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岗镇社会综合治理责任状

轩岗镇社会综合治理责任状（通用6篇）

篇1：轩岗镇社会综合治理责任状

轩岗镇2014年度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责任书按照中央、国务院、省、忻州市、原平市综治委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决策部署，根据上级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书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责任书。

一、推进平安建设，创建平安乡镇。各行政村要把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纳入本年度工作总体规划，制定综治年度工作计划和目标，并组织实施抓好落实。一把手是综治工作第一责任人，负总责，年度内专题研究综治工作不少于4次，对涉及综治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要及时研究，及时决策，重大活动亲自过问，亲自参加，逐级建立综治领导责任制，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奖惩的依据之一。

二、各村要建立社会管理综合治理领导组，工作人员配备到位，工作得力，基层综治组织设置及软硬件建设达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做到年初有计划，半年有自查，年终有考评。

三、全面推行综治目标管理责任制，层层签订综治责任书，严格检查、监督、考评。认真落实综治人、财、物保障制度，维护社会治安的经费得到保障，装备、设施适应工作需要。

四、切实加大维护稳定工作的领导力度，调整充实领导组织，确定专人负责，建立健全维护稳定工作职责和工作例会、信息传递制度。深入持久地开展同“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组织的斗争，切实做好杜绝邪教练习者进京上访滋事和其他非法活动。坚

决查禁和依法打击邪教组织和非法宗教活动，认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不发生非法游行和群体性闹事事件，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大力进行“国家安全法”的宣传，切实加强新形势下的国家安全工作。

五、坚持“严打”方针，全面摸排城乡治安混乱的部位和重点治安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工作措施，进行重点治理，重大刑事案件得到有效遏制，人民群众安全感增强。

六、加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治安防范体系，形成专群结合，覆盖面广、多层次的治安防范网络，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部位防范严密，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落实，符合要求。

七、加强治安管理，严密控制社会面，强化对交通干线、集贸市场的管理。认真贯彻国务院《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和省综治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娱乐服务场所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积极开展“扫黄打非”活动，清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大力开展创建“无毒社区(村)”和“不让毒品进我家”活动，最大限度降低毒品的危害性。同时加强对流动人口、暂住人口的管理，流出人口登记率达95%以上，普遍实行流出人口持证制度，暂住人口领证率达到95%以上，逐步实现合理、适度、有序流动，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

八、进一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原则、积极创新社会管理理念、体制机制

和方法手段，提升社会管理总水平。进一步完善基层维稳综治网格化管理工作机制，切实加强对人、地、物、事、组织等基础信息的采集、分析和综合运用，努力实现社会管理的扁平化、精细化。在总结推广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网格化社会管理全覆盖。

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积极调处各类民间纠纷。民间纠纷调处率达100%，调处成功率达95%以上，不发生因调解不及时、处理不当而导致民转刑案件及群体性械斗、闹事事件。落实安置帮教措施，做好对刑满释放帮教人员的管理工作。

十、按照“六五”普法规划和年度普法工作任务，全面落实《全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做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进一步加强综合治理宣传工作，使广大干部群众知法、守法、用法和参与综合治理意识明显增强，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的精神，树立维护社会治安人人有责的社会风尚。

十一、采取积极措施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继续整顿校园周边环境，每季度开展一次法制教育活动，做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在校学生违法犯罪率逐步下降。

十二、各村要加强铁路沿线铁路护路工作的开展，确保不出现涉及群众安全事故。

本责任书所规定的职责任务，列入党政干部任期目标，完成责任目标，对严重失职，导致治安秩序长期混乱或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治安事件的，要根据其应承担的责任，按照规定，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本责任书由镇党委、政府负责制定考评办法，组织检查，考评。

篇2：轩岗镇社会综合治理责任状

2011年上半年我校综治工作在木岗镇镇综治委、县教育局的安排部署和具体指导下，站在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政治高度，在进一步完善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创建“安全文明校园”，“德育达标校”、“依法治校示范校”等活动，以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净化校园周边环境、抓好学校安全工作为重点。狠抓法制教育、安全教育，努力解决学校中突出的治安安全问题，促进了学校综治工作的顺利开展，优化了育人环境，确保了学校一方净土的平安，为学校争创自治州一流名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结合学校实际，正确引导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总之我们结合实际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的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安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一、领导重视，落实责任

学校领导历来重视综合治理工作，健全综治领导小组，把综治工作纳入学校总体工作目标，做到了与其他工作同布置、同落实，对学校综合治理工作提出了明确的工作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学校与各处、室、组层层签定了相应的责任书。同时，多次利用教师大会传达贯彻上级综治工作有关会议和通知的精神，特别是对学校的稳定、安全工作作了强调，领导经常深入校园检查督促。同时，我们还按照综治委、教育局的要求，对责任书的落实情况坚持月查季评、小结，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力求防患于未然。通过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推行实施，既充分发挥了党政主干线的核心作用，又发挥了各部门的职能作用，真正做到了齐抓共管，担负起了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二、加大安全法制宣传力度

一是层层召开会议，组织广大干部、教职员工认真学习上级有关的综治、安全工作文件，明确各自的义务和职责，力求做到人人知晓，个个明白，并响应号召，自觉遵守。

二是充分运用广播、录像、板报、标语、墙报、展板、知识竞赛、图片等形式，把宣传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在宣传活动中，做到了“五落实”，即经费落实、资料落实、时间落实、人员落实、阵地落实。

三是组织师生员工开展活动，力求把综治、法制稳定等有关精神辐射到每一个角落。围绕“综治”、“严打”、“禁毒”、“消防”、“法制”“交通”等不同的主题进行宣传。在宣传活动中，学校综治责任人均到场组织、指导，学校综治领导小组到场督促、检查，保证了宣传时间、宣传效果。

三、加强学校德育工作

学校全面贯彻落实各级德育工作会议精神。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旋律，以队伍建设为保证，以常规教育为抓手，进一步改进德育工作的方式、方法，大 力推进素质教育，推动了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进一步深化，凸现了“团结、勤奋、文明、创新”的优良校风，积极创建平安校园活动。

强化日常行为规范养成教育。学校将行为规范教育作为创文明单位的起点，常抓常新。学生人手一本《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政教处要求人人熟知，并组织这方面的知识竞赛，要求班级对照《规范》制定计划和班级文明公约和班级建设特色。为了更好理解和执行《规范》，学校开展了“创双优”活动，即将做、创、建文明集体及个人的活动分解落实到每个班级、每个个人身上，努力创造精神面貌好、教育质量高、校园环境美、管理规范的良好育人氛围。其次，学校健全护校值班制度和导护制度，黑板报、卫生、眼保健操的检查制度，加强了文明礼仪岗、文明监督岗，实行了胸卡佩戴制度。正是因为常规管理的及时到位，日常行为规范养成教育的成效才能在校园的每个角落得以充分体现，才使得青少年文明程度大幅度提高。

加强对后进生的帮扶工作。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由于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犯罪现象有向小龄化发展的趋势，学生中特别是双差生违纪违法现象也时有发生。但我校决不把适龄学生推向社会，并提出具体的实施办法，实行家庭、学校、社会三结合，让大家都来关心弱差生。大力倡导教师“爱心”教育，树立“转化一个差生与培训一个优生同样光荣”的观点，广泛开展捐资助学。

重视教师职业道德建设 认真实施“师表工程”，推行“师德为上，师能为重”的策略，弘扬‘爱岗、敬业、奉献’的师德师风，组织教师学习《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开展“师德大家谈”的活动，将师德建设纳入学校精神文明建设规划，作为学校经常性的工作来抓，落实师德建设责任制，不断完善师德建设规范，加强师德监控。积极开展各种文明建设活动，有“学雷锋，树新风”系列活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组织师生反复学习《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环境保护法》、《消防法》等法律法规。聘请法制教育副校长和辅导员定期到校进行法制教育。

四、深入开展“创安”活动，综治工作成效显著

学校通过创建 “安全文明校园”活动，认真贯彻创建意见，严格按照教育局、镇综治委的安排和规划，扎扎实实开展创建工作。根据“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综治方针，既积极主动配合公安、政法部门的“严打”等专项治理工作，挖掘内部潜力，强化内部管理，建立起预防机制，对重点部位实行24小时全天候监控，随时做到大事有人抓，小事有人管。

二是进一步完善群防群治网络。学校根据综治要求和自身特点，注重物防技防有机结合，重点突出人防优势，同时增加投入，对学校的图书室、财务室、实验室、学生宿舍等重点部位增添物防设施，整改安全隐患，实行专人负责。实现学校重点部位24小时监控。三是突出抓好学校的安全工作。实行安全工作责任查究制和一票否决制，定期进行安全工作会议，经常性地抓好校内设施、消防、饮食卫生等安全工作，教职工大会上经常讲安全工作，提高安全防护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通过这些有效的措施，有力地提高了学校的防范能力，使各部位的安全守护做到了全天侯、全方位不失控，确保了学校教育教学、生活秩序的稳定。学校无安全事故和消防事故发生。

五、存在的问题

安全工作只有责任与义务，说不上成绩。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深切地认识到存在的困难、不足与面临的巨大压力：

1、学校、家庭、社会对升学率的过热追求导致教师学生工作学习压力过大，教师学生身心健康受到一定的影响，学校的素质教育未能得到全面推进，由此引发的学生的思想、心理问题仍然存在。

2、青少年出入营业性网吧现象仍时有发生。一是监管不力，网吧监管职能部门存在“重罚轻管”、“一罚了事”现象，管理不够深入、彻底。二是监管时间有漏洞，上网时间与监管时间存在时间差。

3、学校周边仍有安全隐患。由于学校食堂正在建设中，对学生的饮食没有做好监管作用。

面对困难与不足，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为师生的安全尽心尽力，从制度上、管理上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大力消除各种安全隐患；从源头上抓起，让安全隐患扼杀于萌芽状态。当然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困难与不足也必将能更加激发起我校全体师生对于安全工作的重视，做到严防死守，众志成城，坚决杜绝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将木岗镇中学打造成为一个“安全、文明、和谐”的校园。

木岗镇 中 学

篇3：社会治理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社会治理模式，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相适应，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规范和价值等方面，可以分为统治型治理模式、管理型治理模式和服务型治理模式1。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模式也不相同。社会组织分为三类，政府、企业，以及处于二者之间的非营利组织。政府是公益性质的公共组织，以追求公平正义为目标，企业是营利性组织，对于营利性的企业而言，其对投资者自然承担经济责任，要满足投资人追逐利益的需要。在特定的治理模式下，为企业在社会中的行为提供了特定的社会治理基础。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三者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社会对企业的期望，企业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规定也不相同，这种关系模式也决定了企业所担负的社会责任的不同。考察企业的社会责任内涵的发展，就要考察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三者之间的关系，就要从社会治理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变化。

一、统治型治理模式与企业社会责任

农业社会是熟人社会，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以权力规范为基础，以统治利益为导向的专制型治理模式，即统治型治理模式。它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尚未完全确立的社会基础上，是以权力统驭社会及社会活动的治理。政府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政府作为统治者统治的工具，农业社会中，政府和社会融合在一起，没有存在领域分化，没有现代意义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在这种治理模式中，政府和社会包括社会中的企业（这一时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企业，为了表述方便，此处仍暂用“企业”一词），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状态下，企业的社会责任有着特定的外延：企业在保证对统治权力的服从基础上，承担伦理责任。

农业社会是权力关系和伦理关系起主要作用的社会。因此，企业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主要的是权力责任和伦理责任。就权力关系而言，企业是作为被统治者的角色出现的，属于权力的末端。企业要做的就是服从于统治者利益的需要。就伦理关系而言，企业的社会责任是遵守由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责任为内涵的。

严格的说，农业社会的治理模式是统治型的治理模式，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所谓的企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虽然有法律，但是没有法制，不是法治型的社会。法律不过是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工具，因此，企业需要守法，与其说是遵守法律责任不如说是有服从统治者利益的义务。农业社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化没有完成，作为王朝的统治者，家天下状态下实质是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公共领域。社会关系主要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关系，社会规范也主要是以权力规范体现出来的，企业不能违背和干扰权力的运行，不能破坏这种权力关系的状态。

统治型治理模式下，在社会治理体系内部，主要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在日常生活领域，社会规范是以习俗和道德体现出来的。熟人社会的关系模式使得商业组织的社会责任集中体现为伦理责任。统治型治理模式是建立在农业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自然经济是一种以狭隘地域为限的经济，自给自足且具有很强的封闭性，社会流动性很小。因此，农业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自然经济形态使人们终其一生都要依附于土地，从而依附于这片土地所承载的一切因素——历史文化、大众心理、生产经验等等。土地的不可动性导致了土地上作业的人的稳定性，缺乏流动性的社会造就了人与人之间频繁的交往和互动，依于核心家庭的不断繁衍构建了不断扩大和壮大的交往群体，就是熟人社会。在这个熟人社会中，伦理关系成为最广泛存在的关系，是最为古老和稳定、也是最为基本和重要的社会关系。人们之间之所以能够产生伦理关系，是由于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社会联系。基于伦理关系基础上的道德伦理规范则是人类一切行为活动的基本准则。农业社会中，商业不发达，商业组织规模小，活动领域有限，作为熟人社会中组成，依附于自然经济而存在。不作为普遍的经济形态存在的商业组织，没有成为现代意义的庞大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独立主体，依附于熟人社会的，具有熟人社会的行为特征和行为规范。与周边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伦理关系特征。同时，在农业社会，没有健全的法制，商业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商家的道德自觉。因此，企业主要承担的是伦理责任。社会责任在这种语境下是一种伦理责任，也有用商业伦理来表述的。

这种伦理责任的承担历史成为商业伦理的历史传统积淀，也为今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奠定了文化思想基础。在我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始终强调道德伦理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儒家思想中的“见利思义”、“以义驭利”的义利之辨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原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伦理责任的重视和强调。中国的晋商被称为儒商，究其原因，是其秉承了儒家文化中的诚实守信原则。商业伦理是商人和企业的道德底线。2

统治型治理模式下，商业组织本身并不是农业社会的典型的主导地位的组织，社会对商业组织也没有更多的要求。但是作为熟人社会的组成部分，商业组织为了生存，必须履行熟人社会的行为规范——伦理规范，建立与熟人社会圈子内部的信任关系。

二、管理型治理模式与企业社会责任

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是在工业社会中才出现的。管理型治理模式是工业社会的典型治理模式。工业社会是陌生人的社会，是市场经济的社会。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大量出现，改变着经济形态，也改变着社会组织的运行模式和存在方式。社会关系与社会规范不同于农业社会，治理模式也发生相应的改变，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平等关系。企业主要承担经济责任，维护股东利益的责任主体，成为私人领域中不可侵犯的空间，此外，政府和社会之间相对分离，政府和社会之间是平等的法律关系，这种管理型治理模式中，法律关系是重要的社会关系。治理规范主要是法律规范，法律责任成为企业需要承担的主要责任。相反，这个时候，道德责任和权力责任被淡化。

陌生人社会是一个相对开放性的社会，公共事务的增加，对社会治理提出了管理化要求。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们受制于地域局限，熟人社会呈现出封闭性的特征。但是，工业化城市化社会使人们在人身上脱离了土地的束缚，在社会交往上，也呈现出相对开放性。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范围比以往扩大，除了上下层级之间的线性沟通之外，沟通也呈现出点线结合的特征。由于商品交换活动的频繁，每个个体活动范围的扩大，其与外界交往的范围也扩大，原有的统治模式可以规范的交往活动在相对开放的陌生人社会中失去了作用。正是这种相对开放的社会对社会治理的管理化提出了要求。工业社会中，最大的特点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由熟人社会的等级化，走向陌生人社会的平等化。社会秩序面临失衡的威胁。社会秩序实现的方式——统治已经没有了稳定的社会结构作为依托，权力赖以实现的熟人社会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而迅速走向陌生化。农业社会中的思维方式不再适应工业社会的特点，作为个体的人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农业社会中，个体的存在是以群像表现出来的。个体的特征就是在其所在的等级秩序中的群体特征，个体的行为方式就是其所在的等级体系中特定位置的行为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就是由习俗和习惯所确定下来的，这种稳定性使统治有了更多的可靠性。但是，恰恰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打破了原有的熟人圈子，因而破坏了原有的等级体系，在熟人社会中的基于习俗、习惯的规范失去了规范的意义和作用，从土地的依附中涌向城市的劳动者，摆脱了原有的身份，拥有了新的城市工人的身份，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为生产过程中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而在资本面前，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更为简单，就是一种平等化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也存在层级节制的关系。但是，不同于农业社会的等级之间的层级节制，农业社会中的等级之间的权利义务是由权力所确定的，在工业社会中的社会资源包括治理资源不能再由统治权力所分配，对同一层级内部、不同层级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基于效率目的进行科学的分工与协作所确定。这种社会结构需要治理主体结构确定新型的规范去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这种规范就是法律规范。

管理型治理模式也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然确立的社会基础上构建的。市场经济体系建立以后，市场平等竞争的主体作为经济生活中具有抽象意义的独立的“人”而存在。政府和社会相对分离。公共领域中，政府是唯一的社会治理主体，政府成为公平正义理想的维护者；市场经济中，市场竞争主体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存在，相对于公共权力的私人领域成为独立的存在，公共权力不能再任意侵占私人领域的空间。（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形成于资本主义时代3。）这个时期，正是思想家们推崇市场机制的时期，理论家所追求的是完美的自由秩序，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管理型治理模式中，政府和企业之间不是命令与服从的权力关系，而是法律关系。自上而下的命令与服从的权力关系仅存在于治理主体——政府内部。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正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保障各个主体的利益不受侵犯。政府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行为规范是法律规范。在法制社会中，法律规范是主要的社会规范。对于企业而言，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就是被允许的，法律规范是企业行为的最底线。为了参与社会生活，保障私人利益，因此，企业对社会的责任主要是法律责任。对政府没有权力责任，或者说政治责任被淡化。

在管理型治理模式下，企业是否要承担伦理责任呢？对于这一点颇有争议。政府与企业在角色定位上完全没有交集之处。政府代表公共利益，企业追逐私人利益，政府企业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正是在这一治理模式前提下，亚当斯密乃至后来的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否定了企业承担伦理责任乃至社会责任的说法，因为，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的前提下，在政府作为社会治理唯一主体的管理行政的前提下，政府与社会角色定位完全不同。政府被冠以“看门狗”或者“守夜人”的角色，守护着公平的市场自由竞争秩序；市场主体——企业追求着效率，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主要是为了更大限度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仍然是功利性的逻辑。

伴随着罗斯福新政，国家在广泛的层面上干预经济，政府侵占了私人领域的空间，政府公共权力进入市场体系，企业不是作为经济主体而独立存在，而是作为政府的附属物而存在，成为政府等级秩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也不需要独立的意志和独立的思考。除了企业要服从政府的领导，社会对企业没有其他的期望。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政企不分，政府依靠行政权力命令的方式干预企业管理。在这种模式之下，企业获得其存在合法性4就只是需要遵从政府的指令。与其说社会对企业存有伦理期望不如说社会对政府存有道德期望。这种治理模式下，企业必然承担伦理责任。但是，企业承担的伦理责任其实是政府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自然延伸。社会对企业承担伦理责任没有特殊的要求。

可见，由于企业是作为与政府相对应的私人领域的存在，而不是公共领域的构成，也不是社会治理主体，只是作为社会治理对象而存在，因此，不具有公共性特征，这个时期的社会责任也必然缺乏公共性色彩，企业缺乏主动承担公共责任的社会治理基础。西方自由主义拥护者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对自由秩序的破坏。从亚当斯密开始，就对那种期望从“那些装作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进行贸易的人”那里能得到利益抱有怀疑态度。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也对此有所反对，认为企业主要是为了股东的利益而存在的，让其承担社会责任是对自由竞争的破坏。弗里德曼也反对“自由企业制度中商业的社会责任”的说法。他认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仅存在一种、而且是唯一的一种商业社会责任——只要它遵守职业规则，那么它的社会责任就是利用其资源，并且从事那些旨在增加其利润的活动，这也就是说，在没有诡计与欺诈的情况下，从事公开的、且自由的竞争。”在人们对“资本主义”、“利润”、“没有灵魂的公司”的普遍反感下，“这样做是使公司取得信誉的一种方式，而这种信誉是作为那些被完全证明为符合该公司自己的自身利益的支出的副产品而存在的。”5企业担当社会责任是出自于功利性的目的，是一种虚伪的、粉饰门面的行为，因此，不能指望企业为了公共利益而展开活动。社会责任的承担只能是政府的工作。弗里德曼更为直接地表述说——总经理不是公务员。理论界这种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否定性意见在实践中，往往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佐证，某些企业“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主动承担伦理责任只是为了提升企业形象。事实上，这些思想就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在管理型治理模式下，企业社会责任是以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为核心的责任。

三、服务型治理模式与企业社会责任

后工业社会来临之际，社会治理模式发生了质的飞跃。管理型治理模式向着服务型治理模式演进。在服务型治理模式下，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最广泛的内涵。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包含了对股东利益负责的责任，也包含了对利益相关人的责任。在服务型合作治理模式下，作为社会治理的共同行动者，企业也具有对政府、对其他社会主体的多元责任和多元利益。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是建立在新型的陌生人社会基础上。人与人之间，随着信息通讯交通等技术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摆脱了地域的限制。全球一体化浪潮下，原有的陌生人社会带有了更多的熟人社会的气息，陌生人之间，多了基于信任而产生的合作要求。在这种新型陌生人社会中，公共领域范围扩大，政府和社会重新走向融合，这种融合是以政府和社会保留各自独立性的合作与交流为主导的。政治参与的扩大，民主的发展，社会自治力量的壮大，基于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以非政府组织为载体的市民社会之中兴，促使社会治理出现了多元主体。而信息技术的发展，更使得广泛的民主参与具备了技术上的可能。社会生活一系列的变化，致使政府不再垄断社会治理唯一主体地位，构建服务型政府，政府的角色由管理为主转向服务为主。除了政府这一社会治理主体之外，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发展壮大，迎来了社会自治的曙光。同时，在一度被排在治理体系之外的并被看成是纯粹私人领域的企业，被视为“企业公民”，和其他社会自治力量一道，也成为社会治理的行动者。

正是在这种新型的治理模式中，企业同非政府组织一样，具有了一定的公共性。尽管这种公共性与政府的公共性色彩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是，在公共责任上，三者就有一定的相似性。作为社会治理中的重要要素，对公共管理主体有着重要的影响力，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参与着社会治理活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外延，由伦理责任，扩展到法律责任，再扩展为公共责任。这种公共责任，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下有着一定的差别，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的公共性表现也有差异。如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企业社会责任外延必然包含着政治责任。但是，所有企业的社会责任都有共同之处，那就是环境责任、劳工责任等。不同于管理型治理模式下的法律责任，服务型治理模式下企业社会责任蕴含着伦理责任，基于法律责任，同时又高于法律责任。

服务型治理模式为企业承担伦理责任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服务型治理模式是合作型的治理模式。在社会治理的层面上，社会各个构成要素展开广泛的合作，使得在管理型治理模式下企业所丧失的伦理责任在合作治理模式下重焕生机。这是因为，服务成为合作治理中的核心伦理价值，成为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得以生长的基础。这种包含着更多利他因素的伦理精神所统摄的社会治理活动中，政府所追求的不再是管理型治理模式下的效率主导，而是强调公共利益的实现，倡导公平正义的实现，强调建立服务型政府，西方学者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也是这个思路。任何一个组织和个人，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除了利益追求，都有其特定的价值追求。当服务的价值成为社会治理的普遍价值时，伦理责任的主动担承就是现实可行的。同样，伦理责任也不再是政府自身的角色规定，也是其他社会力量的角色期待。“服务”成为越来越多社会组织——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的宗旨。实践中，很多企业也把企业精神定位于“服务”这个包含着丰富伦理要求的词上（如国家电网公司将之表述为“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电力客户，服务发电企业，服务社会发展。”）可见，作为社会治理行动重要参与者的企业，也不再把社会责任的承担定位在对股东的经济责任，而是放眼于社会中的利益相关人，放眼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强调企业的伦理责任。

伦理责任的担当，不再是企业家手中的小玩具，成为装点门面的粉饰功夫，也不是企业家必须采用的政策，而是成为企业家的哲学。在哈佛大学MBA的课堂上，企业伦理成为必修课；在企业管理实践中，企业伦理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企业，从形式上到实质上，有了承担伦理责任的社会治理基础。

企业主动担当伦理责任，不是一种高调行为，也不是一种标新立异的行为，而是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企业中的个体，从企业家到企业管理者再到企业基层操作人员，都是社会普遍联系中的一员。每个成员都有他的家庭，朋友，在情感上他都会归属于他的团体、他的城市和他所热爱的国家；就企业整体而言，它又是社会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它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并为社会进步而贡献自身的力量。在普遍的伦理关系纽结而成的社会联系中，企业承担伦理责任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篇4：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

【关键词】排放门；公司治理；社会责任

一、引言

2015年9月18日，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被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指控通过安装非法软件，在尾气排放检测中造假，欺骗美国监管机构，误导消费者。“排放门”事件曝光初期，即造成大众公司股价暴跌26%以上，约280亿欧元市值不复存在，随着这一事件的持续发酵，公司品牌形象受创，销售业绩下滑，信用评级调降，并被指数提供机构从富时罗素社会责任指数中除名，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估量，该事件不仅成为德国大众汽车集团成立以来的最大丑闻，更令全球的汽车行业陷入动荡之中，引发了人们对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进一步思考。根据我国“十三五”规划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实现绿色发展、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是目前经济新常态下企业的必然选择，因此大众“排放门”事件也为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实现公司治理敲响了警钟。

二、公司治理新诠释——企业社会责任

1.利益相关者理论

随着股权的分散及市场环境的改变，股东早已不再是企业唯一的剩余风险承担者，企业的生存依附于整个社会，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为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适应新形势，求得长远发展，企业就必须兼顾经营者、债权人、员工、客户等多方利益诉求。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作为受到市场及社会各方影响的组织，掌握大部分经济资源，理应针对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要求负有不同的责任，而非单纯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突破了传统“股东至上”的观念，使得企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联系，为把企业社会责任引入公司治理打下了基础。

2.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的关系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产生以及治理理论的演进使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不断融合，二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它们产生于现代大公司的出现这一相同背景下，最终目的都是为提升公司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需以有效的公司治理为前提，公司治理贯穿整个组织的决策、经营与安排，形成各利益主体间的制约与平衡，既要从内部保证企业结构的健全合理，又要从外部适应多变的市场环境，企业只有在自身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基础上，才更能顾及环境、社区建设、公益捐助等，担负更多社会责任。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又有助于推动公司治理的完善，社会责任承担与否直接关系公司的形象和品牌价值，是决定其所产产品能否为消费者接受的关键因素，也是影响股东所获经济利益多寡的隐性要求，因此，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夠帮助企业规范治理环境，促使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

三、从大众“排放门”事件挖掘公司治理中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

1.盲目逐利，背离公司价值观与企业文化

大众集团一向奉行包括以人为本，诚信至上，遵守法律等原则在内的企业文化，并提出“蓝·创未来”的理念，大力倡导低碳、环保、节能的行车方式，但“排放门”事件的发生似乎令这一切都变成了一纸空谈。大众集团为增加汽车销量，扩大市场规模，在追逐低成本高利润的道路上丧失了理智，在技术未能达到排放标准的前提下，选择依靠对监管机构、投资人和消费者主观故意造假来掩盖其盲目逐利的实质，背离公司的价值观。相较于罚款和赔偿，信誉受损对企业的影响更加广泛而深远，因此大众集团不仅没能创造神车神话，反而只能自食恶果。

2. 内控体系存在漏洞，监督制约不力

大众的排放造假最早开始于2005年，起因是其为实现在美国大规模推广柴油车的战略目标，但在技术上又无法达到美国的排放要求，导致公司选择在车辆内加装作弊软件以调整排放数值应付检测。如此长时间的造假若说公司相关部门不知情定然是不可信的，排放丑闻曝光后，首席执行官马丁·文德恩（Martin Winterkorn）很快引咎辞职，在2006-2010年期间担任柴油发动机研发负责人的鲁道夫（Falko Rudolph）被停职，多名高管相继被解雇。虽然植入作弊软件的只是几名工程师，但公司整体也难逃干系，企业对非法行为的纵容反映了监督机制的失效和内部控制体系存在漏洞，最终造成企业丧失基本的诚信与道德，抛弃社会责任。

3.体制僵化，员工意见难以到达高层

排放丑闻发生后，文德恩称自己并不知情，且不说他是否操纵排放数据，单从他声称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来看，至少反映公司存在体制僵化的问题。大众公司自1937年成立至今，历经近80年的发展历史，在长期的发展与变迁中，无论企业的制度建设还是机构设置都较为完善，但随之而来的思维固化，部门间推诿责任的现象也更加严重。在企业文化中人们普遍习惯报喜不报忧，以委婉语描述欺诈和贿赂，且部门与层级设置越是复杂，信息传递就要经历越多障碍，决策人员离开研发和销售一线，从下级汇报中得到的消息往往已经多次修饰，很难准确掌握实际情况，基层人员意见难以到达高层，监督流于形式，造成个别人员丧失道德和底线的不当行为演变成整个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

4.信息披露缺乏透明度，存在信息不对称

越是规模较大的公司，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保密工作做得越好，在很多大公司中都存在明明只隔一个隔板工作，却不知道对方业务细节的情况，但组织目标的实现恰恰又离不开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和制约监督。大众这样专业化分工程度较高的公司，虽有利于人员专注于产品的研发和制造，但工程师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长期从事某一种或某一类型的工作，容易造成其缺乏总体眼光，过分注重本部门的任务或目标是否完成，在技术未跟上标准时选择造假以应付监管、欺骗消费者和投资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内部信息的传递缺乏应有的透明度，社会责任的履行并未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全员参与。

四、改善公司治理，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建议

1.领导转变发展观念、重视公司长远利益

大众集团虽在制度建立和理念提出上有其出色之处，但“排放门”事件说明这些制度和理念在执行和实施上仅是虚有其表，未能引起领导者的足够重视。领导者因掌握高于一般员工的权利，能够对企业目标的制定以及文化的建设施加重大影响，因此领导者先要转变发展观念，协调企业目标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适当改变扩张战略，并通过定期培训和宣传教育使员工真正理解公司提出的与社会责任相关的制度和理念，保证已有的制度和理念都已得到贯彻实施。既想性能好，又想价格低，还想排放不超标是绝对行不通的，只有通过技术的提高实现油耗和排放的减少，进而依靠优质环保的产品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才能真正从中获利。

2.完善内控与监督机制，

要充分发挥公司三方治理结构的作用，一方面要保证监督的独立性，避免其被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所操纵，通过设立外部监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监督，允许银行、部分供应商、消费者、环保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列席公司重要会议，从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监督；另一方面，不能仅仅认为监督只是监事会的职责，股东会和董事会在制定战略决策时势必要将眼光放长远，将社会责任的承担作为一项内在标准。大众建立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被称为“第二董事会”，但就此次事件来看，它并未发挥任何作用。因此，不能让所设部门成为虚有其表的空壳子，而应真正赋予实权，让其能够参与公司经营与业务监督。

3.严格把关，引入第三方检测机制

除企业自身严格把守质量关，主动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之外，还要加强必要的外部监督。一方面，引入第三方检测机制，将尾气排放检测、车辆实际路况排放水平等检测交由专业的外部独立第三方机构进行，通过公开检测数据和结果、细化社会责任报告中有关环保和排放的内容等方式，完善相关指标的对外披露，减少信息不对称，接受社会公众和环保机构的监督；另一方面，行业监管部门在对车辆进行实际测试时，要对质量、性能、环保等与社会责任和消费者利益密切相关的方面，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督，发挥监管部门在敦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4.鼓励公众参与，推动社会调控的形成

大众“排放门”事件只是诸多丧失社会责任的案例之一，大型企业尚无法避免此类问题，足以说明社会责任的缺失是目前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首先，由于人们有追求产品质量和生活品质的共同需求，因此就易形成要求企业提高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舆论压力，最终影响其利益实现，通过社会调控这样一个连续的过程规范企业行为。其次，人们受教育水平和求知欲望的提高使其不再满足于只单纯接受企业制造出的产品，因此，鼓励公众参与到产品设计、售后服务等环节当中，不仅有利于改善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更有利于对其产业链条上的多个环节实行监督，促使社会责任的履行和公司治理的完善。

五、结论

任何企业，尤其是像大众集团这样已经具备一定规模的大型企业，品牌一定是其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而支撑这一切的正是良好的信誉和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企业能否保持良好的形象，实现持续、长远发展不仅是员工、客户等关心的重点，也是影响股东经济利益的隐性因素，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绝对不能仅仅只做表面文章，必须将其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环节。在构造企业文化之外，还应从完善三方治理，完善内控与监督机制，优化信息传递等途径入手，将社会责任的承担融入公司治理，并依靠行业监管、公众参与和社会调控等手段进一步规范企业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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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謝文武.公司治理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分析.[J].现代财经.2011，31 （01）：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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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壮倩. 融入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探究.[J].现代工商贸.2014（11）：23

[5]杨帆，黄秋菊.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完善内部控制.[J].企业管理.2014 （11）：95-96

作者简介：

篇5：轩岗镇社会综合治理责任状

【关键词】 公司治理； 社会责任； 企业价值； 结构方程

一、研究意义和文献综述

现代公司作为市场经济体系重要的微观主体，其公司价值对企业本身运行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公司治理一直是理论与实务界的热点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能否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企业好坏的指标，这使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迅速成为了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共同起源于现代企业的产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进行综合的深入研究，以揭示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公司价值的关系。

（一）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相关性关系的研究

关于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相关性关系的研究，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

在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相关性方面，Demsetz（1985）认为由于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存在冲突，控股股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常常会以牺牲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为代价，股权分散型公司价值较优。Beiner、Drobetz（2003）认为公司治理同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构建公司治理综合指数，并得出公司治理综合指数较高、治理水平较好的公司能够获得较高的市场估价的结论。孙永祥、黄祖辉（1999）认为有一定集中度、有相对控股股东并且有其他大股东存在的股权结构最有利于公司价值最大化。杨善林（2006）认为股权分置改革有利于提高股价与企业价值之间相关性，股权分散能更好地提升企业价值。

在股东和管理层激励和约束方面，Jensen、Meckling（1976）认为公司的价值取决于经理所占有的股份比例的多少，经理的利益随着其股权比例的增多而与全体股东的利益越趋于一致，经理持股的增加可以减少代理成本，经理层所占比例越大，公司价值越高。McConnell（1990）认为托宾Q值比率与管理层持股比例之间存在着类似倒U型曲线的关系，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达到40%~50%的区间，曲线先向上倾斜随后缓慢向下倾斜。魏刚（2000）认为高级管理人员的年货币收入与公司经营绩效并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在董事会与公司价值的关系方面，Weisbach（1988）认为外部董事能实施相对独立的监督作用，由外部董事支配的董事会比内部董事支配的董事会更有利于公司价值的增长。Jensen（1993）认为董事会的规模与公司价值具有负相关性，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会降低董事会的独立性和监督性，决策可能会更多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牺牲其他股东权益。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相关性关系的研究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相关性关系的研究，众多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

Preston和O'Bannon（1997）认为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表现和企业财务价值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能够增加企业的利润和提高公司的价值，不合法和不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能够对企业绩效产生负效应。Waddock和Graves（1997）认为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表现与企业财务绩效存在肯定的关系，与股东报酬率、资产报酬率和营收报酬率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从而对企业价值有肯定的关系。沈洪涛（2005）从相关利益者理论角度，通过定量指标分析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绩效、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认为我国公司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对提升企业价值有积极作用。李正（2006）认为从当期看，承担社会责任越多的企业，企业价值越低；但从社会资本理论看，长期承担社会责任并不会降低企业价值，且资产规模、行业因素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程度有着正相关关系。温素彬、方苑（2008）认为短期来看，我国大多数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程度越高，企业价值的负影响越大；长期来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其企业价值具有正向影响作用。田虹（2009）认为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指数与提高企业利润、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成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关系的研究

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刘连煌（2001）从公司治理机制角度，通过对公司内部治理的改造设计，从而更好的促使公司有效地履行其社会责任，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必须要贯穿到企业治理中得以实现。卢代富（2002）从公司治理制度安排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要尽量让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管理，改变传统的以股东利益为本位的公司治理模式，从而使公司能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以使企业社会责任得到落实。祖良荣（2004）从公司治理、公司社会责任和公司重组的角度，分析了采用内部人治理模式的公司，在公司重组过程中由于职工参与程度高，其社会责任程度较高；而采用外部人治理模式的公司，由于公司市场控制程度高、职工参与程度低，因此，社会责任程度较低。仇书勇（2004）从企业外部环境角度，分析了产品、经理人、劳动力以及资本等外部市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程度，认为企业有必要通过加强企业外部市场环境治理来更好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韵江、高良谋（2005）把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安排和设置融入到公司治理中，认为将公司治理、组织能力和社会责任这三者整合起来才能保证企业实现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更好的良性发展。张兆国等（2008）从外部治理机制和内部治理机制两个角度，指出要逐步改变传统的股东至上的公司治理模式，建立起一个能够让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机制。王阳（2009）认为应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治理模式进行重构，以克服传统的公司治理所存在的不足，并论述了职工、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新模式。

综上可见，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是侧重研究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两者分别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对于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系统的综合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两者来研究企业价值相关性的实证研究极少。本文试图运用经验证据，综合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来检验二者对企业价值有无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也越受人们关注。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对企业价值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影响，企业要与政府、股东、债权人、员工等利益相关者保持良好的关系，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把社会责任融入企业发展战略中，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据此提出假设1：

H1：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相关。

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价值有着紧密的关系，良好的公司治理水平能使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竞争力和企业绩效得到提高，从而使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企业价值得以提升。据此提出假设2：

H2：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价值正相关。

企业要做大做强，跟企业的治理水平息息相关，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价值。同时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的完善能提高企业经营业绩，从而使企业能更好地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据此提出假设3：

H3：公司治理结构越完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与企业价值正相关。

三、变量设计与样本选择

（一）变量设计

有关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深沪两市A股上市的重污染行业公司为样本，剔除公司治理变量数据和相关财务数据不全的公司，共得样本公司214家，数据来源于聚源数据工作站和样本公司2010年度报告。

四、统计检验

在AMOS Graphics中绘制出路径图并进行分析，结果如图1。

从输出结果看，模型指标拟合效果不理想。对于结构方程模型，一般很难在第一次模型拟合中达到理想效果。因此在第一次拟合的基础上进行修正，直至达到最佳效果。本文首先根据残差分析结果修正。残差值是实际变异量与估计变异量之间的差异，残差值为正/负时，表示模型低/高估了两变量的差异，需要增加/减少变量之间关系的路径。本文通过去除那些路径系数非常小的变量来进行修正，然后添加潜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来对模型进行修正。根据初步估算时输出的修正指标（Modification Indices，简称M.I），从中发现e3和e7间的M.I值为29.783，是所有M.I值里最大的。这就说明假设中的e3和e7之间有联系，所以通过建立e3和e7之间的相关关系来使模型最优化，通过输出的模型修正拟合指标以判断模型是否拟合，如果拟合程度不好就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模型拟合理想。本文经过重复上述步骤5次，拟合结果见表2。

从表2中发现模拟结果比较理想，模型可以被接受，被接受的模型输出路径如图2。

五、研究结论

通过模型修正并标准化后，从图2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系数是0.98，产生正的影响，表明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价值，假设1成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面，对职工的贡献、对政府的贡献、对供应商的贡献、对客户的贡献和对公众的贡献路径系数分别为0.59、0.61、-0.27、-1.04和0.32，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是正相关的，由此可见，对职工的贡献、对政府的贡献和对公众的贡献和企业价值是正相关的，因为对职工、政府和公众的贡献能获得更多的回报，从而提高企业价值。对供应商的贡献、对客户的贡献和企业价值是负相关的，其原因是对供应商的贡献、对客户的贡献都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业的财务成本和经营成本，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盈利水平，不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

二是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系数是0.08，说明良好的企业治理结构对企业价值产生正效应，能提升企业价值，假设2成立。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大至第六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人员持股数占总股数的比例对应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38、0.82和0.38，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价值是正相关的，由此可见，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企业价值呈负相关关系。因为“一股独大”可能存在侵吞公司资产等利益掏空行为，从而不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第二大至第六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人员持股数占总股数的比例和企业价值是正相关的，前者原因是第二大至第六大股东持股比例高，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企业治理层的股东制衡机制来提升企业价值，后者原因是高管人员持有部分股权，使高管人员得到激励，企业价值越高其所得到的回报也会越多，从而达到降低代理成本和提高企业价值的效果。

三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和企业治理结构总的影响系数是0.14，同时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公司治理结构越完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与企业价值是正相关的，假设3成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能改善企业的经营能力和提高企业效益，使企业价值得到提升，从而更好更有能力履行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六、研究建议

一是顺应国家发展战略，改变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使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本文研究结论表明，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有助于企业价值提升的。重污染行业不能只追求企业短期利益而忽视社会利益，这不仅是我国法律法规的要求，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微观企业具体运行中贯彻实施的必然趋势。对于不能很好履行社会责任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应加强管理监督，限期整改，必要时强制关闭，这是我国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才能促进企业本身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改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充分发挥企业内部治理的监督机制。同时，政府需要加强对企业转型升级的扶持，通过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等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来促使企业更好更快地进入良性的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1］ Demsetz，Haroll and Kenneth Lehn.The structure of corporate ownership：causes and consequenc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5.

［2］ Beiner，Drobetz.An integrated fra-

mework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valuation-evidence from Switzerland［J］.Finance Working Paper，20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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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王阳.基于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模式重塑［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篇6：轩岗镇社会综合治理责任状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媒体；建议

一、企业社会责任概述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是指企业在正常生产创造利润的过程中，兼顾对产品、员工、产品购买者、股东、环境以及社区的责任。弗里德曼曾提出社会责任的唯一要求就是获取利润，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更加重视与企业相关的一切利益主体的价值，以及对周边环境、对社会带来的贡献。

二、新闻媒体相关理论

（一）媒体监督功能向治理功能转化

在被报道的上市公司中媒体通常没有所有权，所以发挥的媒体监管职能并不一定转化为公司治理功能。对于一些上市公司，如丑闻或不当行为被媒体曝光，也算是媒体履行监督职能，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媒体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治理的功能。只有当媒体被揭露，该公司的丑闻影响了其自身的治理，媒体最终起到了保护投资者免受侵权诉讼的利益，才可以认为媒体有治理功能。因此，媒体如何影响公司治理呢？

首先，信息不对称的改善。公司治理面临的许多困难，都源于信息不对称。经理人在公司内部的人，有信息优势，总是能够掩盖那些不利于公司和自己的信息给公众。如果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差，将提供投机和内幕交易的机会，从而导致股票价格的扭曲，减少资源的资本市场配置的效率。此外，还有上市公司与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媒体，特别是财经媒体利用其专业知识和信息的收集和加工优势，为企业提供及时，充分和准确的信息，降低了门槛，为投资者获取信息，帮助缓解了公司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改善了公司治理难度大的情况。

其次，声誉约束机制。经理人市场比较成熟的或者资本市场越来越成熟的国家中，媒体主要影响或改善公司治理的途径是通过声誉机制。对于上市公司，负面报道将令公司面临声誉损失、生意失败、更高的再融资成本及其他风险损失；对于管理者，面对负面报道会使其就业前景恶化，未来报酬降低的影响，因此，在声誉约束下，上市公司和管理层处于口碑的考虑被迫减少违规行为和道德风险行为。

（二）媒体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双边效应

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靠其自身的自律性很难实施，需要作为公平客观的媒体等第三方的参与，另一方面媒体代表全社会的利益，为履行媒体自身的社会责任，媒体有义务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当然这种参与实现了媒体和企业的双赢。

企业的发展依赖大众传媒的宣传，媒体的生存也依赖企业的经济利益，这是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目前，就报纸媒体来说，印刷成本已经超过发行价格，媒体生存发展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广告，以及与企业的合作收益。

媒体参与企业经营不仅需要考虑媒体本身的社会责任，同时需要考虑合作企业的CSR。如能在合作过程中相互促进CSR，则能实现双方的完美结合，良性发展。否则，在激烈的竞争中，很可能会因为经济利益而忽视CSR。

因此，媒体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途径是媒体改革的主要考虑方向。事实上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企业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因此媒体与企业合作或多或少会影响企业的经营领域，如营销、策划等。但是媒体又必须发挥其基本属性的功能——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于是媒体有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一定的“超脱性”。这体现为媒体的CSR。

三、企业层面的建议

（一）完善企业生产经营规章，融入社会责任理念

无规矩不成方圆，企业的生产运营活动也都由各自的规章制度指导着。因此，社会责任理念的融入就是打击企业违规现象的有力办法。有了社会责任的引导，企业的任何决策都必须考虑其对社会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回馈。这不仅能对企业行为的规范化起到推动作用，而且还能制约高管的违规动机。

（二）企业价值的充分体现

企业的价值在多个方面得以体现，回报股东和消费者，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自然环境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的保障，应给予更好的保护，对国家和社会创造财富，提供就业机会，纳税，等等。充分体现企业价值，是基本的社会责任，是企业应尽的基本责任。

四、媒体层面的建议

在资本市场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媒体参与市场活动的方式也需创新。除了普及率己经很高的电视新闻、纸质新闻、网上新闻、专题网页等形式以外，我国还需要更多的媒体互动。

首先，官方指定媒体可以建立与公众进行面对面互动的网络新平台，直接获取来自公众的举报或者听取外界的建议；其次，官方指定媒体可以定期对单项指标表现较差的公司进行排名，并向公众披露，排名的先后将影响上市公司的入市、退市以及融资等行为。通过这种途径，媒体影响力以及监督公信力便会得到大幅度提升；最后，我国可以分地区或分档次建立媒体专属论坛，借以更好的发挥媒体的监督管理职能。

参考文献：

[1]江作苏.媒体建立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势在必行[J].新闻战线，2014.

[2]金碚，李钢.企业社会责任公众调查的初步报告[J].企业家信息，2006（5）： 11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