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来词到流行语（通用5篇）
篇1：从外来词到流行语
从标语口号到流行语，新中国的60年，每一个时代都不缺乏“代言”。
前30年的标语口号，沾染着革命色彩，出自伟人英雄之口，自上而下贯彻，“政治挂帅”占了主流；后30年的流行语，包罗万象风格不拘，饱蘸着“群众智慧”，靠新兴媒体快速传播，它的产生、走红及其变种、湮灭往往快速而没有定式。
谁也不能超越历史评判其优劣，谁也无法忽视这一个个句子、词组或者汉字背后所蕴含的历史。
您要是读懂了它们，就读懂了中国，我们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科学、民主的祖国；您要是理解了它们，就理解了中国人，我们越来越开放、富裕、包容、幽默的人民。
那时，革命、豪气、从上而下„„ 激情口号
标语口号可算正宗的中国特色，上至庙堂、下达草莽，说不出几句标语口号的国人简直无几。
新中国前30年，舆论工具远不如现在发达，标语口号既是“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又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所以连“齐家”
也得靠它。
政策题词是口号主要来源 1949年，雄鸡一唱天下白。
毛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所作开幕词的标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建国后第一句、也是最深入人心的口号。
新时代开启了，同时一个传统悄悄确立：党政决策议政、领导口授题词，成为那个年代标语口号的最主要来源。
鲜活的社会就这样简明扼要地附着在标语口号上，机关传、报纸登、电台播、舞台演、墙壁刷„„不论城市乡村，在围墙、水塔、烟囱以及任何可以写大字的地方，那些熟悉的宋体字常留在国人的集体记忆里。
上世纪50年代，百业待兴。毛主席勉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赞叹当代“妇女能顶半边天”，告诉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同时还为新中国体育事业指明方向“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倡文艺文化事业发展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语句，时至今日仍活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
蓬勃向上贯穿新中国前十年 1958年，新中国开始进入“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高调声中。在“超英赶美”的口号带动下，全国还“大炼钢铁”、“放卫星”。
随后，“坚持自力更生，发扬革命传统”迅速成为全国人民面对困难时的精神追求。广州知名媒体人陈扬现在回首那个时代感触颇有：“从建国初期的万里晴空到上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这段时间的标语口号始终充满一种蓬勃向上、方向感十足的特质，能不断给人希望。”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深入人心，“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豪言，与“铁人”王进喜跳下泥浆池搅拌水泥的形象一起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3年《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对新中国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的影响蔚为深远。
但到了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背后却是工交企业基本陷入停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终结了千万青年的正常学业，“狠斗私字一闪念”、“早请示，晚汇报” „„
1976年，“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带来了新时代。
还记得那时作文里常用的“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吗？“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现四个现代化”等分别成为1978年、1979年的核心用语，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接下来，从“对外开放”到“深化改革”，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治理整顿”到“宏观调控”，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从“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连大白话“不折腾”都进入党的政治报告中„„标语口号依旧扑面而来，但谁都感觉到，它们的“风味”已越来越亲切、晓畅和清新。
轰轰烈烈的口号
中国的口号，是一种文化，大多是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宣传服务的，目的在于最广泛地深入基层，务求入脑入心，然后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身体力行。
“人定胜天”
有多种说法，一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说的，但查无此句；二是在长征路上说的；三是这并不是毛泽东的原话，而是“文革”时期人们按照领袖的教导：“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豪言壮语得出的结论„„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951年5月苏州小学生陈永康抓特务被打伤，毛泽东得知后亲笔题写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题词，并派人制成锦旗赠给陈永康，同时向全国的青少年发出了这一号召。
“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
1963年底大庆油田开发成功。1964年2月5日，中央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1964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报道，介绍大寨发展农业的先进事迹，后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形成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80年，深圳蛇口工业区在建设过程中明确提出的这句口号，沿用至今。“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的题词，为新时期教育体制改革和发展指明方向。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2008北京奥运的主题口号。大气、时尚，是新时代中文艺术的典范。如今，亲民、草根、与时俱进„„ 标语无忌
改革开放以来,标语口号也“大变身”：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不再耻于谈论金钱和财富；“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好似跟一分钱掰成几瓣花的父母娓娓道来„„
最有趣的是关于计划生育的标语口号，从一本正经的“只生一个好”，到推行有压力时口气很足的“一人超生，全村结扎”、“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再到晓之以理的“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孩子多养猪”、“经济搞上去，人口降下来”，最终进入“男孩好女孩好，比例和谐更美好”、“让自己更轻松，使社会更和谐”„„这被众多网友戏称为“计生从良”的经历，口号一步步走出“高压态势”，平易、贴身地进入百姓生活。
口号变脸流行语登台 不过，如果还要以“标语口号”来定义目前人们社会语文生活最常用的标志性话语，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生活的丰富、资讯的发达、传媒的迅捷，给博大的中文、智慧的中国人民倍增用武之地，口号不经意间以“流行语”的形式登上舞台。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足见刚恢复高考制度时理工科专业是多么走俏！“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又可见上世纪80年代的脑体倒挂状况是多么耸人听闻！“下海”、“下岗”、“倒爷”、“砸碎铁饭碗”，三言两语就道出经济体制改革给大家的印象。全社会齐来“五讲四美三热爱”，精神文明建设有了新坐标。
春晚和大片制造热词
市场经济了，商业广告成了流行语的崭新载体。随着女性用品成为商家猛攻之高地，“面色红润我喜欢”、“做女人挺好”这类引人遐想的句子迅速红遍全国。
“春晚”、“流行歌曲”、“国产大片”，本身就属于改革开放的新名词，这下又成了“流行语”的集中产地。
“领导，冒号！”、“你太有才了”，直到赵本山老师三年如一日的“忽悠”，从春节联欢晚会走入千家万户；“我想有个家”，“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都是月亮惹的祸”乘着歌声的翅膀被人们演绎成各种表达；秋菊的“就是要讨个说法”，中年丈夫的“审美疲劳”，朋友间“做人要厚道”，借国产大片的传播飞遍寻常巷陌、田间地头。
网络语言成潮流先锋
不得不提到“粤语北上”的现象。“广东腔”作为咱们改革开放先行地奉献给全国人民的“副产品”，当仁不让地在流行语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有没搞错”、“搞掂”、“冇问题”、“炒鱿鱼”、“打的”、“生猛”„„最新范例：中央频频指出，我国经济总体形势“企稳向好”。又一个标准的“广式说法”！
用民间语词收集人、接力出版社副总编辑黄集伟的话说，“流行语当中的网络新词海量增加，这当中既有生活的毒药，也有智慧的解药”。21世纪，互联网和手机的加入，让流行语的传播更加势不可当。
“很傻很天真”、“很黄很暴力”、“打酱油”、“做俯卧撑”、“范跑跑”„„到了今日，如果你看不懂“楼脆脆”、“被就业”，没听过“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不明白为啥“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或者还不能熟练运用“雷”、“囧”、“倒”、“汗”等等语词进行网络对话，那赶紧回家补课，不然就太“OUT”了！陈扬觉得：可以借用新中国最初那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句式，当代流行语让“中国人民幽默起来了”！
理直气壮的标语
标语不仅是某项国家或当地政府政策的宣传手段，很多时候它更是民间智慧和语言的超级秀场。那些在墙壁上用石灰和油漆书写的历史，既生动通俗，又诙谐幽默。
湖南某乡政府：
“结贫穷的扎，上致富的环。” 某地有重女轻男之嫌：
“女扎要得病，男扎还能行！” 在贵州施秉看到的： “放火烧山，牢底坐穿。” 安徽，归还农业贷款的标语： “人死债不烂，父债子来还！” 普及义务教育：
“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养儿不读书，就像养头驴！” 广东南海盐步镇内衣厂很多，在镇政府围墙上刷了一条标语： “发展内衣制造业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篇2：英语教学法从外来到在中国的应用
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 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教育的发展。1978年, 国家教育部制定并颁布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英 (俄) 语教学大纲》, 详细说明了中小学外语教学的目的、要求、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使中国的外语教学得到全面恢复。1982年5月, 教育部又召开了全国中学外语教育工作会议, 公布了《关于加强中学外语的意见》。《意见》指出, “凡学过外语的初中学生, 报考高中应考外语, 考试成绩从1983年起百分之百计入总分” ([1]31-32) 。从此, 外语的学习与考试成绩紧紧挂钩, 不论是教育部门、学习者还是他们的家长, 都开始意识到外语学习的重要性, 中国的外语教育, 特别是英语教育, 开始步入迅速发展的阶段。
从把英语成绩纳人正式的考试体系到现在, 中国的英语教学已经跨过了二十多个春秋。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以及英语在与世界各国交往中重要地位的凸显, 中国的英语教学也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 以期达到二语习得的最佳效果。在这个过程中, 英语教学法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应用也经历了几个主要阶段, 即从传统的语法翻译法, 到听说法, 再到交际法。
在探索中, 当发现这些教学法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外语教学效果时, 认知法、任务型教学法以及其他教学法便开始争相崭露头角。但综观这些教学法, 无不带着外来品的痕迹, 如语法翻译法来自欧洲。直接法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始于西欧的外语教学改革运动的产物。听说法最初是美国的“军队专门训练方案”[2]。交际法则是产生于欧洲共同体的功能教学法的一个分支, 目前在国内越来越受重视。认知法是六十年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卡鲁尔首先提出的。任务型教学法是英语教育家Prabhu在印度教授英语时提出的, 这些外语教学理论和流派, 大多是从欧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 然后被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推向世界的。
1.1语法翻译法产生的背景和在中国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语法翻译法是中世纪欧洲人教希腊语、拉丁语等死语言的教学法, 到了十八世纪, 欧洲的学校虽然开设了现代外语课, 但仍然沿用语法翻译法, 当时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还是书面语。人们学习外语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阅读外语资料和文献。在各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谁也不用它们来作为口头交际的工具, 学习这种语言的目的只是用来读懂用这种文字写成的各种经文、学术著作、官方公文和告示等。可以看出, 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语法翻译法以古文为学习对象, 以阅读为主要教学目标。至于语音上, 则丝毫没有严格的规定, 更缺乏一套培养学习者口语能力的方法。
语法翻译法是为培养阅读能力服务的教学法, 其教学过程是先分析语法, 然后把外语译成本族语, 主张两种语言机械对比和逐词逐句直译, 在教学实践中把翻译既当成教学目的, 又当成教学手段。语法翻译法重视阅读、翻译能力的培养和语法知识的传授, 忽视语言技能的培养, 语音、词汇、语法与课文阅读教学脱节。
十年动乱之后, 中国的外语教学逐步走向正规。在语法翻译法的影响下1986年的《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将英语教学的目的定为“对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的基本训练, 侧重培养阅读能力, 注意培养自学能力, 为进一步学习和运用英语打下一定的基础” ([1]132) 。围绕着这个大纲, 语法翻译法在英语教材的编写方面、在课堂英语的具体教学实践中, 一直占着主导的地位, 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优势。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母语, 先讲课后所附有的汉语语法讲解的内容, 再对课文的句型和文章进行以翻译为手段的教学。
1.2听说法产生的背景和在中国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听说法最早产生于美国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 , 其真正起因是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二战以后, 美国政府发现被派往亚洲和欧洲的美国士兵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但实际效果却让人失望。于是美国政府求助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家, 正是他们的努力, 促成了外语教学的“听说法”的诞生。另外, 当时录音机的使用在美国已经非常普及, 程序教学和教学机器也正在兴起, 这些都为外语学习者提供了多听和多练的机会。
听说法强调听说领先, 教学以句型为中心, 注重反复实践, 形成习惯。听说法的主要长处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学生初级的外语口语能力, 它能“立竿见影”, 对于那些没有英语基础又要急用的学习者来说比较实用。我们国家外语教学受其影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曾被引进高校作为试点的“听说领先法”, 就是这种方法的别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高校英语专业的入门课本也是根据这一教学法思路编写的。1993年的《全日制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也明确了英语考试要有口试和听力测试的要求。由于听说法注重听说领先, 忽略语言的语法结构知识讲授, 中国的学习者在课堂上操练之后, 课后没有实际应用的机会和场合, 结果是用这种方法培养出的学习者在学习到一定阶段之后, 发现自己的英语无法有真正的提高, 而课堂上的言语操练与实际生活又远远脱节, 于是这种教学法又贬声四起, 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欧洲共同体的另一种教学法, 即交际法。
1.3交际法产生的背景和在中国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在二十世纪八时年代风靡全球的交际法最初被称为“意念—功能大纲”或者“功能—意念法”它产生于西欧共同体, 中心是英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 欧洲共同体各国之间的直接人际交往日趋频繁, 语言隔阂成了直接交往的重大障碍, 于是,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文化合作委员会组织了一百多位专家, 历时四年, 制订出第一批功能法的教学方略和大纲, 目的是使用所学语言并在该国家进行真正的交际。这一方法在欧洲各国产生成效后, 很快被很多国家的外语教学引进。我们国家1988年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第一次提出“初步运用英语交际的能力”, 教材的编写和教学内容的安排也首次使用“功能意念”的概念原则, 并提供了功能意念项目表。
产生于欧洲共同体的交际法是为了人们交际的需要, 欧洲共同体各国的互相往来也为人们提供了展示所学外语的机会和条件, 在真正的人际交往中外语应用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 由最初的外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第二语言。
而在我们国家, 即使英语学习的人口已经超过美国的总人口, 可英语的应用却仅局限在课堂上。课堂交际和生活交际相去甚远, 脱离生活的交际是交际教学法在中国的最大局限。近年来, 国内有人将交际法和传统教学法作了对照实验。五年的实验结果证明:传统教学法教出来的学生语言基础扎实全面, 读写能力强, 会欣赏优美的文笔, 但口头表达能力不如交际法培养的学生流畅;后者则偏重口语能力, 但在语言运用的准确性、写作能力和文法意识方面则表现出明显的弱点。实验还发现, 交际法培养的学生中, 口语能力强的愈来愈强, 弱的愈来愈弱, 差距很大。
1.4交际功能法简介和在中国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交际功能法的语言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于海姆斯 (Hymes) 的“交际能力”理论和韩礼德 (Halliday) 的功能语言理论。功能语言学把人看成是社会的一员, 并调查研究人是如何学会语言以及如何利用学会的语言去同周围的人进行交际的。社会语言学认为, 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是语言的最本质功能。20世纪70年代, 以它们作为理论基础的交际功能法把培养交际能力作为外语教学的目标。目前世界许多国家都在使用这种方法进行外语教学。
“交际能力”这一概念是由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针对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提出的。他认为, 一个人的语言能力不仅包括乔姆斯基提出的能否造出合乎语法句子的语言能力, 而且还包括能否恰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由此他首次提出了包含“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两个方面的交际能力。韩礼德的功能语言理论认为, 语言的主要功能有七个:
(1) 工具功能:用语言获取他物;
(2) 调节功能:用语言控制他人的行为;
(3) 互动功能:用语言与他人交往;
(4) 人际功能:用语言表达个人感情和意义;
(5) 启发功能:用语言学习和发现;
(6) 想象功能:用语言创造一个想象的世界;
(7) 表达功能:用语言交流信息。
交际功能法自从20世纪70年代问世以来, 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培养学生外语交际能力早已成为世界各国外语教学的目标。
交际功能法是一种外语教学法, 在很大程度上它以通用外语教学为主, 即教学内容以日常使用的语言为主, 培养人们获得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外语达到交际目的的能力。在交际化的教学过程中, 学生不单是操练活动的主动者, 还是构成影响所操练的话语功能的社会因素之一。因为在那个交际环境里, 学生主观的意念、态度、情感、文化修养等都会影响语言形式的选择和语言功能的发挥。所以教学过程的组织应以学生为主。教师的责任是给学生提供交际情景、场合, 帮助学生创造性地、自由地表达、交流自己的意念、思想。既然如此, 就必须放松控制, 对学生言语的正确性要求也要放低, 只要思想交流不发生误解就可以了。但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因为结结巴巴和不当的停顿, 都会影响交际的进行。
由于功能法的教学过程是控制下的模仿和类推, 不能充分贯穿其原则。从诞生之日就常常陷入理论和实践的悖论之中。
1.5任务型教学法简介和在中国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任务型教学法起源于1979年N.S..Prabhu在印度高科技区进行的一项强交际法的实验 (Bangalor Project) 。在实验中, 他提出了许多任务类型, 并把学习内容设计成各种交际任务, 让学生通过完成任务进行学习。Prabhu的这项实验引起了语言教学界的关注。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 越来越多的语言教育家对其进行了深人的研究, 逐步发展到今天在国际第二语言和外语教学中备受瞩目的“任务型语言教学法”。
任务型教学法要求学生运用所学语言完成具体任务, 并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 强调交际的过程和语言的功能, 注重发展学生的学习策略, 因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语言运用的能力。
2003年, 我们国家制定颁布的《英语课程标准》在教学建议中提出, “倡导任务型的教学模式, 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笔者认为, 任务型教学法还属于新生的教学流派, 在任务的选择方面、学生的参与形式方面以及教学评价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2.教学法的后发展时代
在20世纪,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外语在进入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重要学科领域以来, 探究最佳教学的教学流派层出不穷。和在我们国家的实践一样, 当后一种教学法克服了
前一种教学法的弱点时, 新的问题又会接踵而至, 没有一种教学法能解决外语教学中存在的所有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 “语言教学中的方法运动, 即寻求最好方法, 已经成为过去, 语言教学已进入后方法时代”。
可以看出, 后方法时代是对最佳方法否定的时代, 是对寻求最佳教学法反思的时代。
3.总结
综合以上所述, 可以得到以下重要启示:
(1) 没有一成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教学法。教师必须以辩证的观点反思各种教学法的利弊, 融各家之长, 根据具体教学环境和条件设计个性教学, 创造出满足学生实际需要的教学方法, 以取得最满意的教学效果。现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学研究中心秘书长包天仁教授所创造的“四位一体”英语教学法适合中国国情、学情和教情, 效果显著。更重要的是, 它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教学法, 对国外教学法提出了一种挑战。它打破了国外教学法对我国教学法的霸权和话语权, 使中国这个世界上学英语人数最多的国家在外语教学法领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声音。
(2) 在应用各种引进的教学法和教学流派时, 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充分考虑在中国的各种适应性因素, 绝不可以盲目照搬, 人云亦云。刘润清在《论大学英语教学》中就说道:“脱离具体情况去讲哪一种方法最好不是科学态度。”实践也证明, 在中国这样一个存在巨大地区差异、师资差异、教学条件差异和学习者差异的国家, 单一教学法是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教学问题的。
摘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现在, 在中国英语教学法中起主导作用的教学法主要有语法翻译法、听说法、交际法和任务型教学法等, 综观这些教学法无不带着外来品的痕迹。但没有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法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外语教学中的问题。只有根据具体的教学实践, 辩证地思考各种教学法的利弊和在教学中的适应情况, 融各家之长, 并创建自己的特色, 更加理性、灵活地选择, 才能避免盲从, 达到最满意的英语教学效果。
关键词：英语教学法,外来品,教学实践,教学法的利弊
参考文献
[1]李丽生.英语新课程改革理论与实践[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5.31—32.
[2]章兼中.国外外语教学法主要流派[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90.
[3]戴俊霞.多元化:大学英语教学的新范式[J].中国高教研究, 2006, (8) .
[4]王铭玉, 贾梁豫.外语教学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9.99.
[5]李瑛, 吴长嘴.交际法得失论[J].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8, (1) .
[6]张帆.二十年风雨见彩虹—记英语“四位一体教学法”[J].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 2006, (9) .
篇3：从倒爷到外来工
老人坚持要先去深圳，于是一行人随即返回车厢，一齐从广州火车站出发前往深圳。这被称作邓小平为改革站台的第一次“南巡”。此后，强人政治的效应，与民间已经醒来的改变热望，一起推着改革艰难向前。
邓小平首次南巡讲话后的半年，19岁的朱海滨从柳州铁路运输学校毕业，提着一箱子的书和几盒邓丽君的卡带，来到了毕业分配单位—广州火车站。因为时间紧，来不及回海南家乡的他，直接从学校来到了车站报到。“接待的人事科负责人看我这么积极，说把我分配到一个效益好的单位”。
这个由火车站和香港公司合开的旅行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亦是头脑灵光、做事实在的广东人开国内风气之先的举动。朱海滨被分到了公司财务部当出纳。在这里，他第一次见识到改革开放后，货币的魔力、物质的丰富以及新阶层的崛起。
现在广州火车站的5、6号候车室及之间的走廊，当年都曾被改造成各种经营项目。“走廊当年是一个大商场，面积有398平方米，经营超过1300种商品。而6号候车室及一楼对应的位置各被隔成两层，成为一个4层的大酒楼。一楼经营快餐、粥粉面，二楼为西餐、舞厅、卡拉O K，三楼为中餐大厅，四楼则是包房。
那时候，除了常规的省内探亲客流之外，从北方来的“倒爷”和深圳来的“老板”开始作为一种新的社会阶层，乘坐京广、广深、广九列车，出没于广州火车站。
“在候车的时间里，他们先在二楼吃个牛排，在包房里看部胡金铨的电影，唱几首陈百强的歌，然后提着密码箱去上车。”上车前，朱海滨的同事们要手检行李。打开老板们的密码箱，行李很少，“几件簇新的白衬衫和一个砖头大的大哥大”。
深圳客“显摆”的派头让朱海滨三十年后依旧啧啧称叹。而在改革之初南下倒货的倒爷们，则把目光锁定在南方的港货、波鞋、洗衣机、摩托车、服装、水果、海鲜、鲜花上。随着京广大动脉一同北上的，除了南方数量充沛和质量上乘的商品，还有源源不断的新名词：“生猛海鲜”“公关小姐”“埋单”……
火车站旅店房间的使用率也超过了100%，一个房间有时一天外租超过两次。朱海滨还记得，那时候每天有两个职员，提着一口袋的外汇券和现金，上来和他清算，之后去对面的爱群大厦存入银行。
朱海滨也确实获得一份不错的工作，因为当时的火车站经营状况空前繁盛，朱海滨每个月的工资由两部分组成，“100多块的基本工资和100多的奖金，是其他同样分到铁路系统的同学的两倍。”
这是时代和个体都开始剧变的年代。一切来得似乎那么迅疾。中国社会开始解冻，广州火车站本身也在变化。
原来车站大楼上悬挂的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在“文革”结束后被默默移除。
1986年，广州市委认为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是港澳台居民和海外侨胞最早进入中国大陆的城市，需要建一条全新的霓虹灯标语，内容便定为了“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此后的近三十年间，火车站周边的不少广告牌或已消失，而这八个大字一直在火车站主楼的两肩，接受人潮的注视。
时代的列车进入八零年代的尾巴。中国社会开始经历当代最大一次社会和思想的震荡。告别革命，走进市场，成为从农村到城市，几乎所有人的选择。
中国当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民工潮，正肇始于这个时代的路口。自1958年开始严格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开始受到最猛烈而持续的冲击。
冲击的内发动力，来自中国沿海经济特区以及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相继设立。依托便利的区位优势、低价的土地、廉价的劳动力和宽松的政策环境等比较优势，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逐渐吸引了港商、华侨、台商来此投资办厂。1980-1991年，珠三角利用外资以每年30.8%的速度递增，199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地区已有与港澳合资企业2.3万家，“三来一补”企业6万余家。
1986年，珠江三角洲的外来人口已达185万人，到1988年时，增加到320万人。到199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地区受雇的劳动力已接近400万人 。
这些被档案记录在册的数据背后，是一个个希望通过离开农村，去往外面世界改变命运的个体。他们从四面八方挤上火车，梦想着抵达那个流淌着机会和财富的南方。
这时候的广州火车站已经不再是老板和倒爷的游乐园，它开始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命运转折的闸口。此时的朱海滨在参加成人高考后，经过三年的脱产学习，已经从广州铁路职工大学毕业。在外界风起云涌的三年里，他入了党，结了婚，再次拿到了毕业证。
1989年9月，回到车站财务室工作后不久，朱海滨被调到车站党委办公室，开始做文字和宣传工作。“这也让我开始有机会全面接触火车站的方方面面。”
人潮似乎一夜间就被施魔法般从地下变出。朱海滨第一次在自己人生中，见到人潮似乎永不消退的景象。20岁的农村姑娘张红英，从300多名应聘者中，被挑选成为20个新录用的员工之一。她的岗位是客运员。直到今日，她成为广州站客运员中最资深，也是最爱把电话留给旅客的一个。
正如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说，凭借交通工具特别是铁路的普及，“一举扫荡了闭塞的小镇社会原有的众多规则，十九世纪或更早道德观之所以成为令人讶异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能逃离那个地方。”铁轨的延伸，也为中国数亿的农村民众，打开了通往美丽新世界的通途。
在朱海滨的记忆里，那些出没在火车站的、自比为“细菌一样多”的年轻人，其面目也有明显代际的差异。“80年代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很淳朴，车站的客运员都习惯拿条棍子维持秩序，有时候还会用棍子敲打乘客的背包，指挥他们按照一定的方向移动。”这个在今天看来不太礼貌的举动，在那个年代，却被人们广泛接受。
1989年，张红英和朱海滨参与了他们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春运。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车站的客流量突然明显增多了。自那一年后，所有的机关人员都要下站支援。“每天乘火车南来的民工客流十几万人。铁路部门加开大棚车运载，一列棚车到站就有四五千民工涌向广场”。
站台的记忆
@Vera-T：
对它真的是又爱又恨，每年春节的回乡大军，人挤人的。今天回家的时候我对男朋友说，要是我们走丢了，我举起雨伞，你见着了顺着找过来就好了，结果真的被我说中了，他硬是从人海中挤回了我身边。
@彭怡菲2923499105：
那年有个男生坐火车过来跟我表白。那时候真的好青涩。
@绿影无痕：
研究生时，和同学同路到广州“探亲”。当她从广州站出站时，看到面前的三层立交，感慨地说：“今后一定要来广州！”后来，她真到广州定居了。
@陈朝华：
差不多20年前，在南方周末当记者，俺曾经和谭军波一起暗访广州火车站周边各种坑蒙拐骗，故意在火车站广场被拉客仔拉到某小旅馆呆了惊心动魄的一个晚上。后来写成《阳光下的罪恶》在头版刊发。
1 1980年1月11日，《人民日报》上第一次出现了“春运”一词。从此广州站和“春运”紧紧连接在一起。
2 “八十年代，内地经商的意识还不强，但是南方人看到政策开放后，开始动脑筋”。那时候，除了常规的省内探亲客流之外，从北方来的“倒爷”和深圳来的“老板”开始作为一种新的社会阶层，乘坐京广、广深、广九列车，出没于广州火车站。
3 在广州火车站干了22年客运的蔡菊英回忆，1985年后，来自湖南、湖北、重庆等地的打工客流逐年增多，而她最怕的是接重庆方向来的火车。“那条线，隧道多，打工者身上多少带了些钱，沿途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到了广州站，时有突发精神病的情况发生。”
篇4：从外来词到流行语
美国旧金山的第一代华人移民作为劳工淘金、 修建铁路来到美国, 建设周期结束后却受到美国本土势力的排挤。家属不许进入美国, 劳工们为了生存以宗族为纽带自发聚居到同一个街区, 互相帮衬避免受到无辜迫害。 因此, 唐人街文化以广东潮汕、福建、浙江文化成为主流。
唐人街的社区结构大致分为两层, 下层为以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宗亲团体, 上层为由地缘关系所维系的地区性会社[1]。 建筑多成中国传统样式, 尤其是祠堂建筑。
《排华法案》使得来美建造铁路的中国劳工无法与远隔重洋的家人们重聚。 当时的美国白人把唐人街看做是 “妓女、赌棍、鸦片烟鬼的聚居地, 一个堕落而没有任何体面和尊严的地方”。
二战时期, 美国担心《排华法案》会使美国显得伪善, 可能有碍美中两国共同对战日本的同盟关系。 同时, 战时的社会变化促使美国青少年用行为发泄被压抑的感情和冲动, 青少年违法犯纪所造成的危机引起了日益增强的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记者把中国家庭推崇为美德的个案。 冷战期间, 联邦政府唯恐中共党员以美国公民亲属的身份潜入美国, 于是对唐人街的中国移民进行搜捕。 唐人街的华人领袖们积极推进华人作为模范公民的形象, 希望以此来保护他们[2]。
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制造商们越来越多地雇佣唐人街内大量的年轻移民女工, 这样他们就可以保留一个本土基地。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 唐人街的服装工场雇佣的工人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 由于服装业的转移和旅游价值推高了唐人街的地价, 很多唐人街成为炙手可热的房地产投资对象。 目前在美国的很多地区, 唐人街正在消失。
大城市里的唐人街, 仍继续服务低学历、低技能、寻找初级工作的新移民, 以及英语差, 不会开车的老移民。 一些唐人街的功能甚至仅剩下旅游点了, 而市郊的卫星小型唐人街则开始日益兴旺。 更多移民, 尤其是家境富裕或持有高学历的技术人才, 则直接迁往南方, 如高科技或制造业机会充足的佛州、乔治亚州、北卡州、维珍尼亚州和得州, 导致全美国市郊和南部地区新兴的小型唐人街的崛起。 外来街区的渗入, 也让唐人街城变得岌岌可危[3]。
二、青岛万国建筑群的形成与发展
青岛万国建筑群———八大关。 这个建筑群里有各种风格的建筑:俄式、英式、法式、德式、美式、丹麦式、希腊式、西班牙式、瑞士式、日本式等二十多个国家的建筑风格。
八大关建筑群的建筑活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德占青岛时期, 为巩固军事占领, 建立统治秩序, 集中进行军事设施和应急房屋的建设。 德国人完全按照欧洲市镇的建造模式, 建设一座典型西方建筑文化理念的城市, 建筑风貌深受西方建筑的影响。 德国、英国等建筑师设计的欧洲田园式别墅建筑, 现存很少;这一时期, 在大鲍岛、小港北等中国人居住区, 出现了二、三层为主, 围合成天井状的院落式建筑, 是竖向划分的西式商住一体的楼层与中国传统四合院式住宅相结合的产物。 这种单栋又似裙联的建筑, 被称为“里”。至1949年, 青岛市区的“里”有400余处。这种“里”改变了中国邻居交往的传统模式, 加强了同里居民的联系, 是青岛特有的一类民居。
二是20世纪20年代末来青购置产业的美国、 俄国、日本等业主, 按照本民族文化传统特色及个人意愿建造的风格各异的庭院别墅。 历史上, 日本侵略者曾两次占领青岛, 实行殖民统治累计长达15年之久。 在夺取现成的港口、铁路后, 日本侵略当局便把主要精力用于盘剥见效简便的市政建设和工业、商业建设, 疯狂掠夺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 1915—1919年的5年间, 日本投入建筑费6200万元, 新增建筑面积58677坪 (一坪为33.057平方米) , 为当时全市建筑面积85858坪的68%、全部建筑费8470000万元的73%以上。 至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时, 城市规模扩大了3倍[4]。
三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期, 受欧美建筑学教育影响的中国建筑师, 吸纳原有建筑风格及形式创作建造的一大批具有欧美建筑情调的建筑。 不同时期的建筑师都比较注重充分利用自然环境, 注重单体建筑与建筑群体的整体相协调。
1949年以后, 中央政府和青岛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遗留建筑的保护, 对青岛市海滨建立了风貌保护区并予以立法保护。 对万国建筑群列入文物保护的范围。 2001年6月25日, 国务院将其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旧金山唐人街和青岛万国建筑群对城市的烙印
比较而言, 二者都是海滨商贸发达地区, 具有得天独厚的交通和工商业发展条件, 在特定时期, 具有巨大的劳动力就业潜力, 形成期是早期城市建设的起步阶段。 在城市建设历久弥新的过程中, 体现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唐人街的发展更多体现出中华文化的浸润, 从初期的民族排斥到特定时期的标杆模范树立, 唐人街经过了文化的积淀, 逐渐以知礼、守法、宽容被世界认同, 由此不仅仅是华人, 甚至一些亚裔人士也汇聚到唐人街, 唐人街成为亚洲的标志, 体现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推崇。 万国建筑群经历了革命与战争, 逐渐展现出建筑所保留的独特民族文化, 如今中国人更多是将建筑作为了解西方文化的媒介, 从中学习其中的创新、严谨的建筑态度, 同时, 万国建筑群体现出的异域风情正成为新青岛城市文化极力保留的文化遗产。 二者同时体现出了遗留建筑蕴含的文化信息内容、财富信息内容、政治信息内容。
(一) 文化信息内容
二者都体现出各自民族的文化符号。 在多民族交流过程中, 二者不仅在建筑风格、风俗习惯、社交礼仪、生活方式上体现出文化的交流, 甚至连居民语言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英文Casino (赌场) 据说词源出自广东:早期在海外打工的潮州人, 一天辛苦劳作后, 常常汇聚小赌怡乐。 性子急的人用潮汕话或闽南话催促快点开局, 喊道:“开始喏!”渐渐地该词被欧美海员所采用, 根据发音读成“Casino”。 同样, 近代青岛经历了德国侵略占领, 保留了一些德语的译音词。 例如, “古力” (Gully, 指下水道、窨井) 、“鞈鞑” (Sandals, 指拖鞋) 、“尼根儿” (nickel指镍币) 等。 青岛称下水道为“古力”, 是音译德语的 “Gully”, 意为集水沟。 德语里面女士、 小姐, “Dame” (单数) (念嗒么) , 复数就是 (Damen) 念 “大嫚儿们”。青岛当地方言管女孩儿就叫“大嫚”。马达姆 (德文Madam) 是青岛旧时的小商贩德籍侨民妇女的尊称, 有太太或阿姨的含义。另外, 青岛人把拉响警报俗称为“拉哞”, 就来自德语中“警报”一词alarm。
(二) 财富信息内容
唐人街体现出的是东方移民漂泊无助自强自立的财富积累, 其最早的移民财富, 在于移民本身具有的优质劳动力, 靠最早租房开店到积累资金形成华埠, 通过将生产力原始资本转变成物质财富, 形成物质财富积累, 积累过程也是一本华人血泪史。 所以, 往往唐人街的形成方式都是从一个点开始聚集, 沿道路扩散, 逐渐形成以街为单位的条形区域块。 后者靠着船坚炮利和雄厚的资金、技术, 以工业文明物质财富作为起点, 从上岸伊始就成为一方土地的主宰, 通过技术传播、统治优势, 使得这些外来移民具备主宰一切本土财富的条件, 并形成物质财富聚敛效应, 从而实现原始财富翻倍。 因此, 可以发现万国建筑群往往是呈块状分布, 并形成建筑各自风格, 主要沿海岸线聚集。
(三) 政治生活内容
1885年, 旧金山市政府组成了委员会调查唐人街的堕落, 文件称“中国佬不但狡猾无德, 可以钻我们法律的空子。 而且有结论性的证据显示, 他们有组织严密的地下裁决机制。 只要对他们有好处, 他们就会惩罚冒犯者, 可是他们却从不惩罚那些违反本市和本州法律的人”。 为了保护自己, 华人街建立起一套以宗族为纽带的独立于当地法律的仲裁机制, 管理约束并保护当地华人, 从当地政府体制之外, 对区域进行社会管理[2]。 德占、日占时期青岛的外来移民掌管城市的统治机构, 在城市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具有主宰性的统治地位。 这些对于当地政治生活的探索与参与行为的印记, 充分体现在建筑形式中。 唐人街的建筑物中必不可少宗族祠堂, 这相当于他们的法院, 处理裁决华人之间发生的一切纠纷。 万国建筑群中往往存在政治文化机构建筑, 如总督府广场, 处理管理城市中的大小事务。
但是, 二者形成的不同历史背景达到了不同的保留效果。 二者保留的不同的信息反映出对原有城市发展产生的影响不同的倾向:唐人街的内敛、保守、思归;万国建筑群的张扬、开放、占领。 同时二者反映出对原有城市发展产生的来源、风格不同的印记:唐人街小心谨慎、唯唯诺诺, 是谋求生存的基地;万国建筑群大刀阔斧、无所畏惧, 是展现经济实力的象征。
那些曾是几代中国移民物质精神家园的唐人街, 经历了百余年时光的淘洗, 承载的诸多功能也已淡化, 如今新一代的华人移民, 不是高知高学历、英语流利, 就是家财万贯, 请得起翻译。 他们比上一代老移民, 更少一些对唐人街的依赖。 老旧的街区, 只是偶尔成为新移民追寻乡土回忆的乐园。
由于各种原因, 如今的唐人街的面积在不断缩小, 其原本的职能虽然不断减弱, 但是大多数唐人街还是有所保留。即使是新一代高学历高收入的中国移民, 也会通过唐人街思念故乡, 感受故乡的氛围。 唐人街的存在无疑使中国文化融入到当地文化中, 当地人往往将唐人街当做一个了解中国的窗口, 然而如今的唐人街, 更像是青岛建筑中的“里院”, 是外来穷人的聚居地。 而青岛的万国群建筑则被细心地保护起来, 成为国务院文物保护的对象。 但是作为建筑的根本职能几乎消失, 在青岛, 只有少部分居民建筑、宗教建筑仍然以其修建目的为主要职能, 大部分建筑主要从事的旅游经营职能, 与唐人街建筑不同的是, 由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经过了德占、日占殖民者的文化侵略、文化交流、文化融合, 青岛的万国群建筑往往都是具有中西交融特征的独特综合体, 像唐人街那样的民族认同作用几乎没有。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 建筑本身对青岛的文化影响深远。 以“红瓦绿树, 碧海蓝天”为例, 这是每一个青岛人都知道的青岛标志, 德日式建筑引领青岛将青瓦换为红瓦, 并引以为时尚, 如今更是在新一代青岛人的心中产生了深度认同感。 同时, 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地方, 小提琴等西方乐器代替古典传统乐器成为青岛最典型的乐器。
建筑, 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符号。
当今世界, 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 建设青岛不仅要体现出青岛的开放性、兼容性、多样性、创新性及时代性, 更要展现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因为, 今天的文化是历史的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历史的文化是今天和未来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 没有这个源头, 今天的城市建设就失去了根基。 挖掘、保护、利用好青岛丰富的城市文化遗产, 对于提升青岛的城市文化底蕴和品位, 推动青岛城市建设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何大进.早期美国唐人街现象与中华文化凝聚力[J].广州师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5, 04:28-33.
[2]布雷登·戈耶特.种族主义如何造就唐人街, http://www.guancha.cn/Braden Goyette/2015_02_24_310107.shtml, 2015-02-24.
[3]李泓城.唐人街, 何去何从?——理性看待当代美国唐人街的衰落[J].神州, 2013, 20:287-288.
篇5：从外来画种到民族血液
如何界定“中国早期油画”
坦白讲，要廓清“中国早期油画”这一概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面对这并不久远的一段历史，本文只能就风云变幻的民国时期——这一洋画运动的主战场和最为蓬勃发展的时间段来考察中国早期油画的风貌，以期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
20世纪中国早期油画主要指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远涉重洋为了中国艺术的新学梦而孜孜追求的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油画家的作品。清道光后期，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在东西方科技、军事、文化等巨大的差距以及内忧外患面前，一批有识之士以匡世救世为己任，开始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以求自强救国。在画学领域也将西画作为新学的一种进行传播、宣传与学习。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当时致力于画学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怀着匡世救国的理想远赴西洋、东洋诸国学习西画艺术。这些油画界的前辈举办画展、杂志并撰写艺术书籍宣传西画艺术；组织各类画会、社团；办画室、学习班和各级美术学校培育学生，共同传播西洋画。他们注定在历史的交替与转型之际，担负起美术传播、教育甚至救国的历史使命，也当之无愧的成为了奠基中国油画的第一代油画家。
这一代油画家有周湘、丁竦、张聿光、李毅士、徐咏清、吴法鼎、冯钢百、李叔同、李铁夫、胡根天、李超士、陈抱一、颜文梁、王济远、汪亚尘、王悦之、江小鹣、谭华牧、刘海粟、徐悲鸿、关良、吴大羽、林风眠、潘玉良、朱士杰、常书鸿、庞薰、刘海粟、关紫兰、唐蕴玉、周碧初、吕斯百、乌叔养等人。
这些名字伴随着他们作为中国油画的先驱并培育了第二代油画家而彪炳史册。遗憾的是，多年来，他们对中国油画的贡献在历史的尘埃中有的被“神话”了，有的却被“隐匿”了。
第二代油画家则主要是在第一代油画家所创办的各式学校学习，受业于他们并与第一代油画家一起撑起民国画坛的老一辈油画家，他们也在后来中国油画的发展和美术教育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们有吴作人、萧淑芳、王肇民、阳太阳、胡一川、李青萍、董希文、孙宗慰、艾中信、李瑞年、李宗津、张安治、黄显之、胡善馀、沙耆、林达川、涂克、戴泽、莫朴、罗工柳、王式廓、黄养辉、闵希文、冯法祀、刘国枢、费以复、苏天赐、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赵春翔、席德进等。
上述从艺术家的角度设定了“中国早期油画”大致的范畴。但是笔者认为要全面而更确切地认识早期油画，还应考虑以下几点。
首先，从继承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早期油画，像被徐悲鸿先生称为“中国西洋画摇篮”的土山湾画馆，刘海粟和徐悲鸿等人在出国学习西画之前，都曾受业于周湘，而周湘本人又修业于土山湾画馆，故应该将中国早期油画放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考察。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两次“西学东渐”的过程，但二者并无实质的源流关系。据现有资料，油画在欧洲出现约100年左右，就被西方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出于宣传教义的目的带到了中国，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大明王朝。在随后的清康、雍、乾时期，活跃于宫廷的西方传教士有郎世宁、潘廷章、王致诚、艾启蒙等人，这些人都在清廷创作了不少油画作品，极少的一部分保存到了现在。在这一时期，除了西方传教士之外，还有若干的中国人以郎世宁等人为师学习油画。可以说，清末民国初年的“西学东渐”之前，中国油画已经有了一段自我发展的历史了，就油画本身而言只不过这一时期的传播面很窄也未产生广泛的影响。不过，这一时期的油画与现在我们界定的“中国早期油画”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一本质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两者所赋予的社会意义和对中国油画史的影响所决定的。
其次，上述第一、二代油画家是在当时众多画家当中具有显著艺术成就的艺术家。他们也是现在拍卖市场上拍较多、被学术界关注较多的艺术家，而这一时期尚待发掘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也应该是学界和拍卖公司深入研究、挖掘的对象。如屹立于上海近百年的土山湾孤儿院，在其画馆中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洋画家，绝非仅有周湘、张充仁、徐咏清等代表人物。
再次，第二代油画家中，一些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几乎跨越了一个世纪，其艺术观念、风格、样式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也会呈现不同的面貌，所以仅以创作者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早期油画，也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时局跌宕、乱世起伏或许与文化变革和转型有某种天然的因缘。民国和春秋战国、魏晋六朝、五代十国一样，给我国文艺发展带来了革新与突变的历史机遇，这不仅仅是“国家不幸诗家兴”所能涵盖并解释的。人口流动骤增必然带来的是意识形态上新的融合、重组与改变，生灵涂炭的乱世也必然寻求新的思想，以寄托并改变旧有格局以拥抱新的政权。历史在民国所上演的是外辱与内乱，这也是中国任何历史时期重未遭遇过的空前危机。正如胡林翼和李鸿章对时局所慨叹的“天要变了”和“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样，这正是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缩影。作为新学的“洋画运动”对于中国画学也可谓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仅仅38年历史的中华民国，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只能算是沧海一粟。但是就是在这短短的30多年里，却成就了中国现代美术最自律、最开放、最率真、最本体也最蓬勃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画会之多、美术院校思想之活跃、创作和出版之自由、各色艺术主张之兼容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所无法比拟的。恰逢乱世的民国为“洋画运动”提供了最为自由和开放的历史舞台，正是这第一、二代油画家——时世的英雄在战乱不断、匪患、军阀割据和主义之争、政权跌宕起伏的乱世中，以艺术家个体的个性、才性，以群体的组合、分化造就了民国时代的文化风流，也造就了“中国早期油画”的辉煌和灿烂。
洋画运动与临阵突变
“洋画运动”是中国第一、二代油画家在画学界所推动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一场西方美术从引进到创造的本土化运动。它与民族的自尊与独立休戚与共，在民族与民族画学积弊衰微的现实面前，第一、二代油画先驱自觉背负起了振兴中国画坛的使命。被誉为“呼吁国画变革‘第一人’”的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开言即曰：“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吕澄和陈独秀在1918年《新青年》刊其文章，皆曰中国美术衰弊之致，鼓吹美术“革命”论。徐悲鸿1920年发表的《中国画改良论》则把中国画学的颓败与中华民族之不振并置在世人面前，道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凡世界文明无退化，独中国之画在今日，比二十年前退五十步，三百年前退五百步，五百年前退四百步，七百年前千，千年前八百步。民族之不振可慨也夫！”“洋画运动”从民族画学自身来说是积弊难返也难以与国家命运、时代的发展相同步下而推进的；从外部来说，“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解决当时中国所有问题的通用也是万能的方案，大到国体，小到医学、画学皆如此，也就是说画学改革始终在以政治改革方案为蓝本、为参照系的。
“洋画运动”的最终宿命必然是中国油画的本土化发展，这也是以留学生作为这一文化主体力量所决定的。早在1912年，上海图画美术院在其宗旨中就提到：“第一，我们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第二，??尽宣传艺术的责任，并谋求中华艺术的复兴。”蔡元培也明确说道：“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和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倪贻德先生在1935年的《艺苑交游记》也写道：“我们已经感觉到洋画不仅仅是模仿西洋的技巧而已，用了洋画的材料来表现中国的，是我们应该走的道路。”不论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并谋求中华艺术的复兴”和蔡先生的“东西文化融合”以及倪贻德辈所认为的“用洋画的材料来表现中国”说明学术界和油画界都清楚地知道中国人学西洋画的目的和归旨，这无疑也符合两代油画先驱所承载的历史使命。“中西融合”作为近现代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在留学背景和个性不同差异下，必将是一条艰难而又漫长的融合和复兴之路。那么这条路到底走向何方？民国这样一段特殊、动荡而又自由的时态对中国早期油画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诚如上文提到的，西洋写实精神是传统中国画学长期所缺少的品质。西洋的布景写真、外景写生这些以自然为本源，以真为美的标准和审美是西方油画传统有别于传统中国画的显著特点，这也是新文化运动所引进西方的“赛先生”在画学领域的具体体现。留学于法国的徐悲鸿先生正是继承了这种传统，在自己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坚守这一精神，为中国油画的写实主义以及密切关注时事的现实主义创作都奠定了基础。早期油画家不同的留学背景使得艺术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异，这一特点在1929年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上显现出来。在跌宕而纷乱的时局下，开放、自由的画风必然浸染着留学者在西洋和东洋所形成了审美观念。同时这也表明了留学生的大量归国，使得早期油画由“写生”为中心的创作观向与西方同步的“多元”审美时代的到来。
战局的转变、战火的蔓延改变了这一情形，艺术家必须面对的是社会现实，在国土沦丧和民族空前危机面前，个性使然的画风转变了。国难激发了艺术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使得他们在客观现实面前接受了艺术的转型。“七七事变”发生后，本来不重视艺术的宣传和教化功能的老教授也开始以油彩画大幅宣传画，李超士画一个人正在撕毁日旗；吴大羽画一只血染的巨手；一向以温情画风示人的陈抱一在1939年创作了《流亡者之群》等油画作品。很多非写实的画家们，在民族危难面前，自觉地调整了创作方向，关注时局与国 家、与民族命运共休戚，这就与他们擅长和常态下的画风形成了很大的差异。这类“临阵突变”的画家还有很多，像张充仁、庞薰、周多、周碧初、关紫兰、方君璧等等。这一时期由于时局动乱、颠沛流离、物质困乏等因素，画家们较少以油画进行创作，能保存至今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所以人们了解、认识和研究这一时期的油画也造成诸多的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