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与启蒙的对立统一-龚自珍经济思想的政治学分析

复古与启蒙的对立统一-龚自珍经济思想的政治学分析（共6篇）

篇1：复古与启蒙的对立统一-龚自珍经济思想的政治学分析

复古与启蒙的对立统一-龚自珍经济思想的政治学分析

龚自珍作为晚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反专制思想.至于他在经济方面的主张,一般认为是其思想中的`糟粕部分.实际上,龚自珍“落后”的经济思想与他“先进”的思想并不矛盾,反而是他反专制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反映.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反专制,但并不主张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而是为了维护其所代表的世家大族的利益.

作 者：高新伟 Gao Xinwei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刊 名：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6) 分类号：B25 关键词：龚自珍   经济思想   士大夫   宗法  

篇2：复古与启蒙的对立统一-龚自珍经济思想的政治学分析

关键词：法制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悠久, 但法制教育的历史不长。随着“依法治国,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 法制教育也日益提上日程。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加强法制教育迫在眉睫。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要求我们把法制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 促进法制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统一。

一、法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关系

法制是指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的用以维护其阶级专政的法律和制度。一切类型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制。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国家按照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意志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它是保护人民、打击敌人、制裁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历史任务的重要工具。我国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入社会主义社会的, 法制很不健全, 而且在“十年动乱”中又对法制进行过粗暴的践踏, 造成了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严重后果, 同时, 也造成了人们普遍法制观念淡薄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法学与思想政治学均是独立的学科, 但是两者的关系密切:首先, 从社会治理看, 法律和思想政治教育是治理社会的两种职能和手段, 互相联系、互相补充, 不能替代。法律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先导, 思想政治教育以法律为后盾。法制建设不好, 社会秩序混乱, 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可能搞好。治理社会必须法治与思想政治教育并用。其次, 从学科内容看, 法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在内容上是相互联系的、一致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法制教育。而在比较完备的法制社会里, 法律也必然把一定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列入条文, 加以保护。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 必须吸收法学的有关知识和理论, 并将法制思想和有关法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使受教育者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 树立法制观念, 自觉奉公守法。

二、《法律基础》课程的设置及完善

1. 课程设置目标的演进

《法律基础》课是在全民普法的背景下产生的。早在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 (“一五”普法规划) 的通知之前, 针对当时的“违法犯罪青少年中, 有不少是犯法而不知法的‘法盲’”的现状, 1985年10月,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教育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通知》, 要求“大力普及法律常识, 使青少年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明确提出大学要开设法制教育课。1986年9月, 国家教委在《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中明确规定:按照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全民普法教育的要求, 在大学生中开设《法律基础》课。1987年, 国家教委在《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中规定了《法律基础》课的教学目的与要求:“使学生懂得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 掌握宪法和有关专门法的基本精神与规定, 增强法制观念和社会责任感, 正确行使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以适应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

1995年, 国家教委、中央综治办、司法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学校法制教育的意见》进一步强调:“高等学校法制教育要以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为核心。”此目标要求略高于“二五”普法规划, 与随后出台的“三五”普法规划相适应。1998年, 中宣部、教育部再次明确指出:“‘法律基础’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 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 了解宪法和有关专门法的基本精神和规定, 增强学生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

2003年2月, 教育部对普通高等学校“两课”教学基本要求进行了修订。其中, 对《法律基础》课的基本要求是:“使大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 掌握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内容, 增强法律意识, 提高法律素质。”此目标要求以“提高法律素质”为落脚点, 明显高于“四五”普法规划的要求。

2005年2月, 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 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合二为一。3月出台的《实施方案》强调,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主要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 帮助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 提高思想道德素质, 解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2010年, 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纳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之中。在进行《第七章增强法律意识弘扬法制精神》教学时务必按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读本的内容进行教学。

2011年, “六五”普法规划提出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更是把我国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全面落实, 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相结合、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相结合、与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相结合、与法治实践相结合,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深入推进依法治理,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六五”普法规划的主要目标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大纲指明了教学重点。

2. 教育目标的不断提升、进化

(1) 传授法律知识目标

这一目标又是实现后两个目标的必要手段。从历史的角度看, 我国是民主法治基础极为薄弱的国家, 法律意识的培养、法制观念的形成、法律素质的提高都必须以法律知识的传授为起点;从认识论的角度看, 完善的法律知识是大学生确立科学的法律意识、养成良好法律素质的前提。

(2) 增强法律意识目标

培养法律意识是法制教育的核心目标。法律意识是法律观点与法律观念的合称, 是社会意识的一种, 包括对法的本质与作用的看法, 对现行法律的要求与态度, 对法律本身与法律适用的评价、理解与解释以及对人们的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法律观点亦称法制观点, 泛指对法律的看法与态度;法律观念亦称法制观念, 即重视、遵守与自觉执行法律的思想意识。《法律基础》是以传授法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原则以及必要的法律基础知识为手段的思想品德教育课程。因此, 不仅要传授法律知识, 而且要培养学生对法律的信服、敬仰, 确立科学的法治观、权利观和正义观, 建立正确的法律意识,

(3) 提高法律素质目标

法律素质是指人们在接受法制教育的过程中, 通过吸收人类已有的法律文明成果内化而成的具有稳定行为特征的身心结构;是在先天遗传素质的基础上, 通过社会环境和法制教育、法律实践共同作用的结果。法律素质是当代大学生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我们应以“提高法律素质”为《法律基础》课程的根本目标, 培养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修养和法律思维能力, 提高正确认识和分析当前重大法律实践问题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增强对社会转型时期频繁出现的违法犯罪、官员腐败和司法腐败的免疫力;培养学生健全的法律人格, 以法律为准绳去评判是非, 约束自己的行为, 正确对待他人, 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 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定。

传授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和提高法律素质, 不仅是《法律基础》课程的目标, 同时也是我国法制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在我国的法制教育进程中, 传授法律知识是基础;增强法律意识是必须;提高法律素质是根本。

法制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 是提高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社会成员民主法制观念和思想道德素质的两条重要途径;是对社会实施有效控制、确保社会稳定的两种重要手段;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促进经济繁荣的两个根本保证。那种片面地只讲思想政治教育而不辅之以完善、有力的法制教育是不现实的、不客观的;那种以单纯的法制教育来代替思想政治教育, 也是不科学的、没有生命力的。在社会调控大系统中, 只有两手共抓, 有序配合, 才能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雷永贵.论高校《法律基础》课程教育目标的三个层次[J].南通职业大学学报, 2006, (12) .

[2]肖雪珍, 吴献成.论民主法制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统一关系[J].克山师专学报, 2004, (3) .

篇3：复古与启蒙的对立统一-龚自珍经济思想的政治学分析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主导性 多样性

［作者简介］邱国勇（1970- ），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5级博士生，江汉大学政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图分类号］G40-0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29-0077-02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扩大，西方国家各种社会思潮也纷至沓来。这些社会思潮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给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为此，必须把握好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统一。

一、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与多样性相脱离的基本表现

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关系，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必须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坚持主导性不能离开多样性，同样，发展多样性也不能脱离主导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党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曾经出现过片面强调主导性而忽视多样性的现象。在革命战争时期，由于革命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需要，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特别强调主导性，这对于培养人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信念，夺取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确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然而，由于过分强调主导性而忽视了多样性的发展，结果使主导性成为只讲主导性的“单一发展形态”。这不仅限制了多样性的发展，而且从长远看，由于失去了多样性的基础和多样性的配合，也束缚了主导性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人们开始重视把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使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逐渐由过去的单一发展形态向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辩证发展形态”转型。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现实中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将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与多样性二者相割裂的不良倾向，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发展。这种不良倾向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

1.多样性脱离主导性的情形。主要表现为将思想政治教育“中性化”“边缘化”“市场化”等倾向。“中性化”倾向是淡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把思想政治教育看做是一种纯业务性、纯学术性的工作，在学术上产生“研究宗教可以不信宗教，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可以不信马克思主义”等错误认识，其结果是模糊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方向。“边缘化”倾向是淡化政治教育内容的主导性和中心地位，主张以人文教育、通识教育、艺术教育、心理教育等边缘性内容为重点，为中心。或在学术上把各种思想政治观念简单地拼凑在一起，新鲜概念很多，旁征博引不少，看起来很丰富，但价值取向不明确，甚至相互矛盾，实质上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把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淡化了。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吸收、借鉴边缘性内容可以丰富和发展主导性，但中心不能交叉、多样，中心多样化等于无中心。“市场化”倾向是片面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适应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观念作为主要内容，甚至把市场经济原则移入思想政治教育，而忽视了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大前提，因而冲淡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主导。这三种不良倾向都导致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淡化，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种“弱性主导”，实际是缺乏主导性或不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

2.主导性脱离多样性的情形。主要表现为：将思想政治教育“孤立化”“理论化”等倾向。“孤立化”就是不与其他发生关系，与经济、技术等其他工作相脱离，实际是放弃对其他领域的主导，所以，在这些领域容易产生“思想政治教育无用论”的错误认识。“理论化”是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概念化、教条化，而不与丰富多彩的实践和思想实际相结合。比如在很多高校，“两课”还在上，但由于重理论少实践而不起作用。这两种倾向最终都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形式化，或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种“形式主导”而不起作用，实际是丧失了主导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与多样性相脱离的原因分析

1.客观原因。从客观方面讲，这是由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比如，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我国实行的是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意识形态领域一元化，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强调主导性而忽视了多样性发展（实际上也不允许多样性发展）。在改革开放时代，面临多样化的社会和多样性的思想道德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如何适应多样化社会的要求，所以在有些方面、有些时候又难免出现因强调多样性而忽视提升和发展主导性的现象。

2.主观原因。从主观方面讲，是由于在认识方法上受过去“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分法的思维模式的影响，而导致在强调主导性时忽视或排斥多样性，重视多样性时又忘记坚持和发展主导性的现象。之所以有人陷于多样性，是因为他们只看重利益性、眼前性、自发性而忽视了道德性、长远性、自觉性；之所以有的人陷于主导性，则在于只看重理论性、统一性、先进性，而忽视了实践性、多样性、层次性。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主导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所以，必须克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转而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联系发展的观点来认识和对待主导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才能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发展。过去曾出现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业务、实际相脱离的“两张皮”现象也是这种思维方法导致的结果，也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三、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与多样性统一的基本要求

1.要坚持主导性前提下的多样性。即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主导性是前提，是根本。它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所以，在主导性的问题上，要有鲜明性、坚定性、一贯性。否则，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和性质就会发生偏差、错误甚至变质。同时，要坚持主导性的发展性，不能墨守成规、停滞不前，保守、过时的主导性不仅无力主导日益发展的多样性，而且还会给多样性的无序发展提供条件。但是过分强调主导性而排斥多样性，主导性就会变得单调、抽象，就会出现孤立化、理论化倾向，使主导性成为形式而不起作用。所以，在坚持主导性的前提下，也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这是改革开放条件下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日益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为了更好地贯彻主导性的灵活性、针对性，丰富和充实主导性。当然，这种多样性只能是与主导性的要求相辅相成的多样性，而任何否定主导性的多样性，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任何国家、社会都是被视为“异端”而不允许其发展的。

2.要坚持多样性发展中的主导性。多样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多样性的社会存在决定思想政治教育选择的多样性。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发展多样性的选择需要主导性的主导，在涉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性、思想性、价值性方面，必须遵循和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要求。否则，就会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以多样性冲击、淹没主导性的偏向，例如，“中性化”“边缘化”“市场化”等倾向。另一种是以多样性否定主导性的偏向。这种现象是用多样性更易主导性，对社会主义思想主导采取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而主张或以儒家思想，或以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或以宗教思想等，来取代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比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曾经出现过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崇拜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表现就是以多样性取代主导性。当前尤其要以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原则，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和思潮。

总之，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当今时代，我们只能坚持在主导性的指导下发展多样性，在发展多样性的过程中坚持主导性。我们既要吸取过去只讲主导性，排斥多样性的教训，也要警惕一些人只讲多样性，忽视主导性的倾向。

［参考文献］

［1］李君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J］.新华文摘，2007（4）.

［2］李瑞英.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N］.光明日报，2004-11-09.

篇4：复古与启蒙的对立统一-龚自珍经济思想的政治学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灌输与启发应遵循价值引导与自主建构相结合的原则。教育是一种价值引导, 这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教育过程中投射着、蕴含着教育者的主观意趣, 这种主观意趣内含着教育者的价值选择和价值预设。价值引导体现着教育者的人生追求和教育意向。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思想政治教育者是在充分发挥独立自主地、能动地, 直至创造性地去进行和完成掌握知识、了解受教育者、设计教育过程, 以引导受教育者积极主动地理解和掌握知识、技能, 使思想文化向受教育者个体转化。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个体文化在其中起着过滤、变通、重组的作用。

强调受教育者的自主建构旨在强调:教育要关注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并切入受教育者的经验系统;教育在内容和方法上是基于受教育者智慧发展水平的;教育要着眼于受教育者成长的内在动机的唤醒, 使学习活动是自觉自愿的;教育要将受教育者带入精神充实、富于理智挑战的境界。而否认价值引导就是否认教育, 就是消解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作用, 就是放弃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责任, 没有价值引导的自主建构, 就不成其为教育过程, 就必然缺乏超越性向度和足够的发展性;而不承认矛盾的另一面, 即受教育者的自主建构, 价值引导就有可能蜕化为强硬、呆板、简单化地注入, 就是把受教育者当成物, 而不是有自由意志、有丰富明敏的内心世界、有独特判断需要与能力的活生生的人。因此, 真正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应当是价值引导和自主建构的统一, 这是灌输与启发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结合的基本原则之一。

二、内容的科学性与形式的开放性结合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的, 一定的内容总是寓于一定的形式之中, 而一定的形式总是具体表现为最具某种内容的形式。

以思想政治品德理论的传授与学习为特征的灌输教育育片面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结构, 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结构。我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这方面的痕迹还比较明显, 将思想政治教育窄化为理论传授的倾向还十分严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结构与形式结构是一体的, 将内容与形式割裂开来, 内容也就失去了存在之所。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学习, 必须借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结构的建构与整合, 纯粹记忆式的学习省掉了这一关键环节, 不但不能形成完整的思想政治品德结构, 更无法对行为有引导、制约作用。另外, 对思想政治理论传授的强调、只重视对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识记, 忽视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内心体验, 往往造成个体对识记内容的逆反与抗拒。启发教育则具有明显的重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形式而轻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特征。

三、理论传授、能力培养与人格和谐发展结合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的学习是必要的, 是思想政治素质养成的基础, 然而大多数的受教育者却越学越累、越学越厌, 高分低能, 知识化不成力量, 知识反倒成了束缚受教育者发展的负担, 这应该引起了我们的进一步反思。思想政治教育者不仅要把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及公民品德等相关理论知识传授给受教育者, 而且应进一步使其内化为受教育者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一定的品德能力, 培养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自主选择与自我完善的能力。“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往往只能解决如何做事, 而提高素质则更多地解决如何做人。只有将做事和做人有机地结合起来, 既要使受教育者学会做事, 又要使受教育者学会做人, 这才是更好的教育”。20世纪90年代中期, 以雅克·德洛尔为主席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把“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作为教育的四个支柱。[4]这四个方面也是受教育者素质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 而“学会做人”的人格塑造系统尤为重要。在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时, 要把人格塑造纳入整体教育计划中, 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人格是重要的。人格与知识、能力的关系极其微妙, 异常亲密, 谁也离不开谁。人格是一个人的志趣、性格、能力、心理、气质等等的集中表现, 是知识积累、道德修养和意志磨炼的结晶。而人格往往通过知识与能力表现出来。人格不仅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思想觉悟、道德情操、工作能力所达到的水准;同时, 又能够以感性的形式作用于外部世界, 影响周围的人和环境, 乃至作用和影响于整个社会。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与启发应注重理论传授、能力培养与人格和谐发展结合原则。

四、严格要求与互相尊重的师生关系结合原则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出现两种不利的师生关系, 一种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控制, 师生关系呈现单极化, 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权威下迷失了自己, 或者由于受教育者逐渐增强的主体意识, 与思想政治教育者主导价值取向的要求相抵触, 师生在不尽人意的氛围丧失了彼此。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都造成师生关系的失衡。在思想政治教育灌输与启发中, 应建立严格要求与互相尊重的师生关系。

首先, 对受教育者严格要求是在受教育者犯错误及产生各种不良习惯上给予指正。如受教育者不能及时纠正各种不良习惯必会对他今后学习、生活造成许多困扰, 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任务就是要引导、纠正、规范其不良习惯, 使受教育者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其次, 尊重受教育者和严格要求受教育者并不矛盾, 相反, 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把受教育者当作一个人来看待, 尊重受教育者, 信任受教育者, 理解受教育者, 平等地看待受教育者, 受教育者最喜欢和尊重这样的老师。

尊重受教育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位教育家在论述教育的功能时说:教育成功的秘诀在于尊重受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者不尊重受教育者、不爱护受教育者, 就得不到受教育者的尊重。长期以来受传统文化中师道尊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相当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心目中, 尊重、平等的观念是比较淡漠的。表现在师生关系上, 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者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居高临下或唯我独尊, 因而缺乏对受教育者起码的尊重与信任。一些善良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往往不知不觉, 甚至是“好心”地损害着受教育者的尊严和感情, 甚至侵犯受教育者的权利。在课堂上、学习中不敢寻求独立性和创新性。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营造一个尊重、平等、和谐、民主的交流氛围, 使受教育者畅所欲言, 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 同学与同学之间平等地对话、辩论。总之, 思想政治教育灌输与启发中, 应建立既严格要求又互相尊重的师生关系。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灌输与启发应遵循价值引导与自主建构相结合的原则。教育是一种价值引导, 这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教育过程中投射着、蕴含着教育者的主观意趣, 这种主观意趣内含着教育者的价值选择和价值预设。价值引导体现着教育者的人生追求和教育意向。

关键词：价值引导,自主建构,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 (第15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2]张华.论道德教育向生活世界的回归[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1998.

[3]王凌彬.大学生素质导论[M].西安:西安出版社, 2003.

篇5：复古与启蒙的对立统一-龚自珍经济思想的政治学分析

关键词：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人道主义政治观

中图分类号：B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074-03

一、西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中的人道主义

（一）启蒙运动时期人道主义思潮

人道主义起源于于14-16世纪的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潮的理论。人道主义主要关注于人性、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统一。把人当作宇宙的中心。人道主义主张：（1）肯定人的价值、特性和理想，反对中世纪神学哲学贬低人的观点；（2）要求享受人间的欢乐，注重人的现实生活的意义。强调人需按照自身的自然本性生活，对中世纪神学的禁欲主义和来世观点持反对的态度；（3）要求解放人的个性、人的自由和平等，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品德、努力和才能，对中世纪的宗教和封建等级观念同样持反对的态度；（4）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强调用知识造福人类，对中世纪教会的经院哲学和蒙昧主义持反对态度。

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8世纪启蒙运动之前，人道主义者大多包含于艺术家、作家、思想家和科学家，他们在各自不同的领域里提出或宣传人道主义思想。人道主义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最高理论成就，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理论要求现实的一切都要合乎人的理性。也可以称作为理性的人道主义。

思想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一批启蒙思想家在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前出现，他们为资产阶级革命制造舆论。这些不同思想的启蒙思想家们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始终维护资产阶级制度和利益。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原则”的旗帜，鞭挞和批判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改革旧的社会政治结构，建立新的合乎自然秩序的理性王国。在启蒙思想家眼中，自由、平等和财产私有是一切幸福生活的基础，是自然法的灵魂。欧洲的封建制度就像是漫长的黑夜，启蒙思想家们试图用理性的阳光驱散现实的黑暗，并且将力量集中于批判专制主义、教权主义，号召消灭专制王权、贵族和等级制度，追求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人自由。

（二）西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中的人道主义理论

1.霍布斯与洛克人道主义思想

早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由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霍布斯在他的代表作《利维坦》中提到，他认为国家不是根据神的意志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创造的，君权也不是神授的，也是人民授予的。他坚持统治者一旦获得授权，人们就要绝对服从，不可反悔。霍布斯并不是第一个社会契约论者，但有关于他的社会契约观点的基本原则却被视为一种珍贵的财富。社会契约论一般具有两种含义，其一即契约是合法限制人们自由的唯一途径。不论在任何时期，这一观点都被社会契约论者看作是一种基本观点。其二即人们作为公民，社会契约论是指开始公正地受到国家权威保护的唯一途径。霍布斯认为，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自然人在获得了安定和平和舒适的生活状态，同时也应该严格践行契约，服从主权者的绝对权威，也可以说，在霍布斯主张下所建立的国家是一个具有绝对君主专制性质的国家。因此，霍布斯虽代表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但他所提出的一些最基本的启蒙思想带有明显的封建落后意识。洛克是英国启蒙运动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形成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迎合了英国资产阶级的需要。洛克在根据自然状态的基础之上也提出了一种社会契约的理论。在洛克的眼里，自然状态是指人们的行为举止必须受制于自然法的制约。他还对霍布斯的思想进行了一些修正，认为人们按契约成立国家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因此国家政权不应干涉人民的财产。

2.伏尔泰与卢梭人道主义思想

18世纪，是欧洲的启蒙运动的高潮，这一时期，法国启蒙思想家人才辈出，影响巨大。在法国，伏尔泰和卢梭是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

伏尔泰的“自然法权论”思想与其他思想家不同，他不去描绘社会的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而是直接寻找符合人类自然权利的社会立法原则。他始终坚持个人主义的理性主义和哲学怀疑论。他对人的理性推崇倍加，对压抑人理性的封建专制和基督教神意识观持必然的批判态度和否定态度。伏尔泰反对君主专制，主张依法治国，断言人只有在自己的人格和自由得到尊重和保障的前提下，才能发挥自己的理性，推动社会的繁荣。伏尔泰“平等”“自由”思想影响了法国几代人。与此同时，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得到进一步传播，伏尔泰深受影响，他特别推崇儒家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对中国文化进行专门的论述。在他看来，中国文明的本质规定了是一种伦理性文明。在中国，“伦理学是首要科学”。孔子创立的儒教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伦理格言。

卢梭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辨证法思想，他的情感论、教育论等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需要。他的深刻思想和敏锐的洞察力为社会的进步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社会契约理论可以看做是对传统社会契约思想的一种颠覆。他坚决否定封建王权，热情倡导“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认为统治者如果违反民意，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撕毁大家都应该遵守的社会契约，践踏公共意志，人民就有权推翻它。他很重视公共意志，反对任何个人因谋私利而违反公共意志。他在《社会契约论》和《论社会不平等起源》中分析了财产的起源及其同分工、不平等和社会冲突的关系。卢梭特别强调社会不是一盘散沙的个人集合体，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整体里个人利益被融合为一种普遍的共同意志。他主张社会契约论是社会进步理论的一种形式，他认为人有“天赋权利”，社会发展是由“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过渡的不断进步的过程。人们订立契约，建立国家是为了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天赋权利。所谓“天赋人权”，使人们生存的自由、平等，财产私有和享乐的权利，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剥夺人的这些权利。社会契约论强调社会是自私力量的自然状态的个人对现代国家和政治义务形成的自愿默认的产物，而不是具有一定的世俗制度和过程的客观结构；强调人性是人类社会秩序的基础，社会是指超历史的过程。社会契约论并没有把社会看成是由不同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层次构成的复杂结构，也看不到社会的各个层次的客观运行规律。在政治体制方面，国家在他所谓的“民主制”领导下，全体国民或者大多数人们掌握着政府，公民占主体的地位，大多数行政官的职位由公民占据。卢梭主张建立民主共和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大多数人都能直接参与国事，掌握国家主权，又通过掌握国家立法之权，制定和颁布法律，从而保证人民自由平等权利以及法律的公正性。

3.斯宾塞人道主义思想

斯宾塞的代表理论是社会有机论和社会进化论。社会有机论是指社会与有机体一样具有结构性、功能性和相互依赖性。社会进化论是指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结构日益变得复杂，由单一结构转化为多元结构，由同质性结构转化为异质性结构。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社会各部分的功能也呈现出了分化的现象。社会有机体的各部分变得不同，并且有不同的功能，但是结构愈复杂、功能愈分化，社会有机体的各部分之间的功能联系和相互依赖性的程度愈强，各种功能配合协调愈趋密切，社会形成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有机体。他们相互依存、相互凭借，推动社会的进化。斯宾塞将社会有机体分为三个系统，即营养（生产）、分配循环（商业、交通、银行）、调节（管理机构和政府）等系统。相应于这三个系统，社会中的人就必然分为三个阶级，即担负营养生产机能的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担负分配技能的商人阶级，调节生产分配以至整个社会的工业生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各司其职，缺一不可，少了任何一个，整个社会有机体失去平衡，社会就不能存在。因此，这三个阶级的同时存在是社会有机体的本性决定的，是永恒的。斯宾塞这种理论显然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压迫服务的。

在斯宾塞看来，解释社会进化这一复杂现象应该注意研究个体的动机或来自许多个体的集体动机。个体或个体的知、情、意现象是社会现象的因子，同样对社会进化有着影响作用。他提出：培养和加强个人的社会性，目的之一是提高社会个体的素质，通过调解个人与社会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在“同等自由法则”制约下，达到完全的社会均衡。如何调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这种实现是由个人意识的持续不断地调节生存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交互活动的，达到适应目的，产生进化的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和培养个人的社会性，是培养“最适应社会者”的道德感，达到整个民族与社会适应其生存环境，是人类在同等自由法则的制约下向“善”而和谐地进化发展，实现完全的社会均衡。

斯宾塞在关于国家的政治理论中将关注点聚焦于国家和政府权力基础问题，他主要从人的心理方面讨论这一问题，提出“对活的人恐惧”是政治权力基础的观点。他大力宣扬社会自由进化的思想，并作为限制国家和政府活动范围的理论依据，其理论出发点建立在“政治不干涉主义”的思想基础上。他认为国家和政府的过分干预，限制个人的自由，加重人们的负担，妨碍社会的发展。

二、评述西欧启蒙思想中的人道主义政治观

西欧启蒙思想家们通过提出人道主义理论，竭力推到当时欧洲社会所盛行的封建主义观念，并把这些封建主义观念放在了理性的角度进行重新审查和评价。他们启导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有力地抨击了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用人道反对神道，提出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

因为欧洲的封建社会是在神权统治下的社会，在此背景下所建立的封建制度是以基督教会作为主要支柱。而西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中的人道主义政治观，主要是将人道主义作为武器，用人道反对神道。因此，西欧的启蒙思想家们对当时的神学和教会展开了猛烈且坚决的批判，并提出了信仰自由，提倡宗教宽容。比如前面所提到的伏尔泰和卢梭，其矛头直指教会，对宗教迷信和教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启蒙思想家们还提出了政教分离，意在将国家政治完全脱离于宗教，不为宗教服务，而为人民群众服务。

（二）用人道反对君道，提出人民主权理论

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资产阶级在工商业方面已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并且建立了自己的独占统治，资产阶级成为了反对君主专制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大多数带有进步思想的启蒙思想家借助所提出的人道主义政治观，从人道、人性、平等等观念出发，对反人道反理性的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民主权理论。他们认为只有民主共和制才能够合乎人类理性。这些主张和理论为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

恩格斯称赞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所说：“在法国即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西欧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中的人道主义政治观是深刻、彻底和激进的，它与封建主义进行直接且尖锐的对，成为了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力的理论武器。

参考文献：

〔1〕王平.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局限性[J].实事求是，1984（4）.

〔2〕郁建兴.人道主义批判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J].哲学研究，2004（4）.

篇6：思想政治工作中“情理”性的统一

1.“情”与“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情”，是对心理学情感理论的运用。即指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具有独特色彩的体验。人不仅具有一般情感，而且具有道德感、理智感等高级情感，这些情感与人的社会性需要，与人的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人的丰富的情感世界。所谓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情”，就是要重视人的情感，研究如何以情感人，动之以情，使受教育者在感情上引起共鸣，得到感情上的一种满足和慰藉。

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理”，即指道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指导行动。思想政治工作中重“理”，就是要晓之以理，以理服人。针对受教育者的思想认识问题，以深刻的道理去启迪他们的心灵，使其转化为正确的思想和行为。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情”与“理”是统一的。首先，“情”与“理”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它们互为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如同车之双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没有“情”的“理”是空洞的、生硬的，没有生机的；没有 “理”的“情”则是苍白的、衰弱的，没有筋骨的。其次，“情”影响着“理”。人们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会产生肯定性情感（如爱、尊敬、怀念等）和否定性情感（如憎恨、厌恶等），肯定性情感能提高人的认识活动的积极性，否定性情感则会对人的认识活动产生消极影响。第三，“理”制约着“情”。常言说，有所知，才能有所感。只有那些被认识了的事物才能引起人们的情感。古人讲的“知之深，爱之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也有缺乏深刻理性认识基础的朴素感情，但这同在深刻理性认识基础上产生的感情相比就显得逊色了。

2.“情”、“理”结合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要求

首先，思想政治工作要重“情”。思想政治工作尽管在不同单位、不同时期的内容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其共性都是将一定的思想传递给受教育者。人们在工作、学习、生活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不顺心的事情，于是就会产生不同的思想反应。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以真心诚意的关怀、尊重和信任感动他人，通过感情上的交流，实现思想上的统一。

其次，思想政治工作要求讲“理”。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又是对人们进行理性教育，帮助人们提高分析问题、认识问题的能力，其目的是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以理服人，就是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力求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能用“大帽子”压人。思想工作的过程，不仅要靠我们以深刻的道理去启迪人们的心灵，更重要的是指导人们运用实践的观点、全面的观点、辩证发展的观点去分析问题。

第三，要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必须把“情”与“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反对两种倾向：一是重“情”不重“理”，一切感情化。在一些人看来，只要以情感人，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二是重 “理”不重“情”。似乎只有说理才是教育，甚至板起面孔“训”人，虽然讲的道理都是正确的，但是仍然不能为人们所接受：达不到预期效果。要充分认识到“情”与“理”二者的作用点不同，要以理服人，离不开感情的沟通，只有做到寓理于情，含情说理，情理交融，才能取得思想政治工作的最佳效果。

3.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首先，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在于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摆事实，讲道理；只有用事实和道理说服人，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一是说理要具体。既要讲大道理，又要讲小道理；既要分析问题的表面现象，又要分析问题的实质，防止片面性、绝对化。二是注意全面论证问题。真理是全面的，说理不能只强调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如果搞绝对化，片面地看问题，就会把理讲歪。三是要旗帜鲜明。反对什么，提倡什么，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是非要分明，界限要清楚，不能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四是要有新意。要选择新角度，穿插新事例，结合新形势，力求突破原有的深度和广度，讲出新道理。

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经济工作就是讲“钱”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讲“理”的，似乎“钱”与“理”水火不相容。其实，讲“钱”与“理”是辩证的统一，决不能把二者机械地对立起来。“讲钱”，就要注意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讲理”，就是要注意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使人们理解其正确性并自觉地贯彻执行。

其次，说理教育是对人的教育，而人是有感情的，因此，说理必须有“情”。既要尊重人，平等待人，又要帮助人，以炽热的革命热情去开导人，以真心诚意的关怀、尊重和信任感动人，通过感情上的融洽，实现思想上的统一。关怀，从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学习上等各方面关心体贴群众，耐心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尽量以共同研究的口吻，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使其受到尊重。信任，是对人的一种肯定，而人的价值是蕴藏在人的才能中的。给人以信任，可以激起表现其聪明才智的热情，努力发挥其最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