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外来人员

2024-05-10

规范外来人员（精选6篇）

篇1：规范外来人员

施工人员行为规范

为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管理，特制定如下规定：

1.凡进饭店施工的人员，必须提前一天到饭店保安部办理施工名牌。（由施工负责人把所有施工人员的身份证收集统一办理）。

2.严格按照饭店规定的时间进行施工，每天施工时间为9：00---17：00，有噪音及影响客人的施工时间为9：30---16：30。若施工中有客人投诉，立即停止对客人有影响的工作。

3.进店施工必须佩戴施工名牌，并每天有负责人在现场督促检查，施工现场要做好护栏并有告示牌，以确保文明、安全施工。

4.在店施工期间，着装要整齐，不准穿拖鞋和打赤膊。不准在店内大声喧哗或起哄。

5.施工需要动火时，必须到饭店消防中心办理动火许可证后方能动火。

6.在施工期间要确保施工现场的安全和人员的人身安全，若出现安全问题由施工方负责。

7.有气味很浓的工作，必须事先通知饭店工程部，并做好隔离、排气等准备。

8.在施工期间要注意卫生，不能搞脏墙纸和地毯，如损坏饭店物品要赔偿。

9.在施工期间需要用水、用电时，必须到指定地点取用。

10.不准使用客房、公共区域的卫生间。只允许使用员工更衣室的卫生间。不准使用客用的桌子、板凳等物品。

11.12.施工垃圾按指定地点堆放并在规定的施工时间内及时清运。公司同意，按照上述规定执行，如有违反上述规定的每次罚款1000元，从工程款中扣除。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法律责任。

施工单位：承建单位：桂林喜来登饭店工程部日期：日期：

篇2：规范外来人员

1.外来工作人员是指凡涉及医院HIS、LIS等各系统软件工程师；院内信息设备、网络实施及维保人员等。

2.外来工作人员必须遵守院内各项规章制度。未经许可，外来人员不得将自带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移动存储等信息设备接入医院网络。

3.使用我院提供的工作计算机，使用者为计算机第一责任人，负责日常维护工作，不得随意拆装计算机的硬件、网线等设备，不得安装一切与工作无关的软件，不得在上班时间用计算机玩游戏，看视频。

4.使用计算机上国际互联网时，要遵守《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不得进入色情网站、反动网站及法轮功网站；不得利用我院的信息及网络设备传递反动、错误的信息。

5.未经许可，外来工作人员不得使用任何方法（如复制、刻录、打印、手工记录等）带走任何数据和程序。

6.原则上不允许外来工作人员删除或修改已上线软件的数据表，如因业务需求必须删除或修改，应将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告知信息科，同时必须由归属单位部门经理或以上级别人员授权，由信息科专人陪同或监督下进行，操作前必须做好备份和记录、并签字备案。

7.需要后台删除或修改已上线软件的个别数据，必须向信息科说明原因、删除修改内容以及存在的风险，经信息科许可并有专人陪同或监督下进行，操作前必须做好备份并记录备案。

8.外来工作人员如发现软件出错或存在隐患，必须及时向信息科详细说明情况，经信息科核实后进行处理。

9.凡违反以上规定，造成医院损失的，在明确责任后，由当事人及所属公司负责相应赔偿。

篇3：汉语外来词规范原则与方法

汉语外来词规范总原则既包括外来词使用规范,也包括外来词生成规范。本规范为汉语外来词的使用规范。汉语外来词规范总原则包括规范原则和规范方法两部分。汉语外来词规范原则既能统领意译词、音译词和形译词三种译借方式所产生词语的规范,即不同译借方式外来词的规范,也适用于同一译借方式内部外来词的规范,如音译词的规范等。外来词的规范原则是相同的,但不同译借方式外来词之间和同一译借方式外来词内部具体的规范方法却是不同的。外来词的规范方法既包括不同译借方式外来词的规范方法,也包括同一译借方式外来词的规范,如音译词的规范方法。由于音译词在外来词中占有重要地位,音译词内部多形体竞争现象较为复杂,因此音译词规范是本规范的重点。音译词中人地名又具有不同于一般音译词的特殊性,本规范也探讨了人地名外来词的规范方法。

一、规范原则

汉语外来词规范原则主要有领域原则、语体原则、填补空符原则和综合评价原则。

(一)领域原则

领域是指由于行业、学科等的不同而形成的语言运用的范围。李宇明等(2004)指出:“不同领域对语言有不同要求,有需要解决的特殊的语言问题,有些领域甚至需要专门的语言政策,因此不同领域中的语言也必然会有不同的特点。”外来词的规范要在领域语言中进行,不同领域对外来词的规范有不同要求。

术语与一般词语的规范不同,术语以名称能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为第一要旨,因此“表义明确”是术语外来词规范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指标,“经济原则”则退居第二位,这是与一般词语不同的。李宇明(2003)在谈到术语的规范时认为,术语是依照上下位概念系联的,每层术语的语言构造具有规律性。汉语术语结构系统的语言结构基底,是由汉语语素构成,这也决定了术语意译的优先性。在科技领域,“DNA”虽简洁,但不如“脱氧核糖核酸”明确,能反映事物本质,且更符合所属学科术语系统;而日常交际领域,人们对生物术语较陌生,“脱氧”“核糖”“核酸”虽用汉字表示,但对一般人群意义不大,“DNA”则随使用频率增高,人们渐知其义,且好记好认。日常交际领域取前者;专业领域取后者。

本规范的适用对象是日常交际领域的外来词,包括进入一般交际领域的专业术语。

(二)语体原则

语体是因语言交际的范围、目的、方式、媒介、修辞手段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语言功能变体。汉语语体可以粗分为特别正式语体(书面语)、一般正式语体(书面语)、半正式语体(介于一般正式语体与随便语体之间)和随便语体(口语体)。(秦秀白,2002:164-165)语体与领域不同,语体是因语言使用条件的不同而形成的功能变体;领域是因语言使用者的不同社会分工而形成的交际领域。同是一般正式语体,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要求,科技领域与一般生活领域不同。外来词的规范也应在具体的语体内进行,不同的语体对外来词的规范有不同的要求。

不同语体色彩的外来词,适应不同语体的要求,都有其存在价值和必要。高名凯等(1958:182)在谈到外来词的规范时提出“异格并用”原则,认为语言词汇的词除了表明概念之外,还表达风格的差异,风格不同的词语应当并存并用。汉语中已有“再见”一词,但年轻人喜欢用“拜拜”。聂鸿音(1994)认为“拜拜”不可能取代“再见”的原因,是二者音节数目相同,音译的优越性没有表现出来。除此之外,二者并存的原因还在于适应了不同语体色彩的需求,“拜拜”洋味十足,且琅琅上口,具有较强的口语色彩,一般用在随便语体中;“再见”相对庄重严肃,多在正式语体中使用。

本规范的适用对象是一般正式语体中的外来词。

(三)填补空符原则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汉语在与其他语言进行语言接触时,存在大量空符,即没有表达某些事物的现成词语,把表示新事物新技术新观念的外来词语引入汉语,即可填补空符。填补空符的既可以是词,也可以是短语。从词形活力指数来看,填补空符的词语可能不是最高的,但它的产生促成了交际行为的实现,在新的、更具活力的词语产生之前,它应该是可推荐的规范词形。比如“卡拉OK”,日文原意是“无人伴奏乐队”,此词从音节上来看,不太符合汉语的习惯,但却一直没有更具活力指数的译词产生,如果我们把“无人伴奏乐队”叫做意译的话,它不比“卡拉OK”更具音节优势,同时词形中有部分汉字、部分字母,汉字部分没有内部形式意义,具有特别的新异色彩,在大陆很快流行开来,成为知晓度最高的字母词。(邹玉华等,2006)

(四)综合评价原则

如上所述,外来词的译借方式可以分为意译、音译和形译三大类,大类之下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小类。三种译借方式所带来的风格和语义色彩有明显差异,在不同的语体、领域中具有不同的语用价值。即使在同一领域、同一语体即同一坐标点上,对三种译借方式也不能简单地进行取舍,必须对其语用价值进行甄别。

一词形在发展中取代另一词形,往往是多种因素在起作用,是一种综合平衡的结果,如“逻辑”取代“论理学”是音译取代了意译,但从其他方面考虑,比如音节简省、对音准确,“逻辑”就比“论理学”强一些。因此外来词的规范必须综合其经济简约、表义明确、新异色彩等各方面的因素,对其词形活力指数进行整体评价。

外来词的发展趋势是由词形的形、音、义的学理性决定的。约定俗成的常用词形,往往是具有学理性的,当然,也不尽然,也有不少词形不具有理据性但却非常常用。因此,外来词的规范还必须考虑约定俗成的因素,尤其是对于使用时间较长的旧外来词。但是对新外来词而言,外来词的规范应以预测和引导为主,不应只停留在对既成事实的追认上。因此在确定外来词词形活力值时学理指标应占较大的比重,如果把词形的最高活力值定为1,其中学理指标的活力值应为0.6,俗成即常用指标(表现为词频)的活力值应为0.4。

活力值具有绝对优势的词形一般也是相对完美的形式,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其使用范围(语体或领域)也相对较广,在与其他词形进行竞争中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可作为推荐词形使用。活力值势均力敌的词形,将长期并存并用,难分胜负。

综上所述,本规范是指日常交际领域与一般正式语体中的外来词的规范,包括音译词、意译词和形译词之间的规范和音译词、人地名内部的规范。本规范中的外来词分布如右图。

二、规范方法

(一)不同译借方式外来词规范方法

不同译借方式外来词规范在意译词、音译词和形译词之间进行,对三种译借方式外来词词形活力值进行综合评价后作出选择。其中学理指标活力值0.6,词频指标0.4;学理指标中形体简约(音节指标)0.3,义明0.2,新异色彩0.1。可用下图表示为:

1. 学理指标活力值0.6

不同译借方式外来词的竞争,音准不是必要因素,决定人们选择的还有词形的新异色彩,学理性包括形简、义明和新异色彩。

(1)形简指标活力值为0.3,主要表现为音节指标(YJ)

形体简约是任何语言现象所追求的,外来词也不例外,外来词词形简约在不同译借方式外来词规范中表现为音节简省。

词形义明是汉语词语规范的重要原则。(邹玉华,2001)但因外来词源于外语,有相应的原词作对照,人们对词形的表意性要求减弱,尤其是常用词,因为常用,大家皆知其义,无需表层提示词义,如“沙发”“CT”等,音节简省成为词形活力最关键的因素。即使形译词,只要有更简省的形式出现,人们更愿使用简省形式,如“萨斯”代替SARS,“北约”替代NATO。聂鸿音(1994)也提出“音节简省是外来新词语规范化的首要原则”。

音节指标用YJ表示,活力值0.3。音节简省是相对而言的,双音节相对于三音节具有优势,而三音节相对于四音节或五音节又具有优势。

需要说明的是,形译词与音译词、意译词的音节优势问题。一般一个字母一个音节,形译词醒目、易于书写,同样音节,形译词形体更简洁,如CT与“西梯”,TNT与“梯恩梯”;但拼读的形译词,一般字母较多,更为重要的是其读音不能真正进入汉语词汇系统,不能成为汉语借词,①一般情况根据拼读音译,如OPEC音译为“欧佩克”,DINK音译为“丁克”。

(2)“义明”指标(YM)活力值为0.2

虽然人们对外来词“义明”的要求不像汉语固有词语那样高,但是汉人的心理深层是一种音节有理化的文化,是一种在语词层面上分解认知倾向较强的文化。(史有为,1999)人们习惯于通过词语的表层义来索解词语的意义,无内部形式意义的音译词,汉语中数量极少。

汉语底层为具有表意作用的语素,上层则是与此相关的庞大词族。底层语素对上层构词系统具有很强的牵制作用,汉语词汇语义系统影响外来词的发展。“出租汽车”与“的士”的较量可见一斑。随着私车的增加,“出租汽车”使用频率下降,“面的”“板的”也因其所指事物消失而逐渐退出日常交际。人们对“的士”所带来的简约的需要已不再迫切。处于底层的“～车”,对上层使用(出租车、私家车)的牵控又表现出来,“打出租车”又重新浮出水面,并在使用中简化为“打车”，“打的”的音节优势已不复存在,而“打车”的义明优势明显表现出来。

外来词要进入汉语词汇系统,“义明”非常重要。这也是很多学者提倡意译优先的原因之一。“义明”指标用YM表示,其活力值为0.2。

当然,义明也是相对的,音译词中有音兼意译或音加意译词,相对于纯音译词是“表义”的,但相对于意译词,它的“表义”往往是一种与词义无关的衍生义。

(3)新异色彩指标(XY)活力值为0.1

非意译外来词因没有词的内部形式而有别于固有词语,具有外来新异色彩。新异色彩也是人们在语用中选用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年轻人。新异色彩是外来词活力指标之一,用XY表示,其活力值为0.1。

2. 词频指标(CP)活力值为0.4

一种形式常用之后,除了它自身获得生存价值外,其对语言系统的影响表现为类推功能,即成为同类译名的生成模式。如“酒吧”,依照其模式,产生“网吧”“氧吧”“陶吧”“书吧”“咖啡吧”等。常用性也是词语发展的活力指标之一。常用性表现为频率高,[2]词频指标用CP表示,活力值为0.4。

不同译借方式外来词最佳词形活力值为1,即音节YJ+义明YM+新异XY+词频CP=0.3+0.2+0.1+0.4=1。

不同译借方式外来词活力值计算方法举例:

CT:YJ+YM+XY+CP-0.3+0+0.1+0.4=0.8

计算机断层扫描:YJ+YM+XY+CP=0+0.2+0+0=0.2

艾滋:YJ+YM+XY+CP=0.3+0+0.1+0.4=0.8

爱滋:YJ+YM+XY+CP=0.3+0+0+0=0.3

AIDs:YJ+YM+XY+CP=0+0+0-1+0=0.1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YJ+YM+XY+CP=0+0.2+0+0=0.2

欧佩克:YJ+YM+XY+CP=0.3+0+0.1+0.4=0.8

OPEC:YJ+YM+XY+CP=0+0+0.1+0=0.1

上述“CT”“艾滋”“欧佩克”等词形活力值具有绝对优势,可作为推荐词形使用。

(二)一般音译词规范方法

音译外来词的规范在音译词内部进行,音译词词形不只一个,对多个词形进行综合评价后作出选择。其中学理指标活力值0.6,词频0.4;学理指标中形简指标0.3(其中音节0.1、专字0.1和避义0.1),义明0.2,音准0.1。

1. 形简指标活力值仍为0.3,但音译词中表现为音节指标(YJ)、专字指标(ZZ)和避义指标(BY),其活力值分别为0.1

形简在音译外来词中,除音节简省外,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对音译用字(如单义字甚至专用字等)的选择。

(1)音节指标(YJ)活力值为0.1

音译外来词时,词的长度受外语原词音节制约。为达简省目的,汉语常省略尾音对其简化,通过此方式,把三音节缩为双音节,四音节缩为三音节。如译salad为“沙拉(德)”,译chocolate为“巧克力(特)”。来自梵语的音译词,多经过简缩。如译“梵bodhisattva”为“菩提萨埵”,后简缩为“菩萨”。越是简略的形式,越容易流传下来。

音节简省是音译词的活力指标,用YJ表示,活力值为0.1。

(2)专字指标(ZZ)活力值为0.1

音译词史上,为保证外来词的正确理解,经常使用单义字,如译barbital为“巴比妥”;译bourbon为“巴本酒”等,其中把ba译为“巴”,主要原因在于“巴”字不仅形式简约,且是典型的表音汉字,单独存在时没有明确意义,转写外来词,不会产生任何意义上的干扰。

在外来词用字选择上,常看到汉字形体的繁化现象,即在同音字中选择带有偏旁的笔画较多的字形,如译phenacaine为“芬那卡因”,译film为“菲林”。字形繁化的目的是保证汉字意义的单纯性,增加字形的区别性,是一种简约。

单义字或专字是音译词的一个指标,用ZZ表示,活力值为0.1。

(3)避义指标(BY)的活力值为0.1

音译词还应该避免字面连缀成义,造成理解上的失误或产生不必要的意义联想。高念章(2002)指出音译要“消除误会”,即避免根据字面义误解音译词。以下音译词都有可能使人产生误解。如译husband(丈夫)为“黑漆板凳”,译alto(中音号)为“耳朵”等。

“避免义联”也是保证正确理解外来词的重要方面,“避义”是音译词的一个指标,用BY表示,活力值为0.1。

2.“义明”指标(YM)的活力值为0.2

好的音译词应该兼表意义,但是必须保持词的理据与词义的一致性,如“基因”“幽默”等,“义明”也是音译词的重要活力指标,活力值与不同译借方式外来词一致,为0.2。

3.“音准”指标(YZ)的活力值为0.1

因为皆为音译词,多个词形之间一般没有“色彩”的不同,因此“新异色彩”指标无意义。而音译外来词实际上是用汉字对原词的声音(有时也兼顾意义)进行译写,“对音准确”对音译外来词而言十分重要。“音准”是音译词的活力指标,用YZ表示,活力值为0.1。

4. 词频指标(CP)的活力值为0.4、、)

音译词词频指标活力值与不同译借方式外来词相同,为0.4。

一般音译词最佳词形活力值为1,即(音节YJ+专字ZZ+避义BY)+义明YM+音准YZ+词频CP=(0.1+0.1+0.1)+0.2+0.1+0.4=1。

一般音译词活力值计算方法举例:

冰淇淋:(YJ+ZZ+BY)+YM+YZ+CP=(0.1+0.1+0)+0.2+0+0.4=0.8

冰激凌:(YJ+ZZ+BY)+YM+YZ+CP=(0.1+0.1+0)+0.2+0+0=0.4

比萨:(YJ+ZZ+BY)+YM+YZ+CP=(0.1+0+0.1)+0+0+0.4=0.6

皮萨:(YJ+ZZ+BY)+YM+YZ+CP=(0.1+0+0.1)+0+0.1+0=0.3

海洛因:(YJ+ZZ+BY)+YM+YZ+CP=(0.1+0+0.1)+0+0.1+0.4=0.7

海洛英:(YJ+ZZ+BY)+YM+YZ+CP=(0.1+0+0.1)+0+0+0=0.2

上述“冰淇淋”“比萨”“海洛因”等词形活力值具有绝对优势,可作为推荐词形使用。

(三)人名、地名外来词规范方法

汉语借入外来人地名的基本方式是转写。转写就是“用汉字(方块字)按借词原来的读音写成一般不能按汉字组合解释的新词(借词)”。(陈原,1983:143)人地名外来词作为专有名词,它和一般音译词又有不同。其中学理指标活力值为0.6,词频指标0.4;学理指标中形简指标0.3(音节指标0.1、专字指标0.1和避义指标0.1),“义明”指标0,“音准”指标0.3。

1. 形简指标活力值为0.3,人地名外来词中同样表现为音节指标(YJ)、专字指标(ZZ)和避义指标(BY),其活力值分别为0.1

(1)音节指标(YJ)活力值为0.1

音节简省仍然是人地名外来词所追求的,对于多音节的人地名外来词,汉语也尽可能把它们压缩在三音节以内,如译Egypt为“埃及(伯特)”;译Hollywood为“好莱坞(德)”等。

YJ活力值为0.1。

(2)专字指标(ZZ)的活力值为0.1

外来人地名的转写中特别注重系统性原则,即同类事物采取同类译名。五十年代初,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在拟定的人名地名的译音原则中,就曾明确地指出,要“人名同名同译、同姓同译、同音同译”,如译Canada为“加拿大”,译California为“加利福尼亚”等。同音同译原则的直接结果就是外来人地名译写用字的“专用性”更加突出。

有学者曾对参加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32强中的十支欧美球队的队员姓名的译音用字进行统计,位列前20位的字是:“尔、斯、德、夫、克、科、拉、特、马、基、维、森、利、里、布、托、伊、诺、奥、尼”。(颜红菊,2002)这些汉字中,大部分单独存在时没有明确的意义,而有些已成为译名专用字,如“尔、斯、伊、奥、尼”。“专字”也是人地名外来词的活力指标之一,其活力值为0.1。

(3)避义指标(BY)活力值为0.1

人地名的理据性最弱,“义联”更是特别需要避免的,Clinton译成“客灵通”无疑比“克林顿”逊色,除不符合音准原则外,且易引起误解。因此,“避义”也是人地名外来词的活力指标,BY指数为0.1。

在这一点上,台湾与大陆正相反,在转写外来人名时,尽可能选择与汉语姓氏相同或相近的汉字,使之产生“义联”,甚至以牺牲对音准确为代价,Reagan(里根)译为“雷根”;Sihanouk(西哈努克)译为“施亚努”等等。

2.“义明”指标(YM)的活力值为0.1

汉语人地名外来词除极少数意译(如Fleet Street译为“舰队街”,Iceland译为“冰岛”)外,一般都采用音译转写。音译转写人地名外来词,词形不表意,“义明(YM)”指标没有意义,其活力值为0.1。

3. 音准指标(YZ)的活力值为0.3

外来人地名的转写一般选择与原词读音对应最为严整的文字形式,以尽可能保持原词语音面貌,实现外来词与外语原词最大程度的相似性,如译Spielberg为“斯皮尔伯格”,有时甚至考虑汉字四声与对音准确的关系,如“克林顿”和“柯林顿”,由于“克”为去声而“柯”为阴平,而去声更准确地反映原词的重音,“克”字优于“柯”字。

“音准”对人地名外来词至关重要,甚至为了音准,不惜牺牲音节简省原则,如外来人名很大一部分词长超过三音节,如译Van Nistelrooy为“范·尼斯特鲁伊”,译McGrady为“麦克格雷迪”。音准(YZ)是外来人地名的重要指标,其活力值为0.3。

4. 词频指标(CP)的活力值为0.4

人地名外来词的词频活力值与一般音译词相同,为0.4。

人地名外来词最佳词形活力值为1:即(音节YJ+专字ZZ+BY避义)+义明YM+音准YZ+词频CP=(0.1+0.1+0.1)+0+0.3+0.4=1。

外来人地名的活力值计算方法举例:

克林顿:(YJ+ZZ+BY)+YM+YZ+CP=(0.1+0.1+0.1)+0+0,3+0.4=1

柯林顿:(YJ+ZZ+BY)+YM+YZ+CP=(0.1+0+0)+0+0.3+0=0.4

艾森豪威尔:(YJ+ZZ+BY)+YM+YZ+CP=(0+0.1+0.1)+0+0.3+0.4=0.9

艾森豪:(YJ+ZZ+BY)+YM+YZ+CP=(0.1+0.1+0.1)+0+0+0=0.3

基辛格:(YJ+ZZ+BY)+YM+YZ+CP=(0.1+0+0.1)+0+0.3+0.4=0.9

基辛杰:(YJ+ZZ+BY)+YM+YZ+CP=(0.1+0.1+0.1)+0+0+0=0.3

参考文献

[2]本规范所用词频为《人民日报》2000—2007年的使用频率。

陈原《社会语言学》143页,学林出版社,1983

高名凯、刘正琰《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82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高念章《音译外来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语文建设通讯》2002年第69期

李宇明《术语论》,《语言科学》2003年第2期

李宇明、周建民《“领域语言研究”开栏引言》,《江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聂鸿音《音节简省是外来新词语规范化的首要原则》,《语文建设》1994年第1期

秦秀白《英语语体和文体要略》164-165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史有为《论当代语言接触与外来词》,《应用言语学研究》1999年第1期

颜红菊《外来词反汉化选择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析》,《邵阳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邹玉华《异形词规范中的“形简”原则》,《语文建设》2001年第8期

篇4：外来务工人员犯罪调查

外来务工人员孟小青的遭遇不是孤立。在浙江省永康市，仅2014年1—10月份永康市检察院审查逮捕各类刑事犯罪案件分别为835件1375人，其中，外来人员犯罪案件为647件1084人，所占比例高达78%。而2014年末，永康市户籍人口59？郾2万人，常住总人口74.2万人，即外来常住人口比例仅占总人口的20%。而同样是外来务工人员密集的南方某市检察院甚至拒绝透露外来务工人员的犯罪比例。

外来务工人员犯罪

形势依旧严峻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副教授门金玲告诉记者，在犯罪学的视角下，外来务工人员泛指从乡村、不发达城市及地区来相对发达城市打工的人员，所谓“外来”指其户籍地与现工作地相分离，“务工”指在城市中从事不同工种工作。由于他们工作流动性大，工作地的频繁变更而呈现出时刻准备迁徙的状态。该务工群体劳动时间长，多从事技术含量低、危险系数高的体力劳动，如建筑业、搬运业、保洁业、餐饮服务业等行业。

外来务工人员成为社会性问题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打破了城市与乡村的界限，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之后的二三十年里“农民工”这个词语演变为外来务工人员。国家卫计委2015年11月11日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十二五时期，我国流动人口平均增长约800万人，2014年末达到2.52亿人。流动儿童和流动老人规模不断增长，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

应该说，近些年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受到的关注度很高，他们所引发的犯罪问题也屡屡被提及。但记者调查发现，在高关注度背后，外来务工人员犯罪高发势头并没有得到遏止。

四川省简阳市检察院研究室主任陈平发现，简阳市外来务工人员犯罪比例攀也出现连续五年的攀升，“简阳地处连接成渝交通的枢纽地带，最近几年成渝高铁、成都第二机场等一大批全省全国都知名的大工程相继规划或是开工建设，外来务工人员的总数在不断增加。”

“流动人口或外来人口犯罪，本是全球趋势，但归根结底还是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陌生化以及市场竞争导致的收入差距。前者使犯罪成本降低，被抓获的几率降低，后者使犯罪的动机增强。”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兰荣杰告诉记者。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犯罪突出

在外来务工人员犯罪调查中，最值得担忧的是出现了许多未成年人的身影，包括未成年外来务工者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

2015年年初，在广东增城区新塘镇大敦中学附近，正在玩耍的未成年人于某遭遇持刀抢劫，抢劫者共有五人，封堵住了于某所有可能逃跑的方向，胁迫之下，于某交出了身上的一台苹果4手机及仅有的10元人民币。而实施抢劫的五人，和于某一样，都是未成年人，他们来自四川达县，父母均是外来务工人员。

从未成年人犯罪比例来看，增城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犯罪的比例，已经占全部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50%以上。“总体来看，这些未成年人的家庭多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是家庭结构不完整，如离异家庭、单亲家庭；其次，相对一般城镇居民家庭而言，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条件，如居住环境、经济收入、消费能力等处于较低水平，再加上家庭教育方式不当，缺乏与子女沟通，或教育方式简单粗暴，造成子女无法正确对待城乡差异，遇事情容易偏激，或者采取极端手段发泄不良情绪。由此导致盗窃、抢夺、伤害、斗殴等犯罪频发。”

从外来务工人员犯罪比例来看，永康市2014年外来务工犯罪人员1084人，其中未成年人138人，比例高达12%以上。“这些人不可能具有合法的打工资格，所得的劳动报酬很低，有的甚至只要求雇主“管吃饭”就满足了。这些受教育程度极其有限而涉世不深的外地少年，在强烈的经济收入落差刺激下，常常成为犯罪分子的教唆对象。”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难的问题普遍存在，他们很难得到及时的教育和引导，也难以融入当地社会；而社会上不良书刊或暴力、色情影视作品的传播，娱乐场所不加区别地容留未成年人消费，这些都成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滋生的罪恶之源。

此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作案地点一般为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偏僻路段或网吧、KTV等娱乐场所，因为这些地方鱼龙混杂，易于隐藏和逃脱，而他们选择的作案对象主要集中在夜晚落单的人以及并不富裕的其他打工者。

犯罪类型集中在侵财类

据多个检察院调研报告显示，外来务工人员犯罪的类型相对集中在侵财类犯罪，但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外来务工人员从事的工作多以体力劳动为主，其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劳动报酬低，为了达到不劳而获、快速‘致富’的目的，他们伺机作案，走上犯罪道路。各类侵财型犯罪，大多是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实施的。”永康市检察院检察官表示。

年轻的山东省沂南县农民王春禧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王春禧在老家时就游手好闲，曾因伤害等罪名被判刑入狱。出狱后，他决心浪子回头，外出打工为生。但经济上的压力，先使他的妻子离家出走，后被同居情人动辄辱骂。为挣钱的事，王春禧伤透了脑筋。2015年2月6日，他带着一笔要回来的2万元账款到财务室，发现房间空无一人且没上锁的保险箱内有15万元现金，遂揣上这些钱就跑了。近日，法庭做出了一审判决：以盗窃罪、重婚罪、侵占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

在兰荣杰看来，外来务工人员总体上属于经济地位相对弱势的群体，求财往往是很多犯罪的直接动机，也是侵财型犯罪占比高的直接原因。但当前经济大背景下，劳动力成本攀升，一个正常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已经不算太低。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一旦基本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犯罪分子寻求性满足、心理满足等动机必然强化，其他类型犯罪增多也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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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数据来看，其犯罪类型还涉及强奸、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卖淫、贩毒、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等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等五大类10多种罪名，这类案件产生的危害性往往较大，也给城市治安带来不安定因素。

团伙作案比例上升

“除激情犯罪以外，相当部分犯罪也是一种高智商活动，需要知识、经验以及团队合作。此外，暴力性犯罪（比如抢劫）能否成功，往往与犯罪分子是否具备力量优势直接相关。因此，团伙犯罪也就成为优先选项，一则集思广益，二则人多力量大。”兰荣杰表示。

天津市河西区检察院2015年就办理了一起结构严密、分工明确的“酒托”诈骗案件。该团伙共有成员18人，有人充当“键盘手”，专门通过QQ等网络聊天工具伪装女子诱惑被害人上钩；有人充当“酒托女”，与被害人见面后欺骗被害人在特定酒吧进行消费；有人充当“保安员”，在“酒托女”与被害人发生冲突时对被害人进行威胁恐吓，帮助“酒托女”脱身；还有人充当“管账人”，负责对诈骗所得进行管理和分配，18人各司其职，手法复杂，给案件的侦查和审查造成很大困难。

天津市河西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学军表示，2010年以前，该院受理的外来务工人员犯罪案件，大多以单打独斗的方式为主，三人以上的团伙作案占全部案件的比例仅为21%；但2010年之后的外来务工人员犯罪案件，组织化、专业化的趋势日益明显，2014年，三人以上的团伙作案比例已经上升到了33%。

近年来，外来务工人员团伙作案态势正在愈演愈烈。由于外来务工人员对外地环境一般不熟悉，为了在作案中相互照应，增强安全感，外来务工人员一般要邀约同乡好友一起作案，这些人往往利用同村、同乡、同县的地缘、亲缘为纽带，形成诸如盗窃团伙、诈骗团伙，抢劫团伙，流氓团伙，拐卖妇女、儿童团伙，贩毒团伙以及协助销赃团伙来危害社会。而从团伙组成来看，外来人口团伙犯罪成员结构有两种：一是全部由流动人口组合而成的，二是由流动人口和常住人口中的一些不法分子混合而成的，交叉感染、交叉犯罪的现象比较常见，给当地社会治安和预防外来人员犯罪，增加了难度。

单独作案大多具有

随机性和盲目性

外来务工人员单独作案中，以临时起意，冲动激情型的暴力犯罪居多。比如王建强，他是一起暴力杀人、伤人案件中的加害人。

2013年，王建强对合租租客陶子凌刺了11刀。陶子凌还亲眼目睹了自己高中同学杨光磊和刘宗俭的死亡，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引发惨案的导火线，竟然是一个来不及清理的厨房里的方便面袋。

陶子凌、杨光磊、刘宗俭和王建强均是从外地来北京打工的人员，租住在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家园小区的三居室里。四人约定，各人轮流清理卫生，但由于陶子凌等人经常不打扫，王建强和他们争执不断。案发当天，陶子凌和侄子陶振、杨光磊、刘宗俭一块在外喝酒，吃烧烤，直到11点多才回去，回家后，四人又觉得没吃饱，陶振便主动给他们做了点方便面，并随手把方便面袋子扔在了厨房里。

王建强12点左右回来后发现，厨房又有几个未及时清理的方便面袋，顿时怒火中烧，不可遏制。气愤的王建强返回卧室，从衣柜里拿出一把小刀，挥刺之下，致杨光磊和刘宗俭当场死亡，陶子凌轻伤。

事实上，外来人口常处于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对他们刺激十分强烈。所以，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普遍具有一种强烈的反社会倾向。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他们大多表现为不计后果，只图一时之快，犯罪手段一般较为残忍。

例如，在当地涉嫌盗窃罪的吴与，最初只是为了去找朋友而来到案发地点，后看到案发现场简陋的防盗措施便见财起心。这种犯罪目标的不确定性，使流动人口犯罪带有实施多种犯罪的突发性。

情感因素易成犯罪导火索

外来务工人员单独作案，以临时起意、冲动激情型的暴力犯罪居多。对于大多数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到外面去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在外流浪，生活十分艰辛，心中的痛苦、烦恼、无奈无处倾诉，他们特别渴望情感和心灵的慰藉，如果处理不好感情纠纷，很容易诱发刑事案件。

如浙江金华市刘强故意杀人案。2000年，刘强在浙江省金华市一家砖厂打工时，认识了一同打工的已婚妇女周云。不久，两人开始交往，并发生不正当关系。2012年6月3日，周云与丈夫商量一起去成都打工，遂与刘强发生争执，结果刘强一怒之下将周云杀死在旅馆中。

外来务工人员的情感世界已不仅关乎道德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近年来，江苏省阜宁县检察院每年受理10件左右因情感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中，仅涉及外出务工家庭夫妻情感纠纷的就有8成之多。

犯罪手段不断升级

技术型犯罪案件迅速增长

“与原来传统的犯罪方法相比，近年来外来务工人员犯罪手段不断升级，许多利用现代科技的犯罪方式出现在外来务工人员的犯罪中。”张学军告诉记者，首先是用高科技手段实施的犯罪，以盗窃罪为例，以“技术开锁”手段入室盗窃、利用无线干扰仪器和解码器方式盗窃汽车内财物的案件近年来迅速增长。

比如2014年，河南籍进京务工人员王浩从网上学习了偷车方法，开始专偷马自达6型汽车。其使用强开钥匙打开车门，上车后再利用一系列工具对汽车进行解码、打火、启动，整个过程仅需要一分钟。

张学军还表示，除了技术型犯罪，一些高智商犯罪也开始零星出现在外来务工人员之中，虽然目前案件数量不多，但仍然要引起重视。

在天津市河西区检察院2012年受理的姜志文三人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中，姜志文等三人通过对多家银行办理信用卡方式、卡片寄送及开卡环节的长期观察了解后，准确找到了国内某家大型商业银行的管理漏洞，以冒领盗刷信用卡的方式疯狂敛财，犯罪数额在短短数月间就达到百万元。“其犯罪组织之精密、犯罪手段之高明，让人叹为观止。”

据门金玲分析，这主要是因为网络的发达与普及，降低了技术型、高智商型犯罪的门槛。以前，可以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导致在社会生活中的见识、能力相差很大，现在网络平台的平等、共享，使得很多东西在第一时间内大家都可以共享，迅速填平了知识鸿沟。

易犯罪，也易成侵害对象

与外来务工人员本身犯罪相对应，有专家表示，外来务工人员往往处于社会底层，本身就属于弱势群体，这也容易导致他们成为被侵犯的对象，这一点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身上尤为明显。

2011年至2014年，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少年法庭共审理未成年人受侵害案217件，主要涉及盗窃、抢劫、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强奸、猥亵儿童等罪名，其中受害者多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15岁的晨晨从幼年时期便跟随父母来到北京。因父母长期打工无法照料，晨晨结交了不少混酒吧的朋友。一次在工体附近的酒吧，晨晨不小心碰到了曹亮，结果被王明、曹亮带出酒吧殴打，致其头部严重受伤，经鉴定为重伤3级伤残。至今，晨晨仍躺在病床上，生活无法自理。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容易成为侵害对象，这与缺少父母家人照顾不无关系。比如因生活、工作所迫，外来务工人员对子女多“放养”，缺乏足够的安全保护；也有不少未成年人平时在外地老家上学，像“候鸟”一样在假期被接到父母身边，但父母精力有限，往往让子女独自留守在家或外出玩耍，给犯罪分子创造了机会。另外，很多父母将小孩儿托给老人看管，老人心有余力不足，导致孩子受到侵害。

专家表示，未成年人处于成长发育的青春期，在心理上倾向成年，对接触社会持开放态度。因假期空闲时间较多，结交社会闲杂人员的机会增多，易受到不良风气影响。有的未成年人盲目跟从陌生人吃喝玩乐，有的未成年女孩儿通过QQ、微信等与陌生人交友，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明显不足，极易受到犯罪侵害。

（摘自《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