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烟草志的几个问题

编纂烟草志的几个问题（精选4篇）

篇1：编纂烟草志的几个问题

编纂烟草志的几个问题

作者： 嘉兴烟草分公司 卢真祥

来源：《中国烟草》1991年第4期 1991-04-01

对为什么要编纂烟草志，编纂一部什么样的烟草志，怎样编纂好烟草志等问题，在认识上还不很一致。本文拟谈些看法。

为什么要编纂烟草志

修志是我们国家民族的传统，也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许多国家都收藏我国的志书，视为研究中国的珍宝。现在我们修的是社会主义第一代烟草志，“盛世修志”是形势的需要。举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在编史修志。所以，抓紧时机修好烟草志，是我们这一代从事烟草行业的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编纂烟草志，也是发展烟草行业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烟草行业迅速发展，已成为不可缺少的经济门类。编纂好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烟草志，这对提高烟草行业的社会地位，扩大影响，传世后代，服务当今，促进烟草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编纂一部什么样的烟草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专业志”，什么是“部门志”。根据目前修志界的理论与实践，《专业志》：“应是全面记载某一行业（事业）的志书称专业志。《部门志》：“专门记载某一部门（单位）的志书。‘小而全’是部门志的主要特征之一；但对于同空间的同业内容则无所反映，这也是形成部门志的另一大特点，也是用以区别于同一属性专业志的主要标志。”

可是，目前修志同志对此看法不一：有的主张要“全”，如党政工团、人事制度、劳动工资、生活福利、文化教育、行政管理、文书档案等等，均应纳入《烟草志》。这样，岂不是变成了“部门志”吗？有的主张，既然是烟草志，就应立足在烟草公司系统，只要充分反映一个省、一个地（市）烟草公司系统的历史变迁和现状就可以了，涉及到其他部门有关烟草的事，应由他们去写。这样，岂不是变成了“公司志”吗？也有的主张，既是“专业志”，特别是烟草生产、加工等方面，要充分反映“知识性”，连一般的生产过程和方法都要具体记载。这样，岂不是成了“教科书”或“科技资料”吗？

笔者认为，《烟草志》应编成一部具有地方特色、行业特色、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一代“专业志”。它具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全面记述本地区烟草行业的全貌；二是不受空间范围内行政隶属关系的限制，只要是区域内涉及到与烟草有关的部门或单位，无论它的行政、业务隶属是哪一级的，无论是国营、集体、个体的，无论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都要搜集记述；三是应以地区内烟草公司系统的内涵为立足点，辐射到与烟草有关的各个领域，形成一个完整的烟草体系。从志书的内容上来讲，应突出烟叶、卷烟的生产、加工、销售以及专卖管理和科技等；至于烟草公司系统的党政工团、生活福利、文化教育、行政管理、文书档案等等，都可以不记，否则，将会变成“部门志”或“公司志”。

怎样编纂好烟草志

从嘉兴市烟草系统的初步实践来看，要编纂好烟草志，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好编写人员，这是修好烟草志的组织保证。要抽调和聘用既懂烟草行业的业务知识，又有一定写作水平、责任心较强的同志担任编写人员。

（二）统一思想认识，提高修志自觉性，这是修好烟草志的原动力。对编纂烟草志，要统一思想认识，明确修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到修好烟草志不是“不务正业”，而是社会主义的“千秋大业”；不是“劳民伤财”，而是传世后代，服务当今的“百科全书”，是一件无法用金钱计算的事业，它随着历史的推移，必将显示出特有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与己无关，而是关系甚大。从而增强修好烟草志的信心和决心，提高自觉性，克服畏难情绪。

（三）搞好烟草志的总体设计，拟订篇目，搭好框架，是修好烟草志的重要环节。

志书篇目的设计问题，是修志过程中难度较大的问题之一。目前，方志学界对此争论较多，还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只能在编写过程中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逐步使之完善、合理。

（四）办好编写人员短训班，提高编写人员素质，这是编好烟草志不可缺少的一课。

举办编写人员短训班，学习文件，统一思想，能者为师，互教互学，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通过培训，进一步明确编纂烟草志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明确资料征集的范围和标准，资料整理鉴别和考证，以及如何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明确如何编好大事记，什么是资料长编、编写资料长编有什么好处和如何编写等方面，就有了较全面的了解，这对保质按时完成修志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全力以赴，搞好资料征集工作，这是编写好烟草志的基础。尤其是资料的真伪，决定志书的生命。所以，一定要把资料工作放在首位，切实抓紧、抓实、抓好。

在征集资料过程中，强调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搜集、鉴别、选用资料。并注意“全、连、真、详”四个字。具体做法，“四句话”、“三个结合”。四句话，即：先易后难，先内后外，先近后远，逐步完善。三个结合，即：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发动群众与专业班子相结合。把市、县公司编写人员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边搜集，边整理。凡是已搜集到的原文复印件和口碑资料，按编目进行分类，每份资料都附上资料登记卡，然后再制成资料卡片，力求坚持一事一卡，为编写资料长编打好坚实的基础。

（六）抓先进，促平衡。

为了及时沟通情况，交流工作经验，对修志工作动态、工作情况和经验，及时组织报导，这对促进加快修志进度能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篇2：编纂烟草志的几个问题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传统。从封建社会到民国时期, 修志工作从未间断。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重视修志工作。1956年, 编纂地方志曾列入国家科学十二年规划二十个重点项目之一。1985 年, 国务院正式将编修地方志的工作列入国家“ 七五” 规划。自此, 全国出现了“ 盛世修志” 的新景象。

一、什么叫校志。

校志就是记述学校教育、教学的资料性史书, 即用资料、用数字、用事实反映学校的历史、现状和成果, 为教育、教学服务的志书, 也可以说, 它是反映学校历程的最好资料, 也是学校的资料大全。

三、编写校志的目的意义是什么?

1、校志是对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及尊师爱校的生动教材, 它能为下一代研究国情、校情提供重要资料。、“治校需有方, 有方才能得法”。校志也可为学校领导和上级有关部门提供本校的历史和现实情况 新任领导若有一本校志, 便可了解历任领导班子的治校经验和特点, 了解他们工作的成就或失误, 这有利于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 以便扬长避短, 少走弯路, 做到心中有数, 才能使学校越办越好, 越办越有特色。

二、志和史的区别

1、编写方法形式不同 史体，主要记述历史，一般以时间、事件、人物等线索，倾向于纵向的发展，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分析、研究，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故论述是史书的主体。志体，寓褒贬于叙事之中。有时也追溯过去，但主要的是记载现状，就是把事物横向分门别类地记载，只有记载而不论述。

2、主体门类广狭不同 史体是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中心轴线，记事集中，论述深入、系统，虽也有许多门类，却围绕着一个核心内容，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和主线。志体重在资料收集，举凡一地的自然、社会、人文等各个方面，事无巨细，只要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发展变化的事物，各个门类，各种重要资料，都在记述范围之内，平列叙事，并无明显的特定轴心。

3、内容详略不同 一般说，史的范围较专、较约，志的范围则较广、较博。

4、成书方法不同 史主要依据文献、调查研究或考古发掘论证过去，详古略今，论点

集中，具有论述的特点。志则依靠调查采访，积累资料，详今略古，分门别类，各成体系。因此，史可由一个或数人写成，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而志则须各行各业，兴师动众，有组织有领导，有经济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学者和专业工作者共同来完成。还有，志是当代人写的，史是后代人写的，三、志的性质与特点

从志的性质来看，它属于地方文献。在学科上，从广义上讲，属于历史学范畴，因为它们同是记载过去事迹的书，虽然志书详今略古，记当代为主，但仍是记载已经发生了事迹，不书写未来。

志的特点：(1)地域性、(2)时代性、(3)百科性、(4)连续性、(5)资料性、(6)可靠性、(7)思想性、(8)科学性、(9)人民性。

四、志的功用

(1)“存史”。(2)“资治”。(3)“教化”。(4)“补国史”。

五、志的体例

体例包括结构、体裁与章法三项内容。

1、结构，指各组成部分的构成，即志书的编排形式，包括总体结构和各局部结构。总体结构决定志书的体例类型。

(1)总体结构，与我们熟悉的史书结构不一样。古代史书体例都是以年代为经，以事件为纬，论述往事，侧重于从纵的方面反映历史的连续性，要求史论结合。它的结构是一条线，形同圆柱。这是“史体”。而“志体”侧重于从横的方面来表现各种事物的广泛性，纵横结合，以横为主。所以章学诚认为：史体纵看，志体横看。这就是说，志体的结构象一个共同横断面，形同沙盘。

(2)局部结构 总体结构之下，各个部分也存在一个局部结构问题。如大事记，是采用编年体，还是采用纪事本末体，抑或采用编年与记事本末结合体，都须精心安排。各专志，是先分期后分类，还是先分门别类，后依时顺叙，其结构是迥然不同的。其他部分如人物传、附录等，也都有个结构安排问题。

制定体例，首先要把类型确定下来，继之把各部分的结构也确定下来。一般新编地方志，是由概述、大事记、各专志、人物志、附录五部分组成，卷首加序和凡例，卷末附跋。以概述为纲，以大事记为经，以各专志为纬，形成总体基本结构。各专志是地方志的组成部分，结构上要服务总体设计，受其制约。

2、体裁，包括述、记、志、传、图、表、考、录等。以志为主，各有专用。(1)述 指简述、概述或总述。即用简明扼要的文字，概括地纵述本志所述范围的历史发展之大势，横陈现状的最基本情况。

(2)记 用于大事记，以时系事。它是为志体所吸收的史体。

（3)志 这是志书的一种特殊的体裁，是志书的主体。采用记事本末体横排纵述各项事业及其各个侧面的内容。

(4)传 人物传记，专门用于写人物。传是“二十四史”大量采用的一种体裁。(5)图 各种地图、图片、照片、统计图、分布图、示意图等。(6)表 各种表格。也是过去修史的一种专门体裁。(7)考 所载资料的考证。

(8)录 附录、丛录，系资料辑存。

根据记述的需要，以上诸体分别运用，这是志体的一大特征。

五、下面我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志》来进行分析。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志》

编纂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志 编纂人员：常殿元,李传松,武灵,张叔明,冉茂瑜,朱清颐,杨满生,李翠霞,施家平,翁蕾,蔡良金

出版单位：旅游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4年10月 内容时限：1964-1993 封面

凡例

序言

目录

概述

一学院概貌

二历史沿革与办学特色

（1）初创时期

（2）“文化大革命”时期

（3）改革与发展时期

三 办学成就

大事记

第一篇体制与机构

第一章领导体制

第一节隶属关系

第二节领导体制沿革

第三节现行领导体制--院长负责制(1989年--)

六、各种会议

第二章机构设置

第一节1964年-1966年6月

第二节1966年6月-1978年11月

第三节1979年-1988年

第四节1989年-第三章院级主要委员会及领导小组

第一节主要委员会

第二节主要领导小组

第二篇教师与职工

第一章教职工队伍概况

第一节师资培训

四、检查与考核

表2.3.2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统计表

二、培训与进修

第三篇学生

第一章本、专科生的招生与分配

第一节概况

第二节招生工作

第三节毕业生分配

三、分配去向

第二章学生管理与思想教育 第一节学生管理

第二节思想政治教育

第三章研究生工作及学位授予

第一节研究生工作

二、培养与管理

第二节学位授予

第四篇教学 以后省略

内容分析

一、高等学校志的内容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志》反映了高等学校志的基本内容, 现将其具体内容概述如下

自然概貌, 主要包括学校的地理位置、行政区划、地域面积、道路交通等内容。

领导体制与机构, 主要包括学校隶属关系的变更、领导体制的沿革和现状、教学行政机构的设立与调整、学院历任党政领导的任职情况等内容。

教师与职工, 主要包括教师队伍的基本状况、教师职务职称的评聘、工资制度的改革与调整、教师职工的培训与进修等内容。

学生, 主要包括本科生、专科生、研究生的招生与分配、学籍管理、思想教育、学位授予等内容。

教学, 主要包括教育思想、培养目标、办学道路与规格、教学原则、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专业与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管理等内容。

科研, 主要包括科研的方向与课题、科研工作的开展与成果、学术刊物、学术交流等内容。

成人教育, 主要包括联合国培训项目、国内各大饭店经理培训班、导游人员培训班、委托办班、进修班、夜大学及函授大学等内容。

教学科研条件及设备, 主要包括图书馆、出版社及视听教学、计算机教学、体育设施等内容。

行政管理, 主要包括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后勤服务、离退休老干部管理、保卫工作、审计监察、校办产业等内容。

外事工作 主要包括专家工作、留学生工作、对外交流、出访来访等内容。中国共产党, 主要包括历次党代会、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统战工作、纪检工作等内容。

民主党派与群众团体, 主要包括各民主党派、侨联、工会、共青团、学生会、居委会等内容。

各教学、科研单位的概况。

《大事记》, 主要记述建校以来对二外的建设与发展、对学院教育, 的建设与发展有重大

影响的大事、要事和新事等内容。

人物篇, 主要对学院的院级党政领导和正教授相应职称简要介绍。另外, 在志书之首还设立了“ 概述”。概述是对全志内容的概括和升华, 是一个简明综述。

二、高等学校志的特性

高等学校志既具备地方志的一般特点, 又有着区别于其他专业志的特色。归纳起来, 高等学校志有以下几点特性。

专业性

高等学校志是地方志的一种, 是专业志中教育志的一部分。因为是教育志, 所以它的内容离不开“ 教育”、离不开“ 教书育人”这个学校的行业特点, 就像写农业志离不开“ 农业”、写工业志离不开“ 工业” 一样。又因为是高等学校志, 所以它的教育内容必须区别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其他教育, 而应强调和突出“ 高等”教育这一特点, 抓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 高级” 专门人才这个中心环节, 紧紧围绕为完成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这个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而进行的一切教学、科研、思想教育、行政管理、后勤服务等活动来记述。高等学校又可分为文科院校和理工科院校, 或者分为医科、经济、外语、旅游等不同类别的学校, 每一类学校、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独特的专业、独特的办学方式、独特的教育教学方法及管理体系等。高等学校志在记述内容上必须体现各个学校的鲜明特色, 不可“ 千校一面”

校域性

我国现存的八千余种旧志和陆续编纂的新志, 都是以一定区域为记载范围的, 所记内容基本不涉及本区域以外的人、事、物。地方志记载范围的这一严格界限就是地方志的区域性。高等学校志的记事范围也很明确, 我们可以称之为“ 校域性”。校域性有着自己独特的含义, 其内容也是由高等学校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在京高等学校中, 有北京市所属院校, 也有中央部委所属院校。无论是市 属院校还是部属院校, 其很多方面的工作都大大超出了本校范围。市属院校的招生、分配面向全北京市, 学校的存在和发展以及学校的发展规模、计划等必须根据北京市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需要而定。部属院校的招生、分配面向全国, 学校的存在和发展以及学校的发展规模、计划等必须根据全国的教育形势以及有关系统的发展需要而定。高等学校志的记事范围—校域性必须体现这一特殊

性, 即 高等学校志不仅记述本校范围内的人、事、物, 而且应该记述与本校的建立、存在和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人、事、物。含全国范围和北京市范围。

连续性

高等学校志的连续性具体体现为编纂的连续性和内容形式的连续性, 这也是地方志的共性。地方志强调续修, 一代续一代, 也可谓’‘传宗接代”。如唐朝、宋朝规定 三五年一选图经 图经” 即旧方志的别称，明洪武十一年令天下修图志“ 图志” 即旧方志的别称永乐十六年诏修天下郡县志书, 颁降《纂修志书凡例》。随着方志事业的发展, 很多地方形成了若干年一修志的传统。方志编纂的连续性是任何图书也无法比拟的。志书的断限清楚, 上段志书的结尾便是本段志书的开始, 本段志书的结尾便是下段志书的开始。

综合性

地方志的内容极其广泛, 包括自然和社会的一切方面, 这就是综合性。有人将地方志的这一特点概括为“ 横际百科, 纵际千年”。因此, 地方志素有“ 博物之书”、“ 一方之全史”、“ 地方百科全书” 等喻称。高等学校志在本校范围内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这从本文的“ 内容”一节便可看出。高等学校志 的内容广泛、全面 从横的方面看, 它门类齐全、内容翔实, 包览“ 百科” 从教学科研到后勤服务、从思想教育到行政管理、从教师学生到专家留学生、从外事往来到校办产业等等, 无所不包 从纵的方面看, 它从“ 古” 至今, 即从批准建校那天起到校志断限之日止。它不仅记述现状, 而且追述历史。因为各高等学校的成立时间不同, 高等学校志可以纵际百年, 也可以纵际几十年、十几年。随着我国教育事业及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改革和发展, 高等学校志的综合性这一特点将愈加显著。

篇3：编纂烟草志的几个问题

一、科技志著作权保护之重要性

在《地方志工作条例》公布之前, 国家并未以立法形式明确肯定科技志的应受著作权保护特性, 实践中科技志编纂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也常将工作重心放在科技志的编校修订出版本身, 而忽略了每一环节都可能牵涉的著作权保护问题。

2008年至2009年, 一度被媒体称为“国内地方志整理抄袭第一案”的原告陈某等三人诉被告某区史志办公室及其主任赵某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将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关注焦点投射于地方志编纂领域的同时, 也引发地方志编纂研究人员对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再度审视。该案中, 原告陈某等三人合作, 对清光绪三十年刊印的《峄县志》进行整理, 形成《峄县志点注》并于1986年由枣庄市新闻出版办公室出版。2007年, 某区史志办公室组织有关人员重新整理《峄县志》, 大量抄袭了原告作品内容, 形成了署名主编为赵某的《峄县志 (点注本) 》, 并出版销售。后经法院判决由法人单位某区史志办公室承担相应民事责任。[1]

国务院公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五条, 以行政法规形式明确规定:“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为职务作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其著作权由组织编纂的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享有, 参与编纂的人员享有署名权。”依法确认了地方志的作品属性, 肯定了其应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法律地位。对科技志编纂机构及其人员而言, 不仅应明确自身的工作成果所应享有的法律保护, 亦更应明确编纂出版过程中对他人知识产权的不予侵权。

二、科技志编纂出版过程中所涉著作权之表现类型

虽然立法以行政法规的形式, 明确了地方志的作品属性与应受法律保护特性。但是, 该条文的概括性规定, 并未涵盖志书编纂出版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全部著作权保护问题。以科技志的编纂出版过程为例, 在收集内容、编辑修订、出版应用的不同环节, 都可能遭遇著作权归属的厘清, 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保护等法律问题。

(一) 科技志在改编、翻译、整理已有作品时的著作权归属

从著作权法角度审视, 科技志在使用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以及个人提供的资料, 或者对自行收集的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进行改编、翻译、整理时, 已涉及到著作权归属问题。其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以下简称《著作权法》) 第十二条之规定, 即“改编、翻译、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 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 但行使著作权时, 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改编、翻译、整理他人已有作品, 所最终形成作品的著作权, 由组织编纂科技志的机构享有;其二, 根据《著作权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 科技志编纂机构应当向原作品的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二) 科技志最终编纂成果的著作权归属

科技志在编辑修订后所形成的成果的著作权归属, 根据《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规定, 应属于职务作品。所谓职务作品, 是指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根据《著作权法》第十六条之一般规定, 职务作品的著作权“由作者享有, 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 但是, 《著作权》第十六条第二款又做了法律上的但书规定, 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除外。结合《地方志工作条例》这一行政法规第十五条之规定, 科技志, 作为一种特殊的职务作品, 其著作权由负责组织编纂科技志工作的机构享有, 参与编纂的人员享有署名权。

(三) 科技志在开发利用过程中的著作权保护

第一, 应该严格按照《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及第二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对学习、研究或欣赏及其他不以盈利为目的使用已有科技志编纂成果的行为, 可以不经著作权人所有人, 即负责组织编纂科技志工作的机构的许可, 不向其支付报酬, 但应当在使用时, 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 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著作权法所享有的其他权利。

第二, 对以盈利为目的使用科技志编纂成果的, 必须取得负责组织编纂科技志工作的机构的许可, 或者经该机构同意以书面协议形式转让由《著作权法》第十条所规定的全部或部分财产权利, 并向该机构支付相应的报酬。

综上所述, 科技志在编纂出版过程中各个环节所涉著作权保护问题, 应结合《著作权法》、《地方志工作条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区分不同环节著作权归属及法律保护, 使科技志编纂成果充分发挥“资政、存史、教化”功用的同时, 切实保护编纂人员、组织编纂机构及资料文献提供者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篇4：谈通假字字典编纂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通假字字典古今字读为字异文形讹别字

一、通假字字典功能及体例

“通假字字典”的提法并不恰当，暂且用作标题，只是为着照顾习惯的理解。

通假字字典是训诂工作者的必备工具书。借字和本字的认识，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找例证，有例证则踏实，无例证就心虚。通假字典的功能就是给古书注家提供丰富的例证。清代训诂大家善于发现借字并找出本字，他们不仅凭着对于古文献的通读烂熟，也善于利用《康熙字典》一类工具书。道光年间王引之奉敕主持《康熙字典》的校订，并在完成《字典考证》的基础上重刊《康熙字典》。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提到的文字义项，也与《康熙字典》大体相合。由此可以看到清儒对文献校核和字典使用的高度重视。

古代字典大多会揭示文字的假借义项，但其表达方式跟今人的习惯不同。《康熙字典》为后世字典创立了基本模式。其中有关假借义项的揭示，就是它的重要贡献之一。下面试以子集下匚部“匪”字的解释为例：

《唐韵》《集韵》《韵会》府尾切，《正韵》甫尾切，并非上声。《说文》匪如箧。《玉篇》竹器方日匪。《广韵》器如竹箧，今从竹，为筐篚字。又《说文》一日。非也(引者按，大徐本无“一日非也”语)。《易屯卦》匪寇婚媾。又《周礼冬官考工记》且其匪色，[注]匪，采貌也。又《集韵》《正韵》并芳微切，音霏。《礼少仪》车马之美匪匪翼翼，[注]行而有文也。又《集韵》同骅。騑骅，马行不止貌。又《正韵》敷文切，音分。《周礼天官大宰》八曰匪颁之式。[注]匪，分也。谓分赐群臣也。《地官廪人》以待国之匪颁，[注]匪读为分。

按，《说文》：“匪，器似竹筐，从匚非声。《逸周书》曰：实玄黄于匪。”显然“匪”的造字本义是篚筐，在文献中用作否定词，属于假借用法。凡表示“采貌”，“行而有文也”，“马行不止貌”，或训为“分”，均为假借用法。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大概参考了《康熙字典》或相关资料，把假借情况说得更为明白了：

小徐只云“如箧”。《小雅》“承筐是将”，传曰：“筐，篚属，所以行币帛也。”按此筐与饭器之筐异名同实(引者按，似当作同名异实)，故毛训之曰“匪属也”。《小雅》言匡，《禹贡》《礼记》言匪。应劭《汉书》注曰：《汉书》作棐，应劭曰：“棐，竹器也，方日筐，隋曰棐。”隋者，方而长(按，当作圆而长)也，他果反。古盛币帛必以匪。匪篚古今字。有借“匪”为“斐”者，如《诗》“有匪君子”是也。有借为“分”者，《周礼》匪盼，郑司农云“匪，分也”是也。有借为“非”者，如《诗》“我心匪鉴”“我心匪石”是也。有借为“彼”者，如《左传》引《诗》“如匪行迈谋”，杜曰：“匪，彼也。”《荀子》引“匪交匪舒”，即《诗》“彼交匪纾”是也。

在这里，“匪”只有训为筐是用其本义，凡读为斐、分、非、彼，均揭示其假借用法。各种假借用法《康熙字典》只以读音和释义方式表述，而段玉裁则用“借某为某”的方式指出其本字，但并不区分“通假”还是“假借”。我认为，前人的处理方式着眼于古书阅读的疏通，是可取的。在这一点上，今人刻意叫做“通假字”，反而平添了认识上的误区。

二、关于古今字

今人所谓“通假字”大多不是真正的通假字，因为所谓本字或正字在当时是不存在的。通假字通常被认为是代替本字的那个字，如《通假大字典》的《前言》说：

顾名思义，通假字就是通用借代之字。具体地说，就是古人在书写某个词的时候，没有写本来应该用的那个字，而是用了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它，如《荀子·王霸》：“台谢甚高。”《公羊传·宣公十六年》：“成周宣谢灾。”两句中的“谢”均指建筑在高土台上的敞屋，与它的本义“认错、道歉”毫无关系。这里本来应该用“榭”字，只是由于“谢”与“榭”音同，便借“谢”为“榭”了。再如《孟子·梁惠王》上：“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这里的“饿莩”本应写作“饿殍”，指饿死的人，“莩”的本义是“芦秆里的白色薄膜”，与“饿死的人”意思了不相干，只是由于“莩”与“殍”古音相近，便借“莩”为“殍”了。

按作者下文接着的阐述，《荀子》用“谢”不用“榭”，《孟子》用“莩”不用“殍”，只是由于“上古时期汉字的使用没有规范化，人们用字比较自由”，“人们为了抄写得快一点，往往用笔画较少的同音字或近音字替代笔画繁多的本字”；或者“著作抄写者提笔忘字，又懒于翻检而用同音替代的办法写了别字”而已。问题在于，《荀子》《孟子》成书的先秦时代，果真有“榭”和“殍”字吗?

“榭”字《说文》所无，见于北宋大徐所补《说文新附》，这说明许慎所处的东汉时代还没有这个字。查多种古文字工具书，以及我们全面调查东汉实物文字获得的字样表，也均未见“榭”字。这表明现在可见的上古至魏晋的实物文字材料中“榭”字尚未出现，虽今本《尔雅》和《左传》有这个字，很有可能是后世抄录者所改，原本只如《荀子》写作“谢”。再看“殍”字，先秦两汉文献和《说文》均未见，魏晋之前的实物文字中也未见，字书最早的见于今本《玉篇》，《汉语大字典》所列文献用例最早为《资治通鉴》。这样看来，“殍”字显然是后起字，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孟子》时代只是音近假借才写了“莩”字。

根据我们的调查，可以认为“谢一榭”、“莩一殍”不是共时的通假字的关系，而是历时的古今字关系。换言之，“榭”和“殍”都是中古以来产生的字，在两汉之前尚未产生，也就谈不上是“通假”或“通用”了。这样的假借可称为“本字后起的假借”，在后起本字出现之前，这类假借的性质跟“本无其字”的假借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无意批评《通假大字典》等工具书在假借字性质上的判断失误。说实话，要判断今天所认定的本字在古代文献创作时代是否存在，并不容易。传世文献的早期刻本大多晚于南宋，也就是说，刻写的是宋以后的文字。考古发现的先秦两汉文献，如《老子》《周易》以及《郭店楚简》中的儒家道家文献，用字与今本差异很大，由此可见今本先秦古书用字已经后代抄写者的修改。今天所认定的本字在文献创作当时是否存在，显然不能以传世文献用字作为判断依据。至于《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以及其他各种实物文字工具书，例如洪钧陶《隶字编》、日本人梅原清山《北魏楷书字典》之类，当然可以作为判断古代实际用字始见时代下限的参考。只是会遇到两个困难：一是已有的古文字和实物文字字典颇不少，要全部查遍才敢做判断。二是今天还没有穷尽古代的实物文字资料，即使查遍了现有资料，也只能说“查考未见”，

还不能说“当时没有”。当然，如果一点也没有做过调查，就想当然地用今天的读书习惯来判断“通假字的本字”，无疑是失之轻率了。

我们说“今人所谓通假字大多不是真正的通假字”，并不表示反对把古今字收入通假字典中。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在进行充分调查之前，通常所认定的借字与本字究竟是通假字关系还是古今字关系，是难以判断、不能轻易下结论的。而且，通假字字典的功能是给古书阅读提供参考，从读通古书的角度说，只要正确认识了借字与本字的对应关系，就解决了古书理解问题，读者通常并不关心本字是当时已有的还是后起的。所以，把古今字收入字典中，不仅是难免的，而且是必要的。

只是，既然难以判断通假字关系还是古今字关系，就不宜把它叫做“通假字”，与其叫做“通假字”，还不如称为“假借字”或“读为字”较好。

三、关于读为字和异文

“读为”是训诂学用语，意思是某字在具体的语境里应该读为另某字。说“读为字”，就是要解决文献阅读的问题，所揭示的包括古今字、通假字和文献异文关系。在语境中，用字为“古字”者，“读为字”指示其“今字”，如“莫－暮”、“孰－熟”之类；用字为“借字”者，“读为字”指示其“本字”，如“功－攻”之类。有些用字无所谓古字借字，只是用字不同，如《论语》“子贡”熹平石经作“子赣”，借用古人的术语可以说“赣本作贡”(本谓－本)，归入读为字只是照顾普通人习惯传世文献而不了解熹平石经所造成的阅读习惯而已，不见得读为“贡”才是正确的。这样的用字就是异文关系。

在旧注和清人著作中，异文现象一直被关注，并在工具书里加以揭示。下面是从《经籍纂诂》中随手摘录的几则资料：

允：《书尧典》“允里百工”，《史记五帝纪》作“信饬百官”。《舜典》“惟明克允”，《五帝纪》作“惟明能信”；“夙夜出纳，朕命惟允”作“惟信”。《皋陶谟》“允迪厥德”，《夏本纪》作“信其道德”；“庶尹允谐”作“百官信谐”。《书大诰》“允蠢鳏寡”，《汉书翟方进传》作“诚动鳏寡”。《诗韩奕笺》“为猃允所逼”，《释文》“允，本作狁”。《诗十月之交》“仲允膳夫”，《汉书古今人表》作“中衍”。《汉书古今人表》越王“允常”，《吴越春秋》作“元常”。

顾：《庄子天地》“手挠顾指”，《释文》“顾，本作颐”。

寤：《诗柏舟》“寤辟有摽”，《说文日部》作“晤辟有摽”。

悟：古文作牾、逆、迕三形，《一切经音义四》。《周易系辞》注“众之所不迕”，《释文》“迕，本作悟”。

霁：《书洪范》“目霁”，《周礼大卜》注、《史记宋微子世家》皆作“日济”。

上引材料所揭示的用字关系，有的是讹字，如《庄子》“顾”一本作“颐”；有的是同义训词，如《书》之“允”字《史记》多改为“信”，《汉书》改为“诚”；有的是古今字，如《诗》之“猃狁”，“狁”一本作“允”；有的是通假字，如《柏舟》“寤”《说文》作“晤”；《洪范》“霁”，《周礼》注等作“济”；有的可能包含通假字和异体字关系，如“悟”古文作“牾、逆、迕”。《经籍籑诂》所揭示的异文关系，在《故训汇纂》中得到发扬，还进一步查出最初揭示异文的学者，如“允”下第30条：

允作衍。《诗·小雅·十月之交》“中允膳夫”马瑞辰《传笺通释》：“汉书古今人表作中衍。允，古音盾。盾、衍双声，故允、衍亦得通用。”

清人学者全面揭示通假、假借、异文资料而比较突出的当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例如：

雉：[叚借]为难。《周礼》雉氏掌杀草。又为(彳夷)。《左昭十七传》五雉为五工正，夷民者也。服注：雉者夷也。《方言》六：雉，理也。按，谓平治之。又为敶。《尔雅释诂》雉，陈也。雉陈一声之转，与尸矢同。又托名螵识字。《札记明堂位》雉门天子应门。《周礼》(门昏)人注：雉门，三门也。《文选》列新雉于林薄，即辛夷香草也。

翳：[叚借]为殪。《尔雅释木》“蔽者翳”，即《诗皇矣》之“其普其翳”传“自毙为翳”也，《韩诗》作殪，郭注《尔雅》失之。

土：[叚借]为度。《周礼典瑞》“封国则以土地”，《大司徒》“以土圭土其地”，《土方氏》“以土地相宅”，《考工玉人》“以致日以土地”。又《诗长发》“相土”，《世本》作“士”。

朱骏声全面系统地清理汉字字义，包括本义、引申义、假借义，还关注异文。异文是文献学的概念，从训诂学的角度说，作为异文的文字可能包括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同源字、同义字、同类字、讹误字等多种关系。不论哪种情况，异文资料都具有训诂上的价值。从编纂通假字字典的角度说，应该充分重视异文的搜集。这点，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的《古字通假会典》是值得称道的。据董治安序介绍，《古字通假会典》取材于古籍异文和古代注解中的有关训释，还收录了少量经过古人改读的通用字。这部分通用字，可以约略区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为古今字，如云罢、孰熟：二为异体字，如却谷口、歌謌；三为简化字(按，宜称为简体字)，如遲逞、憐怜。还指出，“它们尽管可以通用，却并非两个含义无干之汉字的相互假借，它们同一般所说的假借字尚有区别”，之所以“不全部剔除其它种种通用字，而仅仅保留一部分严格意义的假借字”，首先是“存在着实际的困难”，其次是这样处理有利于使用该书阅读古籍。

重视异文材料对于古籍训诂的作用，是清代以来学者长期经验的积累，前人著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典范。笔者也曾对异文在阅读古书中的作用作过总结和简述。应该说，对异文的关注应成为训诂学领域的共识，也应成为字典编纂所关注的内容。

四、关于讹误字

讹误字就是今天所说的错别字。错别字中有的是原著就写错的，但大多是传抄而错的。这里仍以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为例，该书还特别关注文献中的讹误字：

真：又为“直”之误字。《广雅释言》真、是，此也。

钧：又为钓之误字。《列子汤问》一钧而连六鳌。《释文》一本作均。

在朱骏声看来，《广雅·释言》的“真”应为“直”字；《列子·汤问》“一钧而连六鳌”的“钧”应为“钓”字，皆因字形相近而致误。按，王念孙《广雅疏证》卷第五上：

诸书无训真为此者。……真、是，此也，当是“直、此，是也”之讹。直为是正之是，此为如是之是。《说文》：是，直也。是其证矣。

如果不明讹误字，朱氏所举的文献都是难以理解的。由此可见错讹字的发现对于训诂的意义。讹误字通常叫做别字。别字有因音近而致误者，有因形近而致误者。因形近而误的别字，可以称之为“形讹别字”。形讹别字与本字(纠正字)的读音并不相近，难以被发现。如果古书中某字在读音上怎么也难以讲通，就可能是形讹别字。关于这点，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就举了不少例证。例如卷十《汉隶拾遗·史晨飨孔宙后碑》云：

右《史晨飨孔宙后碑》……“述脩壁()，社稷品制”，“惰”即“循”字。《说文》：“述，循也。”故云“述循壁()，社稷品制”。《前碑》云“臣辄依社

稷出王家谷”，“依”亦“循”也。隶书“循”“惰”二字相似，写者多乱之，然皆形之误，非声之通也。或者不察，遂谓“循惰”二字古通，误矣。韵书“循”在谆部，“脩”在尤部，尤与谆可通用乎?是碑“循”字左边作“亻”，乃“彳”字之省；其右边则乃“盾”字，但缺末画耳。而录此碑者皆作“脩”，则直是“脩”字矣。

其实早在宋代，“循－脩”互相讹误的情况就已被学者所祭知。如东汉《北海相景君碑阴》所记故吏中有十九例“脩行”，且“脩”字均从“彳”，南宋赵明诚《金石录》根据《晋书职官志》州县吏皆有“循行”，认为此碑的“脩行”可能是“循行”，“岂循、脩字画相类遂致讹谬耶”；洪适《隶续》也沿用其说，不过，裘锡圭认为，他们都上了古书误字的当，其实用“惰行”才是正确的。

裘先生多次谈到传世或出土古文献用字因形讹致误的例子：《汉书·地理志》西河郡有千章县，从西汉铜漏壶铭文可知，“千”应是“干”字之讹误；《晋书·职官志》所记州县吏的“循行”，从汉简看，应是“脩行”之讹误；《素问·缪刺论》的“髯其左角之发方一寸，燔治，饮以美酒一杯”，由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可知，“燔治”应为“燔冶”的讹文；《管子·小匡》的“垦草入邑，辟土聚粟”，根据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的“垦田人邑”，“入邑”应为“人邑”，“人”读为“仞”；《吴子·图国》的“简募良材”，《六韬·龙韬》(《群书治要》引)的“士卒不募而法鬼神”，“募”皆为“篡”字之形讹，“篡”读为“选”。

我们在整理东汉实物文字文献语料时，也发现了不少音近假借和形讹别字的现象。例如：

鼓－豉：冶龙骨三指撮，以鼓(豉)汁饮之。(医简＼54)

官－宫：并畔(泮)官(宫)文学先生，执事诸弟子，合九百七人。(史晨＼B07)

禾－示：刊金石，禾(示)万邦。(赵君＼12)

讹误字不能算是假借字，朱骏声把它附在“假借”栏的末尾。从训诂的角度说，讹误字的纠正字也可以算是读为字。

总之，通假字字典的功能主要是提供训诂资料，而不是字际关系的理论研究。我们希望通假字字典能发扬古代字典的优良传统，从“读为”的目标来关注古文献中的通假字、古今字、各种异文、错讹字，以解决古书阅读和注释的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