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审判权、执行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几点思考

对审判权、执行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几点思考（精选6篇）

篇1：对审判权、执行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几点思考

对审判权、执行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几点思考

库伦旗法院研究室副主任 魏东鑫

公正廉洁执法，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也是各级法院队伍建设和反腐倡廉的重点。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提出：要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而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代表国

家行使审判权，审判、执行监督工作应紧紧围绕审判权和执行权的行使来开展。着力构建对审判权、执行权的监督制约机制，确保审判权和执行权的正确行使，是人民法院必须面对并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下面就现行审判、执行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监督体系构建等方面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审判、执行监督的现实意义

审判、执行权监督制约机制，是近年来法院为加强审判、执行管理工作，发挥监督作用，促进审判、执行工作良性循环发展的一项新的工作机制，关于审判、执行权监督制约机制构建的讨论，对于审判管理工作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审判、执行监督的内涵

作为现代司法理念意义上的审判、执行监督，笔者认为不应仅指来自司法机关自身对审判、执行工作的监督，而是有权主体对法院审判案件工作的全面监督。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由来自社会力量的社会监督和来自法院内部的自我监督两个方面构成。社会监督是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民主党派、法人和公民等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自我监督是指各级法院院长及院内职能部门对本院审判活动的监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最高法院对地方各级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监督，但同时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自身监督抑或社会监督，目的都在于保证各类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合理的处理。

（二）法院内部的审判、执行监督制约机制的重要性

法院内部的审判、执行监督制约无疑十分重要，通过内部自律而达到的司法公正远比通过外部监控所达到的司法公正更利于树立司法的权威。如果通过检察院的抗诉、人大的个案监督、新闻舆论的监督之后，法院纠正了一个错误裁判，人们不会认为那是法院司法公正，而只会增加一次法院司法腐败的印象，无需外部监督而达到司法公正，才能真正树立起法院的权威和形象。因此，作为法院来说，首要的是要寻找一种更合理的内部制约机制，防止审判权的滥用，减少和避免问题的出现。

在我国，法官的职业化程度还相当低，与职业化相关联的职业意识、行业规范、伦理准则及行为方式均没有配套成型，以我国法官目前整体的业务素质和道德水准，如果不能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对审判权制约的机制，很难说会出现什么局面，特别是在审判方式改革不断深化、审判组织权力得到落实的今天，对审判权的监督制约不仅必要，而且很迫切。

二、现行审判、执行监督制度主要存在的问题及几点对策

（一）、现行审判、执行监督制度主要存在的问题

1、注重事后的检查、纠正和追究，缺乏对审判权运行过程的合理、有效的控制。对已结案件进行质量检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纠正错误裁判、对违法审判人员进行责任追究，这都是错误裁判生效以后或不良后果造成以后才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这种补救措施并不足以消除已经造成的不良影响。而且，这些措施在有效性和贯彻落实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

2、监督的行政化特征十分明显，不符合审判活动的基本原则。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理的案件以非法定程序的形式进行监督、指导，下级法院必须执行，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对审判组织就具体案件提出的处理意见，审判组织必须执行，这是一种基于级别、职务上的高低而产生的领导和服从关系，与行政机关处埋决定的运作程序极为相似，这种监督的行政化，不符合审判活动的基本原则。

3、外部监督程序不规范。各种外部监督促使再审的案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是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方式，而人大、政协、党委等对法院的个案监督，虽然也可归结于广泛意义上的监督，但这些监督途径一方面不加区分地利用了宪法意义上的申诉，无法在诉讼法律中找到相应的适用程序，很难保障程序上的公正性；另一方面将这些部门原来的工作监督推进到个案监督，对个案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头评价，给当事人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助长了申诉人对待申诉权无限化的倾向，与诉讼法上申请再审权的有限性特征相违背，同时也破坏了国家机关之间权力的基本配置，损害了司法机关乃至整个国家机关体系的权威形象，最终不利于司法公正。

4、职能与力量不相适应。审判监督庭的基本职能是审查已生效的裁判，这一工作本身要求审监工作人员应当具有更高的法律素养和实务经验，而实践中审监工作人员实际配备难以适应其职能需要。工作人员少的问题，在基层法院尤为突出，有的基层法院甚至无法组成一个合议庭。审监工作力量还存在配备不强的问题，审监工作人员中整体学历不高、

篇2：对审判权、执行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几点思考

一、关于监督乏力、制约失衡的问题。

现行刑事诉讼法总则第一章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职权划分和权力活动的基本原则，第二章又进一步明确了三机关受理案件的管辖范围，第三章回避、第四章辩护与代理、第五章证据、第六章强制措施又先后对三机关的回避决定权、告知辩护权、批准或许可聘请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等作了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立案、侦查、提起公诉、第三编审判、第四编执行又分别对各诉讼环节公检法三机关的权力配置，特别是彼此之间的监督制约作了更深入的规定。这些规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较好地保障了诉讼权力的依法正确行使和刑事诉讼任务的实现。但这些规定并非尽善尽美，目前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都面临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规定过于简约而不够具体，缺乏一些应予规定的监督制约操作规范。如人民法院受理的自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如何监督就缺乏明确的规定。由于缺乏具体的监督制约措施和方法，监督者于法无据，被监督者欲规避监督，其监督制约的力度就可想而知。

二是缺乏违反监督制约机制的法律后果，致使监督制约机制软弱无力，刚性不强。如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是一条完整的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制约的规定，“检察机关发现应当立案案件后，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认为公安机关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但若公安机关不立案，却没有后续手段和措施，即没有违反法定职责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尽管刑事诉讼法作了许多禁止规定，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后果，其监督制约作用就难以有效发挥。

因此，要充分发挥监督制约机制的作用，笔者认为，应当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权力配置和监督制约现状，重新合理配置诉讼权力。弥补权力监督制约漏洞，增强权力监督制约力度。

1、要转变诉讼立法思想，体现人权保护的宪法原则。就是要认识到对刑事诉讼公权力的监督制约始终是世界各国诉讼立法不变的议题和核心，明确刑事诉讼法的公法性质和诉讼公权力相对于私权的强权性和不平等性。为此，在立法中必须坚持权力监督制约的原则，防止在目的和任务的驱使下，滥用公权力，直接侵害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前在诉讼立法中，尤其要注意转变传统的打击工具论的立法思想，变“打击为重”为“打击与保护并重”。要根据人权保障的宪法原则要求，重新摆正公检法三机关关系，突出权力监督制约，实行分工负责下的互相制约、互相配合原则，以指导诉讼立法和诉讼权力的具体配置，最终实现在打击犯罪中保护人权，在保护人权中更好地惩治犯罪，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2、要加强对诉讼实体权与程序权的监督制约。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是重要的诉讼主体，处于诉讼主导地位，履行着控诉和审判犯罪等重要职能，其诉讼中实体权和程序权的行使会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合法权益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保障非主导方诉讼当事人的权益，必须加强对诉讼主导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具体来讲就是要弥补现行立法中诉讼实体权与程序权监督制约的漏洞，通过完善细化操作规范，强化监督制约力度。笔者认为，有权力就应当有监督制约，尤其是要用权力来监督制约权力。无论是诉讼程序权还是实体权都是刑事诉讼任务实现必备的权力，因此其立法的标准是一致的，不能有所偏废，有的完备，有的粗疏（前提是不违背诉讼立法确立的基本原则）。立法标准应当是赋予一方权力，权力方就有履行义务职责规定，相对方就应当有法定的权力制约办法，以保证监督制约权力方与相对方的平衡。特别是要增强监督制约的刚性，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各诉讼权力主体违反法定义务、滥用法定职权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有效防止监督制约不力。当前尤其是要明确对违反诉讼时限、违反管辖、回避规定、违反告知义务、违反批准许可聘请律师、会见律师义务等程序的责任追究规定，保证诉讼当事人最基本的诉讼权利，实现诉讼程序正义。

二、关于检察监督的问题。

检察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对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法律的监督。狭义的检察监督仅指刑事法律监督，即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赋予的职权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和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监督就是要根据现行刑事法律监督的现状，紧紧抓住诉讼实践中一些难点、焦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完备诉讼立法。从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规定来看，有以下特点：一是重原则规范轻具体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规定非常笼统和原则，不仅总则规定较原则，而且许多具体的诉讼环节的法律监督规定也较为原则。如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方式的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第一百三十七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案件时，必须查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这些监督方式的规定非常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不得不依靠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各自制定相应的诉讼规则来衔接和落实。二是重事后监督轻事前监督、同步监督。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监督的规定，除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死刑临场监督和对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实施的是同步监督（事实上纠正意见仍然是在庭审后提出）外，其他检察监督规定多为事后监督。三是重诉讼实体权监督轻程序权监督。现行刑事诉讼法把人民检察院对公安司法机关监督的重点放在了这些机关诉讼实体权的规定上，对这些机关诉讼程序权的监督大多重视不够。如对人民法院审判程序的监督，仅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非常原则的规定。而对涉及被告人实体权的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的抗诉监督，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却非常详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百零五条、二百零七条等众多条文对抗诉的条件、抗诉的审理都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同样人民检察院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规定也是如此，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涉及罪犯实体权的监督规定较细，而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活动是否合法等程序问题的监督则较粗。因此，完善检察监督必须清醒地认识这些监督规定的特点及可能对现行检察监督的影响，紧紧抓住检察监督不力的症结，通过完善薄弱点、明晰分歧点，加强监督刚性，确保监督力。

1、要完备事后监督与事前监督、同步监督。就是要根据刑事诉讼法对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能定位，以及诉讼中公权力对诉讼当事人权利的不同影响，科学定位现行检察监督，合理界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法院事后监督与事前监督、同步监督的范围。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立法中可以大致明确检察机关对公安、法院诉讼程序问题的监督以事前监督、同步监督为主，以事后监督为辅。而对诉讼实体问题的监督，则可以考虑以事后监督为主，事前监督、同步监督为辅。在具体的诉讼立法活动中，当前就是要坚持两种监督统一，根据现行刑事诉讼监督立法现状，有重点地把能够实施事前监督或同步监督的对诉讼实体问题的事后监督规定予以适当修改，把对程序问题的事后监督尽可能修改为事前监督、同步监督。如对逮捕羁押期限等诉讼时限的监督，检察机关完全可以从事后监督转为实施事前、同步监督。

2、要改进侦查、审判与执行监督。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建议专门增加一条“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不应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的，或者公安机关立而不侦、消极侦查的案件的监督”。同时还应当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作出撤案决定的监督，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明确公安机关决定撤销案件的，应当将撤销案件决定书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应撤销案件的，公安机关应当重新复查。此外，还应当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等强制措施执行和变更的监督。二是要统一对违法情况检察监督的标准。建议以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违法情况监督纠正的规定为标准，对现行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违反诉讼程序、执行机关执行刑罚活动的监督规定予以修改。建议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违反法律规定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将第二百二十四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执行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以保证刑事诉讼法对违法情况检察监督规定前后一致性。三是要进一步细化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对执行机关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就是要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详细列明人民检察院监督纠正的主要违法行为及其监督纠正的程序和方法，把现行在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中的单方监督规定，具体上升到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中，以统一各家对检察监督的认识。当前尤其是要细化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抗诉规定，详细列明“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具体情形，防止检察机关与法院认识分歧，导致监督难以落实。

3、要着力强化履职监督。就是要解决现行检察监督不力的问题，防止检察机关应履行职责而不履行职责，应当监督而不监督发生。在当前《监督法》尚未出台，对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接受监督规范的情况下，建议在刑事诉讼立法中设专章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监管执行机关违反诉讼法定职责义务的法律责任。一是要明确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如对符合受理条件或管辖的案件，应当受理而不予受理；应当履行告知义务，而不履行告知义务；应当批准许可辩护律师聘请、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不批准、不许可等。二是要明确越权行为的法律责任。如公安侦查机关滥用职权不应立案而立案、违法搜查扣押、冻结、违反法定办案时限超期羁押等的法律责任。三是要明确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中涉嫌受贿、徇私枉法等职务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在具体的立法活动中，当前要突出重点加强对检察机关履职监督，明确检察机关不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法律责任。具体来讲可以在立法中规定“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上级检察机关或纪检、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人员，依照检察官法等的规定予以惩戒；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用法律手段来监督推进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正确履行监督职责，做到能监督、敢监督、真监督，不辱使命。

三、关于非权力监督制约的问题。

非权力是相对于权力而言的。在刑事诉讼中，权力主要是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来行使，而非权力则由公安司法机关以外的其他诉讼主体(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自诉人、证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来行使。在刑事诉讼中，权力与非权力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权力要主导制约作用非权力，另一方面非权力又要监督制约反作用于权力。因此，完善刑事诉讼非权力监督制约就是要正确认识权力与非权力的辩证关系，自觉摆正非权力监督制约的诉讼位置，通过加强非权力监督制约，改进权力机关接受非权力监督制约的规定来保障诉讼权力的依法正确行使。

1、要完善非权力监督制约，最大限度地保障诉讼当事人获得救济。完善非权力监督制约就是要在诉讼立法中充分赋予诉讼当事人救济的权利，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力能得到落实。如在立法中可以赋予诉讼当事人对违法取证的投诉、举报权利。对执行机关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可以赋予罪犯约见检察官的权利，以保障其合法权利不受侵犯。要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加强辩护律师权利行使的保障，充分发挥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同时，还应当明确只要法律赋予了诉讼当事人及其他参与人权利，作为权利的相对方就应当有法定义务来保障其权利落实，在诉讼立法中就应当有相应的具体规定来体现。如刑事诉讼法第三十条“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申请复议一次。”的规定，在立法中就应当明确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的义务，在该条文后增加“相关机关应当在法定时限内作出维持或撤销原决定”的规定。当前完善非权力监督制约，尤其是要注意把完善诉讼立法的重点放在规制和明晰权力机关对诉讼当事人权利保障上。一是明晰公安司法机关相关的责任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就应当明确“批准机关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同样第六十四条关于拘留后通知的规定，就应当明确“对应通知而未通知的，被拘留人的家属有权要求检察机关和上级公安机关纠正”。对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关于保证人罚款的决定，应当在立法中赋予保证人申诉的权利。二是增强权力机关的主动性，尽可能将对当事人权利保障的后置规定，改为前置规定，以保障诉讼当事人权利得到落实。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关于人民法院开庭时告知当事人申请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等的回避问题，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可以将告知权利前置，修改为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告知被告人，以最大程度地保障诉讼当事人权利。三是尽可能做到权力行使公开。２004年6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开宣布，减刑、假释案件实行公示制度和公开听证制度。这是人民法院自觉把权力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下，用“阳光”政策来杜绝防止违法减刑、假释的体现。因此，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应当适时把权力公开这一原则融入具体规定中，使得诉讼立法权力与监督相伴而生。

篇3：对审判权、执行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几点思考

一、鞫谳分司制度的目的是形成刑事审判权内部的监督制约

鞫谳分司制度是两宋时期的特殊司法制度,而“鞫谳分司”一词首先出自南宋时期大理寺官员汪应辰对该时期司法制度进行总结之时。 大理寺长期从事司法审判工作的汪应辰在上奏给高宗的《论刑部理寺谳决当分职》奏折之中,对鞫谳分司制度进行了详细、全面的阐述[1]123。 汪应辰在其上奏于宋高宗的奏折中说,民众在触犯国家刑律之时,还十分担忧有司不能秉公处理,而鞫谳分司制度能够实现审理者、判决者各司其职、相互监督制约,实现刑事案件的秉公处理。宋朝统治者也充分认识到了刑事审判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到了刑事审判中司法官徇私判决带来的巨大危害,因此特别设置了鞫谳分司制度以加强对刑事审判权的监督制约。因此,为了避免刑事审判中的不公正判决、错误判决,为了防止刑事审判中官员的作弊行为,除了极少数人口较为稀少的州之外,宋朝时期从中央到地方上的州、府一级,均推行了刑事案件办理中“审理”“、判决”相互分离的制度,将案件的审理和最后的决断分由不同的司法官员负责,而且审理案件的司法官员和判决案件的司法官员之间不能互通信息,而是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牵制,形成了有效的刑事审判内部监督制约制度体系。

二、中央层面鞫谳分司制度的设计及对刑事审判权的监督制约

鞫谳分司制度首当其冲的关键在于中央层面的刑事司法审判制度,宋朝著名的元丰改制之后,在中央司法审判机构大理寺设置了大理卿一人,设置大理少卿二人,正二人,推丞四人,断丞六人,司直六人,评事十二人,主簿二人。大理寺卿即大理寺的最高长官,其负责总管大理寺的所有案件。而在大理寺的少卿之下分为左断刑、右治狱两个不同的左右系统,其左断刑系统的职责是对文武百官和地方上报的各种疑难刑事案件进行审理,而右治狱系统重点负责皇帝特别旨意下要求审理的案件、京都各衙门的相关案件、侵占和盗窃官物的案件。

元丰六年(1083),宋神宗按照刑部的奏请,将大理寺左断刑分为断司(鞫司)、议司(谳司)两司,这就将原来大理寺左断刑司职权继续进行了划分,便于实现内部的相互制约监督“,评事、司直与正为断司,丞与长贰为议司。凡断公案,正先详其当否,论定则签印注日,然后过议司覆议,如有批难,具讫改正,长贰更加审定,然后判成录奏。” 除此以外,将右治狱划分为左、右推负责鞫谳,另设检法案“掌检断左、右推狱案,并供检应用条法”。自元丰改制之后,两宋时期刑部内部的刑事审判监督制约机制,也具有显著的鞫谳分司制度特点,刑部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郎中员外郎各二人,在断刑治狱上分为左右治事,左右有别,左以详覆,右以叙雪。两宋时期的御史台以御史中丞为负责人,设置若干副职,御史台之下设置三院各司其职、相互监督制约。北宋开封府、南宋临安府是京畿审判机构,同样具有十分显著的鞫谳分司特点,内部设置了不同的机构相互监督制约。

三、地方层面鞫谳分司制度的设计及对刑事审判权的监督制约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改杭州为临安府,临安府设知府一人、同判二人,此外还在临安府内下设签书判官厅公事、节度推官、观察推官、观察判官、录事参军、左司理参军、司户参军、司法参军各一人,这些司法官员之间在行使刑事审判职权之时相互监督制约,目的在于避免徇私、徇情办理刑事案件。两宋时期,在州一级设置“知州事、通判州事各一人,府、军、监事如州,视地望轻重,以资级应选者充,藩方剧郡, 则通判二人”。除此以外,为了实现刑事审判活动的高效、公正进行,两宋时期还在知州、通判以下设置了相应的属官。一般而言,共设置七类属官。司法参军负责检定法律,各一人,均以职事从其长而后行;判官、 推官负责受发符移,分案治事;兵马都监,负责训治兵械,巡察贼盗;司户参军、录事、司理负责分典狱讼。上述司法官员,均为州郡长官的属官,是州郡长官的行政僚属,其在工作中负责协助知州和通判办理包含刑事案件在内的各种公务活动。按照两宋时期的法律规定,州一级的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也严格推行鞫谳分司制度。其中的司录参军、 司户参军、司理参军为鞫司,即负责审理州一级受理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而知州通判、司法参军为谳司,负责本州受理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检法议刑。在上述司法官员中,司理参军负责掌管鞫狱各项刑事执法工作。

宋太祖赵匡胤鉴于五代时期司狱者草菅人命造成巨大危害的社会现实,采用文人担任司理参军,让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文人担任鞫狱司法官员,在全国范围内较大的十六州设置了左、右司理两院。盗贼及重大刑事案件,主要由司理参军处理,而“检断法条”的工作职责由司法参军负责,最后由知州对被告人作出判决。比如,徐玑(1162— 1214),曾经担任永州司理参军,其“兵官大执平民为贼,冀以成赏。君明其无罪,尽释之”。由此可知,徐玑作为永州司理参军,掌握了对盗贼重大刑事案件的处理决断权。又比如,王自成(1169—1221)在担任福建南剑州司理参军之时“,俗狠刑繁,君至剖谳无滞……尉有获盗上州者,均鞫其狱,尉托郡僚怀黄金为饷,君大惊,谢绝之”。王自成在担任南剑州司理参军之时,秉公执法办案谢绝贿赂,表明司理参军确实手中掌握了刑狱决断的重要执法权。在整个刑事案件的执法办案过程中,因为司法参军负责“检断法条”,其在刑事执法办案的过程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为此两宋时期的法律规定了由于司法参军的检法失当而导致被告人处徒流罪以上的错误判决的,必须受到相应的行政惩戒。两宋时期的司法参军在“检断法条”的过程中,必须检查全部的和本案相关的法条,但是司法参军不得提供如何对案件进行决断的建议,而且对于州府衙门其他机构所引用的法条所作的判拟, 也不能提出自己的意见[2]28。当然,这些规定作为原则性的规定在两宋时期得到了大体上的遵循,但是,由于州的地域、人口不尽相同,朝廷在其刑事司法官员的设置方面也有所变通。地域较小、人口较少的州,仅仅设置了司理参军,并不设置司法参军,或者某些州仅仅设置了司法参军而未设置司理参军,对于这些小州而言,其鞫谳分司制度的特征要稍微体现得弱一些。总体而言,州一级通过鞫谳分司制度的组织实施而对刑事审判权进行监督制约的特点还是较为显著的,相较而言,在县一级的审判机构内部专职化的分工不是很明显,尤其是北宋时期更是如此。到南宋时期,县级审判机构刑事案件审判官员的职责更加突出其专业化特点。宋光宗绍熙时期,南宋朝廷为了加强对县级刑事审判的监督制约,即改善县级审判机构中刑事执法官员“不法置狱推鞫”的突出问题,朝廷下令在县级设置“刑案推吏”一人或者二人,由“刑案推吏”专门负责刑事案件的推勘工作,而且必须专职, 不得兼职也不能由其他司法官员负责此项工作,这就在县级刑事案件审判中具有了一定的鞫谳分司特点。

四、两宋时期鞫谳分司制度的实施效果

鞫谳分司制度是两宋时期司法制度的特色所在,是宋代在司法制度上的独创。推行鞫谳分司制度,有利于形成鞫谳两司之间的制约监督。按照两宋时期法律的具体规定,法司具有驳正冤狱的重要责任,否则如果一旦产生冤案,检法司法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3]488。为此,检法官员在对案件进行处理之时就会比较慎重,而且在鞫谳分司制度体系之下,刑事案件的推勘官、检法官两者间相互钳制、相互监督制约,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避免冤假错案的产生。在两宋时期鞫谳分司制度下,法司在检法之时有权对自己认为不当的刑事案件予以驳正,也只有如此,才能使鞫谳分司制度强化对刑事审判权监督制约方面的作用得以发挥。据相关典籍的记载,两宋时期通过推行鞫谳分司制度而使许多刑事冤案获得了昭雪、纠正。比如,《古今合璧事类备要》记载,萧之敏担任襄阳司法参军之时,官府追捕十三名强盗未果,乡民遂将不是强盗的十三名百姓扭送官府,在刑讯逼供之下十三名百姓屈打成招,均招供。萧之敏作为司法参军,其在依法进行检法之时对本案的疑点予以充分关注,最终避免十三名无辜百姓蒙冤入狱。两宋时期的最高统治者积极鼓励司法官员在检法之时积极驳正以防止冤案的产生,宋太宗建隆二年(961),宋太宗下诏,如果司法官员能够“鞫驳别勘,因此驳议从死而生,即理为雪活”,朝廷给予相应的优待“,许非时参选”。相反地,如果出现此类冤案而导致无辜之人蒙冤受死的,检法官员必须为此承担连带责任。除此以外, 宋仁宗等最高统治者,也多次下诏鼓励司法官检法驳正。总之,两宋时期的鞫谳分司制度,有效地强化了对刑事审判权的内部监督制约, 在防止冤案、公正决断刑案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摘要：鞫谳分司制度是两宋时期独特的司法制度,其有效地强化了对刑事审判权的内部监督制约,有效地避免了许多冤案的产生,在保障刑事执法公正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篇4：国有企业权力监督制约的几点思考

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权力的制约可以有多种手段如教育、舆论、各种制度等，但治本的方法是逐步建立健全一套完善的决策、执行、监督三位一体，相互促动、相互制衡的权力运行机制，从根本上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才能最终在国有企业中建立起一套三位一体、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行之有效、相互制约的权力制约机制。结合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和探讨：

一、切实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防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把党管干部的原则与按现代企业制度依法用人规范结合起来，推行企业管理干部公开选拔制度，实行干部任用公示制、试用期制、末位淘汰制；建立用人失察、失误追究制。通过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营造正确的用人导向。

二、全面实行财务委派制度

加快财会体制改革，加强对财务和资金的监督管理，堵塞资金使用上的漏洞。全面实行财务委派制度，以改变目前企业财会人员受制于经营者的状况，加强资金的监督和控制；建立全面预算管理制度；严格控制对外担保；确保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建立健全财务报表内部管理制度；加强财务审计；加强项目的招投标管理等，把住资金收支关口。

三、实行纪委监察循环委派制

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的真实情况是对“一把手”很难实施监督，在同级领导下监督同级，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监督起来有些勉为其难、有名无实。十多年来有识之士不断建议实行上级循环委派制，以保证监督的力度和效果。实践证明，实行上级部门委派制确有必要，确实可行。

四、实行任期审计及离任审计制

实行任期审计及离任审计可以有效减少“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现象 ，对靠吹嘘、靠编造、靠勾兑的人是一个制约。减少企业的短期行为，使其“为官一任，务实干事”，不得不增强基础工作，减少表面文章。当然，须注意几点，一是审计机关必须权威，二是审计必须客观公正严肃，三是审计必须有个正确的结果，不能半途而废或不了了之。

五、实行干部交流轮换制

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在一个单位一干就是十几年，有些人在管钱管人管车管票等关键工种、关键岗位上长期不动，这无论是对组织还是对其本人都是不利的。因此对干部，特别是关键岗位上的领导干部，应实行交流轮换制，加大交流轮换的力度。

六、实行会签审批制

财务开支“一支笔”是现行的签批制度，长期以来也暴露出来不少问题，值得思考。对大额开支及重要项目的立项拨款，在“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基础上，可实行由党政主要领导、监督部门领导、财务领导及经办人或项目负责人共同会签，即实行会签审批制，有利于实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避免经济风险。

七、深化厂务公开，实施“阳光工程”，強化民主监督

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还要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监督作用，赋予职工群众“知情权”、“发言权”和“评判权”。让职工“知情”，就是要不断深化厂务公开工作，提高权力运作的透明度；让职工“发言”，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保证职工群众有序地参与企业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让职工“评判”，就是要建立企业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坚持职工民主评议企业领导干部制度。

八、建立一套兼顾公平和效率的人才激励机制

按照价值规律，人才的价格，应以其社会价值为平均线，不能偏离平均线太多，这样才能兼顾公平与效率。现在可逐渐面向社会招聘企业家、经理、高级管理人员、科技人员。试行年薪制、期权制、持股制、提成制等分配办法，以充分激励并自然奖惩企业的领导者们。

九、加强领导干部的官德建设

要求他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群众不做的，干部首先不做。干部只有具备高于群众的道德，才能体现出党和政府的伟大形象，展示社会进步的高尚风范，让群众口服心服，使干部德高望重。可见，切实加强领导干部的“官德”建设，事关大局、事关根本，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政治任务。因此，要以领导干部的行为《准则》《规范》为依据，着重从以下四方面入手： 一是加强学习，提高认识。二是典型示范，舆论引导。三是自律他律，密切结合。四是用人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就能够从根源上、体制上、制度上和各个环节上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避免各类腐败案件的发生，形成人人思廉、人人想廉、以廉为荣、以贪为耻、和谐稳定的良好社会氛围，就可以实现坚持以人为本、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的宏伟目标和我们党的伟大历史工程。

篇5：对审判权、执行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几点思考

督制约的几点思考

————永宁县公安局

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开始在社会各领域广泛应用，从而引发了社会发展方式的一场革命。信息技术在警务工作中的广泛应用，催生了一种新型警务模式——情报主导警务模式，进而引发了警察思维方式、管理方式和组织结构等方面的根本变革。关乎公平、正义、稳定具有司法和行政双重属性的公安机关的警察权力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范畴越来越受到关注。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对警察权力运行进行监督制约就成为日益紧迫的课题。

一、主要做法及现状

近年来，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不断加强，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但队伍建设中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加强监督和制约，增强监督实效，解决监督力量不足、监督方法不多、监督内容不全的状况，永宁县公安局积极探索警务监督新途径，提出“向科技要监督，向监督要警力、要形象、要战斗力”的目标，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干警违法违纪中的突出问题和队伍管理中的难点问题，坚持“公安机关的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的原则，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执法质量”和“队管质量”。

在县局四楼指挥中心，构筑了集视频监控系统、350M集群寻呼系统、巡逻警车GPS定位、单警GPS定位、应急联动等警用地理信息等系统为一体的警务监督体系，监视大屏幕上各项实时视频一目了然，对公安干警的考勤情况、服务态度、依纪依规办案、作风建设等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信息化监督。

一是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加强服务质量监督。建立窗口服务监督系统、移动警务系统和数字审讯系统，在基层所队与服务窗口安装45处固定摄像头、给单警配备100部有外置摄像头的移动警务终端，随时督察接处警、执勤巡逻、执法办案、户政、治安、派出所服务大厅及交通违章受理窗口的民警在岗在位、按规定着装、执法服务态度、工作效率和服务窗口内务情况，纠正违规行为。

通过基层所队值班窗口350M集群寻呼系统随时呼点值班所领导、值班民警以及备勤民警在岗在位情况，同时通过应急联动系统，督察各单位值班民警在接受群众报警、求助、咨询服务中处警是否及时、妥当。通过车载GPS定位监督各执勤巡逻车辆是否在本辖区处于值班备勤状态。

二是围绕民警违法违纪中的突出问题，加强执法质量监督。针对少数民警在执法工作中不作为或乱作为，徇私枉法等问题，应用了执法办案和数字审讯系统，通过对整个执法办案流程的系统监督，督察刑事、行政、交通等案件的报案、立案、调查情况；采取强制措施的原因和依据，各级责任人审批过程是否合法，涉案物品扣押、保管和和移交、返还等情况；结案（调处）以及移交起诉过程中的报告、审批、办理流程情况。通过数字审讯系统，督察被盘问人留置是否超过时限，是否进行刑讯逼供，是否违法使用械具等，是否指派不具有人民警察身份的人员从事有关盘问工作，是否单个民警预审、盘问置留人的行为，是否将不同性别的被盘问人关入同一个候问室等情况，督察在押人员超期羁押及其原因，取保、减刑、假释、保外就医、请假等是否合法等情况。通过交通违法处理系统，督察各单位领导擅自“改单”问题。有效地将监督的触角延伸到每起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每个办理部门和每起案件的各个环节之中。在办案区内配备了同步录音录像设备，在办案过程中，通过纸质、电子、音视频资料证据多重印证，运用多种科技手段，对整个办案流程无死角全程监督，确保审讯活动所获证据的合法性，从而最大限度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的保护办案民警的合法权益。

三是围绕队伍管理的难点问题，加强队管质量监督。队伍作风是影响公安机关各项任务完成的关键问题，依托队伍管理监督系统，通过车载GPS督察巡逻车民警是否按规定时间、规定路段、规定着装和规定装备执行巡逻任务和超时停靠、越界、在巡等情况。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监督系统，督察各参会人员是否按规定时间、规定人员、规定着装参加电视电话会议情况以及遵守会场纪律情况。

二、收得的效果

信息化创新了警务监督的手段和方法，使督察工作变被动为主动，变静态为动态，变广度为深度。“全天候巡察、多方位监控、网络化运作”，有效规范了民警执法执勤和内部管理工作，实现了群众对窗口服务和派出所值班民警服务态度和工作效率方面的根本好转。

主要体现在强化依纪依规，干警作风建设明显加强。有效遏制了违反程序办案问题，民警的程序意识、证据意识和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将受理群众咨询、办证、求助、报警等服务纳入警务活动监督之后，督察民警通过视频和音频系统实时巡察各窗口单位值班民警的工作情况，内部管理制度和窗口服务标准得到了落实，干警作风得到明显改善。

其次是坚持保护和惩处并重，有效地调动了干警的积极性，有力地维护了民警的正当执法权益。对于群众举报的民 警违法违经问题，对于有音视频资料的，通过播看音像资料，为干警澄清了是非。督察部门在工作中，通过警务活动对电话录音信息、图像监控信息和执法办案信息进行专项分析研判，并下发通报，有针对性地进行预警防范和督促整改，使警务督察工作逐步走上正规化、规范化、科技化轨道。

另外是实现了网上督察和现场督察的有效互动。县局纪委和县局督察大队采取现场督察和视频督察相结合的方法，使网络督察与现场督察优势互补、良性互动，有效解决了督察警力不足与督察任务繁重的矛盾问题，增强了监督工作的力度和效果。

三、当前影响和制约此项工作开展的制约因素及亟待解决的问题。

1、没有形成纵向和横向的综合应用体系。各种监督手段还是仅从本手段出发，没有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权力监督系统，从而不能综合发挥各系统的综合监督效能。

2、还存在着权力信息化监督的真空地带。在整个警务活动过程中，虽然实施了一些监督活动，但相地于党和国家的要求，相对于人民群众的期盼，还存在着差距，还有相当一部警务活动，仍然依靠传统的监督手段进行监督，没有形成全方位的信息化权力监督的格局。

3、人员较少,资金不足。在永宁县局中从事警务活动监督的是二名局领导，而没有具体的工作人员。再加上运用信息化手段进行警务督察的专题项目和专项资金相对不足。

四、今后的工作打算和措施。

1、建设永宁县公安局督察中心，对全局民警的执法活动实行24小的信息化监督，从而杜绝因督察缺位导致信访群众在8小时以外信访或申诉困难的现象发生。

2、对全局的各应用系统进行整合，发挥各应用系统在警务督察工作的作用，通过开发督察专用的应用系统，进一步加大利用信息化手段对警务活动进行监督的工作力度。

3、系统梳理现有警务活动中还未运用信息技要进行监督的部位和环节，查漏补缺，健全整个信息化警务督察的体系。

4、争取专项编制和专项经费，为信息化的警务督察解决人员和资金等方面的瓶颈性难题。

参考文献：

1、《论 “信息不虞”和警务督察信息化的实现 》；

2、《公民权利保障视野下的警务信息化》；

3、《保证监督权力同行 福州警务监督网络信息化》；

4、《加强执法信息化建设，全面提升执法科技含》。

篇6：对审判权、执行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几点思考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我国今后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其目标是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这既是“从严治党”的迫切要求，也是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有力举措。在我国，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员直接经营和管理企

业资产，直接操纵资金运作，直接从事物资采购和产品销售等等经济活动，权力可谓不小，尤其是国企的党政主要负责人，掌握着企业的人、财、物大权，既是决策者和执行者，又是管理者和监督者。近几年来，国有企业中违纪违法案件屡有发生，且大都与企业的领导干部本身不廉洁有关，他们有的借企业改制、上市、产权变更之际，浑水摸鱼，趁机侵吞、贪污国有资产；有的擅自决定重大事项，给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有的热衷于计划外生产经营，垄断“体外”生产经营账目；有的私设“小金库”，转移或肆意侵吞国家资产。虽然上述腐败现象在国有企业领导人中只是极少数，但是这极少数人的堕落、腐败给我们的教训却是十分深刻的，损失更是巨大的。分析他们违法违纪的根源，主要是权力过分集中，个人独断专行。因此，加强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人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改革和完善权力监督和管理体制，建立健全规范而有效的内部及外部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结合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首先要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严把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入口关。一个单位管理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和党政主要负责人，党政领导干部“入口”关是否能严把，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首先，企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发展措施一般都是通过党政领导干部的行为去具体推行，如果连自身都无法自律，又怎能去执行好企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其次，党政领导干部的作风直接关系到党的形象问题，试想连贪官、庸官都能被屡屡提拔，那这样的领导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人的权力监督和制约，防止权力不正当运用，最主要的就是把那些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严于律已，自觉接受权力监督和制约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的人选拔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来，特别是对党政主要负责人的选拔任用。只有把好了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把好了选拔党政主要负责人的入口关，才能为以后的权力监督和制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创造良好的条件。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前提下，要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要求和程序，建立科学的干部管理制度和相互制约的选人用人机制，并加快培育人才市场，把组织选派与向人才市场公开选拔竞争结合起来，以促进党政领导班子年龄结构、文化程度、专业水平的优化配置以及党政领导干部的合理流动，这是从制度上保证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人对企业负责、对干部职工负责的关键。另外，在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选拔党政主要负责人时，组织和纪检监察部门要密切配合，把对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对党政主要负责人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超前到位，确实把握好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个人品质的关口，为对其在今后工作中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确立一个较高的起点。在选人用人方法上，还要注意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对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人的选拔任用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听取职工群众的意见，搞好民主评议和民主推荐情况，以确保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人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较高的群众公认度，做到凡是职工群众不拥护、不信任、社会舆论反映强烈的干部坚决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委以重任。要逐步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和用人失误失察追究制，明确干部推荐、考察、决策各个环节的责任主体和责任内容，切实解决责任不明确和用人失误失察无人负责、无法追究的问题。

2、建立和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具体制度。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任何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不能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如遇紧急情况，必须由个人做出决定时，事后要迅速向党组织报告。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这一结论既避免了把细小问题商来议去，浪费大量时间，造成决策缓慢，又能切实避免个人专断和无人负责情况发生。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制度可以说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对此，《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也有着明确的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方针政策性的大事，凡属全局性的问题，凡属重要干部的推荐、任免和奖惩，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做出决定。党的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要关心全局工作，积极参与集体领导。”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哪些问题应当由

集体讨论，哪些问题应当由个人负责。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不能搞个人说了算。集体决定了的事情，就要分头去办，各负其责，决不能互相推诿。失职者要追究责任。建立和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制度，强化党政领导班子内部监督，明确划分同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职权范围，把权力限制在履行职务所允许的范围内，这对党政主要负责人的权力进行限制，防止权力独揽、权力滥用，逃避权力监督和制约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对其他副职的权力监督和制约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总之，对确保副职对副职、副职对正职、正职对副职的有效监督和制约落到实处都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四）深化企业关键环节的改革，建立相互制衡的运行机制。根据中央的要求，结合企业管理实际和深化改革的方向，抓住以下权力行使的关键环节深化改革，形成互制格局：一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防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把党管干部的原则与按现代企业制度依法用人规范结合起来，推行企业管理干部公开选拔制度，实行干部任用公示制、试用期制、末位淘汰制；建立用人失察、失误追究制。通过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营造正确的用人导向。二是加快财会体制改革，加强对财务和资金的监督管理，堵塞资金使用上的漏洞。对国有大型企业委派财务总监，对中小型企业委派会计负责人，以改变目前企业财会人员受制于经营者的状况。加强资金的监督和控制；建立全面预算管理制度；严格控制对外担保；确保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建立健全财务报表内部管理制度；加强财务审计；加强项目的招投标管理等，把住资金关口。三是深化营销管理体制改革，加强销售环节控制。就煤炭企业而言，深化营销体制改革，就要对合同、结算、质检、发运等关键环节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在各环节之间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防止销售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四是深化物资采购管理体制改革，加强物资采供环节的监管。加强物资采供环节的监管，就是要建立大宗物资实行公开招标、议标采购，零星物资比质比价采购制度，形成物资采购“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离的物资采购供应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