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沙龙活动的心得体会

湖湘文化沙龙活动的心得体会（精选9篇）

篇1：湖湘文化沙龙活动的心得体会

湖湘文化沙龙活动的心得体会

5月16日湖南省图书馆举行了第二次的湖湘文化沙龙活动及湖南青年人文联盟的成立。此次活动汇集了湖南具有一定号召力的青年作家、评论家、艺术爱好者和省高校的文化社团的代表来参加。我非常有幸作为湖南科技学院博雅文学社的一员参加了这次意义重大的活动。这次活动围绕一个主题——“湖湘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来进行探讨，各个层次的代表踊跃发言各抒己见也有形成针锋相对的观点，但我觉得并没有道出“湖湘文化人文主义精神”的实质。作为这次活动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及作为当代的一名青年大学生对如何复兴湖湘文化和发扬湖湘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和体会： 首先，这次活动的讨论不仅仅只是针对湖湘文化而是扩展到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广度。当今世界已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个体而是一个经济、文化、政治联系密切的整体。在交流过程中由于文化的历史性和地域性的差异造成沟通的不便，于是一种新的文化应运而生。但这种文化大多基于一方被另一方同化或者一方必须改变自己的传统文化来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常常可能是一种先进生产关系的主流文化在这种文化的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面对当今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冲击的现状，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怎样的高度去看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兼容性呢？。我想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先进、优秀的，另一面也有落后、腐朽的文化。我想当今世界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只固守于自己的传统文化而不吸收先进的其他文化，它的发展也是无法持续的。所以我想湖湘文化要想实现自己的复兴乃至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必须懂得吸收先进的优秀文化。在吸收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将自己优良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当然我们不能一味的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而忽略自身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我想在继承发扬中国文化与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应坚持一个重要原则——“以我为主，西方次之，为我所用”。

其次，我想针对这次关于“湖湘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什么？”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交流过程中我也听到了关于“湖湘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什么？”的定义。他们列举了如像毛泽东、曾国藩、梁启超等相关的历史人物。的确他们的身上体现了“湖湘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的一大部分,其中的重要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继承。“冒天下之大不为，敢为人先”，在历史上我们不难发现重要历史事件及推动中国历史进步发展的事物，都有着湖南人为之奋斗的身影。我觉得“湖湘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应该是与国家共命运，与民族共时坚，把国家的兴盛作为自己理想的奋斗目标，坚持自强自立与时俱进的开拓创新精神。当然这样说的过于抽象。我想作为一个青年人，我们应该做到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要对中国的文化精髓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并能够吸收其中的精华成分为自己所用，促进自身的发展，增强自己的能力。“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这句话体现了国之兴盛在我青年也，所以我们作为一个青年人要用先进的文化武装自己，加强自身的修养共同促进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发展。湖湘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湘文化的兴盛也必将影响中国整体的文化发展，所以湖湘文化的发展应该着眼于整个中国的文化。我想作为一个青年人我们更要有承担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发扬中国文化的责任和义务，要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现状，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积极的努力。我想一种文化的精神是在行动中体现的，所以我认为行动才是对“湖湘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什么？”的最好定义。我想文化的发展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程度也将影响本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所以我想我们必须重视文化的精神力量，以先进的文化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反过来以经济的发展来促进文化的发展和复兴。经济的发展应与文化做到协调发展，我们要更好的保护好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不能以牺牲文化的代价来追求经济的片面发展。我们也应该多吸取优秀的文化，让自己的思想和人格上升到一个高度，人要有一种人文主义精神。

总之这次活动给我带来了一次深刻的反思和触动。我想作为当代青年的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学习和了解并不充分，我想像我这样青年的人大有人在。所以我呼吁中国的青年们，让我们一起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共同努力和学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树立远大的理想。使中国文化能够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让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国门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闪耀光茫，达到一种文化的强盛。我坚信只要我们坚守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发扬光大，我们的文化将成为我们自己取之不尽的“文化石油”。

日期：2010-5-18

篇2：湖湘文化沙龙活动的心得体会

物理与信息科学学院

物理二班

刘春辉

学号：201530131078 课堂心得体会

当初怀着一份敬仰的态度报选的“湖湘文化”公共课，自身的兴趣使我十分想了解湖南这个人才辈出的地方，想深入的了解这里的文化底蕴。

在前两周的课堂上，吴老师首先向我们概述了湖湘文化的体现方面，其中包括有各民族的信仰、图腾、婚庆习俗、丧葬习俗和农耕文化、服饰文化等等。

课上我了解了湖湘文化的渊源，用官方的话来说：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

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所以，探讨研究湘学者，能发现湖湘文化中的儒学正统特色，无论是周敦颐、张南轩，还是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而考察湘人者，则更会感觉到荆楚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当然这两种文化组合是相互渗透的：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

湖湘文化公共课

物理与信息科学学院

物理二班

刘春辉

学号：201530131078 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如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血诚”、“明强”，常使我们体味到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妙处，“诚”、“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强”的观念又分明涌动着荆楚蛮民的一腔血性！包括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其成员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国藩既看中了他们的质直、刚劲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们学习儒家道德和文化修养，体现了他对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自觉运用。

篇3：湖湘文化沙龙活动的心得体会

关键词：湖湘文化,湖南高校体育文化,影响

湖南地区的湖湘文化经过长久发展进而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 它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尤其是对该地区体育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湖南曾为我国培育多位世界冠军, 比如李小鹏、刘璇等, 体育文化在湖南地区得到充分发扬, 而校园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场所, 文章针对湖湘文化如何影响湖南高校校园文化进深入的探讨, 促进湖南体育文化发展更上一层楼。

1、湖湘文化特点分析

湖湘文化属于一种地域文化, 同时其也属于历史文化形态, 并且它是具有湖南特征的文化, 它经过长久以来的发展形式相对稳定, 而其文化内涵博大精深, 并且其宣扬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 敢为天下先是湖湘文化的精髓所在, 除此此外, 湖湘文化还具有以下方面的特点, 如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等, 而且传承至今, 这对于现在的湖南人民意义非凡, 特别是对于其体育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促使体育健儿在赛场上不断拼搏进取, 这是湖湘文化的激励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 湖湘文化对于湖南人民的影响已经深入其骨髓, 并与它们融为一体。

湖湘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 这可以追溯到先秦与两汉时代, 当时的楚文化对于以后的湖湘文化意义重大, 并且可以称其为湖湘文化的发源。而湖湘文化形成经历了漫长阶段, 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文化, 博采众长, 形成了文化内涵相对丰富的一个文化形态, 体育文化也是其重要的一部分, 并且这种体育精神世世代代影响着湖南人, 而高校作为体育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场所, 同时受到湖湘文化的影响, 进而促使高校体育教学活动开展形式不断丰富, 让学生具备一定的体育精神。

2、促进校园体育文化发展

2.1、体育思想带动高校体育建设

湖南是一代伟人毛主席的家乡, 而他在1952年提出以下思想, 即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素质, 这样具有教育意义的思想推动了湖南体育运动的发展, 并将体育与强国相融合, 进一步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同时将体育当作磨练意志的重要形式, 并且可以带动当地文化发展。近些年, 湖南体育事业发展蒸蒸日上, 并且培养出多位世界冠军, 比如跳水冠军熊倪, 举重冠军杨霞等等, 湖南体育事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功于湖湘文化, 体育健儿身上的某种特质可以说是深受湖湘文化影响, 比如进取拼搏精神, 这也影响了几代湖南体育人,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 湖南高校体育发展也呈现出良好的形态, 校园竞技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开展, 而高校开展体育竞技的不仅仅是强身健体, 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 并且通过比赛让学生认识到只有坚持就会获得成功, 而且还可以使学生具备一定的毅力与耐力, 这对于学生日后的学习与生活会发挥极其关键的作用。例如:湖南某高校每年的春秋两季都会举办校园运动会, 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其中, 体育运动的开展仅仅是起到锻炼身体作用, 并且可以使学生从体育运动认识到只要坚持跑完全程, 你就战胜了自己, 即使没有获得名次, 也是一次对自己的挑战。

2.2、体育文化活动形式多样化

湖南地区地理环境较为特殊, 这也是影响其体育发展一个重要因素, 促使该地区体育文化形式多样性, 并且该地区民族众多, 而每个民族的文化各有特色, 将他们的文化进行融合可以促使当地文化更具特色, 而且进一步推动该地区体育文化形式的多元化, 比如武术、赛龙舟, 还有舞龙舞狮等等, 并且这些体育项目至今仍在继续, 并且这些项目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促进体育运动者能够吸收湖湘文化赋予体育的精髓, 虽然湖南地区体育项目众多, 但是由于一些因素的影响, 这些体育项目无法全部在高校开展, 这其中舞龙舞狮活动在校园开展较多, 例如:湖南师大体育院校, 他们在2002年建成龙狮俱乐部, 并且其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还曾在比赛中获过奖, 这种比赛项目可以培养学生的耐心以及凝聚力, 除此之外, 高校游泳运动开展也很活跃, 这与湖南人民热爱水上运动关系密切, 高校不仅开设相关课程, 并且每年都会开展游泳运动会, 这项运动动项项目目可可以以让让学学生生在在比比赛赛中中增增强强耐耐力力。。如如图图一一所所示, 湖南大学生运动动会会游游泳泳比比赛赛。。

2.3、湖湘文化带动体育更好发展

湖湘文化精神是推动湖南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石, 它不仅影响湖南经济发展, 而且促进湖南人民生活素养不断提升, 更重要的是促进湖南体育事业的发展, 并为其体育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底蕴。湖南高校一直体育精神传承的场所, 而竞技体育是其核心价值所在, 并且竞技体育是高校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具有悠久的传承历史, 开展竞技运动可以培养学生具有极强的意志力, 并能够使学生树立良好品质, 具备健全的人格;还可以培养学生竞争意识, 并不断超越自我;竞技体育还可以培养学生和平精神, 加深友好观念, 与此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比如过分追求个人名利, 因此高校开展竞技体育时, 应该积极引导学生看到竞技体育的益处, 进而帮助学生以良好的心态参加竞技体育, 提高其竞技水平。

湖湘文化推动了湖南体育的良性发展, 并且对于高校体育文化也影响深远, 而且带给其积极正面的思想, 对于其体育文化发展的不利因素, 湖湘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有效弥补, 正是源于这种文化的影响, 湖南体育事业才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形态, 使湖南体育健儿在各种赛中都获得不俗的战绩, 因而被称为“体育湘军”, 而这其中湖南高校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它可以称得上“体育湘军”的后备力量, 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湖南高校体育文化的发展, 并推动了其竞技水平节节攀升, 最终促使校园体育文化起到一定的功能作用。

湖湘文化经过多年的发展越来越完善, 并且在思想文化方面深深影响湖南人民, 而湖南作为体育大省为我国体育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这其中湖湘文化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特别是其中顽强拼搏的精神, 这是每个运动员身上都具备的优良品质。而高校体育文化在某种程度上, 将湖湘文化很好的融合其中, 促进高校体育文化更好的传承与发展。高校在开展竞技体育时, 将湖湘文化的精髓融入体育文化之中, 让学生可以感受到这种地域文化带来的精神影响力, 并且使高校体育竞技项目不断完善, 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体现出湖湘文化的重要性, 而且让其他人看到湖南体育事业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所在, 而湖南高校作为体育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 其体育文化也在发展中不断完善, 这不得不说湖湘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3、结语

综上所述, 湖湘文化是湖南地区特有的文化形态, 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湖南经济快速发展, 而且其对该地区体育文化发展影响深远, 尤其是湖南高校体育文化, 进一步推动了高校体育文化的不断完善, 文章针对湖湘文化的特点进行分析, 并就其如何推动湖南高校体育文化展开论述, 提高湖南高校体育文化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匡淑平, 虞重干.湖湘文化对湖南竞技体育的影响及启示[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0, 01.

[2]黎明华, 欧阳江琼.湖湘文化对湖南高校体育文化的影响研究[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0, 08.

[3]彭雨, 张国清, 王艳.湖湘体育文化及湘籍伟人体育思想的研究[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11, 02.

[4]吴素芬.湖湘文化及湖南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研究[J].科技信息, 2011, 27.

篇4：让湖湘文化成为天下的文化

有句话说得好，“若要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在追寻先辈辉煌的同时，如何从古老的文化中汲取滋养现代文明所需的营养，亟待我们考究。近十年，中国商业文化也进入了觉醒期，开始自己的寻根之旅。湘商最重要的资本是湖湘文化，是湖湘文化所赋予的心忧天下的责任意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经世致用的务实风格、兼容并蓄的开放心态和实事求是的诚信作风。湖湘文化给湘商打上的这些胎记，使湘商具有非凡的学习和创新能力，也使湘商这支中国商帮的新生力量，有着外人难以理解的文化性格。

湖湘文化从来就是一种天下的文化，历史上的湘军在完成保卫家乡的任务后自觉转型为天下的湘军。希望我们共同努力，让湖湘文化和湘商继续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知音寄语

主持人 崔永元：说真话能有多难？没有多难。但如果你总想着说真话会得罪谁，那就很难。实话实说的人生，需要勇气。

战地记者 张翠容：勇者的内心一定要很坚强，强大的内心才可以做强大的事情。只有克服心中的恐惧，才能够面对眼前的恐惧，并且战胜一切恐惧。

史学家 李宣钊：湖湘文化正被现代人慢慢淡忘，湖湘文化的“勇”也在弱化。身为湖南人，我们怎么可以忘记自己的根，自己的本？《芒果画报》要重拾我们的“本”，重寻湖湘文化的魂。

篇5：关于湖湘文化精髓的概括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独具特色的文化奇葩。湖湘文化以原道发端，远迹屈子，中经贾谊、柳宗元形成湖湘文化原道的源头，到周敦颐重构儒道的《太极图说》、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魏源“技可进乎道”、“师夷长技以制夷”，谭嗣同锻造维新变法的思想利器《仁学》，直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流风所被，化及千年”，终于积千年之功，卓然独立于世，为中国近现代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近年来，湖湘文化成为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涌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推动了湖湘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同时也引发了更多的学术讨论和分歧。仅就对湖湘文化精髓的概括而言，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学术界比较公认且较为典型的有二。一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二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周伯华《中国经济时报·大力弘扬湖湘文化优秀传统》2006年3月7日）对这两种概括，我们倾向于后者，认为后者更能体现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更能反映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首先，“经世致用”只是儒家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并不能凸显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经世”最早出自《庄子》“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致用”出自《周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经世”即“经国济世”，强调要志存高远，胸怀天下，求解治国之道；“致用”即“学以致用”，要求积极入世、致力社会实践。“经世致用”作为一种思潮和精神，发端于宋代，形成于明末清初，以王船山、顾炎武为代表，后来的维新运动也是从中汲取精神资源。从本质上讲，“经世致用”是儒家文化实用主义特征的概括。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就是强调入世。儒家自创立始，就非常重视实践，也就是孔子所谓的“行”。在孔子看来，“学”最终要落实在“行”的层面上，而且“学”也就是“行”，“行”中之“学”才是真正之“学”，“学而时习之”，才会真正体会到“乐”的勃发。通读《论语》不难发现，孔子所提倡的学问，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实际上提出了一整套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治世行为规范，而不是朱程所尊奉的那种离实际生活越来越远的心学。历代儒士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对经世致用的最好注脚。湖湘文化，作为儒家文化地域化的一个分支，必然带有儒家文化这一本质特征，如果将其作为湖湘文化的特征，很显然不能从本质上反映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其次，“实事求是”是儒学本来存在的一种治学方式，它仅是湖湘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治学选择。“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明代王船山提出“格物致知”和“实事求是”的学术背景，是远离实际社会生活的心学的泛滥。以朱程理学为代表的心学，抽掉了儒家的求实、革新精神，将知行割裂，置于两端，不能满足抵御女真族南犯、急于拓展民族生存空间的现实需要，其生命活力已日渐式微。王船山提出这一学术主张，正是对朱程理学歪曲儒家学说的历史性反正。实际上，王船山所做的就是洗尽“实事求是”身上的历史尘埃，为湖湘学派寻找治学上的理论依据，注入儒学继续前行的动力，还不能说这就是反映湖湘文化特色的固有特征。从湖湘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看，真正成为中华文化一支有影响力的文化，始于明末清初，前后不过四百多年。这一方面是文化重心南移的结果，另一方面更多的是一种治学理路选择的结果。如果将儒学本来存在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方式，上升为湖湘文化的独特品格，最起码有两个不妥。一是仍然有将儒学的共性特征个性化之嫌；二是在现代“实事求是”已被赋予新的内涵。以1941年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为标志，及至改革开放后，“实事求是”被提升为国家战略层面，更具有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要求，以此概括湖湘文化，事实上是有硬性嫁接之嫌。

第三，“百折不挠”是湖湘文化作用于文化个体的集中体现。“百折不挠”，出自《蔡中郎集·太尉桥玄碑》：“其性庄，疾华尚朴，有百折不挠、临大节而不可夺之风”。借用“百折不挠”来概括湖南人独特的群体性格，是对湖南人这种中国独无仅有的“霸蛮、血性”等特征的提升。明清以来，湖湘文化横空出世，孕育了一大批为追求理想信念而坚忍执著，严守民族气节而舍生取义，战胜困难而刚烈雄健的湖湘精英，引起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瞩目。最为突出的有——曾国藩一介儒生，“屡败屡战”、“打落牙齿和血吞”，打出“无湘不成军”；左宗棠抬棺进疆，不让沙俄寸土；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为变法洒热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革命家，身处逆境，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等等，这都集中体现了湖湘英雄群体一往无前、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湖南这种英才辈出的现象，既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式的使命感和“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般直冲云霄的豪气，又是湖湘文化“筚路蓝缕”、奋发图强的深刻写照，是湖湘文化在文化个体身上打下的文化烙印。用“百折不挠”来概括湖湘文化精髓，既能恰当地反映湖湘文化的传统特色，又有很深厚的历史依据。

第四，“兼收并蓄”是对湖湘文化开放意识的集中概括。“兼收并蓄”，出自韩愈《进学解》：“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原意是把各种东西一并收罗藏蓄，后指把性质不同东西都吸收、包罗进来。以此来概括湖湘文化精髓，一是就其文化成因来考虑的。湖南虽然北有大江相阻，其它三方均是群山环绕，号为“四塞之地”，但地处南北交通要冲，东连西进之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各种文化交相汇合、相互激荡之地。湖湘文化在这三湘四水之间，撷南北文化之长，促进南北文化相互生发，从而既拥有中原文化的顽强坚毅和现实价值取向，又有南方文化的灵性飘逸与浪漫激情的双重品性。在西学纷至沓来，中西文化激烈对撞的历史时期，这种交融而生的文化，展现出“有容乃大”的兼容并包特性，以其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清醒，率先开始近代转型，保持了文化自身的尊严。二是从文化的相互影响的角度来言说的。湖湘文化充分汲取外来文明成果丰富和发展自己，也反过来使影响者受到自己的浸润。接收外来影响方面，湖湘知识群体有接收外来文明的自觉，如，魏源“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突破“夷夏之大防”，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曾国藩筹办洋务，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选派幼童赴美留学；郭嵩焘大力传播西学，推动中国近代化；谭嗣同著《仁学》熔铸古今，萃取中西；毛泽东等人探索并成功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中国的革命理论等等，都是湖湘文化开放特性作用的结果。对外影响方面，如屈原的《离骚》既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悲壮，又有“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的激越，其他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无不烙上了湖湘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双重印记，也彰显出湖湘文化的对外辐射力。可以这样认为，“兼收并蓄”既总结出湖湘文化的发生成因，又能从根本上概括其发展取向，这正是精髓之所以成为精髓之所在。

篇6：《说文广义》蕴含的湖湘地域文化

《广义》著于清康熙二十年（1682） ，刊刻于清同治二年（1863），是王船山（王夫之晚年居南岳衡山下的石船山，著书立说，故世称其为“船山先生”）晚年的著作。全书三卷共释731字，涉及湖湘地名的词语共20余条，在读者面前展现了湖湘地域风貌和民俗文化。

一、地名文化

《说文广义》中，多处训释关涉湖湘地名由来、读音及当地风俗文化。

（一）详细阐述湖湘地名的由来

（1）楚，方书谓之牡荆，俗呼黄荆，其本丛生，故本训云“木丛生者”。古以作杖，扑有罪者，或用榎，或用荆，曰夏楚。楚地多黄荆，故楚始入春秋曰荆，后曰楚，一也。[1]（P152）

人们大多知道，“楚”是一个历史地域概念，春秋时楚国别称荆州，大体上以今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为中心，却无法说出其命名理据。王夫之在此清楚地阐述了“荆楚、夏楚”等地得名之缘由：“楚”本是一种灌木的名称，也叫作“牡荆”，民间称黄荆，可用作薪柴等多种用途，是生活中的必备物品。古人杖责有罪之人时，常使用榎或荆。这两种植物由于在南方江汉流域的山林中极为常见，于是远自商代时，北方中原人就以荆楚来称呼江汉流域的南方地区和南方部族。比如《诗经·商颂》中说的“维女荆楚居国南方”。荆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西周至春秋时期在江汉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湖南一带在古代也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楚文化的奇葩——“楚辞”即诞生于此，故而湖湘文化又称为湘楚文化。此外，通过对这一词条的阐释，我们还可以知道古人常用荆条作为刑仗器具，从而对“荆楚大地”“负荆请罪”等成语有更深刻的认识。

（2）蒸，本训析麻中幹也，从艸从烝，草之可供烝炊者也。借为众词，蒸蒸，繁多也，如小薪之丛积也。如湘之水名“蒸”者，水侧小木丛杂生焉，故名。[1]（P256）

（3）衡，354，所以平轻重者，故借为“衡量”、“衡鉴”字。斗之平星为玉衡，天文家以南岳上应玉衡，故称衡岳。……[1]（P354）

蒸水、衡岳均为衡阳地名。王夫之作为衡阳人，在训释词义时往往引衡阳地名为证，流露出深厚的家乡情结。“蒸”本为麻杆，供炊之柴草。而“蒸水”作为水名，不从“氵”而从“艸”，是因其侧旁小木丛杂生而得名；南岳之所以被称为“衡岳”，是因为衡山对应北斗七星之一的玉衡星，地处二十八宿的轸星之翼，号为称量天地的“衡星”，所以也就被命名为“衡山”。轸星旁边还有一颗主管人间寿命的“长沙”星，衡山古属长沙，故又有“寿岳”之称。《诗经》中“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南山”就以此山而来。这在后来的史料中也得到了印证：“清康熙四十六年（1705），南岳庙重新修缮后，康熙皇帝亲撰《重修南岳庙碑记》，碑文首句即为：“南岳为天南巨镇，上应北斗玉衡，亦名寿岳”再度御定南岳为寿岳。[2]

（ 4 ） 夢， …… 故訓云： “ 不明也” 。江南之澤為“夢”，水氣山煙，迷歷夢夢也。[1]（P380）

王夫之认为，“梦”的本义为混沌不明，引江南之泽为“梦”作例证。人们自然会想到湖南北部的洞庭湖，古称“云梦泽”，尤其是孟浩然那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的经典名句：“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正是“水气山烟，迷历梦梦”的绝佳写照。

此外，王夫之在注释地名时，对一些说法作了补充，弥补了《说文解字》的不足，也提到了不少湖南地名，其中特别提到了澧水。

（5）澧，澧水有二：一出南陽雉衡山，一出湖廣施周衛入洞庭。今人但知湖廣澧水，而南陽之澧謂之沙河；《說文》但記南陽之澧，而不紀《楚詞》“沅芷澧蘭”之澧，兩失之。[1]（P188）

在这一例证中， 自然又会勾起人们对《楚辞· 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兰”的回忆，重温湖湘文学，体会湘楚文化。

（二）在批评流俗字音时多引湖湘地名为例来论证，激发人们对湖南地理民情的探究兴趣，也扩大了湖湘地域文化的影响。

《说文广义》以许慎的“六书”为准则，补脱漏，辨流俗，审字音，揭示词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探寻词义演变规律。王夫之在审定汉字读音时，提倡正音，对流俗字音字形多持批评态度。在论及字音时，他先指出该字的正确读音，然后列举俗读音并引用不同地域的方言读音作说明，表明自己的见解。其中有关湖南地名读音也不在少数，反映出湖湘方言的一些基本面貌。

（6）漣：本与澜同，大波也，音雒干切。徐铉曰：“俗音力延切。”宋有涟水军，及湘乡县之涟水，俗呼作“连”，皆失之。[1]（P177）

（7）洮：本“洮洗”之洮，读如桃。《说文》音土刀切，乃西北人不辨语音不辨桃、韬也。……零陵有洮水，俗读如“道”，皆不知何据。[1]（P178）

（ 8 ） 沱， 江别流也。沱有二，一在四川， 一在湖广，……篆文“它”、“也”字相近，故传写作“池”字。 春秋黄池，今池州贵池，皆即沱字，俱音徒何切，而俗音“驰”者，其失久矣。今湖湘间呼潴水之大者作“讬”音，别立“坨”字，俗陋不成字，实即沱也。筑堤以遏水流者，为沱。[1]（P179）

（9）瀏：本训流清貌，音力久切，读如柳。长沙瀏水與酃、淥同以水清得名，自如字读，今呼作“劉”音，非是。[1]（P190）

在上述字例中，王夫之认为，“涟”应读如“澜”而非“连”“洮”应读为“桃”而非“道”；“黄池、贵池”系篆文“它”“也”字形相近而误，应读写为 “黄沱、贵沱” ， 而非“ 驰” ； “ 浏” 应读如“ 柳” 而非“刘”，并以湖南湘乡涟水、江华之沱江、长沙浏阳河等地名读音为例，指出俗读音的错误，认为俗读音“失之”“非是”。

此外，他还引用湖湘地名来区分形似字的读音。如：（10）汩：从水，从曰。曰，与“聿”通，故音于笔切，……若汨罗之汨，从日月之日，音密。[1]（P198）由于古今汉字形态和读音的演变等多种原因，在今天审定汉字字形时一般从简，审定读音则按照“名/地从主人”以及“从俗”的审音原则。上述汉字的规范字形、读音现在都已确定，多与王夫之的观点相反。读音的是是非非历来都有不同观点，在此笔者不多展开。值得肯定的是，回顾王夫之所处的历史年代，汉字的使用长期处于无序状态，流俗字书害人不浅；正是由于有王夫之这样的有识之士，提倡正音、辨析字形、探寻词义的发展和演变，才让我们了解到汉字汉语的源流，对华夏语言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更加明确了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重要性。

当然，我们还要肯定王夫之对湖湘地名的推介。通过阅读《说文广义》，人们对湖南的河流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并激发人们进一步了解湖湘地理常识的兴趣。例如，王夫之关于“沱江”的叙述颇使人好奇。他说：“沱有二，一在四川，一在湖广”。查寻资料可知，湖南境内湘西凤凰、永州江华、岳阳华容均有沱江。王夫之是衡阳人，对湘南地理风俗了然于胸，并在书中多次提及零陵、永州、蓝山、深水、潇水等地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他所指的沱江为江华的沱江。类似语料还有：

（11）深，本水名，出今蓝山县，入于潇，乃古今通用为“深浅”字。[1]（P182）

“潇湘”现已成为湖南的代名词，湖南人都知道潇水，而“深水”却鲜为人知。更不知潇水又名“深水”。东汉许慎在《说文》中将“深”列为水名：“水出桂阳南平，西入营道。”这里的桂阳，指桂阳郡（今郴州市）；南平，即今之蓝山县，两汉时期属桂阳郡；营道，属零陵郡，辖今宁远、道县、江华部分地。而“潇，古名深水，又名营水，东晋以后改名潇水。潇水因其水流清绿幽深得名，《水经注·湘水》说：“潇者，水清深也。”[3]《广义》对“深”字的注解，体现了汉字源流文化，也使人们对湖南的地理人文有了新的了解。

（三）民俗文化

王夫之对于湖湘地名的阐释，不仅仅限于读音和由来问题。在其他词条的阐述中，王夫之也多次提及湖湘地名，让人们了解三湘大地民俗文化。如：

（12）浯，……元次山取以名祁阳之溪尔。[1]（P174）王夫之关于“浯”字的阐述，让人们对湖南祁阳的碑林文化与元结的历史渊源有了更深的认识。查询资料可知，浯溪因元结而得名，而浯溪碑林文化也始于元结。公元763年，唐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元结出任道州刺史时，乘舟逆湘江而上，路过此地，爱其胜异，将溪命名“吾溪”（意为：我的溪流），后才创建了“浯”字，将“吾溪”改为现在一直沿用的“浯溪”。浯溪不仅山奇水秀，在文学史和书法史上更为后世称道。公元764年，元结写下了《大唐中兴颂》，记述安史之乱。嗣后，由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书刻于摩崖之上。元文、颜字，加之天公造就的峭岩，文奇、字奇、石奇，世称摩崖三绝，被尊为国宝。历代文人学士到此游览，吟诗作赋，铭刻石上。自唐、宋、元、明、清以来，留下的.诗、词、赋、文等摩崖石刻五百多方，形成了驰名中外的诗海碑林，为史学、文学、文字、书法的研究保存了珍贵的资料。[4]

（13）虚：有丘如、朽居二切，音异义同，皆训大丘也。……今岭南集市谓之虚，以虚场必居岡阜也。人求其義而不得，乃謂市散則空虛無人，亦迂謬矣……[1]（P135）王夫之在这里批判了人们对“虚”的错误认识，虚本义是大土山，今人称集市为虚，是因为古代集市多在山丘之地。也体现出南方地区的集市文化。岭南，是指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的地区，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及海南全境，以及湖南及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区。赶虚（通墟，圩）是湖南多地的一种民间风俗，即赶集。

（14）迻：375“遷迻”之迻，從多從辵。好遷者不一而止，故從多。……其從禾從多之移，乃禾盛而相倚之謂。楚人謂多為夥，夥本移也，《史》作“夥頤”。經典“遷迻”字作移，經師口授之訛。[1]（P375）

根据王夫之的介绍，湖南人“謂多為夥，夥本移也，《史》作“夥頤”。要了解“夥”与“移”的联系，可以从湖南人搬家的风俗得到答案。

夥颐：楚方言，叹词，多用以惊羡其多。“果”指植物的果实。果实就是“种子”，又同“火”。古兵制十人为火，同火的人互称火伴。俗作伙伴。[5]

这一词条把“迻”“夥”“火”有机联系起来，从湖南人搬家迁移的风俗可窥一斑。搬家者，把东西搬过去也。所谓入宅者，本人正式入住也。搬入新成屋者为“入宅”，搬入旧屋者为“移徒”。搬家那天“灶”一定要开火，不要冷灶。搬家要移火，称“薪旺”语意兴旺。

《广义》还有一些条目涉及湖湘方言，因时代变迁和语言变化等原因，这些字词的古义在现行方言中已不再保留，成为久远难得的记录。如：

（1 5）广：……楚人谓兵车为广，方言尔，实无取义。楚之南为岭徼，其地曰广，音楚语也。粤之东西，负山濒海，幅员狭隘，何广之有哉！[1]（P305）

“广”字含有兵车之意，且源于湘楚方言，一般不为常人所知。许慎《说文解字》中未作注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也没有这一义项。倒是在《康熙字典》中有收录：“广，又车名。《周礼·春官·车仆》：“广车之萃”。《注》：“广车，横陈之车也。”《释文》：“ 广， 古旷反。” 《左传· 僖二十八年》： “ 西广东宫。”《疏》：“楚有左右广，盖兵车之名。”《宣二年》：“分为二广。”《注》：“十五乘为一广。”[6]

（16）余，本训语之舒也。自《楚词》始以为自称之词，世习用之，蓋南楚之方言耳。[1]（P364）

战国时期楚方言中，“余（予）”是最高频的第一人称代词。“余”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始于《楚词》，为南楚方言，在战国时期最为通行。[7]而今已不用，只能从史籍中寻找蛛丝马迹。《说文广义》的记载，无疑也成为宝贵的记录，为学者探讨古汉语代词系统的演变提供了宝贵史料。

总之，目前学者对于《广义》的肯定主要集中在王夫之所论述的词义、虚词以及字音方面，对其中方言词语以及蕴含的地域文化少有探究。《广义》中多次涉及湖湘地名的字词训释，论述了湖南地名的由来、读音和当地的民俗文化，揭示了湖湘地域的风土民情，拓展了《说文解字》引方言研究成果，有利于考察古代方言的留存、消亡、地理流动趋势以及词义演变。

（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王船山语言文字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1YBA040]；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说文广义》与船山语言学研究”，项目编号[13A006]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明]王夫之著，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校。《船山全书》第九册《说文广义》[M].长沙：岳麓书社，1989.

[2]百度百科：baike.baidu.com/view/114931.htm[EB/DL].

[3]百度百科：baike.baidu.com/view/928437.htm[EB/DL].

[4]百度百科：baike.baidu.com/view/824740.htm[EB/DL].

[5]百度百科：baike.baidu.com/view/269907.htm[EB/DL].

[6]百度百科：baike.baidu.com/view/258335.htm[EB/DL].

[7]尹喜艳。战国时期楚方言第一人称代词句法功能及谦敬功能计量考察[J].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9）。

（彭巧燕 湖南衡阳 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 421008；贺方春 衡阳市第十九中学 4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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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蛮”者,湖湘文化之源

新华网湖南频道 2001年3月9日14:

41湖湘文化的特质，可以用一个“蛮”字来概括。这个“蛮”，首先是一个地域的和民族概念。

商周之际，长江以南为吴、楚两大诸侯国的封地。两国未立之时，这里都是蛮族居住的地方。太伯初至江南，得到千余家荆蛮的拥护，得以站稳脚跟，建立吴国。楚国立国的时间不如吴早，熊绎在周成王时始封于楚，比太伯作吴的时间晚了大约一百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国在对待商周文化和蛮族文化的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吴对黄河文化，特别是周文化采取一种认同的态度。在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的过程中，注重并自觉地向黄河文化学习。楚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楚在兼并周围的小国家和要求周给予王的称号时，往往打出“我蛮夷也”的旗号，要挟对方。这种以蛮夷为标榜的事实，说明了楚人对蛮夷文化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楚人把自己推到了周人的对立面，使周人对他怀有戒心和敌对情绪。楚文化及楚人受到周文化和周人的歧视。这种歧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未能促使楚人象吴人那样去向周文化学习，反而使楚人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在“蛮”的特质的方向上发展。

司马迁在述及吴、楚两国中的蛮族时，分别使用了“荆蛮”和“楚蛮”两个不同的名称。按照我们现在的一般理解，荆与楚两个地理概念大致相当，荆蛮也就是楚蛮。但是，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中只称荆蛮不称楚蛮，在《楚世家》中只称楚蛮不称荆蛮，可见，荆蛮与楚蛮在司马迁那里是有区别的，而且，这种区别是十分清楚严格的。从两文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大概推知，以太伯作吴为界线，太伯作吴以前，江南之蛮通称荆蛮，太伯作吴之后，司马迁就改称夷蛮，或直呼之为吴了。名称的变换表示着内容的变换，表明蛮人的一部分与吴人融合、同化，一部分向更边远的地方迁移。司马贞《索隐》说：“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指的或者就是这种情形。居住在湖湘一带的杨越(粤)，也就是蛮族人的一支。它构成楚蛮的一部分。

作为湖湘文化前身的楚蛮文化特质的原始层，就是它的带有原始野性的“蛮”。这种“蛮”的特质的内涵，包括“沅有芷兮醴有兰”的自然环境；包括“被薜荔带女罗”的服饰；包括“信鬼而好祠”的民风民俗，包括“荜露蓝蒌”(《楚世家》)的辛勤劳作和开拓精神。“蛮”的文化物质的第二个层面是强烈的乡土意识和怀乡恋乡情结。但是，这种情感，在包括湖湘在内的楚人身上表现特别强烈，特别突出。《离骚》说：“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蜷局顾而不行。”项羽和刘邦都是楚人，他们在胜利之后，都想要回归故乡。这些，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乡土意识，难解的怀乡、恋乡情结。“蛮”文化特质的第三个层面便是爱国主义精神。国、家、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爱家、爱乡与爱国不是一回事，它们有范围、层次的区别。只有爱国主义才是一种最崇高最广大的爱，属于最高层次。我们同样可以说，爱国主义在楚人身上表现最为强烈，最为执著。蛮，也就是执著。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俗谚中，我们可以见到这种蛮，这种执著。屈原更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他的不朽之作《离骚》中，“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属于第三个层面的，还有一种自强的精神，从先王熊绎立国荆山开始，楚人就具有了一种荜露蓝缕、奋发图强的精神。这种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周王室分封不公，“齐、晋、鲁、卫，昔封皆受宝器，我独不(否)”。(《楚世家》)这种待遇之不公，促使楚多次问鼎周室，不断开拓疆域。把楚国的版图扩展到淮河、黄河流域，包括今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的广大地区。只是后来由于楚国内部发生了矛盾，给秦国造成了可乘之机，后来居上，统一了中国。否则，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但是，楚人自强之心并未泯灭，如上所述，秦灭楚之后，民间便流传“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俗谚，而秦亦竟为楚人所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作者：罗敏中，1944年生，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湖南省屈原学会副会长，湖南省船山学社理事，湖湘文化教育精神“蛮”的特质的观点最先提出者。）来源：

篇8：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源自屈原

关键词：湖湘文化,忧患意识,屈原,《离骚》

远在先秦, 湖湘大地上就形成了一种异质地域 (湖湘大地) 及民族 (原住民、三苗及其他民族) 文化的复合体———湖湘文化。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具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特质, 其中爱国主义传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个优秀组成部分。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以忧患意识为主导, 以其鹰扬伟烈的英雄气概、天下千秋的承担精神、忧乐求索的忧患意识昭示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湖湘子弟“位卑未敢忘忧国”、“长歌慷慨莫徘徊”。忧患意识自古就有, 孟子的“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顾炎武的“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等, 都表现出古人的忧患意识。在湖湘文化的发展进程中, 忧患意识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子弟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的指导下不断进行探索创新的, 从而推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

一、忧患意识是湖湘文化的精髓

忧患意识是湖湘文化的精髓。在湖湘文化的发展历程中, 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伴随着中华传统忧患意识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从古至今延绵不息。我们知道“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但究竟什么是忧患意识呢?

“忧”, 《说文》解释为:“忧, 心动也, 从心尤声。”《辞源》把“忧”解释为“忧患、担心;疾病”。“患”, 《说文》解释为:“患, 忧也, 从心。”有忧患、担忧、祸害、灾难等义。《辞源》则把“患”解释为忧虑、灾患、忧患、疾病等。

“忧患”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中期的《易传》和《孟子》中。《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 其于中古乎?作《易》者, 其有忧患乎?” (1) 《孟子·告子章句下》:“入则无法家拂士,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 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 而死于安乐也。” (2) “忧患”一词虽出现较晚, 但是忧患意识的产生却要早得多, 大概最早出现在殷末周初, 从徐复观认为忧患意识“当系来自周文王与殷纣间的微妙而困难的处境”, 而后“却正为周公召公们所继承广大” (3) 可以断定。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伯崐指出:“所谓忧患意识, 是说人对自己的处境与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 (4) 徐复观认为忧患意识是“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产生责任感的表现, 即精神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 (5) , 孙云认为忧患意识是“主体在对自然、社会和人生一定问题的思考中呈现出的压抑感受和焦虑不安的精神状态, 是具有理性意义和意志倾向的沉重情感” (6) 。夏乃儒说忧患意识是“历史的觉醒者在使命感的驱使下, 面对艰难的时世, 发生的一种忧虑、悲悯的精神状态” (7) 。

虽然这些人对于忧患意识的认识各有不同, 但这些观点分别从不同视角揭示了忧患意识及其丰富的思想内涵。首先, 它体现出一种清醒的危机意识, 无论是在历史转折时或身居困难的处境, 还是在盛世, 忧患意识都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危机意识, 正所谓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乱, 得而不忘丧。其次, 忧患意识是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任何一个时代的忧患意识都蕴含着悲天悯人和承担责任两层含义。再次, 忧患意识蕴含一种昂扬的奋进意识。奋进是忧患意识的价值导向, 而忧患是奋斗的动力。忧患意识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 而是一种激励人们改造社会、变革现实、奋发向上的内在动力, 它促使人们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创造永恒的生命价值, 恰如文天祥所说的“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除了以上三点之外, 忧患意识有时还反映出一种赤诚的爱国情怀。当个人的思想上升到以国家为思考点的层面时, 它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往往蕴含了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虽然忧患意识并不等同于爱国主义, 但忧国忧民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内涵, 也是忧患意识的重要表现。忧患意识是湖湘文化爱国主义传统的灵魂所在, 正因爱国才忧国、爱民才为民忧。在这一点上, 屈原表现得尤为明显。传统忧患意识是爱国主义的重要思想源头;是我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是面临危难、困难而不屈服、不畏惧的积极参与、敢负责任的精神;是救民族于危亡、救人民于水火而敢于牺牲奉献的精神。

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虽然只是一种区域文化的意识体现, 但是它的影响却能辐射至整个中华文化传统, 它的发展和演变是历史的见证。自古以来, 身怀社稷之愁、黎元之忧和身世之慨、忧民之嗟的湖湘志士文人数不胜数。他们是湖湘文化忧患意识的杰出代表, 深受传统忧患意识的影响, 同时推进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的发展演变。

二、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

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体现了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可以说, 屈原是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产生的源泉, 其忧患意识主要体现为忠君爱国。

屈原所处的先秦时代, 王室衰微, 诸侯纷争, 社会动荡。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 士人们的国家观念普遍缺乏, 但也有一些仁人志士具有崇高的政治思想, 表现出深切的爱国之情。《易传》提醒人们“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乱”, 告诫统治者应当居安思危, 不可过于贪图沉迷安和, 只有保持头脑清醒, 谦虚谨慎, 踏实做事, 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儒家思想中也体现出了强烈的忧患观, 孔子认为“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 孟子说“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它们使这种积极的忧患观逐渐成为儒家思想中的人生哲理。这些忧患观逐渐成为有志文人坚持的忧患意识。

屈原深受先秦时代著名士人忧患观的影响, 把缘起西周成于春秋战国的忧患意识发展到了高峰, 成为湖湘文化忧患意识起源的突出代表和忠君爱国思想的模范人物。

屈原自早年起就汲汲自修, 锻炼品质和才能, 决心把一切献给祖国。他爱祖国、爱人民, 不把自己看做君主的奴仆, 而是以国家的引路人自居, 发出“不抚壮而弃秽兮, 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 来吾导乎先路”, “忽奔走以先后兮, 及前王之踵武” ( (《离骚》) 的感慨。在他担任楚国左徒期间, 积极向当政者提出改革内政、发展经济、联齐抗秦的主张。这些主张有利于楚国的发展, 却因为损害了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而遭到阻挠、破坏。楚怀王听信谗言, 最后将屈原放逐。在流放期间, 屈原不同流合污, 仍然胸怀爱国之情、报国之志, 还表明“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 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 夫唯灵修之故也” (《离骚》) 的决心。但是面对当时残酷的现实, 他也无力回天, 只能将满腔忧愤倾注于诗歌创作之中, 写出了无数体现其忧患意识的佳作。

列宁认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8) 。屈原的《楚辞》集中体现了楚湘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风貌。在《离骚》中, 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情感尤显炽热而深沉。面对小人的诽谤、国家的衰败, 屈原深感忧虑和不安, 发出“长太兮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怨灵修之浩荡兮, 终不察乎民心” (《离骚》) 的喟叹, 为了国家和人民, 他把个人荣辱和生死置之度外, 但可悲他一片深情, 却“信而见疑, 忠而被谤” (《史记·屈贾列传》) 。

即使屡遭流放, 他也不愿背弃祖国, 仍然深深地眷恋着楚国, 用“去故乡而远兮, 遵江夏以流亡……鸟飞返故乡兮, 狐死必首丘。信非无罪而弃逐令, 何日夜而忘之!” (《哀邺》) 表达自己去国怀乡、幽思满怀、故土难离, 诗人以“飞鸟还巢, 狐死首丘”自喻, 表达自己宁愿死去, 也不肯离弃祖国、背叛祖国的情怀。司马迁说:“虽放流, 眷顾楚国, 系心怀王, 不忘欲返……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 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9) 在被流放后, 屈原仍反复提醒楚王向前代圣贤学习, 希望楚王修明法度、任用贤能, “唯夫党人之偷乐兮, 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 恐皇舆之败绩” (《离骚》) , 希望楚王能远小人、亲贤臣, 离开幽昧险隘的小路, 走上国治民强的大道。

屈原的《离骚》是表现家国兴亡之忧患的首推代表作, 它的主旨是爱国和忠君。《离骚》表现的是一个伟大的悲剧、一种深广的忧愤。司马迁说:“屈原之作《离骚》, 盖自怨生也。” (10) “怨”是屈原创作《离骚》的情感动力, 也是《离骚》丰富情感内容的核心。正是屈原的这种“怨”, 凝结了《离骚》的永恒魅力。这种“怨”的情结就是一种忧患意识。它来源于诗人追求“美政”与社会各种反追求的现实力量之间的强烈冲突。当“唯夫党人之偷乐兮, 路幽昧以险隘” (《离骚》) , 屈原特立独行, 深思高举, 虽遭流放, 仍不放弃理想, 发出“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誓言。

面对政治理想的破灭和祖国的灭亡, 诗人无力挽回, 深感绝望, 在《怀沙》中写下“知死不可让, 愿勿爱兮。明告君子, 吾将以为类兮”的诗句, 最后纵身跳入汨罗江, 以身殉国。

屈原的作品和最后以身殉国的行为, 强烈反映了他“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患思想, 体现了他“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强意志, 升华了他的人格, 加强了作品的震撼力, 将他的爱国思想推向了一个极致。

屈原的忧患意识集中表现为爱国主义精神, 其实质就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但他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他的忧患意识中, 忧国、忧君占主导地位, 忧民置于忧君之下。这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因素决定的。先秦诸子对于忧患意识的认识各持己见。他们对于忧患意识认识的不同主要围绕“忧君”、“忧民”、“忧天下”三者来说, 有以下两种情况:一种认为“忧君”即是“忧天下”, 忽视或排斥“忧民”;一种认为“忧君”、“忧民”、“忧天下”三者之间是统一的, 但“忧民”必须置于“忧君”之下。后面的这种观点是儒家忧患意识的主导面, 也是汉以后统治者乐意倡导的。屈原深受这些忧患意识观的影响, 而且屈原是士大夫阶层, 维护的是统治阶级集团的根本利益, 故而他的忧患意识没有到达忧国忧民的鼎盛层面。

但是总的来说, 屈原的忠君爱国精神流芳百世。屈原爱祖国、爱人民的高尚爱国主义精神, 自强不息、追求真理的人格精神, 对中华民族精神及优秀文化传统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思想史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汉魏贾谊、司马迁及后世的大诗人如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等, 无不受到其思想熏陶和艺术滋养。贾谊的《吊屈原赋》表达了对屈原的崇敬, 并借此倾诉了自己报国无门的愤怒和忧伤。贾谊受到屈原为国分忧精神的感染, 身不在其位却仍然坚持给文帝上奏章, 叙述自己的治国方略。司马迁为屈原立传, 并以其思想精神鞭策自己, 完成了“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著《史记》。

三、结语

孔夫子说:“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孟子说:“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屈原说:“虽九死其犹未悔”、“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 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说:“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魏源说:“《六经》忧患书, 世界忧患积。”足见心忧天下、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古今志士仁人的共同品质, 尤其是湖湘人的共同品质。

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源自屈原的忠君爱国思想。其后, 在范仲淹的忧国忧民思想中得到高度发展, 一度成为时代强音。到了明清时期, 以魏源为代表的湖湘文人志士主张“经世致用”、“救亡图存”, 因而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增加了时代需要的新内容。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从屈原到范仲淹再到魏源, 经过了一系列发展演变, 历尽千年, 并对现今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兴国, 聂荣华.湖湘文化纵横谈[M].湖南大学出版社, 1996 (11) , 第1版.

篇9：走近湖湘文化的本质

整体把握的关键是找到一个足以总揽全局的窗口,而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本著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它不像众多学者那样把目光投向事实与现象的表面,而是着重关注那对于文化整体最具有统帅意义的东西——它的灵魂。这一“灵魂”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深蕴于整体中的内核,那种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并足以“鼓天下之动”的总枢纽——它的基本的文化精神。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著者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淳朴”,即敦厚雄浑、未加修饰、不受拘束的生猛活脱之性。“重义”,即强烈的正义感和向群性。“勇敢尚武”,即临难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二者融贯,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强力特色,具有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也就是钱基博先生所说的:“湖南人所以为湖南,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经世致用”,即重视实践的务实精神,是实践理性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一普遍性范畴一旦与英雄主义相结合,就成为—种“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概,给湖湘文化提供了明确的奋斗目标。“自强不息”是“天行健”的宇宙精神的基本形态,而在湖湘文化中,则将它列为“人极”的范畴,视为文化的“极则”。这就赋予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哲学依据。正是由于这点,湖湘文化具有了“独立不羁,遁世不闷”的特殊品格。

这一概括是极其全面的,也是极其精当的。在此之前,论者常用“湖湘人物性格”或“湖湘文化性格”对此进行概括。对照之下,本著的深度就鲜明地凸现了出来。“湖湘文化基本精神”是“湖湘人物性格”形成的内在原因,是—个比“湖湘人物性格”更高一层的概念。诚如黑格尔老人所言:“外延最广,也就是内涵最深……概念愈是高级,它的明确性亦愈大,愈确定,愈发挥,愈深邃,因此它的领域也最广。”无疑,这是湖湘文化研究中的—个历史性的突破,也是本著的第一大贡献。

本书的出色之处不仅在于揭示出了湖湘文化最基本的文化精神,而且在于它对形成这—独特精神的独特环境进行了“沿波以讨源,振叶以寻根”的剖析。作者认为,事物最基本的形态是空间与时间,空间与时间是事物运动最基本的外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事物的性质。就空间而言,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是一块马蹄形的地域。后有重山,前有大泽,在古代相对于中原地区来说是信息比较闭塞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又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地方。环境的艰苦,锻炼了人的坚强勇毅的性格。环境的闭塞,培育了人的独立思考,不随人俯仰的精神。古人所谓“深山大泽,实产龙蛇”,即此之谓。从时间来看,楚人含有古蛮族的血统,后与炎黄文化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又保有蛮族文化生猛雄健的遗绪。而地域的封闭性,更使这种独特的基因得以绵延不绝。文化的核心是人,人是环境的产物,于是湖湘文化和具有此一文化性格的人就在这一特殊的土壤中应运而生。作者的这一论断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法则的,因而也是使人信服的。

时间与空间毕竟是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众所周知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那么湖湘文化形成的内因究竟是什么?作者高屋建瓴地将它归结为在这一地域上的人的系统运动。这一系统运动的合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土著文化,即群苗文化,也就是以屈原为代表的南楚文化。一是中原文化,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湖湘文化就是二者冲突与融会的结果。中原文化的“文雅”与群苗文化的“蛮野”这两大基因的结合,就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倔强”、“刚坚”、“峻激”的风格。所谓“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即此之谓。这就是湖湘文化“深湛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然后“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自立”的重要原因。

湖湘文化的形成,正是以上诸多因素系统运动的必然结果。著者由此归纳出—条结论:“湖湘地区高山大湖的地理环境,发达的农业经济,各民族多元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这一系统概括,将湖湘文化的渊源揭示无遗。这是本著的第二大贡献。

本书的杰出贡献还表现在对湖湘文化的内系统结构的全面揭示上。内系统结构是基本精神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寄附体和具体形态,同样是人们认识的误区。著者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条分缕析:

湖湘哲学思想

湖湘哲学思想,以宋代胡安国为开创者,历胡宏、张拭、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以至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理学的道德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相结合,这种学术文化的特色一直延续到近代……近代史上湖南人才辈出,虽然他们的政治立场可能很不相同,但其讲理想、重经世的学术文化风格却是—致的。”

湖湘文学艺术

禀承着屈原忧国忧民的文学传统和胡安国“经世致用”的哲学传统,湖湘文学艺术具有“文道合一”的明显特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文派”,就是此一特色的代表。这一特点,在毛泽东身上也鲜明地反映出来。

湖湘史学

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也在湖湘史学中反映出来。湖湘史学具有以下明显特点:一、经史并重。以经义作为批判历史的最高依据,述史是为了阐发经书义蕴,阐发经书内蕴是为了维护历史传统。二、说古是为了道今,批判以往是为了针砭时弊。研究历史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检讨兴亡教训,寻求国家中兴和救亡图存的历史借鉴。“这种为经世致用而重视史学的精神,为当前政治服务而重视史学的传统,影响了湖湘史学的发展方向。”

湖湘教育

湖湘教育大兴于宋代,历时千年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重视学思并重与知行统一,重视独立思考与理性批判。岳麓书院就是此一传统的见证与代表。

湖湘宗教

任何宗教都具有双重的属性。一方面,它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文化的其他形态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在人的意识中的虚幻的、歪曲的反映,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出于前者,湖湘文化对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南岳大庙中的佛道儒共处就是典型事例。对于后者,湖湘文化采取坚决的批判态度。湖湘学者从宋代的湖湘学派开始,都主张“入世”,坚持“实学”,强调“学以致用”,所以都从社会学与认识论的角度对宗教进行过批判。特别是对于基督教的阴谋活动,抵制尤力。湖南是我国近代“教案”最多的地区。抵制洋教成了全地区的一致活动。

湖湘民俗民风

湖湘是我国民族最多的地域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各个民族由于历史沿革、居住地域、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等的不同,孕育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又互相渗透,彼此影响,汇合而成一种个性鲜明独具—格的湖湘民俗文化。

湖湘科学技术

由于对实践与实用的重视,湖湘科学技术素称发达。早在商周,青铜冶炼已具相当规模。近代的锑都,更为全国冶炼之冠。马王堆出土文物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它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将湖湘文化独特的科学品格尽现无遗。

以上诸多方面,将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实化为具体的存在方式,真正达到了列宁所说的“真理总是具体的,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那种“多样性的统—”的境界。这种严密、精审的“具体”剖析,是极具有说服力的,对于矫正当前肤浅的学风来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