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反垄断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用6篇）

篇1：反垄断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反垄断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反垄断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守护神

反垄断法是高级的市场经济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出台，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法治在我国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让每一个关心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大业的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改革开放，党和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冲破思想栓桔，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井喷式发展，人民福社空前提升。然而，在高速发展中，中国也面临着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环境和资源破坏等问题，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质疑GDP和市场经济的思潮，平均主义的传统有所抬头。如对价格波动反映并调节生产经营，低了认为是恶性竞争，高了惊呼损害民生，总希望以主观的行政手段控制之；有意无意地呼唤人人同样、同质的住房和教育；不顾经济及财政的规律而鼓吹免费，等等。本来，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发展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可以通过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应对之，具体措施诸如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扶持“三农”、社会保障、完善公交等公用事业、加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供给等，万万不能通过否定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来解决问题；而且，国家的各种必要的调控和监管，也要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倒回计划经济时期那种任意的行政手段上去。《反垄断法》正是契合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这种要求，在反垄断法的框架下，国家立足于自由、公平的竞争而维护市场经济。因此，该法的问世，打消了人们对于国家发展走向的疑虑，去除了当下中华民族崛起中的一个隐优，意义非同小可。

市场经济的精髓，一方面是社会成员在市场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这种自由逐利必须建立在个别社会成员独立自主决策所构成的市场关系的自发性之上。因此，对市场关系的法律调整，首先要顺应、保障市场主体的意志及其相互表达的协调一致，这就是民商法。民商法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基础，调整社会成员自发的交易、竞争及作为其起点和归宿的财产权关系。然而，市场经济有两个天然的倾向：一是通过联合、排挤而人为地限制竞争，以便“舒舒服服赚大钱”；另一个是不顾一时一地的商业道德而过度竞争—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掺杂使假、缺斤短两等。可以说，这是市场经济固有之“恶”；而且，即使是正常的优胜劣汰，对于弱势和被淘汰的社会成员来说也是残酷无情的。但是，人类经过一两百年不断升级的管制实践和计划经济的探索，付出血与泪的代价后得到的结论是：要消除市场经济的弊端，只能采取弘扬市场机制、发挥其优越性的办法，而不能通过损害、消灭市场机制的方式来医治市场经济的弊病。因为除了市场经济，人类迄今找不到任何一种比它更好的生产组织方式，市场及财产关系对社会成员的利益驱动和利益约束是任何力量、任何组织都无可取代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反垄断法》的出台和中共十七大延续改革开放路线，正表明了整个社会对这一点的认同。

民商法立足于社会及市场自发性的调整，一以贯之的话，就只能任由市场经济的两个倾向侵蚀、消灭其自发性，最终否定市场经济本身。于是竞争法、反垄断法应运而生。反垄断法是一种国家调控、监管经济的工具，但它与民商法相呼应，又是一种立足于市场的自发性、旨在维护这种自发性的法。也就是说，反垄断法密切关注着社会成员或市场主体是否自主、自发地行为，一般情况下任由其自治加上民商法的调整，而一旦其行为影响其他社会成员或市场主体的独立决策，损害了市场的自发性和市场机制，反垄断法就要出手，以及时恢复市场的自发性，使市场始终得以保持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和作用。这是一种建立在民商法调整之上的高级的二次调整。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反垄断法并不直接调整具体的市场组织关系、交易关系、财产关系，这是公司法、合同法、物权法等的任务，而且在正常情况下引而不发，起着一种比赛规则的作用。这是现代市场经济所不可或缺的，缺少它，一个国家的经济就谈不上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这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法治一定也是不健全的。

反垄断法旨在促进自由竟争、维护公平竞争。促进自由竞争，就是维护市场经济的本性，反对任何不符合市场要求、不合理的限制竞争行为。尽管市场自有其弊端，完全竞争的状态也是几乎不存在的，但是既然实行市场经济，就一定要崇尚、爱护自由竞争，更不能恐惧、拒斥自由竞争，这就要求整个社会树立市场经济的理念。只有认可并充分保护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才得以发挥出来。否则，即使有了《反垄断法》，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从1890年《谢尔曼法》问世，直到20世纪90年代，反垄断法才在西方国家得到普遍确立，就充分证明了个中道理。

维护公平竞争，就是防止市场经济的本性对市场经济本性的扭曲。联合限制竞争、滥用优势损害竞争、结合独占或寡占排斥竞争等，本身都是自由竞争使然，但结果却是葬送自由竞争。也就是说，反垄断法维护公平竞争，不是反自由竞争，而是为了维护自由竟争，它与管制和计划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自由竞争的固有弊病—玻璃匠整天想着下冰雹把所有的玻璃都打碎、建筑师盼望着火灾把整个城市毁掉等等，很容易使人对自由竞争产生厌恶，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样一来，也就不可能真正实行市场经济，《反垄断法》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二、《反垄断法》不应具有哪些中国特色？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会赋予《反垄断法》某些中国特色。一穷二白、落后挨打，历史让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后发的跨越式发展有赖于政府主导，因而电信、石油、电力、铁路、民航、军工等由国有经济控制的程度较高，这意味着除自然垄断外，国有垄断和合法垄断的成分在我国比在以私有制主导的发达国家来得高。尽管对这些行业，也要引进竞争机制、实行不同程度的民营化改革，但是《反垄断法》并无对相关垄断格局给予价值判断并直接加以调整的功能，这主要是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任务。相反，《反垄断法》要在既定的垄断格局下调整相关的垄断和竟争关系，否则《反垄断法》就会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负面冲击。所以该法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可谓

一项中国特色。只有这些行业的经营者超出其合法的组织垄断和经营垄断、或滥用其合法垄断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或社会利益的，才要适用《反垄断法》加以规制。

作为发展中国家，市场关系和国家行政在中国都处于初级水平。《反垄断法》逆发达国家的趋势为维护民族利益仍明文规定进出口卡特尔的豁免或适用除外、强调行政机关和公共组织不得滥用权力限制竞争、设立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统领多元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规定了对经营者集中或企业结合的国家安全审查条款等，也都是中国特色吧。

不过，种种中国特色，主要是《反垄断法》与其他法律制度衔接、外在于反垄断法的内容。《反垄断法》通过对联合限制竞争、滥用优势、企业结合进行规制的三大制度，致力于维护市场关系和市场经济体制，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其中，引人适用除外、相关市场等通行的概念或制度，规定行业协会、政府和公共组织不得自行从事或组织实施排除、限制或损害竞争的行为，未规定卡特尔审批制度，规定企业结合报备加实质审查，不得滥用知识产权等，都充分总结、吸收了发达国家反垄断法的经验教训，具有先进性、时代性。但是，要使该法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还应关注它不应当具有哪些“中国特色”。

(一)反“行政垄断”不应有中国特色

从中国的实际看，垄断在相当程度上掺杂着行政权力的不恰当运用，这是行政性旧经济体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惯性作用，理应要反。但是，在行政垄断如何反的问题上，却存在着两种认识偏差.如果不加澄清的话，“行政垄断”是反不了或无法有效地反的。

偏差之一是认为“行政垄断”的根本成因在于整体的政治体制，所以不应由《反垄断法》对其进行规制。不能否认，行政垄断确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也不能指望一部反垄断法解决所有问题。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并非一跳而就，需要循序渐进，以法律手段促进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完善，应为重要的一步。《反垄断法》出台，明确规定要反“行政垄断”，终结了这个认识上的偏差。

偏差之二，认为“行政垄断”是中国特色，充其量是原计划经济国家特有的现象，西方国家只有“经济垄断”而无“行政垄断”，其反垄断法便不存在反行政垄断的问题。由于这样的认识与事实不符，所以即使其动机是对“行政垄断”深恶痛绝，希望以此强化《反垄断法》反“行政垄断”的功能，结果却适得其反。事实上，美国的反垄断法从来都反“行政垄断”，尤其是州和地方政府的垄断；西欧和日本从上世纪80年代起，也明确了反垄断法对政府行为的适用性。发达国家反“行政垄断”的一个特点，就是对政府和其他公共团体的非主权行为，与公民和企业一体使用反垄断法，所以不需对此作特别的规定，只需明确政府及公共团体从事任何非主权行为时，也是作为反垄断法适用主体的“人”或“企业”即可。且不论“行政垄断”的概念是不科学的，行政垄断也可能是合法的国家经济垄断，如铁路客运，无论从主体还是行为方式、行为结果等方面，都无法将行政垄断与不法划上等号。

对行政垄断进行规制的最好办法，就是遵循国际通行的做法，直接将行政主体纳人《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而不仅把《反垄断法》的规制主体限制为“经营者”。以“行政垄断”的概念为基础，在《反垄断法》中对其作专章规定，事实上是将“行政主体”与“经营者”区别对待，导致行政主体承担的义务、法律责任都与一般经营者不同，何况行政主体的垄断与一般经营者的垄断一样，表现形式复杂多样，难以一一列举，这样做的效果，反而会放纵行政垄断。例如，依《反垄断法》第51条，行政机关和公共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只能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而无论从较早时地方政府限制外地生产的汽车进人本地市场、还是近年少数政府部门组织不当限制竞争的卡特尔来看，这样的规定，对于反“行政垄断”是无济于事的。只有令行政机关与“经营者”一样地适用《反垄断法》、同样承担责任，并允许利害关系人直接对其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方可能有效地遏制行政权力对竞争的不当限制和损害。

《二)反垄断民事诉讼不应有中国特色

这里指的是所谓私人反垄断民事诉讼，笔者在多年前撰文和不久前出版的《反垄断法理解与适用》一书中提出我国也应建立反垄断民事公诉制度，此处不予赘述。私人反垄断民事诉讼，是指个人、企业等垄断行为利害关系人依据反垄断法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以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尤其是损害赔偿的诉讼。《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对受害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第38条虽未禁止垄断行为利害关系人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其起草者的意图是行政前置，即只有在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垄断行为进行审查、作出决定以后，当事人才能根据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结论对垄断行为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要在针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后，再根据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结果提起民事诉讼。如此考虑，是顾及反垄断法的专业性、政策性要求，专业性问题由专业机构首先处理，以避免《反垄断法》实施中可能出现的盲目和混乱。这对恰当地认定垄断行为和相关纠纷的解决或许具有积极意义，但却与现代法治的要求不符，所以应当允许垄断行为的利害关系人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寻求救济。而从法条的文义看，这样做也并不违反《反垄断法》。

首先，法治国家应当实行民主的司法，允许当事人根据《反垄断法》第50条和一般民事法律提起民事诉讼。有权利就有救济，任何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都应有权提起民事诉讼，以寻求法律保障，仅靠第38条规定的举报权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反垄断执法机构本身具有局限性。政府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一方面它不可能及时、正确地处理所有问题，另一方面依其能力只可能对一小部分垄断行为进行查处。而且行政机关查处案件需时不菲，市场瞬息万变，垄断行为的受害人等到案件查处完毕方能要求不法行为人赔偿，难免落空。反垄断执法机构与垄断行为利害关系人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它更关注整体的竟争秩序和社会利益，可能忽视对受害人个体利益的保护和补偿。

再次，垄断行为未必都是大案、要案，如拒绝交易、歧视、搭售、维持转售价格等未必普遍流行的滥用优势地位和垄断协议行为，反垄断执法机构无暇也不必事必躬亲进行查处，由利害关系人直接诉诸法院解决更为合理、有效。

再其次，行政前置不符合国际惯例。尽管各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有所不同，法院与反垄断执法机构之间的关系也不尽一致，但行政与司法并行是世界上反垄断法救济的通行模式和趋势。美国历来允许私人的反垄断民事诉讼，在其反托拉斯法形成之初就确立了著名的私人三倍赔偿民事诉讼制度。其他国家也逐渐认识到私人反垄断民事诉讼的重要性。鼓励私人反垄断民事诉讼，藉以提升反垄断法实施的效率和效果，降低反垄断执法成本，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已成为普遍的共识和趋势，中国也不应例外。

最后，允许利害关系人直接提起民事诉讼有利于推动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垄断行为的受害人身处相关行业，对反竞争行为比反垄断执法机构更敏感、更熟悉，且他们与垄断行为有着切身利害，允许其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能够充分发挥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弥补政府执法的不足，节约行政成本，提升反垄断法的实施水平。

当前，在我国大多数存在行政职能部门或监管机构的领域，都既允许行政机关查处，也允许当事人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如《环境保护法》第41条的规定。而证券民事赔偿行政前置的实践，并未取得好的效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同时也妨碍了我国证券市场趋于规范和法治化的进程。对于专业性很强的案件，法院可以通过提高法官素质、设置专业法庭、与反垄断执法机构合作、召开听证会、聘请专家证人等各种措施，公正地进行审理和裁判，因此没有必要求诸于行政前置甚至倾向于行政专属管辖，在法治道路上停滞、倒退。

对于允许当事人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可能导致滥诉现象，也不必担心。《反垄断法》

第50条规定“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并不存在如美国、台湾地区那样“三倍民事赔偿”的民事诉讼激励。关于恶意诉讼，它也不是反垄断诉讼所独有的，完全可以在司法审判中以通常的方式加以解决。当然，赋予当事人诉权并不否定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积极、主导作用。只有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相互配合、协同作用，才能推动《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

三、应对高级市场经济之法的新挑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远未达到普遍确立理念和形成传统的程度，因此《反垄断法》对于国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和挑战。

首先，在改革开放历经30年的今天，整个社会能否“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将市场经济理念凝聚为共识，对市场经济百般呵护、坚决维护，遏止平均主义、管制万能的思潮泛滥以至湮没市场关系，这对《反垄断法》而言是最紧要的。否则，《反垄断法》将成为一纸空文。

其次，在社会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管理无所不在，政府固然也可以参与公开市场操作、做市场的运动员，如政府采购、买卖有价证券等，也可以投资经营企业做老板、兼做运动员和教练员，这是政府应当遵从民意扮演诸多不同的角色使然，但在反垄断法之下，政府的角色只是赛场的裁判，按照既定的比赛规则，对市场中的运动员和场边的教练员随时叫停、判罚并即时恢复比赛，自己既不做运动员，也不做教练员。这就要求政府真正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来驯服、调教莱鹜不羁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像一直以来的那样，市场稍不尽人意，行政手段就不由自主地紧跟而上，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经济发展、消费者福扯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自觉、主观地追求来的，而是被经济规律逼得走投无路、市场不情愿地给我们带来的意外惊喜。但是，《反垄断法》颁行不等于政府就愿意并且会做裁判员了，它需要我们的政府学习、学习、再学习。

再次，在现行行政体制及维持既定的分散执法格局、《反垄断法》又不能平等地适用于政府和人民的情况下，能否从根本上缓解合法垄断行业因缺乏竞争而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政府和拥有公共管理权力的组织不当限制、损害竞争的问题？在缺乏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民事公诉等发达国家常用手段的情况下，《反垄断法》要有效实施并达致各界期待的效果，尚需国人付出努力。对于行政机关制定规章或规范性文件限制竞争的，《反垄断法》第37条虽然有了禁止性规定，但它已经超出该法规定的救济和责任所能解决的范围，还有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甚至法律可能不当限制、损害竞争的问题。这些，只能通过推进政府法治、建立制度化的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和违宪审查机制加以解决。

最后，一部《反垄断法》，就是一部现代市场经济之“理”。鉴于其蕴含的高度辩证法和市场关系的复杂性，天然地排斥法条主义—“注释法学”、在行政执法和司法中死抠法条等。换言之，《反垄断法》是合理性与合法性高度统一、充分讲“理”的一种法。该法的条文，只是为判断一种行为是否合乎市场经济的要求提供一种分析的框架或方法。适用《反垄断法》，依据的表面上是它的法条，实际上却是市场经济之“理”，它要求企业、政府、法律及司法界等树立恰当的市场经济理念、把握市场经济的方法论，以此一一合乎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学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实施并实现《反垄断法》也即某种经济学。这就对行政执法、司法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相信我们的社会能够尽快学会按照反垄断法的内在要求来实施《反垄断法》，以此为契机，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法治进程，使之获得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提升。

篇2：反垄断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本科生课程论文

I

内容摘要

反垄断发源于西方社会,其实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西方反垄断的理论和实践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诸多的教训。由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尚处于转型期,完善的市场经济有待建立,各种权力对经济的影响还很大,权力和经济势力的相互作用和交织渗透是垄断的主要特征和形式,尚需从西方反垄断演进的历程中获得启示和借鉴。因此本文通过对西方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中演进的研究, 探寻反垄断在西方市场经济中的演变机制,以便从其演变中汲取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的反垄断法的发展历程, 直面中国反垄断面临的形势,思考我国反垄断的总体思路,明确我国反垄断的重点难点,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理对策。

关键词： 反垄断

市场经济

限制竞争

I

目 录

一，西方反垄断法的发展演变 ……………1

二、中国反垄断法与市场经济 ……………2

（一）中国反垄断法的问世 ………………2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中国特色反垄断法 ………………3 三，参考文献

II

……………5 浅析反垄断法与市场经济的发展

反垄断法是指制止和反对垄断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所规制的对象为垄断与限制竞争行为,而垄断与限制竞争行为却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结果。现代西方反垄断法的发展变化与现代西方商品经济紧密相联，因此我们通过对西方主要国家反垄断法律的成熟发展的研究、取长补短，建立完善我国反垄断法律制度。

一，西方反垄断法的发展演变

现代意义上的反垄断法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从自由经济转化为垄断经济这一特定的历史经济条件而出现的。

19世纪后半叶特别是19世纪末,工业革命加快了各国的经济发展。在美国,大公司因剧烈的竞争引起价格和税率(费用)急剧下降,导致企业亏损破产,由于没有法律约束,垄断组织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排挤中小企业,哄抬物价,剥夺了消费者的购物选择权,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强烈的反托拉斯心理并爆发了反托拉斯的活动,这对美国的反垄断法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1890年的《谢尔曼法》禁止限制商业贸易和垄断市场行为,并授权司法部调查起诉、处理反托拉斯案件,而法院依据法律原则和程序对其加以结构性或行为性制裁,所以《谢尔曼法》奠定了美国反垄断法律的规制基础,形成了结构主义规制制度。1911年的“美国诉标准石油公司案”中最高法院大法官怀特揭示了垄断化构成的三个要件即状态———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取得和维持垄断化的作为、意图———从事垄断化的故意,使《谢尔曼法》第2条“垄断化”从概念走向具体。1964年的“美国诉Grinnell Cor-poration案”又发展了怀特的理论,明确了通过高质量的产品、优秀的商业技巧或历史原因而获得的市场支配力不在此限。另外,即使市场支配地位是合法取得的,企业也不能运用它来维持和扩展其市场支配力。

可见,这里的美国垄断化构成强调“垄断组织扩展和维持市场支配力的作为”,显然其已经从结构主义滑向行为主义的范型,与1957年德国的《限制竞争法》和1973年英国的《公平交易法》中的“垄断力滥用”规制在构成条件上极其相似,所不同的是英德法不以谴责垄断状态为目的,不适用解散分割公司这种结构性制裁方法,而仅仅采取罚金、民事赔偿、罚款等行为 性手段。美国法尽管对垄断化在结构上和行为上都加以制裁；但是进入80年代,以垄断化规制处置的案件甚少,究其原因是垄断化规制与垄断力滥用规制在行为条件上的适用竞合,以及垄断化构成要件较为复杂,难以把握认定,且适用范围狭窄；所以进入90年代,由于技术产品复杂化、产业升级换代高速化、技术开发投入与高风险化以及竞争的全球化,传统的反垄断法的单一认定标准和古板严厉的处罚手段变得不适应于高新技术领域,新时代的反垄断法发展方向是从不同角度、依多种标准对具体案件进行综合的合理性分析,并采取相对灵活、温和的处罚手段。20世纪80年代,如同垄断规则趋于温和一样,各国也选择了宽容的合并政策,美国在1984年、1992年的《合并指南》中已废弃“市场份额”这一合并有效认定的惟一标准,以及合并形式“三分法”(横向合并、纵向合并、混合合并)和有罪推定原则,转向以“产品市场、地域市场、市场份额”合并为有效认定的综合标准,转向适用合并形式“二分法”(横向合并和非横向合并)和无罪推定原则,并在裁判中适用“合理性原则”。新准则还对“非横向合并”采取了宽容态度,认为它具有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一面,应原则上予以支持。

二、中国反垄断法与市场经济

（一）中国反垄断法的问世

现代西方反垄断规制对象和内容随着经济形式、科技发展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而不断革新,从而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反垄断规制的一般制度和做法,从而也反映了世界反垄断法的灵活与弹性。我国起草中的反垄断法对此加以借鉴,并根据不同垄断情形采用了不同对策。

改革开放,党和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冲破思想栓桔,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然而,在高速发展中,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质疑GDP和市场经济的思潮,平均主义的传统有所抬头，总希望以主观的行政手段控制之。本来,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发展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可以通过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应对之,而且,国家的各种必要的调控和监管,也要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倒回计划经济时期那种任意的行政手段上去。《反垄断法》正是契合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这种要求, 在反垄断法的框架下,国家立足于自由、公平的竞争而维护市场经济。因此,该法的问世,打消了人们对于国家发展走向的疑虑,去除了当下中华民族崛起中的一个隐优,意义非同小可。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中国特色反垄断法

然而,我国当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尚未完全转变,来自政府部门的、对竞争进行行政性限制的力量仍然较为强大, 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尚不具备,行政垄断、经济垄断以及各种限制竞争的现象大量存在。鉴于此，我国应当逐渐完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垄断法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1，国有垄断比重大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会赋予《反垄断法》某些中国特色。一穷二白、落后挨打,历史让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后发的跨越式发展有赖于政府主导,因而电信、石油、电力、铁路、民航、军工等由国有经济控制的程度较高,这意味着除自然垄断外,国有垄断和合法垄断的成分在我国比在以私有制主导的发达国家来得高。尽管对这些行业,也要引进竞争机制、实行不同程度的民营化改革,但是《反垄断法》并无对相关垄断格局给予价值判断并直接加以调整的功能,这主要是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任务。相反,《反垄断法》要在既定的垄断格局下调整相关的垄断和竟争关系,否则《反垄断法》就会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负面冲击。

作为发展中国家,市场关系和国家行政在中国都处于初级水平。《反垄断法》逆发达国家的趋势，为维护民族利益仍明文规定进出口卡特尔的豁免或适用除外、强调行政机关和公共组织不得滥用权力限制竞争、设立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统领多元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规定了对经营者集中或企业结合的国家安全审查条款等,也都是中国特色。不过,种种中国特色,主要是《反垄断法》与其他法律制度衔接、外在于反垄断法的内容。《反垄断法》通过对联合限制竞争、滥用优势、企业结合进行规制的三大制度,致力于维护市场关系和市场经济体制,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2，着力打破行政垄断

目前,行政垄断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是影响最大、危害最甚的限制竞争 行为。在纵向的行业内,这种垄断表现为行业垄断。在横向的行政区域中,行政垄断表现为地区垄断,或称地区封锁、地方保护主义。这些形形色色的行政垄断不仅限制了竞争,保护了落后,严重破坏了我国经济生活中初步培育起来的市场机制,使社会资源不能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合理的和优化的配置,因此,反垄断法必须将反对行政垄断作为首要的和迫切的任务。

既然要开放市场,使尽可能多的企业投入市场竞争,就不能仅仅注意企业之间的限制竞争行为,而是要特别注意监督政府,防止它滥用权力。对行政垄断进行规制的最好办法,就是遵循国际通行的做法,直接将行政主体纳人《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而不仅把《反垄断法》的规制主体限制为“经营者”。以“行政垄断”的概念为基础,在《反垄断法》中对其作专章规定,事实上是将“行政主体”与“经营者”区别对待,导致行政主体承担的义务、法律责任都与一般经营者不同,何况行政主体的垄断与一般经营者的垄断一样,表现形式复杂多样,难以一一列举,这样做的效果,反而会放纵行政垄断。只有令行政机关与“经营者”一样地适用《反垄断法》、同样承担责任,并允许利害关系人直接对其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方可能有效地遏制行政权力对竞争的不当限制和损害。

3，禁止滥用市场优势的行为

企业的市场行为可以直接影响市场的运行状况,它是反垄断法规制的重要内容。按照反垄断法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企业的市场行为虽不完全由其所占市场份额或者市场的集中度所决定,但人们也应将注意力放在大企业身上,特别要监督那些已经控制了市场的企业,防止它们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1980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竟争的暂行规定》首次提出了反对行政垄断的任务。此后,我国政府又以不同形式颁布了一系列反垄断法规。从内容上看,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禁止商定垄断价格；反对过大规模的企业联合；禁止公用企业及其他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制竞争。参考文献

[1] 刑才.美国反垄断法:百年经验与总结[J].,2000,(7).[2] 尚明.主要国家(地区)反垄断法律汇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 孙天法·理性竞争一市场经济的制度缺陷与调整[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版.[4] 戚幸东。中国现代垄断经济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5] 姜付秀,余晖.我国行政性垄断的危害—市场势力效应和收入分配效

篇3：浅议反垄断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没有发展到非常完善的程度, 面临的是越来越严峻的市场竞争, 尤其是国际竞争。面对强大的外资进入市场, 国内大多数企业由于经济规模小, 所谓已形成的“满天星星, 不见月亮”的现实状况, 决定了它们不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存在被淘汰的可能。因此, 发展规模经济对当代中国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目前, 利用企业合并、并购或资产重组的方式实现经济规模的扩大, 形成规模经济是我国企业应用较多的手段。它能够实现资源的互补和技术的共享, 极大的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政府也赞成这些方式, 并加以引导和控制。中国规模经济的发展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在这条道路上必然的需要合适的法律规范来规制, 因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导致经济规模的扩大, 但是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并不必然形成规模经济, 它的扩张还可能形成垄断经济, 即生产要素市场和销售市场集中到规模大的企业, 从而产生经济性垄断, 阻碍和限制同类商品的市场竞争。它不利于企业的生存、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反垄断法》的价值在于保护竞争, 禁止一切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行为, 鼓励市场主体参与自由竞争, 实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它追求的目标和发展规模经济的要求相吻合, 切实的保障了规模经济的实现。所以, 它的出台以及实施是顺应了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是对那些认为国内市场目前还未形成规模经济而质疑制定《反垄断法》会造成中小企业不敢竞争的反对者的回应。

此外, 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政府利用自身享有的行政权力 (经济管理权) 实施经济干预行为可能导致垄断的另一种形式的出现:行政垄断, 即政府职能部门利用职权搞地区封锁和强制交易, 制定符合本地区企业利益的政策, 保护当地产业不受外来竞争压力的影响, 提升本地区经济的繁荣程度。行政垄断比其他形式的垄断具有更强的市场破坏力,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极大的影响。而现行的《反垄断法》规制的重点就是行政垄断。行政垄断破坏了竞争秩序和统一市场体系的形成;扭曲了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破坏了我国经济生活初步培育起来的市场机制;破坏了经济自由和民主;会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起初, 它是否要被纳入《反垄断法》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反对意见认为, 行政垄断是行政行为, 应由行政法调整, 如果将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纳入反垄断法进行规范, 那么制定的反垄断法会带有浓厚的行政法色彩, 失去“经济宪法”的本意。行政垄断在中国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 从秦始皇的大一统思想派生而来的中央集权, 可谓根深地固。不规制行政垄断的《反垄断法》是不完整的, 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就永远不能走向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

在有了法律规范的前提下, 下一步如何在实践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实现其内在价值追求, 是现行《反垄断法》在执行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通观法条, 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 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反垄断工作。我国现行的行政垄断由实施行政垄断的上级机关责令改正, 由工商行政管理局或其他部门监督检查。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一个独立的、专门的、权威的主管和执行机构, 从而使反垄断行为得不到很好的规制, 因此该法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设立应该独立于一般的行政机关, 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本身就是行政垄断的主体, 其与上级之间的隶属和亲密的关系, 可能会存在执法不公的问题。它应是高于一切一般行政机关而直接隶属于最高权力机关, 对其负责。通过赋予它广泛的权力, 执法权限, 以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国家繁荣富强, 人民幸福安康。

法与经济的关系是哲学中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辨证关系的体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反过来会影响经济基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现状决定了建立规模经济的必要,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又需要具有预测、规范、指引等作用的相关法律来保证它的顺利的发生, 《反垄断法》正是顺应我国经济发展潮流, 应运而生的上层建筑, 它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在运用过程中逐步加以完善的《反垄断法》将会为中国立足与世界之林助一臂之力。

参考文献

[1]、盖葳.新经济形势下我国出台反垄断法及其得失.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08年1月.第24卷第1期。

[2]、阿计.反垄断法为市场经济立宪.政府法制.半月刊2008年第1期。

[3]、徐捷.我国反垄断立法与发展规模经济的关系.财经界.2007年4月。

篇4：浅谈社会经济中反垄断法的问题

[关键词]企业并购；反垄断法；社会经济

可口可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碳酸饮料生产商，而汇源果汁则是中国果汁饮料行业的龙头老大。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汇源这一举动受到了国内各界的评价，而最终敲定结果的还是商务部的裁决。

商务部根据《反垄断法》的有关法律内容，认为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汇源果汁所造成的经营者集中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将对中国果汁饮料市场有效竞争和果汁产业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禁止了该集中。这是我国《反垄断法》自颁布实施以来，第一起禁止经营者集中的案例。

在此，本人认为有必要从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汇源果汁一案入手，来分析、阐述企业并购所带来的经营者集中与反垄断的关系。通过对这一案例的描述、分析，综合各方的观点予以评价，最终得出个人的一些观点，并给出一些立法建议。

一、外资并购中反垄断的价值取向

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外国投资者通过兼并或者收购东道国的经济实体，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在东道国的市场地位。譬如我国的某些行业（如饮料、洗涤剂、化妆品等）已经或正在形成被外资垄断的情况。对企业并购中的垄断问题进行规制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并购实施监管的核心内容。为了防止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一般可以通过《反垄断法》对企业并购进行控制。

《反垄断法》是一个由公平、自由和社会整体效益等多种价值构成的法律系統。我国的外资并购是随著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而产生的，相关规范和制度的制定较晚，也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外资并购的反垄断体系。随著我国的入世，在外资并购中暴露出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反垄断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二、从企业并购的角度看并购案

可口可乐公司是以向汇源果汁提出收购要约的方式进行收购的。从行业角度来看，如果以整个饮料行业这一大概念来看，可口可乐和汇源果汁都是属于这一行业的，那么该项收购就属于横向并购；如果把饮料行业细分为碳酸饮料、果汁饮料、茶饮料等多个小的分支，则收购也可看为不同行业的混合并购。关于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这一并购行为究竟是属于横向并购还是混合并购，国内学者有很多不同观点，本文将在以下第四部分进行详细的分析。

从付款方式来看，可口可乐公司是以现金购买股票的方式提出并购的，因此该并购案是以现金购买股票的方式进行的这一点无可厚非。

从是否征得目标公司同意来看，可口可乐的收购要约足以表明该并购行为的方式为要约并购。

三、《反垄断法》对于外资并购的约束

在《反垄断法》中规定对企业并购进行控制的制度是外资进入我国市场的防御需要。随着国内与国际市场连为一体，我国经济不但要面对本国企业垄断的威胁，更要遭受外国企业对我国市场的控制。

从行业角度划分的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横向并购可以扩大同类产品的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消除竞争，提高市场占有率，由其实质及其效果可知，横向并购的行为很有可能会导致垄断行爲的发生。横向并购的一般结果多为经营者集中。

《反垄断法》之所以对经营者集中的概念进行定性，并且要求达到一定规模的集中必须主动进行审查申请，我认为是对并购行为本身的一种危害性预见。某一行业里的不同企业之间是竞争的关系，而竞争则是企业进步、行业发展的催化剂。同一行业之间的横向并购，又常常是竞争对手之间的并购，对于企业来说，对同一行业的竞争对手进行横向并购在短期是有益的，但是从长远的利益来看，缺少了竞争对手的企业，发展空间将受到极大的约束。

因此，我国《反垄断法》中对于经营者集中的限制和约束，是对市场的规范，为避免“一家独大”的局面。

四、收购案与反垄断

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一案的焦点在于最后商务部的裁决。首先，商务部认为根据《反垄断法》的集中审查，认为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汇源果汁后，会将其在碳酸软饮料市场上的支配地位传导到果汁饮料市场。这一理论的基础是建立在并购行为本身造成的经营者集中上。

我认为，确定一项收购行为是否属于横向收购的依据是明确行业范围。可口可乐公司拥有中国软饮料市场15.5%的份额，汇源在中国果汁市场占10.3%的市场份额，拿到整个软饮料市场来看，如果可口可乐顺利收购汇源，其在中国整个饮料行业的份额并不会有质的提高。然而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的真正目的在于稳定其在果汁饮料市场的地位。可口可乐并不是没有果汁产品，其占有中国果汁市场9.7%的份额，仅凭一款果粒橙就拿下果汁市场第二名的位置，因此如果从果汁行业这一相对较小的行业来看，可口可乐的收购行为确实有可能对我国的果汁市场造成冲击。

所以，由横向收购导致的经营者集中将是《反垄断法》所将要重点审查的对象。商务部的裁决之所以成立，就是在审查的时候确定了并购所相关的行业范围。只有确定行业范围，才能定性收购行为的性质，否则《反垄断法》的审查条件将不复存在。

五、收购案“搁浅”的意义与反垄断目的

关于商务部对收购案的否决，各方观点不一。有赞同的，有保持中立的，也有反对的。经营者集中是本收购案讨论的焦点，它在各国设立的方式多种多样。在日常生活中，公众所认为的垄断是贬义的，但其实垄断只是个中性词，并没有褒贬的意味。

在始终关注此案的过程中，个人认为，反垄断审查的标淮不明确，应当采用规模标淮进行审查。本次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是典型的横向并购，只是并购汇源产业的一部分，不包括浓缩果汁产业和果园产业，并购后不涉及原材料和设备的供应。所以，商务部对于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一案的禁止从反垄断的角度来看，理由并不是十分充分。

随著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为了谋求其利益最大值，并购的发生肯定会越来越多。如何规范我国企业并购，从而保护我国市场的稳定，将是反垄断立法的首要目标。

篇5：反垄断与经济民主

反垄断与经济民主

朱春燕

一、垄断及反垄断的主要内容

在经济学领域，垄断是指少数大公司、企业或者若干企业的联合独占生产和市场。它们控制一个甚至几个生产部门的生产和流通，在该部门的经济活动中取得统治地位，操纵这些部门产品的销售价格和某些生产资料的购买价格，以保证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

在法律领域，垄断是在市场运行过程中，限制和排斥或控制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的，具有违法性和社会危险性特征的一种经济行为。具体而言：

(一)垄断是一种排斥和控制竞争活动的经济力量，这是垄断最基本的性质。

所谓排斥，是指在一定的交易领域内，垄断者使其他企业公司和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难以正常进行，从而把他们从市场上驱逐出去的行为。所谓控制，是指垄断者对其他企业公司和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约束，剥夺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自由竞争的行为。垄断的排斥和控制力量，给竞争者进入市场造成困难，所以垄断必然削弱竞争的火力和效率。从这一角度讲，垄断是自由竞争的对立物，是自由竞争和经济民主的否定和破坏力量。

(二)垄断代表的是一种根据某种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是一种有组织的联合力量。

垄断者往往采取合谋性协议，形成协议垄断的垄断形式，安排和协同行动，形成联合力量，对局外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以实现其稳定的经济统治。

(三)垄断者谋取经济利益，是依靠对市场的操纵和独占实现的。

垄断者通过滥用市场有利地位和过度集中的经济力量，以独占或操纵市场，形成滥用经济优势地位的垄断形式，获取高额利润。垄断利润的存在加深了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并且妨碍资源的合理配置，严重影响市场经济功能的发挥和健康发展，削弱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垄断以市场的独占地位为标志，它的弊病显而易见，它排除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为了市场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反垄断势在必行。“反垄断是对市场上可能产生的垄断进行控制，以及对市场上现有的垄断进行监督，防止它们滥用市场支配地位。”①(王保树：《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针对垄断以上的三个特征和性质，反垄断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是禁止卡特尔，即禁止企业通过订立协议的方式而排除和限制其他竞争者;第二是控制企业合并，即对企业的合并和联合进行一定的限制，以防止某些企业通过合并来限制排斥其他竞争者;第三是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力量，“企业在竞争中通过合法方式取得了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原则上可以与其他企业相同的方式参与经济交往。即是说，它们有权要求交易自由，特别是合同自由。然而，如果它们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反竞争的行为方式，那就是滥用了这种自由。私法自由的合法基础是竞争，如果竞争被排除了，自由就失去了其合法性。”①(王保树：《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因此，禁止企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当然成为反垄断的主要内容之一，这被称为反垄断法的三大支柱之一。

当然，如果行政主体滥用和超越行政权利，限制、妨碍或排斥市场竞争者，包括不适当地参与市场交易，破坏公平竞争，也包括在行使规制市场职能时不适当地限制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相对上述的经济性垄断，这种限制行为被称为行政性垄断。行政性垄断必然侵害了市场主体的合法经营权，也必然破坏民主统一的市场经济。为了市场经济的统一和经济民主，反垄断的主要内容也当然应该包括行政性垄断。

二、经济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市场经济的就是竞争性经济。没有竞争，市场就没有活力。竞争机制崇尚“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即竞争会淘汰失败者，壮大优胜者，从而导致企业经济力趋于集中在某些优胜的大企业手中。但是，“如果少数人手中的经济实力显着集中，它便具有威胁民主社会的危险性。”②([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8页)可实行市场经济必然会产生企业经济力的集中，这就需要运用民主的方法、民主的原则来对企业的这种经济力集中加以制约。“如在经济领域内民主受到排斥，在其他领域内民主会更易于受到限制或排斥。”③(应克复：《西方民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3页)于是，市场经济对民主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民主由政治领域向非政治领域延伸。换言之，经济的民主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本质上市场经济就是民主经济。可是，何为经济民主?

“经济民主是民主从政治领域向非政治领域延伸，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④(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79页)在政治领域，“少数服从多数，并保护少数”是民主的基本内涵。其中，“少数服从多数”建立在自由表达意见的`基础上，“保护少数”意味着平等对待，可以说，自由和平等是民主的两大支柱。美国李普森教授也认为，民主程度就是尽可能使其人民同时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最多的平等的政治制度。自由是民主的积极方面，体现着民主化的程度。民主化程度越高，自由的享有也就愈充分;平等是民主的消极方面，它说明自由并不是不受限制的，在享受自由的时候不得牺牲他人的平等。同样，经济民主也以经济自由和经济平等为其主要内容，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经济自由是指竞争者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活动不受他人强制，但是在每个市场参与者都只顾及无限的追求自己利益时，优胜劣汰，企业经济力将会过度地集中在某些优胜的大企业手中，完全的自由便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因此经济平等的存在就顺应而出。在尊重自由竞争的同时对其进行一定的限制，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不得损害他人的平等利益，以此来限制企业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和维持有序的市场秩序。因此，经济民主是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民主，它既强调市场经济对竞争者自由竞争的保护，又对经济力过度集中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在这一点上，经济民主与反垄断不谋而合。

三、反垄断与经济民主是对立统一的，两者相辅相成

(一)反垄断是对经济民主的有限限制

经济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经济自由是经济民主的主要内容之一。经济自由是指经济活动，包括投资、就业、消费等不受他人强制。对于参与市场竞争的竞争者而言，就是要求能够最大限度追求利益的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规律，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日益激烈，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日渐显露，经济力开始向少数大资本企业集中，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便形成了典型意义上的经济垄断。如此看来，垄断似乎是经济自由发展的必然，是自由竞争的结果。“然而，垄断是竞争天敌。”①(种明钊主编：《竞争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页)垄断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人们无法竞争，市场失灵，而且更深层次而言，它破坏和制约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届时，如果放任垄断，那么何来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和经济的民主?换言之，经济自由并不意味着经济活动不受限制，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势必导致经济自由本身的破坏，更不可能实现经济民主。因此，为了保护经济民主，利用反垄断对经济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是很有必要的。

(二)经济民主的市场要求与反垄断的主要内容是统一的

1.经济民主在市场领域的要求和体现之一是反对来自政府的不适当强制，包括不适当地参与市场交易，破坏公平竞争，也包括在行使规制市场职能时不适当地限制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行政权力是否支配和左右经济生活，它的行使是否受到必要的控制，经济个体是否存在着自由生存空间是衡量经济生活中是否存在经济民主的要素之一。行政权力支配经济生活表现在垄断形式上就是行政性垄断，这是反垄断的重要核心之一。在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环境下，无经济民主而言。

2.经济民主在市场领域的要求和体现之二是同一行业或不同行业之间竞争主体的多元性。某一个行业、某一种产品或服务领域是否有相当数量的同业竞争者，即竞争主体是否呈现多元化是衡量经济生活中是否存在经济民主的又一要素。经济民主的这种要求表现在反垄断上就是对于企业联合垄断形式的限制，市场竞争中垄断者往往采取协议的方式排斥、限制和妨碍竞争，形成协议垄断的垄断形式，安排和协同行动，形成联合力量，对其他参与者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禁止限制性协议、决议或者协同行为，即指经营者通过合同、决议或者协调一致的行为，共同实施的划分市场、限制价格或产量等反竞争的行为。保持市场的自由竞争和竞争的多元化，就必须依靠反垄断的力量。“没有这种竞争的多元化，就会形成规模垄断，破坏经济民主。”②(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

3.经济民主在市场领域的要求和体现之三是反对经营者经济力的过度集中和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尤其反对经营者利用自身的优势对消费者进行各种限制和强制。“如果除了优胜劣汰的自然竞争法则之外，还存在着人为的市场拒斥与排挤，就表明经济生活中缺乏民主。”③(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处于劣势地位的中小企业是否能够与大企业平等竞争，是否存在着市场进退的自由是衡量经济民主的又一表现。“垄断形式是不民主的，因为它们在冲击着较小的竞争者，冲击着它们所服务的人民。”④([美]罗斯福：《罗斯福选集》，关在汉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1页)反对经营者经济力的过度集中和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这一要求在反垄断中的表现就是对于某些大企业经济力过度集中的制约，防止大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损害中小企业的利益。

(三)反垄断的目标是实现经济民主

运用反垄断法来实现经济民主的设想，源于罗斯福1938年提交议会的反垄断咨文。该咨文是鉴于以30年代危机时期美国产业复兴法的违宪判决为中心的当时的经验而提出的。()“意在对经济力过度集中置之不顾，正是对美国传统民主的破坏，而走向了法西斯道路。因而，提出了为确保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民主，必须排除经济力的集中，活跃竞争的主张。”⑤([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这种经济民主的设想，在二战以后，成了反垄断法以国际规模广泛出现的理论基础，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中的条文清楚地表明以经济民主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之一。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制定的《关于私人垄断和确保公平交易的法律》第1条中即规定：“本法的目的是通过禁止私人垄断、不正当地限制交易和不公平交易方法，防止事业支配力量过分集中……促进国民经济的民主和健全的发展。”

纵观各国的反垄断立法，立法者的意图都是通过限制生产和资本的过度集中，使市场向多数企业开放，并使企业在竞争中免受各种不正当的限制，实现市场经济的真正民主。

反垄断的宗旨是反对垄断，反对限制竞争，保护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保护参与经济交往的一般企业的经济行为自由，保护一般消费者的合法利益，保护这两方当事人的自由和权利免遭享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垄断企业和寡占企业的侵害。反垄断维护中小企业的利益，防止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维护自由公正的竞争机制，这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是非常必要，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真正的经济民主，维护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

月，田凤岐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5)李嘉廷：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2003年5月，李嘉廷以受贿罪被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6)丛福奎：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03年6月，丛福奎以受贿罪被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7)程维高：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3年8月，中纪委宣布：开除程维高党籍，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

(8)王钟麓：原浙江省副省长、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3年8月，中纪委宣布：开除王钟麓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9)田凤山：黑龙江省原省长、国土资源部原部长。2003年10月28日，新华社发布了田凤山被免去国土资源部部长职务的消息。消息说，“田凤山因有严重违纪问题，正在调查。”

(10)刘克田：辽宁省原副省长。利用职务之便，为女儿出国留学，收受巨额贿赂，被开除党籍。2003年11月30日，中央纪委就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发出通报。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11)王雪冰：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因收受巨额贿赂，被开除党籍。2003年12月，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2年。

(12)麦崇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因收受巨额贿赂，被开除党籍。2003年12月，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

(13)王怀忠：安徽省原副省长。2003年12月底，王怀忠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此前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公开报道的这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其中有3名正省部级。他们是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黑龙江省原省长、国土资源原部长田凤山。同时，这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除1人为非党干部外，其余12人中有11人已被开除党籍。

5.第一次在通报中公开表扬举报人

《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对违法违纪的党员干部进行如实地举报，是一个党员的正当权利。然而，一些违法违纪党员干部特别是握有重权的领导干部，往往利用权力压制举报，对举报人疯狂打击报复。河北的郭光允，因举报省委书记程维高，竟被送进劳教所;河南的吕净一，因举报市委书记李长河几近灭门。

反腐败斗争是群众的斗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斗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深化斗争。

为了从反腐败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获取动力，为了鼓励和保证举报人正常行使自身的权利，中纪委2003年在对程维高的通报中，第一次公开并肯定了郭光允的举报行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号，内含着用法律手段消除举报风险、用法律的形式保护举报者、将举报确定为一种依法行为的要求;也是促进举报激励机制的建立，激发干部群众积极举报腐败的行为，提高反腐败的参与度的重要举措。

6.第一次将临时巡视改为专门巡视

近些年来，一些省级领导班子和省级领导干部出现的违纪违法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监督。

为弥补地方同级纪委对同级党委监督的不足，虽然在“块块”上，还继续沿用各级地方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提法，但不再强调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同时，中央决定组建专门负责对各省巡视的中央巡视组，不再临时抽调人员组建临时性的机构。

2003年建立的5个中央巡视组，是专门的巡视机构和专职巡视队伍，在多名经验丰富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带领下，已经分赴贵州、湖南、吉林、江苏、甘肃、海南、四川等省进行巡视，加强了对省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

7.第一次明确改革“条条”监督中的“三个不再”

如果说，2003年中央对“块块”的监督主要还表现于手段上的改进;那么，在“条条”方面，则更多地体现在对“派出纪检监察机构领导体制”的改革，以强化对权力的有效制约。

目前对“条条”监督的进展可概括为“三个不再”：隶属关系，不再受同级党组领导;领导人员，不再从所在单位产生;巡视对象，不再包括委、部这些“条条”部门。

具体来说，十六大前已经开始试点的卫生医药部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及随后进行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商务部、新闻出版总署共7个试点单位的派出纪检监察机构，不再受同级党组领导，纪检组长、监察局长不再从所在单位产生，而是由中纪委统一管理，直接领导。同时，由于派出纪检监察机构领导体制的这一改变，中央的5个巡视组从今年起，也不再对委、部这些“条条”进行巡视。

8.第一次把严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明确为纠风的重点

2003年2月，吴官正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会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以解决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严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为重点，加强综合治理，从改革入手深化纠风工作”。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减轻农民负担稳步推进，治理公路“三乱”成果巩固，纠正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工作不断深入，治理教育乱收费初见成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利用职权摊派发行的不正之风，经过坚决治理，取得显著效果。全国纳入本次治理的党政部门报刊共1452种，其中停办677种，划转302种，实行管办分离289种，改为免费赠阅87种。

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在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时，明确提出，要把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作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

9.群众对反腐倡廉的满意度第一次超过半数

据中央纪委连续8年进行的随机抽样、直接入户的党风廉政建设问卷调查结果统计，2003年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度第一次超过半数，达到了51.9%，而1996年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度为32.8%，几年间提高了不少。

雷声大，雨点也大

篇6：反垄断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摘要】网络经济作为知识经济的一种具体新形态，它正以极快的速度影响着社会经济与人们的生活。与传统经济相比存在许多新的运行规律，如网络外部性、正反馈、需求方规模经济，以及技术创新、产品兼容性与标准竞争等，由此导致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垄断市场在形成原因与表现特征方面发生许多新的变化。针对这些变化，政府反垄断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需进行必要的调整。

【关键词】互联网;垄断;竞争;政府;反垄断;

一、网络经济的概念

网络经济是国际互联网引发的经济革命。我们可以把网络经济认为是一种建立在计算机网络(特别是Internet)基础之上，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的经济形态。它不仅是指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兴起和快速增长，也包括以现代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整个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和迅猛发展，更包括由于高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所引起的传统产业、传统经济部门的深刻的革命性变化和飞跃性发展。因此，我们绝不能把网络经济理解为一种独立于传统经济之外、与传统经济完全对立的纯粹的“虚拟”经济。它实际上是一种在传统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经过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提升的知识经济发展新形态。

二、网络经济条件下垄断的形成原因

(一)网络外部性、正反馈与需求方规模经济导致的垄断

网络外部性作为网络经济的最基本特征，是指某一信息产品对一用户的价值随着采用相同产品或可兼容性产品用户的增加而增加的现象。它可看做网络规模扩大过程中的一种需求方规模经济。在使用某一特定网络产品时,需求方规模经济的存在会使这个产品的用户增多。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多，该产品的价值也随之变大，从而让更多的用户加入使用该产品的行列，如此形成强烈的正反馈效应。简单说来，在网络外部性基础上形成的正反馈效应会自发地增加使用该产品的用户数量。紧接着，该产品的市场马上扩大，市场占有份额急剧提高, 市场垄断性迅速增强, 甚至形成独家垄断型市场结构，即所谓“赢者通吃”的局面。

在网络经济条件下，整体产品互补零件之间的兼容性会直接影响用户基础的大小，从而影响用户对该产品的使用和市场地位。如果市场上只有单一标准，或者有多个标准同时存在，但这些标准可以兼容，那么生产商和使用者很容易达成一致。反之，如果这些标准不兼容，那么一旦有一种产品采取优先方法成为行业标准，在网络外部性与正反馈效应下，这个产品通过扩大网络为用户产生更大的价值。实际上，标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控制了产品标准, 也就确立了自己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 并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产品发展的方向, 使潜在进入者在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在这种情形下，企业占领市场，取得垄断地位，它们就会围绕产品标准的确立进行激烈竞争。哪个企业最先在市场上建立起自己的标准并成为用户所接受的领先技术，那么它就能赢得更进一步控制该产品市场的机会与条件。

(二)优势的存在导致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