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名帖（共5篇）
篇1：黄庭坚名帖
黄庭坚在书法上大胆创新，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中有不少经典之作流程了下来。
黄庭坚《教审帖》，纸本，27.1×43.1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教审帖》亦称《与立之承奉书》，行草，凡9行，81字。书于元祐三年(1088年)左右。钤有“缉熙殿宝”、“友古轩”等印记。《石渠宝笈初编》、《故宫书画录》等著录。《停云馆帖》、《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谷园摹古法帖》等收录。
释文：
庭堅頓首，辱教審侍奉萬福爲慰。承讀書綠陰，頗得閑樂，甚善甚善。欲爲索兒錄數十篇妙曲作樂，尚未就爾。所送紙太高，但可書大字，若欲小行書，須得矮紙乃佳。適有賓客，奉答草率。庭堅頓首。立之承奉足下。
篇2：黄庭坚名帖
释文：
婴香，角沉三两末之，丁香四钱末之，龙脑七钱别研，麝香三钱别研，治弓甲香壹钱末之，右都研匀。入牙消半两，再研匀。入炼蜜六两，和匀。荫一月取出，丸作鸡头大。略记得如此，候检得册子，或不同，别录去。
黄庭坚跋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后世称他黄山谷，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书法家。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为宰相，实行新法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猛烈反对。后来新旧两党斗争愈演愈烈，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在这场斗争中，黄庭坚站在旧党一边，他虽然没有积极参加这场斗争，但他的一生一直卷在斗争的旋涡里。
黄庭坚出于苏轼门下，与张来、秦观、晁补之并称为“苏门四学士”,后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他最重要的成就是诗。诗论标榜杜甫，但是强调读书查据，以故为新，“无一字无来处”和“脱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论。他在宋代影响颇大，开创了江西诗派。他又能词，兼擅行、草书。
书法初以周越为师，后取法颜真卿及怀素，受杨凝式影响，尤得力于《痊鹳铭》，笔法以侧险取势，纵横奇倔，字体开张，笔法瘦劲，自成风格，为“宋四家”之一。《宋史·文苑传》称他：“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他自己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他著名的书迹有《松风阁诗》、《黄州寒食诗跋》、《花气熏人帖》、《虹县诗》等。
宋代书坛之“乱”，给黄庭坚提供了一个展示创新的平台。两派之争，即以李建中、蔡襄为代表的传统派和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创新派，让年轻气盛的黄庭坚敏感而坚定不移地站在了后者的立场上，尚意抒情，独辟蹊径，并终身为之奋斗，同苏轼一道开辟了“书坛乱象”中的金光大道。
黄庭坚与苏轼的书法“心有灵犀一点通”，有尚意之为，有仙灵之妙。其书法个性却因人生之迥而异。苏轼的.书法体现了无为而治、大淡无味的老庄思想，而黄庭坚是“菩提坊里病维摩”，对佛教禅宗有着精深的造诣，所以其书法深得佛家三昧，处处弥漫着见性成佛的禅意。清朝书画家笪重光说：“涪翁精于禅说，发为笔墨，如散僧入圣，无裘马轻肥气，视海岳眉山别立风格。”
黄庭坚书法的骇俗之处，主要表现在“乱花飞舞不离其树”，纵敛有度，散中寓整;还有大动飞跃之中的靖安之气。换一种说法，他书法的恰似“点源的辐射”，重心稳当，肢体夸张，自由度很高，一反晋、唐流行的方方正正、四面停匀的传统。这种“背叛”传统的锐气远在苏轼之上，真所谓“拆肉还母、拆骨还父，呵佛骂祖，面目非故”。
骨瘦形散，宛若袈裟加身的清癯老僧，开步行走，合法合度，又在法度之外。因此读黄庭坚的书法，时时听见寺钟宏响和山涛的起伏，禅意之美跃然纸上，直抵心胸。
篇3：黄庭坚儒释道思想的融合
收录日期:2012年11月15日
黄庭坚, 字鲁直, 号山谷道人, 晚年号涪翁, 又称豫章黄先生, 黄文节公。洪州分宁 (今江西修水) 人, 生于宋仁宗庆历五年 (公元1045年) , 卒于宋徽宗崇宁四年 (公元1105年) 。他是北宋著名诗人、词人、书法家, 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黄庭坚与杜甫、陈师道、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之称。宋英宗治平四年 (公元1067年) 黄庭坚进士及第, 历任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他出于苏轼门下, 并与苏轼齐名, 世称“苏黄”, 在书法艺术方面, 黄庭坚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 而在诗歌方面黄庭坚与秦观、晁补之、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黄庭坚61年的人生历程, 基本上是在清寒、贬谪、流离、奔波中度过的, 一直到晚年在政治上仍然被忽视。
艺术家面对郁郁不得志的外在环境时, 往往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精神支撑, 佛禅和老庄的一些思想理论被很多不得志的艺术家所推崇, 甚至会遁入空门, 潜心研究, 寻求心理上的慰藉。黄庭坚也不例外, 他不断潜心研究, 进而从中寻求消除人生苦痛的良药, 形成一种圆融的人生态度。通过参禅明心, 去除我执, 认识到真正的心性是不会受到外界的污染所改变的, 如雪“皎皎不受尘泥涴”, 又如月“黄流不解涴明月”, 如金石在激流里不被动摇, 如翠竹于枯荣中不受影响, 形成了一组富有特色的意象群。黄庭坚认为, 古人的隐居山野并非为了山川之美与不交世事, 而是为了追求心性的完善与高尚的心灵境界。归隐并非得道, 而入世也未必不能解脱, 关键是在心灵是否执著。在《答王子厚书》中曾说:“古之人不从流俗之波, 自放于深山穷谷, 非为山川之美与不交世事无忧患而已。盖欲深明己事, 开百圣而不愧, 质鬼神而无疑, 故于彼有所不愿耳。”
《逍遥游》是庄子哲学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是摆脱一切束缚的绝对自由。黄庭坚把庄子的物化思想与佛教的般若空观结合起来, 把“逍遥”理解为无累于物, 超尘拔俗, 与道合一, 心不执著的般若境界。如果实现了精神上的自由, 人就不会为外物所累, 为外境所动。黄庭坚用庄子“朝三暮四”典故, 说明人随外境变化而为之起伏的心态。如:“朝四与暮三, 适为狙公玩。臭腐暂神奇, 暗噫即飘散”;“狙公七芧富贵天, 喜四怒三俱可怜”, 等等。黄庭坚认为外物、外境的变化不过就像狙公赋芋, 朝三暮四, 情境虽异, 实质相同。所以, 面对外境时要不瞋不喜, 无取无舍, 荣枯随时。这是庄子的“安时处顺”, 也是佛教的“以心转物”, 黄庭坚为佛庄二家在这里找到了契合点。
黄庭坚对佛家心的本质、修心的方法看得很透彻, 文人如果能够借鉴佛教修心的方法, 那么就更容易体悟圣贤之心。在《跋双林心王铭》中, 黄庭坚指出, 学人如果能从《心王铭》中领悟心的本质, 并且从此心来读《论语》, 那么就“如啖炙, 自己味矣”。在《与胡少汲书》中, 他也说:“聪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 渠开卷论说, 便穿得诸儒鼻孔。若于义理得宗趣, 却观旧所读书, 境界廓然, 六通四辟, 极少心力也。”充分肯定了佛禅在修心方法上的作用。
黄庭坚反对传统汉学那种章句训诂之学, 而希望文人在学习的基础上能够反诸己身, 自觉地以自身心灵去体悟圣人之心, 来提高道德修养。他经常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表明自己的观点, 往往涉及道德问题, 认为“怀道鉴以对万物而不惑”, 学习道术的目的在于树立一种标准来把握人生方向, 闻道是为了“养心”, 用来涵养自己的道德修养, 践履忠孝之道。
“忍、默、平、直”也是黄庭坚一生的处世之道, 在北宋严峻的政治形势下进行自我调整并渐渐成熟起来的人生态度。这实际上结合了儒、庄、佛的思想内涵。黄庭坚由于孝养母亲、养活家庭等现实问题不可能不入世, 而且初期黄庭坚还抱着相当积极的态度来入世, 在几任官职上, 他综合了儒家仁政思想、佛家慈悲教旨与道家无为而治的观念形成了勤政爱民、恪尽职守、誓作砥柱的入世态度为立身之本。但是, 自从经历了新旧党争的政治风波, 不但打消了他的入世理想, 更让他有一种不安全感, 所以庄子全身避祸的思想开始进入黄庭坚的思想领域。再加上黄庭坚本身就喜欢自由闲远的生活, 时时向往着江湖归去, 所以他积极入世的理想蜕变成了一种与世周旋的态度, 在不触犯道义、气节的情况下, 他还是和光同尘的。这时“忍、默、平”, 对外就成了他与世浮沉、“不犯世故之锋”的全身手段, 而对内则是他消解内心矛盾、保持平和心态的秘方。佛教有忍辱波罗蜜, “无可简择”是指以对境时无好恶之心。这些都给黄庭坚处理内心不平之气提供了理论依据。佛禅的“平常心是道”、“真俗不二”、“烦恼即菩提”等思想也给他安于现实并在生活中培养超然的心态提供了精神资源。不过, 虽然外在的际遇可作随缘看待, 灵活处理, 但作为一位甘当砥柱、以金石不移、青松立节自比的儒士, 黄庭坚内心里是时时抱持着“道义”、“气节”等大的是非原则的, 这些是不可动摇的。
儒释道三教互融的结果, 使黄庭坚的思想更加圆融, 处世态度也更加自在。随着佛教大乘精神与“不二”思想的熏习, 他对出世和入世不再执着, 而是注重在日常生活中体会超脱的精神境界。由于佛、道思想的影响, 他更强调知行合一, 着重从净化内心、明见心性的角度去体悟圣贤之心, 而不仅仅是做一个拘泥于礼节的循吏。佛道思想的渗入, 还使他在入世时保持了清醒与超然的姿态。审时度势, 安时处顺, 以时势的沉浮作为自己进退的前提, 是谓:“君子藏器, 待时盘桓。于不中也, 反身自观。”在建功立业时不执著于功名———“成功万年, 付之面墙”;身处逆境时, 也反身自观, 去除烦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佛禅在心性修养理论与修持方法上的完备, 黄庭坚更多的是用禅宗的观照方法来达到一种无我的状态, 斩断对自我的执著, “无死地以受众人之弹射”, 从根本上对治烦恼痛苦, 从而获得一种自由超脱的精神境界。
黄庭坚认为儒、佛二教的现实教化功能是不同的, 六经是“政治之成法”, 用以治世, 而佛教是治心法, 可以成为王者之治的有益补充:“然天下之善人少, 不善人常多。王者之刑赏以治其外, 佛者之祸福以治其内, 则于世教岂小补哉!”意思是讲, 国家的刑罚奖赏用以约束人的外在行为, 而佛教的因果之论———祸福, 可以让民众内心策动自律, 让他们止恶向善。所以, 黄庭坚认为王者以刑赏法律治理社会, 佛教以因果祸福之道理来教化人心, 儒释互补、内外兼治, 就可以天下太平。
黄庭坚一生践履仁爱孝悌的儒家伦理道德, 同时倾慕庄子超越名利、保全天真的逍遥之思, 后又入佛门, 参禅多年, 终于在谪官黔州的路中打破疑情, 心中廓然。他统合儒释道三家, 形成自洽的思想体系, 形成了“超世而不避世”的人生态度, 构建了“俗里光尘合, 胸中泾渭分”的独特人格, 在入世时以天下为己任, 为地方官则仁政为民, 忧民疾苦;为史官则秉笔直书, 为后世留纲鉴;在卷入党争、两遭贬谪时, 则随缘自适, 心意平和。身处浊世却自保气节, 屡遭挫折而心地泰然, 贫无立锥仍禅悦充满。严格来说, 黄庭坚不是一个哲学家, 并未提出新的哲学观点或者构建一个思想体系, 但是他以自身的思考和体验, 以所行证所思, 实践了自己构建的道德标准。
参考文献
[1]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别集》卷十二.
[2]黄庭坚.《山谷外集诗注》卷五, 《见子瞻粲字韵诗和答三人四返不困而愈崛奇辄次韵寄彭门三首》.
篇4：古书夹藏的名帖
说到名帖，那本是古人官场拜谒时所持的名片。今人流行在名片的名字顶头挂满一串一串的头衔。古人的名帖不一样，多是依照亲笔楷书姓名雕成木版印在红纸片上，名声越大越简洁，往往仅有两三个大字而已。有时名帖又被古怪地称为名刺，则是因为更加古老的通名之物原是直接手写衔名于其上的竹签，切削如圭而细尖类刺，所以才有名刺之谓。自从东汉纸张发明后，竹签渐被淘汰。但是名刺这个旧称依然相沿，与名帖通用，一直延续到明代和清代。
这两张清代名帖乃是笔者当年从所买几部古人旧书中发现的意外之喜。其中大张名帖被夹藏在清乾隆刻本《昭明文选集评》中，品红色竹纸，长19.2厘米，宽9.5厘米，正面木版印刷楷书姓名“程和”，背面左下角印有小字“寓大吴桥东陆进士第”。小张名帖被夹藏在清道光刻本《苏诗纪评》中，大红色竹纸，长17 厘米，宽7.8厘米，正面木版印刷楷书姓名“方锡麟”，左旁手写小字“恭速”，表示投呈名帖的客人恭候主人及早接见。最有意思的便是这张方氏名帖，事后公然被接受名帖的主人当作身边现成的便签，挥笔在其背面记下如此一段备忘录：“娄卅七保二区十九图李字圩九十三号中田，贰亩四分六厘四毛、贰亩四分六厘三毛，正租五石五斗，佃蒋如松。”想是怕风吹飞了，写完后又顺手夹进正在翻阅的《苏诗纪评》中。名帖于是有幸附书而传世，随缘流转到笔者手上。
考证史籍，清代曾在松江府辖地分割华亭增置娄县，县下如明制编保。方氏名帖背面所记的娄卅七保之李字圩大致应在松江府西北今昆山市娄江一带。根据记录推算，农民蒋如松佃得水田两块，合计不足五亩，约定须交租谷五石五斗，则平均每亩年租超过一石一斗。此笔清代社会的原始地租史料令我意外所得之古人名帖再添更意外的价值。
篇5：黄庭坚叶县诗意蕴探微
一、不念赤子, 今我何怙
北宋有识之士欧阳修、范仲淹等在尊韩孟的基础上复兴儒学, 彻底根除在五代之时顿入功名利禄追求而名节不顾的境况, 让儒学回归健康正常的轨道, 重塑士人的高尚杰出的人格。经世致用的思潮加强了宋代作家的责任感和历史感, 回避社会矛盾的创作倾向得以改变, 文风与政治相切合而不疏离。在保存文学独特审美特质的前提下让它成为政治服务的支撑, 因此重视社会现实的批评性得以强化, 黄庭坚关注百姓的诗作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黄庭坚关于民生疾苦的诗篇主要集中在为叶县尉和吉州太和县令时创作的。莫砺峰言早期“作品的数量还是反映现实的深度, 黄诗都毫不逊色于王安石、苏轼”[1]。黄庭坚任叶县尉时以地方官吏的身份主动关怀百姓。《虎号南山》作于熙宁元年赴叶县尉的之前。在诗原题下注:“民怨吏也”。“相彼暴政, 几何不虎……伊彼大吏, 易我鳏寡。矧彼小吏, 取桎梏以舞”。诗人承袭孔子“苛政猛于虎” (《礼记·檀弓下》) 的传统论点为始, 批判了苛政实施者的官吏、君王, 道出了统治者应该具有体恤百姓的仁心。
又如熙宁元年秋冬之季, 河朔地区发生地震, 幸存者纷纷逃往河南。《宋史》卷十四《神宗实录》记载熙宁元年“ (七月) 壬午, 以恩、冀河决, 赐水死家缗钱及下户粟。甲申, 京师地震。乙酉, 又震, 大雨。辛卯, 以河朔地大震, 命沿边安抚司及雄州刺史候辽人动息以闻。赐压死者缗钱。京师地再震”。“ (八月) 壬寅, 诏京东、西路存恤河北流民”。熙宁二年 (1068) 春, 在叶县的黄庭坚目睹乱离之景, 创作了实录性质的《流民叹》。《山谷外集诗注卷第一》云:“此诗言河北灾伤, 流民至襄、叶间, 可见在叶县作。”诗作首先展现了强烈地震及洪水带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迩来后土中夜震, 有似巨鳌复戴三山游。倾墙摧栋压老弱, 冤声未定随洪流”。“稍闻澶渊渡河日数万, 河北不知虚几州。累累襁负襄叶间, 问舍无所耕无牛。初来犹自得旷土, 嗟尔后至将何怙”。死者已矣, 但人数众多的逃难者也不容易安置而活命。其次在此诗中渗透着他对这次天灾的思考。强调朝廷一方面杜绝“市上三言或成虎”的流言, 驳斥灾祸无法预测而听之任之的论调。另一方面用扁鹊给齐桓侯治病的故事强调朝廷要防患于未然, “桓侯之疾初无证, 扁鹊入秦始治病”。最后指出朝廷应该集中群众的智慧, 开拓思路, 找到救灾济民的好方法。可以说此诗“是一首思想性、艺术性很强的大胆干预现实的叙事诗。在作者的诗集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
黄庭坚任叶县尉期间, 正逢王安石变法推行。熙宁二年国家颁布农田水利法, 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 建立堤坊, 修筑圩埠, 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同时对修水利有成绩的官吏, 按功绩大小给予升官奖励。熙宁四年 (1071) 春, 黄庭坚与僚友一起去马鞍山推行这一政策。诗人创作《按田并序》, 在序中云:“近者朝言多在民事, 欲化西北之麦陇, 皆为东南之稻田……夫土性者, 自先王所不能齐, 而一切不问, 薅夫故苗, 灌为新田, 茫茫水陂, 丘垄平尽。其君子威以法刑, 其小人毒以鞭朴。有举斯有功, 有功斯有赏……夺民之故习而强以所未尝, 其利安在?兴利者受实赏, 有田者受实弊;郡县行空文, 朝廷妆虚名;名为利民, 其实害之。议者谓之有意于民乎?吾不知也。以为有功于民乎?今既若是矣。”农田水利法忽略地域气候水利等差异, 统一设置麦田改稻田的单一框架, 最终损害百姓利益。诗中以百姓戏谑口吻道出百姓对改麦为稻作法的否定:“掉头笑应侬, 吾麦自不恶。麦苗不为稻, 诚恐非民瘼。不知肉食者, 何必苦改作。”可见, “叶县任上, 黄庭坚创作的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数量不多, 但他展示了诗人早期创作和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 说明黄庭坚早期创作保持了‘唯歌生民病’的优秀传统, 说明他十分重视诗歌的讽喻性和社会功能”[3]。
可以说黄庭坚早期关注民生的诗篇明显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 不是一味地附和官方主流意识, 而敢于斥责朝廷政策失误或不足, 或提出合理建议, 因此具有鲜明的自我主体意识, 其根本立足点是以百姓的祸福为核心的。刚入仕途的黄庭坚位卑名小, 与党争绝缘, 因此黄庭坚的“一切见解和努力的方向都是独立的”, “正由于他出自士大夫阶级, 他有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也正由于他在政治上不入于党派之中, 他能客观地正确地批判当时政局得失”[4]。
关注民生也受到父亲黄庶的深刻影响。黄庶, 字亚夫 (或作亚父) , 有《伐檀集》名世。黄庭坚十四岁时父亲才去世, 黄庶儒家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也影响了他。黄庶《伐檀集·自序》中言:“心之所存。可以效于君, 可以补于国, 可以资于民者, 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见。”虽然充溢着因壮志高远与未酬形成巨大落差而催生的悲哀, 但是拳拳的赤诚效忠国家之心日月可鉴。另外, 黄庭坚受到杜甫的影响, 杜甫是黄庭坚尤为尊崇的人之一。黄庭坚早年对《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之诗》云:“老杜文章擅一家, 国风纯正不攲斜。……千古是非存史笔, 百年忠义寄江花。”高度赞扬杜甫秉承“国风”关注百姓疾苦的传统, 以“致君尧舜”推行仁政, 而不盲目效忠一人一姓。“杜甫坚守忠贞之志, 关怀民生疾苦, 指责统治者昏庸……都给黄庭坚以滋养。……黄庭坚在叶县的四年, 正值新法实施初期, 社会现实在其诗中有所反映”[5]。
二、诸妹欲归囊褚单, 值我薄宦多艰难
纵观黄庭坚波诡云谲的宦海生涯, 北京教授之职契合他卓越的文学才能, 但位卑而相对冷寂;知太和县令和监德平镇流露民苦为官羞愧和新法不满;汴京入馆, 朝廷任职的优越、与志同道合师友唱和, 这期间是他生平最快乐的时光;晚年贬谪期间随缘任运化解内心苦闷, 而黄庭坚唯独在叶县任上的诗作渗透着县尉小吏的疲惫与无奈。
“折腰”二字出现了八次, “折腰”成为黄庭坚劳苦的代名词。“折腰”的典故出自《晋书·陶潜传》。陶渊明, 名潜, 号五柳先生, 谥号靖节先生。陶渊明言:“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 拳拳事乡里小人邪。”这里“折腰”是卑躬屈膝官场生活的顺从, 对权贵的阿谀。陶渊明辞去刚上任八十几天的彭泽令之职, 归家过上隐居田园的自由生活。于是, 他在士人心目中蜕变为淡泊名利、追求精神自由的象征性符号。为了精神自由的驰骋, 毅然断绝尘世利禄, 潇洒淡定而果决。黄庭坚与陶渊明同样官小, 但“折腰”更确切是指黄庭坚身体的疲惫, 而这主要来源于政务繁琐与极度辛劳。如《戏答公益春思二首》其二云:“我为折腰吏, 王役政敦薄。文移乱似麻, 期会急如雹。”公函既多又催促处理迅速, 无疑加剧了劳累的强度。又如《将赴叶先寄明甫季常》:“简书驱我出, 冲雪冻两脚。莫行星辉辉, 晓起鸡喔喔。……平生白眼人, 今日折腰诺。”冰天雪地, 天寒脚冻, 夙兴夜寐, 辛劳异常。
如此操劳但黄庭坚不能如陶渊明一样做到不“折腰”, 因为黄庭坚客观的家庭重担逼迫他不能潇洒而退。正如《赠陈公益并序》中言:“我求一饭饱, 黄绶强折腰。取舍不由己, 悲哉马衔镳。”家境的不宽裕更加重了诗人心灵的负荷。黄母生了九个孩子, 五男四女。伯氏就是大临, 字符明;次子庭坚, 字鲁直;三子叔献, 字先民;四子叔达, 字知命, 幼子非熊, 字仲熊。不幸的是父亲黄庶死在康州任上, 此时黄庭坚十四岁, 非熊才四岁。陈师道《李夫人墓铭》中云:“子稚而贫矣。夫人以丧还葬豫章, 遣子就学。或劝以利, 夫人曰:‘自我家及儿父时, 未尝不贫, 何用利?”[6]面对承担养育年幼孩子的重责和困窘的生活, 黄母还是坚决让孩子读书, 不让其经商谋生计以缓解经济压力。十四岁的黄庭坚跟着舅父李常游学淮南, 既增加了学识, 又减轻了家庭负担。任叶县尉后, 家庭供养之责主要由母亲而转为他和兄长大临来承担。《还家呈伯氏》“私田苦薄王税多, 诸弟号寒诸妹瘦。”“扛囊粟麦七十钱, 五人兄弟二十口。”“斑衣奉亲伯与侬, 四方上下相依从。用舍由人不由己, 乃是伏辕驹犊耳。”兄长与自己不仅要侍奉母亲, 而且要处理弟妹婚嫁之事。《答李几仲书》云:“庭坚少孤窘于衣食, 又有弟妹婚嫁之事。” (《山谷集》卷十九) “诸妹欲归囊褚单, 值我薄宦多艰难。” (《伤歌行四首》其二) 供养家庭的沉重负担逼迫黄庭坚承受“折腰”之苦, 这无疑彰显了黄庭坚具有为亲人考虑的仁厚之心。正如《次韵戏答彦和》所言:“天于万物定贫我, 智效一官全为亲。”
中华民族以等级尊卑维系着封建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 以此而衍生出“官本位”的思想。官与禄似乎孪生兄弟而密不可分。然而, 黄庭坚却在叶县诗作中多次表白家庭的贫困而不得不入仕和为官后依然艰难的困境, 因此为官的工具性特征得以凸显, 但因以亲人生命基本能源汲取为驱动力, 这份亲情显得厚重而真实。社会道德规范与内心自觉要求超过了自我个体的荣辱。陶渊明洒脱“不折腰”, 以超旷之姿构筑了士人规避尘世的精神家园;黄庭坚“折腰”, 以敦厚仁孝之心力扛重任而舍己为家, 儒家人伦提升了其人格。
三、酒船鱼网归来是, 花落故溪深一篙
宋代士大夫多雅爱林泉之乐, 虽然是处仕宦之途, 但魂牵山林之间。他们不计较形骸的去留, 而侧重内心的通明无垢, 抱道自守。这样在实现为家国壮志的同时做到自我人格的净化。“外儒内圣”的模式成为宋代士大夫的共性特征。黄庭坚可以说是宋代知识分子隐伦代表。虽然在叶县时黄庭坚才二十几岁, 但其诗作中始终流淌一股崇尚自在逍遥的隐逸之气。首先, 黄庭坚表现在对渔夫逍遥自在的生活的倾慕, 叶县诗作屡有提及。实际上, “渔收亥日妻到市, 醉卧水痕船信风。” (《古渔夫》) “春鲔出潜留客鲙, 秋蕖遮岸和儿歌。” (《渔夫二首》其二) “酒船鱼网归来是, 花落故溪深一篙。” (《过平舆怀李子先时在并州》) 醉卧信风、春留客鲙、秋和儿歌、溪飘落花归舟, 寥寥几笔勾勒出渔夫诗意般逍遥生活, 从而折射出他们精神的快意舒心。黄庭坚的“渔夫”情结最根本的是淡泊名利, 追求一片与世无争、宁静自在的心灵净土。
其次, 黄庭坚叶县交友, 也欣赏山林泉林之志的人。黄庭坚在叶县交友范围, 虽然没有元佑馆阁时期结交士林精英知名度高, 但是他们都是志行高洁之士。黄庭坚特别欣赏的是有林泉之志的人, 有的是淡薄利禄而具有泉林之人的秉性;有的是现实生活中隐逸者。《送焦浚明》赞赏他“中怀坦夷眉宇静, 外慕淡薄天机深”。欣赏陈公益“心随出处乐, 性与寂寞超” (《赠陈公益并序》) , “性怀如佩环, 诗笔若陨雹”。“光尘贵和同, 玉石尚磊落”。 (《戏答公益春思二首》其一) 。“予尝有穷谷苍烟寂寞之约, 唯公益共之” (《赠陈公益并序》) , 二人志同道合竟然相约携手一同隐居。对现实生活已经隐居的人, 更是钦慕不已。《次韵戏答彦和》欣赏“江湖归去作闲人”的彦和。《山谷集·外集卷六》题目下注:“彦和年四十, 弃官杜门不出。”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云:“彦和姓胡名侃, 初名俟。新安人。登进士乙科, 尝仕为宰。后去官归隐。自号柳湖居士。”[7]
黄庭坚刚如仕途便对对泉林之志如此浓烈, 最直接原因是为宦的疲惫, 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的境界得以挣脱。在叶县诗作中往往采用艰辛的仕宦与故乡江南逍遥相对照模式。如《戏赠王晦之》“栖苴世上风波恶, 情知不似田园乐。”《春思》:“简书催秣马, 行路如徇铎……搔首念江南, 拿船趁鸂鶒。夷犹挥钓车, 清波举霜鲫。”《客自潭府来称明因寺僧作静照堂求予作》:“正苦穷年对尘土, 坐令合眼梦湖湘。”《冲雪宿新寨忽忽不乐》:“小吏有时须束带……江南长尽捎云竹, 归及春风斩钓竿。”回故乡江南也做一个自在的渔翁。魂飞梦绕的故乡成为心灵神往的净土, 的确与黄庭坚在故乡成长阶段经历有关。还没有出仕之前, 十七岁作的《清江吟》:“江鸥摇荡荻花秋, 八十渔翁百不忧。清晓采莲来荡桨, 夕阳收网更横舟。群儿学渔亦不恶, 老妻白头从此乐。全家醉着篷底眠, 舟在寒沙夜潮落。”从中“窥见一个于山林徜徉山水林泉, 陶醉于自然之趣的诗人形象”[8]。可以说黄庭坚叶县隐逸思想是少年故乡自由生活的倚重延续, 而入世后的艰难只能加剧对自由精神福地故乡的向往。通过构筑隐逸林泉的理想消解内心的苦闷, 超越尘世纷扰而寻求精神的皈依, 也印证实质上诗人淡化对事功的追求。
纵观黄庭坚任叶县尉诗作可见其内容丰富。初入仕途的黄庭坚没有像人生后期卷入党争漩涡的无奈, 也没有与苏轼为首的精英学子相识相知。处于文坛边缘的他在叶县的诗歌可以自由呈露真实的内心体悟, 注重道德人伦, 关注百姓、亲人和朋友。同时, 黄庭坚叶县诗歌洞照此阶段诗人内心仕与隐的纠结, 折射现实生存困境的无奈。从而在恬静的林泉之景中净化自我、超越自我。由生存处境正视隐逸情怀的执著, 折射了在恪守儒家道德伦理的同时实现了自我人格修养的升华。不过, 值得一提是黄庭坚在叶县有《赠清隐持正禅师》、《寄新茶与南禅师》, 但这里南禅师并不是临济宗黄龙派之祖慧南, 而是相识的僧友。黄庭坚在此时既没有与名僧广泛交往、切磋, 又初入仕途, 因此尽管与僧人有往来, 但禅学修为有限, 在叶县与佛禅相关的诗作中不太耀眼。儒佛道圆融统一是宋朝士人的普遍思想, 并以此为契机而建立了新儒学心性论体系。在叶县时黄庭坚诗作主要浸透儒家伦理道德与隐逸情怀互补中合理形成一种精神境界, 与黄庭坚中后期笃信佛教而创作诗歌呈现不同面目。叶县是黄庭坚仕途的起点, 却是他成就光辉人格的宝地。
参考文献
[1]莫砺锋.论黄庭坚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J].文学遗产, 1995 (3) :71.
[2]孔凡礼, 刘尚荣.黄庭坚诗词选[M].中华书局, 2006:18.
[3]杨庆存.黄庭坚与宋代文化[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2:65.
[4]潘伯鹰.黄庭坚诗选[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4.
[5]张承凤, 谢峰.从杜甫到黄庭坚诗歌的新变[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 2005 (4) :40.
[6][宋]陈师道.后山集[M].山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 1987.
[7]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