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同纠纷的案例

关于合同纠纷的案例（共9篇）

篇1：关于合同纠纷的案例

自书借条

丁某向周某借款0元，周某自己将借条写好，丁某看借款金额无误，遂在借条上签了名字。后周某持丁某所签名欠条起诉丁某归还借款120000元。

丁某欲辩无言。后查明，周某在20000前面留了适当空隙，在丁某签名后便在后加了“1”。

篇2：关于合同纠纷的案例

利用歧义

李某借周某10000元，向周某出具借条一份。一年后李某归还5000元，遂要求周某把原借条撕毁，其重新为周某出具借条一份：“李某借周某现金10000元，现还欠款5000元”。这里的“还”字既可以理解为“归还”，又可以解释为“尚欠”。

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谁主张，谁举证 ”，周某不能举出其他证据证实李某仍欠其45000元，因而其权利不会得到保护。

篇3：关于合同纠纷的案例

目前, 信用卡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重要的支付工具, 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12年中国信用卡产业发展蓝皮书》, 2011年我国信用卡累计发行量已达2.85亿张, 交易金额达7.56万亿元, 延续了2010年的快速增长, 如图1所示。

自1985年中国银行发行了第一张信用卡以来, 我国信用卡产业已经飞速发展了27个年头, 相关金融配套设施逐渐建设完善。但同时, 在信用卡相关定价机制上, 我国还存在不合理的状况。这种不合理的定价机制因我国日渐增多的信用卡纠纷案件而得以体现 (见图2) , 并集中反映在申请人在申请信用卡时所签订的信用卡领用合约。目前, 我国学术界缺少对此领用合约的格式条款的司法案例研究, 同时缺少司法判例的支持, 因此无法全面和科学地分析此问题。

“作为正式社会控制的一种主要形式, 法律影响社会的过程中充满着双向的互动。互动是个动态的过程, 不间断地调整、试错、再调整、再试错, 使各种形式的法律信息往返于主体之间, 使法律现象的规律得以显现自己, 也使法律根据信息反馈得到不断的完善”。本文正是希望借此实证研究探究目前我国信用卡纠纷的现实情况, 以此与我国目前专门规制信用卡的相关规范互动。

基于以上原因, 本文提出理论假设, 并抽取我国司法实践中信用卡纠纷案例, 借助spss软件, 分析研究数据, 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找到我国信用卡合同纠纷的争议焦点。

2 问题假设

2.1 我国信用卡纠纷的数量与我国信用卡发卡量具有正相关性

我国信用卡自2003年普及以来, 信用卡发卡量每年都以80%的速度增长, 尤其在2007年出现了井喷式地增长, 发卡量成为银行业竞争的焦点。随着发卡量的快速增长, 信用卡纠纷案件数量也必将出现相应幅度的激增。

2.2 在我国目前信用卡纠纷案件中, 银行的诉讼请求被支持的概率更高

我国保护信用卡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规范主要是作为部门规章的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监会制定的《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和作为银行系统内部规则的《信用卡章程》及《信用卡领用合约》。立法层级低, 配套立法欠缺。因此, 在我国目前信用卡纠纷案件中, 银行的诉讼请求被支持的概率更高。

2.3 我国信用卡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集中于全额罚息条款、滞纳金条款、冒用风险分配条款和合同任意变更条款的效力上

目前我国关于信用卡合同纠纷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信用卡领用合约中全额罚息条款、滞纳金条款和合同任意变更条款的效力。在笔者初步判断我国信用卡纠纷案的争议焦点除了集中在以上的三个格式条款效力外, 还大量存在于信用卡冒用以及有关信用卡债务主体纠纷, 其中债务主体纠纷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希望通过此假设, 能够找到研究的重点。

3 实证分析

3.1 样本选取

针对本文问题假设中三个不同的假设问题, 基于北大法宝, 对信用卡有关案例进行筛选, 筛选方法如下。

针对假设一:截至2013年3月6日, 在北大法宝的高级搜索选项中, 选择案例标题搜索“信用卡纠纷”, 得到民商经济类案例20788起。再根据高级搜索中的时间选项, 选择需要的2002年到2012年的纠纷数量。

针对假设二、三:截至2013年3月6日, 在北大法宝的高级搜索选项中, 选择案例标题搜索“信用卡纠纷”, 得到民商经济类案例20788起, 为排除部分当事人一方未作任何辩护的案例以使得结果更具典型性, 进一步在全文搜索中输入“辩称”, 得到案例532起, 接着再加入“合约”, 共得到记载案例403起。针对这403起, 经初步分析, 排除了1起双方当事人中没有银行的案例, 1起一审与二审与再审案例分别录入的案件, 共得到有效案例401起。

3.2 数据分析

假设一的数据分析:我们选取2002年到2010年的信用卡纠纷数据和信用卡发量数据, 将数据输入SPSS软件, 做了散点图 (见图3) 。

从散点图可以粗略的看到发卡数量和纠纷数量存在相关性, 初步符合文中的假设, 为了进一步严谨地验证假设, 用spss软件做了相关分析, 检验结果如下。

经过分析, 得知纠纷数量和发卡数量在0.0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相关。

假设二数据分析:针对401起有效案例数据, 本文建立了相应的分类标准 (见表3) 。

其中终审结果分为: (1) 银行诉讼请求得到支持 (包括部分诉讼请求得到支持) ; (2) 银行的诉讼请求被全部驳回; (3) 双方和解。

本文对401起案件逐一分析, 最终得到数据: (1) 银行诉讼请求得到支持396起; (2) 银行的诉讼请求被全部驳回1起; (3) 双方和解4起。

通过spss软件分析, 我们发现银行诉讼请求得到支持占此类案件的98.75%, 银行的诉讼请求被全部驳回占0.25%, 和解所占比例为1%。

假设三数据分析:针对401起有效案例数据, 本文建立了相应的分类标准 (见表4) 。

其中争议焦点可分为: (1) 全额罚息条款; (2) 滞纳金条款; (3) 冒用风险分配条款; (4) 合同任意变更权条款; (5) 信用卡债务主体纠纷; (6) 其他 (选项可多选) 。其中选项1为全额罚息条款;选项2为滞纳金条款因数量原因进行合并, 选择1或者2或者1与2都选归并为一类。

最终得到结果:争议焦点属于全额罚息、滞纳金条款的共有331起案例, 属于冒用风险分配纠纷的为35起, 属于信用卡债务主体纠纷的共有17起, 属于合同任意变更权条款的共有1起, 其他情况17起 (见图4) 。

4 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对之前所提出的三个理论假所得到的数据分别说明。

针对假设一, 我们发现信用卡发卡量与信用卡纠纷数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从2002年开始, 发卡数量呈井喷式增长, 而我国却并没有比较完善的保护信用卡消费者权益的法律制度, 因此纠纷数量也在大幅增长。但是, 自2010年起, 我国银行业逐步放弃粗放式的发展战略, 转而开始采用集约式的发展方式, 信用卡市场份额居前三位的同时也是消费者服务满意度最高的中国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纷纷推行余额计息和容差全额计息制度。因此, 相关纠纷案件数量有轻微下降的趋势。

针对假设二, 我们可以明显发现在我国目前信用卡纠纷案件中, 一审案件中当事人间存在银行, 且非银行当事人提出辩护的情况下, 当事人双方对申请信用卡签订的领用合约存在争议时, 银行的诉讼请求被支持的概率更高, 这说明我国银行在纠纷解决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 在信用卡迅速发展的关键阶段, 有必要立足“消费者主权理论”, 从保护信用卡消费者权益出发, 为完善我国信用卡制度的相关立法提供一些理论参考。针对假设三, 我们发现目前我国信用卡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有全额罚息条款、滞纳金条款、冒用风险分配条款以及相关信用卡债务人主体纠纷。与假设不同的是, 合同任意变更条款并没有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得到明显的体现。而与假设相同的是, 领用合约中的全额罚息条款与滞纳金条款在有关信用卡纠纷案例中的比重极高。

5 对策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发现目前我国信用卡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全额罚息条款与滞纳金条款。因此, 我们的对策与建议主要集中在对这两条条款的修改与建议上。

首先, 针对全额罚息条款, 虽然我国新公布的《中国银行卡行业自律公约》规定了“容时容差”机制, 但实际上为了更好地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除了一方面需要督促银行履行对消费者在还款通知上的义务, 更需要完全废除全额罚息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减少相关纠纷案件数量。

此外, 针对滞纳金条款, 取消《银行卡业务管理》第二十二条关于按5%比例收取滞纳金的规定, 违约金由银行与消费者自由协商, 以此使银行间公平竞争, 同时一旦出现违约责任, 直接通过我国《合同法》进行解决。

参考文献

[1]白建军.论法律实证分析[J].中国法学, 2000 (8) .

[2]SPSS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 , “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软件.

篇4：关于合同纠纷的案例

因对标的表述不详细而导致的败诉。某村一小卖部的尚某与某酒厂签订了一份购销白酒的合同，在合同中，其标的是这样写的：“某酒厂将白酒5000瓶送到某村小卖部，货到付款。”当该酒厂送货时，尚某却发现所送酒根本不是他所要的，为此，尚某拒绝收货，可是酒厂却认为遵照了合同规定，没有送错。一气之下，尚某将酒厂告到法院，要求酒厂按他的要求提供其他型号的白酒，经法院审理，尚某败诉，不仅收下了酒厂送去的白酒，而且还按照合同规定付了款。

点评：标的是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因为商品的种类是繁多的，所以在签订合同的标的条款时，就必须做到清楚明白、准确无误，对于标的的名称、型号、规格、品种、等级、花色等都要约定得细致、准确、清楚，防止出现差错。尚某之所以败诉，就是因为没有将白酒的型号、规格、品种写清楚，只是在合同中，约定为“白酒”。如果尚某当时将白酒的种类、型号写清楚，酒厂就不敢违背合同约定了。在该案中，显然是由于尚某对标的表述不准确，才导致了败诉。

对质量条款表述不确切而导致的败诉。某单位与东北某农场签订了购进大豆10吨的合同，在合同中，却没有对大豆的质量进行约定，合同履行时，该单位在验收中发现，该大豆不仅含水分较多，而且破碎率超过了50%，为此，该单位拒绝接受，并提出，即使接受，也拒绝付款给对方。农场见该单位收取了大豆，却拒绝付款，便请求仲裁机构进行仲裁。经仲裁机构审理，该单位必须继续履行合同。

点评：所谓质量，是指标的的内在素质和外观形象的状况。标的的质量，是通过规格、性能、款式、感觉等体现出来的。在签订合同中，双方应当对质量问题尽可能地规定细致、准确和清楚。如果标的有国家强制性标准规定的，就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约定；如果没有国家标准而有行业标准的，则按行业标准约定；没有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应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约定质量标准。在该合同中，由于双方当事人没有对该大豆的质量进行约定，致使发生合同纠纷。在签订商品的购销合同中，除有国家和行业规定的质量标准外，一般性的商品，尤其是农副产品，双方必须进行细致的协商，如果不对标的的质量进行约定，就可能会发生上述案例中的经济纠纷。

对履行期限条款表述不确定而导致的败诉。某公司与山西某煤矿签订了一份采购煤炭20吨的合同，并付定金2万元，合同规定：“该煤矿应在10月1日后，分四次将煤炭运往某公司。”但直到过完冬季，该公司也没见到山西某煤矿的煤炭。经该公司多次催促，某煤矿春节后才开始履行合同约定。为此，该公司以山西某煤矿不按约定送煤炭为由将其告上法庭，要求某煤矿赔偿经济损失。可经法院审理，该公司不但没有获得经济赔偿，反而以败诉告终。

点评：履行期限是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时间界限。履行期限可以约定为定时履行，还可以约定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如果是分期履行的，应当写明每期履行的时间。在该案中，山西某煤矿在冬季不供煤炭，为什么法院不判决该煤矿败诉，反而判决该公司败诉，其原因就是，该合同中对煤炭的供给期限没有进行明确的限制，在该案中，其期限是从10月1日后分四次履行，而没有明确具体的每次履行时间和截止到某月某日履行完毕。由于该公司忽视了对履行期限的明确界定，所以该公司的败诉就成了必然。

对违约责任条款表述不明确而导致的败诉。章某将自己的四间门面房出租给夏某经营服装。在合同中，章某只是对租赁期限、租赁费等进行了详细约定，但对违约责任却只字没提。去年冬天，夏某经受不了冬天的寒冷，便未经章某同意，将该门面房南墙打通，安装了炉子烤火。章某发现后，便以夏某破坏门面房整体结构为由，强行赶走夏某，并终止了租赁协议。夏某不服，便将章某告到法院，在法庭上，章某又是辩论，又是出示房屋被破坏的照片，自认为肯定能打赢这场官司，可最后，章某却以败诉而结束了这场自认为能胜诉的官司。

篇5：有关于借条的纠纷案例

两用借条

刘某向陈某借款18000元。出具借据一张：“借到现金18000元，刘某”。

后刘某归还该款，陈某以借据丢失为由，为刘某出具收条一份。后第三人许某持刘某借条起诉要求偿还18000元。

篇6：关于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的案例

一、原告：艾影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青岛利群百货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被告下属的长江购物广场

青岛纺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原告诉求

1.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所享有的著作权

2.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及本案合理支出共20万元 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法律事实

原告陈述称经过相关著作权人的授权取得了《哆啦A梦》在中国地区的著作权，且原告发现市场上存在由第三被告生产，第一、第二被告销售带有哆啦A梦形象的枕头，认为三个被告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提起了诉讼。但三个被告分别以原告并不是著作权人及他们所生产、销售枕头上的卡通形象与哆啦A梦有明显的差异作为抗辩理由。

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供了如下的证据:1.公证书2011宁石证经内字第8050号及光盘，证明哆啦A梦形象的著作权归属于藤子.F.不二雄株式会社。2.2013沪静证证字第1262号，用于证明藤子会社将著作权授权给集英社，集英社可再次授权。3.2013沪静证证字第1263号，用于证明集英社将权利授予迪拜影业，香港影业可代理行使上述授权之权利。4.2013沪静证证字第1265号，用于证明香港影业将权利授给艾影公司。授权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0日，而2013年6月18日原告在第二被告长江购物广场购买了被控产品，12月18日提起了诉讼，所以艾影公司作为本案原告诉讼主体适格，享有著作权。

法院查实：第三被告确实未经原告的许可，擅自在其生产的产品包装上使用与原告享有哆啦A梦形象基本一致的卡通形象，侵害了其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而对于第一、第二被告未经原告许可，擅自销售与哆啦A梦形象基本一致的卡通形象枕头，应承担停止侵害的责任，但由于已经尽到部分审查、监管、注意义务，并且主观上并无侵犯故意，所以免于赔偿。

四、法院判决

篇7：关于合同纠纷的案例

第一部分：指导意见篇

一、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张勇健在全国高级法院民一庭庭长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2013年4月12日)

…在刑民交叉的程序处理上，对于尚未形成群体性、大面积纠纷事件的个别案件，要慎用驳回起诉和中止审理。之所以强调尚未形成群体性的大面积纠纷，是因为群体性的大面积纠纷，常常都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往往已经介入。在民间借贷行为涉及合同诈骗等刑事犯罪时，实践中一些法院采取的办法是先刑事后民事。当然，先刑后民在保证认定案件事实统一，及时惩罚犯罪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等方面有其优势和合理性，特别是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的群体性、大面积借贷行为。

…最高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程序有专门的司法解释，我们认为，刑事附带民事程序本质上是两个程序的结合。刑事程序体现的是公权力对于犯罪行为的惩戒，并通过个案对社会起到教育和引导作用。所附带的民事程序，是对犯罪行为或者从民事角度说是侵权行为对于受害人民事权利伤害的救济，这两个程序有本质的不同，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有它的优势和便利，但是绝不能因为有刑事附带民事而妨碍了我们全面、综合和彻底地对受害人权利进行救济。在处理个案时要准确把握什么时候可以中止诉讼，什么时候可以先启动民事程序，允许当事人通过民事程序进行救济。例如黑龙江的高山诈骗案，中行一个支行的行长高山以中行的名义吸纳多个企业存款，后卷款长期在逃，犯罪事实短时间内难以查清，但是存款企业完全是受害人，其和中行存在民事关系，而且当时的证据不能表明受害人也涉嫌刑事犯罪。这种情况下，存款企业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人民法院应予审理，而不必要等待刑事程序来附带民事程序。

二、最高法院关于我国民间借纠纷案件的审判意见

…关于民刑交叉的问题：在借款方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等罪的情况下，其与自然人订立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实践中，有些法院倾向于认定借款合同无效，认为借款人已构成了犯罪，合同不可能有效。但我们认为，在此类借贷合同纠纷中，违反强制性规定的仅为借款人一方，认定合同无效并不有利于相应强制性规定规范目的的实现，并且认定合同无效反而有利于犯罪的借款人，因此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2年第1辑;《人民司法·应用》2012年第9期

三、《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的理解与适用(作者：罗东川 吴兆祥 陈龙业||最高人民法院)

要依法妥善处理涉嫌经济犯罪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这些规定对于妥善处理民间借贷案件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利转贷、洗钱等经济犯罪的民刑交叉案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应予严格适用。

来源：《人民司法》2012年第7期

第二部分：最高法院案例篇

一、涉嫌或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民间借贷当事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当然影响民间借贷合同以及相对应的担保合同的效力

案例：吴国军诉陈晓富、王克祥及德清县中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担保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民间借贷涉嫌或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一方当事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当然影响民间借贷合同以及相对应的担保合同的效力。如果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并不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则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无须中止审理。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只要订立合同时各方意思表示真实，又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确认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原审被告陈晓富触犯刑律的犯罪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借款合同无效。因为借款合同的订立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效力上采取从宽认定，是该司法解释的本意，也可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原审判决陈晓富对本案借款予以归还，王克祥、中建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王克祥、中建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11期

二、虽然贷款流向与犯罪分子约定的使用方向一致，但没有证据证明本案贷款银行贷款过程中有任何违法犯罪问题，故借款人的还款义务不能免除

案例：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市康昂东路支行与被上诉人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达义物业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法院判决书(2010)民二终字第69号)

裁判要旨：本案属于刑民法律关系交叉的案件，涉案银行的上级主管领导存在经济犯罪，虽然贷款流向与犯罪分子约定的使用方向一致，但没有证据证明本案贷款银行贷款过程中有任何违法犯罪问题。若非贷款银行明知经济犯罪的事实并指令借款人将所贷款项划转给实际用款人的情况，借款人的还款义务不能免除。

根据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以及合同法律关系的相对性原理，作为“流动资金”借款，无论借款人将其直接用于自身生产经营的项目或是转借他人抑或代他人清偿债务，均符合流动资金使用性质，不能当然地构成其免除向贷款人偿还借款之合同义务的事实根据。故本案如不存在其他合法有效的抗辩事由，借款人华西药业公司依法应当向贷款人农行康昂路支行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商事审判指导》2011年第1辑

三、行为人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合同进行犯罪，单位有明显过错的，应对被害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与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法院判决书(2008)民二终字第124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对其高级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属于单位具有明显过错的具体表现。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9年第11期

四、用人单位以内部工作人员涉及刑事犯罪为由，要求免除民事责任的，应当对其主张进行严格审查;刑事生效裁判可以作为判定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善意的重要依据

案例：沈阳市松园实业公司与深圳亨联工贸公司、沈阳圣兰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法院判决书(2007)民二提字第21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以内部工作人员涉及刑事犯罪为由，要求免除民事责任的，应当对其主张进行严格审查，既要考虑当事人自身对于犯罪行为防范不周所具有的过错，也要考虑对方当事人在交易中是否是正常的交易行为及有无过错。刑事生效裁判可以作为判定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善意的重要依据，但不是决定民事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的唯一依据。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编著：《全国法院优秀再审裁判文书精选》，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42-543页

五、法定代表人以法人的名义涉嫌合同诈骗的，将该法定代表人涉嫌犯罪部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同时继续审理民事纠纷部分

案例：广东黄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然自中医药科技发展中心一般股权转让侵权纠纷案(最高法院判决书(2008)民二终字第62号)

裁判摘要：担任法人之法定代表人的自然人，以该法人的名义，采取欺诈手段与他人订立民事合同，从中获取的财产被该法人占有，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是该自然人涉嫌合同诈骗犯罪，同时该法人与他人之间因合同被撤销而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将自然人涉嫌犯罪部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同时继续审理民事纠纷部分。

最高人民法院终审认为：黄河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其与然自中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理由是该协议系受然自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刘先其欺诈而为，违背了黄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查明该事实，原审法院向侦查刘先其涉嫌犯罪的朝阳公安分局进行了调查。朝阳公安分局根据刘先其的供述以及对相关部门的调查，确认刘先其在为然自中心与黄河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虚构身份和事实。原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作出关于刘先其以虚假身份采用欺诈的手段骗取了黄河公司的信任，签订了协议书，使然自中心从黄河公司获得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认定，并无不当。然自中心上诉主张认为本案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但其并不能提供否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故其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刘先其作为然自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以然自中心的名义，采取欺诈手段与黄河公司签订民事合同，所获取的款项被然自中心占有。上述事实产生的法律后果是除刘先其个人涉嫌诈骗犯罪外，然自中心与黄河公司之间亦因合同被撤销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然自中心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原审法院依据本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将刘先其涉嫌犯罪的部分移送公安机关，而继续审理本案民事纠纷部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然自中心以本案与公安机关认为的犯罪嫌疑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应当裁定驳回黄河公司起诉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篇8：关于合同纠纷的案例

合同涉及的相关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等内容, 为合同的履行行为之一, 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但不能决定合同的性质。对于合同的定性问题, 需从合同的目的、职责、主体、行为、内容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

案情简介:

2004年9月, 辉县市政府与河南省万通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通公司) 签订《关于投建经营辉县上八里至山西省省界公路项目的协议书》 (以下简称《协议书》) 并约定:由万通公司出资设立的新陵公司承担本项目的投融资、建设及经营管理, 经营期满后交于辉县市交通行政部门。辉县市政府应协助万通公司办理项目投资、建设、经营等相关手续。2007年2月, 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政府向河南省人民政府上报请示, 同意新陵公司设立项目收费站并认可新陵公司已完投资12600万元, 具备通车条件;同年6月, 河南省发改委为新陵公司颁发《收费许可证》并确定新陵公司的收费项目、标准、范围。之后, 新陵公司出资建设完成了相关收费站办公楼及附属设施。因辉县市政府未履行“路段两端的接线等相关问题的协调工作”, 致使新陵公司所修路桥为断头路, 无法通行。

2014年12月, 新陵公司以合同纠纷为由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辉县市政府回购公路并支付投融资金额及相关利息。辉县市政府认为, 协议书系采取BOT模式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新陵公司的回购和补偿请求均以该合同为基础。根据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该合同是行政合同而非民事合同, 且因被告为辉县市政府, 基层法院不适宜审理, 故属于河南新乡中院辖区内重大、复杂的行政诉讼案件, 应当由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一审观点: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协议书》对案涉道路建设的融资、收益及双方责任、违约责任等事项的约定系作为平等民事主体的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约定, 新陵公司因履行该合同产生纠纷提起民事诉讼, 该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辉县市政府以该合同为行政合同、该案属于行政诉讼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没有法律依据, 故裁定驳回辉县市政府的异议。

二审观点:

最高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裁定, 并对裁判理由作了更加充分的说明。最高人民法院指出, 本案是典型的BOT模式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案涉合同的直接目的是建设新陵公路, 而开发项目的主要目的为开发和经营新陵公路, 设立新陵公路收费站, 具有营利性质, 并非提供向社会公众无偿开放的公共服务。虽然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为辉县市政府, 但合同相对人新陵公司在订立合同及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仍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 并不受单方行政行为强制, 合同内容包括了具体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 均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平等、等价协商一致的合意。本案合同并未仅就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事项本身进行约定, 合同涉及的相关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等其他内容, 为合同履行行为之一, 属于合同的组成部分, 不能决定案涉合同的性质。从本案合同的目的、职责、主体、行为、内容等方面看, 合同具有明显的民商事法律关系性质, 应当定性为民商事合同, 不属于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 (十一) 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5]9号, 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 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辉县市政府主张本案合同为行政合同及不能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没有法律依据。

律师评析:

一直以来, 特许经营合同的定性问题在实务届与理论界均存在重大争议。尤其是在当前全国各地已纷纷步入PPP大浪潮的背景下 (据财政部建立的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综合信息平台统计, 截至2016年6月30日, 财政部两批示范项目总投资额达8025.4亿元;地方PPP项目总投资额达10.6万亿元) , 特许经营合同或者说PPP项目合同的定性问题更受到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合同的定性问题直接决定了项目发生争议时投资人救济途径的选择: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仲裁?对于投资人而言, 争议解决方式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在最高人民法院以判例形式明确BOT合同的定性之前, 现行的已生效法律、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对特许经营合同的定性也不完全相同, 具体为:

2014年11月1日, 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关于修改<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 (2015年5月1日生效) , 该决定将原《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修改为第十二条且内容为:“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 (十一) 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反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 即将特许经营协议定性为行政协议。

2014年11月29日, 财政部发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 (试行) 》 (财金[2014]113号文) , 其中第二十八条第 (三) 款“争议解决”内容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按照项目合同约定, 项目实施机构、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可就发生争议且无法协商达成一致的事项, 依法申请仲裁或提起民事诉讼”, 即将PPP项目合同 (含特许经营合同) 定性为民事合同。

2015年4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 其中第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 在法定职责范围内, 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 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一) 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二) 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 (三) 其他行政协议”, 即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定性为行政协议, 但增加了部分前置条件, 如“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 但就其在实际操作层面上的理解与适用问题, 又成了新的困惑和难点。

2015年4月25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2015年6月1日生效, 以下简称《办法》) , 其中第五十一条规定:“特许经营者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并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即六部委仅明确:针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是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并回避了特许经营协议的定性问题。而该办法的《征求意见稿》第四十八条内容为:“特许经营者与实施机关就特许经营协议发生争议并难以协商达成一致的, 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或仲裁。特许经营者认为有关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决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并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即六部委将特许经营协议定性为民事合同, 但在正式稿中删除了。这一重要改变很可能是基于《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已再次将特许经营协议定性为行政合同, 为避免与上位法的冲突, 六部委仅保留就具体行政行为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内容。如该办法早于《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发布, 可能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另一种结果。

直至2015年10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在司法层面就BOT模式下特许经营协议的定性问题表明观点并作出裁判, 结论为:典型BOT模式下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如具有明显的民商事法律关系特征, 应定性为民事合同。虽PPP项目中的特许经营与《办法》所指的特许经营、《行政诉讼法》所指的特许经营, 并不完全相同, 且在立法层面上对这三者至今尚无明确的界定, 但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的裁判思路对社会资本方参与PPP项目仍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案例索引:

篇9：佣金合同与供货合同之争案例解析

引言

社会交往，通常以各类合同的形式进行，文中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结合审判实践，就有关佣金合同与供货合同及其附录的法律性质，涉案佣金合同与供货合同及其附录的实例考证，相关判决的认定矛盾，应当理清的焦点问题，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抛砖引玉式的论述，以利于创新社会管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一、有关佣金合同与供货合同及其附录的法律性质

本文佣金合同的法律性质，在合同法里属于居间合同范畴，即合同法规定的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以下讨论的佣金合同为国际贸易佣金合同。依照法律规定，居间人促成国际贸易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对居间人的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根据居间人的劳务合理确定；因居间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居间人的报酬；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但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

佣金合同的本质，即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委托人按照约定支付佣金。以国际货物贸易合同为例，若供货合同在佣金合同结束之前签订，而生产或此供货合同的终止在佣金合同期满之后执行，则委托人需要继续按照佣金合同所规定的佣金率支付此供货合同中相应的佣金给居间人；除双方另有明确不支付佣金的约定外，凡居间人所介绍的海外客商，其将来与委托人发生的每笔业务，委托人都应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佣金。

佣金合同的履行，一般表现为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在先，委托人支付佣金在后，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完成佣金合同义务之后，委托人应当如实向居间人提供与客户的全部合同文件资料和交易数据，并及时向居间人支付佣金。

佣金合同纠纷的处理，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尤为重要。在佣金合同的履行中，若委托人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如实提供与客户的合同文件资料和交易数据并及时支付佣金，一般很少发生纠纷。多数佣金合同纠纷，通常是委托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所引起的，要么否认与客户的合同为居间人所促成，要么隐瞒与客户的合同文件资料和交易数额。但只要明确有关合同的法律性质，依照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运用一方有证据证明另一方持有证据而拒不提供的，视为该主张成立的举证程序，亦能进行科学公正的处理。

供货合同的法律性质，在合同法里属于买卖合同范畴，即合同法规定的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供货合同有国内货物贸易合同和国际货物贸易合同，本文供货合同为国际货物贸易合同，即营业地处于不同国家境内的买卖双方当事人之间，一方提供货物，收取价金；另一方接受货物，支付货款的合同。

供货合同的本质，即卖方提供货物，买方支付价款。国际货物贸易合同比国内货物贸易合同复杂，涉及不同国家的法律适用以及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对国际货物贸易合同的形式、内容、主从合同体系及其附录的规定，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的特点。

供货合同的附录，作为主供货合同条款的补充，属于主供货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合同的附录形式多种多样，有的以从合同或者补充合同为供货合同的附录，有的以图表或者其他合同文件为供货合同的附录，特别是大型的分批供货的技术数据复杂的国际货物贸易合同，通常都有附录或者附件合同以及其他合同文件作为补充，与主供货合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国际货物贸易合同，这样既有利于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又便于减少争议和纠纷的公正处理。

二、涉案佣金合同与供货合同及其附录的实例考证

上述有关佣金合同与供货合同及其附录的法律性质，与下面的实例相印证：

G公司（甲方）与S公司(乙方)签订《佣金合同》，主要条款约定：乙方为甲方寻找或介绍海外客户，并促成甲方与海外客户间的正常贸易订单、大型采购项目。佣金的计算方式为：（a）按甲方与海外客户订立的前3份贸易合同；或(b)依据甲方与海外客户订立的第一份贸易合同之付款条款，甲方收到海外客户的全部定金之日起一年内的所有贸易合同。（c）计算佣金比例为1%～1.5%；给付时间：甲方与海外客户建立实质贸易关系，自双方订立并履行的第1份贸易合同，甲方收到海外客户的全额合同款项，按银行凭证向乙方支付佣金。

佣金合同签订后，经过S公司的努力，促成了G公司与海外客户R公司间的正常贸易订单，签订了协议总价值高达15亿美元的大型采购项目GERD-01号供货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了部分数额。

至此，S公司已经履行完佣金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G公司开始不愿意支付佣金，经多次催促未果，S公司诉至法院，按已得知G公司在GERD-01号供货合同项下出口俄罗斯的1.08万辆汽车的数额，要求G公司支付佣金人民币862.97万余元。诉讼中，对贸易合同概念的理解发生争议，进而引发了佣金合同与供货合同及其附录的是非之争。

S公司促成卖方G公司与买方俄罗斯R公司签订GERD-01号供货合同，主要条款约定：

G公司出售在中国生产的G牌汽车（以下称货物，销售合同即本协议的附录对货物做出了规定），每批货物签订销售合同，是本协议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货物的价格为芬兰科特卡的到岸价格，以美元为单位列出，根据卖方的现行价格单制定，总价为15亿美元。

如果本协议的条件在到岸价格上与《2000年国际商会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有冲突，双方应该适用本协议的规定。

货物交付的事实由本协议的附录1中规定的形式证实，签订本协议第3.4条规定的转运证明书后，货物的损失或者损害的风险从卖方转移给买方，货物的所有权从卖方转让给买方。

卖方承诺对按一批交货的货物进行投保，费用由卖方承担。如果货物抵港后发现货物的数量有差异，买方应该向卖方提出索赔，卖方承诺在下一次装运时装运短缺的货物，或者向买方赔偿短缺货物的成本。

nlc202309022112

如果提取货物前发现货物的质量有差异，买方应该通知卖方，并随附仓库运营商提供的证据。

根据本协议提供的汽车的里程计读数不得超过30公里。买方有权利用交易商对修补活动的费用要求卖方赔偿。与制造商的过失所造成的货物质量差异的任何索赔，卖方应该进行审查，在35天内做出具体回应。

支付条款4.1条中，双方同意本协议下的货物的款项采用以下方式用美元支付：(a)采用银行转账付款；或者（b）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在卖方向指定银行提交本协议的第4.4条中规定的文件后付款。

4.2条中，双方同意根据本协议供应的第一批货物的款项（其总额1000辆汽车）通过有效期为50天的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在卖方向指定银行提交本协议的第4.4条中规定的文件时见票即付。

本协议的4.1（b）和4.2条中规定的信用证在见到以下文件后付款：清洁已装船海运提单的正本；卖方证实的销售合同的副本，相应批次的货物是依据销售合同生产和装运的；出口通关申报的副本等。

卖方承诺为每个货物单位开具发票。货物的检验费用由卖方承担。卖方保证货物质量。

如果出现不可抗力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战争或内战、暴乱、罢工、劳动纠纷、火灾、天灾、禁运、政府决议或限制、运输中断，卖方和/或买方毋需对本协议下义务的未履行负责。如果发生不可抗力，受到此等事件影响的一方应立即通知另一方，并给另一方提供证明此等事件存在、持续和影响的证明书。

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发生的所有争议，如果通过友好协商不能解决，则由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解决，争议的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具有约束力。适用法律为俄罗斯联邦的法律。

本协议自2007年11月7日起生效，其有效期至2012年12月31日。双方履行义务的期限与本协议有效期限一致。

如果俄罗斯认证机构宣称货物不符合俄罗斯联邦的标准，不能出具所需的产品证明书时，买方应有权通过书面通知卖方终止本协议，终止自卖方收到通知起生效。

本协议用俄语和英语编制，一式两份，两份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果发生与本协议的译文有关的任何争论，法律上应以英文文本为准。

随后，双方根据4.2条的第一批货物补签了合同，首句均明确规定是“2007年11月7日签署的GERD-01号供货合同的附录1（有的翻译为：‘日期为2007年11月7日的供货协议#GERD-01的附件#1’）”，英文为：CONTRACT#1Appendix#1tothesupplyAgreement#GERD-01datedNovember07,2007.其条款约定：

货物：表1列出。货物的规格：2007年11月7日签署的GERD-01号供货合同的附录1的附录2、3、4中列出了货物规格。

支付条款：根据本合同供应的货物应该依照卖方和买方于2007年11月7日签署的GERD-01号供货合同的第4.2条付款。

交货条款：芬兰科特卡，到岸价格（《2000国际商会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仲裁：此等争议应该由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解决。

其他：本合同是2007年11月7日签署的GERD-01号供货合同的附录1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关于本合同中未提到的问题，双方应该遵守2007年11月7日签署的GERD-01号供货合同及其附加合同的规定。

从GERD-01号供货合同及其附录合同的有关词句和条款中，已经不难看出GERD-01号供货合同是一个条款完备的国际货物贸易合同，其各项条款具体、详细、完整、全面、清晰，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具体、明确，法律适用和法律效力确定，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而其各附录合同的主要条款本身不完备，只能依据GERD-01号供货合同的条款履行，主从合同关系明确；这是上述主供货合同和从属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等明文规定清楚的基本事实。

三、相关判决的认定矛盾

在上述佣金合同与供货合同及其附录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等明文规定清楚的情况下，而相关判决却做出了相反的认定：

原一审认定：“合同成立应具备‘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条款，该供货协议缺少数量条款致使合同不成立、合同无法履行；签订供货协议当事人均表示供货协议系框架协议，双方应另行签订贸易合同。”还认定：“佣金应按G公司与R公司签订的三份合同金额以1.5%的比例计算，佣金合计11.4646万美元。”

原二审认定：“涉案的三份销售合同载明了合同必备的条款，分别作为供货合同的组成部分，构成独立的贸易关系。因此，本院认为G公司的解释更具有合理性，有利于合同目的的实现。”还认定：“S公司认为应以佣金合同有效期内，G公司实际出口数量1.08万辆汽车的价款作为佣金基数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上述佣金合同实例语境中的“贸易合同”词句,系国际货物贸易合同，并非附录合同。

GERD-01号供货合同具备国际货物贸易合同的全部条款，而附录合同并不具备国际货物贸易合同的全部条款，其主要条款完全依附并执行GERD-01供货合同的条款。若主供货合同不是贸易合同，其从属附录合同自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若主供货合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其从属附录合同必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判决认定主供货合同不是贸易合同，而其从属附录合同是贸易合同，明显自相矛盾，其“框架合同”的观点，缺乏依据。

GERD-01供货合同条款，已经明确规定了出口货物名称为“G牌汽车”，本协议的附录对货物做出了规定，符合分批供货合同可以采用合同附录进行补充规定的程序。相反，附录合同的附表只有货物规格，却不具备出口货物名称，原判决自相矛盾，自我否定。

GERD-01号供货合同条款中，包括与CIF的冲突、交付接收、通知单证快递、移交书证明、风险转移、所有权转移、货物投保、数量索赔、质量问题、示数器读数、补救行为计算的费用、质量索赔以及审核该索赔的答复等各项条款，已经有详细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规定，原判决却认定为“合同不成立，合同无法履行”；而对附录合同上面并没有具体执行条款的规定，却反认为有法履行，即：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nlc202309022112

GERD-01号供货合同第4.1条约定了本合同项下货物的支付条款。第4.2条供应的第一批货物的款项，正是3个附录合同合计1000辆汽车的第一批货物的数量；第4.4条表明了附录合同主要用于卖方据以生产、装运、证明货物的作用；结合第4条其他付款条款，本供货合同具有强制执行力。而附录合同的付款条款上只有一句话：“支付条款根据本合同供应的货物应该依照卖方和买方于2007年11月7日签署的GERD-01号供货合同的第4.2条付款。”其中并没有任何独立的付款条款词句。这种没有独立付款条款内容，完全依附并执行GERD-01号供货合同第4.2条付款的3个附录合同，却被原判决认定为独立的贸易合同。而附录合同所依附并执行的主供货合同，却被原判决认定为不是贸易合同，合同不成立。若主合同不成立，那么从合同所依附的全部条款也不成立，从合同将如何执行？这种主从不分，尊卑不顾，本末倒置的主观认定，明显缺乏证据证明。

GERD-01号供货合同具有不可抗力条款，而附录合同没有约定不可抗力条款，同样必须执行GERD-01号供货合同。

GERD-01号供货合同“适用法律为俄罗斯联邦的法律”，符合国际贸易合同准据法条款的规定；而附录合同，不具有准据法条款，同样必须执行GERD-01供货合同。

GERD-01号供货合同对本合同的生效、标准认证、终止效力、文本效力等，均有明确的规定；而附录合同，不具有合同效力条款，仍必须执行GERD-01号供货合同。

上述附录合同的名称，只有“合同1、2、3”的词句标示，没有国际贸易合同性质及英文缩写合同编号的词句标示，各自的第一行词句，均已直接写明是：“2007年11月7日签署的GERD-01号供货合同的附录1”。附录合同条款简单，缺少可执行的条款，其各自最后一条已经明确规定：本合同是2007年11月7日签署的GERD-01号供货合同的附录1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关于本合同中未提到的问题，双方应该遵守2007年11月7日签署的GERD-01号供货合同及其附加合同的规定。

事实证明，GERD-01号供货合同具备国际货物贸易合同的全部必备条款，各项条款具体、详细、完整、全面、清晰，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具体、明确，法律适用和法律效力确定，对合同当事人具有强制执行力。本供货合同没有一个词句或一项条款规定为框架合同。相反，附录合同本身，不具备独立完整的贸易合同条款，其主要条款均依附并执行GERD-01号供货合同条款。在如此清楚的基本事实面前，原判决反而认定GERD-01号供货合同不成立，合同无法履行，系框架合同，不能独立作为《佣金合同》项下约定的贸易合同，直接违背了相关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

四、应当理清的焦点问题

上述有关争议，依照各主从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和实际执行情况，理清以下焦点问题，便可得到客观公正的解决。

第一个焦点：G公司供货给R公司1.08万辆汽车的银行凭证金额，是否在上述佣金合同条款的佣金范围之内？

根据佣金合同约定的大型采购项目，G公司供货给R公司1.08万辆汽车的银行凭证金额，已经计算在佣金合同第三条（1）ab项和（3）以银行凭证支付佣金的范围之内。双方并没有达成变更或者修改佣金合同任何条款的协议证据。G公司供货给R公司1.08万辆汽车的银行凭证金额，一直在本佣金合同以银行凭证支付佣金的范围之内。

第二个焦点：G公司供货给R公司1.08万辆汽车的银行凭证金额，是否在上述GERD-01号供货合同条款规定的供货金额之内？

根据GERD-01号供货合同的英文GERD-01编号，已经写明是第一份贸易合同，合同主文已经具备国际货物贸易合同全部必备条款，其所有的附录合同及附表等，均是本供货合同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GERD-01号供货合同的交货条款对每个货物单位的数量和质量差异、交付证明、要求、费用、风险、保险、所有权转移、索赔期限、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索赔，以及付款条款及其他各项条款，对供货要求、质保、不可抗力、解决争议的方法、适用法律、合同的生效和终止等，均有明确的规定，包括G公司供货给R公司1.08万辆汽车的银行凭证金额，均在GERD-01号供货合同条款规定的供货金额之内。

第三个焦点：G公司提供的合同1、2、3是GERD-01号供货合同的附录1，还是GERD-01号供货合同之外的独立贸易合同？

其附录合同各自的第一句，均已直接写明其是“2007年11月7日签署的GERD-01号供货合同的附录1”，其条款内并没有G牌汽车货物名称，表1均是GERD-01号供货合同的附录1的组成部分，并不是GERD-01号供货合同之外的独立贸易合同。其合计1000辆汽车的数量，正是GERD-01号供货合同第4.2条中的第一批货物的1000辆汽车的数量。其货物规格条款、付款条款、交货条款等，并没有独立的词句和条款规定，完全依照GERD-01号供货合同的各项条款执行。其没有数量和质量差异以及解决争议和索赔的条款，没有不可抗力条款，没有适用法律条款，没有合同生效和法律效力条款，没有合同文字效力条款，反而其自身直接规定是日期为2007年11月7日签署的GERD-01号供货合同的附录1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关于本合同未提到的问题，双方应遵守2007年11月7日签署的GERD-01号供货合同及其附加合同的规定，并没有独立于GERD-01号供货合同之外。

第四个焦点：本案是应当按照相关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的规定进行认定，还是按照G公司的主观解释进行认定？

上述各相关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之间的法律关系，清楚明确。G公司的主观解释及其提供的违背上述合同事实的声明，隐瞒了实际供货和收款的事实。S公司一直坚持以GERD-01号供货合同是第一份贸易合同为前提，双方一直没有达成变更或者修改佣金合同条款的协议，故佣金合同第三条（1）a或b项均适用，均应当按照该1.08万辆汽车金额支付佣金。S公司促成GERD-01号供货合同之后，已经完成佣金合同义务，此后，G公司曾要求终止佣金合同，已经表明其3个附录合同并非是单独计算佣金的依据，否则G公司若支付该3个附录合同这批货物的佣金，也就无需违背诚信另行要求S公司终止佣金合同。

以上四个焦点，是客观公正解决争议的基本依据。

结语

中国社会已经创建了基本的合同法律制度。依照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依照司法解释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纵观上述佣金合同与供货合同及其附录是非之争，原判决既违背了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又没有达成变更和修改佣金合同的协议证据；相反，已经有证据证明经过S公司促成的G公司出口R公司大批汽车的相关证据，G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G公司，可以推定S公司的诉讼主张成立。若对GERD-01号供货合同及其附录的认识不一致，根据佣金合同第三条规定的佣金的计算方式(b)：依据甲方与海外客户订立的第一份贸易合同之付款条款，甲方收到海外客户的全部定金之日起一年内的所有贸易合同，G公司供货给R公司1.08万辆汽车的银行凭证金额，仍然应当支付佣金。

在社会管理层面，无论何类争议，若真正依照事实和法律办事，有关是非之争，即可迎刃而解。执法公正，社会才能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