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音乐因素（精选八篇）
外来音乐因素 篇1
关键词：巴赫器乐作品,外来音乐因素,表现形式
巴赫通过对中世纪以来欧洲各流派音乐作品的认真研究, 全面熟悉了欧洲各国的音乐风格。在他的器乐作品中, 吸收了许多外来音乐因素, 他“既能写法国的古组曲, 又能写意大利的协奏曲;既能写德国的赋格曲, 又能写波兰的波罗乃兹舞曲。”1他的器乐音乐作品极富创造性地吸收了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的音乐因素, 并将意大利音乐的优美旋法和协奏曲体裁形式、法国的宫廷音乐和舞蹈音乐、德国音乐的对位技法以及西欧各民族音乐的风格富有创造性地融合在了一起。
虽然巴赫在器乐作品中吸收了大量意大利、法国等外来音乐因素, 但笔者认为, 这一做法的目的是, 他想通过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音乐作品的创作经验来进一步丰富德国传统音乐艺术, 因此, 巴赫的器乐作品, 实现了在德国传统音乐艺术的基础上, 对意大利、法国音乐因素创造性地吸收与融合。在本文中, 笔者将从巴赫部分器乐作品中意大利音乐因素的体现和法国音乐因素的体现两个方面, 对巴赫部分器乐作品中外来音乐因素的表现形式进行研究和探讨。
一、意大利音乐因素在巴赫器乐作品中的表现形式
“尽管巴赫本人从未到过意大利, 但是他却以前所未有的兼收并蓄的精神去吸收托雷利里、科雷利、阿尔比诺尼、维瓦尔第、斯卡拉蒂的艺术中的年轻的意大利文化的特点。”2
自青年时代起, 巴赫就深入研究了意大利音乐, 维瓦尔第、弗雷斯科巴尔第、科雷利、托雷利等意大利音乐大师们的作品使巴赫充分领略到了意大利音乐的魅力。对意大利音乐作品的熟悉和了解, 使巴赫在音乐创作过程中越来越注重音乐主题的逻辑性和协调性、流畅动听的旋律安排以及准确的和声结构, “巴赫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学习, 使他能够写作更简洁的主题和更清晰而紧凑的和声布局, 并能够在更庞大的规模上发展自己的作品。”3此外, 巴赫协奏曲、奏鸣曲等作品的创作也受到了意大利音乐作品的启发和影响, 因此在他的器乐作品中, 吸收了大量意大利音乐的因素。笔者认为, 巴赫在器乐作品中对意大利音乐因素的吸收, 主要目的在于以外来音乐因素的表现形式, 来充实本国的传统音乐艺术, 从而进一步丰富德国的传统音乐艺术的表现手法。
(一) 《F大调第一号勃兰登堡协奏曲》包括了圆号、双簧管、大管、羽管键琴、高音小提琴等演奏乐器, 在这首作品中的前三个乐章, 巴赫采用了托雷利、维瓦尔第所采用的由快—慢—快三部分组成的典型的意大利协奏曲的体裁形式进行创作。其中, 第一乐章为2∕2拍的快板, 采用了总奏与独奏相互交织的“ritornello”的演奏形式:
第二乐章为3∕4拍子的慢板, 这是以三支双簧管和小提琴独奏相互应答的一个抒情乐章, 哀歌般的旋律由各种乐器相继奏出:
第三乐章为6∕8拍子的快板, 这一乐章又回到了轻快的快板, 仍采用“ritornello”的演奏形式。这个乐章“则与独奏协奏曲相类似——巴赫在这里显示出深受维瓦尔第的影响。”4
巴赫曾对维瓦尔第将协奏曲改编成单件乐器演奏的乐曲演奏效果非常赞赏, 在这个乐章中, 巴赫就采用了这种改编的音乐创作手法。在第三乐章中, “尽管由于头两个乐章中低音小提琴的加入使音乐的重点发生了变化, 但这首协奏曲仍明显带有早期巴洛克乐器分组演奏的特点——即独奏乐组的运用遵循了德国新教‘教堂康塔塔’的传统, ……”5:
(二) 由多件独奏乐器与管弦乐队协同演奏的器乐套曲称为“大协奏曲”。巴赫的《F大调第二号勃兰登堡协奏曲》, 是由长笛、双簧管、小提琴和高音小号组成的主奏部和弦乐队、演奏数字低音的大提琴以及羽管键琴组成的全奏部共同演奏的四重协奏曲。在这首作品中, 巴赫采用了意大利大协奏曲的体裁形式——整部作品为快-慢-快三个乐章组成。
其中, 第三乐章充分体现了巴赫的创新能力——由维瓦尔第创作的协奏曲的最后一个乐章采用的是明朗的主调音乐, 但巴赫却以其高超的对位创作技法将协奏曲的最后一个乐章 (第三乐章) 发展成为了富有德国音乐风格的赋格曲乐章, 从而富有创造性地体现了意大利协奏曲体裁与德国传统对位创作技法的巧妙融合:
(三) 《G大调第三号勃兰登堡协奏曲》的整个乐队编制由两把圆号、两把双簧管、三把小提琴、三把中提琴、三把大提琴以及数字低音组成。其中, 第二乐章 (慢板) 进一步地体现了巴赫的创新精神——在意大利式快-慢-快三乐章结构布局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以两个柔板和弦的过渡, 直接进入第三乐章:
(四) 《平均律键盘曲集》 (第一卷) 第四首作品中的前奏曲部分, 是一首具有意大利咏叹调风格的徐缓音乐。整首曲子以柔美的钢琴琶音作为伴奏, 右手连续的六连音, 形成了连续起伏的、优美的音乐线条:
(五) 《平均律键盘曲集》 (第一卷) 的第二十四首作品中的前奏曲部分, 巴赫采用了意大利三重奏鸣曲的体裁形式。三重奏鸣曲是为两个高音乐器和通奏低音进行创作的音乐体裁, 其采用三行乐谱记谱。在这首乐曲中, 巴赫也采用了三行乐谱的记谱形式, 乐曲中的右手部分为二声部五度卡农式模仿:
二、法国音乐因素在巴赫器乐作品中的表现形式
法国的舞曲序曲、组曲以及古钢琴音乐等音乐作品对巴赫的音乐创作也产生了深远地影响, 而“巴赫对于组曲体裁有恒久的创作兴趣, 他在他的整个作曲生涯中几乎不断致力于组曲的创作, 使它的内容更深刻, 形式更完美。”6
在四部《管弦乐组曲》中, 巴赫创造性地吸收了法国的组曲模式, 使这些组曲既展现了节奏、节拍的对比, 又将不同感情内容的乐曲并置, 从而形成了音乐作品内在形象的对比, 并在作品中实现了法国华丽庄严的宫廷音乐与德国节奏感鲜明的民间舞蹈音乐的完美融合。
(一) 《C大调第一号管弦乐组曲》的第一曲, 是一段4∕4拍子的乐曲, 巴赫在这首作品中采用了由慢—快—慢三部分组成的法国序曲的体裁形式:
(二) 《C大调第一号管弦乐组曲》的第二曲, 巴赫采用了法国式的轻快舞曲——库朗特舞曲 (Courante) 的体裁形式。法国式的库朗特舞曲, 是一种以节拍、节奏交错为趣味的舞蹈音乐, 主要分为3∕2拍和6∕4拍两种节拍, 在这首乐曲中, 巴赫采用的是3∕2拍。虽然整首作品的基本节拍为3∕2拍, 但巴赫创造性地将各种不同的节奏型组合镶入基本节拍的框架中, 从而使整首乐曲充满了音乐发展的节奏动力:
(三) 《C大调第一号管弦乐组曲》的第三曲, 巴赫采用了法国古老的舞曲——加沃特舞曲 (Gavotte) 的体裁形式, 整首曲子由三段式组成。加沃特舞曲的起句由第三拍进入, 通常由两个四分音符组成, 巴赫在这首乐曲中, 就以第三拍作为起句, 起句也由两个四分音符组成:
(四) 《C大调第一号管弦乐组曲》的第六曲, 巴赫采用了活泼的法国舞蹈——布雷舞曲 (Bourree) 的体裁形式。布雷舞曲起源于法国的农民舞蹈音乐, 后为法国贵族采用。布雷舞曲由弱起进入乐曲, 其中, 以两个八分音符加一个四分音符构成的短促且活泼的音型为其特点。巴赫的这首乐曲, 就由弱起的两个八分音符进入, 并以四分音符紧接其后:
(五) 《C大调第一号管弦乐组曲》的第七曲, 巴赫采用了起源于法国的古老舞曲——帕斯比埃舞曲 (Passepied) 的体裁形式。帕斯比埃舞曲实际上是小步舞曲的快速版, 通常以三拍子或六拍子创作而成。在巴洛克时期, 这种音乐体裁常常被运用到法国歌剧和芭蕾舞剧中。在这首乐曲中, 巴赫就以3拍子的节拍进行创作:
总的来说, 巴赫在部分器乐作品中, 创造性地吸收了意大利、法国等外来音乐因素, 其创新精神主要体现在, 他从不满足于将自己的音乐创作停留在对其他音乐风格的简单模仿上, 而是将听来和经过加工的音乐变成了纯粹的音乐创作。巴赫对“他人的那些丰富而又繁杂的、可资借鉴的、然而又具有陌生形式和风格的范例博采众长, 迅速地接受过来, 加以模仿, 使之有益于萌发自己的创造性。”7但是, 他对以往音乐成就的关注“只不过是作为一种超越它们的手段, 是一种自我规划和纯粹的探索手段而已。”8而巴赫的创新精神体现在通过研究其他音乐大师作品的渠道, 将获得的知识带有创造性地运用到自己的音乐作品中, 进而赋予自己创作的音乐作品以新的意义。
“巴赫能够兼收并蓄, 博采众长, 广泛吸收德国、荷兰、意大利和法国音乐的优秀传统, 加以融会贯通, 在创作上达到博大精深的境地, 因此才能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对后世音乐有深远的影响。”9总而言之, 巴赫的音乐创作在德国音乐的基础上, 集中世纪以来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各民族的音乐成就于一体, 将巴洛克音乐推向了巅峰。
注释
11.余志刚著.《音乐的大海——巴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162页.
22.[德]维利巴尔德-古尔利特著.《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音乐大师和他的作品》.胡君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8年:第34页.
33.余志刚著.《音乐的大海——巴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56页.
44.卡琳-施托克编辑.《巴赫第一勃兰登堡协奏曲总谱》.路旦俊译.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3年:第9页.
55.卡琳-施托克编辑.《巴赫第一勃兰登堡协奏曲总谱》.路旦俊译.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3年:第9页.
66.[苏]符-加拉茨卡雅著.《外国音乐名作》.张洪模译.北京:音乐出版社, 1958年:第83—84页.
77.[德]维利巴尔德-古尔利特著.《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音乐大师和他的作品》.胡君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8年:第27页.
88.[法]Paule du Bouchet著.《巴赫:世人称颂的乐长》.刘君强、蔡鸿滨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年:第31页.
第一届外来工音乐节策划方案 篇2
项目背景：
音乐节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在中国起步较晚，十余年前，户外音乐节对民众而言还是个陌生词汇。近年来，户外音乐节在中国迅速发展，已形成一定规模。龙岗区自去年先后举办了迷笛、热波、草莓音乐节，然而昂贵的票价却让外来工们望而止步。
外来工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是一座城市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丰富外来工文化生活，让他们产生归属感、认同感和幸福感，特举办“第一届外来工音乐节 ”。届时，广大外来工们将会欣赏到一场与众不同的“音乐+艺术”盛宴。
项目意义
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出关爱和关怀外来务工人员的良好氛围，引导和激励广大外来建设者爱岗敬业、自强不息，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项目概述：
时间：2014年7月19日-20日
一场“音乐+艺术”盛宴，两天狂欢，N种玩法。地点：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大家亭” 主题：我们的生活就是诗
现代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充满竞争的工作使外来务工人员神经高度紧张，通过此活动让他们找寻到柔软与真挚的诗意生活方式。
票房模式 免 票
组织结构：
主办：深圳市龙岗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深圳市龙岗区文艺志愿者服务队 协办：言必行教育 铁哥们爱心团队、荟萃义工队、深圳热波传媒
现场规划： 2个舞台区
（言必行舞台、外来工舞台）外来工励志馆 公益文化展区 创意市集展区 风味美食展区 交友广场 露营区 新闻发布中心 游戏体验区（待定）
内容策划：
1、知名乐队 + 外来工原创助阵
言必行舞台将邀请12支深圳本土知名乐队，每晚6支乐队轮番登台演出，演出时间为16:00-22:00，每支乐队平均欢唱45分钟。乐队标准：出色的现场驾驭能力、音乐风格新颖。
外来工舞台将邀请12名外来工原创歌手助阵，每晚6名歌手轮番登台演出，演出时间为16:00-22:00，每名歌手平均欢唱20分钟。
歌手标准：开放的音乐心态，能够表达出当代外来工的精神风貌。
2、为你读诗 +我和深圳的故事
每晚邀请1-2名龙岗本土诗人，在乐队演出时间段穿插“为你读诗“环节，将龙岗本土优秀诗歌作品推荐给外来工，找寻到柔软与真挚的诗意生活方式。每个外来工的背后，都暗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精彩故事，成功与失败，酸甜与苦辣，每晚邀请1-2名上舞台讲述“我和深圳的故事”，将外来工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展现出来。
3、励志讲座 + 互动沙龙
除了舞台上精彩的音乐演出外，外来工音乐节还致力于推动外来工励志教育，两天活动当中，设立了专门励志交流馆，邀请多位知名外来工讲述真实的外来工励志故事，及一系列文化互动沙龙，鼓励外来工们自尊、自立、自信、自强,拥有梦想,积极奋斗。
4、公益展示 + 文化展示
本次音乐节将为公益组织和文化组织提供免费的展区。招募龙岗区优秀公益组织和文化组织参与，各组织在音乐节上开展项目展示、活动图片巡展、爱心义卖拍卖、互动游戏、公益活动招募等各类活动，使参加音乐节的外来工“有得听、有得玩”的同时，还能参与公益与文化活动。
此外，音乐节还将邀请本土知名作家捐献图书，赠予外来工们阅读。
5、创意市集
以“庙街”的形式展现创意与智慧，色彩斑斓的跳蚤市场，新鲜的个性小件、个人原创手工作品和收藏品等等。创意市集参与门槛相对较低，更接近是一个平民艺术舞台，作品的形式更加多样，受众面更广。
6、风味美食
本次音乐节现场美食为了满足来自全国各地外来工对于饮食的需求，会引进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包含烧烤，特色小吃以及外国饮食等，让外来工们以低廉的价格享受高质量的美食。
同时现场还有啤酒，听着音乐，喝着啤酒吃着烤肉，在阳光下享受难得的空闲假期。
7、交友广场
本次音乐节将建立交友广场，提供一个轻松而妥当的交友方式，在这里可以传达对某人的爱慕，也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当然，也可以把搭讪广场当作“树洞”，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写下来，让大伙出谋划策。
8、露营区 本次音乐节专门设置露营区，打造一个属于外来工们的露营派对。露营区可同时供50余名工友露营，有帐篷的工友也可自带帐篷前往体验。开放时间23:00-8:00，露营区并提供手机淋浴区和充电区。
项目执行
1、成立专门工作小组，确定责任制，明确职责分工。
2、配备数名安保力量，成立安保队伍，确保现场安全。
3、成立食品安全监督队伍，对食品经营摊位监督巡查。
4、招募志愿者服务队，组织志愿者维护秩序与现场管理。
项目亮点
1、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为外来工打造的音乐节。
2、以公益形式举办，公众参与性高，社会效益好，可全面提高主办单位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深圳甚至全国“独树一帜”。
3、能免费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知名人士进来参与，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提高社会影响力。
责任分工 龙岗文联
1、统筹、指导、协调活动。
2、成立安保队伍、协调义工志愿者队伍。
3、出资配置露场地基础性设施，及参演人员保障费用。
言必行
1、总体策划，环节设置及实施整个活动流程。
2、相关资料设计制作，活动现场布置，执行。
外来音乐因素 篇3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大力发展城市化建设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走出农村来到了城市, 他们的子女大量集中就读于城市的“城中村”和乡镇郊区的私立学校和外来子弟学校, 这些外来子弟学校的音乐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是实现国家提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中素质教育的前沿阵地。由于城乡教育发展、学生基础素质不平衡,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外来子弟学校音乐教育在教育理念、教育管理、师资建设等各方面都相对滞后,制约一些学生综合素质提高。
一、外来子弟学校小学音乐教育现状
作为一名高师音乐院校毕业的音乐教育工作者, 近三年来,笔者先后在多所城区、乡镇小学进行学习实践和教学,并在五六年课外辅导实践中,接触过多所外来子弟学校的学生,这让我看到在新课程推进的今天, 同在一个城市的外来子弟教育现状引人思考,尤以小学音乐教育现状不容乐观。
1.办学理念相对狭隘。目前 ,正在大力推行的素质教育并没有根本转变一些外来子弟小学教师和领导的教学观念。某些学校,包括学生家长对音乐教育教学知之甚少,认为音乐课只是一门辅修课, 与升学无直接联系, 并认为音乐没什么用处,又没有社会地位,仍以各种统考分数作为评价教师和学生的标准,以抓升学率或主课优秀率为主,数学、语文等“主科”抢占音乐课的现象在外来子弟学校还比较普遍。另外,一些学校将教师的考核与学生升学考试成绩挂钩,音乐课不统考,音乐老师也就没有成绩,就成了教师中的落后分子和下岗对象,甚至有些音乐教师干脆兼职主课或改行。不仅破坏音乐课的整体教学,挫伤音乐教师的授课积极性,而且造成音乐教师的流失,遏制音乐教学发展。
2.音乐教师素质低。一门学科的建设需要一定的专业从事人员在不断教学过程中总结发展的, 是需要定量教师资源保证的,与城市中其他学校相比,与市区公办学校专业在职人员参与教学的情形相比,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音乐教育在师资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容乐观, 在一些农民工学校还存在违规聘用民办教师或非专业人员的情况, 他们很少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又缺少接受音乐培训的机会,缺乏必要的音乐素养,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与教学技巧等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缺憾,是影响其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3.教学条件缺乏改善。教学设备 、用具是学校教学工作得以正常开展的重要物质保障。在我国农村中小学中普遍存在教学条件差,不能提供相应课程的基本资源的情况,当然在苏州地区这种现象也是有的。一般农民工学校孩子的户籍都不在苏州地区。到毕业时,他们一部分回老家参加升学考试,一部分只能失去继续读书的机会。影响学校对学科建设的投入问题, 他们认为应该在有限时间内给学生更多数理化方面的知识,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参加到插班生考试中,从而忽视音乐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精神收益,只看眼前的分数值,认为数理化才是对学生今后成长有实际意义的学科。这种对音乐教育的不重视和误解,造成投入不足,学校音乐教育设备明显不足,有的音乐教学设备只是应付上级检查评比;有的学校没有独立的音乐教室,教学条件得不到保障;有的学校缺少音乐教学必需的多种教学设备和相应音响、音像资料,严重影响音乐教学开展和教学质量提高。
二、改变外来子弟学校小学音乐教育现状的对策
1.更新教育观念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要改变当前外来工小学音乐教育状况, 首先教育主管部门和音乐教育工作者要转变观念, 把外来工小学音乐教育放在提高我国全民素质的高度, 有长远教育眼光, 将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这一变革,大力倡导音乐教育新理念;建立正确的教师评估机制,彻底消除“正课”与“副课”的偏见,把音乐摆到与其他学科同等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让外来工小学音乐教育正常有序地开展起来, 让音乐课成为中小学教学内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2.加强学校与家庭的合力。在学生教育问题上家庭教育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家庭因素会严重影响学生的课外学习方向和质量,在现今音乐教育环境下,双方配合则更为重要。要帮助和克服外来工对音乐教育的错误认识,如经常组织家访,利用节假日,和社区联合组织一些音乐表演或演出;学校定期组织各类文艺活动可邀请家长一同参与, 一方面可以给学生一定精神鼓励, 另一方面让学校与家庭建立起较为有效的沟通桥梁。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稳定和加强外来工学校音乐教师师资队伍建设,是音乐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保障。对学校其他教育教学工作将起到积极作用, 是提高小学音乐教育质量的首要问题。因此学校首先要有效合理地利用现有师资,充分发挥现有师资的长处,为他们能力发挥创造良好环境;其次,面对外来工音乐教师素质低下的情况, 学校应该加大对兼职教师的专业培训力度, 充分发挥业务能力较强的教师的带动作用,通过走出去学、请进来讲等多渠道,提高教师音乐素质修养及课堂实践等艺术;要与市区条件好的小学开展互助合作,组织开展爱心助教、建设实践基地等方式,帮助提高外来工学校教师的音乐教育水平,达到音乐教师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
4.加大音乐教育投入。在小学音乐教育中 ,音乐教学设施是确保音乐教学正常进行并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条件。因此,国家应从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提升教师综合素质整体考虑,加大对外来工学校基础教育的扶持力度,改善办学条件,使外来工小学音乐教育得到充分发展。学校应有计划、多渠道筹措音乐教学设备专用资金,逐年添置必备教学用具,修建专用的音乐教室,丰富音乐课堂教学内容。尤其要加大对音乐方面教辅资料的投入,这样可以让老师了解更多最新音乐消息,开阔学生视野。
5.加强音乐学课建设。教师对教材的运用要从传统型向研究型转变,在讲透国家统编教材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外来子弟学校学生音乐基础知识的实际和不足,发挥教师特长,尊重学生爱好,因势利导;教学内容要从单纯的唱歌教学转变为对学生进行全方位培养,同时制定因地制宜的音乐课程标准,结合农村学生实际情况, 选用一些拥有生活气息的优秀民间音乐艺术,通过教学及各种生动的音乐实践活动,经常给学生表演和表现的机会,提高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慢慢发展音乐感受与鉴赏能力、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丰富情感体验,陶冶高尚情操。另外应适当舍弃教材中超出农村学生接受能力的内容。
总之,小学音乐教育是大众教育,不是为学生提供未来从事某门专业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技能,而是把学生培养成具有音乐审美能力的普通公民,因此,小学音乐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在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在大量外来工走向城市的实际环境中, 在市立公办学校还不能完全消化接受这个群体之前, 外来工学校音乐教育要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个重任,满足城市发展和学生个体全面发展的需要。每一位教 育工作者 都要加强 对外来工 音乐教育 的研究 ,充分发挥音乐教育的特殊功能, 积极探索在音乐教育中实施素质教育的方法,为培养二十一世纪全面发展的人才做出不懈努力。
摘要：苏州作为江苏省较为发达的城市之一,城市发展步伐加快使外来民工逐步递增,据统计,目前苏州常住人口已达1200万,其中户籍人口、非户籍人口的比例已经非常接近。随之而来的就是子女教育问题,在基础文化课普遍受到重视的大环境下,在长期社会实践教学活动中,外来民工子女音乐教育问题引起作者的很大兴趣。本文以城区和郊区外来子弟学校为研究对象,谈谈外来子女音乐教育现状和现状生成原因,进行合理整合、探究,并谈谈对策措施。
外来音乐因素 篇4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流动人口最多的4 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10个村(居),每个村(居)随机调查25名为2001年1月1日-2006年8月30日出生的流动儿童,共调查1 000名流动儿童,回收有效问卷998份,有效率为99.8%。
调查的流动儿童对象,在本市居住的(无论是否居住满3个月),且无当地户籍的外省或本省外县的儿童及其家长或监护人。同时对外来人口管理人员和预防接种单位免疫接种服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
1.2 调查方法
采用统一问卷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入户调查,内容包括流动儿童免疫接种状况,影响免疫接种的因素;儿童家长免疫规划知识、态度、行为及信息获取途径等;同时对外来人口管理人员参与流动儿童免疫规划服务的状况和预防接种单位免疫接种服务状况等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中由督导员和质量核查员全程参与,保证现场调查质量。
1.3 数据统计整理
采用Epidata双遍录入,采用SPSS 13.0 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流动儿童的基本人口学特征
共调查流动儿童998名,其中男性538名,女性460名。第2胎及以上的占40.3%;无户口的占20.1%,本市外县的0.9%,本省外市的5.4%,外省户口为73.6%;在本地居住时间≥3个月的占84.7%;在医院出生的占61.1%,家中接生的占36.8%。流动人口主要来自贵州、云南、四川、安徽、江西等地,分别占29.3%,19.7%,12.0%,6.7%和5.5%。
流动儿童父亲年龄以25～34岁为主,占70.5%,儿童母亲以20～34岁为主,占88.6%;文化程度父亲和母亲都以小学和初中为主,分别占84.4%和81.5%,母亲为文盲也占相当比例,为13.7%;工作领域父亲以工业为主,占34.2%,母亲无职业占的比例相当高,有59.2%;工作性质父亲和母亲都以单位临时工或小时工为主,分别为50.0%和20.8%;日平均工作时间父亲和母亲8小时及以上分别占75.7%和29.5%。
流动儿童的监护人的家庭负担及经济状况,被调查流动儿童的监护人的家庭孩子总数以1个为主,2个也占相当比例,分别占57.0%、39.4%;年人均家庭收入以1 000～5 000元为主,占65.4%。
2.2 免疫接种知识知晓情况和态度
2.2.1 免疫接种知识知晓率
知道预防接种的知晓率为88.8%。知道要进行预防接种的儿童家长中,卡介苗的知晓率为33.5%,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知晓率为32.6%,白百破疫苗的知晓率为33.3%,麻疹疫苗的知晓率为44.9%,麻腮风疫苗的知晓率为7.4%,乙脑疫苗的知晓率为16.5%,流脑疫苗的知晓率为11.3%,水痘疫苗的知晓率为11.6%,甲肝疫苗的知晓率最低,为5.1%,乙肝疫苗的知晓率最高,为56.1%。
2.2.2 儿童家长获得预防接种信息的渠道
流动儿童家长获取预防接种信息的渠道主要有:电视电台广播为43.6%;老乡介绍为36.4%;村(居委会)干部介绍为24.9%;村医介绍为20.6%;宣传单通知为17.9%;报刊杂志为10.6%;邻居为8.8%;亲属为6.4%;房东为6.2%;同事为5.7%。
2.2.3 流动儿童接到预防接种通知的形式
流动儿童家长接到预防接种通知的形式:接种证预约为52.6%;通知单通知为38.0%;电话通知为2.7%;村广播通知为0.6%。接种证预约通知比例随着在当地居住时间的延长而减少(χ2=11.79,P<0.01),通知单通知比例随着在当地居住时间的延长而增加(χ2=13.70,P<0.01)(表1)。
2.2.4 预防接种的态度
认为有必要了解儿童预防接种知识的占90.8%,想参加预防接种专题讲座的占93.1%。对于时间要求认为任何时间均可以占53.6%,晚饭后占22.5%,下午占13.4%,上午占10.4%。愿意接受国家提供的免费疫苗接种的占94.1%。 在接到预防接种通知的673名流动儿童监护人中,有92.5% 的人认为会带儿童去接种,在本地居住3个月以上的比例明显高于3个月以下的(χ2=26.59,P<0.01)(表2)。
2.3 影响因素
2.3.1 预防接种证建证的影响因素
①单因素分析。
流动儿童家长小学以下文化程度、靠收入生活人口多建证率低;母亲无职业、接到预防接种通知、家长知道要预防接种,认为有必要预防接种,知道接种时间、地点的其子女的建证率较高;接到通知的形式,电话预约建证率高于通知单预约;从接种服务周期上看,建证率按日接种高于按周接种,按周接种高于按月接种。
②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经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年龄、当地居住时间、户籍类型、家庭孩子总数、靠收入生活人口、知道接种时间地点、预防接种通知、接种服务周期(表3)。
其中,当地居住时间、家庭孩子总数、知道接种地点时间、接到预防接种通知是建证的促进因素,而年龄、户籍类型、靠收入生活人口、接种服务周期是建证的抑制因素。从回归系数看,知道接种地点时间作用最大,其次是家庭孩子总数。从OR值可见,知道接种时间地点的流动人口其子女建证率是不知道的5.478倍。
2.3.2 五苗接种率的影响因素
①单因素分析:
五苗全程接种率随着年龄增大而下降;家庭孩子越多接种率越低;外省流动接种率比省内流动的儿童低,而无户籍儿童相对高;母亲工作性质中,商业和服务业一般人员、私营个体业主、无职业的儿童接种率较高;监护人预防接种知识、监护人预防接种态度、监护人知道接种时间、地点其子女接种率高。
②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儿童年龄、母亲日平均工作时间、年人均家庭收入、知道预防接种、接到预防接种通知。其中,年人均家庭收入、知道预防接种、接到预防接种通知是五苗接种的促进因素,而儿童年龄、母亲累计工作时间是建证的抑制因素。从回归系数看,知道预防接种作用最大,其次是年人均收入。从OR值可见,知道预防接种的五苗全程合格接种率是不知道的1.611倍(表4)。
3 讨论
3.1 分析流动儿童接种率较低的主要原因
3.1.1 流动人口方面(接受方)
①流动儿童的流动性大,来源复杂,迁移频繁,通知接种有困难。流动儿童常随父母打工频繁迁移,且很大一部份属“超生游击队”,家长存在回避和恐惧心理, 隐匿性强,居住情况复杂隐蔽,甚至居无定所,接种地点不能固定,极大的流动性造成基层免疫接种单位无法对流动儿童进行免疫规划系统管理,而流动儿童家长难以及时获得预防接种信息,造成了流动儿童建卡建证率和疫苗接种率低。
②流动人口文化水平偏低,卫生知识和意识较贫乏,参与或接受免疫知识和服务的主动性差。缺乏对计划免疫重要性认识,免疫规划知识贫乏,预防接种意识不强,接种后身体不适就不愿再接种;少数甚至拒绝接受免疫服务。互相理解、语言沟通方面有一定的困难。
③部分流动儿童家长的经济基础差。部分贫困地区的流动儿童家庭经济困难,靠收入生活人口多,生活水平低,对当地的管理存在很大的抵触情绪。不少流动儿童在家庭或厂区出生,是乙肝疫苗首针不能在出生后24 小时内及时接种的主要原因, 不在卫生院或医院分娩也影响流动儿童及时建卡、建证和接种。
3.1.2 免疫服务提供方(供方)
基层防保体系不健全。现阶段基层防保体系仍不完善,在防保机构布局、人员配置、工作经费和管理制度等方面不到位对搞好基层免疫规划工作带来极大困难。部分基层防保医生工作责任性不强、工作不实,对流动儿童服务的主动性不够,未能掌握掌握辖区内的所有流动儿童,接种周期过长。调查发现,流动儿童的建卡率明显低于常住儿童,而免疫接种率又低于建卡率。说明我们相当一部分的预防接种证流于形式,起不到提醒儿童家长接受预防接种的作用。在流入地居住时间长的儿童的建卡率高于居住时间短的儿童,说明各地对本地流动儿童的情况了解得不及时,进而影响了免疫预防工作的及时开展,部分家长对接种点的设置、收费及免疫服务的抱怨,表明基层免疫预防的管理有待加强,预防接种服务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3.1.3 政策保障与卫生资源方面(管理方)
政府部分领导对免疫工作重视不够。政府部分领导注重区域经济建设发展,对免疫规划重视程度减弱,对流动儿童免疫规划管理工作还未引起足够和重视,未能形成多部门合力协同工作,基层卫生资源配置跟不上流动儿童大幅增长的需要。流动儿童免疫规划宣传不到位,流动儿童家长不知道接种时间地点,政府缺少足够的经费投入,缺乏有效的管理体制与制度是造成免疫接种(包括流动儿童) 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3.2 流动儿童免疫规划管理对策探讨
做好流动儿童免疫规划管理工作一直是免疫规划工作中的难点和重点, 也是降低疫苗可预防传染病发病率的一个重要环节[4]。本次研究虽然不能完全反映本市流动儿童管理的现状,但针对本研究中发现的一些问题, 提出以下几点对策。首先,要强化政府职责,各级政府应对基层接种点的经费到位和流动儿童免疫接种给予更多的关注,重点突出在人、财、物上的支持。其次要加强部门协同,然后是加大免疫接种的宣传力度和服务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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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音乐因素 篇5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抽取义乌市稠城街道、北苑街道、江东街道3个街道非本市户籍有性经历的女性作为调查对象, 其中包括未婚的女性。
1.2 内容
(1) 基本情况:年龄,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职业, 待遇情况等; (2) 健康危险因素:性伴侣个数, 性交前是否清洗下身, 性交时是否使用安全套, 经期是否性交, 流产次数等。
1.3 方法
由我院妇产科专业医护人员进行病史询问、常规妇科检查及辅助检查。同时对被检查女性进行现场流调, 凡调查涉及敏感内容, 在调查前申明本研究不会给受调者带来任何负面影响。辅助检查包括湿片法检查滴虫和念珠菌, 用阴道分泌物涂片检查霉菌, 用胺臭味实验、PH值和线索细胞检查判定细菌性阴道病。
1.4 统计方法
使用Epidata 2.1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数据的录入, 数据的分析使用spss16.0进行。单因素分析定性资料采用χ2检验, 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多因素影响因素研究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选用偏最大似然估计前进法 (Forward LR, α入=0.05, α出=0.10) 。检验标准均为P=0.05。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此次共收集有效问卷2 658份, 年龄在16～52岁之间, 18岁以下的占8.6%, 18～40岁的占54.3%, 大于40岁的占37.1%, 平均年龄为28.7±0.35岁。未婚的占45.9%, 已婚的占54.1%;其中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者占30.5%, 初中者占58.6%, 高中及以上者占10.9%。这些被调查女性71.9%来自农村, 28.1%来自城镇。
2.2 患病现状
此次调查女性生殖道感染的检出率为53.2%, 其中各种生殖道感染的患病前3位依次为:宫颈炎26.6%, 细菌性阴道炎15.1%, 盆腔炎5.7%。据结果显示, 在这1 414名感染者中, 患1种疾病者1 018例, 患两种及以上396例。
2.3 外来务工女性生殖道感染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将不同影响因素分组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定性资料中户籍状况、性交时是否使用安全套组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体见表1。等级资料中受教育程度、性伴侣个数、经期是否性交、流产次数、用什么度过经期、冬天多久更换一次内裤和近3个月平均工资组内比较差异亦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5) , 具体见表2。
2.4 外来务工女性生殖道感染影响因素的Logistic分析
将步骤2.3中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户籍状况”等9个因素作为自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 以是否患生殖道感染作为反应变量, 采用向前似然比法分析。结果显示:性交时没有使用安全套、较多的流产次数和经期性交为影响外来务工女性生殖道感染的危险因素 (OR分别为1.74、3.32、2.95, P<0.05) , 而高工资和高学历为保护性因素 (OR分别为0.66、0.57, P<0.05) 。分析结果见表3。
变量赋值:反应变量 是=1 否=2, 自变量 (1)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1, 初中=2, 高中及以上=3; (2) 性交时是否使用安全套:是=1, 否=2; (3) 流产次数:0次=1, 1～2次=2, ≥3次=3; (4) 经期是否性交:没有=1, 很少=2, 有时=3, 经常=4, 总是=5; (5) 近3个月平均工资:≤1 000元=1, 1 000～2 000元=2, >2 000元=3。
3 讨论
女性外阴阴道与尿道、肛门毗邻, 局部潮湿, 易受感染;生育年龄的女性性活动频繁, 且外阴阴道是分娩、宫腔操作的必经之道, 容易受到损伤及外界病原体的感染。本调查显示有较多未成年女性有性经历 (占调查女性的8.6%, 约229人) , 这说明我国性年龄提前, 另外女性性年龄提前, 因宫颈发育尚不成熟, 对致癌物质较为敏感, 易引发宫颈癌变[6]。
我市外来女性生殖道感染率为53.2%, 较国内报道的妇科常见病48.48%[7]高, 宫颈炎位居病首, 这也与张秀英[8]的调查吻合, 说明我市外来女性的生殖道感染状况不容乐观, 感染率较高。单因素分析获知造成如此高的感染率主要是受户籍状况、受教育程度、性伴侣个数、性交时是否使用安全套、经期是否性交、流产次数、用什么度过经期、冬天多久更换一次内裤、近3个月平均工资这几个因素的影响。性伴侣个数较多, 性交时不使用安全套, 这些因素都可能由男性将病原体带入阴道内。不注意自己的经期卫生, 长时间不换洗内裤也容易导致病菌的滋生。而经Logistic分析最终影响我市外来女性生殖道感染的两大方面原因:第一, 对健康的需求程度, 这一原因是建立在受教育程度 (为生殖道感染的保护性因素, OR值为0.66, P<0.05) 上的, 受教育的程度越高, 了解的知识越多, 自我保护意识也会强, 也就增加了性交时安全套的使用率, 减少了经期性交, 继而减少了生殖道感染的发生;第二, 经济状况, 收入提高了 (亦是生殖道感染的保护性因素, OR值为0.57, P<0.05) , 可供支配的资金较多, 也就会不自觉的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 从而更能注意个人和家庭的卫生情况, 减少患病的几率。
如何降低外来务工女性生殖道感染率是摆在基层妇幼保健工作者面前的难题, 结合义乌的实际情况, 我们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1) 积极帮她们建立健康档案, 实行网络化管理, 鼓励她们定期到医院做相关妇科检查, 发现异常者及时给予治疗, 做到跟踪随访。 (2) 深入工厂、小商品市场、外来人口聚居区, 普及生殖道感染的知识, 促使其知晓生殖道感染的危害、感染途径, 了解相关危险因素, 以便养成健康的卫生及性生活习惯, 其配偶或性伴侣也应成为宣传的重要对象。 (3) 很多外来务工女性经济状况较差, 担心就医的巨大花费, 这就要求完善现有的医保体制, 适当减免其就医费用, 以便其病有所依, 不用因为钱的问题而延迟或不去就医。 (4) 我们基层妇幼卫生部门和计划生育、疾病控制中心和流动人口管理等多部门协同配合, 形成针对外来务工女性的医疗和保障综合体系, 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和便捷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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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音乐因素 篇6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广东省东莞市某镇2家工厂的外来务工人员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发放调查问卷2 500份, 回收有效问卷2 019份, 有效回收率为80.76%。
1.2 方法
1.2.1 一般情况
汇总参考文献的经验, 自行设计调查表, 其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 (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 、工作相关情况 (工作强度、工作时间、收入、工作环境满意度、工作单调) 和个体应对方式 (自我解压能力、对压力的态度) 。
1.2.2 工作倦怠的测量
采用修订的中文版工作倦怠问卷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General Survey, MBI-GS) [3]测量工作倦怠情况。MBI-GS包括情感耗竭、人格解体、个人成就感降低3个维度15个条目, 每个条目的选项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采用Likert 7点评分法赋值1~7分, 反向条目采用反向赋分, 每个维度的得分越高, 表示工作倦怠越严重。7点计分之平均值中间数为4分, <4分表示轻度工作倦怠, 4和5分表示中度工作倦怠, ≥6分表示重度工作倦怠[4]。本研究3个维度的克朗巴哈系数分别为0.65、0.77、0.81。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5.0软件分析数据, 计算一般人口学资料的中位数或构成比, 不同人口学特征外来务工人员工作倦怠3个维度得分的比较采用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 检验水准取。
1.4 多指标多因素模型的界定
多指标多因素 (multiple indicators multiple causes, MIMIC) 模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方程模型, 在该模型中多个内生观测变量用于测量内生潜变量, 外生观测变量作为协变量预测内生潜变量, 借助MIMIC模型可以直接探讨多个协变量与多个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MIMIC模型充分考虑了观测变量的误差, 其结果较传统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更可靠[5]。本研究将工作相关情况的5个变量和个体应对情况的2个变量作为协变量, 通过构建MIMIC模型探讨它们对工作倦怠3个维度的影响路径和影响强度。采用LISREL 8.70软件和Mplus 5.1软件对模型进行拟合, 参数的估计采用极大似然法, 模型的评价报告、近似误差均方根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比较拟合指数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不规范拟合指数 (non-normed fit index, NNFI) 、增值拟合指数 (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 等指标。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在2 019名外来务工人员中, 男性1 130人、女性889人, 分别占56.0%和44.0%。年龄的中位数为 (29.00±10.17) 岁, 最小者16.08岁, 最大者61.83岁;其中≤20岁的69人, 21~30岁1 044人, 31~40岁654人, 41~50岁212人, >50岁40人, 分别占10.5%、32.4%、51.7%、3.4%和2.0%。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763人, 高中及中专921人, 大专及以上335人, 分别占45.6%、37.8%和16.6%。婚姻状态在婚1 228人, 非婚791人, 分别占60.8%和39.2%。
2.2 变量的赋值及分布
工作相关情况的5个变量包括收入、工作强度、工作时间、工作环境满意度和工作是否单调, 50.2%的人收入在2 001~3 000元之间, 53.0%的人认为工作强度一般, 53.8%的人工作时间在8~10 h之间, 大部分人对工作环境满意度;个体应对情况的2个变量包括自我解压能力和对压力的态度, 多数人的应对方式是正确的。见表1。
2.3 工作倦怠得分情况
将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个人成就感降低各条目得分相加取平均, 3个维度平均得分的均数和标准差分别为 (3.92±0.83) 、 (3.46±0.83) 、 (3.40±0.94) 分。见表2。
2.4 工作倦怠情况的比较
男性个人成就感降低得分低于女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64, P<0.05) ;在婚者情感耗竭得分高于非婚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44, P<0.05) ;不同教育程度情感耗竭及人格解体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6.32、8, 41, P<0.05) , 不同年龄情感耗竭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01, P<0.05) 。见表3。
2.5 工作倦怠影响因素的MIMIC模型
初始MIMIC模型为假定7个协变量对工作倦怠的3个维度均有影响, 拟合结果显示, 工作强度、工作时间、对工作环境满意度、工作单调、自我解压能力和对压力态度对情感耗竭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其中, 工作强度和工作时间对情感耗竭有正向作用, 对工作环境满意度、感觉工作不单调、自我解压能力和对压力态度对情感耗竭具有反向作用;工作强度、压力态度对人格解体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其中, 工作强度对人格解体有正向作用, 压力态度对人格解体有反向作用;收入、感觉工作不单调、自我解压能力和对压力态度对个人成就感降低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且均为反向作用, 见表4。删除无统计学意义的路径, 得到最终MIMIC模型, 见图1。模型拟合指数χ2/df=2.99 (满足小于3.0的判断标准) , RMSEA为0.059 (满足小于0.08的判断标准) , CFI为0.93、NNFI为0.91、IFI为0.92, 均大于判断标准0.90[6]。表明模型整体拟合较优。
注:MIMIC—多指标多因素;γ—非标准化路径系数。
注:图中的数值为MIMIC模型的完全标准化解。y1~15为测量潜变量的观测变量, 观测变量与潜变量间数值为因子载荷, 潜变量与协变量间的数值为路径系数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外来务工人员工作倦怠3个维度得分均接近中间值4分, 提示外来务工人员工作倦怠程度处于中等水平, 这与李静等[7]以成渝地区的农民工为样本的调查结果较为一致。外来务工人员工作倦怠的3个维度以情感耗竭得分最高, 其次为人格解体和个人成就感降低, 从3个维度得分分布来看, 50.1%的外来务工人员处在中、重度情感耗竭状态, 而人格解体和个人成就感降低均以轻度为主, 说明外来务工人员工作倦怠主要表现为情感耗竭层面, 这与Maslach[8]的观点相吻合。Maslach等[8]认为:情感耗竭是工作倦怠的核心, 是工作倦怠的压力维度, 在工作倦怠的3个维度中, 情感耗竭往往是人们最常体验到的一种感受。
表2表明, 工作倦怠是个体特征、工作相关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影响因素具有多样性。多数研究已经证实部分人口学特征与工作倦怠有相关性, 但研究结论不尽一致[9]。本研究发现, 不同性别外来务工人员在情感耗竭和人格解体2个维度得分没有差异, 而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得分女性高于男性, 可能与性别的人格特质差异有关, 女性一般比较敏感, 自尊心较强, 对自我的要求较高, 更容易从工作中体验到挫败感。非婚与在婚外来务工人员的人格解体和个人成就感降低2个维度得分没有差异, 而情感耗竭得分非婚高于已婚, 表明来自伴侣及家庭的支持对缓解工作倦怠具有一定的作用。文化程度越高的外来务工人员, 在情感耗竭和人格解体2个维度的得分即越高、工作倦怠越严重, 高学历人员往往对工作的期望和要求较高, 当现实与理想存在差距时, 便会带来消极怠慢的情绪。随着年龄增高, 情感耗竭得分降低, 表明年轻的外来务工人员工作倦怠水平较高, 年轻员工入职时间一般较短, 对工作热情有余, 但经验不足, 面对工作压力经常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 容易出现倦怠。
工作相关因素及个体应对方式对工作倦怠的影响, 是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并结合外来务工人员的特点, 借助MIMIC模型进行的探讨。通过对模型的拟合, 我们发现, 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及工作单调均为导致情感耗竭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标准化路径系数可见, 以工作单调的影响最大, 这与外来务工人员工作特点有很大关系, 由于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外来务工人员大多从事技能要求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工作, 工作时间长, 强度大, 缺少创造性, 单调乏味, 这很容易使情绪陷入疲劳的状态, 降低工作热情, 而对工作环境满意、对压力持乐观的态度及较强的自我解压能力能够减轻情感耗竭的程度, 尤以对工作环境满意的作用最大, 提示用人单位应尽量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 并注重加强对员工心理应对能力的培训以缓解情感耗竭的程度。人格解体主要受工作强度和对压力的态度两个因素的影响, 人格解体是工作倦怠的人际关系维度, 表现为对工作对象和同事的疏远、冷漠和愤世嫉俗, 对他人缺乏同情心, 工作强度大会使人的情绪烦躁、易怒, 这种情绪不能及时排解就会被带入到工作中, 对压力持有悲观态度的员工面对压力时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 容易导致人际关系紧张。收入越高、感觉工作不单调、自我解压能力越强及对压力持乐观态度均可以减轻个人成就感降低的程度, 以对压力持乐观态度的影响最大, 根据Siegrist提出的努力-回报模型:当所做的努力超过所得的回报时就会产生工作倦怠, 回报包括工作益处、财政回报, 以及提升前景等, 收入是工作回报最直接的方式, 收入高是个人成就感的一个体现, 工作单调、缺少创造性使人感觉自己就像机器一样无休止地运转, 这种感觉越强烈, 成就感也就越低, 而采取积极应对方式是缓解个人成就感降低的有效手段[10]。
综上所述, 外来务工人员工作倦怠比较普遍, 不容忽视。对外来务工人员工作倦怠的预防和缓解需要用人单位和个人的共同努力, 用人单位应着力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环境, 加强外来务工人员职业技能的培训, 平衡企业发展和员工权益的关系, 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待遇水平, 关注外来务工人员职业心理健康, 提供必要的心理咨询服务。而外来务工人员应该改变个体的归因方式, 提高自身抗压能力和技巧。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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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音乐因素 篇7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种种制度对人们迁移限制的逐渐松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由于这部分人群在户籍上仍是农民,但其居住地和职业都已经脱离农村和农业生产,成为了城市的产业工人,因此,学界和社会上均称之为 “农民工”。这种 “亦工亦农”现象为农民工带来了身份同困境和一系列社会问题。
近年来,农民工问题得到了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不同学科的学者也开始将视线转向这一领域,并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仍是从农民工个体的视角展开研究,对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的家庭化模式和家庭化影响因素缺少关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方式,开始从过去那种以个人为主体的迁居方式逐渐向家庭化迁居转变,〔1~3〕家庭因素开始逐渐成为农民工 乡城迁移 的重要影 响因素。〔4〕因此,从家庭视角研究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学术研究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课题对重庆市的外来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合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力图通过考察重庆市外来农民工的心理融入状况,进而对我国西部地区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做一研究。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与重庆工商大学商务策划学院于2014年1月份所做的重庆市农民工家庭城市融合状况抽样调查资料。本次调查的抽样总体是 在重庆市区工作、18岁以上、来自重庆主城九 区以外地区、具有农村户口的已婚移民。由于受抽样框的限制,我们采用多阶段随机抽取样本点,然后依据农民工聚居状态,在样本点采用街头拦截和入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其中江北区、南岸区、北碚区各200份,通过对身份认知模糊的样本和无效问卷的甄别与筛选,共获得有 效问卷410份。 其中, 男性占59.3%,女性占40.7%; 年龄在30岁以下的 占21%,30~39岁占21%,40~49岁占29.7%,50~59岁占19.1%,60岁以上占9.2%。
2.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外来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农民工身份认同是指农民工对农民这一强制性身份的认同程度。〔5〕本研究通过对 “虽然您的户口还在农村,但您已经在城市生活了,您认为您还是不是农民?”这一问题的回答来衡量农民工自我身份认知的程度,选择 “是”赋值为 “0”,意味着农民工从心理上没有融入城市,仍认同农民身份;选择 “否”赋值为1,农民工已从心理上融入城市,摒弃了农民身份;选择 “说不清楚”意味着身份认知模糊,在研究中这部分本调查者被筛选掉,没有包括在有效样本中。
影响外来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的因素众多,本研究主要选取选择了与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相关的14个指标作为自变量。其中,“家庭人口数”、 “家庭月收入”、“住房性质”、“配偶是否在本地”、“本地亲戚数量”、 “在社区受欢迎程度”等6个指标,是出于从家庭这一视角研究的需要而设置的家庭要素指标;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迁出地”、“居留时间”、“周工作小时数”、“工作单位性质”、“个人月收入”等8个指标,是出于与家庭因素指标对照而设置的个人要素指标。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们对 “文化程度”、“迁出地”、“工作单位性质”、“住房性质”、“在社区受欢迎程度”等5个类别或次序变量做了虚拟化处理 (Dummyvariable),参照类 (Referencecategory) 分别为 “没有上过学”、“重庆”、“私企打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单位工棚、宿舍”、“不受欢迎”。
由于因变量“农民工身份认同”是一个二分变量,不满足一般线性多元回归分析对因变量具有间距测度等级的连续变量的要求,〔6〕再加之自变量中包含着诸多类别和次序变量,因此本研究采用Logistic方法进行回归分析。设为认为自己已不是农民的农民工比例,则1-为认为自己仍是农民的农民工比例。对作变换,记为,以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
其中b0为截距项,b1、b2…b14为回归系 数,sex等为自变量,μ为残差项,具体变量设置如表2所示。
三、实证分析
1.农民工身份认同现状
一般说来,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具有二重性,或者说这一群体具有过渡性或边缘性。〔7〕然而,每个农民工个体则由于自身素质、人生经历的不同,对自己社会身份 的认知则 不同。从本次调 查来看,56.6%的农民工认 为自己的 已经不再 是农民了,43.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仍是农民。由此可见,超过一半的农民工从心理上已经不再将自己看做农民,多于仍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人数。但从整体上看,农民工群体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仍处于两极分化的状态,持两种态度的人大致各占一半。这也反映出农民工群体中存在的身份同困境。
2.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因素分析
经SPSS17.0运算,采用Enter法对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个人与家庭因素分别和合并进行Logistic回归,具体结果见表2。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在所有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均小于0,说明女性更不容易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但性别在模型1中对因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年龄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不显著;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各个文化程度的回归系数逐渐增加,说明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改变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但只有两个组的回归系数在模型中是显著的;在所有模型中,迁出地对农民工身份认同都有显著影响,并且回归系数随着地理空间距离和文化差异的增加而增大;在所有模型中,居留时间对农民工身份认同都有显著影响,并且回归系数大于0,说明农民工在城市居留时间越久,越倾向于不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周工作小时数在所有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均小于0,说明每周工作时间越长,农民工越倾向于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但在模型3中该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工作单位性质在所有模型中均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在所有模型中,各研究组的回归系数不但均大于0,且有增加的趋势,说明工作单位越正规、保障性越强,农民工越倾向于不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个人月收入在所有模型中均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正向的,即个人收入越高,农民工越倾向于摒弃自己的农民身份,认同自己的城市身份;家庭人口数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不显著;家庭月收入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在所有模型中,家庭月收入的回归系数均大于0,说明家庭收入的增加有利于促进农民工摒弃自己的农民身份;住房性质在所有模型中,各研究组的回归系数有增加的趋势,说明住房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农民工摒弃自己的农民身份,认同自己的城市身份;配偶是否在本地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不显著;本地亲戚数量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在所有模型中,本地亲戚数量的回归系数均大于0,说明农民工家庭在本地亲戚越多,越有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摒弃自己的农民身份;在社区受欢迎程度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不显著。
注: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P<0.1,**P<0.05, ***P<0.01。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1.结论
通过对回归结果的解读,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与性别、文化程度、迁出地、居留时间、周工作小时数、工作单位性质、个人月收入等个人因素一样,住房性质、家庭月收入、本地亲戚数量等家庭因素也是研究农民工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同样会对农民工身份认同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其次,从个人因素看,性别对农民工城市认同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女性相对于男性更倾向于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经过深入分析,我们发现这种现象背后仍主要是经济因素在起作用。农民工在城市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型工作,男性农民工相对于女性农民工而言具有更强的就业能力、城市适应能力和更高的工资。在深度访谈中,我们发现,很多女性农民工是跟随自己的丈夫进入城市的,主要从事一些非正式的、附属性的工作,甚至没有工作。无论是从收入,还是从社会接触面、城市适应能力来看,女性农民工均不如男性农民工。这必然会影响到她们对其身份的认同。
从文化程度来看,教育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具有较为明显的积极作用。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在城市找到一份薪资令人满意,同时又比较稳定的工作的可能性越高,更有利于他们融入城市。这反映在农民工对身份认同的态度上,就是文化程度越高,农民工越容易摒弃其农民身份。
迁出地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大体上说,来自四川的农民工比来自重庆的农民工更容易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来自四川的农民工比来自云南、贵州的农民工更容易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来自云南、贵州的农民工比来自其他省份的农民工更容易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主要是由于随着迁移距离的增加,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在语言、风俗习惯、亲朋数量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农民工在心理上融入城市的难度越来越大。
居留时间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一般来说,在城市居留时间越久,农民工在城市建立的新的社会网络关系越稳固,对农村传统、乡土习性、土地依赖的认同就越淡薄,在心理上对城市的归属感就越强。反之,外出务工时间较短的农民工,更多的是将外出务工视为增加家庭收入的手段,而非改变生活方式的途径,从而更不容易摆脱土地束缚,摒弃农民身份。
周工作小时数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农民工工作时间越长,越不利于他们改变农民身份认同。一般来说,工作单位越不正规,违反劳动法的现象越常见,而农民工的劳动收入和保障则越差,从而导致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不强,进而影响到他们对自身身份的认同。这与工作单位性质和收入两个变量所反映出来的统计结果是一致的。
工作单位性质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具有显著的影响。该自变量的取值可以看做是次序变量,从 “私企打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到 “国营企业或事业单位”,农民工的工作单位越来越正规,对农民工生活的保障力度越来越强。从回归结果来看,各虚拟变量研究组的回归系数也越来越大。这说明有保障的工作会带给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经济能力和信心,从而改变其自身身份认同。
最后,从家庭因素看,家庭月收入与个人月收入一样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且,农民工能在城市扎下根,在心理上融入城市,关键是在家庭生活上全面融入城市。因此,家庭收入是比个人收入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我们从家庭收入的回归系数大于个人收入的回归系数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住房性质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具有显著的影响。住房不仅仅是遮风避雨的物质空间,它决定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社会交往空间,为人们获得各种城市资源,积累人力资本,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提供机会。〔8〕因此,如果说工作会带给农民工个人以经济保障和信心,住房则会给整个农民工家庭带来扎根城市的信心。在城市拥有自己的一套住房,会大大促进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度。
本地亲戚数量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我们分析,这主要是由于农民工在城市拓展社会关系和交际网络仍主要依靠血缘和亲缘关系。在城市的亲戚数量多,就意味着农民工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对更容易,农民工在城市能够获得更多来自家族和同乡的支持和帮助。这种来自亲友的帮助与关怀一方面有利于农民工扎根城市,另一方面也会带给他们心灵的慰籍和温暖,从而增进其对城市的心理认同感。有意思的是,家庭规模似乎并不能起到这种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家庭规模大并不会为农民工带来更多的社会接触面和有用的帮助,反而意味着家庭抚养人口多、经济压力大,从而增加农民工融入城市难度。
2.对策建议
(1)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的综合能力与素质。提高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不但能增强农民工在城市谋生的能力,而且其本身也有利于他们从心理上融入城市。要解决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问题,需要政府主导、企业投入、民工参与的互动模式,引导各方积极参与。首先,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培训工作,应成立统筹、规划、实施农民工培训的专门机构,根据农民工的工作特点和职业特点,开展晚上培训和季节培训相结合,划拨专项资金支持农民工的培训。其次,要充分调动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除了在培训师资、场地、设施等方面提供帮助以外,地方政府甚至可以考虑对为农民工提供教育、培训的企业进行税费减免;第三,要提高农民工的培训意识和培训愿望,使农民工认识到接受的培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下班或者工作清闲的季节主动接受培训。
(2)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城镇住房保障政策体系。农民工群体收人水平普遍不高,完全通过市场满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需求不太现实。大力探索、发展面向农民工群体的廉租房和公租房制度应是今后解决农民工城市住房政策的主要方向。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同时运用财政、金融、土地等政策工具,吸引企业及社会力量参与到面向农民工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与运营中来。需要强调的是,在建设面向农民工群体的廉租房和公租房时,应注重合理选址,尽量将租、售房屋建在农民工用工需求量较大的工业园区、厂区附近,并配套建设周边公共基础设施,以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舒适度及城市融入感。
(3)规范用工制度,加强社会保障。各级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出台措施规范用工制度,并加强监督管理,打击非法用工,指导和督促用人单位与农民工依法普遍签订并履行劳动合同,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对农民工用人单位进行监督。同时,积极探索将与用人单位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打消农民工城市居留的后顾之忧。
(4)鼓励农民工扩大社会交往。各级地方政府应建设一些适合农民工和普通市民使用的休闲娱乐场所和设施,鼓励农民工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改善和扩大社会交往的范围。同时,农民工自身也应充分利用工作机会建立的业缘关系网络,拓展自己在城市的生活空间,并利用在城市的人际关系网络推动自己在城市的发展。此外,社区管理部门应出台具体措施,鼓励农民工积极地参与社区的公共活动,努力加强和市民的沟通、交流,增强对城市和社区的依靠感和归属感。
摘要：本文利用2014年重庆市农民工家庭实地调查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外来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个人和家庭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性别、文化程度、迁出地、居留时间、周工作小时数、工作单位性质、个人月收入等个人因素和住房性质、家庭月收入、本地亲戚数量等家庭因素均是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
外来音乐因素 篇8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现场
据有关部门于2006年年初统计,上海市闵行区外来流动人口总量已达983 533人,而全区户籍人口为836 385人,流动人口已超过户籍人口。闵行区为了有效管理外来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在莘庄镇设立有专门为外来育龄妇女提供计划生育和生殖保健服务的外来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并且为所有孕检人员建立管理档案。这为在外来流动女性人口中开展艾滋病预防干预提供了平台。
1.2 研究对象
在闵行区外来人口计划生育宣传服务中心(位于莘庄镇)进行咨询或孕检的外来已婚育龄妇女中,按随机抽样的原则选取400人。
1.3 调查方法
现场问卷调查,自行设计问卷内容,在调查问卷首页注明不记名,并为其保密,由女性调查员与被调查者一对一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情况、艾滋病防治知识、态度和行为、艾滋病VCT知晓率及意愿等内容。
1.4 资料处理
采用Epidata 3.1建立数据库,并用SPSS11.5软件包进行数据的处理分析。共有关于艾滋病防治知识的问题9个,答对1题1分,答错或不知道0分,因此可能的得分范围为0～9分。对艾滋病知识水平进行分级,0～3分为差,4～6分为一般,7～9分为好。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2.1.1 社会人口学特征:
年龄: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29岁,最大年龄45岁,最小年龄20岁。受教育程度:86.5%的育龄妇女仅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职业:56.3%为工厂女工,5.8%为餐饮服务业,22.1%为家政及待业;收入:平均月收入为2 000元以下的占95.1%。
2.1.2 流动及居住情况:
在被调查者中,在上海从事现职业的、工作年限1～3年的有32.5%,有42.3%的被调查者从事本工作已经3年以上;有93.3%的被调查者与丈夫居住。
2.1.3 生育节育情况:
在被调查者中,有92.5%生育一个孩子,避孕方式以宫内避孕环为主的占80.8%,其次为避孕套占9.5%。
2.2 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行为
2.2.1 艾滋病相关知识:
在被调查者中,有88.8%的人听说过艾滋病,仍有11.3%的人未听说过艾滋病。仅有5.3%的被调查者对艾滋病知识有充分的了解(图1)。3种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知晓率分别为:输血占89.3%、性行为占87.5%、母婴传播占78.3%。3种途径全部回答正确的有287人(71.7%)。安全套可预防艾滋病的知晓率仅为42.5%。艾滋病知识水平随着文化程度增高而上升(图2)。
2.2.2 艾滋病相关态度及安全套使用情况:
询问研究对象“你愿意和HIV感染者一起工作吗?”,152人(38.0%)回答愿意,210人(52.5%)回答不愿意,38人(9.5%)回答不知道。询问其“你认为自己会感染HIV吗”,4人(1.0%)回答有可能,396人(99.0%)回答不可能或不清楚。最近1个月避孕套使用频率,几乎每次都用的35人(8.80%),有时用的73人(18.3%),从不用的279人(69.8%)。99.5%的被调查对象最近一次性生活的对象为丈夫,因此92.0%认为没有必要使用避孕套。
2.3 VCT知晓率及接受意愿
155名(38.8%)调查对象听说过免费的艾滋病VCT,其中77人(49.7%)不知道可以在什么地方得到VCT服务,54人(34.8%)知道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VCT服务,24人(15.5%)回答在医院可得到VCT服务。
302人(75.5%)表示愿意接受免费的VCT服务,他们愿意接受服务的检测地点或方式依次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45.0%)、医院(35.5%)、计生门诊(13.0%)、上门服务(3.0%)、其他(3.5%)。98人(24.5%)表示不会或不知道是否会去做VCT,主要原因是她们认为自己没有感染HIV的风险,此外,害怕被人知道受到歧视或害怕结果呈阳性也是部分被调查者不愿意接受VCT服务的原因。
155名知道有VCT服务的被调查者中,有123人(79.4%)愿意接受VCT服务,而不知道有VCT服务的245人中仅有122人(49.8%)愿意接受VCT服务,愿意接受VCT服务的意愿与VCT的知晓率有关系。
2.4 VCT影响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提示,与艾滋病VCT知晓情况有关的因素有:文化程度、艾滋病知识得分和职业(表1)。
经多因素分析,在控制了年龄、文化程度、工作场所、从事本职业时间、平均月收入及居住情况共6个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混杂作用后,结果显示与VCT接受意愿有关的因素为:有较高的HIV知识水平、知晓VCT(表2)。
3 讨论
艾滋病的3个传播途径中有2个途径与生殖系统密切相关:性传播途径和母婴传播途径。在中国,处于育龄期的15～49岁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人群占所有感染者的90.0%以上,处于生育旺盛期的20～34岁育龄人群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比例在50.0%以上。育龄人群罹患艾滋病的风险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特别是女性,由于生理原因,其比男性更易受到艾滋病病毒的侵蚀。而本研究结果显示外来流动育龄妇女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虽然较好,但在艾滋病的3种传播途径中,母婴传播的知晓率最低,与国外的相关研究一致[3]。调查还发现,绝大多数外来育龄妇女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艾滋病传播的危险之中,原因可能是她们已经结婚而且不清楚配偶的危险行为[4],而其他研究结果显示流动人口中男性多个性伴侣的比例显著高于女性[5,6],两者之间这种行为和危险意识的差别增加了外来女性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本次调查发现,外来育龄妇女使用避孕节育方法的占94.2%,但是使用避孕套的比例仅为9.5%。在使用避孕套的被调查者中,仅有3.0%是因为怕得病。这提示我们在绝大多数使用避孕方法的人当中,使用较为安全的、可以预防艾滋病的避孕套人数比例还很低;外来育龄妇女并未意识到避孕套的保护作用,很少使用避孕套。
注:控制了年龄、文化程度、工作场所、从事本职业时间、平均月收入、居住情况共6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后的值。
调查发现,外来育龄妇女对艾滋病的免费自愿咨询检测知晓率低,即使在那些报告自己知道VCT的人中,将近50.0%的人不清楚到什么地方可以得到VCT服务。但是在认为自己可能感染HIV后有更多的人愿意接受VCT服务,而且知道有VCT服务的人也更愿意接受HIV咨询检测。因此,VCT的知晓率低可能是影响外来育龄妇女主动去做VCT的重要原因。此外,艾滋病知识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这部分人群主动接受VCT的主要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要提高外来流动育龄妇女主动去做HIV咨询检测,应该提高她们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和VCT知晓率,使她们意识到自身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此外,调查中大部分接受调查者对于在流动人口孕检中心提供VCT服务表示“可以接受”。这一现象提示我们是否可以把此类特殊门诊作为提供常规HIV筛查点,将艾滋病的自愿咨询检测融于其中,使得外来育龄妇女在获得计划生育服务的同时可以接受VCT服务,促使敏感问题的非敏感化,从而提高VCT服务的利用率和可及性,我们将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此类干预方式的可行性与重要价值。
摘要：目的研究上海市闵行区外来流动育龄妇女对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VCT)的知晓情况、检测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前来闵行区外来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体检的妇女400人,进行面对面的匿名问卷调查。结果外来育龄妇女VCT知晓率较低,仅有38.8%的被调查者听说过VCT,在听说过VCT服务的人中有49.7%的人不知道可以在什么机构得到VCT服务。当调查对象被告知有免费的艾滋病咨询检测时,有75.5%的对象表示愿意接受免费的VCT服务。多因素分析显示,与接受VCT有关的因素为有较高的HIV知识水平和知晓VCT。结论需要进一步提高外来流动育龄妇女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和VCT知晓率,以增强她们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意识,促进该人群艾滋病VCT工作。
关键词：流动人口,育龄妇女,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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