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工业化理论

毛泽东的工业化理论（精选6篇）

篇1：毛泽东的工业化理论

毛泽东的工业化理论(2)

三、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创新与历史局限

由于毛泽东努力将苏联的工业化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且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探索，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非常值得今天来认真总结和吸取。

（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伟大贡献。

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工业发展高速度，亦即工业化的速度，是苏联经济建设模式的特点，也是其30年代的成功之处。建国以后，毛泽东曾经提出要学习苏联经验，将苏联的工业化速度作为中国的榜样。八大前后，在对待经济发展速度方面，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估计，认为生产关系问题已经解决，加上国际压力和国内人民要求，毛泽东对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产生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当然，这也与我们的信息体系不健全有很大关系），忽视了周恩来、陈云等等提出的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和四大平衡理论，追求经济以“过高”速度增长，并引发了“大跃进”，1961年以后，毛泽东又总结了过去十几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在农轻重关系、经济发展速度等问题上都有所创新。总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病，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提出了不少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思想，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从三个方面叙述有关工业化理论的探索。

（1）针对苏联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提出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思想。

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是以列宁和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成功后，为快速完成苏联工业化任务而提出的思想和政策，由于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都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普遍面临着工业化的任务，因此以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为基础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理论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共识。对此，毛泽东通过对苏联和自己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反思，对工业化过程中如何协调发展农、轻、重产业提出了新的思想。

在对待农轻重关系方面，虽然优先发展重工业对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至关重要，当时的产业结构也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党针对苏联过分长期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弊病和几年来的实践，提出了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方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

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17]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谈农业重要性时说：“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18]同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专门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19]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20]

毛泽东在1959底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又多次阐述了上述思想。应该说，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工农业并举的思想，将农业现代化纳入了工业化范畴来考虑，与当时无论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相比，都是一个较大贡献 在对待积累与消费关系方面，根据苏联工业发展很快但几十年内人民生活提高缓慢的教训。毛泽东提出要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要做到三者兼顾。毛泽东特别提出要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21]

1956年11月，陈云在商业部扩大部务会议上也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22]当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八大会议上专门就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作了发言，提出了积累与消费二者兼顾的“二三四”比例，即：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约占20%左右，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约占30%左右，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约占40%。[23]

这里应该指出一点，即苏联的农业萎缩，主要原因并不是苏共忽视农业和对农业挖的过苦，主要是集体农庄制度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点可以从斯大林以后的几十年间苏联始终没有解决农业问题得到证明。但是当时苏联并没有认识到这点，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认识这点。上述1956年“八大”前后党对工业化道路和理论的探索，应该说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反冒进”，使得党内外的政治关系变得很不正常。于是毛泽东提出的经济建设高速度和发挥“两个积极性”思想，则在政治高压和“两本帐”的压力下，演化成一场持续3年之久的“大跃进”。其间产生的全民大办工业和“以钢为纲”的思想和理论，违背了上述思想。

1961年国民经济被迫转入调整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总结了建国以来工业化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思想。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1963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文件提出我国工业发展的方针是：（1）工业和农业密切结合，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并举。二者的关系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2）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密切结合，发展重工业和发展轻工业密切结合。二者的关系是：重工业是建设的中心，但是，可用多发展一些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3）民用工业和国防工业密切结合，发展基础工业和发展尖端技术同时并举。二者的关系是：基础工业为为尖端技术创造广泛发展的条件，反之，尖端技术又为基础工业创造提高的条件。文件还指出，所谓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要有能力为农业、工业、国防、交通运输业提供成套技术装备的基础工业体系。[24]

（2）针对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提出大中小企业并举、城市和乡村工业共同发展的思想。建国初期，针对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农业劳动力过剩以及城市失业问题严重的状况，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关于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思想。

在以往研究毛泽东工业化思想时，人们对毛泽东提出的工业与农业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并举的思想关注较多，实际上，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并举、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并举的思想在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1958年成都会议在发展工业问题上，提出了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中央认为：由于地方工业同农业有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联系，所以，实行这个方针，就可以更有成效地使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和相互支持；就可以把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人民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起来，从而必然会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速度和农业技术改造的速度。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指出：“地方

工业的任务是：为农业服务（这是基本的）；为国家大工业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服务。实现这些任务的方法是：打破对于工业化的神秘观点，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走群众路线。各省、自治区应该在大力实现农业跃进规划的同时，争取在五年或者七年的时间内，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赶上或者超过农业总产值。”中央提出：“各省、市、自治区在制订地方工业发展规划的时候，„„应该包括县、乡、社所办的工业在内，„„县以下办的工业主要应该面向农村，为本县的农业生产服务。„„现在各地县以下工业企业的形式，大体上可分为县营、乡营，合作社（农业社或手工业社）营，县、社或乡、社合营等三种。农业社办的小型工业，以自产自用为主，如农具的修理，农家肥料的加工制造，小量的农产品加工等。”[25]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通过社办工业的文件。1958年7月1日，《红旗》第3期发表文章，最早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不久，毛泽东视察人民公社时赞同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份，北戴河会议发布《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而人民公社又在“大跃进”和“大办工业”的热潮中，大力发展工业，形成了建国以后农村工业发展的第一次浪潮。关于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的思想，是在“一五”计划期间就提出的，当时主要针对有些人忽视沿海那些技术落后的中小企业现象提出的。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26]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方法，是毛泽东根据我国财力有限、人口众多、资源技术配置多层次的特点而设计的。

1963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征求意见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又提出了实行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发展思路，由于中小企业具有投资少、收效快、适应性强、便于搞专业化和便于转移等优点，要更多地建立现代化的中小型工厂。

（二）毛泽东正确的工业化思想没有得到全面始终贯彻的原因。

应该说，上述毛泽东关于工业化的认识，都是符合国情和正确的，成为我党的宝贵思想财富，并为1978年以后所贯彻。但可惜的是，直到毛泽东逝世，上述正确的思想不仅难以贯彻始终，而且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工业化的制度安排方面，这个时期的探索不仅没有突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大框架，反而为了维护和完善这种制度，采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结果“南辕北辙”，变成“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工作受到严重干扰。

在1956年“八大”前后，针对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问题，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曾经提出过一些较好设想。首先，在所有制结构方面，针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快速、基本完成后存在的问题，陈云在八大上都提出了“主体—补充”的设想，即社会主义可以存在少部分的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56年底，毛泽东在与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甚至提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10年、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7]其次，在对计划经济的认识方面，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于苏联计划体制的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计划管理与自由生产（实际上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设想。但是，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毛泽东将社会上关于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看待，将党内关于利用市场机制和其它经济成分的一些设想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来看待，导致脱离实际的左倾认识愈演愈烈，直至爆发“文化大革命”，其间许多针对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甚至“大锅饭”的改革要求，都被视为“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遭到压制和批判。

再从充分利用中国丰富人力资源和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来看，毛泽东认识到苏联自上而下的行政性计划管理体制压抑了地方和人民群众参与经济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利于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因此他多次探索“权力下放”和发动群众性经济建设热潮，其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如“扫盲运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庆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以及“文革”期间的农村社队企业的发展等。但是由于当时不能从根本上破除计划经济模式，放权和发动群众的结果，往往与预期相反，总是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循环，群众运动也往往变成“运动群众”，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2）紧张的国际环境干扰了协调发展，使“备战”长期成为经济建设的主要考虑之一。毛泽东所处的年代，是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冷战时期。50年代，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加剧了中国与美国的紧张关系，60年代的中印边境冲突、越南战争升级以及中苏边境冲突都使中国感到安全受到威胁。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从列宁和斯大林那里一脉相承的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而美国和苏联到处插手、干涉别国内政以及民族独立的浪潮似乎也证明了这个理论。

1955年至1956年，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国际关系最缓和的时期，即使如此，毛泽东在1955年仍然指出要备战。[28]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提出“过去朝鲜战争还在打，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29] 60年代中苏交恶以后，加上中印边境紧张、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越南战争升级，使得国家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工业化战略向备战倾斜更加明显。

在上述国际环境下，建国以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安全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备战”的影响，因此加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为“备战”而调整工业布局就成为工业建设的重要目标。从中国着手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起，备战就成为制约工业发展规划的重要因素，当时的工业投资的结构和区域布局，即反映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和向内地倾斜。以后的工业投资也基本上是延续了这个政策，即：一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在整个工业发展中具有突出地位；二是在工业布局方面，更注重向战略后方的工业投资。特别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

由于重工业投资大、周期长，又由于投资地点的选择更多地考虑到“备战”的需要，因此投资的效益自然要比投资轻工业和沿海地区低，这又降低了工业本身的自我积累能力，需要国家提高积累率和从农业、轻工业那里提取资金，从而使得毛泽东的农、轻、重协调发展思想难以实现。

（原题：试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贡献和历史局限）。

篇2：毛泽东的工业化理论

第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井冈山最困难的时期，一位后来背叛了他的亲密战友提出来自己的怀疑“红旗到底能够撑多久？”*在回信中写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要从区域性品牌发展成为全国性品牌，企业要有宏大的愿景和必胜的意志。

第二:“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不要幻想把你的产品卖给所有的人，只有找到你的目标消费者，产品才能成功。

第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市场营销不能“闭门造车”，必须洞察消费者的真实需求。

第四:“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企业要有纠错机制，市场是检验营销的唯一标准。

第五:“农村包围城市。” ——市场营销要善于“插位”，创造差异化，在竞争对手最薄弱的环节发起攻击。

第六:“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营销要敢于亮剑，终端致胜。大声叫卖，把产品卖出去，把钱收回来，营销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第七:“一切*派都是纸老虎。”

——再强大的竞争对手都有软肋，再成熟的市场都有缝隙，只有在战略上藐视竞争对手，才能在战术上战胜对手。

第八:“向雷锋同志学习。”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样板市场最有说服力。

第九:“为人民服务。”

——只要视消费者为上帝，消费者才能产生“雷打不动”的品牌忠诚。

第十:“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品牌是坚持的结果。

第十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军队的决定因素是人，营销的决定因素是品牌，没有强大的品牌，利润是暂时的。相信是最大的力量；

篇3：毛泽东关于群众工作的思想理论

一、从人民群众地位的角度,坚定地肯定了“共产党干部是人民勤务兵”的思想

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与党的实践活动相结合的理论典范,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党的工作方法相统一的根本工作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所创造,这也是群众路线思想的理论依据。毛泽东曾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这是对党群之间的鱼水关系、血肉关系的真实写照。

党员干部要真正做人民的勤务兵,就必须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出现,处处、事事为群众打算;必须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把人民利益看得至高无上。第一,视人民群众是自己的主人,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孺子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气”。第二,把群众当做自己的先生,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提出:“和全党同志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要求全党同志遇事要多与群众商量,理解做群众学生和当群众先生的辩证关系。第三,当好人民的勤务兵,既要对工作积极负责,更要掌握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领导干部不仅要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方面水平、坚持正确的路线与方针,还要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和组织能力。

二、从人民群众动力的角度,鲜明地总结出群众工作中三个“相结合”的方法

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明确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1]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面对农民革命的蓬勃发展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1]在总结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时,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完全打不破的。”[1]这些论述都是对人民群众无穷智慧和力量的热情歌颂,深刻阐明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为了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开展宣传、组织群众的各项工作,毛泽东在194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的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2]这是毛泽东将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统一,从而为正确处理当与群众关系和正确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党在依靠群众和教育群众的过程中,必然坚持一般号召和个别领导相结合,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坚持民主和集中相结合。

坚持一般号召和个别领导相结合,就是要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和动员,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的号召之后,把群众都调动起来,再由领导者深入群众,进行以点带面的调查研究,发现新情况和新问题,推进工作的全面进行。毛泽东指出:“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通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2]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就是说领导要善于起带头作用,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成为骨干,并带动后进的群众,在团结广大群众的基础上实现领导,使党和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做好各项工作。坚持民主和集中相结合,在群众中发扬民主,集中群众的意见,再把集中的群众意见反馈到群众中去,再接受群众的反复检验。毛泽东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3]

三、从人民群众利益的角度,深刻地认识到“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党进行群众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所说的:“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2]

共产党要为人民谋利益,就必须向人民群众负责,并将对党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统一起来。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责任观,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应以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为出发点。实际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是一致的,对人民负责也就是对党的领导机关负责,因为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4]

篇4：毛泽东的工业化理论

摘 要: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财富源泉与财富增长的研究,将对我国的工业化有重大的启示,文章认为,我国今后所进行的工业化应该是新型的工业化,文章将针对经济增长理论和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经济增长理论;新型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09)22-0030-01

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发展的历程对指导我国新型工业化有重要的意义,文章认为新型工业化是在有良好制度铺陈的前提下,伴随着技术化、信息化和人力资本密集化所进行的社会生产变革。

1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演变

①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斯密《国富论》的发表,奠定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他将分工看作是财富增长的起点,并按照劳动价值论归纳了增加财富的影响因素。在斯密看来,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是生产性问题,劳动力和资本是产生财富的源泉。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时代,经济研究领域更多地集中在财富的分配领域。他们的研究,虽然多集中在分配理论,但是分配还是以财富的增长为前提。到了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经济增长理论彻底被冷落了。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1936年凯恩斯《货币就业和利息通论》的发表,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但就分析方法而言,凯恩斯理论假设人口、资本和技术都不变,在此基础上考察收入和就业的决定,这种短期静态分析方法可以单独考察某一个时期经济变量的相互影响与作用,但要深入研究动态经济增长问题,还需要在分析方法上作出改进。之后的哈罗德.多马模型、索洛含技术进步因素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都是对凯恩斯理论在分析方法上的改进。③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将所有技术进步内生化并着重分析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的理论模型的总称。代表经济学家有阿罗、罗默、卢卡斯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技术进步与经济系统之前的关系。

2 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启示

2.1我国工业化的现状

我国的工业化起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工业化成果显著,具体表现在我国的工业年均增长值达15%左右,制造业发展迅速,进入结构调整和产业提升的新时期,高新技术产业也得到快速的发展,总体上我国处于工业化的中期。

我国的工业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产品结构不合理,高新产品所占比重较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工业发展往往建立在牺牲环境的基础上。总体上,我国工业化发展的状况是有喜有忧,但向前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怎么样才能让我国的工业化少走弯路,文章认为经济发展理论对我国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有很重要的启示。

2.2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启示

①劳动、资本和技术与工业化区域均衡。根据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和人力资本积累模型,新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持续和永久的源泉与动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既然东部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很难转移到中西部,那么,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型工业向中西部转移对平衡工业化的区域差异就显得很重要。②人力资本积累和落后地区工业化。卢卡斯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模型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促进工业化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由于人力资本具有向外的溢出效应,所以从长期来看,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落后地区要实现工业化的赶超,必须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在注重当地教育的同时,必须要改善基础配套设施,采取措施防止人才的流失,依靠人才实现后发赶超。③制度与区域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政策市优先发展东部地区,因此,东部地区的市场开放程度,资金的充裕程度,人才的密集程度等,都要比中西部的要高。在东部经济区的工业化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国家应该在政策上对中西部进行倾斜,积极培育市场主要,加强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在制度安排上促进中西部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和东部地区的工业结构的优化。④新型工业化与工业化区域均衡。新型工业化是在有良好制度铺陈的前提下,伴随着技术化、信息化和人力资本密集化所进行的社会生产变革。在新型工业化中,不仅要重视资本的投入,更要重视技术的进步以及人才的积累,革新生产函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新型工业化与一般的工业化模式区别开来。

3结语

经济增长理论对平衡我国区域间工业化水平,促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在新型工业化中,要更多地倚重技术进步和人才的积累。

参考文献:

篇5：毛泽东的工业化理论

各位学员，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大井毛泽东同志旧居，先由我向大家简要介绍毛泽东同志在大井居住前后的学习工作片断，共同来学习毛泽东同志勤于学习、勇于探索的理论品质。

一、渴望学习，勤读马列。

在井冈山，毛泽东同志最珍贵的家产是一担皮箩，里面装的是文房四宝、文件书籍以及打仗缴获的报刊，书报就是他的宝贝。毛泽东同志走到哪里，当年井冈山前委的工作人员、后来的共和国少将龙开富，就把这担皮箩挑到哪里。这样，毛泽东同志一住下来，就可以找到自己要看的书报、文件。

解放后，龙开富说过：“毛主席在井冈山写的那些著作，不仅仅是他写出来的，也是我挑出来的。”

据杨至诚上将回忆：“有一天我去向他（毛泽东）请示工作，见他正在看《资本论》，在研究马列主义学说。”的确如此，毛泽东不仅自己下功夫研读马列书籍，用它来指导根据地的工作实践，而且还把它介绍给其他领导人读，带领他的战友们一起学。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组织印制了文化读本和《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须知》等政治理论小册子，发给部队官兵和边界县、区、乡工作人员学习。还通过办边界党团训练班，办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第二期为红四军军官教导队，以后又发展为井冈山红军学校，彭德怀任校长）；把学文化、学政治、学军事结合起来，培养基层干部和军事指挥员．因为毛泽东同志深知，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军队，而愚昧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据当年在长征路上和毛泽东一起行军的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俄，但他读马列的书仍不间断，其中就有《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在长征路上，他患病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读马列的书。所以毛泽东后来说，自己“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

二、喜爱古书，取其精华。

毛泽东对于古书喜爱，来自于他从幼年时代养成的习惯。即使在井冈山时期，一有机会他也要找点古书来读。

毛泽东曾在1938年5月3日讲过一件自己经历过的事。他说：“从前我在井冈山时，想到土豪家里去看看有没有《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有一位农民说：‘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了产。’”毛泽东讲这件事，是为了说明当时井冈山有些农民误认为打土豪便是共产主义，但从中也反映出他对读古书的兴趣。1928年5月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来到井冈山，他回忆说：“途中在一个山头休息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拿出一本线装书，是范仲淹写的关于江西剿匪的文集给我看。”建国后杨至诚上将回忆：“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无论他作文章也好，讲话也好，经常是经古证今，深刻、透彻、明确。”因为他能够随时自如地引用古书中的文章、诗句与典故，将深奥的道理讲得通俗明白。他经常给战士们讲《西游记》、《封神榜》和《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激励战士苦练杀敌本领，启发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正是在阅读古书的过程中，毛泽东从古书中吸取精华、得到启发，不断充实着自己。正如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指出的：“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三、重视读报，关注事实。

“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这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在白色恐怖包围之中的井冈山，消息十分闭塞，中央的指示、文件，只能通过秘密交通转送，由于敌人的封锁，往往不能及时送达。比如：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给红四军的信，到11月2日才转到井冈山；同样，1928年6月18日一7月11日召开的党的“六大”决议，到1929年1月才送到井冈山，不仅延误了半年的时间，而且还有两个部分影印不出来。所以在当时的井冈山，要了解国内外的大事，要分折敌我之间的形势，更多的只能通过敌人的报纸。因此，不论是包东西的皱巴巴的报纸，还是托人出外买来的那些日期不连贯的报纸，以及打仗缴获的五花八门的各种报纸，毛泽东都要想办法收集起来细细加以研究，不放过报上的任何蛛丝马迹，以便及时掌握山外形势的变化。

有时候他就是根据从报纸上得到的信息，及时做出重大的决策。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当他从报纸上了解到湘桂军阀混战，唐生智前线吃紧，湘赣边界的湖南敌军大部分调离，并开始征调各县民团前去增援时，毛泽东以十分敏锐的时光，抓住这有利的战机，占领了茶陵县城，建立了边界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一一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然而，在当时的井冈山，要获得报纸的确十分困难。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实行了严密的封锁，连食盐、布匹和药材等生活必需品都缺乏起了极度，试想，你要读书看报谈何容易？没办法，毛泽东只好在打仗中收集缴获的书报，或派兵去攻打敌人抢书报。他曾给部队官兵明确规定了这样一个任务：就是每打下一个地方，必须乘机收集文件、书籍和报纸。

一次，毛泽东同志很长时间没有看到报纸了，不了解山下的情况，心里烦躁不安，不得已，在1928年5月16日，他专门派31团的一营去攻打茶陵县的高陇镇，去截取敌人的报纸，以便从中分析和判断敌情，来粉碎敌人的进攻。陈士 榘上将回忆说：“打高陇是为了开辟根据地，发动群众、扩大影响，更主要的是为了取报纸。”

四、勤于思考，善于总结。毛泽东在同吴黎平谈自己学习《反杜林论》的体会时说：“读书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不解决问题，读书干什么。”毛泽东说过，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先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怎么办？只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一是总结井冈山绿林好汉对付官兵围剿的经验。井冈山原来有个绿林好汉叫朱孔阳，他说“在井冈山站住脚不难，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就行了。”毛泽东总结说“朱孔阳的经验很好，但光会打圈是消极的，我们要改一下，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他一再强调：“打得底就条，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二是总结红军开展游击战的经验．他和朱德一起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以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和“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一套游击战术原则和策略思想，运用这些从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率领井冈山军民先后取得了四次反“进剿”和两次反“会剿”的胜利。三是总结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正是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农村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以他对中国革命实际的理智分析和透彻理解，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创造性地解决了根据地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确保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沿着正确的航道健康发展，由最初“人口不满二千，产粮不满万担”，面积很小的军事割据区域扩大到湘赣两省六个县，面积达7200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开创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新局面，创造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经验，探索出一条中国革命的新的发展道路。

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篇6：毛泽东邓小平理论

1．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内涵是什么？

2．如何从理论上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上实现了哪些重大的突破和创新？

4．如何认识公有制的性质与实现形式之间的关系？ 5．结合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按劳分配的理论，对现实经济生活中个人收入出现差距的现象进行分析。

6．如何理解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区域发展的重大意义？ 7．如何理解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积极扩大就业的重大意义？

1．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内涵是什么？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已经提出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的这一精辟论述，从根本上解除了传统的思想束缚。邓小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者，他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概括如下：第一，突破了过去公认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代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本质属性的观念，认为它们都是经济手段。这一新的认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前提。第二，计划与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两种手段，它们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各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存在着复杂经济关系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更强的适应性、更显著的优势和较高的效率。但两者都有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如计划经济不能有效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会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道德缺失等。第三，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但是，它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经济体制则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特征。把发展市场经济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既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可以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

2．如何从理论上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第一，就其联系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和要求。从资源配置方式看，都是以市场为基础性配置手段；从微观层面看，企业都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从经济活动看，市场经济规律起着支配作用；从宏观层面看，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的；从经济运行看，法治起着基本的保障作用。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具有共性，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应该按照这些特征和要求来进行建设。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切有益的作法和经验也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在这一层次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可以接轨的。

第二，就区别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又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它们体现的是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不同的经济制度结合就会体现出不同的制度特征。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就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离开了这些特征就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具有这样的特征。坚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最重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这是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所在。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上实现了哪些重大的突破和创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在所有制结构理论和实践方面又有了重大突破和创新。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既包括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公有制经济，也包括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其他所有制经济。没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不能确保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没有其他所有制经济，就会脱离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脱离初级阶段的实际。因此，既不能因为公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而将它们排除在基本经济制度以外，也不能因为它们属于基本经济制度而认为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能够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初级阶段的现实要求有机统一起来，这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上重大一个是的突破和创新，更加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体现了党对所有制理论的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前，由于对基本国情的认识上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只能由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构成，即使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一定的发展，也只能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逐步深化，从称其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到强调“公有制经济与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是一项长期的方针”，再到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认识不仅在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和创新，在中实践中也使我国进入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阶段。

第三，建立怎样的所有制结构，实行怎样的基本经济制度，只能以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标准。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发展社会主义服务。

4．如何认识公有制的性质与实现形式之间的关系？ 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和实现形式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第一，江泽民指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局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就是减少一些，也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第二，江泽民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

第三，公有制经济的性质体现在所有权的归属上，坚持公有制的性质，根本的是坚持国家和集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公有制在现实中又要通过具体的形式来实现，即采取怎样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公有制的性质与实现形式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都可以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只要控制权掌握在国家和集体手中，就能有效地实现公有制经济的性质。

5．结合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按劳分配的理论，对现实经济生活中个人收入出现差距的现象进行分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与此相联系的个人收入分配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以外的多种分配方式，其实质就是按对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进行分配。一是要正确看待收入分配差距。

一方面正确认识收入分配差距，我们不能脱离对生产的影响来孤立地看待和评价收入分配格局是否公平。由于社会上个人的生产要素和能力的不同，所起的作用和所做的贡献大小也不同，把贡献大小与收入分配联系起来。除了按劳分配以外，应该鼓励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下，按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如果不讲贡献大小，而是只讲平均分配，那就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只会仍然是共同贫穷。今天我们收入差距的拉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因为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达到共同富裕必须经过一个过程。保证收入公平的原则应该是保证人人有平等竞争的机会，因而解决当前中国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决不能采取劫富济贫的办法，而是要在加快经济发展，积极地从事“财富创造”的同时，给低收入者更多的能力和机会，给他们以平等竞争的机会。另一方面要警惕社会分配领域中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甚至两极分化的现象，可能引发社会问题。总的来说，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都是合理的制度安排的结果，其中也存在许多不合理和非法的因素。其一，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许多不平等的竞争，如最为突出的各种形式的行业垄断的存在；其二，收入分配再分配的手段和功能严重不足，例如对高收入调节不力，对低收入阶层缺乏有效保护；其三，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以及腐败等非法收入问题突出，打击力度远远不够；其四，由于地域差别的存在，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收入高，地区收入差距拉大。应该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出现是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和提高的结果，是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社会不公正现象的结果。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是社会范畴问题，其本质是劳动者先富和后富的关系，不是阶级对立的结果，经济因素即生产力发展水平起决定的作用。

二是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现在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利用税收、财政等手段，调节地区、行业、部门的收入差距，缩小东、中、西部的收入差别，也必须综合治理。

第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从源头上解决好初次分配问题；第二，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强化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功能；第三，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解决由失业导致的贫困问题；第四，要严厉打击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各种非法攫取社会财富的行为；第五，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总之，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发展经济是根本途径，“三个有利于”体现得越充分，消除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条件就越具备，就越能增强利用税收、财政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我们既不能搞平均主义，也要防止出现两极分化，既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6．如何理解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区域发展的重大意义？

实现工业化，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新型工业化道路是相对于传统工业化道路而言的，其新型性在于：它是以信息化带动的工业化，是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为中心的工业化，是注重经济发展同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城乡性相协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工业化，是实现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同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结合，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的工业化。总之，新型工业化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现代产业的科技成果改造、提升、发国民经济的过程，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新道路，重要意义在于：第一，中国能够较快地基本实现工业化，这将使世界工业化人口增加一倍，共享工业化成果，极大程度遏制南北差距拉大；第二，将有利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从而对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第三，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对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从而为维护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权益作出贡献，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都有很大发展，但地区发展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统筹区域发展，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不仅关系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也关系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它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新阶段“三农”工作的新理念、新思路，是对我们党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战略思想的继承的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措施，是新世纪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我国农村的发展展现了美好蓝图，开辟了广阔道路。

首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保证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国际经验表明，工农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建设成功的重要前提。我们要深刻汲取国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把农村发展纳入整个现代化进程，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镇化同步推进，让亿万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现代化道路。

再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任务。我们正在建设的小康社会，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其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大部分地区农村面貌变化相对较小，一些地方的农村还不通公路、群众看不起病、喝不上干净水、农民子女上不起学。这种状况如果不能有效扭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会成为空话。因此，我们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进程。

又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发展经济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农村集中了我国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可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使亿万农民的潜在购买意愿转化为巨大的现实消费需求，拉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

最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社会和谐离不开广阔农村的社会和谐。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关系总体是健康、稳定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缓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7．如何理解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积极扩大就业的重大意义？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综合分析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所处历史阶段，作出了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决策。这是继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以来我们党提出的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既反映了我们党对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和内在规律的准确把握，也反映了对我国基本国情和战略需求的科学分析。

第一，进入21世纪，在科学技术的引领和推动下，人类正经历着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演进。科学技术创造出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解决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和财富形成的主要源泉，特别是战略高技术正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第二，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是解决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紧迫要求。只有通过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从资源依赖型转向创新驱动型，才能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和可持续增长，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是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只有抓住科技革命稍纵即逝的难得机遇，显著提高科技实力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才有可能突破我国人口和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保障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第三，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们党综合分析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所处历史阶段提出的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面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势，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把科学技术真正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带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努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和保持发展的主动权。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兴衰，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决策。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事关现代化建设事业，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

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决定的。

1、我国人口多给资源环境带来重大压力，人口过多，大大增加了对资源的索取量和对自然界的排放量，从而使人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与日俱增。

2、我国资源相对不足、资源消耗高、资源利用效率低已严重制约经济社会的发展

3、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惩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威胁着人的自下而上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