场，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

四大商业银行收缩县和县以下的分支结构，县域农村金融机构种类少。“十五”期间，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县及县以下的网点，人员分别减少了24%和14%；与此同时，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逐渐缩小为粮、棉、油收购贷款；农村合作基金会全部撤并，客观上赋予农村信用社独立支撑农村金融主渠道的职能。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存款总额占全部存款的40%～45%，贷款总额占比亦高达50%左右，形成了农村合作金融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局面。

2005年底，央行再贷款占农发行负债总额的比例为63%，金融债

券占21%，二者合计达84%，不仅资金成本高，而且来源渠道过于集中和单一。农发行实际上仅是单纯的粮棉收购贷款银行，业务仅限于支持粮棉流通，根本无法充分发挥其支农作用。另外，一些政策性扶贫贴息贷款也难以落实到位。

5、农村民间借贷行为活跃，尚欠规范

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数据，农户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的借款占全部借款的比重不到1/3。民间金融在浙江、福建、广东三省沿海发达地区非常活跃，民间资金相当充裕，流动量惊人，已经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地下金融市场，且以多种形式为依托，主要形式包括:民间自由借贷、合会、私人钱庄、经营纯粹民间借款业务的典当行、非政府小额信贷和其他民间金融组织等合会。对于不少地区的农户和中小型企业而言，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正规金融市场。民间金融对农户和农村企业的迅速发展和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的供给不足，起到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非正规金融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诱发高利贷行为，加剧了金融风险，干扰正常的金融秩序。地下金---------浅析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现状与创新

四、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问题解决

篇3：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

1黑龙江省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黑龙江省农村金融不断发展, 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积极拓展支农领域,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断加大支农力度, 农村信用社数量增多, 支农能力增强, 商业性金融机构积极支持农业发展。虽然农村金融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其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亟待解决。

1.1 农村金融供求矛盾突出

农村资金供给不足与需求量大的问题比较明显。农村金融存款总量不足使得诸多农业投资得不到支撑, 尽管农村信用社投放量逐年增加, 但金融缺口仍出现逐年扩大的趋势;在资金总量有限的情况下, 覆盖面和农户可获得资金呈反方向变化, 单户贷款额度低, 不能满足农业产业化的资金需求。

1.2 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健全

1.2.1 政策性银行功能单一

农业发展银行业务局限于粮棉油的收购和储备方面, 对于农业基本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等政策性贷款业务功能欠缺, 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有限。

1.2.2 商业性银行服务功能弱化

农业银行业务向非农业拓展, 农业贷款比例大幅度缩减, 大部分储蓄资金流出农村, 主导地位不断弱化。

1.2.3 农村信用社难以独立承担支农重任

农村信用社存在着所有权不清晰、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 面对农业发展的资金需求, 力不从心。

1.2.4 民间金融不规范

民间金融因受政策限制得不到很好地发展, 民间借贷基本处于半地下状态, 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1.3 农村金融业务种类单一

农村金融市场局限于存贷款业务, 对于中间业务涉及很少。融资结构单一, 过分依赖间接融资;贷款主要是短期小额贷款, 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求;各种金融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竞争, 服务品种单一, 只有结算汇兑等少量中间业务, 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十分不足, 不能满足农业经济发展的多种需求。

1.4 农业保险滞后

由于政府扶持力度不够, 一直以来农业保险处于亏损经营状态, 主要业务和机构出现了萎缩, 商业保险公司和国有保险公司都在规避农业风险, 已成立的阳光农业互助保险公司主要面向垦区开办保险项目, 在垦区外的承保范围很小, 只有小麦、大豆、水稻和玉米四种粮食作物的农业保险, 其它相关险种的开发尚处于探索阶段。在农业发展的同时, 保险业务并没有扩增, 使得农村金融发展显现不平衡状态。

2黑龙江省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2.1 构建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 加大支农力度

2.1.1 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支农力度

政策性金融必须发挥其对“三农”的基础性支撑作用。通过财政贴息的方式, 引导资金流向农村。

2.1.2 加快农业发展银行改革

逐步完善政策性金融功能, 增加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基础设施、扶贫等中长期贷款业务, 对农村公共产品提供有力的支持, 改善农业生产的条件,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引导商业银行增加支农业务。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 鼓励其为农村经济提供金融服务, 加大扶持特色农业和农产品基地的建设。

2.1.3 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坚持农信社“支农”定位, 降低其存款准备金率, 适当增强其存贷款利率的灵活性, 提高吸收存款的能力, 将其发展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地方金融机构。

2.1.4 加大邮政储蓄改革力度

充分发挥邮政网点的优势, 定位为发展小额贷款业务的主体, 建立其资金回流农村的机制。

2.1.5 引导和保护农村民间金融的健康有序发展

从法律、政策等方面着手, 提高其准备金率, 严格其市场准入要求, 实行风险责任自负, 使民营小额信贷银行等多种形式的民间金融合法化与规范化, 以此增加农村金融的服务供给。

2.1.6 努力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采取组建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等把城镇过剩的货币资金、比较成熟的金融产品、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技术手段等引向农村, 把其办成真正为农民服务的银行。

2.2 创新黑龙江省农村金融服务

黑龙江省农村金融服务创新要因地制宜, 推出符合自身特点和优势的产品。增大农村金融业务创新的力度, 提高金融服务品种的多样化, 以此满足农村经济对其的需求。可以通过推动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等机构在农村地区设立网点, 增加证券信托业务, 充分发挥供给与引导作用。地方各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创新中长期信贷产品与模式, 开拓多种中间业务, 如金融咨询、代理保险销售与涉农理财等业务, 创新担保抵押机制和信贷机制, 提高对黑龙江省龙头企业的贷款支持, 推出适合农民生产生活的专项信贷产品, 发挥农村各金融机构支农作用。

2.3 健全农业保险体系

面对农业健康发展的目标, 应加速农业保险立法工作, 增加对农业保险的投入, 健全黑龙江省农业保险体系, 保障农民收入的稳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通过申请国家和地方财政对其进行补贴, 大力发展政策性保险业务, 同时通过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 吸引社会其他主体投资设立多渠道、多样化的农业保险机构, 还可以通过降低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税费标准, 鼓励外资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 税收反哺农业, 提高农业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参考文献

[1]刘磊, 韩晓夫.新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构建研究[M].中国物资出版社, 2011.

[2]李站.黑龙江省农村金融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 2012 (5)

篇4：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

一、农村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农村金融改革

虽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经济始终决定着金融。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结构明显趋于多元化和多层次化，我国农村的产业结构已不是单一的第一产业，第二、第三产业有了较大发展，各产业内部生产结构也是多元化的。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产业结构仍以传统的农业为主，生产、交易方式和技术手段落后，主要表现为简单的生产加工，小规模商品集市贸易等。而在经济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已经实现了以第一产业为主向第二、第三产业为主转移，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经济结构的多层次性客观上要求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多元化。而农村金融结构的调整却没有跟上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农村金融机构由于规模小，人力资源少，技术装备差，提供的金融服务主要是一些金额小、技术含量低、管理成本高的零售业务，主要局限于传统小农领域，贷款品种少，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可见，金融需求的多元化客观上也要求金融组织的多元化和多层次化。所以在制定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目标时，应围绕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和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总目标来进行。

二、农村金融的变革又会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金融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农村金融当然不例外。农村金融不但影响农村经济发展速度，也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产业、行业等结构，最终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在资源短缺的国家，这种反作用十分明显，在我国广大农村领域尤其突出。所以，我们要重视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关系，农村金融的改革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总目标，特别是在目前结构调整和资金短缺的背景下，金融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农村金融改革，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从而达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目的。

三、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表现

（一）国家正规金融资金供给不足

首先，农村金融机构长期担负着从农村吸收资金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功能，为农业和农村提供贷款服务的很少，农民和部分乡镇企业被排斥在正规金融市场之外。农村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对金融的需求无论量上，还是质上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产生大量资金需求。

其次，资金大量流出农村，各类商业银行在县及县以下吸收的存款相当部分流出农村，特别是邮政储蓄机构在农村网点广泛，而且只存不贷，使大量宝贵的农村资金通过邮政储蓄机构抽走，资金非农化严重，支农力度在下降。

最后，当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退出县及县以下地区，上收贷款审批权，撤并营业网点和机构。商业金融机构从农村撤走，意味着资金在农村稀缺程度加剧。虽然网点的减少有利于加强金融机构管理，提高规模效益，节省机构本身的运作费用，但十分不利于广大农户和乡镇企业，大大增加了他们获得金融服务的成本。在某种程度上金融体制改革削弱了农村金融的实力。即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在于农村，由于其本身在小额贷款信息和成本上先天的劣势，也难以给小额金融需求提供服务。在我国目前的农村金融市场，金融服务单一，金融机构缺乏竞争力和活力，与农村金融需求多样化、分散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作为支农主力军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包袱沉重

农村合作信用社定性为合作金融，服务对象限定在农村。长期以来，信用社对支持我国农村经济，特别是农民、农户经济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为国家承载了大量政策性负担。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要求信用社支持“三农”，以及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社贷款投放的行政干预，其实是赋予农村信用社相关的政策性责任，以为是为政府发展和稳定农村政治目标服务，但国家优惠性政策不到位，加重了信用社负担。比如，保值储蓄利息支出没有补贴，损失达100多亿元；政策性贷款积累了几千亿，农村信用合作基金会垮台后，呆帐归并到合作社。这些都导致农村信用社与其它金融机构客观上存在不平等的竞争条件，既不利于自身业务的发展壮大，也不能满足农村金融领域中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三）非正规金融机构活跃了农村经济，但发展受到抑制

面对正规金融机构供给的缺口，以民间借贷为主要形式的非正式的金融活动在广大农村、县域自发地活跃起来，这些小金融机构以当地经济为主要服务对象，机制灵活，表现出良好的生存能力，由于国家监管跟不上，最终被整顿、关闭了。

正规金融机构供给不足，农村信用社在农村又造成垄断，形成农村居民融资渠道单一，这必然导致民间自发金融组织的发展和创新。各种自发产生的乡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以其实行民管民用的制度优势，将村民的储蓄和借贷活动联系在一起，给予农户获得小额贷款的机会，为解决长期困扰农村资金需求的矛盾找到了一条途径，是挣脱现行法规、制度羁绊的表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农村经济和市场发展的需要，但与政府的改革方向不一致，发展受到抑制。

四、农村金融要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

针对我国目前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我国在利用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考虑现实、勇于创新。我们既要发展和完善正式金融机构，又要大力发展非正式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最佳的金融服务。在我国广大农村，经济主体规模相对较小，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因而适合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的金融机构的规模应和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产业相联系。

（一）完善与引导正式金融机构支农

政策性金融具有填补市场空缺、贯彻政府经济政策的特殊职能。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将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离，对于加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是具有成效的。但随着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基本完成，其职能单一，因此对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作用有必要重新定位和调整，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业综合开发、科技开发、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的资金投入，承担起真正意义上的政策性银行的职能。

近年来，各国有商业银行积极收缩农村阵地是其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体现，另外农村贷款主体没有抵押、资金需求额度小的特点，会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和成本。可见，大型商业银行进入小农户和小企业存贷需求集结的市场，信息收集成本高并缺乏规模效益，国有商业银行具有追逐利润最大化特点，寄希望于国有商业银行支农并不现实。当然，对于一些大型的、效益好的农业企业和产业，国有商业银行可以完全按照市场化、商业化的方式运作，自主地对农村有市场、有效益的项目进行支持。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质和将来的形式，应根据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确定，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信用社自身经济实力考虑其可能的发展方式。可以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把信用社改组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基层网点机构；可以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制原则重新组建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可以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按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原则把农村信用社改组为农村商业银行，以适应快速发展的农村经济的需要。

（二）培育非正式金融机构，积极发展民间金融

政府对民间金融组织的做法，不应该是简单的禁止与取缔，而是要加强管理与规范，适当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限制，放松农村金融市场准入，允许和扶持其它金融组织的发展，以便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形成一种竞争局面。对于一个多元的经济社会而言，多种经济成份平等竞争是十分重要的。

篇5：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

农村金融发展是宁波大学商学院熊德平教授在其著作《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以及论文《农村金融与农村金金融发展：基于交易视角的概念重构》中，针对既有农村金融定义的缺陷，重新定义了农村金融概念与农村金融发展的概念，并基于该定义，形成了系统的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构建了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与模式，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该概念及其基础上的成果，值得农村金融理论研究、政策制定和实际部门借鉴和思考。

摘要：近年来，农村金融发展迅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问题越来越得到关注，区域性差异也越来越明显，而均衡区域的金融发展是目前一项重要内容。金融资源是基础资源，金融发展对农村的整体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问题导致各地区发展不平衡、落差大、缓慢等现象产生，阻碍了金融的整体发展速率，造成了巨大损失。金融区域差异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引起的，下面进行主要针对因当前形势而产生的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关键词：中国农村;区域差异;金融发展

一、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背景

目前，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为衡量社会均衡发展的一把标尺，是改善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均衡发展农村金融的一个切入点。国家再次强调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农村经济发展问题越来越得到国家重视，农村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脉和发展前景。如何合理地进行资源的配置是目前主要探讨的一个内容，也是关系农村金融发展的根本问题。

二、我国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概况

目前，大部分农村还是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也存在差异，东西部地区农村发展对比差异大。主要体现为东部地区虽有足够资金却无法有效运转，而西部地区却恰好相反。东部落的某些发达地区在金融方面大力发展各种金融机构，如农商银行、农村信用、信贷公司等，自然而然带动了农村金融的发展，但也产生了资金阻碍的问题。西部地区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农业发展，由此也产生农业对资金产生较大需求而导致资金的短缺。农村的区域发展差异对经济的发展造成阻碍，对经济的损失也是相关联的，影响着整个区域的发展速率，由农村产生的经济问题亟待解决。针对金融的不稳定性和波动性，均衡金融发展和合理配置资源是目前调节农村金融地区差异的一个主要途径。

三、影响因素

地区金融教育水平的深度，直接影响着地区的金融健康发展。目前，百姓的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接触到金融方面的消费产品，能清楚了解到这个领域的用途对百姓的生活提供便利。农村对金融知识的匮乏直接导致了地区的金融发展障碍，阻碍了经济发展。在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方面也应做足金融教育，以免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错误导向。提高农村金融深化程度，让农民懂得如何使用金融方式来完善自己所需，如何只用自己的经济权益来发展。地区金融教育水平的深化程度直接影响着地区金融的健康发展，是造成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一个主要因素。

农村金融缺陷造成农村发展滞后，导致区域的差异性。金融制度不完善使得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越来越大，东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落差越来越明显。农村的金融机构单一，在服务上存在不足。就农业发展银行来说，服务范围小，业务发展空间也越来越狭小，主要呈现一种封闭式的金融管理。农村信用社也有严重的.制度问题，如资金规模限制、业务品种单一、结算条件复杂等问题普遍存在。金融制度的缺陷也导致资金外流现象严重，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影响。因此，完善地区金融体系能避免农村金融发展的大起大落，对减轻地区金融差异有着重要作用。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地区性金融发展差异明显。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着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有地理位置、人口素质、国家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区域发展的先天条件，不同的地理条件主导着不同地区的发展方向。人口素质间接地带动了经济发展，人们对金融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应有深刻认识和领悟。思想观念的加强对区域的经济体质的完善至关重要，百姓的带动作用对对区域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国家政策的改良和实施力度直接影响经济效益，需全方面的发展经济，加大人才的吸引力和创造力，能有效监督管理金融的发展轨迹，改善欠发展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均衡各地区金融发展。

四、结语

农村金融发展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我国目前的形势，想要迅速缩小地区差异是很难的。当务之急是尽量避免差距的扩大，控制住局面的恶化，然后采取措施减小区域性之间的差异。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对中国的整体发展至关重要，减小农村金融发展的地区性差异能有效改善中国的整体发展状态。需要通过完善我国的生产力布局机制、加强金融教育、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改善金融缺陷等措施来解决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问题。小到村民个体，大到国家政府，各个阶级的相关部门都应关注整体的发展，加强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促进各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同等提升。

参考文献：

[2]黄燕君，钟璐.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浙江省数据的实证分析[J].系统工程，2009(4).

[3]王定祥，李伶俐，王小华.中国农村金融制度演化逻辑与改革启示[J].上海经济研究，(11).

[4]王修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比较[J].经济地理，(2).

篇6：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思考

作者：谭中和

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社会保障制度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社会保障制度进入统筹城乡发展和制度创新完善的新阶段。因此，我们要在不断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更加注重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统筹兼顾，大胆创新，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开始进入统筹城乡发展和制度创新完善的新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工作，社会保障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无到有，从城镇到农村，从正规就业人群到城乡全体居民，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上升为法律保障。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保障项目比较齐全，保障范围覆盖城乡全体居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架构。

党的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社会保障制度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社会保障制度开始进入统筹城乡发展和制度创新完善的新阶段。按照到2012年前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2020年建立完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并覆盖全体居民的要求，我国社会保障进入城乡统筹发展阶段：一是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险范围;二是开展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三是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四是许多地方开始探索和实践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发展的主要成效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基本建立，制度和政策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机制逐步健全，成效显著。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框架初步形成。经过几十年探索，形成了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慈善事业在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制度运行总体平稳。

覆盖范围逐步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自2009年试点以来，截至2010年12月，全国有27个省、自治区的838个县(市、区、旗)和4个直辖市部分区县开展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方面，截止2010年底，全国有2678个县(区、市)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口数达8.36亿人，参合率为96%。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于2007年建立以来，其覆盖人口迅速扩大。

待遇水平逐步提高。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地方财政对个人缴费提供不低于每年30元的缴费补贴，基础养老金由政府全额提供，其标准不低于55元/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方面，政府财政不断增加补助力度。医疗救助方面，2009年，全国累计救助贫困农民4789.1万人次，其中资助参加合作医疗4059.1万人次，人均资助25.9元。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由2008年的每人每月82.3元，提高到2010年的117元。2010年全国五保集中供养175.9万人，平均供养标准2951元/年，供养水平逐年提高。

在农村建立了一支社会保障管理服务队伍，管理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为适应新农保试点工作，各地大力加强组织建设，健全机构，充实队伍。2010年，新增农保经办机构188个，新增农保工作人员3048人。试点县所属15209个乡镇均配有工作人员，试点县各行政村均配有协管员。以“金保工程”为骨干的社会

保险计算机网络，正在向农村延伸，开始发行社会保障卡。农民足不出户，即可通过网络等获得社会保障信息、领取社保待遇等。

建立和完善了政府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机制。2003年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重点在城镇，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财政投入农村社会保障力度小。随着新农保和新农合覆盖面扩大，财政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逐年增加。

我国农村社保体系发展面临的挑战

当前，我国正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的发展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总体来说，农村社会保障不论从体系建设、覆盖面还是待遇水平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面临诸多新要求和新挑战。主要表现在：

工业化加速，城乡结构急剧变化，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更加突出。经过30多年来改革开放，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加速、城乡结构巨变。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末，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49.68%。到2020年城镇化率有可能到达60%。这种快速变化的格局，凸显了现行社会保障的制度缺失：一方面，大量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许多人还没参保，有的参保的也存在春节回乡时“退保”。另一方面，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转到城镇就业，留在农村的多是老弱妇孺，“空巢化”状况严重，传统的土地保障和家庭养老难以为继。如何既体现公平普惠，又适应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财政支撑能力各不相同、个人缴费能力差异大等现实状况，加快推进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需要一个长期艰苦探索的过程。

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结构”明显。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经过近20年的不断改革和完善，形成了现行城镇职工和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总体上，这

一制度框架的形成和发展演变过程，一方面，是适应了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辅相成，在推动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正是出于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出台了相应的保障制度，因而也带有各个不同时代和发展阶段的明显特征，还有明显的城乡二元痕迹。特别是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老龄化都在加速发展，而社会经济发展无时无刻不需要社会保障的今天，对社会保障进行系统的框架设计和长远的考虑安排，势在必行。城乡社会保险关系不衔接，跨城乡转移接续难。不论是基本养老保险还是医疗保险，城乡制度之间缺乏衔接通道。以养老保险为例，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不同的制度设计，缴费和待遇水平相差悬殊，养老保险关系在两个制度之间的转移接续问题还没有解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方面，也缺乏转移衔接的通道。

农村社会保险实际覆盖面不高，城乡覆盖面存在差距。随着新农保、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目前我国针对各个群体的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已基本建立，可以说，全民医保和人人享有基本养老保障的制度目标已基本实现。但与此同时，还有大量未保人群，他们没有任何老年保障。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尚处于试点阶段，多数农民还没有加入进来。

统筹层次低，基金不能保值增值。一方面，新农保和新农合大多以县级统筹为主，统筹层次较低，影响了在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共济和风险共担，也不利于制度统一和降低经办成本，提高经办效率。而另一方面，基金保值增值问题更为突出。由于新农保实行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结合的模式，未来参保者的待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账户的积累额和保值增值的情况。但目前，全国养老保险基金平均收益率不高，农保基金只能存银行、买国债，运营效率低，随着通货膨胀压力增长，面临更大的贬值风险。随着新农保制度的扩大试点和推广普及，基金规模越来越大，如何管理和运营所筹集的新农保资金，实现保值增值，是十分迫切的要求。

加快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思考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制度、机制和体制，实现保障对象全民化、保障方式多样化、筹资渠道多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提供和谐、稳定的保障网。重点是五个方面：一是保障项目比较齐全，人人享有基本保障;二是待遇水平适度，能够有效保障基本生活;三是管理服务健全，能够保证为公民提供方便、快捷、周全的服务;四是制度能够定型，资金长期平衡，实现可持续。五是保障方式多层次，以满足农村群众更高需求。

在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进程中，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从基本国情出发，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水平相适应。我国人口众多，人均GDP尚处于中下等国家水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仍未根本改变。立足这个基本国情，农村的社会保障应定位于基本保障。同时，根据城乡、区域不平衡的特点，制度设计不搞“一刀切”，有针对性地确定适当的制度模式和待遇标准。二是坚持社会保障为主，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在保障模式上，坚持以缴费型社会保险制度为主体，以非缴费型福利项目为补充。同时，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待遇水平，适当缩小与城镇的待遇差距，让城乡全体人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三是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改革和制度创新都要注重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坚持试点先行，及时总结经验，由点及面，渐次推进改革。

从现在起到2020年，在超过13.4亿人口，其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东方发展中大国，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目标，将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壮举，意义

重大，任务艰巨，时间紧迫。应坚持党的十七大确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任务，着力解决农村社会保障中的现实突出问题，在不断改革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更加注重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统筹兼顾，不断探索，大胆创新，进一步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篇7：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

刘淑春

【专题名称】体制改革 【专 题 号】MF1 【复印期号】2009年02期 【原文出处】《经济与管理》(石家庄)2008年10期第23～27页 【作者简介】刘淑春，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管理工程系。（武汉 430072）【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以1988年宪法修正为标志，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经历了从“禁止流转、允许流转到放开流转”和由模糊不清到明确鼓励的过程。农村土地流转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到现今已经发展了近20年，但它的发展始终不顺畅，农地流转十分滞后。流转权利不充分、流转动力不足、流转机制未形成、流转条件受约束是农地流转缓慢的四大瓶颈。为了突破这四大瓶颈，我们必须坚持“所有权不干预流转权”、创造农地流转条件、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允许通过抵押等进行土地流转。【关 键 词】农村土地制度/农地使用权/农地流转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农业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是中国农业经济取得成绩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农地流转是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提高农地利用效率、实现农业产业化的重要路径。改革开放以来，农地流转制度不断解禁，从模糊走向明确，从非法走向合法，但是合法化的农地流转在实践层面却仍然徘徊不前，农地流转规模和比重仍旧低下。

一、改革开放30年来农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历程回顾

1.明令禁止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以1988年宪法修正为标志，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经历了从“禁止流转、允许流转到放开流转”和由模糊不清到明确鼓励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至1988年之前，制度层面不允许进行土地流转。尽管20世纪80年代初期，地方上出现了一些土地流转现象，但这些流转都是农民自发形成的，没有政策制度依据，因此也都是隐蔽的、非法的，基本上没有公开。1982年《宪法》第10条第4款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同时，《民法通则》第80条规定，“土地不得买卖、出租、抵押或以其他方式转让”。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司法解释中规定“承包人在未经发包人同意私自转包、转让承包合同的，承包合同无效。”这一时期，农地流转被严格禁止。

2.解禁阶段。中共中央1984年1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第一次打开了农地流转的政策口子，规定“社员在承包期内，因无力耕种或转营他业而要求不包或少包土地的，可以经集体同意后进行转包。”但真正承认农地流转合法性的是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对宪法的修改。该修正案第10条第4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次宪法修正实现了由“不得出租土地”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转变，奠定了土地使用权合法流转的宪法地位。但此时只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转包，而禁止转让、出租等。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延长耕地承包期，允许继承土地开发性生产项目的承包经营权，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1994年12月30日，农业部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中对农地流转作出进一步指示，“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经发包方同意，允许承包方在承包期内，对承包标的，依法转包、转让、互换、入股，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2001年中央发布18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允许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是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逐步发展规模经营”。这一阶段实现了农地流转的合法化。

3.规范化阶段。2003年3月1日，《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明确了“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法律规定，对土地流转进行了原则约束，为土地流转实践奠定了法律基础，这标志着中国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制度的正式确立。2005年3月1日农业部颁布实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流转方式、流转合同的签订以及土地流转管理作出比以前法律政策更为详细、明确的规定。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实际情况差异很大，因此各地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符合自身发展的土地流转制度。例如，2005年7月，广东省政府发出《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草案）》，明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于2005年10月1日起上市流转，可以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和上网竞价四种方式进行“阳光交易”。这是广东农村集体用地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突破，同时更是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突破。至此，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二、改革开放30年来农地流转制度实施评价

从制度层面来看，改革开放后，农地流转实现了由“禁止流转”到“放开流转”，再到“支持流转”、“规范流转”的制度变迁，取得重大进步。但是随着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巨大变化，现有的农地流转制度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2005年3月1日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以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事先向发包方提出转让申请”。第18条规定：“承包方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经发包方同意后，当事人可以要求及时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注销或重发手续。”第25条规定：“承包方转让承包土地，发包方同意转让的，应当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报告，并配合办理有关变更手续；发包方不同意转让的，应当于七日内向承包方书面说明理由。”《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这些规定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农地流转仍是“有条件的流转”，没有经过发包方的同意，农地的流转就是“空中楼阁”。另一个问题是，现有法律政策规定得十分笼统，对土地流转双方的权利义务、利益补偿、流转价格、纠纷处理、流转合同等方面还没有具体操作性的规定，因此也很难正确引导土地流转。

从实际流转情况来看，农村土地流转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到现今已经发展了近20年，但它的发展始终不顺畅。虽然农地流转的面积和比重在增加，但进展十分缓慢，而且相对于中国1.5亿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而言，流转的比例仍然很小。根据农村政策研究室调查①，截至1984年底，转出农地的户数占总承包户数的2.7％，转出的耕地只占总耕地的0.7％。1984－1992年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资料显示，完全没有转让过耕地的农户比重达93.8％，转让一部分耕地的农户比重仅1.99％。1993年抽样调查表明②，1992年全国共有473.3万承包农户转包、转让农地1161万亩，分别占承包土地农户总数的2.3％和承包地总面积的2.9％。1995年，农业部农研中心对全国近3万农户进行了抽样调查③，在全部样本中，有4.09％的农户将自己承包的一部分土地转包给他人经营，只有1.99％的农户转出了全部承包地。1998年，又一项对8省所做的抽样调查显示④，参与流转的土地只占全部土地的3％～4％，流转比例相对高的浙江省也只有7％～8％。而到2002年，浙江这一比例也只有12.4％的比例，年均增长仅1个百分点，而其他省份则更为缓慢（见表1）。2003年农业部在农村固定观察点对全国东、中、西部20842户的抽样调查显示，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9.1％，其中，东、中、西三大区域分别为9％、11.6％、3.86％。如图1显示，从1984年开始允许土地流转以来，农地流转起伏不定，进展极其缓慢。

制度的缺陷与实际结合带来很多畸形的社会现象。虽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打破了农地流转的制度瓶颈。但是，不完善的制度安排导致中国的农地流转始终处于“非正式流转”层面上。具体来讲，就是农地流转的民间化、口头化、短期化、随意化。或者说，农地流转没有真正的市场化、规范化、正规化。农地流转的民间化体现在：农地流转往往是在熟人、亲戚、朋友之间进行，而不是通过市场进行交易。2007年对山东等10省的调查表明⑤，65.1％的人直接与受让人（彼此熟悉）协商，21.7％的人选择通过村委会与人协商，16.3％的人选择通过熟人介绍，只有2.3％的人通过土地流转商（中介）协商来确定流转。口头化体现在：农地流转没有签署任何协议或合同，而往往是流转双方的一种口头约定。短期化体现在：农地流转往往都在1年之内进行流转，超过1年的很少。对6省的抽样调查表明，44.1％的农户流转期限在1年之内，流转期限不超过5年的有57.5％，而长期流转的仅有1.4％（见表2）。随意化体现在：农地流转不确定性强，不受约束，容易引发矛盾。表2显示，安徽、湖南、四川等省流转期限不确定的比例均超过60％。目前，还存在的一个普遍事实是，因为流转程序烦琐且收益又小，一些农户干脆把土地闲置抛荒，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据1991－1996年不完全统计，全国闲置耕地达94.7万亩。

三、农地流转不畅分析

1.土地流转权利不充分。允许农地流转后，农户获得了一定的处分权，但是这种处分权并不充分。或者说，农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实际上是“有约束条件的自由流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流转。处分权的内容包括对承包权的出卖、出租、抵押、转让、转包、入股等各种形式。只要不改变所有权性质和农地使用用途的农地产权行使都应当赋予农民。但实际上现有法律不允许进行农地经营权的抵押、拍卖、买卖。农民处分权十分有限，而且这种权利频受农地所有权（代理者）的干扰和制约。

2.土地流转动力不足。笔者认为，农民不愿进行农地流转的原因有这样几个：其一，农民流转意愿不强。农民不进行流转的原因不仅在于流转机制本身存在各种问题，而且很大程度在于农民将农地作为社会保障的载体和化解生活风险的工具。在目前的制度安排和现实情况下，农村社会保障缺失、非农就业既不高也不稳、市民化进程缓慢且受阻导致农户长期或永久性地转出土地的可能性很小，农地流转风险很大。其二，土地调整制约土地流转。承包地的频繁调整使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缺乏保障，土地使用期限不确定，从而导致农地流转缺乏动力。其三，农地市场价值并未体现，流转收益偏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的调查显示⑥，土地流转租金全国平均只有293元／亩，东、中、西三大区域平均分别为417元／亩、185元／亩、171元／亩，即使经济最发达的江苏苏州市和上海金山区，租金也分别仅有595元／亩、468元／亩。

3.土地流转机制未形成。目前，农地流转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行政力量因素过多。很多农地流转不是农民自愿和通过市场运行的，而是社区、村委会通过行政命令的单方面推行。二是土地流转的封闭性。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体系不完备的前提下，信息供求机制、反馈机制等未建立，土地交易信息闭塞。此外，现有法律鼓励在同社区范围内进行农地流转，这对于农地资源的配置大大不利，降低了经营权流转权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的可能性。一项调查显示，虽然跨村土地流转的比例略有上升，但超过70％的土地流转发生在组内，如果按村内流转范围统计，这一比例高达90％（见表3）。三是土地经营权流转不规范。很大一部分流转是在口头约定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导致流转的期限不明确，交易双方权利义务不清晰。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⑦：转出农地的农户中，46％的农户转出土地没有约定期限，86％的农户在转出土地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即使约定期限的农户中也存在部分“口头式”约定，签订合同的也不完整、不规范。四是农地流转市场交易机制未形成，致使流转“内部化”。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2005年对17省农民土地流转的调查⑧，在转出的土地中，有87.6％的土地是转包给本村的亲戚或其他村民。

4.土地流转条件受约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农地转让作出了必须经发包方同意的规定，这实际上违背了农民对使用权的自由行使权。合法的农地流转是农民个人的意志，这种意志具有排他性，不应受任何人、任何组织的干扰和阻碍。“经发包方同意”的规定实际上将土地转让过程的终极处分权赋予发包方，而承包方作为真正权利人却没有最终发言权，这样无疑会扭曲权利人的真实意愿，容易导致村官以发包方名义干扰农地自由流转，或随意流转土地，扰乱流转秩序。另一方面，土地流转范围受限制。《土地承包法》第55条规定：“土地承包方案以及土地发包给本集体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经本集体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二分之一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立法的初衷可能是为了遏制村干部随意向社区以外人员出租土地牟取私利的行为，但在实践中却构成村民自主流转承包地的制度障碍，从而使农地流转局限在一个个孤立的小圈子内，不能在更大的区域内实现优化配置。

四、促进农地流转的对策 1.所有权不干预流转权。目前很多土地流转问题的根源在于农地所有权的代理者——基层政府以所有权的名义和身份强制性进行土地流转或限制流转。农地流转的自由、健康发展必须排除一切权力对流转权的干扰和制约，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只有在土地所有权性质不变的前提下，保持经营权和流转权的独立性，才能真正将土地流转起来，从资源转化为资本，取得规模效应、集约效应和市场效应。结合实际，当前制度层面迫切需要改进的是取消“土地流转需要经发包人的同意”，改为仅需事后备案即可。

2.创造农地流转条件。农地无法自由畅通流转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从立法出发点上就对流转进行了限制，这是国家对土地的保障功能和经济功能进行权衡选择的结果。从现有法律来看，国家仍然将农地的保障功能放在第一位，而改革开放后逐步取禁土地流转是国家在不改变土地保障地位的约束条件下追求土地规模经济的结果。因此，要促进土地由“不流转”向“流转”转变，由“短期流转”向“长期流转”转变，就必须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功能建设，通过“社会保障”置换“土地保障”，弱化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为农地流转奠定基础。

3.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由基层成立农地流转交易市场、农地流转服务机构⑨，对土地流转进行法律咨询、服务、评估、登记等服务，具体承担以下职责：其一，对土地使用权供求信息进行登记并发布。交易中介机构对发生流转的农地位置、面积、用途、价格、效益、流转方式等情况进行登记并及时在交易平台和网络上发布。其二，对交易价格进行独立评估并促使自由交易。在土地价值中介机构独立评估基础上，流转双方平等互利、自由协商，签订土地流转合同书。其三，加强和规范土地流转合同管理。凡是不涉及土地承包权变更的，需签协议；涉及变更的，应在《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予以记录并在土地清册上作变更登记。其四，流转后实行跟踪服务，出现纠纷时进行调解。总体上，应建立一个多层次、多样化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在产权设置、流转程序、流转方式和流转监督等方面进行规范和管理，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建立。

4.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其一，降低农地流转信息搜寻成本。通过建立流转交易平台和中介机构，发布流转信息，降低农民交易信息不对称的成本开支。其二，降低农地流转谈判成本。农地流转是流转双方的自愿交易，交易价格等应由交易双方自由协商决定。村委会、乡镇以及其他政府组织不得对土地流转双方进行限制或强制，而只对流转土地做简单的记录，排除所有权代理者的寻租可能性。其三，降低违约成本。加强流转制度建设，规范流转合同内容和程序，通过协议约定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并通过第三方监督，降低机会主义的可能性。

5.允许通过抵押等进行土地流转。除了转让、转包、互换、入股、代耕、租赁（包括反租倒包）等流转形式外，还应允许抵押、买卖、拍卖农地经营权。立法不同意抵押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农民抵押承包土地后面临失去生活保障的风险，或造成土地大量兼并；二是担心抵押后土地用途发生变化，破坏土地资源。但按照实际情况，能不能抵押不应进行大一统的规定，而应由地方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决定。实际上，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农村土地提供的农业收入在农民生存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对他们而言，土地更应该是一种具有流动性和担保价值的财产性资源；而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农地和宅基地使用权无疑是农民掌握的比较有价值的财产。农地不能抵押带来融资困难会影响农业投资和农村发展。

注释：

① 参见：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84页。

② 参见：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及合作组织运行考察”，《农业经济问题》，1993年，11期，45－53页。

③ 参见：《中国农业发展报告（1995年）》，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

④ 参见：姚洋，“非农就业结构与土地租佃市场的发育”，《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2期。

⑤ 参见：胡家强，葛英姿，“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若干问题的调查报告”，《调研世界》，2008年第4期，第32页。

⑥ 如绍兴县最近在柯桥镇4个村建立了三级土地信托服务站，开展供求登记、信息发布、签证指导等工作。试点范围内农村流转率达到67.7％，土地机构调解率达到56％。详细参见：曹务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200页。

⑦ 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749个村庄调查”，《农村金融研究》，2007年第8期，第10－23页。

⑧⑨ 参见：叶剑平等，“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调查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6年第4期。

篇8：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

1. 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国家加强对“三农”财政等方面的支持, 我国的农村金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农村信贷业务初具规模, 服务品种增多, 呈现出信息信任的局面。

我国农村金融今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竞争的激烈, 也面临着如下一些挑战。当前情况下, 我们城乡金融的发展水平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农村金融体系还存在着多方面的缺陷。第一, 金融机构对农户发放的贷款限制较多, 民间借贷活动较为活跃。第二, 农业保险发展缓慢, 农村金融机构可以提供的金融业务服务较为单一, 规模较小。第四, 农村金融缺乏良性互动机制。第三, 信贷的资金面临着供应不足的问题, 农村的资金外流现象比较严重。

2. 中国农村金融的重要性

农村金融的发展状况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也是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的重要因素, 农村金融的良好发展, 对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 农村金融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 可以得出,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如果要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必要前提和条件, 就只能改进现行的中国农村金融的结构和功能, 只有这样, 才能增强农村金融在农民增收中的的作用。

二、中国农民的收入的现状

我国在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上, 提出了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同时, 也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向。中国农民收入的增加, 首先得益于我国颁布的关于扶持三农的相关政策的实施, 其次, 得益于我国农民自身吃苦耐劳的品性, 第三, 得益于我国现代化的发展, 拓宽了农民增加收入的渠道。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中国农民的收入总体上呈增加的趋势发展。虽然中国农民收入一直呈增长趋势, 但是我国城乡收入差异还是存在的。

相关数据表明, 农民的人均收入和年平均增长率都远远低于市民, 这与我国建立和谐社会还具有很大的距离。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而无良性转变, 那么农民的收入水平不仅永远赶不上市民, 而且还会进一步被远远抛在后面。因此, 我国应该增加对农民增收的重视, 农村金融的发展会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

三、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

众所周知,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农民在我国的人口总数中占有极大比例, 是我国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相关数据表明, 农村的存款以及农业保险赔付与农民收入增长呈正相关的关系, 与此同时, 农村的贷款以及农业保险收入与农民收入增长呈负相关的关系;我国的农业贷款在促进农民增收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 我国乡镇企业贷款作为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没有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相反反而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着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村金融的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增长之间是相辅相成, 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关系。具体来说, 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1. 农村金融部门对农民增收作用重大

作为农业投入主渠道的农村金融部门, 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方面,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目前尚处于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 农村金融作为我国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金融体制改革中, 其机构设置、经营管理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

2. 农业投入的增长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

保证农业投入的持续稳步增长, 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 而且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增长和社会稳定。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我国对农业的投入, 尤其是财政投入, 可以通过农村金融机构来进行, 这样简化了投入过程, 同时也使得财政投入多样化, 促进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 增加了其参与我国金融业务的机会。

四、小结

中国农村金融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农民作为农村金融的首要参与者与重要参与者, 其收入的增长与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息息相关。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不可分割。因此, 我国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对三农的重视, 鼓励农民创收, 从而带动农村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 要增加对中国农村金融的政策和技术的支持, 使之健康平稳发展, 从而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 加速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孙健.金融支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创新与三农发展[D].山东大学2012[1]孙健.金融支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创新与三农发展[D].山东大学2012

[2]付东升.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D].吉林大学2012[2]付东升.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D].吉林大学2012

[3]李泉, 王萌萌.甘肃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实证研究[J].开发研究.2012 (04) [3]李泉, 王萌萌.甘肃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实证研究[J].开发研究.2012 (04)

[4]严琼芳.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效应分析[J].武汉金融.2012 (02) [4]严琼芳.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效应分析[J].武汉金融.2012 (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