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伤害民事起诉状

故意伤害民事起诉状（通用9篇）

篇1：故意伤害民事起诉状

民事诉讼状（人身伤害）

原告: 姓名：______，性别：_____，____族，___年____月___日生，__________人（户籍）。住址：_______________，职业：____________，公民身份证号： _________________。被告: 姓名：______，性别：_____，____族，___年____月___日生，__________人（户籍）。住址：_______________，职业：____________，公民身份证号： _________________。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医疗费_____元，护理费____元，营养费_______元，住院伙食补助费______元，交通费_____元，鉴定费_____元，残疾赔偿金______元，精神抚慰金_______元，合计______元。（医疗费用及护理费系四川至美环境管理有限公司支付）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

_____年_____月____日___时____分左右,被告人______在______市______区______路，因____________引发纠纷，在________场所被告人对原告___________，使用凶器________打击原告__________，致使原告_________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经______公安机关/人民法院_____刑___字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提起民事诉讼，现具此状，请贵院予以支持。此致

_________人民法院

具状人：_______ ____年___月___日 附：

本诉状副本___份； 原告身份证复印件____份； 相关证据副本___________份； 《调取证据申请书》________份。

2页共2页

第

篇2：故意伤害民事起诉状

被告人华 ，性别， 年 月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民族，住 市 区 街 号，(户籍所在地： 省 市 乡 行政村 号)因涉嫌故意伤害罪，于 年 月 日由 市公安局 分局取保候审。

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追究被告人 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

2、请求被告人 因故意伤害原告人 身体，赔偿原告人 的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 元整。

事实与理由：

年 月 日 时 分左右，被告人 在 市 区 中路 附近，因琐事引发纠纷，在公共场所被告人 不问青红皂白，即对原告 拳打脚踢，使用凶器 打击原告人 头部、脸部，将原告人 打伤，受伤后原告人遂拨打110报警， 派出所出警处理，为了查明伤情该机关委托了 医院司法鉴定所对损伤程度进行司法鉴定，后经法医鉴定原告人 左侧颧骨骨折构成轻伤。

被告人的故意伤害行为导致原告人 受伤，当时自感头晕、左面侠血肿，局部肿胀左部表皮挫伤，有压痛等症状。经CT片检查显示左侧颧弓骨折，断端成角，局部稍凹陷。医院诊断为：1、左侧颧弓骨折;2、 左侧颧部皮下血肿;3、两侧筛窦炎症。

原告人 被打后，被送往 市妇幼保健院治疗，后转 市 医院等医院就医，休息至今，仍然头晕，思想不集中，健忘答非所问，有压痛、张口疼痛的.后遗症状，被告人 分文未付。

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致使原告人 经济及精神上均遭受巨大损失，具体损失为：医疗费 元、误工费 元、营养费 元、交通费 元、鉴定费 元、残疾赔偿金 元、护理费 元、住院伙食补助费 元、精神抚慰金 元等共计 元。这些损失因被告人的故意伤害行为产生，依法应由被告人 责赔偿。

综上所述，被告人 在公共场所光天化日之下故意伤害他人身体，情节恶劣，导致原告人 轻伤，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规定，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另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此，被告人 的犯罪行为给原告人 造成的所有损失应由被告人 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人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给予公正裁决，判如诉请。

此致

省 市 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

年 月 日

附：

1、本状副本一份

篇3：故意伤人(未遂)还是故意伤害?

一、基本案情

2012年8月27日凌晨一时许, 被害人沈某、李某与王某、时某在某县城“凤池苑”住宅小区租乘被告人夏某驾驶的“飞虎”牌客货车行至该县某镇后, 两人因车费发生争执, 夏某负气将车驶回原处, 王某下车打电话向他人求助, 沈某、李某等人应王某请求租乘张某的出租车来到夏某停车处, 分别用拳头殴打夏的面部, 被劝阻后王某等一行人向张某停车处走去, 这是夏某驾驶车辆调转车头, 快速撞去, 直至撞到张某的出租车上才停下来, 致尚未上车的沈某、李某受伤。后经法医鉴定:李某的左上肢及沈某的面部外伤均构成轻伤。

二、分歧意见

在该案诉讼过程中, 对夏某的行为定性存在不同认识:

第一种观点认为:夏某在闹市区驾车撞人, 其行为危及到了社会公共安全, 构成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夏某与王某等人因车费发生争吵后, 王某找来他人对夏某实施殴打, 夏某对此未正确处理, 而是调转车头将准备上车的沈某、李某撞成轻伤, 夏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夏某与他人发生纠纷并遭他人殴打后, 故意驾驶机动车撞击他人, 致二人轻伤, 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未遂) 。

三、诉讼结果

一审法院支持公诉机关的意见, 以夏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未遂) 提起公诉, 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 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认定夏某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四、分析意见

笔者认为:夏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未遂) 。理由是:

(一) 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或过失地实施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司财产安全的犯罪。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的公共安全, 这也是本罪的突出特点。本案中, 夏某与王某发生纠纷并遭他人殴打后, 故意驾驶车辆撞击他人, 其行为针对的是沈某、李某、王某、涂某和周某, 即其对象是特定的人。虽然案发现场处于闹市区, 但案发时正值深夜, 除被害人及王某、涂某、周某外, 现场并无他人。夏某的行为并不是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 并未危及到公共安全。笔者以为持第一种观点认为夏某的行为构成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能成立。

(二) 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本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他人的健康权利, 本罪的主观要件要求行为人具有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故意。而本案中, 夏某与他人发生纠纷并遭他人殴打后, 驾车快速冲向他人, 并喊到“撞死你们”, 从主客观方面足以认为其具有杀人的故意。因而认为夏某故意伤害罪值得商榷。

(三) 对被告人夏某宜的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未遂) 。

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生命权利, 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死亡, 并且希望或者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故意的内容不同。要查明被告人有无杀人的故意往往不能只凭口供, 而要全面分析案件发生的原因和过程, 通常要考虑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如何, 案件的起因如何, 使用的工具或手段, 犯罪后表现等等。本案中, 从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及犯罪行为发生的起因看, 被告人夏某是在与他人发生纠纷并遭受他人殴打情况下驾车撞人, 其犯罪动机是报复他人, 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从被告人使用的工具看, 夏某驾车调头快速冲向他人, 足以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 完全有理由期待他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而希望或放任结果的发生, 并且, 夏某在驾车撞人时喊“撞死你们”;从被告人犯罪后的表现看, 夏某驾车撞倒他人后不闻不问, 弃车而逃。综合以上事实证据, 足以认定被告人夏某有杀人的故意, 由于夏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属犯罪未遂。

摘要：本文从司法实践中的一起案例为依据, 通过实例就故意伤人 (未遂) 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从法理上进行了论述。以法理为依据结合实际, 辨析了故意伤人 (未遂) 与故意伤害罪, 以期对司法实践提供一点借鉴和指导。

关键词：故意伤害,未遂

参考文献

[1]张明楷.故意伤害罪探疑[J].中国法学, 2001 (3) :117-132.

[2]汪红飞.故意伤害罪若干争议问题探讨[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2006 (4) :74-77.

[3]程兵, 朱林兵.试论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J].传承, 2007 (5) :87-89.

篇4：浅析故意杀人(未遂)与故意伤害

关键词故意杀人 情结 故意伤害

一、案情

被告人王勇帅因被害人张小涛辞退其在莱阳市和平区怀关桥北街惠民浴池搓澡的工作而对张小涛怀恨在心。2010年8月20日5时20分左右，王勇帅以取东西为借口来到惠民浴池，在惠民浴池厨房内，用刀将被害人张小涛身体多部位扎伤。经莱阳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张小涛左上肢损伤为轻伤，右上肢损伤为轻伤，躯干部损伤为重伤，躯干部损伤评为九级伤残。

公诉机关和平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王勇帅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故依法提起公诉，要求追究被告人王勇帅的刑事责任。

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王勇帅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辩称当时并没有想杀死被害人，只是想伤害他，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二、审判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勇帅因被害人张小涛辞退其在莱阳市和平区怀关桥北街惠民浴池搓澡的工作而对张小涛恨在心。2010年8月20日5时20分左右，王勇帅以取东西为借口来到惠民浴池，在惠民浴池厨房内，用刀将被害人张小涛身体多部位扎伤，致被害人张小涛身受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未遂）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勇帅故意杀人（未遂）的犯罪事实清楚，所列举的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关于被告人辩称不是想杀害被害人，只是想伤害他一节，经查，被告人王勇帅持刀造成被害人多处伤害，部位也为人体重要器官，并边扎边说，我今天扎死你，具有杀害被害人的故意，故审理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六十五条、第二十三条、以被告人王勇帅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判决后，被告人王勇帅没有提出上诉。

三、评析

（一）在理论上，对于如何区别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有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目的说”，区分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在于犯罪目的的不同。因此只有根据犯罪人的犯罪目的来认定、判断有关案件的性质。

2.“故意说”，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引起他人死亡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就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不论是否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行为的性质都是故意杀人；只具有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故意，即使造成侵害人死亡的結果，也只能认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

（二）对各观点的分析评述。

上述三种观点中，目的说以有无杀人的目的来区别是故意伤害还是故意杀人，在故意伤害与故意杀人的界限认定中，固然摒弃了那种纯粹以客观事实为标准而不问行为人主观特征的观点之错误，但是以犯罪目的作标准是很不确切的。因此，公诉机关及法院对王勇帅一案并未以此观点作为定性的理论依据。上述“工具或打击部位”说主张故意伤害与故意杀人区别的标准是看行为人是不是使用“可以致人死亡的工具”、“打击致命部位”，这种标准看似公平、合理，好像是实事求是的，其实是有悖于犯罪构成原理的，在实践中可能会造成错案。 “故意说”揭示了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在本质特征上之区别。故意伤害罪，其本质特征在于侵犯他人身体健康权利，行为人对其行为必然或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是明知的，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故意伤害即使造成他人死亡，死亡结果也不属行为人希望或放任的内容。

（三）由王勇帅案再谈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事实依据之区分。

由于客观情况的复杂性和主观故意的隐蔽性，犯罪故意的内容有时并不是那么容易发现和认定的。因此，区别故意伤害与故意杀人离不开对案件事实分别情况，区别对待。根据司法实践的经验，认定故意伤害与故意杀人的界限，下列几个方面的案件事实是应慎重考虑的。

1.侵害行为的起因。侵害行为的起因是查明行为人故意内容的重要依据。有时对区分故意伤害与故意杀人界限有重要意义。本案从侵害行为的起因看，被告人王勇帅因被害人张小涛辞退其在莱阳市和平区怀关桥北街惠民浴池搓澡的工作而对张小涛怀恨在心。从被告人当庭供述和被害人的陈述中可以反映出，王勇帅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并边扎边说，我今天扎死你，显然侵害行为是以剥夺被害人的生命权为目的。

2.侵害行为的实施方法。被告人王勇帅的犯罪是经过精心预谋策划的，作案的地点选择在十分隐蔽的惠民浴池厨房内，并且故意编造了取东西的借口来到惠民浴池，以掩饰其犯罪目的。由此可以看出其作案是经过非常周密的预谋。同时司法实践表明，故意伤害行为中的侵害行为比较有节制，达到了伤害被害人的目的后就罢休，造成被害人死亡只能是出于过失；而故意杀人行为由于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为故意，侵害行为一般是没有节制的。本案从侵害行为的实施方法看，被告人在实施侵害行为时毫无节制，用刀将被害人张小涛身体多部位扎伤，由于被害人呼救，害怕逃跑而未得逞,充分反映了其杀死被害人的犯罪目的。

综上案件事实表明，被告人王勇帅所实施的侵害行为，主观上是以非法侵害他人剥夺他人生命为故意内容，而并非法侵害他人身体健康为故意内容，因此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而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7.

[2]刘树德,喻海松.规则如何提炼---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实践[M].法律出版社,2006.

篇5：故意伤害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潘xx，女，xxxx年6月24日生，住xx省xx市xx区xx街1号，联系电话xxxxxxxxxxxxxxx。

诉讼请求：

一、依法追究附带民事诉讼被告潘xx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

二、判令附带民事诉讼被告潘xx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武xx残疾赔偿金、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鉴定费、精神损失费等损失共计42416.82元。

事实与理由：

xxxx年7月4日晚，xx某、xxx等三人到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武xx合法经营的“夜来香”烧饼店消费。消费后，三人无故拒付费用，并叫来多人在烧饼店门口闹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潘xx被叫到现场后，不问事情缘由，不听武xx解释，即对武xx拳打脚踢，进行殴打。武xx被打后，被送往xx市第六人民医院治疗，后转院至xx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住院十八天，休息至今。

潘xx的故意伤害行为导致武xx受伤，被诊断为：1、 鼻骨骨折，断端稍塌陷;2、 右侧第十根肋骨背段骨折、折骨错位0﹒5米。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轻伤，并经司法鉴定所鉴定达到九级伤残等级。

潘xx的犯罪行为致使武xx经济及精神上均遭受巨大损失，具体损失为：残疾赔偿金13476.00元、医疗费3090.82元、误工费2250.00元、护理费5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00.00元、营养费500.00元、交通费1000.00元、鉴定费 1100.00元、精神抚慰金0.00元等，共计 42416.82元。这些损失因被告的故意伤害行为产生，依法应由潘xx负责赔偿。

综上所述，潘xx故意伤害他人，导致他人轻伤，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规定，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另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此，潘xx的犯罪行为给武xx造成的所有损失应由潘xx承担赔偿责任。武xx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诉讼，请给予公正裁决，判如诉请。

此致

xx市xx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武xx

xxx年八月十九日

附：

1、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书复印件(原件待查);

2、司法鉴定所伤残等级鉴定意见书复印件(原件待查);

3、武xx住院费用单据复印件(原件待查);

4、武xx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原件待查);

篇6：刑事上诉状故意伤害

上诉人不服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海南二中刑初字第79号刑事判决书之判决，特依法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贵院依法改判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海南二中刑初字第79号刑事判决书之判决，并给予上诉人减轻处罚。

上诉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王世海、王继谷、唐电兴等人见状，便赶到水利沟旁，朝水中仍砸石块”这一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本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朝水中仍砸石块”这一事实。理由如下

1.上诉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上诉人在侦查阶段共计做了三次《讯问笔录》，每次均没有承认自己参与了路上的拦截行为;当三位受害人黄嘉威、练政宏及肖晓璐落水后，更没有向河里投掷石块，只是在路边立足观看。

2.王贻森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这里首先阐述一个事实(细节)：案发时全部同案犯被王贻森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在桥边上，其中有王贻森、王继谷、‘亚板”(王家胜)及“亚海”(王世海)，即王贻森与三个海口人(被告王世海、王继谷及王家胜)在一起;另一组在距离桥十米的公路上(黄文超家斜对面)，包括符新鹏、唐电兴、林冰及唐闻响等人。

在明晰上述事实后，再来分析王贻森在《讯问笔录》中的所言：2013年11月2日的《讯问笔录》“当时斜坡处的中间停放有填桥没有用完剩下的石块，我就用临高话对站在我旁边的那两个海口人说要是不行，我们就那石头来砸他们，站在我旁边的两个海口市人不懂听临高话，我就一个人拿起了脚下的一个石砖，我看了旁边的两个海口市人没有去拿石头，我就把手中的石头放在了地上。”中，他只提及到了身边有两个海口人，且这两个人均没有听从王贻森的话，没有向河里扔石头;依据后面同案人符新鹏的《讯问笔录》，可以确定这两个人是王继谷及王家胜，上诉人王世海不在其中，即不在案发现场。这也在他同日所做的《讯问笔录》中“问：第三人掉到河里后，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持石头或石块砸他们?答：我不清楚”得到证实。

结合案发时王贻森与上诉人在一起(分在一组)的事实，其《讯问笔录》中的供述具有较强的证明力。

3. 符新鹏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在他的2013年10月31日第二次《讯问笔录》有这样的内容：“问：三个年轻人连车带人掉进水后是谁往水利沟砸石头的?答：我是听到亚海(王世海)、亚板(王家胜)说用石头砸，但我没有亲眼看到他们用石头砸”。

2013年10月31日的第三次《讯问笔录》有这样的内容：“问：亚板、亚海两人去哪里了?答：我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应该躲在路边树林里了吧。”。

依据符新鹏的上述供述可明晰以下事实：1)案发时上诉人不在现场;2)他并没有亲眼见到上诉人“朝水中仍砸石块”;3)因为上诉人案发时不在现场，结合上述王贻森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案发时在他身边只看到两个海口市人”，就能清楚的得出如下结论：上诉人不可能参与拦截行为，也不可能向河里扔石块!

4. 王继谷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依据一审判决确定的王继谷供述：“我和唐电兴等人捡路边的红砖、石块向河里乱扔，并且我们全部都说砸死他们，有些人没有拿石头丢砸的，也跟着一起喊”，可以清楚地明晰以下三个事实：1)他没有见到上诉人向河里扔石块;2)有一部分人没有扔石块;3)依据上诉人、王贻森及符新鹏的供述，在没有扔石块的人群中就应当包括上诉人。

同样，结合案发时王贻森与上诉人在一起(分在一组)的事实，其《讯问笔录》中的供述也具有较强的证明力。

5.唐电兴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1)他的供述与其他同案犯王贻森、符新鹏、王继谷的供述在上诉人是否实施了“向河里扔石块”这一事实上是不一致的;(2)他与王世海不是分在一组，因此，不可能了解上诉人从事了哪些行为;(3)依据他在《讯问笔录》中的供述“问：你所在的`位置，旁边还有谁?答：天黑，我没有注意是谁比较靠近我”，案发当晚天很黑，以至于谁靠近他都看不清，又怎么能看清不是在一组的上诉人有向河里投掷石块的行为呢?因此，上述三个情节均证明他的供述“阿海也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往河里扔”是不可采信的。

6.唐闻响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同样证明他的供述“我还看到阿海、王继谷到桥边捡起石块往水里砸”也是不可采信的，理由同上(唐电兴的)。

依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的“经查，该事实(被告王世海参与在洋通桥拦路及扔石头)有被告人王世海及其同案犯王贻森、王贻谷、唐电兴、唐闻响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予以证实，故该辩解及辩护意见(关于被告王世海没有参与在洋通桥拦路及扔石头)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是完全错误的。

二、一审判决对上诉人量刑过重，应依法减轻改判。

1. 上诉人并不具有“朝水中仍砸石块”这一加重处罚情节，前已经详述，此处不再累述。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王世海在被害人肖晓璐等人落水后持石头向其扔砸，在共同犯罪中行为的积极性及主观恶性相对其他从犯较大”是错误的。

2. 被害人对于自身的死亡结果应当承担部分责任，据此，应当依法减轻对于上诉人的处罚，理由如下：

(1)被害人落水前，存在以下事实：1)驾驶员黄嘉威载练政宏及肖晓璐两个人，属于违法超载，导致遇到紧急情况时处理不及时。2)车速过快(超过60公里每小时)，紧急刹车时，出现事故。

(2)被害人落水后，驾驶员黄嘉威在救起练政宏后，忽视了再救肖晓璐!他也没有告知及提醒其他人对肖晓璐进行施救，最终导致不会水性的肖晓璐不幸身亡。

据此，一审判决认定“对被告人王世海的辩护人关于被害人一方对本案的发生存在过错的辩护意见，据理不足，也不予采纳”是错误的。

3. 从上诉人归案后认罪态度来看。上诉人在第一次接受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的询问时，就毫不隐瞒地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且自始至终供述一致、稳定，没有丝毫的侥幸逃避法律制裁的心理，上诉人一审时当庭表示认罪服法，重新做人。这些足以充分说明被告人认罪态度是积极和诚恳的。

依据上面一、二所述理由，上诉人犯罪情节并不严重，悔罪态度诚恳，有自认罪情节，系初犯、偶犯;且受害人存在部分过错。但一审法院并没有对上述情节给予充分的考虑，最终导致量刑过重。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量刑过重。为此，特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给予上诉人减轻处罚。

此致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XXX

篇7：故意伤害刑事上诉状

上诉人对山东省xx州市xx城区人民法院(20xx)xx刑初字第203号刑事判决不服，特依法向贵院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贵院依法撤销xx州市xx城区人民法院(20xx)xx刑初字第203号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无罪。

上诉理由

一、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

(一)一审人民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方面采信了张xx、刘xx、张xx、李xx向公安机关不真实的陈述。据此，认定上诉人构成故意伤害罪存在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1、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上诉人实施危害行为采信的是张xx、张xx、刘xx、李xx向公安机关的陈述，这四人的陈述存在矛盾，具有不真实性。

第一，xx州市公安局xx城分局彭李派出所分别在20xx年9月24日和20xx年1月26 日向张xx做过两次询问笔录，而一审人民法院采信的是张xx20xx年1月26日向公安机关的陈述。因为一审人民法院认定此次事件最初争吵的原因是“张xx偷用公司的沙子，张xx上楼时拿着一根棍子”，这两点与张xx在20xx年1月26日向公安机关的陈述相一致。而张xx在20xx年9月24日向公安机关陈述此两点时陈述为最初争吵的原因是“上诉人嫌吵，张xx上楼是拄着一根棍子上去的”，此两点的陈述明显与一审法院采信的陈述相矛盾。这足以证明张xx在20xx年9月24日向公安机关的陈述不真实。

第二，刘xx、李xx、张xx的证人证言与张xx在20xx年1月26日的陈述相矛盾，而与张xx在20xx年9月24日的陈述相一致。因为刘xx、李xx、张xx将此次事件发生争吵的原因陈述方面与张xx在20xx年9月24日的陈述相一致，而与20xx年1月26日的陈述相矛盾，而一审法院采信的是张xx在20xx年1月26日的陈述。

2、张xx是此案的受害人，与此案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在此次事件最初争吵的原因是张xx偷用公司的沙子，张xx上楼时拿着一根棍子，这两点与高克增、关学展的陈述相一致，足以证明这两点陈述的真实性。由于张xx、刘xx、李xx、张xx四人持棍上楼的目的是侵害上诉人，其如何陈述与此案定性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他们只是陈述了上诉人持刀伤害了张xx的事实，而故意隐瞒了张xx持棍打向上诉人的这一事实。

综上，一审人民法院采信不真实陈述而认定上诉人构成故意伤害罪属于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二)一审人民法院根据张xx、张xx、刘xx、李xx不真实陈述，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不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认定上诉人构成故意伤害罪的结论无法排除其他合理怀疑，认定其构成犯罪不具有结论的唯一性。

1、一审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不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

第一，在张xx上楼之前已经与上诉人发生争吵且上诉人向楼下扔了电炉子等东西，假如张xx上楼只是为了说说让上诉人不要向楼下扔东西时，完全可以在楼下说。其次，说话时用口来说的，张xx只是为了说说而已的话，也没必要手持一根一米多长的不锈钢钢管上去。另根据关学展向公安机关的陈述“一直在旁边劝他们，让他们别把事闹大了”、“三、四个人拿着棍子想上楼”“小李，你赶紧跑啊，上去人了”，这足以证明张xx、刘xx、张xx、李xx四人上楼的原因不是说说而已，其四人已经在楼下产生伤害上诉人的意思联络，持棍上楼时已经开启了对上诉人的侵害过程。因此，据此分析，张xx持棍上楼的目的不是为了质问而是意图伤害上诉人，一审法院根据张xx、张xx、刘xx、李xx的陈述来认定张xx上楼的目的只是质问，根本不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

第二，张xx上楼后假如只是质问上诉人时，上诉人用口来回答其质问就可以，完全没有必要砍伤张xx。张xx右手手持不锈钢钢管，张xx的受伤部位也是右手，这恰恰证明上诉人在伤害张xx之前，张xx已经右手手持铁棍打向上诉人，由于张xx手持的是一根不锈钢钢管，上诉人为了夺下张xx的不锈钢铁管避免自己受到伤害，在左手抓住铁棍后，右手手持的菜刀顺着不锈钢铁管滑向了张xx手持不锈钢铁管的右手，恰恰伤到张xx的右手。很显然，一审人民法院遗漏了张xx右手手持不锈钢铁管打向上诉人的伤害过程。

第三，上诉人手拿菜刀完全可以伤害张xx身体的其他要害部位，夺下张xx的不锈钢铁管后也可以继续砍伤张xx，上诉人恰恰是在夺下张xx的铁管后选择了快速离去，这足以证明上诉人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自己受到伤害。

2、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的案件事实过程是张xx右手手持不锈钢铁管打向上诉人时，上诉人为了夺下张xx的不锈钢铁管避免自己受到伤害，上诉人左手抓住了向其打来的不锈钢铁管，上诉人右手持有的菜刀顺着不锈钢铁管滑向张xx的右手，恰好伤到张xx的右手而不是其他部位，上诉人持刀伤害张xx的.行为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起因、时间、对象、意识、限度要件，据此得出的结论应是正当防卫而不是故意伤害罪。

二、一审人民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被告人构成犯罪应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谓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该达到如下标准：“(一)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二)每个证据和待证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三)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对所要证明的犯罪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合理怀疑。一审人民法院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项法律规定来认定此案，属于对法律的错误适用。

综上，一审人民法院在判决上诉人构成故意伤害罪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明显的错误。为此，上诉人恳请贵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上诉人无罪。

此致

xx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篇8：故意杀人民事上诉状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XX，男，1995年10月3日出生，汉族，XX省XX县人，身份证号XXXX，汉族，住XX县XX区XXXX。2012年7月31日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XX市看守所。

法定代理人XX父，系上诉人之父。

被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XX，男，岁，XX省XX人，住江XXXX区。

被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XXX，男，岁，XX省XX县人，住XXXXXX组。

上诉人XX因抢劫罪、故意杀人罪一案，不服XX省XX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年4月8日宣判的(2012)景刑二初字第0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现依法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二审法院撤销XX省XX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景刑二初字第0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犯抢劫罪，并在有期徒刑十年以上十五以下确定宣告刑;改判上诉人赔偿原告人经济损失144667.50元。

上诉理由：

一、关于刑事部分

(一)上诉人在抢劫过程中致人死亡，应以抢劫罪一罪处罚，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犯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实行二罪并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第一，上诉人在抢劫过程中用木棍将被害人打死，该行为已被《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法定刑升格条件的“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所包含，故不应再另定故意杀人罪。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指出，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行为人实施抢劫后，为灭口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定罪，实行数罪并罚。本案中，上诉人是在被害人家中，用木棍打被害人即是防止其反抗，打击第二棍是因上诉人仍没有离开现场，怕被其抓获，该行为仍发生是抢劫行为的过程中，完全符合“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之情形。

第三，上诉人没有离开被害人家，见被害人XXXX起来，害怕被其抓获，才对其实施了第二棍打击，整个抢劫行为并没有终了，上诉人第二棍打击被害人，与第一棍打击被害人在场所上具有同一性、时间上具有紧密性，因此，仍然属于“抢劫过程中”，一审法院将一个完整的抢劫行为割裂，将本应包含在抢劫中的“致人死亡”另定故意杀人罪，实行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并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第四，上诉人是在2012年7月27日上午9点用木棍打了被害人XXXX，直至晚上8：30分才被人发现死亡，XX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浮)公(司法)鉴(尸)字[2012]07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意见书证实，XXXX系他人用易于挥动的钝器两次打击死者头部致头部严重开放性粉碎性颅骨骨折导致脑膜中动脉破裂出血并脑组织挫裂伤引起颅内高压小脑扁桃体疝压迫呼吸心跳中枢死亡。可见，被害人XXXX的死亡并非是上诉人实施抢劫过程中的第二棍造成，而是前后两棍打击共同所致。换言之，一审法院将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归功于上诉人的第二次打击是错误的，被害人的.死亡系上诉人两次打击后，长时间没被发现得不到救治而死亡的，并非上诉人抢劫后为杀人灭口才将其打死的。

第五，如前已述，被害人是两次打击并长时间未被发现而死亡，上诉人第二棍打击只是可能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原因之一，从上午9点至晚上8：30分，相隔近12个小时，即使没有上诉人第二棍的打击，被害人也完全有可能死亡，一审法院将被害人的死亡认定为上诉人构成故意杀人罪，是将上诉人实施抢劫的暴力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计入故意杀人罪，明显错误。

(二)上诉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并未达到“罪行极其严重”，而一审法院却判处上诉人法定最高刑无期徒刑，量刑明显过重。

1、上诉人系未成年人，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之法庭是刑二庭，而非少年法庭，该庭审理之刑事案件均系绑架、抢劫等重大刑事案件，法官已习惯性地适用重刑，在量刑时没有根据未成年人身心特点、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原因综合考虑量刑，对上诉人的量刑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照成年犯罪人刑罚作出处罚，以致对上诉人的量刑过重。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未成年人犯罪只有罪行极其严重的，才可以适用无期徒刑。”本案中，上诉人因年幼无知，在偷拿自己的家钱后，害怕被父母责怪，到被害人XXXX家偷钱补上，在此过程中用木棍打了被害人两下，致其死亡，该犯罪情节除造成被害人死亡外(如果不是因为被害人死亡，上诉人的刑期在十年以下)，犯罪手段和情节，与其他成年人犯罪相比，并不属于罪行极其严重和情节极其恶劣，离可判处未成年人法定最高刑的无期徒刑相差甚远，因此，上诉人依法不应被判处法定最高刑。

3、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七十六条、第四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提供关于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犯罪前后的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的调查报告，以及辩护人提交的反映未成年被告人上述情况的书面材料，法庭应当接受，并可以作为法庭教育和量刑的参考。本案中，公诉机关和一审法院并没有前述法定情况等调查报告，上诉人同村村民要求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从轻处罚的书面报告，一审法院未列入判决并作出任何评议。

篇9：刑事申诉状故意伤害案

申诉人因故意伤害一案,不服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xxxx)天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xxxx)台刑一终字第23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刑监字第10号驳回申诉通知书,现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

申诉 请 求

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此案，撤消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xxxx)天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xxxx)台刑一终字第23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改判申诉人无罪。

事实 与 理 由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xxxx)天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xxxx)台刑一终字第23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认定(见一审判决书和二审裁定书)：申诉人于xxxx年8月7日上午，因相邻房屋接驳超高而与邻居潘建桔发生争执，申诉人见潘建桔拉住自己衣服不放，即后踢一脚，踢中潘建桔膝部，致使潘建桔右膝内侧副韧带、前后交叉韧带断裂，构成重伤，据此两审法院均判决申诉人犯故意伤害罪，处有期徒刑四年。

申诉人认为一审、二审人民法院均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此案，撤消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xxxx)天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xxxx)台刑一终字第23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改判申诉人无罪。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假定“后踢一脚”的事实认定成立，本案也无充分证据证实伤害行为和伤害后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犯罪行为与对定罪量刑有价值的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联系。按照刑法罪责自负原则，一个人只能对自己的危害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因此，当某种危害结果已经发生，如果要行为人对该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就必须确认其行为与该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申诉人郑xx是否应对被害人潘建桔右膝三根韧带断裂的伤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关键取决于郑xx的故意伤害行为与被害人的右膝三根韧带断裂的伤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由于因果关系存在客观性、条件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等性质，因此，我们应该从上述性质来分析本案的因果关系。

一)从因果关系的客观性方面分析，没有关于成伤机制的临床法医学分析和判断指证“后踢一脚”的伤害行为和伤害结果之间存在确定和直接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的客观性是指事物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作用不以人的意志转移而客观存在。所以，在认定因果关系解决刑事责任的时候，单靠司法人员的主观分析和推理是不够的，很多时候还得通过司法鉴定对被害人伤害情况的成伤机制作出临床法医学分析和判断。在做下一步分析前，请允许申诉人罗列膝关节韧带损伤的一些基本常识：1、内侧副韧带损伤(MCL)，几乎为膝外翻暴力所致，当膝关节外侧受到直接暴力的使膝关节猛烈外翻，便会撕断MCL，当膝关节半屈曲时，小腿突然外展外旋也会使MCL断裂，MCL损伤多见于运动创伤，如足球、滑雪、摔跤等竞技项目;2、外侧副韧带损伤(LCL)，主要为膝内翻暴力所致，因外侧方髂胫束比较强大，单独LCL损伤少见，如果暴力强大，髂胫束和腓总神经都难免受损伤。3、前交叉韧带损伤(ACL)，膝关节伸直位下内翻损伤和膝关节屈曲位下外翻损伤都可以使ACL断裂。一般ACL很少会单独损伤，往往合并有MCL、LCL与半月板损伤的，但在膝关节过伸时，有可能会单独损伤ACL，另外，暴力来自膝关节后方，胫骨上端的力量也可使ACL断裂，ACL损伤亦多见于竞技运动;4、后交叉韧带损伤(PCL)，无论膝关节处于屈曲位或伸直位，来自前方的使胫骨上端后移的暴力都可以使PCL断裂。暴力又分膝过伸暴力和后旋暴力，膝过伸暴力迫使膝关节处于过伸位，首先引起PCL断裂，暴力继续使膝盖过伸，继而ACL也受损伤，后旋暴力是指当足部固定时胫骨上端受到来自前方的暴力并同时旋转，这种损伤机理常常导致复合损伤，即合并有侧方结构的损伤。PCL损伤少见，通常与ACL同时损伤，单独PCL损伤更为少见。从上述膝关节韧带损伤知识的罗列，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本案被害人潘建桔的伤害情况十分特殊，内侧副韧带(MCL)、前交叉韧带(ACL)和后交叉韧带(PCL)同时断裂的这种伤害结果出现的几率非常小，不是单一因素可以形成的，成伤机制相当复杂。申诉人“后踢一脚”的伤害行为与伤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法官仅依据常识来进行推理和判断难以作出准确认定，必须对其进行司法鉴定。而本案刑事审判部分仅有的三份鉴定(详见证据十五、十六和十七)撇开其证据合法性和客观性不谈，单就鉴定目的和鉴定内容而言，均是伤情鉴定，没有任何一份鉴定就成伤机制做出过分析，就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作出过判断。既然成伤机制没有查明，“后踢一脚”的伤害行为和伤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就不能确定，理所当然的结果，因果关系不能确定，就不宜推定申诉人郑xx有罪。

二)从因果关系的条件性分析，不能排除自行摔伤的可能性。

因果关系的条件性是指因果关系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原因不能离开其所处的具体条件而发生作用，只有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才可能产生出某种结果。这种具体条件，既可能是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也可能存在于被害人自身之中，或者兼而有之。因此，在考察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时，要进行具体分析。本案公安机关没有进行现场勘查，是致命的缺陷，案发现场地面情况是否凹凸不平，是认定是否具有摔伤可能的重要证据，然而天台县公安分局竟然没有在案发当时进行勘查并作出《现场勘查笔录》，最终导致是踢伤还是摔倒扭伤成为无法查明的事实，打架现场必须做现场勘查并搜集证据本是是刑事侦查的基本常识和任务，未及时勘查，失去了收集证据的良好时间，且永不可弥补。好在申诉人在案发后，自己就案发现场做了拍照留存(照片详见证据十八)，虽然效力远不如《现场勘查笔录》，但基本可以还原案发现场，照片显示被害人潘建桔自己陈述的倒地之处，四张红铁门前两米左右的地方，正是废砖碎石堆放处，地面凹凸不平。加之被害人潘建桔脚穿塑料高跟拖鞋、拉扯、追赶、体胖等多种情形构成了本案案发时的具体条件，再结合大脚趾出血、右腿内侧多处皮肤擦伤(该伤情有证人证言、病历为证)的体表受伤情况和被害人陈述的被踢部位没有局部直接暴力造成的体表伤和骨骼伤等等情况综合分析，不能排除被害人具有绊倒摔伤的可能，既然自行绊倒摔伤的可能性没有排除，依据“疑罪从无”的刑法理念和诉讼原则，就应当推定为申诉人无罪。这不但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更加顺应现代刑事司法文明的法治进程。

三)从因果关系的多样性分析，申诉人“后踢一脚”单一暴力伤害行为不可能造成被害人“右膝三根韧带断裂”的伤害后果。

因果关系的多样性是指某种危害结果的发生由多种原因导致，即通常所说的多因一果案件。这类案件的发生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等。对这类案件，我们应当审查，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系危害结果发生的真正原因之一，如果是，还要查明该行为是主要原因还是次要原因，以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大小。

根据“因果关系客观性分析”一段中罗列的有关膝关节韧带损伤相关知识，我们不难看出本案成伤机制十分复杂。到底是什么原因直接导致了本案十分罕见的伤害结果，我们有必要做深入分析。关于膝关节韧带损伤的在实际生活中的成伤机制，中国骨科鼻祖黄家驷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基本观点如下{详见附件参考文献二、黄家驷《外科学》第九十六章(下肢损伤)第1987页【诊断】部分}：

一、成伤机制大体可以归为四类：1、屈曲-外展-外旋损伤，最常见，外力多来自膝或小腿之前的外侧，或身体向对侧旋转时扭伤，最先伤及内侧韧带，然后是前交叉韧带(ACL)和半月板，外展应力较强者，可合并胫骨外髁骨折，ACL的断裂处多在股骨髁附着面;2、过伸损伤，单纯过伸损伤所涉及的组织主要是PCL和ACL损伤，依作用力的着力点在膝上或膝下有所不同;3、前后位移损伤，膝关节屈曲位受到来自前方的暴力可以造成PCL断裂，但反向暴力造成ACL损伤的情况则几乎不存在;4屈曲-内收-内旋损伤，多伤及外侧副韧带(LCL)、ACL、以及腘肌腱，此类损伤很少见。二、从损伤组合看，前交叉韧带(ACL)，多合并内侧结构，很少合并外侧结构损伤，后交叉韧带(PCL)既可以单纯损伤，也可以合并内侧或外侧结构损伤，但后交叉韧带(PCL)合并内侧结构损伤的机会较小，机制也比较复杂，其中主要是在屈曲位扭伤所致，严重者后交叉韧带(PCL)与前交叉韧带(ACL)同时损伤。

根据黄家驷的归纳总结，并结合前述的膝关节韧带损伤的基本常识，基本上可以作出如下一个相对准确的判断：要形成本案被害人“内侧副韧带(MCL)、前交叉韧带(ACL)和后交叉韧带(PCL)同时断裂”的伤害结果，需要在膝关节处于屈曲位并由多种力量因素相互结合相互影响所形成的的旋转暴力所导致，最大可能的原因是：当膝关节处于屈曲位时，小腿突然外展外旋，再外加前方暴力或后旋暴力因素叠加而形成。这种情况最常见于足球运动员奔跑中用足内侧起脚踢球时，突遭对方球员从侧后铲球。回顾前述“因果关系的条件性分析”一章中黑体字部分的内容，申诉人就本案伤害结果形成的过程做这样一个假设，请评判其合理性和作为证据的可采性：被害人潘建桔穿高跟凉鞋快步向前追赶申诉人郑xx，右大脚趾头踢到废砖头之类的障碍物，高跟鞋鞋跟一歪，右足掌内侧着地，人以顺时针方向从左向右对侧旋转，从而形成一个相对旋转力和右膝外翻应力，两力叠加，形成本案的损伤。申诉人就这一假定，做了多次模拟实验，发现完全符合理论上的成伤机制，如果再加上地面情况凹凸不平，最有可能导致右膝内侧多处擦伤，和本案门诊时的伤情纪录也十分契合。

再根据本案的言辞证据做一个分析：被害人从后面拉住申诉人的衣服时，申诉人后踢一脚，根据这描述，两人显然是前后站立，膝关节处于伸直位，此时如踢在内侧，形成的是外翻应力，损伤的时外侧副韧带，根本不可能损伤内侧副韧带;如踢在膝盖部，来自前方的暴力只能导致过伸损伤或前后位移损伤，伤的是PCL，几乎不可能再导致其他韧带损伤。分析结论表明，单纯来自右膝内侧或右膝盖的局部直接暴力是不能造成这样的损伤的，况且局部的暴力作用往往会造成局部体表或骨骼的损伤，本案所提供的病历均不支持直接暴力所造成的损伤。

关于这一分析和判断的结论，有两个几乎完全类似的案例可以相互印证。《中国法医学会法医临床医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版)第390页、安徽蚌埠市公安局王刚论文《成伤机制的临床法医学分析和判断》一文的案例一(详见文献四)和中国法医学杂志xxxx年第24卷第6期案例报道、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法医学系杜宇和林子清合写的《膝关节韧带损伤成伤机制法医学分析一例》(详见文献三)两文中的案例，和本案几乎完全雷同，两案例都是甲乙两人因纠纷发生厮打，导致其中一人内侧副韧带、前后交叉韧带(文献三案例仅断内侧副韧带和前交叉韧带)。两文的分析结果也都明确指出：案例所述损伤，局部直接暴力无法形成。

综上，即使假定“后踢一脚”的事实认定成立，也没有充分证据证实伤害行为和伤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也就当然不能认定成立故意伤害罪。

二、本案没有充分证据证实申诉人实施了“后踢一脚”的伤害行为。

一)被害人在关键情节上(被踢中部位是右膝髌骨内侧还是右膝盖部)的描述前后矛盾，该陈述不能作为认定申诉人故意伤害的依据。

被害人潘建桔在xxxx年8月7日的公安询问笔录中陈述被踢部位为“右腿髌骨左侧(医学上称右腿内侧)”(证据一第一页倒数第四行)，但在xxxx年2月1日检察院询问笔录中又说被踢部位是“右膝盖部”(证据二第二页倒数第十二行)，到底踢在哪里?右膝三根韧带断裂，伤势不轻呀，踢在哪里应该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怎么才相隔半年多一点点就记不清了呢?那就显然只有一个解释：根本没有被踢!

被害人陈述固然是证据之一，但如此关键事实，居然记不清楚、前后矛盾，显然被害人在关键情节上做了虚假陈述，该陈述不能作为认定申诉人故意伤害的依据。

二)根据法医学关于钝器伤之足踢伤的有关知识，一脚踢断三根韧带，应当存在致伤痕迹，但本案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被害人右腿有踢伤的痕迹。

根据有关法医学关于钝器伤的知识(详见文献六第二页)：足踢伤(kicking)多见于人体下部，如双下肢、会阴部、臀部、腰腹部，如被害人处于蹲位，坐位或卧位，则可见于身体任何部位。损伤性状及程度与被害人穿着、加害人脚上是否穿鞋、鞋的质地、作用力大小及作用部位等有关。除了因足踢时外伤作用力一般较拳击时为重，致伤作用面也较拳击时大，因而足踢伤的损伤程度多较拳击伤为重，较易造成受伤部位的骨折或内脏损伤，其他特点与拳击伤类似(由于拳头为不规则形状，体表常见不规则形擦伤、皮内出血和皮下出血。由于拳头表面有皮肤、皮下组织和肌肉被覆，因此打击在人体较柔软的部位，如腹部、胸部、四肢肌肉较厚部位，常不在受伤部位外表皮肤上留下损伤征象。尤其当穿有较厚衣着时，有时留下外伤，程度也很轻，如擦伤和挫伤，不大可能形成挫裂创。)如所穿鞋较硬，有时能在受伤部位形成部分反映鞋尖形状的擦伤和挫伤。小孩、老人、体弱者遭受足踢伤，其后果常较一般人为重，因而致死的并不少见(文献六、法医学之钝器损伤)。

在本案中，申诉人后踢一脚致被害人右膝三根韧带断裂，此非强大暴力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结合前述足踢伤的法医学常识，被踢部位(右腿髌骨内侧或右膝盖部)应当能找到致伤面，挫擦伤、皮内出血、皮下出血，因为正值夏天，甚至应该能找到反映鞋跟形状的挫擦伤。但是不论在门诊病历还是住院病历里，都没有致伤痕迹方面相关的伤情记载。

本来，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4月20日发布施行)第56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查明立案侦查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公安机关有义务运用刑侦技术对致伤痕迹和致伤工具进行检验和鉴定，以此确认申诉人是否实施了“后踢一脚”的伤害行为，遗憾的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公安机关又没有依程序办案，遗漏了重要的一环，导致踢还是没有踢，成为无法查明的事实。

综上所述，申诉人自始至终否认有“后踢一脚”的加害行为，根据现有证据，也完全不能认定申诉人实施了“后踢一脚”的行为，既然不能证实申诉人实施伤害行为，本案应当依法宣告申诉人无罪。

三、指控申诉人有罪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客观性，依法不得采纳为定案的依据。

(一)天公(xxxx)活检字第277号天台县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书(活体检验报告)，本案据以刑事立案的证据，不但形式不合法，内容也有重大瑕疵。

从形式角度而言，《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签名。1980年的《公安部刑事技术鉴定规则》第十二条也规定：鉴定书由鉴定人签名，检验报告由检验人签名，注明技术职称，并加盖“刑事技术鉴定专用章”。可见，鉴定书上鉴定人签名是法定形式，而该份鉴定书法医陈栖亭没有签字。陈栖亭目前退休在家，申诉人走访他并询问签名事宜，他非常错愕，谨慎表示，他一生做事谨慎，只要是亲自经手的，存卷备查的鉴定他都会签字的。言外之意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这份鉴定不但形式不合法，来源也不合法。

从内容上看，重伤鉴定结论不确定，因该鉴定刻意加注了“随时间延长，加强功能锻炼可望减轻伤害程度”的说明，更为荒谬的是，被鉴定人，也就是被害人的名字被写成了“泮建桔”，检验对象究竟是谁呢?至今没有更正。

(二)浙人伤鉴(xxxx)第25号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文证审查意见书，最后确定申诉人有罪、并判处四年徒刑的据以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客观性。

1、鉴定主体不合法。

首先，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不具备出具文证审查意见书的资质。该委员是依据xxxx年5月31日 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浙江人身伤害和精神病医学鉴定暂行规定》(详见附件地方法规一)第7条规定成立的，委员会成员由指定医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的专家、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的资深法医组成，挂靠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鉴定结论由该院出具。鉴定范围仅限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具体包括：死亡原因的医学诊断;损伤情况的医学诊断;疾病的医学诊断;伤害与疾病的关系;伤害后有无并发症、后遗症;伤害后有关生理、病理状态;其他涉及医学专门问题的诊断等(详见附件地方法规一第2、3条)。而文证审查是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工作规则》等有关规定，对检察机关所办案件(包括批捕、起诉、民行等案件)中的技术性证据进行审查的过程。文证审查是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方式之一。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显然不具备出具文证审查意见书的资质。

其次，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不具备鉴定损伤程度的鉴定资质。损伤程度鉴定属于法医学鉴定范畴，不属于医学鉴定范畴。《浙江人身伤害和精神病医学鉴定暂行规定》第八条也明确规定：涉及损伤程度、尸体现象、死亡性质、死亡及损伤时间推断、损伤工具推断、是否造作伤等法医学鉴定由法院、检察、公安等法医鉴定机构作出。这一条规定非常明确指出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不具备鉴定损伤程度的资质。法医界的权威著作《法医鉴定实用全书》界定：医院的医生做鉴定应签名为“医师鉴定人”，以利于与“法医鉴定人”相区别。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刘家琛同志19在全国法院第二届司法鉴定学术会议上也明确指出：“医学鉴定不等于是法医学鉴定，医学鉴定与法医学鉴定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法医学工作者，不是医学工作者所能替代的，指定医院从事医学鉴定并不是说法医工作不要了，并不是这个意思，不要产生这个误会，不要把这个误会留给历史。”可见医学鉴定与法医学鉴定两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统而言之，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只能进行医学鉴定并出具医学鉴定书，无权进行损伤程度鉴定，无权出具法医学鉴定书，更无权出具文证审查意见书，其鉴定文书不具备证据能力。况且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法医鉴定是诉讼证据的一种，具有独立的证据作用，而医学鉴定则不是诉讼证据，不具有独立的证据作用，只能作为法医学鉴定的前提和基础，依法不得采纳为证据使用。

2、鉴定程序不合法。

本次鉴定，提请并委托鉴定的部门是天台县法院刑庭，受托单位是省高院法医处，出具的是法医技术鉴定委托书，鉴定对象是被害人潘建桔，鉴定目的是对伤情程度做重新。既然提请的是法医学鉴定，就应当由省高院法医处依法自行鉴定，进行活体检验并出具法医学鉴定文书，但遗憾的是，省高院法医处没有自行鉴定，而是转委托没有法医学鉴定资格的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进行鉴定，鉴定对象及方式也由对被害人的某些特征、损伤情况、生理状态、病理状态和各器官、系统功能状态等进行检验、鉴定，即活体检验，偷换为对起证据作用的法医鉴定书、浙江大学附属二医院医学鉴定书、病历等文证材料进行审查，即文证审查。整个鉴定程序完全不符合诉讼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

3、鉴定文书形式不合法。

鉴定文书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文书格式和必备的各项内容，鉴定结论必须符合证据要求和法律规范。依《检察院法医工作细则》，文证审查意见书的结论应明确提出同意、不同意、建议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等审查意见，并说明理由。由于文证审查意见书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不应在意见书中提出鉴定结论性的“轻微伤”、“轻伤”、“重伤”的审查意见，也不应表述为“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或“结论可靠”。作出鉴定结论后，鉴定人都必须签名，只有持不同意见者才有权不签名。浙人伤鉴(xxxx)第25号文证审查意见书结论不符合要求，并且四个共同鉴定人，居然无一人在文书上签名，，是不是四个鉴定人无一人认同该结论?不管背后有多少原因，没有证据无从追究，但至少有一点，单从形式该文书格式就不合法。

4、内容不具有客观性。

抛开主体资格不谈，单就内容而言，在法医文证审查中，需要对被鉴定文书进行全面审查，综合分析，需要通过对检验记录、分析意见和结论的关联性、一致性的审查，确定某种损伤和某种结果的内在联系(也即因果关系)，最后确定被鉴定文书的客观真实性。在本案中，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浙二伤鉴(xxxx)第02号人身伤害医学鉴定书，是唯一一份合法性没有瑕疵的鉴定(详见证据十六)。请注意该材料的两个关键点：1、该材料第二页顺数第六行表达内容为：检查过程中被鉴定人配合欠佳，尤其是检查右膝屈伸活动中;2、第二页顺数第十三和十四行表达内容为：检查显示右膝屈伸活动丧失在50%以上，但体检时被鉴定人配合欠佳，故屈伸度难以作为鉴定的依据。这两个关键点，在因果关系成立的前提下，直接决定罪与非罪，以及量刑的轻重，但浙人伤鉴(xxxx)第25号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文证审查意见书在引述浙二伤鉴(xxxx)第02号人身伤害医学鉴定书的相关内容时，刻意去掉上述两个关键点的内容。既然是文证审查，怎么可以去除直接影响结论的关键内容呢!如此行径，不能排除别有用心、构陷他人的嫌疑。

综上所述，浙人伤鉴(xxxx)第25号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文证审查意见书鉴定主体、鉴定程序、鉴定文书格式均不合法，内容也不具有客观性，显然不具有证据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依法不得采纳为定案的证据。

三)住院病历及护理记录重抄、篡改痕迹十分明显,涉嫌伪证。

1、护理入院录及报告单(证据十四)

仔细审查第2页，我们可以发现该页共有七个护士的护理记录，但只有三个人的笔迹，这三个人分别是葛紫阳、许照英、陈小倩。项桂莲、陈薇以及徐冬梅的护理记录经比对均是陈小倩的笔迹。篡改处尤其对比鲜明一处是8月8日下午三点徐冬梅的护理记录，该记录刚好跨页，第二页最后一行和第三页第一行，同一个人的护理记录明显是两个不同的人用两支不同的笔写出来的。

2、住院病历

查看住院病历病史诊断依据部分(证据十三第七页),其诊断1表述为：外伤史明确，内翻应力加右膝内侧直接受力。一眼就可以看出，内翻应力的“内”显然是由外字修改而来。为什么这么改，这涉及到一个医学知识问题：膝关节处于伸直位时，膝内侧直接受力形成的是内翻应力。医生葛永健为配合被害人潘建桔的控告，申诉人郑xx后踢一脚，踢中其右膝内侧，以期相互印证而将外字改为内字。但也恰恰是这欲盖弥彰的一改，进一步证明了住院病历是篡改的，因为从骨科学关于成伤机制的常识(因果关系部分罗列了这方面的知识)来说，内翻应力损伤外侧副韧带，外翻应力损伤内侧副韧带。而本案受害者伤的是内侧副韧带及前后交叉韧带，外侧副韧带没有受伤，这清楚的说明受害者根本不是内侧受力。葛永健当时是实习医生，专业知识贫乏，他不经思考的一改，让申诉人顺藤摸瓜找到了病历资料被篡改的痕迹。另从整个病史部分书写十分整洁、一气呵成、没有任何删涂的痕迹等明显不符常规现象也能看出病历被偷换了。尤其离谱的时，动手术的麻醉纪录篡改时因时过境迁，记错了日期，签字日期竟然写成是8月3日的了。

四)言辞证据除被害人描述被踢部位前后不一，存在矛盾外，还存在其他多处矛盾，现列举三大主要矛盾以说明本案言辞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为了更好更清晰的展现言辞证据的矛盾之处，让我们先确认和罗列各方说辞能相互印证几个事实：

关于纠纷的起点：仅有丁再义和申诉人郑xx有所描述，丁再义说申诉人郑xx拿一捆扎丝从家里走出来，在潘建桔后门口对出的弄堂上(地址状况可详见证据十八现场图及照片第二、三、五页)撞到他们(丁、潘、朱)三人的。这个说法和申诉人的说法一致，，两人说法相互印证，基本可以确认发生纠纷的起点是在被害人潘建桔后门对出弄堂口七米多的火表箱处。

关于潘建桔倒地的地方：言词证据中，有三个人分别提到被害人潘建桔倒地位置，其中潘建桔在检察院笔录中说是离申诉人门口一米的地方(证据二第二页倒数第三行)，法院第一次庭审笔录中说是离申诉人家两三米的地方，丁再义说是倒在快到申诉人门口的地方(证据四第二页倒数第五行)，范筱英说是倒在申诉人中间房屋的门口(见证据六第二页一、二行)。综合三人说辞并结合现场，基本可以判定被害人潘建桔倒地的地方在申诉人地基前两米左右，也即证据十八第四页所标示的地点。

关于丁再义和朱岩根追进了郑xx家里的事实，这一事实有丁再义(证据四第七八行)、潘建桔和申诉人郑xx三人的说词均予确认，三人说辞相互印证，应可认定。

关于申诉人的衣服被拉破的事实，该事实有被害人潘建桔、朱岩根、申诉人郑xx三人说辞确认，并能相互印证，应可确认。以上四个事实窜起来，基本可以还原整个案发过程的主干。现以主干为依托，进一步抽丝剥茧，分析言辞证据的矛盾之处，以此说本案明言辞证据里的涉及案件定性的关键点相互不能印证，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因为这种矛盾违反逻辑、违反情理、违反常识，是由证据的虚伪性造成的，应当予以排除，存在实质矛盾的证据，决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矛盾1、有无外伤。

受害人潘建桔陈述自己没有外伤(见证据2第3页倒数第7、8行)，范筱英等证人均说有外伤，医院病历也明确记载有外伤。

矛盾2、潘建桔倒地前，朱岩根、丁再义到底在哪里，弄堂火表箱处，被害人自家门口，还是在拉住和追打郑xx?

申诉人说在弄堂火表箱处遭到被害人潘建桔方三人围攻，不得已往家跑。被害人在公安询问笔录中说丈夫朱岩根和她同道拉过申诉人(见证据一第二页第九行)，检察院笔录则改口说她被踢倒在地的时候，朱岩根和丁再义还在她家门口(见证据二倒数第四、五行)。朱岩根则在公安询问笔录中承认同被害人一起同道拉过申诉人(见证据三第一页倒数第七、八行)，拉的过程中，申诉人踢倒他妻子，即受害人。范筱英在公安笔录中说被害人潘建桔追上去拉郑xx时，朱岩根也追上去拉(见证据五第一页倒数第五、六行)，但在检察院询问笔录中又改口说被害人潘建桔倒地时，朱岩根和丁再义还在被害人自家门口。

仔细分析上述说辞，便可发现，一旦涉及细节，这些说辞之间就矛盾重重，相互不能印证。任何关联性事物，都有其内在联系和规律，细心分析，不难发现一点，被害人方在企图否认和掩盖三人追打申诉人的事实，因为拉破了申诉人郑xx的衣服，并追进了申诉人郑xx的家里的事实各方证词都予以确认，并能相互印证，是铁板钉钉的事实，无法改变，倘若再认定追打事实成立，即使郑xx后踢了一脚，也是为了摆脱纠缠，主观上没有故意伤害的故意，其行为甚至可以认定为正当防卫。主观没有故意，就不能认定申诉人有罪，也不能达到构陷申诉人的目的。认定正当防卫，被害人就是咎由自取，连民事赔偿都不能主张。因此，被害人方，就潘建桔自己倒地时，丁再义和朱岩根倒地在哪个位置，闪烁其词，根本之目的就在于企图掩盖三人共同追打申诉人的事实。其时稍有思辨能力的人都能明白，潘建桔倒地的时候，朱岩根和丁再义早就追进了申诉人的家里，否则，潘建桔一倒地就喊脚断了，这时倘若朱岩根还在自家门口，不马上赶去看自己的老婆，反而追进申诉人家里，这样的夫妻还是夫妻吗，合乎常情吗?

矛盾3、严弘到底在不在现场?

被害人潘建桔在公安询问笔录中说在场人员是自己、朱岩根、丁再义和范筱英(见证据一第一页倒数第一行和第二页顺数第一行)，在检察院笔录中则增加了严弘和褚玉珠。丁再义说在场人员只有四个人：丁再义、朱岩根、潘建桔、范筱英。范筱英的笔录说在场人员是丁再义、朱岩根、潘建桔、范筱英、严弘和褚玉珠。严弘和褚玉珠则说是接到范筱英的电话来到现场的，严弘把电话交给褚玉珠后跑下楼，刚好看到了申诉人踢了被害人一脚。让我们来结合现场分析一下这些说辞：

从规划图及现场，可以确认纠纷起点到申诉人家总共距离不超过8米，过程实际上也很简单，根据言辞证据归纳描述如下：拦住申诉人，要他去楼顶看一下，申诉人不去，返身往家走，被害人追过去拉住申诉人，申诉人后踢一脚，被害人倒地喊脚被踢断了，申诉人趁机逃回家，朱岩根、丁再义追进申诉人家里。申诉人也一直坚持整个过程就一两分钟，范筱英也在公安询问笔录中说整个过程大概就一两分钟(见证据五第二页顺数第五行)。结合距离和过程描述分析，这个时间跨度是比较可信的、贴近事实。现在我们来做个假定：

假定褚玉珠和严弘说的时真话，请注意她们母子的说辞，严弘把电话交给他娘褚玉珠后便逃到楼下，到楼下时看到申诉人后踢一脚，被害人倒在地上，褚玉珠挂了电话下来，只看到被害人倒在地上，申诉人后踢一脚是听儿子说的。如果这个假定成立，则显然范筱英不在现场。反之，假定范筱英说的是真话，发生纠纷时她在自家门口，打架时她已经到了褚玉珠的门口，那么她根本没有打这个电话，褚玉珠和严弘就根本不在现场。

综上，一审、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指控申诉人犯故意杀人罪的证据严重不足。因此，恳请贵院重新客观、全面、公正的审查本案，根据我国法律及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法律原则，提起再审，纠正一审、二审人民法院的错误判决、裁定，重新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宣判申诉人无罪，还申诉人一个清白，一个做人的尊严!

此致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诉人：郑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