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挣扎中飞翔优秀范文

2024-04-30

在挣扎中飞翔优秀范文(精选6篇)

篇1:在挣扎中飞翔优秀范文

在挣扎中飞翔800字作文

在美丽的背后,你可曾想到疼痛的折磨;在光彩的背后,你可曾了解付出的的艰辛;在成就的背后,你又可曾经历失败的苦痛……

大家都在一遍一遍听着“蜗牛爬葡萄树”、“龟兔赛跑”的故事。又有谁能了解蜗牛那一遍又一遍,爬上去,掉下来的苦痛,但它还是坚强地与失败抗争,与磨难打拼,我想信它是能够吃到那“高高在上”的葡萄的。再大的困难,也害怕坚定的毅力。我们要学会挣扎,只有挣扎,才能飞翔。破茧而出的那一刻,才是最美丽的。

生活中有太多的事例来说明挣扎的力量是无穷的。

看,那蓝天中的自由自在、展翅飞翔的鸟儿,它是那样的自豪,那样的无忧无虑。而当初的它,也是经历了一次次的挫折呀。当初的它羽翼未满,却向往蓝天白云,一次次地飞起、落下,飞起、落下,身体的疼痛并没有阻止得了它对蓝天的向往。它挣扎着,努力着,一遍又一遍地,它增强了体质,结实了翅膀,获取了飞行的.力量,于是它便翱翔于蓝天白云之间。是千般辛苦,为它展现了自由飞翔的美丽。我们要在挣扎中飞翔。

瞧,百花丛中,那一只只舞姿动人,翩翩起舞的蝴蝶,如同百花的守护仙子般可爱。然而你可曾想起,当初的它只是一只又丑又小的青虫。它们在破茧而出之前,在茧中剧烈地折腾着,挣扎着,它们在挣扎的过程中积蓄能量,待到破茧而出时,尽情绽放着自己美丽动人的舞姿。我们要在挣扎中飞翔。

你可能曾看到,运动场上,那一次次跌倒,一次次爬起的运动健将。你可曾看到,那成功与失败的台前幕后,那挫折与打拼的辛苦挣扎,那绚烂舞姿背后的泪水。那彩虹前暴风雨的袭击。

一切的美好,都需要在不断“挣扎”中表现出来。只有“挣扎”才能使我们积蓄力量,增强体质,结实我们的臂膀,赢得飞翔的力量。

是啊,人生的过程就是应该不断的打拼,张扬自己;不断地“挣扎”,挖掘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在“挣扎”中领悟飞翔的真谛,才能使自己步入更辉煌的明天。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首青春之歌吧!在挣扎中飞翔!

篇2:在挣扎中飞翔优秀范文

小时候抬起头看到天空中那自由飞翔的鸟,我的内心充满了对飞的渴望,总是想像如果自己是一只小小鸟该有多好,可我知道自己不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无论怎样都飞不了。这只能成为我的幻想罢了!

我不曾知道,飞需要一种巨大的勇气,需要像老鹰一样勇敢坚强,需要有与命运搏斗的精神,因为如果承受不住命运的考验,那么有可能会摔死,我那时更不知道鸟儿没有翅膀是飞不起来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的长大了。我开始逐渐的明白了,我也需要像鸟儿一样开始学着“飞翔”了。是啊,从我上学的那一天起,我就开始学着“飞翔”了,可我发现我好长时间都“飞不起来”,觉得“飞起来”是那么的难,哪有我小时候所想的`那么简单,看到鸟儿自由自在的飞翔于天空羡慕它。我哪知道它为了实现飞的梦想,经受着命运对它的残酷的考验;哪知道它所遭受的痛苦和磨练。我也不会体会到“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这句话的含义。

我在父母的帮助下和自己的努力下天天都试着去“飞”。终于,我开始慢慢的“飞”起来了,我的努力有了回报,这时,我才慢慢开始明白了一些道理:想“飞”起来,想一下子就“飞”到很高是不可能的,它需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和意志的磨练。我从“飞”起来的那一刻起,我尽自己最大的力去“飞”,有一段时间我“飞”的比较低,有一段时间“飞”的高一点,可我最终还是呈一条直线在平稳的飞翔直到现在为止。

也许是因为在“飞翔”的过程中,我没有太多的挣扎,对困难和挫折逃避自己;也许已经满足于这种结果了吧!也许我可能会飞的更高,有一天总会超越我现在的水平;但为了这,我所付出的肯定很多很多。

如果我现在突然停下了“飞翔”,不仅我前面所做的努力都会白费,说不定我以后真的再也“飞”不起来了。因为我曾经想放弃过,但我真的不想放弃,我不能就这么放弃,“飞”了那么多年,而如今说要放弃,那么我的人生将会是一片空白吧!

在不断的“飞翔”过程中,我一直在平稳的“飞翔”,有时候我都感到很烦,可是烦没有用啊!只能重新调整一下自己,好好反省一下,看看自己的人生道路需要怎样走。我想无论是我选择怎样的“飞翔”方式,我必须在挣扎中“飞翔”,这样才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篇3:生命在凋零中挣扎

她的丈夫温文英俊, 她的年幼的小女儿乖巧可爱, 她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小家庭。

她知道自己患的是肺癌晚期。疾病确诊伊始便住进了我们科室。

初次见她, 文文静静, 没有一般患者得知疾病真相后的愤怒、生气, 甚至在她脸上也看不见一丝悲戚、绝望的神情。她会按规定配合完成一次次的治疗。不过, 她会对医生给她制定的医疗方案提出疑义, 并会对医生施予她的治疗药物选择性使用。她以她的学识牢记“是药三分毒”, 以她职业的敏感质疑着医生用药的操守。她以她自己的聪明、见识固执地否定着一些医生给予她的能够保护她可能为化疗药物损害的脏器及辅助性治疗并发症状的治疗措施。她以她的方式在寻求医生的帮助的同时又努力保护着自己的身体。

另外, 她不大理人。她会一一回答医生的诊问, 但对我们护士的问症常常爱搭不理, 或者就一言简之。也许, 她认为护士除了能够帮她打针吃药外, 并无助于她的疾病的治疗吧。

在医院, 陪她最多的是她的母亲, 一个瘦小偏老衣着朴素的中年妇女。她的母亲照顾得她很细致、耐心。照顾之余, 她会拿着账单细细地看, 然后一次次走到我们办公室不厌其烦地详询是不是哪里有针筒多收费啦?哪里又有三通管之类的没用而记账啦?一次两次, 护士耐心地解释;四次五次, 护士开始不胜其烦。女儿冷脸以对已让护士们不满, 而今母亲又天天查账似乎怀疑我们护士在多收他们家的医疗费。这让护士们很介怀, 原本对她年轻轻罹患此绝症的同情也在快速消减。不过, 这些微妙的人情, 想来她也全不在意, 她是患者, 我们是护士, 只有难沟通的患者, 没有难使唤的护士。她的态度再冷漠也不怕护士不满足她的要求, 不按时完成对她的治疗与护理。况且, 她也只是太冷漠而已。

和其他很多癌症患者一样, 她的健康也在快速走下坡路。因为疾病的进展, 因为化疗的施行, 因为激素的应用, 因为……后来, 她落光了头发, 清秀的脸变得圆胖苍白, 行路缓慢驼背还得有人扶, 那身影像极了一个行将就木的干瘪老太婆。

有一天晚上, 她哭了, 哭得很凶。她的母亲站在一边有点不知所措。她的盖着被子的腿上还搁着半碗瘦肉粥, 抹着眼泪的手上捏着一只小汤匙。大概吃饭吃到一半, 不知怎么触动了心底那根被压抑得很深的弦, 于是伪装的坚强彻底奔溃, 歇斯底里只剩下哭。

她的母亲低声下气, 声小音柔地似在向她赔不是, 又似在对她说一些安慰宽心的话, 我听得不真切。

她对她母亲的好意全不领情, 一面带着哭腔很凶蛮地大声斥责她母亲, 不容她母亲有说话的机会, 一面又很粗蛮地推开她母亲递过去的毛巾或是想抚慰她的双手。她看上去几近疯狂状态, 手拍脚蹬, 像一个受了极大委屈无处发泄的孩子。被子上的半碗薄粥晃来倒去似要倾翻, 她的母亲却不敢伸出手将它挪走。

站在护士的角度, 她不是个好病人, 我也受过她寒冷的漠对。但在那一刻, 我原谅了她的任性并深深地同情她。在那么美好的年华, 却要独自数着日子等待死亡, 那份痛苦与无助、绝望的煎熬不是说着几句宽慰话的旁人能真心体会的。

有一天, 大概为了孩子, 她脾气很不好地埋怨了她的丈夫好一会。她的丈夫待她很好, 一有空就来医院陪她, 为她倒茶递水, 给她带来她要的不要的东西, 甚至整夜整夜陪在病房, 不辞辛劳。她住院那么久, 却从未看见他表露出一丝一毫的不耐烦或不友好。但是那次他似乎真的生气了, 因为很快就在病房里不见了他的身影, 而且接下来的一天也没再见到他。那天, 她显得神情低迷, 且更加的寡言少语。晚上, 她悄悄落泪了。我想, 她在后悔吧。其实她说得并不大声, 因为疾病的恶化, 体质的虚弱, 已经不容许她放声说话。

现在, 她仍还住在我们科, 现在的她动辄气急、胸闷, 说话不到半句就咳喘不休。除了输液, 其他诸如抽血、测血压等基本都得由她自己安排时间。她的血压一直都还不错, 一次她的母亲见了血压值, 照例语调开心又小心翼翼地说:“血压很好的哦!”她的母亲说话的同时拿眼看了看她, 很随意但明显是想把这份欣慰同样地感染到她。

可怜天下父母心!

她眼盯Iphone, 头不抬, 神不改, 冷冰冰地回了句:“好什么好, 死都要死了!”

她的母亲尴尬地看看我, 我当时心头一震, 原来这就是她的想法。她是不是已经认命了?不过我想, 她的心里总还是存着一些对生的希冀的, 要不然她也不会至今还住在医院, 每日忍受着打针吃药的苦楚了。而且现在的她也不像开始那样抗拒药物接二连三地用在她的身上, 顶多轻轻地似问又似只是随意地说一句:“要用这么多药啊。”有时候, 她还会浅浅地笑一笑。看着她的笑我会心痛。生命的凋零是如此的惨然, 我们只能默默地呵护着她, 让她少受些痛苦。

篇4:征信系统:在挣扎中成长

十年漫长而复杂的博弈

其实早在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此后,各地纷纷投入人力财力成立省级、市级信用办,并积极建设区域内征信数据平台,有的地方为此投资过亿。

在中央层面,不仅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了征信管理局、征信中心,并于2006年开始运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和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商务部、发改委等相关部门也在充实征信数据的同时,争夺着信用体系建设的主导权。

不过,央行在这场争夺战中无疑具有天然优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信用管理部副主任蒲小雷向《中國新闻周刊》分析认为:“第一,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征信体系实际上主要是为银行金融业服务的。第二,央行得天独厚的业务渠道,本身就建立了对企业信贷的相关记录和个人信贷的记录。”而这些记录,别的部门和机构是不可能享有的。所以,将其他政府部门的数据交由央行统一整合,显然比这些部门重新整合央行数据更加可行。

对于信用数据的输送,尽管一些部门对央行提供的是有偿性服务,但事实证明,这个选择确实行之有效。据央行征信中心网站上公布的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底,企业征信系统累计收录企业及其他组织1691万户,其中,有信贷记录的超过790万户;个人征信系统累计收录自然人数7.77亿,其中,收录有信贷记录的自然人数2.2亿多。

早在2002年,央行牵头组织的“建立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专题工作组”便开始了《征信管理条例》(下称《条例》)的起草工作。但时至今日,这部规范性文件历经十年仍然未获通过。

据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学术委员会主任林钧跃介绍,国务院法制办金融财政法制司的一位负责人曾在多个场合反对《条例》出台。

至于反对原因,林钧跃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整个征信行业在当时产值只有3亿,实力薄弱,而《条例》以监管为主,缺乏向企业倾斜的相应政策,那位负责人认为立法考量不妥当。“弱小的行业就应该扶持,通过法律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林钧跃解释说,“所以争议之一是,要管,还是要立一个促进法。”

2009年10月,国务院公布《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迅速在征信行业引起极大反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征信中介机构从业人士指出,在第一次征求意见稿中,央行征信中心地位十分特殊,其既作为征信业务参与者,又作为征信业务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值得推敲,就好像一个人在比赛中“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此外,当时的征求意见稿镶嵌了太多内容。林钧跃说,“把信用信息、个人征信、企业征信、信用评级统统放进去,它就成了大杂烩。”而且行业不同利益不同,如果把它们全部归纳到一个法律框架内,必然会产生复杂的利害关系,引发矛盾。

以上两点在业界形成众多修改意见、反对意见,这些声音推迟了《条例》的出台。直至今年7月,修改后的《征信管理条例(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公布。与前稿相比,修改稿弱化了央行的“双重身份”,并且在行业准入门槛和监管方式方面相对温和,原则性规定居多。

失信成本远低于守信成本

事实上,截至目前,我国尚未有一部针对征信行业的法律、法规出台,即便《征信管理条例》在不久的将来获准通过,对于征信业务,我国仍然缺乏操作性较强的规范性文件。

在规范征信业务方面,成熟的法律环境十分重要。“美国的相关配套法律有17项,后来废除1项,现在有16项”,蒲小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中国没有相关法律制度,大家就都可以违法,失信成本远远低于守信成本。”

法律缺失可谓中国征信业难以良性发展的一大症结。当没有规则圈定哪些信息能够作为数据来源进行采集、分析、发布,哪些信息不能时,人们就会利用法律真空,通过灰色途径获取信息。

在企业征信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对商业机密的不同界定引发出许多问题,比如非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并不将其认定为商业机密,而在中国,它往往属于不公开范畴。事实上,很多信用中介机构都在从工商部门或其他相关部门有偿获取此类信息。但是,政府职能部门手中的数据是否真实精准,值得商榷。

个人征信业务对于外界法律环境是否完备更加敏感。在我国缺乏个人隐私保护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如何保证公民个人信息不被非法获取、随意滥用至关重要。为此,央行征信中心强势介入个人征信业务领域,并很快形成垄断地位,导致个人征信行业的衰颓枯萎。原本经营个人征信业务的私营信用中介机构逐渐失去发展空间,几乎消失殆尽。但这也引起了新的问题:在没有其他机构参照比对的情况下,如果央行的信用记录错了,又有谁能证明、纠错?所以,“在两难之间必须进行选择,也要掌握好一个度。”林钧跃说。

篇5:汇丰,在洗钱漩涡中挣扎

2012年7月16日,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发布报告,指汇丰银行未能够阻止关联墨西哥贩毒团伙的账户洗钱、与关联“基地”组织的金融机构有业务往来。报告指汇丰银行2007年至2008年从墨西哥分支机构向美国分支机构转移70亿美元现金,而更重要的是,有证据显示银行在事先曾获得警告,得知那些钱可能是贩毒团伙的利润。

英国汇丰银行控股公司首席合规官(CCO)David Bagley17日接受美国参议院问询,承认汇丰银行确实沦为了某些贩毒团伙和恐怖组织的洗钱工具,“让人失望”,随即宣布引咎辞职。

160亿美元涉黑非法交易

身为银行家,却与墨西哥毒枭、伊朗、塔利班、叙利亚恐怖分子、古巴、苏丹、以及哈马斯等在业务上往来密切——这是公众最不能容忍的,也是汇丰银行高管们无法回避的指控。“汇丰融入本土的经营文化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搞得乌烟瘴气了。”调查委员会负责人、参议院成员Carl Levin如是认为。他表示,汇丰利用自身在美国的分支机构为违法资金提供进入金融市场洗钱的便利,事件如不予彻查,参议院将动议吊销汇丰在美国的营业执照。

美国参议院这次针对汇丰的调查报告主要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2.5万笔左右的非法交易,涉及金额约160亿美元,这些资金被怀疑与伊朗相关,这一行为明显触犯了美国法律;汇丰银行在墨西哥分支机构的操作也存在很大问题,数以万亿计的涉毒资金在内部的大额资金划拨平台内几乎是往来自如。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汇丰银行身上,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就洗钱的脉络而言,银行涉及的是事前或事中环节,反洗钱主管部门及监测分析中心反而是事后的。因此,金融机构是反洗钱链条的关键环节;而完善内部控制措施、防止自身沦为洗钱工具,则是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义务和重要社会责任——这已是国际共识。

早在1988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加拿大、比利时、瑞典10大工业国的中央银行于1974年底共同成立的,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一个正式机构)就公布了《关于防止犯罪分子利用银行系统洗钱的原则声明》(下称《声明》);1989年,国际反洗钱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成立(2007年中国也加入了该组织)。可见欧美国家对金融机构反洗钱责任一贯以来的重视、监管的专业性和预见性。

然而与公众印象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汇丰反洗钱方面的问题在业内早已不是秘密,其在反洗钱方面的漏洞曾经遭到监管部门多次警告,只是在汇丰承诺将予以改进之后,监管部门实际的惩罚措施并不严厉。为此,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对此大为愤怒,指责相关监管部门并未起到实质的监管作用。美国司法部甚至正启动一项平行调查,以期能够改进目前的现状。

整个事件唯一值得称道的也许是,问题曝光之后,汇丰并没有推诿责任。金融巨头的第一反应是悔悟。“汇丰融入本土的经营策略,从目前来看是有问题的。”汇丰美国分行负责人Irene Dorner称。而负责公司本土化策略的高管David Bagley则选择了辞职。

漏洞百出的内控

然而,汇丰的“悔悟”并不能打消外界对它的质疑。因为种种证据和迹象显示,汇丰银行并非没有能力监控和阻止过往的洗钱事件——如果它更重视并愿意为此投入更大的成本的话。

我们现在知道汇丰的新任首席法律顾问Stuart Levey曾经是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和反洗钱的副部长。Levey称,自己的到任是在新任首席执行官Stuart Gulliver领导下的一次重大机构调整,相关的调整措施包括后台信息的集中化,以便更好地识别可疑账户与可疑交易。而在以往,由于汇丰各分行之间后台系统相互独立,在一个地区开户的客户,其信息在其他分支机构是无法及时查到的。

另外,出于配合参议院的调查,汇丰还宣布今年将美国分行反洗钱领域的支出增加到2.44亿美元,这一支出是2009年预算的9倍,这是史无前例的投入。而在以往,由于管理层不断压缩开支的计划,汇丰的合规部门根本无法监控自身系统内大量而且在不断增长的非法资金动向。

这些固然都是非常积极的行动,但难免又会令人遐想:假如洗钱丑闻曝光以及调查小组介入调查前汇丰就做了以上事情,事情又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事实上,的确曾经有一位汇丰银行员工试图积极争取公司投入更多资源,去监控不断膨胀的问题资金,但他的命运却是遭到解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2009年汇丰内部的内控部门负责人,也即货币审计办公室负责人,尽管并没有尽到应尽义务,却仍然获得提升。

是的,建立内部反洗钱和审计制度将花费不菲。金融机构当然像所有商业机构一样,具有追求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本能。但早在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就在《声明》里提醒银行系统:银行无意之中与犯罪分子合作,一旦被披露,必然会损害公众对银行的信任,并因此而损害银行的稳定性;此外,银行本身也有可能因未能发现被少数不受欢迎的客户所利用或发生银行雇员与犯罪分子联手等欺诈行为而蒙受损失,因为巴塞尔委员会要求银行推行的客户身份验证制度,不仅仅从反洗钱角度出发,而是有着更为深远的目的——一个成熟完善的客户身份验证制度,本身是银行经营风险管理的需要,是内控制度的有效组成部分。

咽下苦果或是迎来转机?

如今,汇丰银行不得不咽下了自己酿成的苦果。

显然,面对如此重大的丑闻,公众和美国参议员们都不会因为区区一个CCO的辞职和悔悟就放过汇丰。在巴格利的听证会上,有美国参议员多次质疑为何汇丰银行持续多年防范洗钱不力,越来越多的洗钱细节被挖出和披露,包括2008年高峰期间,墨西哥分行通过直升飞机向汇丰美国运送近40亿美元现钞,当时美国监管当局就警告称,如此大金额的资金转移与贩毒或其他非法交易有关。一轮又一轮的质疑和自辩,可预见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汇丰银行将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对其社会形象的影响不言而喻。

此外,全面问责恐怕亦难以避免。《纽约时报》分析,因为“洗钱门”,汇丰银行可能面临刑事诉讼和大约10亿美元罚款。

还有一个影响是更为长远的。在过往,银行之间的“代理”关系发展得很快,但在最近,由于风险资金事件的频发,跨行之间的资金划拨被要求提高透明度,特别是在一些高风险国家。而针对洗钱事件,美国参议员Levin称,汇丰在美国市场的运作应该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对自身分支机构之间的转账也应设定高标准,和对待其他高风险的银行一视同仁。Levin指出,汇丰仍然在按照相关的保密条文进行运作,他希望银行考虑取消相关保密条文的限制,进一步透明化,以满足美国市场的需求。

这一动议无疑将对汇丰的经营构成重大威胁。管理上的漏洞可以及时弥补,但是汇丰最具价值的资产——全球网络和跨地区的资金划拨渠道——却与相关立法形成了冲突。汇丰美国分行负责人Dorner女士称,因为无法满足新的监管要求,汇丰近期已经被迫取消了大约326家银行之间的代理关系,并注销了约1.4万名客户的银行账户。令她头痛的是,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虽然能够平息非议,但仍然有可能做得还不够。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汇丰能够度过目前的困难期,或许会迎来更大的市场机遇。因为耗时长达一年的参议院调查显示,其他很多跨国银行在资金监管方面都存在与汇丰银行类似的问题。如今汇丰第一个被揪出来“开刀”,看起来是运气不好,然而长远来看,它必定被迫花费巨资建立完善内部反洗钱和审计制度,一些国家和地区公司会发现自己的日常转账经营成本将随之提高,但其全球网络功能也因此而得到完善并发挥出最优功能。要知道,在当下的金融环境下,能够有效地发挥全球网络的银行很少,这意味着脱胎换骨后的汇丰将拥有与以往不同的独特商业价值。

篇6:电子音乐,在挣扎中

在中国,电子音乐虽然已经发展了近二十年,有着一代代电子音乐人努力地传播与推广,尤其近一两年在北京发生了很多电子音乐事件,欧洲音乐人也频频被邀请来演出,甚至曾聚集了近万人愉快齐舞,但是,它依然是一种小众文化。

中国电子乐的开端

实际上,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门的打开,Disco在城市中流行起来, DJ技巧和电子音乐也悄悄溜进了这片国土。到了90年代后期,当金钱已经成为普遍价值标准后,亚文化走到了两难境地,一切不得不被划分成商业的和地下的。摇滚音乐原有的乌托邦景象,因大多来自台湾的资本与管理模式的注入,而被颠覆。“钱是否扼杀创造力”的争论在音乐人中展开。

这个时候,电子音乐尚未在人民中扎根,而一些公司,如新加坡的VMP和Solosa,已经开始了他们的DJ生意,聚集会DJ技巧的中国年轻人(还有不少菲律宾人),把他们发到全国各地的迪厅当驻场DJ。

那时候,驻场DJ可以有很好的收入。但到今天,DJ的单场演出费或驻场工资,基本没有跟随成倍翻番的物价水平而增长。千禧年前在北京,一些艺人决定放弃驻场生活,开辟一条自己的路。随后,独立DJ变得越来越多,独立Party组织也在北京活跃起来。比如杨兵、翁嗡、Will(英国)的“打气工厂”,在2000年组织了那次著名的长城Rave Party。在如Banana、JJ、滚石这样的商业夜店之外,88号、丝绒等这些相对纯正的俱乐部场地也一个接着一个地,带着不同于Disco或Trance的声音出现了。

那些决定不跟从商业主流的艺人们开始有了面向更多观众演出的机会。当谈到北京对电子音乐的接受度时,不得不提及张有待。他从9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北京音乐台自己主持的电台节目“新音乐杂志”中播放电子音乐,并直到今天依然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Beat Generation中坚持,也身体力行地帮助过很多学生和年轻人,让他们有机会免票现场体验电子音乐,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了中坚力量。

魔咒下的俱乐部

可惜,这些先锋的俱乐部在北京的寿命都长不过两年——这是一个奇怪却真实的魔咒。2003年,FM开张,由电子音乐的老战士张有待、翁嗡、Ben Huang经营,却与之前的几家俱乐部一样,没有躲过这个魔咒。九霄、老China Doll等随之而来,命运也相同。虽然如此,北京的电子音乐景象,却在这些俱乐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的轮回中,慢慢多彩了。本地艺人自己组织的小Party像游击战一样不时发生,观众通常是一半中国人一半老外。中国脸也开始出现在欧洲的俱乐部和音乐节,比如苏黎世的Street Parade和德国的Love Parade。

2004年,吕志强开了著名的Live House——愚公移山,这里迅速成为独立音乐与音乐人的基地。在那里不时举办的电子音乐活动,慢慢地将不同的观众群融合。颜峻开的两个好朋友酒吧,致力于现场演出,经常举办实验、原声音乐活动,虽然规模无法与愚公移山相比,但它为北京的亚文化环境提供了又一个选择。还有一些音乐人,虽然没有自己的场地,但他们活跃于这些音乐场所的演出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包括从这一年开始在北京流行的“焱”系列Party和由美国人Dan Stephenson发起的活动组织Syndicate所做的Drum and Bass音乐活动。

随后,商业夜店也学会了请外国大牌艺人来演出,Paul van Dyk 2005年就来了北京,Rickie Hawtin 2006年去了上海。虽然大多数观众并不真正知道这些艺人是谁,但依然愿意为价格不菲的门票掏腰包。

互联网的普及真实地缩短了中国人与世界的距离,音乐世界的数字化,不仅仅改变了西方,也改变了中国的景象。MP3和DJ软件下载的便利,让这里的DJ人口在2004年前后大大增长。而受众群也随之扩大,他们对电子音乐的知识和认识也在增进。同时,改革开放二十年后,与日俱增的北京外国人口,也帮助了电子音乐的发展,因为他们基本构成了每个Party人群中的一半。

于是,到了2007年,基本由欧洲人组成的Party组织“白菜”,开始邀请很多在欧洲广受欢迎的艺人(如Loco Dice)到北京的俱乐部演出。八位北京DJ,包括翁嗡、X.L.F.、Terry Tu、ELVIS.T,创建了纯本土的厂牌“针刺疗法”。虽然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举办Techno、Tech House的Party,而不是音乐制作,但他们很快被接受并受到欢迎。杨兵和瑞典的Thomas Gaestadius在地下室开了白兔俱乐部,也因它非常地下的气氛而闻名。歌德学院(中国)开启了“德国电子乐”项目,两年中为北京带来了约20位德国艺人不同风格的声音,《声音的旅行》就是该项目的一部分。

为城市注入活力

这时候,与人人都认为电子音乐就等于Disco(迪曲、嗨曲)的年代相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识别出Techno、House、Minimal等等不同的电子音乐类型,也找到了他们的所爱。然而,要像在欧洲一样,电子音乐在中国成为一个独立产业,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2009年5月,在获取认可后,针刺疗法结合歌德学院电子音乐项目的支持,举办了为期一天的露天电子音乐节Intro,并在9个小时内吸引了近万人到场齐舞,最终导致警察部门的紧张,使得活动被中途拉闸。

11月,来自柏林的电子音乐机构Tresor,通过歌德学院和德国大使馆的帮助,在北京举办了一场活动,标志着“连接东西”的概念的升级——由连接东西柏林,到连接东西方世界。

12月,白兔重新开张,这次它从地下搬到了地上,灯笼也在两周后开业,由针刺疗法运营。两家俱乐部都开在北京的夜生活中心三里屯,彼此相距五百米,都选择了粉色作为环境主色,都安装了大量座位,以这类的妥协,试图在商业与地下间找到一条中间的路,以适应本地环境。可这次,虽原因不同,两个俱乐部分别在7个月和9个月后关张。

电子音乐的从业者们一直都在寻找融合现实与音乐热情的合理途径。虽然这些年中培养了成倍增长的电子音乐拥护者,甚至新一代艺人,如Dead J、Terry Tu等等,也已经用他们的音乐获得了自己的粉丝群,可规模却依然不足以让一个超大城市中仅有的两家真正的俱乐部生意兴旺。

除了文化中心北京,上海也有着自己的电子音乐风景。像Ben Huang,Dave K(网络音乐电台Udance.com)等很多人,也一直在用他们的电子方式为城市注入活力。一些俱乐部,如Shelter、近期关张的LOgO、Dada也在上海扮演着如白兔、灯笼在北京的角色。远在西南,广州和成都的电子音乐人群,因为倪冰(电子音乐推广人)、JCC(Drum and Bass组织Trilithium)、谭仲(熊猫俱乐部)等众人的努力而在扩大。其他城市,如南京、昆明、西安等有着坚实摇滚音乐基础的城市,也正在滋养年轻的电子音乐一代。

同时,音乐节近年在各地流行起来。今年,全国至少有30个音乐节。一般以本土流行歌手与摇滚乐队的搭配为基础。电子音乐舞台在大型音乐节上都会有一个舞台,虽然只是被安置在一个角落。很多地方政府喜欢为音乐节开绿灯,有些甚至还会给予资金支持,因为热闹的背后,还可能带来招商引资的机会。

以历史的经验来判断,今天的亚文化并非没有可能成为明天的主流文化。而在当今的政治经济结构下,很难说,到底是更强的传播效力,还是更多的资金注入,能够帮助中国电子音乐环境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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