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 十贯

黄庭坚 十贯（通用5篇）

篇1：黄庭坚 十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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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画赞

作者：黄庭坚  朝代：北宋 君诵黄庭内外篇，本欲洗心不求仙。

夜i片月堕我前，黑气剥尽朝日鲜。

一暑一寒久自坚，体中风行上通天，亭亭孤立孰旁缘。

至哉道师昔云然，既已得之戒不传。

知我此心未亏骞，指我婴儿藏谷渊。

言未绝口行已旋，我记其言夜不眠。

篇2：黄庭坚儒释道思想的融合

收录日期:2012年11月15日

黄庭坚, 字鲁直, 号山谷道人, 晚年号涪翁, 又称豫章黄先生, 黄文节公。洪州分宁 (今江西修水) 人, 生于宋仁宗庆历五年 (公元1045年) , 卒于宋徽宗崇宁四年 (公元1105年) 。他是北宋著名诗人、词人、书法家, 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黄庭坚与杜甫、陈师道、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之称。宋英宗治平四年 (公元1067年) 黄庭坚进士及第, 历任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他出于苏轼门下, 并与苏轼齐名, 世称“苏黄”, 在书法艺术方面, 黄庭坚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 而在诗歌方面黄庭坚与秦观、晁补之、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黄庭坚61年的人生历程, 基本上是在清寒、贬谪、流离、奔波中度过的, 一直到晚年在政治上仍然被忽视。

艺术家面对郁郁不得志的外在环境时, 往往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精神支撑, 佛禅和老庄的一些思想理论被很多不得志的艺术家所推崇, 甚至会遁入空门, 潜心研究, 寻求心理上的慰藉。黄庭坚也不例外, 他不断潜心研究, 进而从中寻求消除人生苦痛的良药, 形成一种圆融的人生态度。通过参禅明心, 去除我执, 认识到真正的心性是不会受到外界的污染所改变的, 如雪“皎皎不受尘泥涴”, 又如月“黄流不解涴明月”, 如金石在激流里不被动摇, 如翠竹于枯荣中不受影响, 形成了一组富有特色的意象群。黄庭坚认为, 古人的隐居山野并非为了山川之美与不交世事, 而是为了追求心性的完善与高尚的心灵境界。归隐并非得道, 而入世也未必不能解脱, 关键是在心灵是否执著。在《答王子厚书》中曾说:“古之人不从流俗之波, 自放于深山穷谷, 非为山川之美与不交世事无忧患而已。盖欲深明己事, 开百圣而不愧, 质鬼神而无疑, 故于彼有所不愿耳。”

《逍遥游》是庄子哲学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是摆脱一切束缚的绝对自由。黄庭坚把庄子的物化思想与佛教的般若空观结合起来, 把“逍遥”理解为无累于物, 超尘拔俗, 与道合一, 心不执著的般若境界。如果实现了精神上的自由, 人就不会为外物所累, 为外境所动。黄庭坚用庄子“朝三暮四”典故, 说明人随外境变化而为之起伏的心态。如:“朝四与暮三, 适为狙公玩。臭腐暂神奇, 暗噫即飘散”;“狙公七芧富贵天, 喜四怒三俱可怜”, 等等。黄庭坚认为外物、外境的变化不过就像狙公赋芋, 朝三暮四, 情境虽异, 实质相同。所以, 面对外境时要不瞋不喜, 无取无舍, 荣枯随时。这是庄子的“安时处顺”, 也是佛教的“以心转物”, 黄庭坚为佛庄二家在这里找到了契合点。

黄庭坚对佛家心的本质、修心的方法看得很透彻, 文人如果能够借鉴佛教修心的方法, 那么就更容易体悟圣贤之心。在《跋双林心王铭》中, 黄庭坚指出, 学人如果能从《心王铭》中领悟心的本质, 并且从此心来读《论语》, 那么就“如啖炙, 自己味矣”。在《与胡少汲书》中, 他也说:“聪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 渠开卷论说, 便穿得诸儒鼻孔。若于义理得宗趣, 却观旧所读书, 境界廓然, 六通四辟, 极少心力也。”充分肯定了佛禅在修心方法上的作用。

黄庭坚反对传统汉学那种章句训诂之学, 而希望文人在学习的基础上能够反诸己身, 自觉地以自身心灵去体悟圣人之心, 来提高道德修养。他经常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表明自己的观点, 往往涉及道德问题, 认为“怀道鉴以对万物而不惑”, 学习道术的目的在于树立一种标准来把握人生方向, 闻道是为了“养心”, 用来涵养自己的道德修养, 践履忠孝之道。

“忍、默、平、直”也是黄庭坚一生的处世之道, 在北宋严峻的政治形势下进行自我调整并渐渐成熟起来的人生态度。这实际上结合了儒、庄、佛的思想内涵。黄庭坚由于孝养母亲、养活家庭等现实问题不可能不入世, 而且初期黄庭坚还抱着相当积极的态度来入世, 在几任官职上, 他综合了儒家仁政思想、佛家慈悲教旨与道家无为而治的观念形成了勤政爱民、恪尽职守、誓作砥柱的入世态度为立身之本。但是, 自从经历了新旧党争的政治风波, 不但打消了他的入世理想, 更让他有一种不安全感, 所以庄子全身避祸的思想开始进入黄庭坚的思想领域。再加上黄庭坚本身就喜欢自由闲远的生活, 时时向往着江湖归去, 所以他积极入世的理想蜕变成了一种与世周旋的态度, 在不触犯道义、气节的情况下, 他还是和光同尘的。这时“忍、默、平”, 对外就成了他与世浮沉、“不犯世故之锋”的全身手段, 而对内则是他消解内心矛盾、保持平和心态的秘方。佛教有忍辱波罗蜜, “无可简择”是指以对境时无好恶之心。这些都给黄庭坚处理内心不平之气提供了理论依据。佛禅的“平常心是道”、“真俗不二”、“烦恼即菩提”等思想也给他安于现实并在生活中培养超然的心态提供了精神资源。不过, 虽然外在的际遇可作随缘看待, 灵活处理, 但作为一位甘当砥柱、以金石不移、青松立节自比的儒士, 黄庭坚内心里是时时抱持着“道义”、“气节”等大的是非原则的, 这些是不可动摇的。

儒释道三教互融的结果, 使黄庭坚的思想更加圆融, 处世态度也更加自在。随着佛教大乘精神与“不二”思想的熏习, 他对出世和入世不再执着, 而是注重在日常生活中体会超脱的精神境界。由于佛、道思想的影响, 他更强调知行合一, 着重从净化内心、明见心性的角度去体悟圣贤之心, 而不仅仅是做一个拘泥于礼节的循吏。佛道思想的渗入, 还使他在入世时保持了清醒与超然的姿态。审时度势, 安时处顺, 以时势的沉浮作为自己进退的前提, 是谓:“君子藏器, 待时盘桓。于不中也, 反身自观。”在建功立业时不执著于功名———“成功万年, 付之面墙”;身处逆境时, 也反身自观, 去除烦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佛禅在心性修养理论与修持方法上的完备, 黄庭坚更多的是用禅宗的观照方法来达到一种无我的状态, 斩断对自我的执著, “无死地以受众人之弹射”, 从根本上对治烦恼痛苦, 从而获得一种自由超脱的精神境界。

黄庭坚认为儒、佛二教的现实教化功能是不同的, 六经是“政治之成法”, 用以治世, 而佛教是治心法, 可以成为王者之治的有益补充:“然天下之善人少, 不善人常多。王者之刑赏以治其外, 佛者之祸福以治其内, 则于世教岂小补哉!”意思是讲, 国家的刑罚奖赏用以约束人的外在行为, 而佛教的因果之论———祸福, 可以让民众内心策动自律, 让他们止恶向善。所以, 黄庭坚认为王者以刑赏法律治理社会, 佛教以因果祸福之道理来教化人心, 儒释互补、内外兼治, 就可以天下太平。

黄庭坚一生践履仁爱孝悌的儒家伦理道德, 同时倾慕庄子超越名利、保全天真的逍遥之思, 后又入佛门, 参禅多年, 终于在谪官黔州的路中打破疑情, 心中廓然。他统合儒释道三家, 形成自洽的思想体系, 形成了“超世而不避世”的人生态度, 构建了“俗里光尘合, 胸中泾渭分”的独特人格, 在入世时以天下为己任, 为地方官则仁政为民, 忧民疾苦;为史官则秉笔直书, 为后世留纲鉴;在卷入党争、两遭贬谪时, 则随缘自适, 心意平和。身处浊世却自保气节, 屡遭挫折而心地泰然, 贫无立锥仍禅悦充满。严格来说, 黄庭坚不是一个哲学家, 并未提出新的哲学观点或者构建一个思想体系, 但是他以自身的思考和体验, 以所行证所思, 实践了自己构建的道德标准。

参考文献

[1]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别集》卷十二.

[2]黄庭坚.《山谷外集诗注》卷五, 《见子瞻粲字韵诗和答三人四返不困而愈崛奇辄次韵寄彭门三首》.

篇3：黄庭坚书论简析

黄庭坚从小就有志向突破前人成法,开辟新的艺术天地。在他的诗文题跋、书札中可以发现许多他对书法的主张与见解以及他的学书经验的记载。本文着重探讨他的书法创作论。

一、学古不泥

书学古人,这是前人的经验,任何有成就的艺术创作者都不拒绝向古人学习,而且懂得经验与自我情感的完美结合。黄庭坚力主“师古”,但又注重陶冶工夫的精神。他强调书法艺术切切不可只追求“形似”。要通过点画传达出书家的神情意趣。

黄庭坚(1045-1109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江西修水人。他出于苏轼门下,而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为“苏门四学士”。其诗得法于杜甫,在宋代影响颇大,开创了江西诗派,被奉为一代诗宗。书法善行、草书,自成一家,被后人誉为“宋四家”之一。

山谷学书走的是入古求新的道路,与历史上其他书家一样,学书必上溯“锺王”。他说:“书学,要须以锺王为师耳。”① 锺王所处的魏晋时期,是“人的觉醒时期”,这种“觉醒”首先表现在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是继春秋战国以后第二个在思想精神史上呈现出最自由、解放,最富于智慧的时期,这种思想的空前解放,对于自我人生价值的肯定,无疑为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呈现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于是,在文学艺术方面便出现了许多不同凡响的大家,顾恺之的画,陶谢的山水田园诗,锺王的书法,他们不约而同的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表现了同一主题——“自然美”。

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魏晋时期确是书法艺术的重要转变时期,从这一时期留下的大量遗墨、石刻都呈现前所未有的景象。它的兴盛自有历史原因。追溯“甲骨”、“钟鼎”时代,虽然书法艺术已经形成,但远非自觉的,即便到了秦汉时期,小篆的产生以及汉隶的成熟,而作为书法艺术仍处于一个非常狭小的天地。但是到了魏晋时期就显然不同了,一些书法家虽然也有官职,但是他们却把自己终生精力投入书法艺术。士大夫们崇尚的是老庄哲学,以“无为”为“有为”,追求虚静、空灵、自然、澹泊,不拘于礼法,放荡不羁。他们找到一个最适宜表现的形式,这就是晋人的书法,常常把书法艺术用来抒发个人的情感,使书法成为一种理想化人格的化身。

汉字书法艺术成为中国艺术中最为发达和最富民族特征的中国民族文化。把书法这种“线的艺术”高度集中化纯粹化,也是由魏晋开始自觉表现的。严正整肃的秦篆汉隶转变为俊逸遒丽的真、行、草、楷。在这一过程中,三国魏人锺繇(字元常,官至太傅,人称“锺太傅”)是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的。唐代著名书法理论家张怀瓘《书断》卷上列锺繇隶、行书为神品,八分、草书为妙品。评云:“太傅虽习曹(喜)、蔡(邕)隶法,艺过于师。青出于蓝,独采神妙。”又云:“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后世奉其为楷法之祖,与王羲之并称“锺王”。王羲之(字逸少,官至右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他是一位博采众长的书法家。草书师张芝,正书学锺繇,又偏习蔡邕,梁鹄等书,精研体势,损增古法,一变汉、魏朴质书风,创造妍美流便之体,遂臻神妙。南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逸少学锺,势巧形密,胜于自运。”

魏晋书风的风神状貌,“情驰神纵,超逸优游”,“力屈万夫,韵高千古”,“淋漓挥洒,百态横生”等,自然是锺王精研体势,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奠定了正、行、今草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也恰恰体现了魏晋文人所共有的审美趣味和崇尚对象。

晋人把崇高自然的胸襟,虚灵的玄学意境,表里澄澈的人格,自由奔放的个性,一寓于书。

山谷主张师古不拘于法度的束缚,抒发自己的心灵、心性、心情,从而达到艺术的高度。他指出学书不以形似为准,力求形神兼备。他说:“凡作字须熟观魏晋人书,会之于心,自得古人笔法7也。”② 又云:“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唯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路。”③ 他尤喜锺繇的小字,认为笔法清劲,而又耐读耐品。对王羲之的《兰亭》,更是反复观之,他认为“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宽绰而有余唯《兰亭》近之。《兰亭序》整篇气韵生动,奇趣横生,自然是作者“气格”所致。刘熙载《艺概》云:“灵和殿之柳,令人生爱;孔明庙前之柏,令人生敬,以此论书,取姿何如尚气格。”然“气格”包含着人的精神因素。而这种精神因素则发韧于作者的生活体验和时代风尚。

黄庭坚对张旭、颜真卿极为推崇,他认为“盖二王之后,能臻书法之极者,惟张长史与鲁公二人”。④ 又云:“余极喜颜鲁公书,时时意想为之,笔下似有风气。”⑤

颜真卿(709-785年),字清臣,号“鲁公”、“颜鲁公”,山东临沂人。

颜真卿是一位不因袭前人,敢于冲破法规;敢于标新立异的书法家。他能穷本知变,通达笔法而使自己书艺直入炉火纯青之境界,成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继王羲之以后树立的又一块里程碑。

颜鲁公创造出独具一格的楷体,将结字、形体、书写形态三者融为一体,而弥合无间,其为赋新意中含古质的审美情趣,形成了端丽、紧密、醇厚、雄健的“颜体”艺术特点。

在中国书法史上,艺术生命力最强、影响最深,能使后世书家顶礼膜拜者莫过于王羲之与颜真卿。黄山谷与宋四家的其他三人苏、米、蔡一样,楷书都是以颜真卿为宗,是因为他懂得“颜鲁公书,虽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军父子笔法”⑥。他对鲁公晚年所书《蔡明远帖 》、《颜勤礼碑》极力追习,在他的草、行、楷书中融进了“颜筋”,落笔奇伟,丰筋多力。圆厚沉着,极具气魄。

二、求新求变

黄庭坚在书艺上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新奇。反映他在艺术思想方面,一是重人品;二是多读圣贤之书去俗气;三是不践古人,自出新意。

山谷认为人品卑俗浅陋,即使其书虽工,也无可贵。宋代“尚意”书风之重视个人人品和个性,实由于欧阳修的倡导。欧阳修云:“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⑦ 欧阳修认为前人书皆佳,但真正能传于后世的作品,须看重书家的人品。他的学生苏东坡也受其影响。亦有此论:“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⑧ 黄山谷身为宋代“尚意”书风的实践者,其书论中当然有这一类重人品的言论。他说:“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⑨

什么是“不俗”呢?“不俗”是指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即具有高尚的品德和广博的知识。就是要求字的意境要高,风神气度要雅。对于一个书家而言,艺术风格或超迈或流俗,取决于书家个人道德思想的修养。

北宋书坛上“尚意”书风大行,东坡不仅重人品,并主张“不践古人”,东坡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⑩

黄山谷对于“创新”“不践古人”的阐发,在他的言论中屡屡可见。山谷云:“兰亭虽是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划以为准。”{11} 山谷在学古人的体验中悟出创新的道理。“借古开今”是重要手段之一。他认为临摹古人可得形似,但关键是心悟。他说:“要须勤观魏晋人书帖,日临写数纸,便当顿进。”{12}

学古人要多用心观摩,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东西,先知用笔之法,心能转腕,手能转笔。用笔要懂得“擒纵”。 擒而能留,纵而能收。用笔还要沉着痛快。即既要沉厚而不轻飘,又要爽快利落。从而表现遒劲,流畅的笔力。他说:“张芝学古法帖,用笔如快剑砍阵乏和气,或身往而腰体不随,盖用功少,不尽古人笔意耳。”{13} 笔意是指书家的意趣,气韵在运笔中的表现,表现于点画的姿态,字体的结构之中,这就是用笔好坏的根本之点。对古人的作品要精读,并能消化,学到“神韵”。在他的学书经历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予学草书三十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薮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14} 因此,细观、精研古人之墨迹、法帖,如能做到茂其根本,深其渊源,才能达到新奇险绝的境界。

三、自成一家

晋书崇韵胜,韵致高远,其风骨超逸;宋书崇气势,天势空灵,其精神外拓。黄庭坚从魏晋书风中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从而立定宏大的志向,把目标转移到草书的用功上,他悟出“古人工书无他异,但能用功耳”这一道理。当他步入天命之年,仕途不顺,被贬黔州(今四川彭水县),后又转至戎州(今四川省宜宾县)。在这个时期,黄庭坚书风大变,呈上升趋势,他在《书自作草后》文中言:“绍圣甲戌在黄龙山中,忽得草书三昧。觉前所作太露芒角,若得明窗净几,笔墨调利,可作数千字不倦。”笔墨寄托精神,抒发情怀,他以此为乐。原故有三:其一,深知骨法用笔之意。其二,见到怀素《自叙帖》真迹。他在谪居涪陵期间,在石杨休家见到怀素《自叙帖》真迹,于是就借回家临摹,自此顿悟笔法,下笔飞动,挥洒自如,故自谓“得草法于涪陵”{15}。其三,道外求法,师法自然。在他贬黔的途中,经巫峡,上瞿峡,江中急流奔涌,两岸群峰壁立,大自然的景色奇险万变,融进于他的笔端。正如他自述:在黔时“字多随意曲折,意到笔不到。及来僰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16} 从生活和自然现象中受到启示的——黄庭坚对古人用笔深究其意,他从体验中说到:“张长史折钗股,颜太师屋漏法,王右军锥画沙,印印泥,怀素飞鸟出林,惊蛇入草,索靖银钩虿尾,同是一笔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17}

黄庭坚在黔州期间,时岁花甲还在揣摩前人墨迹,颇有心悦。山谷晚年笔墨老辣、凝练,尤以草胜,自谓“观十年前书,似非我笔墨耳,年衰病侵,百事不进,惟觉书字倍倍增胜”{18}。黄庭坚的草书经过长时期的修练,终于走到时代的前列,他不无自豪地说:“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耳。不知与蝌蚪篆同法同意。数百年来,惟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19} 观其《诸上座帖》超迈,《李白(忆旧游)诗》奔放,《廉颇蔺相如传》平淡的意境,展示的是萧散淡远之趣,散闲雍容的风度和情操。

山谷以其超逸之姿破除成法,以拓内向外求其意,终于自成一家。

“黄体”独特的书法风格,是一个时代的特征,他的书学成就近千年来在海内外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元代元好问评说:“苏黄翰墨,片言只字皆未名之宝,百为不多,一不为少。”{20} 康有为说:“宋人书以山谷为最,变化无端,深得《兰亭》三昧。至其神韵绝俗,出于《鹤铭》而加新理。”{21}

明、清、近现代书画家沈周、祝允明、李瑞清、吴昌硕、齐白石的书法都深得山谷的神韵。

黄庭坚一贯坚持以文艺理论指导创作,因此他的草书既有思想的深度,又有历史的高度。他的书论是我国古典文艺理论和美学宝库中的财富,它对同时代的人及后世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或有所继承,或有所发挥。当然,他的一些书学理论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中某些论点还应有所分析,但它对今天书学的发展和繁荣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释

{1}黄庭坚:《山谷老人刀笔》卷四。

{2}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卷二十九:《跋与张载熙书卷尾》。

{3}黄庭坚:《文集》卷二十九:《书赠福州陈继月》。

{4}黄庭坚:《文集》卷二十八:《题颜鲁公帖》。

{5}黄庭坚:《文集》《山谷题跋》卷七:《杂书》。

{6}黄庭坚:《文集》卷二十八:《跋洪驹父诸家书》。

{7}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二十九:《笔说》。

{8}《东坡集》卷二十三:《书唐代六家书后》。

{9}黄庭坚:《文集》卷二十九:《书绘卷后》。

{10}《东坡题跋》卷四:《评草书》。

{11}黄庭坚:《文集》卷二十八:《又跋兰亭》。

{12}黄庭坚:《宋黄山谷先生全集》别集卷六。

{13}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七:《书张芝叟书后》。

{14}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七:《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

{15}黄庭坚:《文集》卷二十八:《题乐毅论后》。

{16}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九:《跋唐道人编余草藁》。

{17}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五:《论黔州时字》。

{18}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九:《元佑间大书渊明诗赠周元章》。

{19}黄庭坚:《山谷题跋》卷八:《跋此君轩诗》。

{20}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四十。

{21}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六。

篇4：黄庭坚叶县诗意蕴探微

一、不念赤子, 今我何怙

北宋有识之士欧阳修、范仲淹等在尊韩孟的基础上复兴儒学, 彻底根除在五代之时顿入功名利禄追求而名节不顾的境况, 让儒学回归健康正常的轨道, 重塑士人的高尚杰出的人格。经世致用的思潮加强了宋代作家的责任感和历史感, 回避社会矛盾的创作倾向得以改变, 文风与政治相切合而不疏离。在保存文学独特审美特质的前提下让它成为政治服务的支撑, 因此重视社会现实的批评性得以强化, 黄庭坚关注百姓的诗作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黄庭坚关于民生疾苦的诗篇主要集中在为叶县尉和吉州太和县令时创作的。莫砺峰言早期“作品的数量还是反映现实的深度, 黄诗都毫不逊色于王安石、苏轼”[1]。黄庭坚任叶县尉时以地方官吏的身份主动关怀百姓。《虎号南山》作于熙宁元年赴叶县尉的之前。在诗原题下注:“民怨吏也”。“相彼暴政, 几何不虎……伊彼大吏, 易我鳏寡。矧彼小吏, 取桎梏以舞”。诗人承袭孔子“苛政猛于虎” (《礼记·檀弓下》) 的传统论点为始, 批判了苛政实施者的官吏、君王, 道出了统治者应该具有体恤百姓的仁心。

又如熙宁元年秋冬之季, 河朔地区发生地震, 幸存者纷纷逃往河南。《宋史》卷十四《神宗实录》记载熙宁元年“ (七月) 壬午, 以恩、冀河决, 赐水死家缗钱及下户粟。甲申, 京师地震。乙酉, 又震, 大雨。辛卯, 以河朔地大震, 命沿边安抚司及雄州刺史候辽人动息以闻。赐压死者缗钱。京师地再震”。“ (八月) 壬寅, 诏京东、西路存恤河北流民”。熙宁二年 (1068) 春, 在叶县的黄庭坚目睹乱离之景, 创作了实录性质的《流民叹》。《山谷外集诗注卷第一》云:“此诗言河北灾伤, 流民至襄、叶间, 可见在叶县作。”诗作首先展现了强烈地震及洪水带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迩来后土中夜震, 有似巨鳌复戴三山游。倾墙摧栋压老弱, 冤声未定随洪流”。“稍闻澶渊渡河日数万, 河北不知虚几州。累累襁负襄叶间, 问舍无所耕无牛。初来犹自得旷土, 嗟尔后至将何怙”。死者已矣, 但人数众多的逃难者也不容易安置而活命。其次在此诗中渗透着他对这次天灾的思考。强调朝廷一方面杜绝“市上三言或成虎”的流言, 驳斥灾祸无法预测而听之任之的论调。另一方面用扁鹊给齐桓侯治病的故事强调朝廷要防患于未然, “桓侯之疾初无证, 扁鹊入秦始治病”。最后指出朝廷应该集中群众的智慧, 开拓思路, 找到救灾济民的好方法。可以说此诗“是一首思想性、艺术性很强的大胆干预现实的叙事诗。在作者的诗集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

黄庭坚任叶县尉期间, 正逢王安石变法推行。熙宁二年国家颁布农田水利法, 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 建立堤坊, 修筑圩埠, 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同时对修水利有成绩的官吏, 按功绩大小给予升官奖励。熙宁四年 (1071) 春, 黄庭坚与僚友一起去马鞍山推行这一政策。诗人创作《按田并序》, 在序中云:“近者朝言多在民事, 欲化西北之麦陇, 皆为东南之稻田……夫土性者, 自先王所不能齐, 而一切不问, 薅夫故苗, 灌为新田, 茫茫水陂, 丘垄平尽。其君子威以法刑, 其小人毒以鞭朴。有举斯有功, 有功斯有赏……夺民之故习而强以所未尝, 其利安在?兴利者受实赏, 有田者受实弊;郡县行空文, 朝廷妆虚名;名为利民, 其实害之。议者谓之有意于民乎?吾不知也。以为有功于民乎?今既若是矣。”农田水利法忽略地域气候水利等差异, 统一设置麦田改稻田的单一框架, 最终损害百姓利益。诗中以百姓戏谑口吻道出百姓对改麦为稻作法的否定:“掉头笑应侬, 吾麦自不恶。麦苗不为稻, 诚恐非民瘼。不知肉食者, 何必苦改作。”可见, “叶县任上, 黄庭坚创作的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数量不多, 但他展示了诗人早期创作和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 说明黄庭坚早期创作保持了‘唯歌生民病’的优秀传统, 说明他十分重视诗歌的讽喻性和社会功能”[3]。

可以说黄庭坚早期关注民生的诗篇明显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 不是一味地附和官方主流意识, 而敢于斥责朝廷政策失误或不足, 或提出合理建议, 因此具有鲜明的自我主体意识, 其根本立足点是以百姓的祸福为核心的。刚入仕途的黄庭坚位卑名小, 与党争绝缘, 因此黄庭坚的“一切见解和努力的方向都是独立的”, “正由于他出自士大夫阶级, 他有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也正由于他在政治上不入于党派之中, 他能客观地正确地批判当时政局得失”[4]。

关注民生也受到父亲黄庶的深刻影响。黄庶, 字亚夫 (或作亚父) , 有《伐檀集》名世。黄庭坚十四岁时父亲才去世, 黄庶儒家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也影响了他。黄庶《伐檀集·自序》中言:“心之所存。可以效于君, 可以补于国, 可以资于民者, 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见。”虽然充溢着因壮志高远与未酬形成巨大落差而催生的悲哀, 但是拳拳的赤诚效忠国家之心日月可鉴。另外, 黄庭坚受到杜甫的影响, 杜甫是黄庭坚尤为尊崇的人之一。黄庭坚早年对《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之诗》云:“老杜文章擅一家, 国风纯正不攲斜。……千古是非存史笔, 百年忠义寄江花。”高度赞扬杜甫秉承“国风”关注百姓疾苦的传统, 以“致君尧舜”推行仁政, 而不盲目效忠一人一姓。“杜甫坚守忠贞之志, 关怀民生疾苦, 指责统治者昏庸……都给黄庭坚以滋养。……黄庭坚在叶县的四年, 正值新法实施初期, 社会现实在其诗中有所反映”[5]。

二、诸妹欲归囊褚单, 值我薄宦多艰难

纵观黄庭坚波诡云谲的宦海生涯, 北京教授之职契合他卓越的文学才能, 但位卑而相对冷寂;知太和县令和监德平镇流露民苦为官羞愧和新法不满;汴京入馆, 朝廷任职的优越、与志同道合师友唱和, 这期间是他生平最快乐的时光;晚年贬谪期间随缘任运化解内心苦闷, 而黄庭坚唯独在叶县任上的诗作渗透着县尉小吏的疲惫与无奈。

“折腰”二字出现了八次, “折腰”成为黄庭坚劳苦的代名词。“折腰”的典故出自《晋书·陶潜传》。陶渊明, 名潜, 号五柳先生, 谥号靖节先生。陶渊明言:“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 拳拳事乡里小人邪。”这里“折腰”是卑躬屈膝官场生活的顺从, 对权贵的阿谀。陶渊明辞去刚上任八十几天的彭泽令之职, 归家过上隐居田园的自由生活。于是, 他在士人心目中蜕变为淡泊名利、追求精神自由的象征性符号。为了精神自由的驰骋, 毅然断绝尘世利禄, 潇洒淡定而果决。黄庭坚与陶渊明同样官小, 但“折腰”更确切是指黄庭坚身体的疲惫, 而这主要来源于政务繁琐与极度辛劳。如《戏答公益春思二首》其二云:“我为折腰吏, 王役政敦薄。文移乱似麻, 期会急如雹。”公函既多又催促处理迅速, 无疑加剧了劳累的强度。又如《将赴叶先寄明甫季常》:“简书驱我出, 冲雪冻两脚。莫行星辉辉, 晓起鸡喔喔。……平生白眼人, 今日折腰诺。”冰天雪地, 天寒脚冻, 夙兴夜寐, 辛劳异常。

如此操劳但黄庭坚不能如陶渊明一样做到不“折腰”, 因为黄庭坚客观的家庭重担逼迫他不能潇洒而退。正如《赠陈公益并序》中言:“我求一饭饱, 黄绶强折腰。取舍不由己, 悲哉马衔镳。”家境的不宽裕更加重了诗人心灵的负荷。黄母生了九个孩子, 五男四女。伯氏就是大临, 字符明;次子庭坚, 字鲁直;三子叔献, 字先民;四子叔达, 字知命, 幼子非熊, 字仲熊。不幸的是父亲黄庶死在康州任上, 此时黄庭坚十四岁, 非熊才四岁。陈师道《李夫人墓铭》中云:“子稚而贫矣。夫人以丧还葬豫章, 遣子就学。或劝以利, 夫人曰:‘自我家及儿父时, 未尝不贫, 何用利?”[6]面对承担养育年幼孩子的重责和困窘的生活, 黄母还是坚决让孩子读书, 不让其经商谋生计以缓解经济压力。十四岁的黄庭坚跟着舅父李常游学淮南, 既增加了学识, 又减轻了家庭负担。任叶县尉后, 家庭供养之责主要由母亲而转为他和兄长大临来承担。《还家呈伯氏》“私田苦薄王税多, 诸弟号寒诸妹瘦。”“扛囊粟麦七十钱, 五人兄弟二十口。”“斑衣奉亲伯与侬, 四方上下相依从。用舍由人不由己, 乃是伏辕驹犊耳。”兄长与自己不仅要侍奉母亲, 而且要处理弟妹婚嫁之事。《答李几仲书》云:“庭坚少孤窘于衣食, 又有弟妹婚嫁之事。” (《山谷集》卷十九) “诸妹欲归囊褚单, 值我薄宦多艰难。” (《伤歌行四首》其二) 供养家庭的沉重负担逼迫黄庭坚承受“折腰”之苦, 这无疑彰显了黄庭坚具有为亲人考虑的仁厚之心。正如《次韵戏答彦和》所言:“天于万物定贫我, 智效一官全为亲。”

中华民族以等级尊卑维系着封建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 以此而衍生出“官本位”的思想。官与禄似乎孪生兄弟而密不可分。然而, 黄庭坚却在叶县诗作中多次表白家庭的贫困而不得不入仕和为官后依然艰难的困境, 因此为官的工具性特征得以凸显, 但因以亲人生命基本能源汲取为驱动力, 这份亲情显得厚重而真实。社会道德规范与内心自觉要求超过了自我个体的荣辱。陶渊明洒脱“不折腰”, 以超旷之姿构筑了士人规避尘世的精神家园;黄庭坚“折腰”, 以敦厚仁孝之心力扛重任而舍己为家, 儒家人伦提升了其人格。

三、酒船鱼网归来是, 花落故溪深一篙

宋代士大夫多雅爱林泉之乐, 虽然是处仕宦之途, 但魂牵山林之间。他们不计较形骸的去留, 而侧重内心的通明无垢, 抱道自守。这样在实现为家国壮志的同时做到自我人格的净化。“外儒内圣”的模式成为宋代士大夫的共性特征。黄庭坚可以说是宋代知识分子隐伦代表。虽然在叶县时黄庭坚才二十几岁, 但其诗作中始终流淌一股崇尚自在逍遥的隐逸之气。首先, 黄庭坚表现在对渔夫逍遥自在的生活的倾慕, 叶县诗作屡有提及。实际上, “渔收亥日妻到市, 醉卧水痕船信风。” (《古渔夫》) “春鲔出潜留客鲙, 秋蕖遮岸和儿歌。” (《渔夫二首》其二) “酒船鱼网归来是, 花落故溪深一篙。” (《过平舆怀李子先时在并州》) 醉卧信风、春留客鲙、秋和儿歌、溪飘落花归舟, 寥寥几笔勾勒出渔夫诗意般逍遥生活, 从而折射出他们精神的快意舒心。黄庭坚的“渔夫”情结最根本的是淡泊名利, 追求一片与世无争、宁静自在的心灵净土。

其次, 黄庭坚叶县交友, 也欣赏山林泉林之志的人。黄庭坚在叶县交友范围, 虽然没有元佑馆阁时期结交士林精英知名度高, 但是他们都是志行高洁之士。黄庭坚特别欣赏的是有林泉之志的人, 有的是淡薄利禄而具有泉林之人的秉性;有的是现实生活中隐逸者。《送焦浚明》赞赏他“中怀坦夷眉宇静, 外慕淡薄天机深”。欣赏陈公益“心随出处乐, 性与寂寞超” (《赠陈公益并序》) , “性怀如佩环, 诗笔若陨雹”。“光尘贵和同, 玉石尚磊落”。 (《戏答公益春思二首》其一) 。“予尝有穷谷苍烟寂寞之约, 唯公益共之” (《赠陈公益并序》) , 二人志同道合竟然相约携手一同隐居。对现实生活已经隐居的人, 更是钦慕不已。《次韵戏答彦和》欣赏“江湖归去作闲人”的彦和。《山谷集·外集卷六》题目下注:“彦和年四十, 弃官杜门不出。”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云:“彦和姓胡名侃, 初名俟。新安人。登进士乙科, 尝仕为宰。后去官归隐。自号柳湖居士。”[7]

黄庭坚刚如仕途便对对泉林之志如此浓烈, 最直接原因是为宦的疲惫, 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的境界得以挣脱。在叶县诗作中往往采用艰辛的仕宦与故乡江南逍遥相对照模式。如《戏赠王晦之》“栖苴世上风波恶, 情知不似田园乐。”《春思》:“简书催秣马, 行路如徇铎……搔首念江南, 拿船趁鸂鶒。夷犹挥钓车, 清波举霜鲫。”《客自潭府来称明因寺僧作静照堂求予作》:“正苦穷年对尘土, 坐令合眼梦湖湘。”《冲雪宿新寨忽忽不乐》:“小吏有时须束带……江南长尽捎云竹, 归及春风斩钓竿。”回故乡江南也做一个自在的渔翁。魂飞梦绕的故乡成为心灵神往的净土, 的确与黄庭坚在故乡成长阶段经历有关。还没有出仕之前, 十七岁作的《清江吟》:“江鸥摇荡荻花秋, 八十渔翁百不忧。清晓采莲来荡桨, 夕阳收网更横舟。群儿学渔亦不恶, 老妻白头从此乐。全家醉着篷底眠, 舟在寒沙夜潮落。”从中“窥见一个于山林徜徉山水林泉, 陶醉于自然之趣的诗人形象”[8]。可以说黄庭坚叶县隐逸思想是少年故乡自由生活的倚重延续, 而入世后的艰难只能加剧对自由精神福地故乡的向往。通过构筑隐逸林泉的理想消解内心的苦闷, 超越尘世纷扰而寻求精神的皈依, 也印证实质上诗人淡化对事功的追求。

纵观黄庭坚任叶县尉诗作可见其内容丰富。初入仕途的黄庭坚没有像人生后期卷入党争漩涡的无奈, 也没有与苏轼为首的精英学子相识相知。处于文坛边缘的他在叶县的诗歌可以自由呈露真实的内心体悟, 注重道德人伦, 关注百姓、亲人和朋友。同时, 黄庭坚叶县诗歌洞照此阶段诗人内心仕与隐的纠结, 折射现实生存困境的无奈。从而在恬静的林泉之景中净化自我、超越自我。由生存处境正视隐逸情怀的执著, 折射了在恪守儒家道德伦理的同时实现了自我人格修养的升华。不过, 值得一提是黄庭坚在叶县有《赠清隐持正禅师》、《寄新茶与南禅师》, 但这里南禅师并不是临济宗黄龙派之祖慧南, 而是相识的僧友。黄庭坚在此时既没有与名僧广泛交往、切磋, 又初入仕途, 因此尽管与僧人有往来, 但禅学修为有限, 在叶县与佛禅相关的诗作中不太耀眼。儒佛道圆融统一是宋朝士人的普遍思想, 并以此为契机而建立了新儒学心性论体系。在叶县时黄庭坚诗作主要浸透儒家伦理道德与隐逸情怀互补中合理形成一种精神境界, 与黄庭坚中后期笃信佛教而创作诗歌呈现不同面目。叶县是黄庭坚仕途的起点, 却是他成就光辉人格的宝地。

参考文献

[1]莫砺锋.论黄庭坚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J].文学遗产, 1995 (3) :71.

[2]孔凡礼, 刘尚荣.黄庭坚诗词选[M].中华书局, 2006:18.

[3]杨庆存.黄庭坚与宋代文化[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2:65.

[4]潘伯鹰.黄庭坚诗选[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4.

[5]张承凤, 谢峰.从杜甫到黄庭坚诗歌的新变[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 2005 (4) :40.

[6][宋]陈师道.后山集[M].山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 1987.

[7]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34.

篇5：黄庭坚《清明》解读

关键词：以文为诗 以才学为诗 以议论为诗 黄庭坚《清明》

自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提出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①的批评以来，“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便作为宋诗的一个突出特点得到后世的公认。本文主要从这三个方面分析黄庭坚《清明》一诗。

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

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

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候。

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一.以文字为诗

“以文字为诗”，不仅指把散文的一些句法、章法引入诗中，也包含了对诗歌语言文字的锻炼。“以文字为诗”在黄庭坚的具体作品中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即在诗中加入散文句式、讲究语词的锻炼、注重诗律的拗峭。《清明》这首诗着重从语词锤炼方面进行解读。

在语词的锻炼上，黄庭坚作了很大的尝试。第一，表现在以散文中常见的字法入诗，如用虚字，用重字，用语助词等入诗，形成“以文字为诗”的特点。《清明》中“野田荒垄只生愁”的“只”是一个虚字，解释为“只有”，谓没有其它，只有“愁”乃全部之意。说明野田荒芜之处，埋葬着死者的墓地，周围只笼罩着愁思，令人凄寒。第二，更加突出地表现为对炼字的重视。方东树《昭昧詹言》评黄庭坚诗：“以事实典重饰其用意，加以造创奇警，语不惊人死不休，此山谷独有。”②诗句“佳节清明桃李笑”中的“笑”字用得十分巧妙，“笑”指盛开之意，把桃李拟人化，使之更具情态，诗中借“笑”字描绘了清明时节，万物生机勃勃的景象，与对句的野田荒垄仅有愁意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以才学为诗

宋之后的诗人们将自身的才学融入诗歌，用典故、学问和才情组成宋诗的另一个特点—以才学为诗。黄庭坚把宋人“以才学为诗”的作诗技巧发挥到了极致，具体说来，“以才学为诗”首先表现在诗中有丰富多彩的内容。《清明》这首诗描绘了两种景象：天地生机盎然和野田愁情笼罩。“桃李笑”“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向我们展示了清明时节，春雷万钧，万物惊醒，春雨绵绵，芳草萋萋，桃李盛开，宇宙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的图景。“荒垄只生愁”“满眼蓬蒿共一丘”写出了一眼望去，蓬蒿丛生，凄清冷寒的墓地之景。两种不同画面形成视觉上的强烈冲击，使诗具有充实的内容。其次，“以才学为诗”更突出地表现在诗歌的用事上。“人乞祭余骄妾妇”用的是《孟子》中的一个寓言，讲的是齐人在坟墓前乞求祭品充饥，反而在其妻妾面前夸耀有富人请他喝酒。“士甘焚死不公侯”用的是春秋时的一个典故，志士介子推不贪公侯富贵，宁可被火焚死也不下山做官。巧用两个典故，讲述了萎琐卑下，毫无人格尊严之人和弃高官厚碌，隐居山中誓死捍卫志向之人。不同人生价值观的两人又形成一种对比，自然引出尾联的议论。本诗仅一联用典，并不算多，宋人有句句用典，但典故切合“清明”又合乎主题，乃用典精切，不是为用典而用典，所以自然严谨。

三.以议论为诗

钱钟书在《谈艺录》“诗分唐宋”一篇中所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见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③由此可知，宋诗注重筋骨思理，多发议论，《清明》一诗也阐发了黄庭坚关于人生的思考和议论。诗人由清明的百花盛开想到荒原的逝者，想到人生的价值，并感叹虽然无论智愚高低，最后都是蓬蒿一丘。诗中通过乞祭余人和不公侯人引出“贤愚千载知谁是”的人生感慨，无论是高洁情操之人还是卑微低贱之人，其死后只留下一丘。人生的了悟，世间的空幻，这种消极的宿命感在诗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值得一提的是，诗人的这一思考与他的升沉际遇，屡遭贬谪的经历有着密切关系。

通过从“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这一特征对黄庭坚的《清明》进行解读，可以更好地理解诗人诗歌创作的艺术内涵和内在思想。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其诗歌创作非常值得后世揣摩与研究。

注 释

①严羽著郭绍虞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6页

②方东树《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236页

③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