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的文化活动论文

摘要：在国家危亡之际，元好问毅然承担起保存历史文化、延续道统文脉的历史使命，并通过诗歌来反映社会现实，揭示大动荡时期错综复杂的深刻矛盾和人民的深重灾难。在他的诗歌中，“沧海横流要此身”的历史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的使命感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和文学三个方面。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元好问的文化活动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元好问的文化活动论文 篇1：

元好问的聊城新变

关键词：元好问 聊城 南冠 历史

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五月三日，元好问被蒙古士兵羁押，从开封城郊的青城出发，北渡黄河，进入山东境内，被羁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蒙古太宗七年（1235）二三月间移居相邻的冠氏县（今山东冠县）。如果说，此前的围城是元好问一生中最艰难最黑暗的时刻，那么，不足两年的聊城岁月，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期，出现了诸多新变，使得他最终成为“一代宗工”。

聊城时期，元好问最突出的身份变化是“南冠”“累臣”，也就是囚犯，如他所说“憔悴南冠一楚囚”（《梦归》）。他用“南冠”一词为自己的撰述命名，撰写题为《南冠行》的长诗，编纂名为《南冠录》的家国史书。问题是早在前一年，汴京已经成为人间地狱，大批官民纷纷逃离，“朝官士庶，往往相结携妻子突出北归”（刘祁：《归潜志》卷十一）。在元好问向耶律楚材推荐的五十四位“天民之秀”中，耆旧辈如七十多岁的冯璧，“正大壬辰河南破，乃北归”（元好问：《内翰冯公神道碑铭》），他经过东平，回到家乡真定，得以寿终正寝;六十多岁的王若虚，“京城大掠之后，微服北归”，也回到了家乡真定，“浮湛里社者十余年”（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时辈如杨奂“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羁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处之自若也”（元好问：《故河南路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公神道之碑》）。所谓“微服北渡”，就是换成便装，悄悄逃亡。在生死一线之际，逃出生天，是正常的本能行为，能得到人们的理解与宽容。元好问为什么没有及时逃亡而“瞑目就束缚”（《学东坡移居八首》）、“自就拘管，同赴聊城”（施国祁：《元遗山年谱》）？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点：

第一，与微服逃亡相比，被俘北渡，显得更加光明正大，更有利于将来的选择。冯璧、王若虚等长辈官员逃回家乡，就此终老余生，别无他念，比较坦然。杨奂、刘祁等太学生没有官职，资历较浅，顾虑较少。如果是正值壮年的朝官，私自出逃，总是有些不光彩。赵琦说：“绝大多数北渡士人都避讳谈这段悲惨经历。”a 原因就在此。元好问当时四十多岁，年富力强，声望也许暂时不及王若虚等前辈，但处于上升期，很快后来居上。相对于杨奂、刘祁等人而言，元好问能够有更大的作为，理论上他有很多种生活选择：可以慷慨就义，可以出仕新朝，可以遁归山林，还可以既不仕新朝又不排斥新朝，既与新朝保持距离又能有所合作，“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元好问不可能一死了之，不可能无所事事、碌碌无为。他后来周旋于赵天锡、严实、严忠济、徐世隆、张柔、赵振玉、张德辉、耶律楚材等世侯和蒙古要员之间，甚至觐见忽必烈，往来奔走，积极抢救和保存金代文化，教授弟子，主持风雅传统，引导元初文化建设，是微服逃亡还是束手就擒更有利于他开展这些工作？显然是后者。从看管不严的羁押到不明不白的释放，自然而然地过渡到蒙古时期，元好问的这种经历更容易为金朝遗老和蒙古新进所接受。反观王若虚北渡直到去世的十年间，交往范围大为缩小，文学活动骤减，连自己的《慵夫集》都没有刊行。王若虚之所以晚景暗淡，无甚作为，应该与他微服北归、淡出主流文化圈相关。

第二，逃生之路历来道阻且长，充满艰辛和危险。在壬辰（1232）、癸巳（1233）这两年的大逃亡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道途，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触目可见。位于黄河之北的胙城县（今河南延津县胙城乡）是汴京的北大门，很多北逃者都要经过这里。王恽《卫州胙城县灵虚观碑》记载：“京城大饥，人相食。出逃死北渡者日不下千数。”仅此一地，每天遇难者竟然不少于千人，多么可怕！不止于此，他还说在胙城一带冻死和淹死的，又“无虑千百数”。年轻文人刘祁、刘郁在逃亡途中，便遭受死劫。他们的母亲、祖母相继病逝，兄弟俩只能“相顾号泣而莫之何”（王恽：《大元故蒙轩先生田公墓志铭》）。大多逃难者根本回不到家乡，只能流落异地，四处漂泊，有些幸存者甚至沦为奴隶，命运极其悲惨。段成己在《创修栖云观记》中说：“自天兵南牧，大夫、士、衣冠之子孙陷于奴虏者，不知其几千百人。”元好问一家约十口人，如果也像其他人那样逃亡，怎样保证家人的安全？他不得不认真考量。以他的名声、地位和影响，加上张柔、耶律楚材等人的关照，元好问应该能判断得出，即使亡国被俘，也会受到一些优待，至少生命无虞。两害相权取其轻，那又何必冒险逃命？

果然，元好问到达聊城之后，生命无忧。他有了临时住处，住进了至觉寺，“去年住佛屋，尽室寄寻丈”（《学东坡移居八首》其五），条件虽然简陋，但相对于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而言，已经有了能遮挡风雨的栖身之所，他的家人再没有遭遇意外。张柔特别委托他的内弟毛居仁“举夫人族属之留汴梁者北归”（元好问：《潞州录事毛君墓表》），施国祁据此认为元好问家人“必为万户张柔所扶护而出”（《元遺山年谱》）。在此艰难时刻，他们能来到聊城举家团圆，真是不幸中之万幸，何况他们还带来了图书、字画等故物和其他行李。这样一来，他们一家就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元好问在《学东坡移居八首》（其四）中叙说他在聊城的生活

壬辰困重围，金粟论升勺。明年出青城，瞑目就束缚。毫厘脱鬼手，攘臂留空橐。聊城千里外，狼狈何所托。诸公颇相念，余粒分凫鹤。得损不相偿，抔土填巨壑。一冬不制衣，缯纩如纸薄。一日仅两食，强半杂藜藿。不羞蓬累行，粗识瓢饮乐。敌贫如敌寇，自信颇亦悫。儿啼饭箩空，坚阵为屡却。沧溟浮一叶，渺不见止泊。五穷果何神，为戏乃尔虐。

刚出鬼门关，惊魂甫定，活着才是当时的头等大事。从“攘臂留空橐”来看，元好问随身没有带多少行李，只身北渡。好在得到了聊城“诸公”的接济，获得了一些粮食。诸公应该指赵天锡、严实、徐世隆等人，“凫鹤”指元好问大大小小的一家人。虽然只是过着半温半饱的苦日子，但元好问仍然较为乐观，自嘲体会到了颜回所说的“箪食瓢饮”之乐，有信心带领家人战胜贫困。元好问移居冠氏县后，条件逐步好转：“谁谓我屋小，十口得安居。南荣坐诸郎，课诵所依于。西除著僮仆，休沐得自如。”（《学东坡移居八首》其二）十口，应该包括妻子毛氏、长子元抚、次女元严、次子元振、侄孙伯安、白华之子白朴等人，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有“僮仆”，而僮仆很可能是从汴京跟随他家人来到聊城的。比起那些沦为奴仆的衣冠子弟而言，元好问的聊城生活是安定的、幸运的。

天兴二年秋天，元好问为曹得一写下一首长诗《南冠行》。曹得一，其人不详，施国祁怀疑是金末太原进士曹居一的兄弟辈。从诗中来看，曹得一也是居于聊城的南冠之人。诗歌开篇描写南冠的艰难生活：“南冠累累渡河关，毕逋头白乃得还。荒城雨多秋气重，颓垣败屋深茅菅。漫漫长夜浩歌起，清涕晓枕留余潸。”一为南冠，就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除非乌鸦变白。秋雨荒城，破屋长茅，二人相坐浩叹。元好问接着用十六句的篇幅，吟咏曹得一出身富贵、风流倜傥、多才多艺、名满京城的往日风光，最后又用二十多句表现汴京城破后的潦倒郁闷、怀才不遇：“黄河之水天上流，何物可煮人间愁。撑霆裂月不称意，更与倒翻鹦鹉洲。安得酒船三万斛，与君轰醉太湖秋。”灵活化用李白的诗句，“意到笔随，古语如己出”（陶玉禾：《金诗选》）。該诗虽是为曹得一所作，却寄寓了元好问的淋漓感慨。

元好问自从进入仕途之后，县令、尚书省掾等职务工作相当繁忙，那期间他是官员兼诗人;就俘之后，官员身份褪去，诗人角色凸显。生活在继续，诗歌也在继续。

对时事的关注，是元好问聊城诗歌的重要主题。刚到聊城时，金王朝尚未灭亡。天兴二年六月，金哀宗从归德迁往蔡州，元好问作《淮右》诗：“淮右城池几处存，宋州新事不堪论。辅车谩欲通吴会，突骑谁当捣蓟门。细水浮花归别涧，断云含雨入孤村。空余韩偓伤时语，留与累臣一断魂。”淮河西边的城池已经所剩无几，元好问痛感金哀宗所在的宋州（指归德）居然还自相残杀。元帅蒲察官奴杀害金哀宗随从官员三百余人，独揽大权，金哀宗反过来联合他人，处决蒲察官奴。宋州已经日益危险，金哀宗不得已逃往蔡州。而蔡州也非理想的避难之地，国用安上书力陈迁蔡“六不可”，包括蔡州靠近南宋，很可能造成蒙古与南宋联手灭金的后果。元好问也充满担忧，虽然蔡州与南宋唇齿相依，但南宋无意支持金人抗击入侵中原的蒙古大军。“细水浮花”两句出自韩偓《春尽》一诗，元好问用来象征“流水落花春去也”之类的无奈之情。

天兴二年九月，蒙古兵围攻蔡州，十一月，又与南宋联手，蔡州所代表的金王朝奄奄一息。一年将尽，元好问忧愁万端：“海内兵犹满，天涯岁又新。龙移失鱼鳖，日食斗麒麟。草棘荒山雪，烟花故国春。聊城今夜月，愁绝未归人。”（《十二月六日二首》其二）皇帝逃亡，元好问等臣民们沦为随波逐流的鱼鳖，流落异乡，无法回家，最为伤心。天兴三年（1234）正月，金哀宗自缢，末帝完颜承麟随后被杀，金王朝灭亡。六月二十七日，给元好问带来诸多烦恼的崔立被部将李伯渊等人所杀，尸体被系在马尾示众，引起汴京民众“寸斩”他的愤怒声讨。元好问觉得大快人心，作《即事》诗，一吐崔立事件以来的心中恶气：“逆竖终当鲙缕分，挥刀今得快三军。燃脐易尽嗟何及，遗臭无穷古未闻。京观岂当诬翟义，衰衣自合从高勋。秋风一掬孤臣泪，叫断苍梧日暮云。”首联说崔立死有余辜，理应千刀万剐。颔联用董卓被杀被焚尸的典故，痛斥崔立遗臭万年。颈联连用两个典故，称赞李伯渊。当年王莽篡汉，翟义起兵讨伐，兵败被杀，王莽将其部下尸骨堆成五座高丘，他这样做哪能诬陷改变翟义的正义性质？契丹人张彦泽杀害高勋家人，辽太宗处以极刑，让高勋监斩，高勋身着丧服前往刑场，以其心来祭祀亲人。尾联抒情，为金哀宗之死、为金王朝灭亡而呼号哭泣。

此后，元好问写下多首伤时之作。如《秋夜》诗“百年世事兼身事，尊酒何人与细论”，寓含沧桑感慨。《甲午除夜》回顾金王朝一百多年的历史，百感交集：

暗中人事忽推迁，坐守寒灰望复燃。已恨太官余曲饼，争教汉水入胶船。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

首联言人事迁移之快，金王朝彻底消亡，不可能起死回生。颔联写金哀宗被困汴京城内，粮食断绝，逃往蔡州，不幸土崩瓦解。颈联高度概括金国历史，开国君臣的功德连篇累牍，数不胜数，金代中期大定、明昌年间五十年，鼎盛辉煌。尾联感慨一百二十年的王朝到此结束，无可奈何，他只能遥望南天，痛哭一番。元好问的这些诗歌侧重金王朝的亡国大变故，丰富了他的丧乱诗创作。

在哀挽金王朝的同时，元好问还创作了多首悼念师友、抒发一己之情的诗歌。元好问有一组《四哀诗》，分别悼念他的朋友李献能、冀禹锡、李汾、王渥。从题目来看，这组诗应该受到杜甫《八哀诗》的启发。《八哀诗》悼念王思礼、李光弼、严武、李琎、李邕、苏渊明、郑虔、张九龄八位著名历史人物，用五言古诗的形式叙述其生平事迹，类似名人传记，后人多批评这组诗不够简练，“极多累句”（叶梦得），“钝滞冗长，极少剪裁”（王士禛）。元好问有所不同，他采取七言律诗的形式，抒发对这四位至交好友的伤痛之情，往往能直抵人心，感人肺腑。兹举《李钦叔》为例：

赤县神州坐陆沉，金汤非粟祸侵寻。当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文采是人知子重，交朋无我与君深。悲来不待山阳笛，一忆同衾泪满襟。

李钦叔是他的好友李献能（1192—1232），正大八年（1231）担任河中（今山西永济县）帅府经历官，河中沦陷之后，他来到陕州（今河南陕县），担任行省左右司郎中。第二年，河解元帅赵伟向陕州行省索要粮食，陕州行省粮食不足，未能满足他的要求，赵伟就煽动士兵说，李献能与他关系不和，从中作梗，“坐视我军饥饿，不为存恤”。赵伟随后发动兵变，杀害陕州行省二十余名官员，“献能最为所恨，故被害尤酷”（《金史·徒单兀典传》）。元好问这首诗首联写他因为粮食问题而招来杀身之祸，次联称赞他敢于担当的为官品格，第三联夸奖他的文学才华。李献能状元及第，又中宏词科，入翰林院，词采出众，与元好问交情深厚。尾联回忆一起吃住游览的经历，不禁泪流满襟。元好问在这首诗中没有历叙其生平，只是就其遇难来抒情议论，语言精练，感情强烈，可以说是对杜甫《八哀诗》的改进。

元好问还有一首怀念赵秉文的诗歌《五月十二日座主闲闲公讳日作》。后两联说：“故垒至今埋恨骨，遗宗何力起新阡。门生白首浑无补，陆氏庄荒又一年。”赵秉文去世时，汴城被围，一片混乱，只能匆匆下葬。这种临时下葬，被称为权殡、权厝，按照风俗，后来再归葬故里，或另造新阡，正式安葬。从权殡到归葬，时间长短不一，短者几个月，长者几十年，通常以两三年居多。从“至今”和“又一年”来看，赵秉文权殡时间已经较长。诸家年谱将之系在天兴二年，当时元好问还在去聊城的途中，奔命不暇，不可能有“门生白首浑无补”的心思。笔者以为该诗最早作于天兴三年。元好问感慨，赵秉文的子孙没有能力为他建造新坟举行正式的葬礼，而作为他的老门生，自己清贫卑微，也无力报答座师，不能给座师应有的礼遇。“陆氏庄荒”，用唐人崔群的典故。崔群担任宰相，享有清名，他夫人劝他购买些庄园田产，他不以为然，说他主持科举考试录取的三十名进士，就是他三十所“美庄良田”。夫人立刻反唇相讥：您是陆贽丞相的门生，按照您的说法，您是陆氏的一方良田，这么多年，您给了陆先生什么呢？在我看来，陆氏这方良田早就荒芜了。说得崔群惭愧难当，郁郁不乐。元好问借此典故哀悼恩师，同时抒发自己未能报答恩师的愧疚之情。

思念亲人和家乡，是元好问聊城诗歌的又一主题。如《梦归》：“憔悴南冠一楚囚，归心江汉日东流。青山历历乡国梦，黄叶萧萧风雨秋。贫里有诗工作祟，乱来无泪可供愁。残年兄弟相逢在，随分虀盐万事休。”元好问日夜盼望能回到家乡与兄弟相聚。其他如“白屋寒多爱夕曛，静中归思益纷纷”（《白屋》），“恨我不如南去雁，羡君独是北归人”（《喜李彦深过聊城》），也都体现了家乡之思。

聊城时期，元好问痛定思痛，除了继续写作诗歌，他觉得应该有更大的作为，有责任抢救、保存一代历史文化，所以，从这时起，元好问开创性地搜集与整理各类文献，他逐渐由单纯的诗人转变为更加综合的文化人。

首先，他利用诗人的特长和丰富的积累，开始着手编纂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据《中州集序》，在上一年的围城之中，冯延登、刘祖谦就劝说元好问编纂《中州集》，当时无暇顾及。到了聊城之后，“杜门深居，颇以翰墨为事”，他再次想起冯、刘二人的建议，就开始抄录记忆和交游所得的诗歌。这时正巧商挺将其父亲商衡的手抄本《国朝百家诗略》（魏道明编，商衡补益）带到东平，送给元好问。元好问将自己所编与之合而为一，成为《中州集》。《中州集序》写作于天兴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州集》还没有最终完成，但应该完成了前七卷一百位左右诗人诗歌的编纂工作。从五月中下旬到达聊城，安顿下来，大概六七月份开始着手编纂事宜，很快就完成这么多诗歌的编写，说明元好问非常重视此事。其原因如他自己所说：“念百余年以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日力之久，故其诗往往可传。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总萃之，则将遂湮灭而无闻，为可惜也。”诗人们心灵相通，惺惺相惜，元好问此举为保存金代文学、金代历史做出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其次，整理家藏的陆龟蒙《笠泽丛书》。元好问有不少藏书，从汴京带到聊城再带到冠氏县，“故书堆满床”（《学东坡移居八首》其三）。他家收藏了两个版本的《笠泽丛书》，差别较大。早在担任内乡县令期间，麻革、张澄就希望他“合二本为一”，却一直拖了下来。天兴三年四月，元好问终于着手校订二本，并写了篇《校笠泽丛书后记》。文中除了交代整理过程外，还对陆龟蒙诗文做出一番评价，承认其优点，又指出其不足。

其三，撰写《南冠录》。以“南冠”命名，突出金王朝遗民的角色，其中有他的先世杂事、本人行年杂事，还有先朝杂事。所谓先朝，当指刚刚灭亡的金哀宗时期。可见《南冠录》是部家族史兼部分杂史性质的著作，虽然不是很正规的史书，但元好问写得极其严谨认真，声称“我作《南冠录》，一语不敢私。稗官杂家流，国风贱妇诗。成书有作者，起本良在兹”（《学东坡移居八首》其六）。元好问将它当成为后代提供可靠史料的信史。他很严肃地告诫子侄们，一定要重视此书，家置一通，“违吾此言，非元氏子孙”（《南冠录引》），说明他的史学意识正在增强。天兴二年，元好问作《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重复一年前在《聂孝女墓铭》中所列“死而可书”的人员名单，进一步申明保存历史的用心：“他日有以史学自任者出，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发之。”

元好问在搜集整理金代文献的同时，还出现了另一个新变化，就是喜欢品评文艺。这种艺术活动给他聊城羁管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中州集》作者小传和《校笠泽丛书后记》中，都有较多的诗文评论。下面我们来看看他在天兴三年的几次文艺活动。

三月二十一日，元好问与李天翼一同观看完颜璹所藏的书画珍品，作《密公宝章小集》。元好问深情怀念这位女真贵族，从其导源东北写起，写到汴京城内皇家的风流余韵，特别欣赏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承平故态”：“悲风萧萧吹白杨，丘山零落可怜伤。承平故态耿犹在，拂拭宝墨生辉光。恰似如庵连榻坐，一瓯春露澹相忘。”末尾还以长长的自注，记载完颜璹的藏品及其有关见解。全诗洋洋洒洒，健笔纵横，直逼韩愈、苏轼等人，能体现元好问七言古诗的成就。

三月二十三日，元好问欣赏一些金代名家书法作品，作《跋国朝名公书》。他用四个不同的比喻，分别形容任询、赵沨、王庭筠、赵秉文等人的书法，如评价赵秉文的书法“如本色头陀，学至无学，横说竖说，无非般若”。然后又列举其他书法家，对不在其中的党怀英，也不忘评价，认为缺少党怀英，就像建安时期的西园雅集缺少曹植一样，是个重要遗憾。这篇跋文纯粹谈艺，一语不及时事，充分体现了元好问的书法鉴赏力和语言表达力。

十月，元好问自编《遗山新乐府》。所谓“新乐府”，意味着之前已有一部词集，此时又编新作，大概闲来无事，暂且做个阶段性总结，借机阐发自己的词学见解。他的《遗山自题乐府引》没有交代编纂缘起、收录数量之类常规内容，开篇以黄庭坚、陈与义等人词作为例，阐释言外之味，“不传之妙”，然后以肤黄肪白的美味烤鹅来形容词的言外之味，生动形象。末尾虚拟与某客的对话，诙谐调笑，某客希望元好问能评价一下自己的词作，与秦观、晁补之、贺铸、晏几道相比如何？元好问洒脱地笑而不答，只是拍拍某客的后背，说笑道：“那知许事，且啖蛤蜊。”从中可见元好问对自己的词作非常得意，隐然以苏、辛传人自期。这篇序文轻松活泼，完全没有南冠生活的痕迹，俨然是位谈笑风生的艺术家，说明聊城后期元好问的生活和心情有所好转。

聊城时期，元好问还有一些交往应酬活动，与一些患难之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对未来产生了一定影响。譬如徐世隆是元好问在尚书省的同事，“幞被三年同舍郎”，北渡后在东平严实幕府担任掌书记。天兴三年春，徐世隆路过聊城，专程看望元好问，在聊城盘桓二十来天。临别时，元好问以诗送行，题为《徐威卿相过，留二十许日，将往高唐，同李辅之赠别》（二首），现引其二如下：

东南人物未凋零，和气春风四座倾。但喜诗章多俊语，岂知谈笑得新名。二年阻绝干戈地，百死相逢骨肉情。别后相思重回首，杏花尊酒记聊城。

元好问对年轻的徐世隆出任新职，不但不以为意，反而热情赞扬，以东南人物相许。潘尼《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诗》称赞陆机：“东南之美，曩惟延州。显允陆生，于今鲜俦。”《世说新语·言语》称赞贺循“不徒东南之美，实为海内之秀”。徐世隆为陈州西华（今河南西华县）人，西华在汴京东南方，所以称他为东南人物。“谈笑得新名”，称赞他轻轻松松地获得严实的赏识。颈联最为深情，他们在百死一生之后，能在他乡遇故知，自然慨叹不已。元好问喜欢杏花，喜欢饮酒，末句将两者糅合在一起，形成特色鲜明的美好记忆。四百多年后，清人查慎行东昌道中》还化用此句：“辜负遗山诗句好，杏花开后过聊城。”元好问得到严实父子的关照，或许与徐世隆相关。此外，元好问聊城期间还与李天翼、李杲等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元好问后来应李天翼的邀请，得以畅游济南;两度病重，幸得国医李杲及时治疗。

金王朝灭亡，元好问仕途中断，从此不再出仕新朝。沒有了官场事务，没有了出处纠结，元好问有了更多的闲暇和自由，能够致力于多方面的文化活动，包括诗词写作，碑志文及其他应用文写作，继续完善《中州集》，撰写金代野史，传道授业，编纂《唐诗鼓吹》，等等，最终如《金史·元好问传》所说：“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一代宗工，从聊城始。

作者：胡传志

元好问的文化活动论文 篇2：

“沧海横流要此身”

摘要：在国家危亡之际，元好问毅然承担起保存历史文化、延续道统文脉的历史使命，并通过诗歌来反映社会现实，揭示大动荡时期错综复杂的深刻矛盾和人民的深重灾难。在他的诗歌中，“沧海横流要此身”的历史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的使命感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和文学三个方面。

关键词：遗山诗 历史责任感 担当精神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金末元初杰出的诗人、文学家、社会文化活动家。他学问深邃，著述宏富，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元好问出生于金朝昌盛时期，青少年时代足迹遍布晋鲁甘陕多地，饱览山川美景，拜访硕德名儒，父兄师友讲习，渴望建功立业，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快意时光。年甫弱冠，蒙金燃起烽火，蒙古大军频频南下，金都被迫南迁。此后二十年间，金土日蹙，国力日衰，直至灭亡。在国家危亡之际，他毅然承担起保存历史文化、延续道统文脉的历史使命，并通过诗歌来反映社会现实，揭示大动荡时期错综复杂的深刻矛盾和人民的深重灾难，其中蕴含的担当精神和沉郁真挚的情感直抵人心，打动了后世千千万万的读者。

狄宝心先生在《略论遗山精神》一文中，将元好问“以时代的需要为宗旨，苦心孤诣、执着不多、不惧谤伤，不惜代价”的精神称之为“遗山精神”，并从终极关怀、历史使命和存种志向三个方面加以论述。就元好问的诗歌而言，其“沧海横流要此身”的历史使命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的使命感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历史，二是文化，再是文学。

元好问有保存历史的责任感和强烈的存史意识。当蒙古军队围困汴京时，他曾“言于诸相，请小字书国史一本，随车驾所在，以一马负之”（《南冠录引》）。从羁管山东开始，他就立志保存一代金史，筑野史亭，撰写《壬辰杂编》，编纂《中州集》，希望将金代百二十年的历史记录下来，流传后世。他的纪乱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金末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堪称是金末动乱社会的“诗史”。

早在避乱河南时期，诗人就将笔触指向蒙军的野蛮掳掠以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抒发重振国威、抗击入侵者的壮志豪情。金宣宗贞祜二年（1214）三月，蒙古军队屠忻州城，十万人死难。贞祜四年（1216），听闻蒙古兵又要南下，元好问遂携家避乱河南。途经石岭关时，有感而发，作《石岭关书所见》一诗。诗人怀着无比沉痛悲愤的心情，记述了家乡百姓饱受战乱之苦，颠沛流离的不幸遭遇，揭露了蒙古军队的骄横气焰与残暴行径。诗中多处运用对比手法，有今与昔的对比，有备战军队与逃难民众的对比，还有死难者与幸存者的对比，抒发了诗人对蒙古军野蛮残暴行径的无比愤慨和对金军无能的强烈谴责。结尾处通过赞美高插云霄的系舟山，流露出击退强敌、收复河山的雄豪气概。整首诗风格抑郁悲壮，抒情悲怆激昂，可谓元好问丧乱诗的奠基之作。

隐居嵩山及三为县令时期，他的纪乱诗围绕时局动荡、战乱不息、国家内忧外困展开，刻画旱涝虫兽等多种灾害给百姓带来的灾难。或从农民的角度出发，如《驱猪行》就是元好问移家嵩山亲历生产劳动后所写的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写农民驱豪猪保田的辛苦以及被催征租税的悲惨遭遇，揭露官府对农民的盘剥，表现了诗人对下层劳苦民众的深切同情。《麦叹》通过描写诗人种麦时的各种窘境，真实地反映了战乱灾荒中生活之艰难。诗人由己及人，联想到普天下躬耕者的艰辛苦困，进而为他们鸣不平。或从官员的角度立意，如《内乡县斋书事》直击金末弊政。诗写繁重的赋税、疲惫的民力，加之饥荒战乱之际无人愿意入粟佐军，卖官鬻爵已失去了市场，而朝廷又催索无度，时任内乡县令的元好问左右为难，毫无良策，作此诗以感怀。又如《宿菊潭》直抒百姓苦难。金哀宗正大四年（1227），刚出任内乡县令三个月的元好问，外出視察民情时，目睹了农民迫于租税难以为生的惨状，遂作此诗。他在县令职责和做人良知的冲突中纠结心痛，替朝廷催租与为百姓解困的矛盾无时不在撕裂着诗人的灵魂。正大八年（1231）蒙军攻破凤翔城，元好问义愤填膺，奋笔疾书，作《岐阳三首》以抒胸中忧愤与悲怆，将悲凉的感情渗透在苍莽雄阔的意境之中，气象雄浑，刚劲苍凉，极具震撼力。

在京为官至金亡羁管时期，诗人纪乱诗数量最多，艺术水平最高，以更为密集的作诗频次记载了发生在天兴初年的诸多重大事件，如汴京被围，哀宗出奔，崔立降蒙，两宫北迁，官员北渡，幽兰轩自缢，蔡州城破，金朝灭亡等，借以抒发国破家亡的深创巨痛。这些诗歌多以时间、事件为题，采用组诗的形式，“诗史”特征更为明显。蒙古军围困汴京，粮尽援绝，哀宗出逃，诗人以（（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描述围城中的悲惨情景，揭露侵略者的残暴行径;汴京陷落，两宫北迁，亡金官员被押往聊城，出京之前，诗人作（《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等诗以抒发社稷丘墟之情;北渡途中，眼见蒙军大肆掳掠烧杀，场面悲惨，触目惊心，作《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等;羁管聊城时，又作《淮右》《十二月六日二首》《甲午除夜》等诗来抒怀。这些哀悼金国的挽歌多选取宏大意象，意境雄浑壮阔，感情低沉压抑，风格苍郁悲怆，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从山东返乡时，诗人作《怀州子城晚望少室》《续小娘歌十首》《再过新卫》等诗，记述蒙军四处征兵、侵扰百姓、践踏人类文明的暴行，描绘村落残破凋敝、十室九空的景象，表达忧国忧民情怀。直至晚年，他还写了《雁门道中书所见》记述官府的横征暴敛，“调度急星火，逋负迫捶楚”，揭露蒙古统治政出多门的混乱，反映农民遭受的多层盘剥。

元好问的纪乱诗之所以能流传千古，起到“诗史”作用，究其原因，与其熔铸在诗中沉郁、真挚的感情密不可分。清人赵翼称遗山诗：“七言律则更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吴汝纶亦日：“沉痛激烈，神似杜公，干载以来不可再得。”元好问的伤时纪乱诗，就艺术概括力和情感的真挚而言，确实为杜甫以后所少见。他与杜甫一样，饱含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经历了国家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但二人又有所不同：杜甫亲历的安史之乱属国家内乱，毕竟君国还在，复兴还有希望;而元好问所亲历的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的沧桑巨变属亡国之难，君死国亡，自己也沦为阶下囚，被羁管长达六年。就这一点而言，元好问比杜甫更绝望、更不甘心，郁结之情更浓烈。这些情感一旦发为悲歌，其内在的情感律动就会如石击渊，直指读者心灵，激荡读者情感，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秋风一掬孤臣泪，叫断苍梧日暮云”等句，诗人泪眼向天，痛心疾首，呼天抢地，字字血泪，声声悲愤，体现了对蒙古侵略的愤慨以及对国家人民的拳拳之心。

元好问以天下斯文为己任。在身处山川流血、政权更迭的大动乱时期，他清楚地意识到亡国与亡天下的根本区别，深知当务之急就是挽救将要沉沦的中原先进文化，救民于水火。他自觉地肩负起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向耶律楚材推荐中原人才，奉忽必烈为儒学大宗师，周旋于蒙古权贵门下，不惜被人误解，遭人指斥，为的就是传承与弘扬以儒学为主的先进文化，推动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元好问不仅身体力行，还利用一切机会将这一思想传达于人，勉励他们以传承文化为己任。可以这样说，晚年的元好问早已跨越了民族、政权的樊篱，以文化传承为第一要务，如《赠冯内翰二首》。蒙古太宗八年（1236）冯璧过冠氏与羁管于此的元好问相见，故旧重逢，恍如隔世，感慨万千。所幸的是冯璧虽然历经磨难，仍是精神矍铄，神采飞扬，谈笑风生，依然是中流砥柱、故国世臣之风范。分别之际，元好问作诗以赠，赞颂冯公像傲霜的松柏一样坚守气节，担当起传承中原礼乐文化之重任。全诗感情沉痛，语气却极为坚定，与亦师亦友的冯璧互为勉励，对传承中原礼乐文化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与担当意识。《答公茂》是蒙古太宗十三年（1241）诗人自东平返乡途经辉州与姚枢的赠答诗。是时，任蒙古燕京行台郎中的姚枢为避祸弃官，携家人隐于辉州苏门山下。元好问诗力劝姚枢出仕，既为了百姓苍生，也为了文化的延续，表达了诗人以文教礼乐治国的一贯思想。面对强悍的蒙古政权，元好问与姚枢都非常清楚，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传统文化去同化他们。儒家的仁爱之心，传统的帝王之学、治国之道，都需要有人去解读阐释，去宣传灌输，所以元好问劝姚枢等待机会，伺机出仕，担负起这一历史赋予的重任。十年之后，姚枢接受忽必烈的征聘，成为元初重要的谋臣，预议朝政，参定制度，为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表面上看，此詩写得冠冕堂皇，似乎一味地为蒙古政权歌功颂德，但在“黄图赤县风流在，碧落银河病眼宽”这一俯瞰大地、仰望星空的表象下，是二位儒者在直面现实、顺应历史潮流背景下所进行的高层次对话。只有透过表面现象，在民族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才能读懂此诗的深刻含义。

在赠答晁国章、刘仲修、崔梦臣、郝经等人的诗中，元好问也都劝勉他们在传承光大传统文化的道路上有所作为，为推动国家的文治贡献力量。《答晁公宪世契二首》作于蒙古太宗十三年（1241）春元好问自山东返乡途经高平时。晁国章系名门之后，源渊有自，教授乡里，颇有声望。元好问称赞他培养了众多的优秀生徒，在沧海横流的乱世之中，让礼让恭谦的风气在高平延续不断。时代需要像晁国章这样的传道授业者来传承光大传统文化，元好问勉励他要一如既往地让百姓敬法孔孟之道。（（送崔梦臣北上》一诗是蒙古宪宗三年（1253）二月元好问在东平时所作。东平幕府并州贵胄崔梦臣将要北上效力朝廷。“西园此日盛徐陈，凤阁鸾台气象新。由来草创资润色，况复天造须经纶”，诗人热情地鼓励即将北上任职的崔梦臣，要大展身手，有所作为，为国家的文治效力。全诗文笔流畅，一气呵成，在激励劝勉中，也寄托了诗人用中原文化影响、同化游牧民族的希望，遂借送别来表达文教礼乐治国的一贯思想。《赠答雁门刘仲修》为诗人晚年乡居之时所作。行省郎官刘仲修乘公务之便顺路拜访元好问，并以诗相赠，诗人遂作此诗以答。“东壁图书欣有托”是诗人对刘氏的厚望与嘱托。元好问希望刘仲修能以职务之便，继承刘向之事业，整理保存图书典籍，为弘扬优秀中华文化做贡献。作为一个史学家、文学家，元好问深知保存史书典籍的重要性。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将这一存史思想传达于人，勉励他们以历史文化为重。此诗写得自然流畅、轻松随意，在貌似一般的应酬赠答中，蕴含了诗人强烈的使命感，体现了他对传承中华文化的一往情深。

元好问的担当精神还表现在文学方面。他在28岁时仿效杜甫《戏为六绝句》作《论诗三十首》，从创作论、作家论等方面对汉魏以后的诗歌进行评论，表达自己的诗学主张。组诗的第一首开宗明义，阐述诗论的主旨和纲领，以诗中“疏凿手”自许，欲辨明诗体正伪，正本清源，表现出青年诗人欲使诗界泾渭分明舍我其谁的气魄。他在《答聪上人书》谈自己品评诗文时亦颇为自信地说：“至于量体裁，审音节，权利病，订真赝，考古今诗人之变，有慧直而无姑息，虽古人复生，未敢多让。”力矫当时诗坛的弊端和陋习，元好问重在探本发源，辨别师古之正途，何为正体，何为伪体，务使清者自清。

面对金代诗坛风雅沦丧的现状，元好问在《赠答刘御史云卿四首》《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四首》《赠答杨焕然》《赠祖唐臣》等诗中都予以猛烈抨击，倡导尊唐师古之风。他不仅反复吟咏“诗亡久不作，雅道不复陈”（《赠答杨焕然》），“风雅久不作，日觉元气死”（《别李周卿三首》其二），“大雅久不作，闻韶信忘肉”（《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在（《赠祖唐臣》中亦云：“诗道坏复坏，知音能几人？陵夷随世变，巧伪失天真。”充满对诗道久坏、雕饰巧伪盛行的担忧。元好问还将批评的矛头指向金中后期诗坛新奇险怪、雕琢巧饰的诗风，抨击有失天然之作，对刻意追求新奇险怪的诗人予以批评。其《论诗三十首》有云：“万古文章有坦途，纵横谁似玉川卢。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追求险怪而导致诗歌不可晓的风气是元好问所深恶痛绝的。金末师古之弊也是元好问批评的重点之一。其《赠答刘御史云卿四首》日：“学道有通蔽，今人乃其尤。温柔与敦厚，扫灭不复留。高蹇当父师，排击剧寇雠。”这些诗坛后进们口口声声标榜风雅，实际上早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扫灭殆尽。他批评诗坛不良习气，旨在促进金代诗风转变。

晚年的元好问对文脉的延续与继承尤为重视，特别是对张德谦、李治、曹之谦、徐威卿、高圣举等杰出诗人，明确表示“海内文章在公等”“文章正脉须公等”，寄予了传承延续文脉之厚望，鼓励他们早日成为天下文章楷模。《东平送张圣与北行》是元好问晚年在东平送张德谦北上时所作。张德谦字圣予，因在东平筑新轩而居，故号新轩，大兴（今北京）人，以文章名海内，工乐府，有《新轩乐府》，元好问为其序。张氏是元好问极为赏识又寄寓厚望的文人。他系出名门，元好问《云岩》诗序称：“圣与三世相家，以文章名海内，其才情风调，不减前世贺东山、晏叔原。”又序其词集曰：“予与新轩臭味既同，而相得甚欢。或别之久而去之远，取其歌词读之，未尝不洒然而笑，慨焉以叹。”可见二人在文学观念、审美兴趣方面颇为接近。结尾二句“海内文章在公等（兼谓李主簿仁卿），不应空老道途间”劝勉张氏要多潜心于学问。元好问将儒学文脉的传承寄托于张德谦、李治等人身上，希望他们早日成为四海之内文章、道德的楷模。全诗感情深沉，语重心长，将谆谆教导和殷切希望娓娓道来，亲切自然，鼓舞人心。

《益父曹弟见过……故就其所可至者而勉之》一诗是写给曹之谦的，诗中所记的这次重逢，当在元好问晚年归乡之后。曹之谦，字益父（一作甫），号兑斋，应州（今山西应县）人，金兴定五年（1221）进士，任尚书省左司，与元好问同掾东曹，有《兑斋集》。元好问与曹之谦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曾同为省掾，共事多年，又是通家世好，交谊深厚。二人志同道合，“机务倥偬间，商订文字，未尝少辍”，曹氏诗文多获元好问指授。诗的结尾两句“文章正脉须公等，如我何年画虎成”紧扣诗题，称赞曹之谦的诗越来越好，可谓后来居上，希望他能担当起传承诗文正脉的历史重任。时过境迁，沧海桑田，晚年的元好问谈起金亡，早已摒弃了当年盼其死灰复燃的幻想，而是变得平和而现实。他把保存金代历史、传承儒学文脉作为头等大事，对后来居上的曹之谦寄予了厚望。全诗情感丰富，既有久别重逢的喜悦、回忆往事的辛酸和对曹氏深受病痛困扰的关心，更有对其延续诗文正脉的嘱托。

《病中感寓赠徐威卿兼简曹益甫、高圣举》既是诗人对自己一生文化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同行晚辈的嘱托。首联“读书略破五千卷，下笔须论二百年”从读书、作文写起，胸中有五千卷撑肠，诗文要二百年无人超越。这是元好问心目中文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他常以此来自勉，也用来激励后进晚学。三、四句“正赖天民有先觉，岂容文统落私权”指出先觉者的社会责任，那就是要自觉地承担起文化传承的神圣使命，积极维护文道的公权力。五、六句“东曹掾属冥行废，乡校迂儒自圣癫”对自己金亡前后所从事的文化活动进行总结，虽用调侃自谑语气，但可以感受到他对自己耿耿不忘使命以及坚持不懈的执着都颇为自豪。最后两句“不是徐卿与高举，老夫空老欲谁传”是对传承人的殷切嘱托，道统文脉的传承，要靠徐威卿、曹之谦、高圣举等人。作为病中的绝笔之作，诗人认为自己大半生的努力是值得的，而且事业后继有人，是欣慰而无憾的。

作者： 张静

元好问的文化活动论文 篇3：

打造书博盛会彰显三晋文化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值此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我们迎来了第25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日，全国出版界人士和广大读者齐聚山西，共同谱写“文华三晋·书香九州”的新乐章。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数千年来，三晋大地人才辈出、佳作频现，一步一步积淀了丰厚的文化资源，树立起山西文化大省的形象。上溯至先秦，《诗经·国风》采撷了山西人民的生活风采，诸子百家中荀子《劝学》至今流传。沿着历史的足迹，王勃、王维、王昌龄、王之涣、柳宗元、白居易、温庭筠、元好问等文学大家纷纷诞生于三晋大地，以各具风格的诗词文作品在山西文化的画布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及至元明清，关汉卿、白朴、郑光祖亮相剧坛，罗贯中开创章回小说，傅山书画闪耀三晋……山西古代先贤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精神财富，为山西近现代文学的延续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近现代以来，以赵树理为核心的山药蛋派作家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由成一、张石山、韩石山、田东照等人组成的“小山药蛋派”作家仍活跃在当代文坛。近日，山西作家刘慈欣以其科幻作品《三体》荣获雨果奖，成为亚洲获此奖项的第一人，这彰显了山西当代作家的实力，更体现了山西文化势不可挡的的发展势头。

山西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强大的文化实力，此次书博会在山西举办可谓是众望所归。同时，对于山西而言，举办书博会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荣耀，具有重大意义。本次书博会是山西文化粉墨登场、闪耀亮相的一个华丽舞台，同时也是山西文化实力和文化潜力的生动体现。山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此次书博会，指导山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等相关单位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工作。围绕“文华三晋·书香九州”的主题，山西省推出“百项千场”活动，例如“全民阅读报刊行”、校园阅读文化漂流、“书香家庭”故事会等。借助这一盛事，山西在全省营造了全民阅读的社会氛围，在全国树立了重视文化的社会形象，这有助于动员全民力量推动山西文化大省的建设，有助于山西文化强省战略的进一步实施，有助于山西文化的转型跨越发展。另外，书博会的开展，还调动起了山西作家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这对山西作家实力的提升和影响力的扩大意义深远。

借此机会，山西文化将迈向新的征程，我们祝愿山西文化越来越强，创出新高度。

作者：解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