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损害赔偿纠纷如何处理

2024-04-18

票据损害赔偿纠纷如何处理（共6篇）

篇1：票据损害赔偿纠纷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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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损害赔偿纠纷如何处理

在我国经常有用票据进行结算的方式来进行商务往来，票据包括本票、汇票、支票等。随着票结算的增多，票据损害的纠纷也越来越多。当遇到这种损害纠纷时，如何处理?赢了网小编为大家进行解答。

一、票据损害纠纷适用哪些法律法规

1、《民事诉讼法》：

第二十七条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六条因票据权利纠纷提起的诉讼，依法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票据支付地是指票据上载明的付款地，票据上未载明付款地的，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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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本票出票人的营业场所，支票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所在地为票据付款地。代理付款人即付款人的委托代理人，是指根据付款人的委托代为支付票据金额的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

第七条因非票据权利纠纷提起的诉讼，依法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六十一条票据保证无效的，票据的保证人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六十七条依照票据法第十四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伪造、变造票据者除应当依法承担刑事、行政责任外，给他人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伪造签章者不承担票据责任。

第六十八条对票据未记载事项或者未完全记载事项作补充记载，补充事项超出授权范围的，出票人对补充后的票据应当承担票据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出票人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六十九条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未能识别出伪造、变造的票据或者身份证件而错误付款，属于票据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重大过失”，法律咨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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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持票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承担责任后有权向伪造者、变造者依法追偿。

持票人有过错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七十五条依照票据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由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玩忽职守，对违反票据法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付款、贴现或者保证，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该金融机构与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第七十六条依照票据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由于出票人制作票据，或者其他票据债务人未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给他人造成损失的，除应当按照所记载事项承担票据责任外，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持票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前款情形而接受的，可以适当减轻出票人或者票据债务人的责任。

3、《票据法》：

第五十五条持票人获得付款的，应当在汇票上签收，并将汇票交给付款人。持票人委托银行收款的，受委托的银行将代收的汇票金额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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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收入持票人帐户，视同签收。

第五十七条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付款时，应当审查汇票背书的连续，并审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

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以恶意或者有重大过失付款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

第一百零四条有前条所列行为之一，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第一百零五条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玩忽职守，对违反本法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付款或者保证的，给予处分;造成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由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因前款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该金融机构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零六条票据的付款人对见票即付或者到期的票据，故意压票，拖延支付的，由金融行政管理部门处以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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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的付款人故意压票，拖延支付，给持票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不同票据损害赔偿的处理方式

1.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因其玩忽职守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根据我国《票据法》第105条规定，由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因其玩忽职守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该金融机构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5条进一步规定：“依照票据法第105条规定，由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玩忽职守，对违反票据法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付款、贴现或者保证，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该金融机构与直接责任人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2.付款人故意压票，拖延支付，给持票人造成损失的

这里所谓的“故意压票，拖延支付”是指票据付款人对明知是见票即付的票据或者到期的票据，不及时汇划款项和解付票据的行为。根据我国《票据法》第106条规定：”票据的付款人对于见票即付或者到期的票据故意压票，拖延支付，给持票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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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伪造票据，造成他人损失的

伪造票据是指无权限人假冒或者虚构他人名义为票据签章的行为。根据我国《票据法》第14条规定：“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应当真实，不得伪造，伪造票据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一，票据伪造者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就其性质而言，它应属于一种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因为，在票据伪造中，伪造者并不是以自己承担票据债务为目的进行的，而且，票据伪造者也没有在票据上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签章，因而，在票据外观上看，票据乃至票据行为，均与伪造者无关。所以，票据伪造者不可能因此而承担票据责任。然而，票据伪造者虽然不承担票据责任，但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为，从民法上看，伪造者的票据伪造行为，应当属于不法行为，即故意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由于伪造者的行为造成了他人民事权益的侵害，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第二，伪造者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是发生相应的财产上的损害。由于在伪造的票据上，伪造者未在票据上以自己的名义签章，因而，票据权利人不可能对其行使票据权利。而被伪造者也并未在票据上有过签章，所以他也不会对该票据承担票据责任。这样，就势必造成票据权利人的损害，该受到侵害的票据权利人当然有权向伪造者请求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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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变造票据而造成他人损失的

票据的变造是指无权更改票据内容的人，对票据上签章以外的记载事项加以变更的行为。票据的变造往往使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发生变更，从而加重票据债务人的票据责任。根据票据行为的独立性原则，在票据变造之前在票据上签章的人，他只是对原记载事项(即变造之前的记载事项)负责，比如，甲出票给乙，票面记载金额为10万元;乙又将该记载金额为10万元票据背书转让给了丙;丙将该票据上的记载金额变更为20万元以后再将票据转让给丁。在这里，甲和乙只能对票据上记载的10万元承担付款义务。因为如此，支付了相应对价的持票人就可能因为不能获得相当对价的付款而受到损失。比如在上例中，丁因支付了20万元的对价而从丙处取得了经变造后记载金额为20万元的票据，但在其向甲请求付款时，却只能得到甲10万元的付款。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变造者的变造行为是一种以行使变造后票据上的权利义务为目的的不法行为，他理应对因此遭受损失的持票人承担赔偿责任。所以，我国《票据法》第14条规定：“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应当真实，不得变造，变造票据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里所谓的“法律责任”就其性质而言也包括了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5.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未尽附带审查义务而造成他人损失的

我国《票据法》第57条规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付款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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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审查汇票背书的连续，并审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以恶意或者有重大过失而付款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这是我国《票据法》对付款人审查义务的一项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票据法》规定的付款人(包括代理付款人。下同。)的审查义务主要包括两项，即背书连续的审查和提示付款人合法身份或有效证件的审查。

6.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未出具拒绝证明或退票理由书的

出具拒绝证明和退票理由书是承兑人或者付款人的法定义务，即持票人提示承兑或者提示付款被拒绝的，承兑人或者付款人必须出具拒绝证明或退票理由书。而且，由于拒绝证明或者退票理由书是票据法规定的证明方法，是持票人行使追索权的必备形式要件，如果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拒绝出具，就会使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受阻或迟滞，从而扩大持票人的损失(如利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我国《票据法》第62条第二款规定：“持票人提示承兑或者提示付款被拒绝的，承兑人或者付款人必须出具拒绝证明，或者出具退票理由书。未出具拒绝证明或者退票理由书的，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此外，《支付结算办法》第217条规定：“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拒绝承兑或拒绝付款，未按规定出具拒绝证明、或者出具退票理由书的，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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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小编就“票据损害赔偿纠纷如何处理”的问题所收集的内容，遇到票据损害赔偿纠纷，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进行维权。如果读者有上述的法律问题，可以来赢了网咨询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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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票据损害赔偿纠纷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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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滚屏[左键停止] 作者:韩玫（女，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高级法官

来源: 阅读: 220

土地承包人因政府征地引发的赔偿纠纷应如何处理

内容提要：土地承包人在政府征收土地后，未能就其承包土地上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获得补偿，由此引起的纠纷应当属于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赔偿义务主体是谁，土地承包人的请求在何种情况下能够得到支持是本文集中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土地承包征地赔偿义务主体

【问题的提出】

2003年，某村民委员会将其所有的土地发包给一外地客商种植仙人掌。期间，当地中学向政府申请征收土地。政府批准将该村民委员会所有的土地征收后划拨给中学使用。该中学向原发包人村民委员会支付了用地补偿款并取得了包括该客商承包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后，要求客商移植仙人掌。客商提出了赔偿要求，各方协议未果。中学将仙人掌全部砍除后开始建房。该客商遂以中学和村民委员会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赔偿。村民委员会提出，原村民委员会所属的土地系政府征收，其执行政府命令向中学交付土地并无过错，导致土地承包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不在村民委员会，仙人掌又不是村民委员会砍除，故不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中学则认为，其土地使用权从政府处取得，与该客商无涉。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之后，有权清除客商的仙人掌，不应为此承担民事责任。

【主要观点及理由】

该案审理过程中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客商无权向村民委员会和中学请求民事赔偿，而只能向政府要求征地补偿。

第二种观点认为，客商在与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后，在所承包的土地上种植作物的权利属于行使“地上权”的行为，不仅政府在征收土地时应当向地上权人支付补偿，后一权利人中学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也应尊重客商的权利。其清除仙人掌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客商权利的侵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村民委员会来说，与客商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原因是政府的征地行为，村民委员会不存在过错，故不应承担合同继续履行不能的责任。实施砍除仙人掌行为的是中学，故村民委员会亦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第三种观点认为，该客商可以在政府征收土地时要求补偿。如果政府或者中学向原拥有土地的村民委员会支付的补偿款中，包括了青苗款性质的补偿，则村民委员会应当将该部分款项返还给客商。如果补偿款中未包括这一部分，中学在未与客商就仙人掌移植问题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擅自砍伐作物的行为就构成侵权，应当对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客商在知晓其承包的土地被政府征收的情况后，仍不主动采取措施移植作物，属于放任损失扩大，亦应自行承担一部分责任。如其自行移植作物，既可以避免损失的扩大，又可以就其因此而支出的费用，请求相关责任人赔偿。在政府征收土地时，如果村民委员会未将该地块种有作物的情况告知政府或者中学，则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作者观点及理由】

作者认为，本案中应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客商提出的赔偿请求的对象应当是谁？客商的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处理这一纠纷，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一、人民法院处理征地补偿纠纷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目前，人民法院处理征地补偿纠纷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土管法实施条例》）。《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土管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征收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

根据上述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国家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时，依法应当对原土地所有权人给予补偿。本案中作为承包人的客商，虽然不是对被征收土地享有所有权人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但由于其通过与土地所有权人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而取得了承包权，因此，在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后，承包方有权要求获得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

关于客商以地上权被侵害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能否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问题，作者认为：从民法理论上说，地上权是指在他人土地上修建建筑物或者其他工作物，或以种植竹木为目的而使用他人土地的权利。地上权是用益物权的一种，登记是其生效或者可以处分的前提条件。当事人以地上权被侵害为由提起民事诉讼是应当被人民法院受理的。如果经审查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并给原告造成了财产损失，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但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公布物权法，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中还找不到直接保护地上权的依据，相应地也没有地上权登记机构。且我国《土地管理法》和《土管法实施条例》中又对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国家征收时，承包人应当获得的补偿作了具体规定，因此，当事人以地上权被侵害为由而提起民事诉讼，无论是在地上权的认定上还是在适用法律上，均存在一定障碍。人民法院在现阶段处理此类纠纷时，也不宜舍弃现有法律的直接规定，而选择依据民法理论对案件进行处理。

二、当事人诉讼请求的性质决定赔偿义务的指向

关于客商向中学和村民委员会请求赔偿时所持的理由，我们不妨设想可能存在的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客商因为土地被征收，所种仙人掌被清除，以不能继续履行土地承包合同为由诉村民委员会，请求赔偿损失。这样的请求是以土地承包合同为基础的，造成损失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因此，赔偿义务只能指向合同的相对人村民委员会。

第二种情况，如果客商请求赔偿的理由是因仙人掌被清除所蒙受的损失，是中学的侵权行为造成的，就只能以中学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因为仙人掌与其他一年生或一年两季生或者三季生的农作物有着明显的区别，麦苗或者稻秧是难以移植他处的，但仙人掌从植物属性上具备移植条件。如果种植面积不大，客商又有其他地方可供移植，是可以考虑采取移植的办法减少损失的。在这种情况下，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中学即使已经支付了青苗补助费，也应当与作为青苗所有者的客商就仙人掌的移植时间等问题进行协商，以减少土地承包人的损失。因此，客商在仙人掌遭到砍伐的情况下，以中学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的诉权是应当得到支持的。

第三种情况，客商认为因政府征收土地后，其所种仙人掌被清除没有得到补偿，则请求的应当是补偿而不是赔偿。义务指向问题则需要具体分析。如果政府在征收该地块时，根本没有考虑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给予补偿，则征地程序明显违反《土地管理法》第47条和《土管法实施条例》第26条之规定，客商作为土地承包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政府给予补偿。

第四种情况，中学已经按照政府的要求将土地补偿款（包括青苗和地上物补助费）支付给原土地使用权人，但村民委员会擅自扣留了补偿款，在这种情况下，客商可以以村民委员会的行为构成侵权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赔偿。

当事人诉讼请求的性质，决定着赔偿义务的指向和诉权是否成立。正确选择被告不仅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起诉是否能够为人民法院受理，而且关系到其实体权利是否能够得到司法保护。

三、当事人实体权利获得保护的条件

关于当事人实体权利受保护的条件，作者认为，在政府征收土地时，客商作为土地承包人有权获得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如果政府在征地过程中根本没有考虑给予这一部分补偿，客商是有权利单独提起行政诉讼，获得补偿的。人民法院对客商的请求，应当给予支持。

如果中学按照政府的要求，已经向原土地所有人――村民委员会支付了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款，而村民委员会没有将补偿款支付给客商，则在客商以村民委员会为被告提起的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中，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客商的诉讼请求。

如果在征地过程中，政府于确定青苗补偿款的数额时已经考虑到仙人掌是可移植作物的实际情况，即对承包人青苗的实际损失是在考虑了仙人掌的移植情况后认定的，则中学就有义务在实际利用划拨土地前，与客商就仙人掌移植的时间等问题进行协商。未经协商一致，擅自采取措施砍伐仙人掌的行为构成对客商合法民事权益的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至于村民委员会在政府征地过程中，未将被征收土地上存在青苗的情况告知政府和中学的情况在实践中发生的可能性甚微。一是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收农地是有严格的审批程序的，征地事项依照法定程序获得批准后，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征地补偿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也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政府有关部门在整个征地过程中，对于被征收的农地上存有青苗的情形一无所知的可能是很小的。二是村民委员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多报青苗亩数、收到青苗补助费少给甚至不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人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向政府瞒报实际存在的青苗，放弃青苗补助费的可能性则很小。因此，以村民委员会未将青苗情况告知政府为由，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另外，以土地承包合同不能继续履行为由，请求村民委员会给予民事赔偿的请求，人民法院不能予以支持。因为，征收土地是依据法律作出的政府行为，村民委员会作为被征收土地的原所有权人只能服从。由于没有违约行为作为基础，故请求村民委员会对土地承包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给客商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的请求，是无法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的。

审判实践中，对于土地承包者，无论其是否为被征收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只要承包的土地上有其合法建设的地上附着物或者青苗，在该地块被征收时，都应当获得补助费这一观点，在民事审判人员中已经获得了高度认同。请求补助费的对象究竟是谁，则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原则上是：政府没有考虑补偿问题或者没有确定补偿标准的，应当通过行政诉讼，追究政府的责任；政府已经确定了补助标准和具体补助办法，征地后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或者个人已经与被征地单位签订合同确定补助费支付情况，却没有按照政府要求支付补助费的，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或者承包人均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其支付；被征收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已经领取了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而不向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所有权人支付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所有权人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其返还补助费。

这类案件在审判实践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的问题是:除了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外，作为非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承包人，是否有权获得我国《土地管理法》中规定的安置补助费。由于目前我国现有法律和行政法规对此尚无明确、具体的规定，理论上也存在争议，因此，各地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存在不同的做法。对于这一问题，确有必要从理论上、立法上加以探讨、解决。由于本案中的土地承包人为“客商”，不属于农业人口，故对这一问题可以暂不涉及。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篇3：如何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案

婚约财产纠纷历来不是民法研究的重点, 很少见有理论总结。由于司法标准不统一, 对情形相似的案件处理结果往往大相径庭, 大致确定了返还财产的比例, 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深入具体的理论分析, 这些意见适用于个案时往往造成明显的不合理, 因此, 我们不得不对如何公平合理地解决此类纠纷给予必要的关注。在此, 结合自己在调节实践中的经验中作如下探讨。

其一彩礼与婚约的关系

婚约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订立婚约的行为称为订婚。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六礼”中, 婚约是缔结婚姻关系的必经程序, 婚约一经订立, 便具有法律效力, 无故违约要受刑事法律制裁。发展到现代的婚约, 已不再是结婚的必经程序, 解除婚约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仅为违约人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我国《婚姻法》对婚约问题均未作规定, 只体现的是婚姻自由, 双方自愿原则, “男女双方结婚应当以爱情为基础, 不主张也不支持结婚以给付彩礼为条件。”在我国, 婚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因此婚约的解除也不需经过法定程序, 但由于婚约的解除, 往往引起给付财物一方与收受财物一方彩礼方面的纠纷, 彩礼属于财产的范畴, 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是我国民法调整的对象, 因此, 人民法院对婚约财产纠纷案件进行审理符合法律规定。

二婚约财产即彩礼性质的定性

对于婚约财产的定性, 存在着以下分歧:一是认为在此情况下, 应通过细致考察具体情节来确定到底是“索取”还是“赠与”, 如果是权利方主动赠送一定财物, 对方没有异议, 则可认为是“赠与”, 如果义务方首先开出条件, 权利方被动接受, 则可认定为“索取”, 两种认定分别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赠与的规定和《婚姻法》关于不得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二是有人认为“赠与”、“索取”难以确定时, 应以“赠与”论, 理由是主张按“索取”处理的权利方负有举证责任, 既然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是“索取”, 则可推定为“赠与”, 由权利方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赠与行为已经依法成立后, 要求返还彩礼于法无据, 依照《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128条的规定, 应驳回权利方要求返还财产的诉求。三是认为两者难以确定时, 应以“索取”论, 理由是多数情况下看似一方主动向对方赠送财产, 实际是迫于不良习俗不得已而为, 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 法官应当凭借其社会经验, 作出这样的推断, 判决义务方返还财物。

笔者认为, 婚约财产纠纷是基于特定人身关系变动引起的财产争议。婚约, 在我国婚姻法中虽然没有任何法律地位, 但它是一种事实性的人身关系, 在当事人之间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 这种约束力虽无法律强制性, 但它通过当事人的自律性和社会评价来实现, 所以, 婚约关系的变动必然对当事人的人格利益产生影响, 引起相应的财产关系的变动, 它既不是“赠与”也不是“索取”, 而是一种独立的财产关系, 彩礼就其法律性质而言, 实际上是为证明婚约的成立并以将来应成立的婚姻为前提而因亲属关系所发生的相互间的情谊为目的的一种赠与, 这种财产关系, 目前还无成文法加以调整, 作为纠纷的最终解决者, 司法不应当因立法空白就不加分析地将某一社会现象硬性归于某一既有法律制度调整, 因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 相反地, 法律应以社会为基础。处理这类纠纷时总是在“赠与”还是“索取”的定性上举棋不定, 最终不自信地选择其一, 这正是我们的误区。

对这种财产纠纷应当如何处理, 法律尚无规定。这种纠纷既然因习惯而产生, 那么习惯中必然有一个解决机制。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从习惯中找出可借鉴的解决方案, 再以司法的面目使其获得强制力。婚约财产按其性质应分为两类不同性质的财产。一类是当事人基于订立婚约而由一方赠与另一方或由双方相互赠与的财产, 包括食品、烟酒、化妆品、价值不大的衣物、礼尚往来的小额礼金等。另一类是当事人依据当地的风俗习惯, 而由当事人出于非内心自愿的意思而不得不为的一种民事行为, 另一方当事人因该民事行为所取得的财产是一种事实上的占有行为, 它并不发生财产所有权的转移, 它在物权法上表现为用益物权, 也被称为“他主占有”即非所有人占有, 这种占有权依据所有人的意思可以消灭, 占有权消灭之后, 所有人依据返还占有物请求权可要求占有人返还不当利益, 财产占有人负有返还不当利益之义务, 因此, 收受彩礼的一方当事人取得占有的财产应属于“因不当得利所取得的财产”。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 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 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依据传统民法, 不当得利人应返还的利益不仅指返还原物或原物价额, 还应包括原物所生利息。但由于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收受财物一方当事人是基于当地风俗习惯而取得的财产占有, 其并无主观恶意索要。因此, 人民法院在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时, 对于除赠与物外的彩礼除适用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外, 同时根据不同的案件情况, 适当考虑适用“公平原则”酌情减轻应返还不当利益一方当事人的返还责任, 即并非由不当得利人返还全部利益。

实际上, 我们在调解此类案件时, 都是通过将法律和传统习俗有效对接, 最终使当事人双方达成了利益上的平衡。

篇4：古代如何处理医患纠纷

神医扁鹊的“六不治”

生老病死是一种自然规律，因而医患关系古已有之。古代医生同样强调医德的重要性，对待患者讲究一个“仁”。古人认为，“医乃仁术”，“仁术”要求医生重视每一位病人的生命；更进一步说，叫“仁者爱人”，这既是古代医生对患者应有的态度，也是一种职业操守。

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光有职业道德并不能减少医患纠纷，还得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过硬的医术，好的医术是减少医患纠纷的最根本措施。古人看病有一个观点，叫“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此说最早见于《礼记·曲礼》，其意思就是强调临床经验对医生的重要。但是即便医术再高明，职业修养再高，也不可能完全杜绝医疗风险，难免出现医患纠纷。为了尽量减少麻烦，古代医生十分注重自我保护，在行医时会“挑病人”，拒绝治不好、不好治的患者。先秦时期神医扁鹊提出的“六不治”观点，其实就是避免医患纠纷、自我保护的手段。

《史记·扁鹊列传》记载，扁鹊认为“病有六不治”，即6种人不接诊，第一种人就是“骄恣不论于理”。这种病人傲慢放纵，不讲道理，最有可能成为“医闹”，应敬而远之。其余五类，一是只重视钱财不重视保养身体的人；二是对服饰、饮食、药物等过于挑剔的人；三是体内气血错乱、脏腑功能严重衰竭的人；四是身体极端羸弱、不能承受药力的人；五是信鬼神不信医的人。

“预后”，则是古代医生自我保护的又一手段。所谓预后，就是研究患者病情的发展，提前告知意外。说白了，预后就是“打预防针”，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让病人及其家属有心理准备，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医患纠纷。

古代这一行医行规也影响到现代医疗制度，现代医院通行的下“病危通知书”、签“手术同意书”的做法，就是沿袭了古代“预后”的行规。

武则天也主动送“红包”

医生收受“红包”如今广受诟病，这也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古代，医生收“红包”则很正常。“红包”即酬金，并不违法，如果收不到“红包”，倒极有可能是庸医。

“红包”是古代医生主要收入之一，给医生送“红包”也是古代患者求医的传统，即便皇家也不例外。当年唐高宗李治“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请来不少名师，用了不少絕招，都治不好。后来御医秦鸣鹤大胆采用“放血疗法”，一针下去，疗效立见。起初武则天是强烈反对“放血”的，见到奇效后，武则天亲自给秦鸣鹤送了大红包，即《大唐新语·谀佞》中记载的“躬负缯宝以遗之”。

古代看病流行送“红包”，医生则习惯收“红包”，宫廷民间都一样。明初杭州有个医生叫陶华，《杭州府志》记载，陶华“治伤寒，一服而愈，神效莫测，名动一时”。但是，想请他看病没有大红包是请不动的，“非重赂，莫能致”。

在古代，医生多在家接诊或出诊。看病没有“统一价格表”，也不会明码标价，但有“潜规则”：往往依患者的社会地位、贫富和医生名气来决定诊费的高低和“红包”的大小，对有钱的病人可以多收点，穷人则少收点，甚至免费。

因为医术高低、名气大小决定“红包”的多少，所以古代医生多会在业务上认真钻研，以赢得病人的青睐。

古代也有“药铺医人乱索钱”现象

不把钱财看得太重，是古代医生的“职业道德”要求。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大医精诚》篇中即强调，“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然而，并不是所有医生都能做到“谋道不谋利”。唐代一些医生即颇看重钱，时诗人张籍在《赠任道人》诗中称：“长安多病无生计，药铺医人乱索钱”；另一唐代诗人、农学家陆龟蒙在《自怜赋》中也称：“余抱病三年于衡泌之下，医甚庸而气益盛，药非良而价倍高。”

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医生重利现象持续抬头。宋方勺《泊宅编》称，“今之医者，急于声利”。有一个叫王居安的秀才，患痔疮多年，听说浙江萧山有一医生擅治痔疮，没有财力请他到家诊治，自己乘船到钱塘（今杭州），再差人请他来。此医生为秀才洗肠，“但放下大肠了，方议报谢之物”。病人为了保命，只好拿出所有盘缠当酬金，不然医生就不给他继续治疗。

更有甚者，钱不到不用药，见死不救。《清朝野史大观·清代述异》“解砒毒方”条，有一个叫蒋紫垣的清代医生，有解砒毒秘方，但找他看病解毒他必要高价，如果不满足他，“则坐视其死不救”。

医生眼里只有钱而无患者，用孙思邈的话来说，“意在财物，不本性命”。在这样的行医初衷下，医患关系自然就变得紧张。

古代医患纠纷的产生有诸多原因

与现代一样，古代医患纠纷的产生也与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有一定关系。古代不少病人就诊时，为了“考验”医生的医术，有意不将真实病情说出来。宋代文学家苏东坡曾谈到当时病人对医生的不信任情况：“士大夫多秘所患，以验医能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

苏东坡所说的“秘所患”，以“验医能否”现象，在明清时期更为严重。清周亮工在其《书影》一书中曾批评这种现象：“不以病试医……不告医者以得病之由，令其暗中摸索，取死之道也。”

医生不负责任是古代医患关系紧张的又一原因。清陆以湉《冷庐医话》记载的一则医患纠纷相当典型：苏州医生曹某，在当地名气不小，相应的，“声价自高，贫家延请每不至”。当地一位有名望的老先生尚未出嫁的女儿生病，派仆人请来曹某诊断。仆人素来讨厌姓曹的医生，于是欺骗曹某说，该女已嫁人，如今怀孕好几个月了。

曹某到病人床前，隔着帷幕诊断，号脉后随口胡说该女已有身孕。老先生十分惊讶，怀疑是误断，次日又请曹某来，老先生让儿子伪装成女儿，曹某看后还是说“怀孕了”。这时候。老先生的儿子拉开帷幕说：“我男也而有孕乎？诬我犹可，诬我妹不可恕也！”结果，曹某被狂揍了一顿不说，还被灌了粪水，真可谓“满嘴喷粪”。曹某“跪泣求免”，仍被剃光了胡子，最后脸上被用粉笔画了一通，才被放走。曹某声望立马没了，也没人找他看病了。

唐宋开始依法处理医患纠纷

古代很多医患纠纷大多是“私了”，唐宋开始流行通过法律来处理医患纠纷。

唐代十分重视药事管理，为了保证用药安全，颁布了中国第一部药典《唐新修本草》。《唐律》上有处理医疗事故的专门条文，《杂律》“医合药不如方”条规定：“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疏议中还特别重申，即便“于人无伤，犹杖六十”。

或许是医患纠纷增多之故，元代有关处理医患纠纷的诏令也随之增多，《通制条格》单列“医药”卷，元律不仅严惩“假医”，还对官办医疗机构惠民局在“医疗救助”方面作出了规定，解决医生没有钱不看病的问题。大德三年（1299年）正月，元成宗下诏，要求“各路置惠民药局，择良医主之，庶使贫乏病疾之人不致失所”。

明代在处理医患纠纷时，已出现了第三方仲裁、鉴定。《大明律·刑律·人命》中“庸医杀伤人”条：“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依本方，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辨验药饵穴道，如无故害之情者，以过失杀人论。不许行医。若故违本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计赃，准窃盗论。因而致死，及因事故，用药杀人者，斩。”也就是说，出现严重的医疗事故，医生要被砍头。《大明律》在处理医患纠纷时亮点不少，如违规的医生“不许行医”，此即现代所谓吊销行医资格证；处理事故时，“责令别医辨验”，这“别医”就是其他医生，相当于现代医疗事故的第三方鉴定。

篇5：如何处理票据贴现利息费用

一、向银行申请票据贴现利息的税务处理

按照企业会计的有关规定，企业将未到期的应收票据向银行贴现，贴现息应计入“财务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主席令第63号，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512号，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有关的支出，是指与取得收入直接相关的支出。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合理的支出，是指符合生产经营活动常规，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有关资产成本的必要和正常的支出。”

另外，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向银行办理贴现业务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组织；

（二）与出票人或者直接前手具有真实的商业交易关系；

（三）提供与其直接前手之前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

基于以上政策法律规定，企业将未到期的应收票据向银行贴现，计入“财务费用”的贴现息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申请票据贴现的持票人与出票人或者直接前手具有真实的商业交易关系，否则不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进行扣除。

二、开出商业汇票，并合同约定承担对方贴现息的的税务处理

在日常的交易往来中，往往存在一种现象：销售方把货物卖给采购方，由于采购方资金紧张，会向销售方开具商业或银行承兑汇票，销售方把该汇票向其开户行申请贴现，其中产生的票据贴现息，在采购合同中约定由采购方承担，销售方向银行贴现的票据贴现凭证给予采购方进行做账。这种采购方承担的票据贴现利息能否在采购方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呢？销售方向采购方收取的票据贴现利息在税法上算不算价外费用，缴纳增值税呢？分析如下：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发票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发〔2008〕80号）规定：“企业取得的发票没有开具支付人全称的，不得扣除，也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申请退税。”《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若干具体措施的通知》（国税发〔2013〕114号）规定：“未按规定取得的合法有效凭据不得在税前扣除。”《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所得税管理的意见》（国税发〔2008〕88号）规定：“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税前扣除凭据。”根据这些税法规定，开出商业汇票，并合同约定承担对方票据贴现息，虽然获得对方给予的银行票据贴现凭证，但贴现凭证上不是开出商业汇票人的名字而是持票人的名字，是不可以税前扣除的。

例如，甲购买原材料时，以商业汇票支付货款，并在采购合同中约定：“如果对方在汇票到期前到银行贴现，由甲承担票据贴现利息，并由对方把银行贴现息的票据转给甲方作为入账依据。”基于这种商业行为，由于甲企业未取得证明票据贴现息由自己承担的合法票据，而且这种票据贴现利息支出与与甲生产经营无关，故甲承担的这部分贴现息不能在税前扣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38号）第六条规定：“销售额为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0号，以下简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规定：“条例第六条第一款所称价外费用，包括价外向购买方收取的手续费、补贴、基金、集资费、返还利润、奖励费、违约金、滞纳金、延期付款利息、赔偿金、代收款项、代垫款项、包装费、包装物租金、储备费、优质费、运输装卸费以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但下列项目不包括在内：

（一）受托加工应征消费税的消费品所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二）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代垫运输费用：1.承运部门的运输费用发票开具给购买方的；2.纳税人将该项发票转交给购买方的。

（三）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代为收取的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1.由国务院或者财政部批准设立的政府性基金，由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2.收取时开具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印制的财政票据；3.所收款项全额上缴财政。

（四）销售货物的同时代办保险等而向购买方收取的保险费，以及向购买方收取的代购买方缴纳的车辆购置税、车辆牌照费。”

基于以上政策规定，在销售业务中，销售方收取采购方承担的销售方（持票人）向银行申请票据贴现利息是一种价外费用，应向采购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销售发票，依法缴纳增值税，采购方凭销售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销售发票进成本就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进行扣除。

案例：

A企业销售100万货物（含税）给B企业，约定以现金支付。B企业因现金短缺，经A企业同意，以5个月后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并以银行存款支付5个月的贴现利息1.5万元（银行同期贴现利率假设为3‰），A企业给B企业开具了1.5万元的收款收据。请分析1.5万元的税务处理。

分析：

A企业给B企业开具1.5万元的收款收据，显然是不可以在B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前进行扣除。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的规定，A企业向B企业收取的利息应视为价外费用，作为销售货款的一部分缴纳增值税。如果货物发票已开具，则应就1.5万元的利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发票。如果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货款按照价税分离的公式计算，即货款＝15000÷1.17＝12820.51（元），增值税＝12820.51×17％＝2179.49（元）。B企业必须取得A企业的发票才能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如果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还可以抵扣进项。

三、向非金融企业贴现票据的贴现息的税务处理

向非金融机构贴现票据主要是指票据持有人急需资金时，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往往将票据向企业或中介机构进行贴现的行为。发生向非金融机构贴现票据时，非金融机构收取贴现利息后，往往向支付票据贴现利息的持票人开具收据。作为支付票据贴现利息的持票人能否在税前扣除该贴现利息成本呢？非金融机构贴现票据的行为是否违法行为呢？

《支付结算办法》（银行〔1997〕393号）第六条规定：“银行是支付结算和资金清算的中介机构。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其他单位不得作为中介机构经营支付结算业务。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作为未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主体从事支付结算业务属于一般违法行为。

根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令第247号）的规定，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二）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

（三）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

（四）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因此，向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票据贴现的中介机构，从事票据贴现业务，是一种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产生的贴息支出不允许税前扣除。

《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有关的支出，是指与取得收入直接相关的支出。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合理的支出，是指符合生产经营活动常规，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有关资产成本的必要和正常的支出。”因此，向中介机构申请票据贴现是没有发票的，平常只开收据，当地税务局不会给申请票据贴现的人开发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