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的年度个人述职报告

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的年度个人述职报告（通用6篇）

篇1：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的年度个人述职报告

XX年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述职报

告

XX，本人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的监督和指导下，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结合我院的工作特点，通过庭里干警的共同努力和各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圆满的完成了审判及其他各项工作任务，现将一年来学习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认真学习党的政治理论和法律业务知识，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

为了更好的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我在做好审判工作的同时，始终把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政治素养摆在自身建设的首要位置，除积极参加院里组织的各种学习教育活动及培训以外，还根据自身的实际，坚持学习工作互相促进，以学习促进工作，以工作促进学习，做到学以致用。同时还认真钻研新的法律法规和司法理论。探究审判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解决审判工作出现的疑难复杂案件。积极面对和参与法院系统的司法改革工作，不断提高自身的审判能力。

二、认真审理好各类民商事案件，积极维护辖区社会稳定

在新的形势下，人民法院所担负的民商事审判任务的责 任重大，为了能够积极稳妥的化解矛盾，解决纠纷，在工作中，我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热情的服务态度，认真审理每一起民商事案件，注重对当事人做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在庭审过程中，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最大限度的调动合议庭组成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细心听取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辩解，真正落实“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民事审判原则。

为了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在工作中努力改进工作方法，转变工作作风，改善服务态度。一件案件的审理，对法官来讲，只不过是他每天工作的一部分，但对当事人来讲，可能是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一件难事。所，我们在对每件案件的审理上都严格把握案件的质量关，注重从程序到实体每个环节的审判。一年来，我带领全庭同志一手抓办案进度，一手抓办案质量，把每件案件的审理，都看作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乎社会和谐稳定的大事看待，经常加班加点，全力保证所有案件都在审限期内审结。

XX年截止目前，民四庭共受理各类民商事案件375件，审结305件，结案率82.4%，收结案与上一基本持平。我本人收案184件，结案160件，结案率为86.96%。在所审结的案件中，判决60件，调解41件，撤诉33件，移送2件，裁定驳回起诉13件，调撤率为46.25%。审限内结案率为100%，公开审判率为100%。在所审结的案件中，适用简 易程序审结129件，普通程序审结20件，简易程序适用率为87.76%，涉诉信访案件为零。

三、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全力做好司法审判工作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经过多年的工作实践，深深的体会到，人民法院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这不仅是宪法和法律确定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人民法院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具体要求，也是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根本保证。今年，为了进一步提高民事审判工作质效，我们主动联系人大代表，听取人大代表对我院的审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让人大代表及时掌握了解我院民事审判的动，努力提高办案质量。通过上述举措，自己深深的体会到，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不但有利于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和依法办案的自觉性，而且有利于规范自己的审判行为，纠正和预防工作中出现的执法不严、执法不公的各种问，通过监督才能不断提高执法水平，维护司法公，确保我们的审判不偏离方向。

四、廉洁自律，树立自身良好形象

审判庭的庭长他起着承上启下、上传下达的作用，“一岗双责”。何谓“一岗双责”的职责，庭长既要抓好业务工作，也要以同等的注意力抓好队伍建设，带好队伍。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审判行业曾经存在的吃、拿、卡、要和冷、横、硬、推、拖等热点问题，我们组织全庭同志，认真学习贯彻 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的“四条禁令”、“八个不准”、“六个严禁”以及法官法规定的法官不准有的“十三种行为”。在具体工作中，自己率先垂范，带头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时刻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顾全大局，坚持原则，清廉自律，警钟长鸣。经常开展学习教育，正确对待名利、权利，坚定信念，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正确运用国家赋予的审判职权，不吃拿卡要，不以案谋私，不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全庭工作人员无任何违纪违法行为发生。无信访、零投诉，维护了法律的公正和严肃。

五、存在问题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回顾近一年来的工作，虽然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党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当事人的期盼还相差甚远。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努力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继续加强理论学习，特别是对十九大精神的学习，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规范我们的工作学习。提高本人的司法水平和驾驭审判工作的能力，努力适应日益复杂和不断出现新问题新类型的审判环境，努力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二是进一步提高案件质量，所有的案件严格按审判规程进行操作，大胆探索新时期民事审判工作的新特点。强化创新意识和为民意识，及时与上级法院及其他庭室进行沟通、尽量避免差错案件的发生。三是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章制度，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做事，用自身的良好形象和更加出色的工作成绩回报组织对我的培养和信任，站好最后一班岗。

篇2：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的年度个人述职报告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的要求，现将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注重理论学习，为进一步规范执行建立理论体系

牢固确立“司法为民”的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就审判工作服务于发展、改革、稳定大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多次进行学习讨论，提出了公正、廉洁、高效、文明服务大局的多项措施。

二、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全力做好执行工作

我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法院工作的审判人员，经过多年的工作实践，我深深的认识到打破执行难，传统的只靠法院自身的执行资源，孤军奋战，单打独斗地抓执行很难搞好执行工作，只有把全社会的执行资源整合为一体，让全社会都来理解、帮助、支持、参与法院执行，才能顺利开展执行工作。，对历年未能执行的积案，一件一件地进行梳理、分析，查找执行不了的原因，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研究解决对策。他们认为，在我国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经济主体多元化、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为此，法院在积极取得县委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以后，建立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政协支持，法院主办、各方配合的大执行格局，这一格局形成后，有了党委、人大、政府的指导、撑腰、壮胆，法院在案件执行时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阻力小了，执行硬气了。所以体会到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不但有利于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和依法办案的自觉性，而且有利于规范自己的执法行为，纠正和预防工作中出现的执法不严，执法不公的各种问题，通过监督才能不断提高执法水平，维护司法公正，确保执行工作不偏离方向。我在执行王__申请执行张岗村委会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中，由于张岗村履行能力不足，而申请人王__的经济又特别困难，面对这种矛盾，通过人大的大力协调，张岗村每年按期给付一万元，使该案的执行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

三、适应时代需要，拓宽执行理念，全力打破执行难

我是11月被任命执行庭副庭长，如何尽快适应岗位工作需要，进入工作状态，实践中我注重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1、加强学习，适应新的工作面对执行工作新机制，首要任务是学习。是面对执行工作不断变化的新情况，注意学习探讨与执行工作有关的新理念、新方法、新举措，以适应时代对执行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三是虚心学习和广泛收集好经验、好做法，做好庭长的参谋和助手。

2、围绕本职工作，明确指导思想根据新形势下执行工作的特点，以提高执行工作质量和提高执行效率为重点，以确保司法公正，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为核心，强攻执行难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思路，为做好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篇3：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的年度个人述职报告

一个个闪光的荣誉,忠实地记录了这位青年女法官铿锵的足迹——2008年度河北省优秀审判长、定州市“十大优秀青年”、“严打惩治”专项活动先进个人、“三八”红旗手、“十大杰出青年卫士”、保定市“三位一体”调解工作先进个人,并五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社会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这是王丽萍对和谐社会最朴素的理解。在这位让领导放心、百姓关心、罪犯挠心的女法官身上,我们看到了清正廉洁的职业道德、恪尽职守的工作作风、乐于助人的优良品德、通达乐观的人格魅力,最重要的是她对自己身上这身制服的热爱,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法官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

“多跑两步腿、多费两次嘴”

1994年7月,王丽萍以品学兼优的成绩毕业于河北司法学校,回到了生她养她的定州市,同年9月,加入到定州法院团队,走上了为故乡的长治久安贡献才智的工作岗位。当她第一次穿上肩扛天平、帽顶国徽的制服时,她的心里蓦然涌现出从未有过的自豪——她是一名人民法官,这是一种责任,她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那神圣而庄严的法律尊严,为国徽添彩。

16年过去了,她历任书记员、执行员、助审员、审判员、副庭长直至庭长,无论在哪个岗位,她都始终以党员法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打击了犯罪分子的气焰,为定州市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她认为,法律工作者的威望,不是单纯穿上制服所派生的,只有在司法实践中不掺杂一丁点个人主观意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开公平公正,才能还事实以本来面目。所谓“公正生威、公平生望”。在做执行员、审判员时,她在程序时效上从未出现过任何瑕疵,她常说:“多跑两步腿、多费几次嘴,相信绝大多数人是通情达理的。至于矛盾激化,是我们思想工作没做到家,方法简单不科学。”几句简单的话昭示了这位女法官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正是这种敬业踏实的工作作风让她在今后的道路上一路高歌奋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法在案中行,情字摆心头”

2003年,考取河北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同年,王丽萍被推上常人认为不适合女同志的刑事审判的岗位上,这个岗位意味着将长期与抢劫、强奸、杀人、绑架、放火等暴力性罪犯交手过招,剑胆琴心的王丽萍却丝毫没有退缩,而是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勇挑重担。截至目前,她共审结此类案件563起,从而大大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

几年来,王丽萍一直努力探索以人为本、和谐办案的新观念、新思想,以提高法律的适用性,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目标。她知道,法律是公正的,但也是刚性的和无情的,它在法律层面恢复了被破坏的法律关系,而造成的法律关系之外的精神和心灵层面的创伤,除了当事者的自我修复,特别需要也只能靠法官的人性化审判去抚平和恢复,这并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事”,而是和谐执法的一种合理而必要的延续,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最理想的办案效果,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2008年,王丽萍审理了一桩重婚案,该案件并不复杂,但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却很重。王丽萍第一次接见受害人席某时,席某情绪十分激动,一定要让前夫陈某一次性给其经济补偿20万元,否则,就要求判陈某死刑,要不然,她就上访告状。原来,做卷闸门生意的陈某在家境日益丰厚之后,与其雇用的保姆非法同居,在生育一女孩后卷款离家出走,席某面对巨大的打击,靠打工照顾一双儿女,内心仍盼望丈夫能回心转意。三年期间,陈某对母子三人不闻不问,也不回家,席某终因过分劳累和精神上的打击而患上癌症,花费了巨额医疗费,并欠下外债。无奈之下,席某提起离婚诉讼,法院办理了调解离婚手续后,陈某不仅分文未兑现给付席某20万元的许诺,且在几年的执行过程中音信皆无。绝望之余,席某上访至全国妇联,最终由公诉机关以重婚罪对陈某提起刑事公诉。

在这种情况下,王丽萍没有简单地分析评说两人的是非对错,而是以人心换人心的真诚开道,用促膝谈心的口吻说,大姐,有什么委屈你就跟我说吧,咱们都是女人,我愿意了解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听到这话,席某愣住了,半天才失声痛哭。那天,就在王丽萍的办公室,这个经历了诸多沧桑和磨难的女人第一次对外人哭诉了自己几年来所受的苦楚。而这时候的王丽萍,已经不仅仅是一名人民法官了,她俨然是当事人至亲至爱的亲人。一种来自执法者亲切的安慰和关怀让席某的心头暖融融的。王丽萍看席某情绪稳定下来,才翻出法律条文,向她讲解重婚罪的法定最高刑是二年,同时表示将尽力做陈某的工作,促使其将执行款落实到位。此时的席某已恢复理智,表示愿意听从法院的安排。

人心都是肉长的。折磨席某多年的心结在王丽萍春风化雨般的真诚交流中打开了,一个因深重的痛苦而对社会法制心生怨愤的人转变了自身的观念,一份理解和倾听让社会多了一份和谐和温暖。

而在该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王丽萍没有一判了之,而是对受害人以后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倾注了精力和心血。她知道,对于一个残缺的家庭和破碎的心灵,最重要的是要恢复生活的信念和精神的支撑。一个星期天,她邀请席某母子三人来办公室,期间,她再次鼓励席某好好生活,做一双未成年儿女的大树,要坚强起来,把他们抚养长大;另一方面,她又鼓励一双儿女要克服生活和学习中的困难、物质上的匮乏,努力学习,将来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随后,王丽萍将事先准备好的二百元钱送到一双儿女的手上,说,这二百元钱对你们的生活可能不会有多大的帮助,但这代表着定州全体法官对你们的精神支持,在无助时一定要想到有许多人愿意帮助你们战胜困难,共度难关。母子三人激动得热泪盈眶,表示今后一定要努力战胜挫折,鼓足勇气,好好生活,以不辜负王丽萍法官对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王丽萍在办案实践中,坚持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相结合,根据案件实际情况采取不同方法,因案制宜,方法多样,不断地进行换位思考,从当事人的视角审视着各种利害关系,努力实现公平与正义,不仅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化解了各种矛盾纠纷,让当事人心服口服,真正实现案结事了,达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最佳统一。

“人文是根本,和谐铸辉煌”

有人曾戏言:法官是站在刀刃上跳舞的艺术家,而法院又是社会各类尖锐矛盾的焦点所在。这既可洞窥社会现实之执法环境的严峻性,又能昭示法官在现实矛盾中的种种无奈。“把当事人作为我们的亲人,尽最大努力去调解,争取案件处理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王丽萍谈起工作体会来滔滔不绝,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她的睿智、爱心和宽广的胸怀。她说,身为一名法官,要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的理念,在工作方法上要多探索,多尝试。

例如,创新调解机制,在审理每一起案件时,除了依照法律原则和要求,严把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外,她还尽力对附带民事部分努力去做调解工作,用真心、诚心、细心、耐心,一次次地悉心调解,虽然付出了大量时间,耗费了很多精力,有时也会产生烦闷甚至想放弃的念头,可每每案件得以调解结案,她都感受到了“和谐办案”带来的良好社会效果。

再如,创新办案机制,2007年,定州市法院提出了“接待、解决、稳控、问责、沟通联系、多方协调”的工作方法,重点突出了“接待”环节,把接待环节做深、做细、做实,将真诚的态度、耐心的倾听、包容的情怀、点滴的关爱融入接待当事人的一言一行,落实到办案的每一个环节。上述那个离婚案,王丽萍法官就以高度的责任心做好了初次接待当事人的工作,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做到了真诚沟通、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给予其精神支持,化对立情绪为主动配合,化埋怨不满为交心,最终理智地接受现实,满怀信心投入生活。

这种人性化办案的理念使王丽萍在工作中如鱼得水,也使定州市法院工作逐步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可以说,人性化办案作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着力点,是司法进步和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法治走向成熟的必然趋势。所谓人性化办案,简而言之,就是在执法过程中,充分尊重、保障和实现人的合法权益,从而服务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是和谐社会的要求。

“兰风梅骨,大爱无疆”

16年来,经王丽萍整理审阅过的卷宗,足有百尺;经王丽萍所承办的893起各类案件中,无一例上访案件,调解率为98%;经她救助过的未成年犯人都有了美好的未来,而她自己身为人媳、人母、人妻,心里常常为未能尽到应尽的责任而感到愧疚。很多次严打过程中,她白天开庭,晚上加班写材料,打印判决书,有时加班至凌晨。有次开庭审理一起复杂团伙抢劫案时,她的邻居急匆匆找到她,说她的孩子高烧不退,住院了,孩子哭着想见她。眼看就要开庭,王丽萍只好让邻居先代为照管孩子。等开完庭赶到医院,孩子嗓子都哭哑了。但当她看到一个个犯罪分子都得到了应有的处罚,一个个无知少年得到了及时的帮扶和教育,也能像她现在和孩子一样共享天伦之乐时,她的心里就涌出说不出的宽慰和自豪。

篇4：法院审监庭庭长述职报告

2007，在市委的领导、人大的监督和政府的支持下，上级法院监督指导下，在院党组的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活动为载体，紧紧围绕和谐社会建设大局，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服务宗旨，爱岗敬业，勤政廉洁，不谋私利，廉洁奉公，依法办案，认真履行职责，较圆满地完成了组织安排的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就一年来本人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工作作如下总结。

一、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学习，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

“公正与效率”是新世纪法院工作的主题，特别是司法为民思想是人民法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如何实现司法为民思想，它要求每位法院工作人员必须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较高的业务知识。为此，根据上级法院及院党组的安排，本人除坚持院里组织的学习内容外，还认真学习了邓小平理论及江泽民文选和党的十七大精神，重点学习了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内容，写了近万字的读书笔记和两篇心得体会，并参加了市委党校组织的乡科班学习，参加到外地考察，写了考察报告，深刻领会了新形势下法治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积极参加院组织的电教活动，每次学习都立即写出心得。通过多种学教活动，提高了思想认识，端正了工作态度，明确了工作目的，树立了正确的世界、人生观、价值观和公仆意识，牢记了“两个务必”，提高了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要和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政治立场坚定。在事关方向、原则问题上立场、观点、态度坚定，政治上和思想上与党中央始终保持一致，能认真执行市委、政府的决议、决定，本人能从维护稳定大局出发，与全院各族干警搞好团结，和睦共事。

努力学习业务，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人民法院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部门，作为一名法官，必须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本人除院里组织的学习外，以自学为主，对经常适用及新颁布的法律、法规认真阅读，了解基本内容，并对重要知识认真摘录，使之办案中有法可依。2007年重点学习了《新公司法》和《物权法》 坚持原则、秉公办事，能遵守院里各项规章制度，积极参加院里组织的各项活动，带头维护院里的考勤制度，加班加点撰写法律文书，没有休假，彻底克服了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话、事难办的作风，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发挥中层领导作用，协助院领导做好工作。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七大的学习，使我更加认识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年来协助领导做好以下工作：1，进一步规范了审判流程，从源头上避免了“人情案、关系案”；2，扩大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范围，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3，加强裁判文书改革，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公信力和透明度；

4、认真讨论修改院里的各项规章制度，用制度制约、规范干警行为，树立法院、法官良好形象；

5、加强诉讼案件监督，各类诉讼案件均由院长和主管院长审批签发，审委会层层把关；

6、强化监督力度，自觉接受人大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7、组织陪审员参加庭审，准确公正审理案件，确保案件质量。

8、配合院领导进行庭审考核评比，提高审判人员驾驭庭审能力。

三、坚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在工作、生活中，本人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去严格要求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求干警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

对自己份内的工作敢于大胆地负责，不推脱责任，做到大事讲政策，小事讲原则。工

作勤勤恳恳，自调到审判监督庭之后，加倍学习审判监督方面业务知识，与中级法院经常沟通联系，使再审案件得到公正审判，依法保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

今年4月份以来，院党组安排本人具体负责民事审判庭工作，自此，我首先带头办案，积极参加庭审合议，截至11月15日共审理各（来源于新世纪范本网)类案件105件，参加庭审合议40余次。尽量做到让当事人胜败皆服。全院共收民商案件1068件，其中民一752件，民二316件，已结866件，未结202件，结案率为81%。

四、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主题，依法办案，评查各类案卷。依法办案是法院工作的重中之重，人民法院只有通过公正高效地办案，才能树立起法院的良好形象。案件审理要做到公正、高效，首先要关注程序，程序的规范和完善，既涉及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审判效率的提高，又涉及到广大群众的诉讼权利和民事权益的保护，人民法院只有百分之百地确保程序公正，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实体公正。庭审中严格按照庭审程序审理案件，向当事人交待清楚权力，实行诉辩式开庭，未当庭公开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证据，最大限度地提高当庭宣判率，在法律文书制作上，严格按照新的写作方法制作文书，提高裁判文书的说理性，使当事人拿到判决文书后感到输得心服口服，赢得理直气壮。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保证实体公正，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无证、证据不充分的案件，不擅自下判，坚持党的领导，自觉接受人大及院领导及当事人的监督。

今年本人一篇法律文书还获得**地区法院系统优秀法律文书二等奖。

五、做好案件评查，纠正案件错误。认真学习、掌握案件评查的相关知识，掌握案件评查应着重注意的问题，全年共评查刑事、民事、行政案件100余件，对评查中发现的问题，特别是书记员存在的问题当面纠正，指出原因，加深对错误之处的认识。

六、清正廉洁，秉公执不，遵纪守法。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充分认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及严峻形势。年初与院党组签订了《党风廉政责任书》及《一岗双责责任书》。严格按照约定落实责任，时刻敲响廉政警钟。本人在审判及其他工作中，做到清正廉洁，管往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吃，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不拿，管住自己的腿，不该去的不去。一年来拒请吃数余次，拒收物品、现金五、六次。同时严格执行审判纪律，不与当事人私自接触，不向当事人借钱、物。

七、存在的不足和今后工作的设想。一年来，本人能够尽职尽责地工作，比较圆满的完成了各项任务，在工作中也存在着不足和问题，如：政治理论学习不够系统，有时只完成规定的学习篇目及内容，忙于其他事务，政治学习抓得不紧，管理水平和领导艺术有待于提高，调研文章完成了不够好，某些工作的监督力度不足。缺乏一定的办案经验，办案质量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不扎实之处。就审判工作而言，庭审纪律有待于进一步规范，个别案件不能准时开庭，引导当事人举证、质证、归纳案件争议焦点方面做得不够到位，法律文书写作中，证据分析、说明不透彻，合议案件合议形式不够规范，个别案件仍然出现合而不议，主审人说了算的现象，极个别案件仍有超审限的现象发生。

篇5：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的年度个人述职报告

提交时间： 2011-10-11 17:03:21 作者：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 刘贵祥

【编者按】2011年8月下旬召开了全国涉外商事审判工作庭长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刘贵祥同志在会议总结讲话中，就会议期间反映的几个与涉外商事审判机制及法律适用有关的问题，进行了解答。现将这部分内容节选出来，供大家在工作、学习中参考。本文标题由编者拟定，并对个别文字进行了调整。

（一）关于涉外商事审判集中管辖

各高院对涉外商事审判集中管辖提出了较多问题，主要包括：第一，集中管辖制度的存废问题。海南会议已经明确，集中管辖权可以扩大到所有的中级人民法院，但是否扩大由各高院根据情况自行决定，只需到最高法院备案即可。对基层法院的涉外商事审判管辖权，原则上仍需最高法院审批，只是近期审批的条件比以前较宽松些。目前，最高法院尚无取消集中管辖制度的考虑。第二、关于违反集中管辖规定是否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问题。从通知规定看，集中管辖是强制性的，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如在一审答辩期内未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似不应以程序违法作为发回重审的依据。第三，关于涉外商事案件的界定问题。海南会议已予以明确，这里需特别强调一点，除传统的民事案件和知识产权案件外，均属商事案件。主体是自然人还是法人，不是判断的标准，一些法院对凡是当事人中有一个自然人的就不按涉外商事案件立案欠妥当。此外，信用证案件、独立保函案件、有涉外因素的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外国民事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均应属集中管辖范围。第四，关于协议管辖问题。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时，必须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确定案件的管辖。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当事人，不得协议选择没有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法院管辖，否则该协议应认定无效。同时，对于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不具有涉外涉港澳台因素的国内商事纠纷案件，如果因为追加当事人而使得案件具有涉外涉港澳台因素，应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确认案件的管辖权，如果已经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不享有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必须将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对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明年经进一步调研和征求意见，将对原通知进行修改，对大家反映的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二）关于涉外送达

涉外送达目前确实成为影响涉外审判效率的突出因素，在各高院的总结材料中反映最多的也是这一问题。大家都认为目前法律规定的送达方式、送达规则使涉外案件久拖不决，比如公告期过长、其他送达方式不能与公告同步进行等均影响办案效率，有的当事人利用送达规则故意拖延诉讼，使权利人的利益不能得到及时保护。针对这些问题，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亦试图有所突破，但囿于法律规定，效果不太明显。目前正在修改民诉法，我们已采取措施争取在送达问题方面有较大改进，比如将公告期缩短为两个月，进一步拓展送达方式等。但是，在民诉法修改之前，我们还是要严格按照现有规定执行，否则，往往成为当事人申请再审的重要理由，不得不指令再审，反而使诉讼周期更加漫长，欲速则不达。为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尽可能的提高送达效率，建议一审法院对能够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让其当庭确认送达地址，并认可邮寄送达方式，这会给二审节省送达时间创造条件。此外，有的法院向外国公司在国内的子公司送达，如果以这种方式送达到了外国公司，不应属程序违法。此外，前面我已经提到，对涉外送达，许多法院还有模糊不清的认识，掌握的尺度不一，我们可以通过在调研基础上编制专门送达手册的办法予以解决。

有的高级人民法院反映的域外送达的文书格式问题，经向最高人民法院外事局了解，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对依《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海牙送达公约）向公约成员国境内当事人的文书送达，不需要使用统一的委托书格式，由司法部统一填写请求书后发往缔约国的中央机关；其二，对于通过外交途径送达的文书，外事局有统一的委托函格式，各省、市、自治区主管法院外事工作的部门（如外事办公室）都有备案，如有需要，可以向本地的外事主管部门提出要求。

对于返回的送达材料的翻译问题。无论域外送达成功与否，返回的送达证明书都没有中文译本。因为这些证明书涉及多国语言，我院外事局不能一一进行翻译，需要审理案件的法院自行翻译。一般情况下，涉外商事审判人员文化素质都比较高，这一点应当比较容易做到。

对于云南等地提出的边境地区的境外送达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进行调研工作。因为国际司法合作的开展需要假以时日，故应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和双方边民往来的便利条件，灵活采用多种方式通知当事人参加诉讼。在这方面，广西高院积累了一些经验，可资参考。

（三）关于对境外当事人的强制措施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时，如果确有必要对外国当事人或者港澳台地区当事人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应当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87）公发16号《关于依法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问题的若干规定》办理。人民法院采取限制当事人出境措施时，应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1、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时，轻易不要采取限制当事人出境的措施。如认为确有必要采取限制当事人出境措施的，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被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人只能是在我国有未了结民商事案件的当事人或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二）当事人有逃避诉讼或者逃避履行法定义务的可能；

（三）不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可能造成案件难以审理或者无法执行。有些人民法院对不是案件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今后工作中应予以注意，应严格把握适用的条件。

2、在需要限制当事人出境时，应尽量选择采取扣留当事人护照或者其他有效出入境证件的方式，避免采取在边防口岸阻止当事人出境的措施。

3、如果确需采取在边防口岸阻止当事人出境的措施，人民法院应协调好与有关边防检查机关的关系，特别是在人民法院决定解除限制出境措施后，必须及时通知相关的公安机关。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民事诉讼，必须遵守本法。”因此，如果外国或者港澳台地区的当事人存在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章的规定，可以依法对其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

（四）证据的公证认证问题

外国或者港澳台地区的当事人参加诉讼，必须提交有关身份的证明。作为当事人的自然人提交的用以证明其身份情况的护照、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出入境证件，无需再办理公证认证手续。但作为当事人的外国或者港澳台地区的公司、企业以及其他组织提交的用以证明其身份情况的在其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注册登记机关注册登记的证明，必须办理相关的公证认证手续。

从现在的司法实践看，存在一种情况即当事人系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公司，但其将主要营业地设在了香港，亦在香港的公司注册登记机关依法办理了海外公司的登记。该公司在人民法院参加诉讼时，如果提交了香港公司注册登记机关进行登记的证明，并在香港办理了公证认证手续，对该证明的证明力，人民法院可予以确认。如果该公司提交的是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登记机关进行注册登记的证明，但其在香港办理的公证认证手续，对该证明的证明力，人民法院不应予以确认。对该问题所应把握的基本原则是当事人提交的注册登记证明是哪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机关出具的，必须在出具证明的该机关所在国家或者地区办理公证认证手续。

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身份证明之外的其他证据，无论是否办理了公证认证手续，人民法院均应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并根据质证情况结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对其证明力作出认定。对方当事人仅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拒绝质证或者否认该证据证明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方当事人拒绝质证的，人民法院应向其释明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

（五）关于案外人提起再审申请的条件

按照民诉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案外人提起再审申请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其对生效判决确认的标的物存在权利争议，如果案外人不通过再审程序没有其他救济途径。对此应注意三点：一是生效判决没有直接对标的物的权利归属作出认定，只是在执行程序中将标的物作为被执行人的财产予以执行，案外人可以通过执行异议之诉或另行起诉予以救济，而不能提起再审申请；二是对当事人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如果案外人认为具备合同法规定的可以行使撤销权的情形，应当亦可以申请再审。因为，其不能通过撤销权诉讼得到救济。这当是民诉法与司法解释关于案外人提起再审申请的规定的例外情形。最高法院民四庭目前正在审理两起这样的案件，拟裁判后作为指导性案例向有关部门推荐。但是，在案外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申请再审时，如果调解书的效力仅约束参与调解的案件当事人，不涉及案外人与案件一方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调解书客观上并不产生损害案外人撤销权的后果。此时的案外人与一方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可以通过另行提起诉讼解决，案外人无权对调解书申请再审。对此情形，大家可以参照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四期所刊载的2010民申字第1276号一案；三是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将判决确认的债权转让，受让人不具有申请再审的主体资格。司法实践中出现一类特殊类型的债权转让，即诉讼当事人向案外人转让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债权。此时受让人是否因成为新的债权人而享有申请再审权？案外人申请再审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案外人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二是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且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债权的受让人不符合上述再审申请人的条件，其提出的再审申请应予驳回。

谈到调解，有法院提出，在涉外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请求人民法院制作判决书的，人民法院是否准许？我们认为，应当准许。因为，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可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10条规定：“涉外民事诉讼中，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应当制发调解书。当事人要求发给判决书的，可以依协议的内容制作判决书送达当事人。”这是针对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可以遵照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关于“请求人民法院按照和解协议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制作判决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并非针对涉外民事诉讼程序。这两个司法解释的规定并不矛盾。至于司法解释与有关司法文件对涉外调解与非涉外调解作出不同规定的原因，在于有的外国法院或我国不同法域的法院对我国法院制作的调解书的效力不能像判决书一样予以认可，如果不以判决书的形式制作法律文书，难以得到执行。因此，涉外审判中的调解要适应这种客观现实。在涉外民商事审判中，可在裁判文书的本院认为部分，对当事人通过调解协议处分其民事权利内容进行表述，并对是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否违反法律规定或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作出认定后，依据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进行判决。考虑到目前台湾地区法院并不认可大陆人民法院作出的调解书，人民法院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时亦可以参照上述原则办理。

（六）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纠纷

2010年8月16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是近年来最高法院颁布的一项重要司法解释，实施一年来各方面反响都不错，但是在适用中也存在一些理解性错误，借此机会再说明几点：其一，因未经审批而被认定为不生效的合同，关于报批义务的约定及相关条款应是有效的，具有可履行性。即便合同中未明确约定报批义务，依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的默示条款，亦可认定当事人具有该义务。一方当事人请求履行报批义务的，应予支持；义务人不履行报批义务，应承担的是一种违约责任，而非缔约过失责任，因此合同中关于相应的责任条款的约定亦是有效的。比如，关于不履行报批义务双倍返回定金、赔偿一定损失的约定同样具有可履行性。当然，如果合同约定的系不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的违约条款则另当别论。在这一点上，该司法解释是对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的进一步发展，并不存在法理上的冲突。其二，对隐名投资者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关注，目前司法解释确认隐名投资者的股东地位，在设定的条件上确显苛刻。要在诉讼中征得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有一定难度，且操作起来不够顺畅。但这系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不得已而为之。我们正在与商务部就隐名投资确认股东地位问题、股权转让诉讼情形下的报批问题进行调研协调，拟联合下发通知，以畅通相关渠道，确保司法解释有关功能的充分发挥。其三，对经行政审批的协议的补充协议的效力，原则上要考量补充协议的内容是否系对已审批协议的实质性变更，亦即是否属于行政部门必须审批的事项，属于应认定未生效，不属于则不影响合同效力。比如，补充协议针对价格条款、付款方式、付款条件等作了另行约定，不应认定不生效。实践中，存在经审批的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虚伪意思表示的情形，当然应认定无效。而补充协议虽属真实意思表示，但未经审批，可依当事人的请求判令义务人履行报批义务。实践中还存在的黑白合同问题，关键是要看经审批的合同是否系真实意思表示，是否规避法律规定，如果未报批的所谓黑合同仅是当事人的商业安排而无涉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等因素，不应一律持否定态度。

（七）关于担保合同纠纷

与担保有关的涉外纠纷目前比较多，情况也比较复杂，有的是历史性问题，有的是对金融政策的把握问题，有的是立法漏洞的问题，有的是对法律理解不一问题。就大家所反映的几个主要方面谈些意见。

一是金融不良债权对外转让中涉及的对外担保的效力问题。对该问题，本来在海南会议上已明确了基本尺度，在2010年7月又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利用外资处置不良债权案件涉及对外担保合同效力问题的通知》（法发〔2010〕25号）。依据该《通知》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外国投资者出售或转让不良资产，由于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对该类担保的审查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不适用《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关于对外担保的批准和登记的规定，如果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依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利用外资处置不良资产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第六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知了原债权债务合同的担保人，外国投资者或其代理人在办理不良资产转让备案登记时提交的材料中注明了担保的具体情况，并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局、管理部审核后办理不良资产备案登记的，人民法院不应以转让未经担保人同意或者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为由认定担保合同无效。

此外，另根据法发[2005]6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第二条的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不良贷款的，担保债权同时转让，无须征得担保人的同意，担保人仍应在原担保范围内对受让人继续承担担保责任。各级人民法院应当认真领会通知精神，严格遵照执行。

至于有的高院反映，外国公司从资产管理公司购买不良资产，可能带来的诸如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等一系列问题，可依照最高法院2009年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资产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办。该纪要基本上是针对金融不良资产转让中存在的问题而制定的应对措施，基本精神对涉外因素的不良资产转让同样是适用的。

二是独立保函问题。首先，具有涉外因素的独立保函，不应依据《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否认其独立性，可以认可其独立性。对于没有涉外因素的独立担保，其效力认定原则上还是要坚持以往的司法态度，即关于独立性的约定无效，但不因此影响具有从属性的担保效力。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广泛开展独立保函业务，非涉外因素的独立保函占一定比例，司法实践应密切关注这种经济现象的变化，适时调整裁判思路。但需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予以解决，不宜随便改弦易辙。

其次，对外担保须经外汇管理部门审批的管理制度没有发生变化，故对外担保未经审批应认定无效的司法态度亦没有改变。应当注意的是，在当事人约定对外担保适用外国法或我国其他法域的法律时，过去我们在裁判中往往以当事人的约定违反我国公共政策或系法律规避为由而适用中国法律，并认定担保无效，对此裁判理由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后，给我们处理类似情况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即该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依据该规定，可以排除当事人关于准据法的约定的适用，而直接适用我国的外汇管理条例的规定，认定担保无效。但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向国外当事人出具的大量独立保函，据了解并没有逐笔申报审批，在效力认定上是否应区别于一般的对外担保？我们认为，应当有所区别。区别的依据是什么？目前我国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外担保的行政监管，采取额度制，只要在外汇管理部门确定的担保限额内对外提供担保，无需逐笔报外汇管理部门审批或备案。因此，对该情形的对外担保的效力，虽未经审批或备案，亦不应认定无效。

第三，目前一些法院陆续受理了一些涉外独立保函案件，一些基础合同当事人向法院提出止付独立保函项下款项的申请。对这类案件的处理确实没有法律或司法解释可资依据。那么，如何掌握独立保函止付的条件呢？在见索即付保函项下，担保人仅对受益人（债权人）提呈的索赔文件进行形式审查，而没有义务对基础合同的实际履行进行审查，这无疑增加了受益人进行不当索赔的可能性。根据各国的司法实践，受益人的不当索赔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受益人提呈的据以索赔的文件不合格；二是受益人提供的据以索赔的文件虽然合格，但证据显示，基础合同违反公共秩序，受益人系明显欺诈或滥用权利。就第一种情形而言，只要索赔函件与保函设定的条件或单证要求不存在不符点，即应付款。即使存在不符点，债权人亦可修改后再次提出，银行不得拒绝。只要是在保函确定的期限内，受益人可以多次修改提呈的索赔文件，直至符合保函要求。因此，实践中由于不符点问题拒付的情形极少发生；第二种情形，是适用独立保函欺诈例外规则的一般条件。法院是否支持债务人的止付申请，乃至终止支付，均应依此为判断标准。由于独立保函独立于基础合同关系，是独立保函的基本属性，且独立保函欺诈例外规则十分抽象，法官自由裁量空间较大，应慎重适用。如果债务人提供了债权人欺诈或滥用权利的初步证据，且一旦支付保函项下款项债务人不能或难以实现返回请求权，则应当支持债务人提出的带有财产保全性质的止付请求。至于是否终止支付，则需要债务人提供相应的充分、明确的证据，并经实体审理予以裁判。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可以参照《联合国独立保函与备付信用证公约》第十九条列举的情形，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是否存在独立保函欺诈。债权人索赔时，基础合同的效力及履行情况并未得到最终的确认，对此举证并让法院予以确信是比较困难的。在这一点上的难度甚至超过信用证欺诈的认定。信用证欺诈，主要是没有基础交易而伪造单据，但独立保函项下的单据则比较简单，甚至不需要单据。因此，法院对欺诈的判断离不开基础合同的履行情况及效力认定。

三是关于担保期间及诉讼时效问题。处理担保案件的法律依据确实比较庞杂，从我们所审理的一些申请再审案件看，一些法院适用法律比较混乱，原因是对担保法有关司法解释的历史变化、制定的历史背景不甚了解，对一些条款的理解错误。因此，需澄清几点：第一，要注意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演变。在担保法实施前发生的担保行为，原则上要适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依据该规定第11条，保证期间相当于主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即二年。后来，为解决我国不良金融资产转让问题，最高法院2002年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担保法生效前发生保证行为的保证期间问题的通知》（144号通知），规定担保法实施前发生的担保行为，如果在债权人没有向担保人主张权利且主债务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人可以在2002年8月1日至2003年1月31日六个月的期间内主张权利。之所以发该通知，是由于长期来各方面对1994年司法解释第11条关于保证期间规定理解不一，大量的不良金融债权可能脱保，再给债权人最后六个月的期限。因此，对保证期间的认定，要考虑司法政策的变化，以正确适用；第二，对担保法实施之后的担保行为，担保法，特别是担保法司法解释关于保证期间的规定是比较明确的，只是应注意，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如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则保证期间则转化为保证的诉讼时效，按照诉讼时效原理认定保证债权的胜诉权是否丧失；第三，物权法颁布后，关于抵押权的存续期间的规定有所变化，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2条规定的是主债权诉讼时效结束后两年内行使抵押权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而物权法第202条则规定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抵押权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对此变化亦应引起注意，在物权法实施后发生的抵押权，应适用物权法之规定；第四，对于合同无效情况下缔约过失责任的诉讼时效如何起算，目前争议很大，有主张自终审判决确认合同无效之日起算的，有主张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的，各法院判决尺度严重不一，而最高法院至今没有作出规定。我们通过一个2010民四终字第11号案确定了这样一个思路：保证期间是被保证人行使权利唯一可预期的合理期限，其在保证期间不行使权利，将产生丧失权利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担保合同无效，保证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亦不复存在。

（八）关于信用证纠纷

近年来信用证纠纷案件数量有下降的趋势。从审判实践看，各级法院执行司法解释的情况较好，一是能严格坚持信用证独立性原则，认定信用证关系独立于基础交易关系，不因为基础交易发生纠纷而裁定止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二是能准确界定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适用范围，信用证欺诈情形的举证责任由信用证止付申请人承担，严格规范信用证止付的条件和程序。但是，近期一些法院在审理信用证纠纷时，对信用证司法解释的理解还存在一些分歧。

一是关于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是否应以认定信用证欺诈成立为条件的。根据信用证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可以在诉讼前和诉讼中向人民法院申请裁定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究其根本，这是一种财产保全措施，信用证司法解释第十一、十二、十三条等条文的规定也正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做出的规定。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同时满足五项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做出止付裁定，其中之一就是有证据证明存在信用证欺诈，这些条件设定得较为严格，主要是由于在信用证项下存在欺诈的情况下通过司法干预信用证项下的付款本身就是一种例外情形，应予严格掌握，不能滥用，否则将损害信用证制度本身。然而，在诉讼前和诉讼过程中，在财产保全阶段就要求当事人提供足够充分的证据证明并由人民法院认定构成信用证欺诈是不现实的，只有经过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实体审理才能最终认定信用证欺诈是否成立，并根据该认定结果最终确定是否应当判决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也就是说，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条件之一虽然是要有证据证明存在信用证欺诈，但这种证据要求是初步的、适当的，而不是充分的。

二是关于实践中如何把握认定信用证项下构成善意议付的标准。根据信用证司法解释的规定，在信用证项下款项已经被善意议付的情况下，即使存在信用证欺诈的情形，人民法院也不能再裁定中止支付或者判决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即信用证欺诈例外的例外。这里“善意”议付的认定标准即是要判断议付行是否构成“善意第三人”，与我国民法上判断善意第三人的标准是一致的。具体而言，是指议付行对没有基础交易、伪造单据等欺诈行为不知道或应当不知道。

（九）关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适用

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标准基本趋于定型化，但是在标的物风险负担、出卖人瑕疵担保义务、检验期间、违约金与定金及赔偿损失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各级法院仍存在认识上的差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集各国合同法、国际贸易法律以及商业惯例之大成、以其精巧的制度设计，合理分担权利和责任，保障商业交易的公平和效率。对公约判例进行汇总研究，并与我国相关国内立法进行比较研究，对审判实践大有裨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转发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执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公约加入国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货物买卖合同如不另做法律选择，则合同规定事项将自动适用公约的有关规定，发生纠纷或诉讼亦依据公约处理。在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处理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的实践中，最常见的问题是卖方提供的货物质量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公约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对于买卖合同缺乏关于货物质量具体规定或规定不明确时，对出卖人的瑕疵担保义务提出了四项具体要求，即除当事人另有协议外，货物应当：（1）适用于同一规格货物通常使用的目的；（2）订立合同时买方曾明示或默示通知买方的任何特定目的，除非情况表明买方并不依赖卖方的技能和判断力，或者这种依赖对他是不合理的；（3）质量与卖方向买方提供的货物样品或样式相同；（4）以通用方式进行装箱或包装，如无通用方式，按照足以保全和保护货物的方式装箱或包装。相较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的规定，公约更强调卖方对所出售的货物应满足当事人对货物基本的期待和要求。在相关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如果当事人没有证据证明货物不能满足其使用目的的原因是由于货物质量存在瑕疵而造成的，在安装调试过程中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卖方提供的货物质量符合合同约定。

再如公约在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九条分别规定买方的检验义务和异议通知义务、第四十二条规定卖方对货物涉及知识产权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第四十六条规定替代履行的具体条件、第五十条规定减价的计算方法等，判断违约的标准更趋明确化，违约救济的方式更趋多样化。

（十）关于仲裁的司法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95年和1998年发布《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人民法院撤销涉外仲裁裁决有关事项的通知》，建立了涉外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内部报告制度，凡否定涉外仲裁协议效力、撤销或不予执行涉外仲裁裁决、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必须报经本辖区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并最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后方可作出裁定。2010年共审结仲裁司法审查请示案件32件，核准比例为50%,表明内部报告制度对于减少各地法院可能出现的法律适用错误，确保涉外仲裁司法监督权的正确行使，起到了安全质检阀的作用。从各高院及有关请示案例反映的情况看，有几点需要予以注意：

1、关于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根据该条规定，在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时，当事人约定了仲裁协议的准据法的，首先应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这是仲裁协议的契约性所决定的，也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充分体现。但要注意仲裁协议准据法和主合同准据法的区别。仲裁协议无论是单独订立的协议，或是主合同的一项条款，均独立于合同存在，因此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适用于解决合同争议的准据法，并不是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协议准据法，不能用来确定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

其次，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仲裁协议的准据法，但约定了仲裁机构或仲裁地的，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法律；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的，适用法院地法”的规定不完全一致，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1）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或仲裁地法律由当事人还是法院选择，选择适用时有何酌情考量因素？（2）是否仍有适用法院地法的余地？

关于第一个问题，仲裁机构所在地或仲裁地法的选择适用是第二顺序的适用原则，仅在当事人不能就仲裁协议准据法达成一致意见时才予以适用,因此应当由法院直接选择。从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趋势来看，仲裁机构所在地与仲裁地分离的现象十分常见。仲裁地是与仲裁协议有最密切联系的地点，适用仲裁地法判断仲裁协议的效力以及决定仲裁应适用的程序法，为国际商事仲裁立法及实践所普遍认同。如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与仲裁机构所在地不同，例如约定提交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仲裁应在瑞士苏黎世进行，法院可以优先选择适用仲裁地法。

关于第二个问题。《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没有明确排除法院地法的适用，也没有规定在当事人既没有约定仲裁协议准据法也没有明确约定仲裁机构和仲裁地时，如何确定仲裁协议效力应适用的准据法。基于仲裁协议程序性契约的属性，适用法院地法作为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关于法院地法的适用规定，在实践中作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的补充适用原则。《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和《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的适用关系，今后可以通过司法解释予以规定。

2、仲裁与财产保全的关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六条以及《仲裁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措施,应当由仲裁机构将当事人的保全申请提交给人民法院，且《仲裁法》未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仲裁前申请财产保全，人民法院受理仲裁前的财产保全申请没有法律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规定了对于当事人有仲裁协议的，当事人在申请仲裁前可以向被保全的财产所在地海事法院申请海事请求保全的程序，因此海事仲裁应依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按《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规定办理。商事仲裁仍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执行。

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后，是否适用财产保全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依照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按照互惠原则办理。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属于国际司法协助的范畴，《民事诉讼法》未就该类案件规定财产保全程序，因此人民法院受理该类案件后采取财产保全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3、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之间的关系。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是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核心问题。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是指一国法院对外国仲裁机构（或临时仲裁庭）作出的具有约束力的裁决予以认可，使其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司法行为。承认是外国仲裁裁决在法院地国取得执行力的必经程序。外国仲裁裁决的执行是指在承认的基础上通过国家的强制力使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取得执行力的仲裁裁决得以实施的司法行为。当事人可以只申请法院地国承认外国仲裁裁决的效力，而不申请执行。

篇6：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的年度个人述职报告

2009年12月, 最高人民法院曾发布《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在依法保护专利权人利益、激励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年多以来, 专利侵权案件稳步增长, 所涉法律问题深度触及专利基本制度和基本理念, 所涉技术事实愈加前沿和复杂, 市场价值和利益更加巨大。北京、上海、江苏等地高级人民法院分别出台有关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 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 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 集中审理专利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案件。为确保专利法的正确实施, 统一和细化专利侵权裁判标准, 及时回应科技创新对专利审判的新期待, 有必要再次起草有关专利侵权判定标准的司法解释。

早在2011年底,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即开始进行专利侵权判定标准的专项调研。2014年初列入司法解释立项计划后, 又进行了深入调研和充分论证。在起草过程中, 广泛征求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国家知识产权局以及各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 听取了专家学者、律师、专利代理人、企业和行业协会的意见, 还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梳理、归纳、吸收这些意见的基础上, 条文草案历经十六次修改,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 最终通过了该司法解释。

二、主要内容

《解释二》共31条, 主要涉及权利要求解释、间接侵权、标准实施抗辩、合法来源抗辩、停止侵权行为、赔偿额计算、专利无效对侵权诉讼的影响等专利审判实践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条文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坚持问题导向, 加大专利权司法保护力度,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尽可能地解决专利诉讼中“周期长、举证难、赔偿低”等突出问题。

例如, 《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专利间接侵权制度, 进一步强化了对专利权人的保护, 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专利法修订草案也有类似的条文。实践中, 间接侵权人与最终实施发明创造的侵权人之间没有意思联络, 并不构成共同过错。但是, 间接侵权人明知其提供的零部件等只能用于生产侵犯专利权的产品, 而仍然提供给侵权人实施。鉴于间接侵权人明显的主观恶意, 且其提供的零部件是直接侵权行为的专用品或者其积极诱导他人实施专利侵权行为, 故将其纳入侵权责任法第九条规制的范围。这并不意味着在现行法律框架之外给予专利权人以额外的保护, 而是侵权责任法适用的应有之义, 符合加强专利权人保护的客观实际。

又如, 针对“举证难、赔偿低”的问题, 《解释二》第二十七条对专利侵权诉讼中有关赔偿数额的举证规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完善。在参考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有关证据妨碍规定的基础上, 根据专利权人的初步举证以及侵权人掌握相关证据的情况, 将有关侵权人获利的举证义务分配给侵权人, 并将此与专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赔偿额的计算顺序相衔接。

再如, 针对案件审理周期较长的问题, 《解释二》也作了针对性的规定。大家知道, 在我国现行专利法律框架下, 权利人起诉被告侵犯其专利权,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民事侵权诉讼。此时, 被告往往向专利复审委员会另行提起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请求, 而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的法院又无权审查专利权的效力, 这时通常是先中止民事诉讼, 等待专利授权确权行政诉讼的结果。然而, 专利授权确权程序过于繁冗, 循环诉讼和程序空转的情况更为突出, 不利于纠纷的实质性解决。为提高专利侵权诉讼的审理效率, 尽可能缓解审理周期较长的影响, 充分考虑专利授权确权行政诉讼改变专利复审委员会决定的比例较低的实际, 《解释二》第二条设计了“先行裁驳、另行起诉”的制度, 即在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后, 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的法院可以裁定“驳回起诉”, 无需等待行政诉讼的最终结果, 并通过“另行起诉”给权利人以司法救济途径。之所以采用从程序上裁定驳回起诉, 而非实体上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主要是考虑若无效决定被行政裁判推翻, 则权利人仍可另行起诉。

虽然上述两个条款在提高诉讼效率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但受现行法律规定的限制,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行二元分立”导致专利案件审理周期较长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 还需要从立法层面进行改造。

(二) 坚持折中解释原则, 强化权利要求的公示和划界作用, 增强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性, 为社会公众提供明确的法律预期, 促使专利文件撰写水平的提高。

作为划定专利权权利边界的标尺, 权利要求是专利法的核心概念。2009年发布的专利法司法解释曾体现了强化权利要求公示性的导向, 《解释二》继续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 旨在增强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性, 为社会公众提供明确的法律预期。这也是充分考虑中国现阶段专利质量总体上还处在较低水平的现状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需求。

《解释二》第五条、第十条和第十二条分别针对的是前序特征、产品权利要求中的制备方法和数值特征中的强调用语, 规定上述特征和用语对专利权保护范围具有限定作用。上述特征和用语是否作为专利的必要技术特征, 属于专利授权确权阶段应当解决的问题, 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的人民法院对此不宜再甄别, 也就是说, 专利文件撰写人应当在专利申请阶段对于上述特征的表述给予足够的注意。

《解释二》第七条明确了实践中争议已久的封闭式组合物权利要求的解释规则, 也凸显了对权利要求公示性的尊重以及维护社会公众对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信赖。因为历次版本的《专利审查指南》对于封闭式组合物权利要求的规定是相同的, 即不得含有该权利要求所述特征之外的其他组分, 除非是无法避免的常量杂质。通过长期的专利实践, 此撰写方式和解释规则已为业界普遍接受。《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的解释规则与《专利审查指南》保持了一致。此外, 中药组合物权利要求的解释方法, 原则上不适用第一款的规定, 而应当审查被诉侵权产品增加的技术特征对于技术问题的解决是否产生实质性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 文字表达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权利要求书对专利技术方案的概括难以做到全面、精准。而且, 专利文件撰写水平的提高需要一个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 在强调权利要求公示性这一基本导向的同时, 权利要求的解释需要保有一定的弹性, 避免“唯文字论”, 使真正有技术贡献的专利能获得比较周延的保护。

(三) 坚持利益平衡原则, 厘清专利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的法律边界, 既保护权利人的正当权益, 鼓励发明创造, 又避免专利权不适当地扩张, 防止压缩再创新空间和损害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

专利法第七十条规定, 使用者、许诺销售者、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时, 免除其赔偿责任。争议在于, 善意的使用者在证明合法来源且已支付合理对价的情况下是否还应停止使用。实践中, 侵权产品的使用者通常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其购买的是侵权产品, 因使用者在侵权行为链条的末端, 容易被权利人发现, 故权利人往往选择起诉使用者。即使制造者、销售者和使用者均为共同被告, 若依照专利法第七十条, 使用者仅免除赔偿损失, 其仍应承担停止使用的侵权责任。若不停止使用, 则需支付专利使用费, 作为不停止使用的替代。为厘清专利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的法律边界, 根据利益平衡原则, 《解释二》第二十五条通过但书将善意使用者予以排除。

在起草过程中, 有一种意见认为:该条免除了善意使用者不停止使用的责任, 与专利法第七十条存在冲突;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在制度本意上, 设立合法来源抗辩制度是为了打击侵权源头, 而制造者才是侵权的主要源头。Trips协议亦未要求善意使用的行为应被禁止。使用者在主观上是善意的, 在客观上提供了合法来源, 且在获得该侵权产品时向销售者支付了合理对价, 理应阻却专利权禁止力的延伸。专利权排他性强, 但不等于可以无限扩张。专利法不仅仅是专利权人的法, 一味地强调专利权人单方的利益, 置善意使用者的正当利益于不顾, 将侵占善意使用者的合理空间、妨碍交易安全, 这并非专利法第七十条的原意, 也有违利益平衡的法律基本精神。在征求有关立法部门意见的基础上, 《解释二》最终采纳了第二种意见。

有关判令停止侵权行为的问题, 《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 通常情况下, 侵权人一经侵权, 应当承担停止侵权的法律责任, 但如果侵权人停止被诉侵权行为将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时, 法院也可以不判令其停止被诉侵权行为, 而代之以支付合理的使用费。关于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 专利法未作明确规定, 但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 可以单独适用, 也可以合并适用。《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属于在个案中对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确定, 是侵权责任法等法律适用的应有之义。虽然专利法规定了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但《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与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并行不悖。若将行政机关颁发强制许可作为民事侵权诉讼的前置程序, 则将导致民事诉讼的中止, 人为地将救济程序复杂化, 不利于及时定纷止争。需要指出的是, 只有在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等极特殊的例外情况下, 法院才不判令停止被诉行为, 停止侵权仍是专利侵权责任的基本方式。

此外, 《解释二》还对近年来倍受关注的功能性特征、标准必要专利、禁止反悔规则、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等问题作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