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经济探析

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经济探析（精选6篇）

篇1：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经济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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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经济探析

作者：朱珏

摘要：农村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提高国民经济水平的前提条件。根据当前的情况，本文通过分析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农村经济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提出可行的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策略，为政府提供有益的建议和参考。

关键词：转型农村经济；经济转轨；农村经济模式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0

2一、转型农村经济概念的界定及文献综述

（一）转型期农村经济概念的界定

“转型”一词属外来词汇，原是指发展模型的转换的意思。转型概念最早运用于社会学领域，并使用“社会转型”一词来表达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结构转换的内涵。例如，一些学者在我国农村社会转型是由“全耕农业社会”向“半耕农业社会”转变，认为农村经济在转型时期的社会和改变结构的五个方面改变，包括农民社会心理结构和价值观的变化，农民和干部的农村社会心理的变化以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改变。

在我国经济学领域早期使用“经济转轨”一词来表达“经济转型”的含义，并形成和兴起了“转轨经济学”（当前称为转型经济学）。经济转型概念最早也最典型的含义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现代语义的“经济转型”指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和国家现代化三重目标的叠加。农村经济转型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狭义上，农村经济转型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改革行政村，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农民收入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由于农村经济转型和农村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改变和文化是分不开的，所以理解从广义上讲，包括农业农村经济转型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经济结构的“农业副业”模式转变的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转变农民的收入从穷国到富国、生活方式转变从封闭到开放的现状，农民新的职业和社会结构转型的血农村农民产业边缘农村转型、农耕文化崇拜（土地）和工业和商业文化融合。研究对象在这种方式，农村经济转型的时间限制的历史起点上，内容也扩展到农村的发展，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形成了农村经济和社会一体化，即农村经济转型。

（二）转型期农村经济研究综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是一个在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同时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邴正、钟贤巍认为认为，目前，全球社会的发展提出了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的社会活动，信息化快速发展，社会二元化不断扩大。社会活动组的全球合作的四大趋势。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对社会的发展从匮乏型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陆益龙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从政策获得更大的利益，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较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逐渐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制度化，民主化。但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之间的不协调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一是在欠发达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二是农村公共制度的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三是城乡社会发展差距继续扩大；四农村社会发展的地区差距。

二、转型期的农村经济模式分析

中国在市场化改革之后，经济社会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异，而这些区域差异体现在经济发展程度、制度变迁程度、经济增长模式等各个方面。这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使得不同地区在经济社会转型的驱动力量、转型过程及转型

后的区域经济社会形态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这种不同区域间的差异构成了不同区域经济社会转型的不同模式。有学者将社会转型的形式归纳为两种：一种是以阶级斗争为中轴的社会转型，另一种是以理性化规范结构的现代化过程为中轴的社会转型。这是一种理论模式或驱动模式的划分，重点表现了我国两个重要社会转折点的社会转型驱动力的差异，其中前一转型模式与本书的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内涵不符，当前的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显然属于第二种转型。

还有的农村经济学学者根据长江三角洲的推动力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发展水平和现状的特征差异，对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分成：全面的社会转型，部分的转型，半社会转型，低度的社会转型四个基本模式，低转换和各种模式的推动力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总结主要农村类型。

三、转型期的农村经济特征分析

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转型是特定时期、特定国度中的特定类型区域的经济社会转型，因而也就拥有不同于其他时期、其他国家和其他类型区域的转型特点。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具有完整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具有长期性的特点。中国当代的完整性是三个交织在一起的社会转型和社会转型的一个复杂的转换，即由独立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在中国同时，封建社会开始成为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农业社会也开始过渡到现代工业和商业社会。和它的复杂性体现在西方人用几百年才能解决的问题，如工业化、民主化、市场化，积压在一起一个世纪，中国的定居点，这决定了该地区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中国的现代转换。另外还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的时间演化认为市场转型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会随着时间改变U曲线，不平等在最初下降但在然后逐渐接。有学者曾指出，发展的不平衡将贯穿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始终，这种不平衡性表现为地域之间、城乡之间以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即提出了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与社会阶层分配的不平衡性是经济转型的基本特征。

实践的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表明，农村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是村域的前提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和文化转型因此，农村经济转型需要从广义上理解，它包括自1978年以来发生在农村范围内的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转型，和由经济转型推动的农村社会转型和农村文化转型。我们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调查研究，认为我国农村改革发展30年，农村社区总体上已经完成了四大转型，与传统农村社区比较具有以下新的特征。

第一，首先所有制结构也已发生重大变化，已由一个单一的集体经济转变为，农民经济、集体经济，新经济新模式三足鼎立；但超过半数的村集体经济薄弱，新经济体处在起步阶段，农户经济（包括个体工商户）仍是社区经济的主体。

第二，产业结构总体上，它已经成为一个“农业——副业”型转向基于农业、工业、服务业为主体，支持产业；但多数社区的农业产业内部分化迅速，种植业、养殖业大户和花卉苗木、水果蔬菜专业户大量涌现，现代农业因素缓慢生长，工业和商业发展刚刚起步，社区分工简单，生产力和技术落后。

第三，在总体上已经完成转型的社区文化，在“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理念和策略的影响下，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商业文化，相互冲突的整合。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之风吹遍乡村大地；但仍有部分社区的乡土文化保留较为完整，居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仍然具有强烈的乡土地域特色。

四、转型期农村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未来农村经济发展的非农化

部分农村劳力的非农化倾向。农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非农化倾向本来是发达国家常有的现象。在中国，这种倾向在部分地区已经初见苗头。但它和发达国家的非农化倾向不

同，它不是由于农业资本集中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而使农民被挤出农业生产部门所引起的。它也和旧中国农村破产，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拥入城市不同。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以后的现代中国农村，农村劳动力是主动流向城市的。

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去从事辅助性劳动，面这种劳动的报酬又大大高于农业，因而有相当一部分人丢下土地，到城市中去作合同工。还有一部分人，由于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兴办了各种各样的第三产业，其中有的从事服务性行业，有的从事商业，也有从事建筑业和运输业的。它们的出现，为城市建设添增了一批有生力量。从事这些职业的人，由于工资较高，乐意离农，因而在很多地方的城市郊区发生土地搁荒的现象。城市市政当局也因郊区离农倾向严重而为蔬菜供应前途忧虑。这些问题确实是应该认真注意解决的。一般来说，在中国农村非农化趋势呈现部分的劳动产品的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农村经济的繁荣。

（二）土地承包到租赁——土地经营制度新的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量农村务工人员涌入农村，原有的土地承包制度的弊端不断显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经营的方向问题。换言之就是要把农村土地经营逐步转上社会化、商品化、市场化的道路，并将竞争机制引进承包经营中。个别地方在开发性农业的承包中试行了招标承包方式，是符合这一发展方向的。但要根本改变目前农村所普遍实行的“平均“承包制，需要具备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大量农业劳力的非农化转移，而这却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普遍实现的。

在现行土地经营制度下，还有一个现象极富启示性。就是在一部分农民放弃土地的同时，相当部分农民在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以后，仍然愿意承包一部分口粮田。他们之所以愿意承包，主要是由于对土地的眷恋，在这种眷恋中，包含着中国农民对于土地的古老信念和对非农产业不习惯的心理，既有感情上的因素，又有经济上的原因。这是可以理解，也应当尊重的。这一部分农民往往要利用假日或工余来对作物进行管理，也有由家属负责耕种的。在家庭缺乏劳动力时，他们宁愿通过“转承包”来继续保有对土地的权利。这种状况充分反映现阶段农民在土地问题上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归根结底是由现阶段农村生产力的水平所决定的。

（三）农村经济工业化的方兴未艾

“农村工业化”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开始出现，这个现象是与部分农村劳力的非农化倾向同时发生的。在一部分地区，特别是沿海沿江和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已在全乡范围内或全村范围内出现了两个多数，一个是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占80%以上，是多数；另一个是在全部劳动力中，从事工业的劳力占60%以上，也是多数。人们把这种主体产业转移的现象称作“农村工业化”。已经实现“农村工业化”的乡村，不仅在产业结构、劳力结构上有了重大变化，而且随着他们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各方面也都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

（四）市场机制发挥更大作用

市场和价格，这已成为农民关心的头等大事。放松价格控制，完善市场机制，加强客观调节，这是我国农村在实施第二步改革即改变统派购制度以后，客观形势向人们提出的要求。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相当严峻的问题。原因在于农村流通体制改革以后，价格的双轨制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现实，但人们往往对这一状况没有给以正视。其原因部分来自习惯势力，部分来自“市场盲”。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经济一直是在行政管理为主的产品经济体制下运行的，除了行政方法以外，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有效办法，所以在遇到问题时，往往用老办法来对付，“市场盲”对市场信息既嗅不着，亦听不见。习惯势力和“市场盲”结合在一起，使农村经济管理严重落后于形势的要求。

（五）从封闭到开放

对外开放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与这一趋势相联系的是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和内地开发战略正在并行前进。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是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富于吸引力的问题。有这么一种看法，当前，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良好的机遇。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变化状况，调整工业结构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低劳动力成本的地方。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的沿海地区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一般来说，沿海地区，超过一亿或到一亿人口，必须有一个领袖，有一个计划，一步一步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它应被视为一个战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农村经济中的反响尤为热烈。我国广大农村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很多地方的剩余劳力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必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从而有利于农村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六）新经济联合体

在专业户，专业村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新经济联合体，它们推动了农村新的联合的势头。近年以来，各地在专业户大量发展的条件下出现了许多形式各异，品种繁多的专业村，与分散的专业户相比，它有许多优势，其中优势之一就是便于组织协作，便于进一步在产供销方面进行分工，一句话就是便于较大规模地发展商品生产。新经济联合体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在新经济联合体的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也确实不少，其中问题之一是停滞和逆转情形的发生。有关部门对个别地区所作的调查表明，联合体发展停滞与逆转的原因是：（1）新联合体底子薄，条件差，往往受资金，能源，设备短缺的影响和信息不灵的困扰而被迫缩小规模，甚至停产下马。（2）不善经营，在市场竞争中被挤垮。（3）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不能保证。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对它们既缺乏正确指导，又缺乏政策支持，更缺乏有效服务，这些教训值得认真吸取。

五、结语

在我国国民经济当中，农村经济是基础，同时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整体的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和后劲力量也会受到农村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当前经济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更要注重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经济转型更是今后改革关注的重点。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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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经济探析

摘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社会及经济的转型问题研究逐渐增多，同时我们也发现在转型期中国社会资本出现大量的流失。本文试借助布迪厄、科尔曼等一些国外学者及国内杨雪冬的观点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界定、范围进行探索，从当前国内出现的热点问题对中国城市的社会资本流失进行探析，进而寻求对社会资本培育的方式，来创造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构建充满爱心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社会资本信任城市

引言：不同阶段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信任，没有信任社会秩序无法建立，信任是维持社会秩序建立的基础。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中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人要想实现自身利益、目标和价值，想要更好的自我的实现，就必须不断加强自己与他人、社会的交往。信任可以通过一定程度上的控制，来减少社会交往的复杂性，使多样的社会个体之间能够组成群体，发挥信任的社会功能。信任的存在，可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避免“囚徒困境”的现象，促进会高效率的交易与合作；信任也有利于实现社会控制，维护社会团结，[1]整合社会秩序。

曾经引起人们对中国红十字会严重质疑的“郭美美事件”，造成中国慈善的信任危机。国人怀着一片爱心与信任，将自己的资产所有权让渡给红十字会，以更好的改善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等公益事业，促进社会良好秩序的构建，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但是，当看到一个住着大别墅、开着玛莎拉蒂自称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郭美美出现后，立即引起社会的轩然大波。从事了20多的年中国慈善公益工作的黄鹤说，慈善事业从官方走向开放，从封闭走向透明，只用了半年的时间。从中国公益事业诞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现在这样的信任危机，似乎所有的人都不在相信慈善了，他甚至认为2011年一定会写入中国慈善史的一年。是公众的问题，社会、媒体还是组织本身？无疑这些都对中国当前城市的社会资本进行了破坏，让民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荡然无存，阻碍了社会更好的发展。

2011年10月13日的一天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但是对小悦悦一家来说注定成为一个悲剧。一个活泼开朗的两岁小孩，当她再次在街道上玩耍的时候，被两辆车碾过，路过的18个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去关注她更没有一个人去抱起她，只等到第十九位的那个阿婆陈贤妹抱起了她，但并没能成功挽救这个小天使。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常委会上说：我们不否认这个社会中有道德有良知的人是大多数，但是这不是一两人表现出来的社会冷漠，这18人表现出来一定的社会普遍性。同时指出，要认真反思出现悲剧的根源，要用“良知的尖刀”来解剖我们身上的丑陋，要忍着揭开疮疤刮骨疗伤的疼痛，唤起全社会的警醒和行动。我们可能会问这个社会怎么了，为什么那么的无情？假如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他们会怎么样呢?同时我们必须思考这个社会是怎么了，难道没有规范制约那些见死不救的人，难道他们没有想到那就是他自己邻居的孩子？正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言，我们必须忍着刮骨疗伤之痛，用良知的尖刀来解剖社会的丑陋，唤醒那些麻痹的市民来创建一个充满爱心的城市。一个城市不能没有秩序，但是一个城市更不能失去爱心失去普遍的信任，当一个城市的市民普遍变得陌生起来的时候，这个城市的局面将很难获得拥有幸福感的生活，更谈不上是一个充满爱的城市，何谈和谐社会。

一、社会资本的基本理论观点及其与信任的关系

（一）社会资本的基本理论观点

社会资本是来自社会学的术语，一般用来指人们通过社会交往而在特定范围内形成的社会关系，常见的家庭、街道、社区以及与朋友、熟人间的人际关系。最早对社会资本进行相

对系统的现代性分析的是法国学者布迪厄，他指出：“社会资本是现实拥有的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成员身份有关。他从集体的角

[2]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信任状”。布迪厄

认为资本的表现形式除了赤裸裸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外，还有社会资本。其中，社会资本就是一种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他所占有的社会资本的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行动者可以有效地加以运

[3]用的社会联系网络的规模，二是网络中每个成员所占有的各种形式资本的数量。

被誉为从理论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而具体的界定和分析的第一位社会学家科尔曼主张，除了人的技能和知识之外，人力资本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个体与他人共事的能力，而这种与他人共事的能力，又须视这个社会共享规范和价值观的程度高低及其能否

[4]将个体利益融进群体利益来决定，在这些共享的价值观中，信任即为其一。科尔曼将资本

分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人力资本是由遗传天赋形成的，而物质资本是指物质性的先天条件如土地、货币等。社会资本是指自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构成的。

普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一书中将社会资本理解为社会组

织的某种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他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这是目前许多学者基本上认同的定义。他认为民主离不开社会生活，离不开人们的合作。人们之所以选择合作而不是对抗，原因首先在于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稳定的信任关系使自发的合作成为可能。而巩固的社会信任又是从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产生的。所谓互惠规范是指合作者基于未来能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而不是出于对法律性惩罚而遵守规范，但是让互惠规范起作用的一个社会前提是存在着一个社会交往网络。社会资本就诞生并体现与这一社会交往网络中。因此，按照普特南的定义，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次，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第三，社会资本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

[5] 的一种特征，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发展。

中国的很多学者对社会资本也有各种不同的认识，我比较认同的是杨雪冬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广义上）通过与内部、外部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沉淀下来的历史

[6]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这里重要的是社会资本形成的长期性，个人、组织

在构建社会资本中的能动性，以及认同关系的互利性。社会资本在很多程度上是利益结构共同体的代名词。因此，社会资本不仅表现为个人、组织间相互联系的广度，而且体现为这些联系的稳定性和扩展度。社会资本是无形的，但是有很多的载体，如信任、关系网络、互惠规范、家庭和社区等。

福山直接把社会资本等同于信任，他说，“所谓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或其下特定的群体之中，成员之间的信任与普及程度”。他认为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而规范、角色在深层次上都受到文化的影响，他建立在道德和习俗的基础上，所以信任实际上是以文化为基础，而主流文化的特征决定了信任的方式和程度。一般说来，信任主要存在于家庭和社团两种组织之中，相应地由这两种组织形式提供：一种是由家庭提供的信任。它表现为注重家族内部团结协作的家族主义，容易造成非亲族成员之间的相互排斥，社会信任程度的高低决定了社会资本聚合能力的强弱：另一种是由社团提供的信任，表现为社团内部

[7] 成员互助的团体主义，这有利于促进更广泛的社会信任，聚合社会资本的能力强。

（二）社会资本与信任的关系

很多学者在论述社会资本的时候都把信任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同时在对社会资本的研

究中也从不同的角度测量信任的指标，比如公司对政府的信任指标等，福山甚至直接让社会资本等同于信任。在看待社会资本与信任的关系时，首先，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与社会资本均建立在社会共享的规范、价值观上。其次，信任度的高低决定了社会资本的多少。一切社会都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本，信任度越高，社会资本就会越多，这就意味着越能节约社会成本。一定社会关系的持续需要信任来维持，人类的相互交往依赖于某种信任，信任导致和促进人们的合作，是人们之间联系的润滑剂。如果没有人们之间的普遍信任，社会将很难正常的运行。

二、社会资本的作用

当今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早已跨越了社会学的边界，越来越多的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的热门词汇。在政治学中，社会资本着眼于整个社会，而不是小的团体，政治学上的社会资本更多的是指宏观体制等问题的含义，用以概括全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任关系以及遵守合作规范的行为倾向。这里的社会资本已经不再具有负面的外部性，而更多的成为完美的公共品，是市民社会、公民道德类名词。普遍的信任关系无疑会促进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关系的形成和共同参与的集体行动，从而构成支持市场经济的非正式制度基础。

（一）丰富的社会资本以及带来的普遍信任可以有效的降低交易成本。从我们大学的考试可以看到，每场考试都会有两个以上的老师监考，还有巡考人员，这就体现出老师对学生的普遍不信任，他们假设或者认为如果没有两个老师的监考学生可能会作弊。巡考人员是对监考老师的不信任，他们假设或者认为如果不是他们亲自出马，监考老师就不会对作弊同学进行处分，来维护考风考纪的公平公正。如果我们全校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存在普遍的信任，每次考试只需要一个老师发一下试卷就可以，更没有必要统一安排考场和那些巡考人员。这无疑可以有效的节约大量的成本，以更有益的事情。

（二）可以缓解交易过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曾经的彭宇案让社会中的人谈“扶”色变，他们本是出于爱心来帮助需要帮助的老年人，但是最后却是讹诈与法律的不公。有点人曾感叹，那一位老人的行为夺走了大部分老人寻求帮助权。是那些过路人没有道德还是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一个做自己力所能及事情的环境？他们的善心如果得不到善报肯定扼杀他们再次行善的积极性，这也直接导致社会道德的普遍滑坡直至突破底线。

（三）促进着社会的良性发展。

丰富的社会资本在交易过程中可以很好的降低交易的成本，缓解交易过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些都在促进社会的各个机构正常的运转，从而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形成良性循环以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三、转型期我国社会资本的流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思维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革也使我们传统的交往方式、关系网络及价值观体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些变革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对我们社会的社会资本造成很大的损害，引起社会信任的缺失，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程与和谐社会的发展。在近些年的政治领域，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优秀的干部或者共产党员深入基层，为民解难，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官场的腐败，三公消费的不透明，权钱交易的潜规则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不能否定，假冒伪劣产品更不能视而不见。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交易原则是在不断的履行还是逐渐被商家们所忘记？科技的发展的成果显而易见，但是真正的文化是发展还是倒退可能难以定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早已过去，我们看到很多的剽窃他人研究成果已经屡见不鲜。

四、社会资本流失的原因分析

社会资本的缺失的原因不是单方面的，下面主要从社会成员的参与性、社会关系网络和现在的一些道德文化、制度机制进行探析。

（一）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降低了社会成员的参与度。

首先，我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生活娱乐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不在是传统的那种在街头巷尾唠嗑、拉家常，我们看到更多的进入了健身房，坐到了电脑旁，选择了现代娱乐方式也同时拉远了原本亲近的邻里关系，对一些社区的集体活动漠不关心。其次，我们应当看到看到当前的社区建设的不完善，民间社团并不能很好的发展。这些都导致了社会成员参与度的降低。

（二）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弱化

直接稳定而长久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产生普遍的信任具有重要的作用，而现代社会是以高速流动性为标志，这使得现代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短暂越来越易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不同区域间的比较收益日益拉大，信息、交通条件的显著改进，以及

[8]人们就业自由度的显著提升，导致人口流动和就业选择的社会空间日益拓展。

（三）道德文化及法律约束机制的缺失

道德文化及法律机制都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是社会正常运行过程中的重要控制力量。他们通过协调和控制个人的行为来维持有序厄社会生活。在社会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由于经济的发展使道德文化面对难看的境界，很难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然而，具有强制执行力了法律也没能随经济的发展而完善，这些都导致社会资本的流失，难以建立普遍的社会信任。

五、社会资本的培育

社会资本的培育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将在社会资本培育的过程中受益，但是作为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单个社会成员或者民间社会团体的力量是极为有限的，在社会资本的培育过程中我们应该更多的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和谐、稳定的发展。

（一）城市政府自身的优化。

社会资本的培育离不开政府，更需要政府自身的优化，以获得人们的信任与支持。城市政府要实现自身的优化，必须提高自身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度, 努力由人治向法治政府转变。此外, 城市政府还必须保持对公共事务高度、持久的责任心，唤起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持久忠诚和信任。

（二）培育居民的主体与公共参与意识。

城市居民主体、权利和参与意识是城市公民社会对公共事务进行自主管理或是与政府合作管理的基础。这种意识的培育需要城市政府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 落实对城市居民基本权利的尊重, 包括公民基本人身权利、言论自由权、参政议政权利等, 保证城市居民对政府决策的知情。其次, 城市政府需要知晓居民的需求和愿望, 并积极回应。最后, 建立居民参与治理的渠道和网络, 逐步建立和完善城市选举制度、听政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公民批评及建议制度等, 确保居民参与治理畅通无阻。

（三）大力发展民间组织。

一般的民间组织是由下向上发展起来的，但是我国目前对民间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决定了民间组织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更好的发展民间组织, 重要的是营造对民间组织健康发展有利的外部环境。政府不仅应做到 有所为, 有所不为: 凡是社会能自我调节的领域, 政府就应该主动退出, 这样才能为民间组织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而且政府应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 使各类民间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 增强其自我管理的能力。

（四）以党中央文化建设为契机大量促进文化建设，同时加强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在我国召开是十七届六中全会中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口号，政府要抓住机遇，重视城市文化建设。我们知道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导向功能、认同功能、凝聚功能等，城市文化活动是城市居民交流思想、培养感情的重要方式, 是提高城市居民文化素质、形成共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推动城市文化建设, 对培育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和团结合作精神的作用不可低估。对社会普价值观的形成，社会资本的培育不容小觑。同样，制度的建设完善及其执行对社会资本的培育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1] 张凯.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研究[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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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转型期社会公正问题探析

一、社会公正的界定

( 一) 公正与公平的区别

公正所侧重的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并且这种价值取向具有正当性。公平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强调对待人或事情的“同一尺度”,至于尺度本身是否具有正当性,则不予考虑。公平应当服从于公正,对于公正,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定义: 就是给每个人他( 她) 所应得。每个人应该得到的给了就是公正的,不该得到的给了就是不公正的。问题是,“应得”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人们对于社会公正的理解不一样。

( 二) 社会公正的基本规则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正包括以下四项基本规则: ( 1)基本权利的保证( 底线的规则) ,就是一个人出生以后,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智商高还是智商低,就具有了与他人平等的一样的基本权利。( 2) 机会平等( 事先的规则) 即凡是具有相同能力、相同意愿的人,他们的发展前景应当是大致平等的,即机会平等。( 3) 按照贡献进行分配( 事后的规则) ,财富如何进行分配? 应当依据劳动、技术、资本投入多少得到分配。( 4) 社会调剂( 调剂的规则) 财富分配完,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时间一长差距又大起来,会使群体之间产生一种隔阂,甚至抵触,对社会安全形成了不利的影响。也不利于社会资源的开发,无论从社会的合作团结,还是从社会资源开发、长远效率来看,都有必要进行再次分配,社会调剂。

( 三) 社会公正的基本价值取向

社会公正价值取向: 一是让全体公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二是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第二个价值取向不要停留在共享这个层面,如果停留在这个层面,时间一长,肯定是平均主义的社会,没有了活力。两个价值取向缺一不可,共享强调底线的确保,自由发展强调不封顶,有多大创造了尽情发挥,如果人的能量大批地自由发挥出来,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是极大的。

二、中国现阶段社会结构层面上的不公现象

我国城乡差距较大,社会不公聚焦点都在贫富差距问题上,主要在社会结构层面,至少存在三个明显不公:

( 一) 从基础阶层或是从民众层面看

我国贫富差距持续加大,社会阶层趋于固化,已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从基础阶层或是从民众层面看是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化趋向,大量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十分困难。以个体心理与社会心态的映射关系为基础,从社会阶层角度出发,民众层面与社会现实条件下公正世界信念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与社会功能。在理论方面尝试对公正民众层面、基础层面领域进行拓展,同时也有助于了解不同社会阶层民众的公正社会信念状况,为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提供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二) 从较高位置的阶层层面看

精英群体起着不可替代、甚至是引领性的作用,现代社会越来越离不开精英群体。精英群体分经济精英群体、政治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三大精英群体互动规则应当是: 分工明确,边界严格。但现在精英群体出现了利益结盟的迹象,由此所产生的腐败现象,至少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涉案金额越来越高; 二是腐败方式五花八门; 三是恶性案件开始出现,这无论是对社会安全、党的公信力都有危及。

( 三) 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优先次序

对执政党和政府来说,最主要的职能就是维护公平正义、改善民生,这个职能是通过公共投入来实现,这就引申出一个重大问题,对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怎样安排才是公平合理,现代社会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无不印证了就公共投入优先顺序而言应当以民众基本需求为基本着眼点,这是规律,也是结论。即所有公共资金在最早支出的时候首先考虑基本民生问题,只有改善差不多才考虑其他。在公共财力相对有限的情形之下,公共投入不可能在多个方面同时实施,同公共事业相关的各种难题不可能同时解决,在某个具体时段当中公共投入必须有重点地进行。也就是说,公共投入应当有一个次序的排列,最为重要者理应置于优先的位置,而不能被颠倒。公共投入问题的优先次序不仅事关社会的公正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如何来确定公共投入的优先次序问题呢?应当本着先考虑基本的民生问题、再考虑发展的原则来进行安排。我们可以去结合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来进行思考。马斯洛把人的需要体系分为五个层次。这五个层次的需要,按照由低到高的排列顺序分别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一般来说,前一个需要层次得以满足之后,便会出现对后一个需要层次的要求。对于公共投入的顺序而言,道理也是一样的。就公共投入的次序而言,有基础者、次基础者、再次基础者之分,因而其优先程度也有区分。显然,基本的民生问题属于基础者,应当放在优先的位置。

三、应对思路与措施

我国社会不公问题是在社会急剧转变时期出现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曾遇到这些问题,解决社会不公关键是要有历史责任感,敢于担当的勇气。

( 一) 以社会公正为依据进行基本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中国面临的社会矛盾问题复杂多样,千头万绪。应当立足于社会公正来制定基本的制度和基本政策。

第一,社会公正是一个事关基本制度设计层面上的问题。社会公正不仅是一个事关扶贫解困具体政策层面的问题,更是一个事关基本制度层面的问题。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就是指这一层意思。

第二,准确把握社会公正的基本立足点。社会公正的基本立足点应当是客观、中立的。国家对于社会各群体的基本态度应当是,站在社会整体的立场上,以维护每一个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的合理利益和基本权利为基本出发点,不管这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不能厚此薄彼。现在社会公正我们提倡共享和自由发展,强调共享还要维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公平正义。例如,关于拆迁问题,有地方强拆,不保障基本权益,有地方补贴离谱照成新的不公,由此应该看到,社会公正应该是一碗水端平,客观中立,以维护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出发点,都应得到一视同仁的保护。

( 二) 建立一个初级民生保障体系

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初步做到: 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在现有基础上我国每年追加一万亿就够了,民生保障体系建立起来意味着共享迈上了巨大台阶,意味着内需拉动迈上了巨大台阶,有了保障,民众敢于动用自己的钱来消费,内需就会上去。对党的信任就是看政策能否给自己带来实惠。社会安全随之会得到极大的改善,执政基础也会得到极大巩固。初级民生保障体系建立起来意味着从基本面上可以稳定中国社会。

( 三) 形成一个合理、公正的社会分配结构

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中产只有20% 左右,呈金字塔形,这是一个不公正、不够稳定、不够安全的社会结构。公正自然就会安全,日本就是80% 以上是中产。我国应该形成一个橄榄形的分配结构,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社会阶层结构的公正性。橄榄形分配结构是合理的公道的,这样的社会结构也有利于社会安全。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的社会结构为什么利于社会安全? 首先,有恒产者有恒心。一个人有财产,有体面的职业的话,他会担心社会不稳,会珍惜社会的安全。如果社会大部分人没有恒产的话,当一个社会人们失去锁链,得到社会财富的时候,会无所顾忌,社会肯定要有大的变动。其次,中等收入者是富人和贫困人口之间的有效缓冲带。富人和穷人容易产生对立,中产与这两个群体相对来说相安无事,对富人来说中等收入者是他们的帮手,对贫困者来说,中等收入者并不是高不可攀,经过努力也可以达到中等收入者的生活状态,当中产越来越多意味着穷人富人之间的隔离带越来越大,所以有利于社会安全。再次,大比例中等收入者能够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当一个社会中产只有20% 的时候,低收入者50% 、60% 的时候,以20% 的力量援助60% 的人口,几乎是不可能的,倒过来假如80% 的中产去援助10% 的低收入者,就是轻而易举的。最后,安全系数的简单计算。假设社会中产者有10万,贫困群体有100万,贫困者当中每10个当中就会出现一个对社会不满的人,就出现了10万,1︰1,就意味着每个中产者要面对一个对社会不满的人,这个社会是最不安全的,假如这个社会有100万个中产,10万个贫困群体,产生1万个对社会不满的人,100︰1,意味着每100个中产面对一个对社会不满的人,社会安全系数就高。

篇4：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经济探析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 农村大学生 城乡边缘化

作为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传统农业大国，我国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村大学生从毕业走向失业，成为既进不了城，又回不了村的 “城乡新游民”。针对这一现象，笔者在永兴县进行了深入调查，并结合自己的思考，就农村大学生城乡边缘化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引起社会对农村大学生给予更多的关心和关注。

一、农村大学生城乡边缘化的主要表现

（一）经济上的边缘化。经济地位的日益边缘化使得他们不得不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一是就业难。大多数农村大学生，社会资源贫乏，个人综合素质尚不全面，在激烈的社会就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如永兴籍在外务工的农村大学生12000余人，没有固定工作的“城乡新游民”占1/3强。二是收入低。如永兴籍“城乡新游民”中平每月收入超过三千的约20%，超过两千的约41%，低于一千的有12%。三是“蚁族”多。据统计，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在大中城市就业人数占总数的80.8%，而来自县、镇和农村的毕业生也有约70%选择在大中城市就业。

（二）政治上的边缘化。随着社会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大学生参与政治的渴望以及主张公民政治权利的意识在不断增强。然而事实上，农村大学生的政治话语权越来越小，参与国家事务、参政议政的机会在减少。农村大学生在城市不能加入工会，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政治地位。当合法权益遭到侵害的时候，他们没有替自己伸张正义维护合法权益的组织和机构，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在城市和乡村，他们甚至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地位的边缘化对于农村大学生的发展将起着巨大的阻碍作用。

（三）文化上的边缘化。一方面，农村大学生深受农村文化的熏陶，思想观念、道德意识、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带着明显的传统痕迹； 另一方面，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网络的普及、大众传媒的兴起、城乡文化的交流，农村大学生又同时受到城市文化、现代文明的浸染。但是，农村大学生囿于经济条件、地理环境、交通设施、闲暇时间的限制，致使他们所掌握的信息比较有限。 在城市文化“嫌贫爱富”的集体无意识中，农村大学生饱受歧视和嘲讽。

（四）社会管理上的边缘化。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制度使农村大学生这一群体的地位在市场竞争中更加边缘化。六、七十年代，“跳农门”曾是多少农村人的梦想。但时过境迁，“非转农”却成为当今不少农村大学生的现实选择。但“非转农”却比“农转非”更为困难。笔者在永兴县公安局户籍科了解到，除了应届大学生以外，其他“非转农”暂时还不能办理。户籍科张某介绍说，目前户口迁移政策只有“农迁农”、“非迁非”、“农转非”，而“非转农”则不符合政策。

（五）心理上的边缘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社会规范相互冲突，使农村大学生心理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方面，由于经济上的不宽裕，以及因经济条件限制而导致的综合素质的差距，他们难免容易降低对自己的评价，缺乏自信心，产生强烈的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农村大学生由于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乡村环境中，与外界环境互动较少，沟通能力和人际交往的能力相对较弱，与他人交往的积极性不高，因而容易产生自我封闭的心理。

二、农村大学生城乡边缘化的原因分析

（一）城乡文化的冲突。城乡文化的不同，使农村大学生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以及行为方式与城市大学生差别迥异。他们容易产生各方面的误解或困惑，比如，“由于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农村大学生往往把一些人的精明、老练看作世故、圆滑”，这加大了其顺利社会化的难度。

（二）家庭背景的影响。一方面，家庭教育的缺失，导致农村大学生社会化环境先天不足。另一方面，贫困的家庭状况也是导致农村大学生社会化进程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沉重的经济压力导致农村大学生心理压力较大，出现自卑、封闭、偏执、愤世嫉俗等心理问题。

（三）学校教育的偏颇。农村中学教育过于看重分数而忽视综合素质的培养，制约了农村大学生在中学时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大学，又有不少大学既缺少务实的职业教育，又远离合乎天道人心的理想化教育，造就的人才往往游离于真实社会。同时，由于学生工作和资助帮扶工作缺乏对科学认识，往往将经济上的资助当做救援农村大学生的全部工作，忽视了对农村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拓展和心理健康的教育。

（四）就业环境的差异。我国就业市场呈现二元化特征。一方面是地域的二元化区别，使大学生首先选择大中城市工作，“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农村一幢房”。而广大的内地和西部地区人才奇缺。另一方面是就业单位的二元化区别，同区域内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国企，高等院校，少数部分外资企业工资水平高，福利好，社会地位较高，因此成为大学生就业的首选。

（五）乡村发展的变迁。目前大学生不再热衷于“农转非”，绝非是一个偶然现象，回归农村是他们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做出的无奈选择。其背后的隐喻是，偌大的城市里已经容不下莘莘学子们，相反，返乡当农民，要比当徒有虚名的“市民”更实惠。但这种“人才倒流”现象无论是对推进城市化进程，还是对推进新农村建设，都十分不利。

三、防止农村大学生城乡边缘化的对策措施

（一）学校——深化教育改革，强化职业培训，在专业设置方面，积极与社会接轨。一是强化综合知识技能培训。主要从专业知识、社会文化、思想观念及精神准则等多方面整体予以把握，不仅使他们掌握相应的专业技能，以应对将来的就业需要，还要让他们树立符合人的本质要求的价值取向。二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一方面，大学的学科设置应该以提高学生的能力为主，以市场为导向，培养学生适应能力，学习能力，应变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另一方面，学校应该为同学们创造各种实践的平台，使他们能很快适应社会中的工作，并且可以做的得心应手。三是完善高校困难大学生资助工作，使之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实现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四是健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指导方式方法，主动引导和帮助学生解决人生中社会适应性和自身生存发展这两大基本问题，正确面对生活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和成才过程中的各种危机，真正锻炼成长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够为社会进步做出个人贡献的专门人才。

（二）政府——统筹城乡发展，消除二元体制，加强就业指导，鼓励乡村创业。一是促进就业公平，创造就业和谐。要建立不受任何非市场因素干扰的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使其处于完全公平的自由竞争状态，实现人得其位，位得其人。二是维护就业稳定，提供就业保障。保障大学生通过公平竞争取得工作岗位后与工作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付出劳动获得报酬，履行劳动义务享受社会保障权利，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工作能力，发生劳动纠纷得到法律保护等。三是转变就业观念，拓展就业渠道。农村大学毕业生必须调整就业心态、转变就业观念，拓展就业渠道。敢于到西部去，到基层单位，生产第一线，到民营企业去；坚持先就业，后择业；勇于创业，实现由被动就业向自主创业转变。四是制定优惠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制定出台促进“城乡新游民”就业的相关政策法规，以政策促就业。五是规范“非转农”制度，鼓励回乡创业。对于真正回到农村创业和工作的大学生，我们要给予支持；但对于那种“伪农民”，我们要加以限制。随着城乡统筹的进一步发展，有关“非转农”的制度设计将迫在眉睫。

（三）农村大学生自身——降低就业姿态，积极寻求就业和发展。一要苦练内功，提高素质。要面向“城乡新游民”开展旨在提高其专业技能的职业培训；选择一部分有资质、有条件的培训机构作为农村大学生创业与就业培训基地，实施创业援助行动。二要转变观念，低姿态就业。农村大学生应该主动的改变自己的不良观念，培养自己吃苦耐劳的品格，脚踏实地的做事，不断培养自己的意志力及经受挫折的能力，改变眼高手低的想法，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篇5：经济社会转型期的新矛盾（精选）

在三大社会和经济体制转型当中我们也是付出了代价，5000万工人下岗再就业，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二亿多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全国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稳定。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全国的政治和社会还等保持基本稳定，这是很不容易的。就是欧美社会他在这个社会转型中，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他们经过了200、300年的革命和战争，侵略、掠夺才实现了这个转型。但是我们就这么30几年能够这样实现转型，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同时，在这个阶段中我们还遇到了各种危机、灾难的冲击。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大洪水，2003年非典危机，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和汶川大地震，2009年世界金融大危机，2010年玉树大地震，2011年长江中下游特大干旱，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这几年以来，我们基本上在改革发展转型当中不断的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的冲击，我们是这样子走过来的。

所以，判断出来，改革开放的威力就在我们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它显示出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战胜各种灾害风险的巨大威力。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改革的进程当中，总体上还是基本稳定，这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社会经济转型期面临的问题，我把它概括为下面几点：

一是贫富差距拉大。这个大家讲了很多，我不具体讲了。

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带来的生态遭到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空气、水资源污染严重，食品卫生存在问题更多。我们这些年，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造成生态破坏更是要花几代人力物力财力去弥补。这就是我们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今年十八大以后第一次召开“两会”的时候，我们北京是严重的雾霾。在晚上有人调侃，讲在北京可以免费吸烟，上海黄埔江漂流着万头死猪，所以上海的老百姓就调侃说在上海可以免费喝排骨汤，打开水龙头就喝到排骨汤。

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这里我特别强调卖官买官盛行，导致吏治腐败，影响很恶劣。前几年很典型，比如说沈阳市买官卖官案，涉及到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等16个第一把手。接下来黑龙江省买官卖官案，涉及干部900多人，多名省级领导、上百名地市级领导卷入，引发全省领导干部大调整。

有的贪得无厌，涉案金额达高达几十亿。在贪污当中，95%贪官有情妇，60%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所以，在网上也有“二奶排行榜”，典型的就是江苏建设厅长徐其耀包养146名情妇得数量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宾馆包养未婚大学本科女大学生17人，得素质奖；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在16-18岁，得青春奖；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性爱日记95本，制作性爱标本236份，得学术奖。一共有10个奖，我只是简单地举了这6个奖，这个腐败的现象非常荒唐。另外，腐败蔓延到法院和检察院，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开始，到各地法院检察院不少法官检查官犯案，有的甚至“一锅端”。这种法院、司法的腐败在欧美法治国家很少有，美国立国200多年只有40起，新加坡从独立以来几十年没有一个法官是犯案的。因为司法是社会的良心，老百姓要申请社会公正、公道最后一道门槛就是打官司，希望得到公正的判决。民众最后希望的一道代表社会公正的机关腐败了，这是最伤老百姓的心的。

另外就是舆论的腐败，媒体是监督公权力的有力工具。我国媒体不但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而且还被资本腐蚀，产生腐败现象。所以，我国的腐败现象我认为，一个是吏治腐败，一个是司法腐败，一个是舆论腐败，显然比经济领域的腐败更严重，与政治体制弊端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体制性的腐败，值得引起严重关注。

这是我们今天在转型期遇到的问题，而由于这些腐败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利益集团。我在国庆60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利益集团的问题。这些年我们改革由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形成了权利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所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使阶层分野在大规模世袭，造成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农二代的利益固化。这种社会阶层的分化对立严重，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中等收入阶层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阶层，在社会转型期不同社会阶层存在的情况。

我认为阶层的固化比贫富的差距对我们国家的伤害更严重。所以，习近平同志今年到南方沿着小平同志南巡的道路走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深刻的话就是“我们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这句话说明我们中央新的领导很了解我们今天改革存在的这种利益固化的现象就是阶层的固化。

由上面这四个问题带来第五个问题就是社会上弥漫着浮躁情绪，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道德感衰落。所以，多年积累的不满、怀疑、怨恨，到了释放期，一方面督促当局推进改革，另一方面，也越来越不信任当局，越来越偏激，越来越不耐烦。这就导致民粹主义思潮起来，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绪到处宣泄。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成为社会普遍现象。金钱至上观念泛滥，奢靡之风频吹，人的信仰、价值观衰变，各种欲望不断膨胀，人文精神愈发失落。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社会问题，转型期的陷阱。概括起来讲，我们中国今天面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这是小平同志在1993年对他的弟弟邓垦谈话的时候提出来的，他认为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更难，要采取各种方法来解决，特别是分配的问题，如果长期财富向少数人集中那就会产生大问题，他在93年就遇见到我们今天存在的这个情况。所以，概括起来讲我们面临发展以后的问题就是：

1、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

2、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3、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4、环境污染加剧，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带来一系列群体性事件。

5、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从经济领域，更深入到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

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及对策分析 当前，我国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封闭半封闭型的传统社会向开放型的现代社 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这样一个利益格局剧烈碰撞、调整的历史变迁 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会明显增多，有的还会日益突出起来，这是新时期的一个需要 认真研究和正确解决的重要政治课题。”[1]本文分析了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产生根源，提出当前及今后应有及可有对策。

一、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

(一)利益相关性凸显。利益是一个价值范畴，指与人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东西。马 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人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就有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在计划经济时期，分配上带有明 显的平均主义色彩，个人利益的实现主要由集体和国家直接调控，收入差距也不大；加 之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和集中精力搞阶级斗争，使得人民内部矛盾多集中在政治思想领 域，淡化了物质利益矛盾，或者说，物质利益矛盾处于隐性状态，不普遍、突出。20多 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已经使人们逐渐接受了差异性、个性化的 社会，群众的生活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受市场作用的驱使，经济利益、物质利益成为生产、生活的主要驱动力，人们更重视和追求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际利 益，功利主义价值取向逐渐凸显，从而使经济利益矛盾和物质利益冲突成为引发矛盾纠 纷的核心内容。诸如失业、下岗、协保、医保、动/拆迁、物业管理等等，都是由经济 利益或物质利益引发的矛盾纠纷，而且相当多的矛盾纠纷的发生都具有其合理性，极易 引起社会的同情。

(二)群体性矛盾增多。社会转型期不少利益矛盾都是存在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因此，一旦出现利益矛盾，就不单单是个体性利益矛盾，而是群体性利益矛盾，这种群体性 利益矛盾，往往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增多。特别是很多矛盾都是由于政策性因素所引起，涉及的对象也往往是一个群体，他们住在同一地区或在同一单位，有相同的利益受损的 背景，只要有人挑头，马上就群起响应。比如，企业倒闭破产、职工下岗待岗、拖欠职 工工资、打白条、农民负担过重、土地承包、征地拆迁安置、医保改革等，这些问题往 往带有普遍性，涉及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极易在一些人的组织串联或煽动下，酿成群 体性事件。

(三)矛盾对抗性增强。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来说不具有对抗性。但新的生产关系的调整 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使得人民内部的经济差距急剧扩大。这首先引起了矛 盾主体强烈的心理失衡，为矛盾对抗程度的加大提供了主观条件。而在客观上，利益差 距的扩大确实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处于不同的境地。当人们在物质利益发生冲突而又得 不到妥当处理时，容易向对抗性的方面转化，造成公开的冲突。如上述群体矛盾就极易 以停工、罢课、集体上访、也可能因财产纠纷、资产分配、土地使用等问题，爆发激烈 的纠纷和暴力冲突。而在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农村，素质极低的村官常常横行乡 里，激起民愤，酿成恶性对抗事件。概言之，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性 较过去更为激烈。

(四)党群、干群矛盾突出。领导干部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手中所掌握的相当权力，使他 们经常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是执 政党，党的领导干部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担负着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化解社 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责。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新时期，有些干部出现了不适应和不胜任的情况，领导人民群众致富无术，却喜欢弄虚 作假、浮夸虚报，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完全脱离人民群众，忽略人民群众利益，漠 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更有个别干部完全丧失党性原则、做人准则。在经济领域乱 收费乱罚款，索贿受贿，贪赃舞弊，直接侵犯群众利益；在政治领域卖官鬻爵，钱权交 易，执法枉法，肆意践踏人民群众的权利，压制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在思想文化领 域金钱至上、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对有害的思想观念放任不管，推波助澜；在社会领 域，生活侈奢靡乱，放纵黄赌毒，甚至与社会黑恶势力沆瀣一气，充当他们的“保护伞 ”，欺压人民群众，影响极为恶劣。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党群、干群矛盾尖锐、突 出。

(五)处理的难度增大。群众要求解决的一些问题，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缺乏政 策、法律依据，处理起来比较棘手。有些人民内部矛盾跨地区、跨部门，协调难度大。一些群体性事件，往往是较多人的过激行为或一般违法行为，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 及敌对势力、敌对分子的捣乱破坏活动纠缠在一起，更是增加了处置的难度。

二、社会转型期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根源

引发社会转型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可以归纳为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心理四个 方面：

(一)经济根源。正如一切生物体的生长、发育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一样，人民 内部矛盾的产生，同样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命令 是利益分配的主要手段，利益分配也相对比较平均，所以，各地区、行业、职业、单位、个人之间直接的利益矛盾并不突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分工的 细化，各利益群体不断分化。再加上利益分配机制还很不健全，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 成员在生产要素的占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而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按劳分配、按要 素分配等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格局。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意味着利益实现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这就使得利益主体的实际收入差距突显出来，引发了人民内部富裕者与贫困 者、先富者与后富者、合法致富者与非法致富者之间的矛盾。再加上存在人为的分配不 公，进一步导致人民之间经

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从而触动了“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 经”[3]，加剧了这一矛盾。

不仅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会引发矛盾冲突，在同一阶层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利益矛盾。比如，在工人阶级这一利益群体中，又出现了国有企业工人群体、乡镇集体企业工人 群体、混合所有制企业工人群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人群体等，这些不同利益群体 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人民内部利益群体呈现多元化格局，使得群体之间的利益界限分 明，群体利益要求明确，群体利益矛盾明朗化。

(二)政治根源。主要表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以及干群 关系紧张。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谈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时，明确指出要建设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 的制度，也应该建设最先进的政治文明。其中应包括规范、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与之 相配套的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以及确保这种制度和机制理性运转的规范程序。从 观念层面来说，先进的政治文明还包括进步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政治理念(如民主、平等、自由、人权)以及公平、公正、公开的办事原则；与之相对立的，则是不文明 的甚至是野蛮、蒙昧的政治观念，如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以及人治观念等。此外，民主、高效、廉洁的行政观念也应该是先进的政治文明题中应有之意；与之相 对立的则是地方保护、司法腐败等。

先进的政治文明是我们的追求和建设目标，但现实中，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不但与先 进的政治文明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而且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的要 求也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其一，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还 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各项政治制度之间的权力关系，特别是党的领导制度与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政治体制中的民主机制不充分，还不能保证政治权 力产生和运行的民主性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直接民主制度不完善，上下沟通的渠道不畅。其二，有些人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思维方式还有许多落后陈旧的东西，少数干部 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以及人治观念等还相当严重。以上制度、机制的不 健全、不完善以及政治思想观念的陈旧落后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导致诸多消极后果。首先，“权力过分集中”。“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接受监督和制约的观念非常淡薄，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4]正是由于这一弊端，使得家长式人物绵绵不绝，滥用权力的现象相当普遍，也 导致不少位高权重的领导人的违法乱纪、贪污腐败、腐化堕落行为不能及早发现查处，引起群众不满。其次，由于“官本位”思想的存在，在一些单位和部门，还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有的干部把“官位 ”看作谋权生财之道，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大慷国家之慨编织关系网，大搞权权 交易、权钱交易、虚报浮夸、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政绩工程，而对普通群众的困难 和疾苦漠不关心。最后，导致被管理者参与管理的渠道不多不畅，参与意识普遍较弱，参与管理的程度十分有限。

这一切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干群关系的紧 张，有的本来属于市场主体之间的矛盾也往往转化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激烈 冲突，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政治稳定，而官僚主义的存在以及上下沟通 不畅又为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增加了难度，造成了矛盾激化的可能性。

(三)思想文化根源。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思想根源，可以从思想发展即主体认识发展 的一般规律来探讨，而矛盾产生的文化根源，则可以从文化结构的层面加以考察。转型 时期我国的文化结构，已由改革开放之前的二元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结构演 变成三元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结构，三种文化的异质同构，必然 引发相互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社会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导致 人民内部的思想文化型矛盾。改革开放既大大促进了人民思想的解放，增强了人们的自 立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法制精神和创新精神；同时又由于受市场经济利益驱动机制的 消极影响，使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落后思潮沉渣泛起。加之西方一些敌对 势力故意在思想文化上制造混乱，使矛盾更为突出，因为在纷至沓来的各种思潮面前，有些人感到眼花缭乱，是非莫辨，容易产生偏颇、盲从、赶时髦等不良倾向。具体表现 为人民内部的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价值观中的“义”、“利”冲突，改 革意识与思想僵化的矛盾。此外还存在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现代文明与传统文 化的矛盾碰撞等等。

(四)心理根源。心理失衡是导致转型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社会心理根源。社会转 型也是必然伴随新旧思想文化和体制的交汇、碰撞。在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下，社会利 益多元化格局日益明显，社会个体的价值追求出现了多元化态势。因此社会上的集体主 义、社会主义的主导价值观与社会个体多元的价值需要之间、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 差异与冲突，也成为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思想根源。尤其是利益结构的变动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部分群体心理的失衡，引发矛盾冲突。一是“利益相对受损”心理[5]。改革使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事实不容置疑，每个社会个体都希望能够在此过 程中获得更高的收益，然而由于社会成员在知识素质、地位和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人们 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迅速分化。特别是在目前我国许多方面体制还不健全，漏洞很多 的情况下，一些人通过投机倒把、权钱交易等各种不正当的途径迅速积聚大量财富甚至 “暴富”时，必然也是对“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观的一种挑战，很容易打破人们的心 理平衡，激化人民内部的矛盾。二是保守与创新的矛盾心理。几千年来我国社会长期处 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已普遍内 化为人的思想观念。可以说在转型时期，古今中外各种思潮、文化观念，都并存于当代 中国社会中。落后与先进、守旧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等都导致了极其复杂激烈的矛盾冲 突，也使社会个体在心理预期与社会现实失衡时，感到价值选择的困难，精神寄托上的 无助，行为上的无所适从，进而导致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当然，转型时期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还有一些其它因素的影响，如一些方 针、政策上的失误和偏颇，在国际分工和政治格局中的不利的地位，以及西方国家对我 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推行和平演变的图谋等。因此，对我国转型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 解决，既要抓住矛盾的本质根源，又要把握其现实特征，分析人民内部矛盾的各方面关 系，立足与现实条件，找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可有对策。

三、社会转型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应有及可有对策

在有关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中，几乎都提到的几点是：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 稳定的关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加大宣传力度，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等等。这些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预防、化解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 既由于篇幅所限，又因为对此已有诸多论述，故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谈社会转 型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应有及可有对策。

(一)坚持改革、推进发展，夯实消解人民内部矛盾的经济基础。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矛 盾大量出现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现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人民内部在根本利 益一致的基础上，之所以存在着大量的有些甚至还很突出的矛盾，最根本的就是因为我 国经济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不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多方面的需要。因此，通过 改革，改变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 个中心，把财富“蛋糕”做大，是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途径。发展才是 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现阶段，在大量存在的人民内 部矛盾中，不仅那些物质利益上的矛盾直接根源于国家的相对贫穷，就是许多思想上的 矛盾也或多或少地同社会物质财富不够充裕相联系。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正是人民内部 矛盾的集中反映，它在整体上始终影响和制约着后者，是我国社会所有矛盾的总根源。因此，我们只有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千方百 计解决好社会这一主要矛盾，才能使纷繁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得以解决。

但改革本身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又必然引起一定的震荡，诱发新的矛盾。在这种 两难选择面前，要把握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既不能因为容易产生或者是害怕引发矛盾使 改革止步不前；也不能只顾推进改革，不顾矛盾可能激化的现象。只要改革总体利大于 弊，就可以考虑推行，但关键要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可以按照市场运作的，由改革 的获利者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不能按市场规律运作的，则应由政府进行补偿。要把 加快改革步伐的紧迫感同科学求实精神很好结合起来，把推行改革与防止矛盾、化解矛 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改革的推进既积极又稳妥。

(二)提高政府汲取能力，加大公平优先的二次分配力度。通过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把 社会财富“蛋糕”做大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因为社会经 济总量增长本身虽然重要，但不能自动解决包括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在内的一系列紧迫的、容易诱发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问题。如果 说可以用“博弈论”来形容自1979以来人们从改革中的所得与所失的话，那么，可以说，从1979——1993年这段时间，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双赢博弈”(win-win game)，因为几乎所有群体都从改革中获益，其差别仅在于得利的多少不同；但自1994年以来 的改革，则在一定程度上说具有“零和博弈”(zero-sum game)的性质：一些社会群体 获益颇多，另有一些群体则第一次成为实际上的“输家”，因为他们的福利水平实际上 是下降的(这里面至少可以包括下岗职工、农民以及国有企业职工)。[6]1979年以来，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四个字：“放权让利”，其结果，一方面，调动了地方政府及各 市场主体的积极性，社会财富总量迅速增加，在初次分配中充分体现了“效率优先”的 指导思想；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两个下降”(政府财政收入收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政 府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限制了政府各方面的能力，包括再分配能力，使二次分配领域的“公平优先”大打折扣。在上述改革的第一阶段，由于是一种“双 赢搏弈”，政府面临的再分配的压力还不很明显，但改革的第二阶段，由于相当一批“ 弱势群体”的出现，要求政府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的压力明显增强。但由于政府财政汲 取力严重下降，导致“公平优先”的二次分配很难有大的作为，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的贫 富差距急剧扩大。根据官方及学者估计[7]，在中国入世的10-20年时间里，虽然有利于 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这为政府提高汲取能力提供了可能)，但如果仅凭市场力量起作用，中国还将面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压力(提出了政府提高汲取能力的必要)。党的“ 十六大”也提出，今后20年，我国要进入新的社会变革期，结构变动将会更加剧烈，各 种矛盾也可能更加突出，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甚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二次分配注重公平，调节

差距过大的收入，提 高政府汲取能力和转移支付能力，也加大税收征管力度。这不但可以调节过高收入，而 且，可以通过加大对弱势群体、弱势行业、弱势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缩小社会贫富差 距。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2002年1月起，中国对 “所得税分享”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中央将把所得税增长中多分享的收入，全部用于 增加对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这说明二次分配的公平原则已经引起中央 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大报告也重申：“再分配要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 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8]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注弱势群体实际困难。早在1930年代，英国的贝弗里奇爵 士就在其扛鼎之作《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中明确提出：“保护国民免于大规模的失 业……这必须确定无疑地是国家的职能，就像现在国家保护国民免于来自国外的威胁和 来自内部的强盗和暴力的威胁一样。”[9]在当代，由于市场的缺失和社会的无力，国 家利用手中的权力保护国民免于社会风险更是已经成为国家观念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政权合法性和政府权威的依据之一。对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对社会主义国家也 是并且更应该如此。

我国在有关社会保障政策、法规的贯彻落实方面已取得明显成效，扶贫帮困工作也有 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作体系，并制订了统一标准，但要真正转变“弱势群体”的困难局 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不断强化和完善。如有的困难户上不了帮困线，有的困难对象实 际并不困难，却能接到发放的救助“绿卡”；对于确实困难的家庭，帮困的钱往往又不 能解决实际问题；一些社会“弱势群体”要饭吃、要工作的呼声强烈，信访不断。未来 几年，应进一步健全、统一社会保障体系，规范、细化救助标准，确保社会救助对象生 活安定，建设好社会稳定的“托底工程”，避免困难群众因生活无着造成新的社会矛盾 和不稳定因素。

弱势群体虽然在市场竞争中、政治表达上、法律保护上是弱者，但同时又是道义上的 优先者、选举中的多数者、变革时的热心者，是重要的社会力量和资源。这就要求在政 策设计时，要避免弱势群体因缺乏保护所造成的重大消极影响，尽最大可能地创造适合 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居住、生活、医疗条件，给予他们人文关怀。这不仅关涉社会公平、公正的目标和社会稳定的大局，也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问题。

(四)建立不良情绪的宣泄机制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的预警防范机制。要对人民内部矛盾 发生规律、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研究、量化分析，建立起预防、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动 态、长效管理机制。对社会各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容易引发矛盾纠纷的热 点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对可能引发的矛盾纠纷所涉及的内容、范围、程度进行定性定 量分析，将有助于确保人民内部矛盾“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的落实，减少工作 中的随意性、被动性、滞后性，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习惯做法。

建立不良情绪的宣泄机制不但可以直接减少因心理因素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对其他因 素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应充分发挥司法、信访部门、基层党组织以及 群众团体、人民调解等各种组织的积极作用，使他们成为沟通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一座重 要桥梁。这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公民参政议政的心理欲求，同时又能适时地宣泄掉 积累在民间的不满情绪和心理困惑，从而避免脆弱及病态心理伤害社会公众和破坏社会 秩序，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改善政府形象，增强公民的社会认同感，促进社会的稳定。上海市杨浦区已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区妇联在2001年3月8日挂牌成立了“ 复旦杨浦女性发展咨询中心”，一年多来，该咨询中心已举办培训班、专题讲座8期(次)，受益人已达6千余人次，有效地缓解了大量社会矛盾。

(五)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依法治官”。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 表现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可靠保障。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巨大成就。然而，我们政治体制领域的改革却明显地滞后，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 的发挥，并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民内部矛盾。为此，坚持以改革、发展作 为一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式，必然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 应。同时，体制、制度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对人们的行为起直接的约束和调节作用，因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解决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人民 内部矛盾问题与改革旧的政治体制在内容上是密切相联的。因为，在这一问题中，人民 群众与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果不坚决、及时地进行改革，势必难 以在体制、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防止和避免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蜕变为人民的统治者。这 样，存在于群众中的怨愤与严重不满最终会导致潜在性社会“地震”的总爆发，从而阻 碍社会进步。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在具体方式上搞“人治”不行，单纯依 靠群众运动的“群治”也收效甚微，最后还必须通过“法治”来实现。同时，几千年来 的封建传统给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沉重历史包袱依然存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已势在必行。“法治”作用的主体对象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治官”。即：人 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运用宪法和法律来监督公仆，防止其滥用权力。因为，不受限制 的权力从来就是腐化堕落的温床。通过“依法治官”来克服官僚主义，端正领导干部的 思想、作风，实现干群关系的和谐发展，有利于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的法治化轨道 上得到有效预防及合理解决。【参考文献】

[1]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18页。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页。

[3]《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3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1页。

[5]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和仇恨心 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利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 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恨也可能扩散。

[6]王绍光：《开放性、分配性冲突和社会保障——中国加入WTO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原载《视界》2001年第3辑看，引自王绍光：《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2002年，第213-214页。

[7]《不能回避的国情制约》，载《了望》(新闻周刊)，2002年11月11日(第45期)，第 24-33页。

篇6：经济社会转型问题的调研

“大环境决定小格局”，因此，在东莞这片土地上作为以消耗资源为代价；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粗放型产业技术含量不高的制造企业来说，企业必须升级转型，加快形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并转”、高新技术产业和适度重化工业“两翼齐飞”。

当然，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制造业产业都具备升级转型的能力，它们会受企业本身的能力（比如财力）和个体的发展方向和对市场营销的定位等方面的制约因素，而选择和确定企业的经营战略。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一些企业在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双转型”的大环境下，毅然选择了“迁徙”，以此求得企业的生存和发

展。这对于企业本身来说，未免是一种悲壮之举，但这又是大势所趋。这是任何一个经济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必然的产物。

以鞋业制造业为例，纵观世界鞋业发展历程，经历了一个不断变换的过程，世界鞋业生产基地，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转移到了意大利，20世纪70年代到了日本韩国，20世纪80年代栖身中国台湾，90年代在中国大陆。而当你仔细审视这个发展脉络，你会发现它与世界产业转移和经济发展历程何其相似，或许这又赋予了鞋业一层更深的内涵，它代表了整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甚至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缩影。因此，作为曾经在东莞生存并成长了相当长时间的制鞋业来说，在这样的大势背景下，究竟该往何处去呢？或者说该往何处去才能让企业达到永久生存和长足发展呢？是往中国内陆地区“内移”，还是往其它亚洲发展中国家“外迁”呢？

综观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正以“快速，稳健”地经济增长幅度上升，而“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政策环境，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吃了“定心丸”。如今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鞋业中心，全世界70%以上的鞋子在中国出产，中国的鞋业业已形成四大产业集群，广州东莞产业群、温州台州产业群、泉州晋江产业群、成都重庆产业群，四大产业群环环相扣，串起中国鞋业的黄金链条，奠定中国在世界鞋业中的霸主地位。而这其中的广州东莞产业群则占据整个中国鞋业的半壁江山，东莞在中国乃至世界鞋业的地位不言自明。因此，“总部经济”模式正是未来东莞的发展大势。作为对中国的政策环境，政务环境，金融环境，人文环境等都已驾轻就熟的东莞企业来说，选择往中国内陆地区“内移”，当为明智之首选。正如美国波音公司，其总部在美国，但其零配件却来自世界各地，这是产业转移的范例。东莞的鞋业企业在东莞对鞋产品进行贸易交易，研发和营销，深加工，生产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而将处于产业链条下端的低附加值产业向内地转移，完整地产业键就此生成，而内陆地区纵横交错地高速公路，快速铁路与航空水运形成的“立体交通”与沿海地区有效地实现了交通键接，进而加快了出口“海洋运输“的效率。因此，东莞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是对制造业企业的一次整体提升，尤其是对于鞋业企业这样的高消耗，低技术含量的制鞋业企业来说。因为内地更加优惠的投资政策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及充足的劳动力为他们解决了最为根本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