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从反对党八股》浅析毛泽东写作理论

2024-04-26

从《从反对党八股》浅析毛泽东写作理论(精选3篇)

篇1:从《从反对党八股》浅析毛泽东写作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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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2 关键词„„„„„„„„„„„„„„„„„„„„„„„„„2 外文翻译„„„„„„„„„„„„„„„„„„„„„„„„3 标题„„„„„„„„„„„„„„„„„„„„„„„„„„4 正文

一、文章写作的本质„„„„„„„„„„„„„„„„„„„4

(一)强调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 „„„„„„„„„„„5

(二)文章写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有的放矢” 的研究方法„„„„„„„„„„„„„„„„„„„„„„„5

(三)真实社会生活是文章写作的源泉 „„„„„„„„„6

二、文章写作的本体„„„„„„„„„„„„„„„„„„„5

(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6

(二)主体与材料的统一 „„„„„„„„„„„„„„„7

三、文章写作的主体„„„„„„„„„„„„„„„„„„„8

(一)作者应深入社会现实生活 „„„„„„„„„„„„8

(二)作者应注重语言学习„„„„„„„„„„„„„„9

(三)作者应注重文章的修改 „„„„„„„„„„„„„10

(四)作者应重视读者 „„„„„„„„„„„„„„„„10

四、文章写作的功用„„„„„„„„„„„„„„„„„„„11

(一)文章是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有效武器„„„„„„11

(二)文章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重要工具„„„„„„12 结语„„„„„„„„„„„„„„„„„„„„„„„„„„13 注释„„„„„„„„„„„„„„„„„„„„„„„„„„13 参考文献„„„„„„„„„„„„„„„„„„„„„„„„13 致谢„„„„„„„„„„„„„„„„„„„„„„„„„„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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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我们对毛泽东博大精深的写作理论,缺乏足够的探索与研究认识,更缺乏学习继承与借鉴创新的相关实践。本文通过对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一文的解读与分析,分别从文章写作的本质、本体、主体、功用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梳理出毛泽东关于写作理论的论断,客观的阐述了毛泽东写作理论的基本内容。本文为深入领会毛泽东写作理论的思想,构建现代写作理论的精神,在促进写作理论发展的同时,也为文章写作提供理论上的指导,满足社会对写作人才的需求。

关键词:毛泽东 文艺理论 文章 写作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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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反对党八股》浅析毛泽东写作理论

白建军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学院2008级 汉语言文学 2008110805)

指导教师:万奇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又是不可多得的文学家,他以其妙手妙笔铸就的绝妙奇美的文章,不仅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根基,也在文章写作领域竖起了一面光彩永恒的旗帜。翻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就会发现:任何一个文明民族都有写作的历史,无论经历多大的艰难困苦都不会轻易放弃写作。写作是保持人类头脑清醒和思维不断进化的重要手段,是推动人类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充分认识和掌握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思想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正确领导。但是,由于很多新党员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带有一定的阶级观念,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并没有从思想上彻底根除,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革命路线的贯彻实施。1942年2月,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作《反对党八股》一文,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写文章“不调查研究,若明若暗,割断历史,漆黑一团,无的放矢”和“作文章,夸夸其谈一大篇”的老八股、老教条等问题,系统地论述文章写作理论,提出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内容的文艺思想,将中国共产党彻底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下解放了出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指出“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1]的写作理论,是对文章写作本质的精准概括,树立了文章写作的正确理论根基,对中国当时的写作理论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文章写作的本质

写作就是写文章,即使用工具呈现主体精神世界的一种特殊劳动。这种特殊劳动的目的是:将社会发展所积淀的丰富经验文本化,栖居于某种介质,传递社会信息,启迪人类思维,磨砺人类意志,进行人类思想和精神的生产与再生产。关于文章写作的本质,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这一论断,刻揭示了文章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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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调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

文章是客观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在作家头脑中反映,是作家将客观事物通过文本语言再现的产物,他不是作家随意地主观杜撰。在现实生活中,作家的文章创作缘起无不是基于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和对生活的理解和思考,并不是什么无法认识和表述的难解之谜。同时,文章对于客观物质事物的这种反映和再现,既不是原封不动的纯客观“照像式”的摹写,也不是作者脱离实际和客观事物的纯主观的构化,而是作者对客观事物的本质性特征有了较深入地认识、理解和把握,甚至超越客观真实的产物。因此,文章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比实际生活更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所以,对于文章创作,毛泽东强调坚持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唯物论。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反复研究”客观事物和现实社会生活,才能恰当的反映客观事物,使文章有“物”有“文”。另一方面,“必须反复研究”也强调这种“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断研究,“反复研究”,属于循序渐进的范畴。文章是属于观念意识形态层面的作品,是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不能原封不动的等同于客观事物,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文章具有了主观性的特征。

(二)文章写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有的放矢的调查研究方法。

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要我们去研究。”[2]在文章创作过程中,对写作素材的收集处理,要采取“有的放矢”的调查研究方法。“‘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主义”[3]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章写作,就是要找马克思主义的这根“矢”,射中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个“的”。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要高于生活,比实际生活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如果没有眼睛向下看的决心,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有的放矢的调查研究方法,是无法完成文章写作的。“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4]如果作者对被反映对象不具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即便有了一定的主观反映,也不可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和揭示事物的本质性特征,只能会在文章写作中“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或“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既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出发点,也是文章写作的本质属性所赋予我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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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真实社会生活是文章写作的 源泉。

真实的社会生活是文章写作的源泉,我们写作文章,一方面要深入到社会生活中,深入地体验、观察、分析、研究一切生动的社会生活内容,搜集任何有益于文学和艺术创作的原始材料,然后进入文章创作过程。另一方面,虽然客观社会生活是文章写作的源泉,但在写作过程中,由于对客观事物的特点和本质把握不清,而导致使文章质量不高的情况时有发生。所以,要认清写作的“源”与“流”,真正的深入生活,了解生活,才能获得无穷无尽的写作材料,正确的把握写作的客体,使社会生活成为文章写作的来源。

对于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借用鲁迅的话语,“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要看到一点就写。”要求共产党员要利用各种途径,采取各种形式,深入社会实际,了解社情,接触民众,获取素材,而后为文。同时,在文章写作中,要注重提炼社会生活的丰富内涵,注重揭示内部规律,注重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在毛泽东其它关于文艺理论的文章中,他也积极倡导广大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到丰富的社会生活中去广泛而深入地观察,深入地体验,实践调研,获取大量的一手材料。然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把握被反映对象的本质,写出有用的好文章。

“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5]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从哲学的高度把握和揭示了文章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文章写作的相应要求。文章写作要想准确地揭示和反映社会生活,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反映客观事物。只有从客观实际出发,总结客观规律,作为指导我们文章写作的向导,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做到主客观统一,在文章中正确集中地反映客观实际,才能不至于为一时热情或主观愿望而写出一些夸夸其谈、空话连篇、哗众取宠,甚至于谬误百出的文章来。

二、文章写作本体

(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一篇好的文章,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方面。毛泽东在批判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中指出:“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6]道出了许多同志在文章写作中“津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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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味”于开中药铺式的把文章内容简单罗列,这种低级、庸俗、幼稚的写作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识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单单按照事物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是在做概念的游戏。”[7]毛泽东强调文章的内容,不能满足于现象的简单罗列,要动脑筋,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把握事物的内部联系,综合工作,实现文章内容的有机组合。此外,在文章写作内容的处理上,要避开形式主义的影响,“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予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实现文章内容的安排设置,在全篇的结构中清晰明了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容健康充实,形式合理完美,一直是优秀作者所追求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强调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写文章“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8]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说明了文章内容与形式二者之间不可或缺、相互依存、相彰得益的关系。一篇文章如果只有内容,没有形式,会让人感觉辞不达意,文思不明;如果只有形式,没有内容,会让人感觉言之无物,单调乏味。只有内容的翔实,才能准确反映要表达的思想,只有形式的恰到好处,才能使文章结构清晰,使读者易于阅读。所以,只有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才能写出好的文章来,才能使文章发挥最大的功用。

(二)主题与材料的统一

任何人写文章,都有一定的写作目的,或者是为了表达一种思想,或者是为了宣传一个主张,或者是为了阐明一种见解,或者是为了反映一些意见。这些思想、主张、见解和意见,就是文章的主题,也就是我们文章所要表达的基本观点和中心思想。文章的主题不是作者在文章中所提到的主要问题,也不是作者在文章中所使用的写作材料,而是透过这些材料所表达出来的某种看法或主张。一篇文章质量的高低、影响的强弱,衡量的关键,就是看它的主题正确不正确,深刻不深刻,思想意义强不强。

毛泽东在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中谈到了文章主体与材料的辩证关系,“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的短些,些的精粹些”[9]。毛泽东说我们的有些同志比较喜欢写长文章,长篇大论,却没有什么实际性的内容,没有一些关键性的主题,就像“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为什么要把文章写成这样呢?他尖锐的指出:“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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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步坏影响,造成坏习惯。”[10]又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论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11]要求全部中国共产党人写文章、作报告的首要任务是杜绝一切空话,把那些又臭又长的“懒婆娘的裹脚布”,全部扔到垃圾桶里,反对言而无物的文章。

1952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文中又具体而全面地论述了这一关系。他说:“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运用材料来说明白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12]这就是说,衡量文章主题与材料是否统一的标准,从观点和材料角度看,就是要看这篇文章有没有自己的观点,观点是否鲜明;从主题与材料的角度看,就是要看主题与文章中的材料有联系,主题能否统帅材料,二者是否相互统一。

正确对待主体与材料统一对于文章写作具有重要作用。主题是文章的“骨骼”,统帅全文。材料是文章的“血肉”,丰富深化主题。我们写作文章,首先要确定“骨骼”,阐明的要旨;其次,围绕主题搜集取舍材料,安排结构,把与主题有内在联系的材料整合起来,通过材料支撑观点;最后,遣词构句,形成文章。

三、文章写作主体

文章的写作主体就是作者,作者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创造者。在文章写作的过程中,作者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要形塑他们作品中的某些概念和理论关联的某些规则。一切写作行为,都必须由作者来具体实施:确定方向和目标,加工客观材料,赋予文章生命和灵魂,同时,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调整、控制写作行为。可以说,离开了作者这一写作主体,文章的写作就无法进行。因此,在写作这个复杂的文学动态过程中,写作主体的综合素养就显得特别重要。

(一)作者应深入社会现实生活

社会现实生活是文章写作唯一的源泉。作者是生存在现实社会中的人,时刻受着客观世界情景、物象、生活、情感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作用于作者的文章写作活动。在各种综错复杂的社会生活因素的影响下,作家的写作就像一场游戏的逐渐展开,它会不可避免的越出作家自身的规则,最终把它们抛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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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来说,作家写作的根本基础不在于与创作行为相关的个人崇高情感,也不在于将某一种主体精神嵌入语言文字,恰恰相反,他关注的是在文艺精神领域开辟出一块空地,让作者自身在那里不断消失,分解成为各种人物形象。而这种大众化的人物形象,无不是来源于我们的社会现实生活中。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论述要创作大众化的文章时指出:“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就要跟着老百姓去学,去现实生活中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13]要写大众化的文章,作者就要在遵循社会生活这个大原则的指导下,深入生活,真真切切体会人民大众的实际生活。从生活中发掘写作素材,从生活中提炼有价值的主题,在生活中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只有这样作者才能写出反映人民群众呼声的文章,才能写出大众化的,让群众喜闻乐见的文章。

(二)作者应注重语言学习

文章的内容是通过书面语言表达出来的,离开了书面语言,文章的内容便失去了物质的载体。在《反对党八股》的党八股第四条罪状:“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中,号召做文艺宣传工作的人狠下功夫学习语言,学会运用语言,运用群众的语言作文章。“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么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岂不是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14]指出在文章在语言表达形式上,要采用容易被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的词句和话语,即文章写作要避免学究气,尽量运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抽象的写作思想,用最平实的话语叙述阐明抽象的道理,使文章具有广阔的适应性。

为了让共产党人的文章脱掉了原有的古董味和流俗气,转变为雅俗共赏,奇趣横生的文艺作品,毛泽东首先讲明了不学习语言的危害:“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的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喜欢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喜欢听”[15]。其次,指出了语言学习的重要性:“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最后,点明了语言学习的途径和方法:“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词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很多的文艺工作者正是由于没有好好学习群众的语言,导致写的文章和所得演说中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语,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的难看,不像正常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能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许多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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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充分利用„„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16]文章的作者,只有将上述三方面的写作语言学习好了,才能将客观社会生活中的“物”转化为心中想要表述的“意”,才能通过语言表达顺利地完成,由“意”到“文”的转化,使文章产生较好的传播效果,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众。

(三)作者应注重文章的修改

“玉不琢,不成器”,好的文章多是修改出来的。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活动是个循序渐进,不断接近事物本质的过程,文章写作完成之后,需要认真地加以修改,更进一步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要求,成为读者和听众喜欢的脍炙人口的“佳肴”。一代文豪鲁迅先生曾忠告有志于写文章的作者,文章“写完之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做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绝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17]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援引鲁迅的这段忠告,认为对于文章要带着思考去修改,并说:“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18]毛泽东从文章的本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立论,精准、深刻地阐明了文章修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四)作者应重视读者

读者是文章传播行为的接受者,文章载体所传播的思想、观点和情感必须经过读者的阅读和接受。毛泽东在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中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19]文章是为读者而写的,是作者在写作前和写作中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强调作者在文章写作时一定要考虑读者,考虑读者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以及阅读习惯,只有这样才能写出面向读者,对读者负责的好文章,实现文章的有效性传播。

读者是有思想、有情感活生生的人,不同的读者拥有不同生活阅历、审美情趣、理解能力、思想修养、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区别。因此,读者在接受文章的过程中,必然会以其个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文章内容,“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就会对同一篇文章产生不同的的接受和理解反应。因此,就要求作者在进行文章写作时,要树立“一切为了读者”的写作意识,将为读者服务作为制约文章写作及质量的重要因素。

首先,作者要了解读者的生活需求和欣赏习惯。“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无论和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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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人,对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20]毛泽东教导我们,写文章、做宣传要通过调查、研究、分析了解人民群众,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能从作者的主观个人愿望出发。在写作主题选定时,广大群众急需了解的问题、精神层面的要求和追求,就是写作者确定主题的依据,只有依据此文章的写作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作者还要兼顾读者的阅读习惯,使文章创作在满足“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基础上,语言表达方式符合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

其次,作者要考虑读者的理解接受能力。毛泽东说:“许多人常常认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21]一篇文章只有被大多数的读者接受,才算是真正的被接受,才算是一篇好的文章,所以作者在进行写作的时候,必须确立好文章的接受群体,再考虑读者的理解接受能力,确保文章写作的方向性和正确性。

四、文章写作功用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于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文章是作者精神活动的产物,属于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作为精神产品之一的文章,源于客观实在,对人类社会也具有反作用,有着普遍的社会功用。

(一)文章是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各阶级围绕阶级斗争、夺取政权方面的较量是非常激烈和尖锐的。阶级斗争除了武装斗争的形式外,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援引《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中列宁关于宣传革命思想的文章(传单)的一些观点,论述了文章在社会阶级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当某一个工厂爆发罢工时,‘斗争协会’因为经过自己小组中的参加者而很熟悉各企业中的情行,立刻就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在这些传单里,揭露出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说明工人应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机体上的痈疽,工人的穷困生活„„工人毫无权利等真实情况,都揭露无余。”[22]说明了文章能够揭露阶级敌人的残暴罪行,反映工人阶级所遭受的艰难困苦,从而提高人们的阶级觉悟,鼓起人民的斗争勇气。由此可以看出,在革命时期,文章就是制造舆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有力武器,能够将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能够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要求通过文章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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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将敌人实施残暴行为,向全国公布,向全世界控诉,以达到提高中华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才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由此表明,文章在揭露敌人,打击敌人方面,有着其它武器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二)文章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重要工具

作者将主体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思考与认知赋予文章这个载体,通过文章的传播与宣传来实现对读者的启发和教育。文章的读者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和革命建设事业的推动者,是作者创作文章最基本的服务对象。在此维度上,文章的作者就肩负着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责任,文章也变成了这个宣传教育活动中重要的工具和手段。通过这种活动,文章所宣扬的精神理念一旦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

怎样实现这个功用呢?毛泽东援引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所作的报告:“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23]这样,就能使文章在传播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革命的文化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普及和提高,并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给群众。另一方面,在文章中要树立一些先锋模范人物形象来引导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24]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振奋起来,齐心协力,团结友爱,改造客观物质世界。

毛泽东以其深刻的理论和丰富的文章实践,表明了他对文章重要社会功用的认识。这对于我们的文章研究和写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牢记好的文章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不好的文章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从而努力多写好文章,充分发挥其积极的影响作用,以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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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以《反对党八股》为代表的文艺理论文章中,高度总结了中国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写作文章的写作理论,阐明了“抛弃八股,树立新文风”的生动活泼的革命文艺创作精神,本文为深入领会毛泽东写作理论的思想,构建现代写作理论的精神,在促进写作理论发展的同时,也为文章写作提供理论上的指导,满足社会对写作人才的需求。

注 释

[1][5][6][7][9][10][11][13] [14][15][16] [17][18][19][20][21][22][23][24]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 [2][3]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 [4]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 [8]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 [12]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8

参考文献

[1] 杨硕研.毛泽东写作理论论述.长春理工大学.10186 [2] 古建军.毛泽东文艺理论的核心体系.西安

[3] 姬瑞环.毛泽东的写作艺术[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 [4]朱志勇.论毛泽东的文化理想及其面临的时代课题[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2 [5] 立早.论毛泽东关于写文章的要求[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4(04)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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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万奇老师对我的论文进行了精心的指导,给予我很多鼓励与支持,提出很多新的看法,拓宽了我的写作思路。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篇2:从《从反对党八股》浅析毛泽东写作理论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深入的了解毛泽东的写作风格,该篇文章是其1925年在长沙期间重游橘子洲,面对湘江上美丽动人的自然秋景,联想起当时的革命形势,便以『长沙』为题写下了这首《沁园春〃长沙》。从中看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恢弘气度、乐观的革命精神和横溢的才学。

而今天,初读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反对党八股》,反复阅读和体会领悟其中的真谛,并重新更全面地了解其不同的写作风格。两篇文章均是毛泽东发表于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改造我们的学习》侧重于针对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文章虽然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却依然对我们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文章里,毛泽东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等。

透过字里行间,暂且不论其政治性的实质,字斟句酌看到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文风的严谨、生动。文章以列出党八股的罪状的写法,在批评的同时论证了现象背后的原因,现状的严重影响,及应对、改变现状的具体方法。语言生动,论证又十分严密。对应了行文思路,在具体列举八条罪状中发表观点,十分具有条理性,思路清晰,观点明确。也选择了几条现状作为材料,对应了党八股的罪证,有理有据。并运用了八股文的手法,罗列八条罪状,以毒攻毒,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十分巧妙,生动,尖锐,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再则,透过现象看本质,毛泽东同志的这两篇文章除了上述的写作风格,还具有这样的特点:有内容,有分析。而不是废话连篇,言之无物,说空话。而且通俗易懂,以及在于对社会历史的敏感性和情感的真实把握,简洁精辟的论述中蕴含了对社会历史的深刻认识。

篇3:从《从反对党八股》浅析毛泽东写作理论

摘 要:桑塔格的“反对阐释”理论认为,传统艺术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今条件下艺术审美的需要,必须研究、促进新艺术门类,使它摆脱掉阐释手段的侵害,建立以纯粹感性审美为核心的艺术。摄影在此时进入了桑塔格的视野当中。本文旨在从“反对阐释”理论入手,分析摄影艺术本身如何体现这一理论,从中挖掘出在桑塔格理论之下摄影艺术所具有的本体性特征。

关键词:反对阐释;摄影;形式主义;感性审美;主客体

自柏拉图以降,艺术作为认识世界、表达主体感情思想的手段长期处于智性活动的压制状态之下。柏拉图把理式作为最高的东西。画家不过是模仿理式,与真理隔了三层。柏拉图所说的“床”作为理念的符号而存在,艺术的功能在于确认“床”为什么能够成为“床”,解读“床”负载有什么样的意义内涵。

阐释往往从这种解释性的预设立场出发,在对象中选取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建构复杂的逻辑体系。但是它并非全面地把握对象,对象内部的复杂性、开放性远远超出阐释学所能概括的范围。任何阐释都是片面的,它无法占据阐释对象的全部内容。一个对象本身越是丰富,它自身就具有更加丰富的内部逻辑,阐释无论从那种立场出发,都不可能概括对象的全貌。

为破除理性审美所带来的弊病,桑塔格提出“反对阐释”理论。形式因素被桑塔格赋予首要位置,她认为艺术不是直白的说教而是必须以某种“去熟悉”、陌生化的方法让读者获得美的感知,产生对对象的体认。所以说作品的形式美乃是作品进入读者内心世界最根本的手段。反对阐释,反对的是内容占主导,意义做目的的机械认识论。它提出把形式作为考察作品艺术性的最主要因素,利用形式传递对象本体的经验,依靠读者对美感觉把握对象世界。

相对于绘画来说,摄影在技术本性上不会说谎。从而排除了摄影师进行扭曲客观对象的可能性。这里所涉及的是摄影本体性的第一个方面:披露性。摄影活动所呈现的对象全部来自于自然的视觉领域,它直观复制,视觉就是摄影所呈现的全部内容。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技巧艺术手法因素在摄影活动中的存留,就像绘画所展现的技巧一样,构图布景等因素也同样的在摄影的拍摄手法当中发挥作用。但是对于摄影来说,披露性就意味着,在包含有某时某地某人某物这一固定的空间场景中,相机会把一切所拍之物全部地暴露无遗地忠实地映刻下来,它不构成阐释的可能。

摄影的侵略性。摄影一种易于获得的操作技术,当拥有一部相机的时候,很容易自动获得他的全部技术。并且又是那么的方便快捷,成本低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拿起相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拍下照片,“相机成为视觉器官的延伸”。如此导致的第一个结果是,相机所捕获之物数以百计地膨胀。从优美的风景到肮脏下水道,从全景鸟瞰图景到分毫毕现的显微镜摄影。相机大大扩展了我们所能获取占有的对象世界的范围。阐释在面对如此复杂的聚合体时,他变得不再那么铿锵有力。以往意义联系与特定符号典范意象才能得出意义,如今急速扩大的对象世界让阐释束手无策,丰富的对象世界带来的是丰富饱满的意义集合,但对象世界总是会比阐释广大的多。第二个结果,相机捕获的是所拍摄之物的全貌,而不能得到对世界整体性的认知。人们用影集来收藏世界,照片会告知此时此刻此人所做的此事,但它不会告知下一秒所发生的事实,相机打破了时间线性。经过相机之眼所收集来的世界并不能带来关于世界的全貌,照片式碎片化的展现使世界变得破碎,打破了阐释逻辑的线性。这两个因素让阐释在摄影行为本身无法寄生存活,因为阐释依赖于逻辑、线性这些带有智性色彩的关键词。

摄影的民主性。摄影在“什么是美的令人愉悦”的标准上打破旧标准的单一化模式,确立以感性审美为核心的美的标准。前面已经阐述了在摄影领域中有一批追求影像技巧精致雕琢的摄影倾向,桑塔格称之为“画意派”摄影。画意派摄影师们要求一幅完美的作品往往要带有强烈的技巧品味才成为完美的作品。还有另一种倾向,就像阿布斯的作品一样。精雕细琢变成粗枝大叶,相机之眼尽全力聚焦在对象表露无遗的面孔之上,它们也被认为是美的,“因为其拍摄对象的力量”本身就冲击观看者的全部感觉器官。最终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张非刻意炫耀的实用性快照在视觉上可能跟最受赞赏的艺术照片一样有趣一样有说服力,一样美”,这就是美的标准的民主化,摄影开创性地重新确立了美的标准。精巧与粗糙都被认为是美的,只要它们能够以形式质感或外露的本色之上成为被观众感觉所激赏的东西,只要它是美的。

摄影在本质上可以中和技术理性与艺术感性。集两者与一身,一面用来构造审美形象,并使之极大地丰富,另一面又可以摒除掉阐释学手段对作品自在特性和逻辑的摧毁。通过结合桑塔格“反对阐释”理论,我们分析了摄影的本体性的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披露性,披露对象真实面貌,使之直观可感,其次是侵略性,侵略性把摄影提升到认识论的层次,最后是民主性,民主是拍摄手法的多元和美的标准的扩大两个层次上的民主,它在事实上成为桑塔格新感受力美学内在目的,并且也是摄影的使命所在。

参考文献:

[1] 苏珊 · 桑塔格.论摄影[M]. 黄灿然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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