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全球化世代呼唤高智慧思维

前言 全球化世代呼唤高智慧思维（精选2篇）

篇1：前言 全球化世代呼唤高智慧思维

前言

全球化时代呼唤高智慧思维

人类正在迈入一亇既充滿希望又交织矛盾的全球化时代。

1990年，联合国经合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S·奥斯特雷首先采用了经济全球化这个新概念。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在不断发展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的推动下，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日益加深，阻碍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的各种壁垒正在不断削减这样一种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相互交织、相互依赖、相互渗透，以致使全球经济发展为密不可分的整体。

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给人类文明发展带来的一个积级成果。正是在冲破僵化、封闭、地区割据的封建制度的过程中，开放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并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卷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旋涡之中。然而世界经济真正形成全球化、一体化的规模，则是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时加速出现的。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50多年的经济建设，20世纪结束时，世界的经济总量、贸易总量、金融流通总量都比50多年前增加了80至100倍，从而加快了贸易自由化、金融一体化、生产国际化、资讯全球化的进程。

21世纪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加速发展，使世界正出现这样的发展格局，那就是政治和军事实力的较量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知识的进步和科技的突破。世界银行专家统计，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人均资本增长只解释了24%-29%，而反映知识及其它要素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解释了70%以上。我国专家对中国1978—1995年期间30个省、市、自治区的横断面数据分析得出同样的结论，其中人均资本增长的解释占19%，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占73%。由此可见，全球化时代突出了以智力为核心的知识经济的重要性，全球化时代是高智力竞争的时代。

然而当前的全球化，又是以西方强势文明为主导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促使生产要素能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从而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创造出一种高于民族生产力的“国际生产力”，在空前激烈的经济竞争中推进了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生活的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全球性的人际对抗、人天对抗、人性对抗的大危机。

全球性的人际对抗大危机，突出表现为20世纪前期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和130余次局部战争，造成了全世界约1.2亿军人和平民的死亡，这个数字比19世纪前死于战争的总人数还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更是在世界每一个人头上高悬了一把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世界目前拥有的数万颗核弹头足够造成“核冬天”，随时威胁着“地球村”的所有居民。西方强势文明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则进一步加剧了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2000年底西方发达国家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6，而收入占80%；63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占3/5，而收入只占6%。1965年世界最发达的7国与最贫穷的7国人均收入差是19倍，1995年为38倍，2000年近58倍。这导致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两个极端的恶性发展。21世纪起步第一年发生的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以及后来的伊拉克战争正是这种恶性冲突的集中表现。

全球性的人天对抗大危机，已威胁到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在短短100年里，仅地球上的森林就减少了一半，森林覆盖率已从工业革命前的55%下降到今天的25%。正如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所描写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从来没有整个海洋面临中毒的问题。由于人类的贪婪或疏忽，整个空间可以突然在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从未有开采矿石如此的凶猛，挖得大地满目疮痍。从未有过让头发喷雾剂使臭氧层消耗殆尽，还有热污染造成对全球气候的威胁。”人类进入新世纪后，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化生态危机、资源危机、能源危机、人口危机、粮食危机，不能不反思西方强势文明的结构性缺陷。

全球性的人际对抗、人天对抗大危机，说到底是内在的人性对抗大危机的反映。尽管现代西方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比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要高得多，但是在“上帝死了”、“理性死了”之后，精神空虚、信仰缺失，已成为当代西方的世纪病。人不能容忍无意义的活着，不能容忍没有信仰追求、没有精神支柱的生活。西方人燃烧着想要寻求一个坚固的精神支柱与一个持久的最后据点的愿望，以期在这上面建立起一座能上升到神圣的永恒的通天塔。但是现在他们却发现整个西方文明赖以确立的基础破裂了。工具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对峙、物欲感性与社会理想的对立以及真善美三大领域的割裂，使西方文明的根基陷入不测的深渊。

这种全球性的人际对抗、人天对抗、人性对抗的大危机，显然不能仅靠知识经济的“高智力”来解决，它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需要人类的“高智慧”。这样我们就引出了本书的话题：全球化时代呼唤高智慧思维。

在西方学术界，智力与智慧这两亇概念往往交织在—起使用。我们随便翻开—本词典就会看到，哲学这个术语源于希腊语philosophia，由philos和sophia组合而成，意为“爱智慧”。在古希腊人那里，一直把知识和智慧理解为科学，理解为理智的一种完满，认为智慧就是理智的最高思辨能力。古希腊哲人主要用知识理性、逻輯理性来论证世界的本原、人生的意义。因而英文中的intelligence一词，可以在大陆译为“智能”，也可以在台湾译为“智慧”。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1996）认为，“智力”就是“人认识、理解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记忆、观察、想象、思考、判断等”；“智慧”指的是“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两者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中国古代的智慧观则明显不同于西方知识型的智慧观。中国的智慧虽然也不乏知识求索的成分，例如“知”与“智”两个字可以通用互换，但在另一方面，人格的高尚和境界的追求，在中国哲人的眼中，显得更为重要。孔子将“智”与“义”联系起来，提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矣”(《论语·雍也》)。荀子继续了将“智”与“义”相联系的思维方向，给周围世界排出了一个气(水火)、生(草木)、知(禽兽)、义(人)的进化序列和等级，“义”被放在了智之上，位阶最高，是人区别于禽兽而最为天下贵的根本依据。但“义”的超越“智”，并不构成对“智”的否定，而是显示了人的结“群”(社会)智慧。汉初的贾谊第一次对“智慧”做出了明确的界定：“深知祸福谓之智，反智为愚；亟见窕察谓之慧，反慧为童(蒙昧)。”(《新书·道术》)他把人的智慧看作是对未来祸福的深刻预见和敏捷“闻道”的思维能力，这是极为深刻的。

综合东西方在智力和智慧问题上的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提出要创建“大成智慧工程”与“大成智慧学”。他认为“必集大成，才能得智慧”，主张哲学和科学技术的统一，理、工、文、艺的统一，量智与性智的统一，人脑思维与电脑思维的统一，建立“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体系”。钱学森强调，“大成智慧”的特点是沉浸在广阔的信息空间里所形成的网络智慧，“大成智慧”是在知识爆炸、信息如潮的时代里所需要的新型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体系。

思维科学家田运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思维论》一书中提出：智慧是高明意识的外化。所谓高明的意识，一是智能较高，相对说来，更聪明一些，至少比动物的聪明程度高出若干量级；二是这种意识含有真善美的内容。高明的意识还不能只是存在于脑内，还得外化才能变成智慧。尽管智慧是多种因素构成，但思维却始终是核心因素，思维能力和思维品质对人的智慧起决定性作用。智慧的实质是高的思维能力加好的思维品质。

据此，我们认为，面向客体、包括悟性与理性两亇层次的认知思维，仅是一种认知智力，仅是一种基础性的智慧思维；认识世界的认知思维与改造世界的意向思维相结合，才有完整的人类智慧思维。在意向思维中，追求与设计“价值蓝图”的功利思维，仅是一种低智慧思维；使功利性受制于德性、并按照人类特有的“两亇尺度”与“美的规律”运思的诗性集成思维，才是一种高智慧思维。理性思维、德性思维、诗性思维分层次集成为人类智慧思维的核心结构。

正如我们以后要展开论述的，近20年来一些西方心理学家也开始突破西方传统的认知智力理论框架，提出了与中国学者类似的观点。例如加登纳提出了“多元智力”，斯腾伯格提出了“成功智力”，塞西提出了“生态学智力模型”，梅耶尔与戈尔曼提出了“情绪智力”，拉尔夫.L.基尼 提出了“价值中心思维”等等。现在“情商”己同“智商”一样，风行于心理学界、社会学界与管理学界。

正是有鉴于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马秀娟编审在1997年的全国思维科学讨论会上倡议顺应全球化、信息化的新趋势，研究人类智慧思维，撰写《人类智慧思维丛书》。这一有胆有识的倡议，得到了上海社科院朱长超研究员和我的响应，田运教授则为丛书写了言简意赅而又热情洋溢的序言。2000年由朱长超、马秀娟和我任丛书主编的三本著作《创新思维》、《超前思维》、《怪异思维》同时出版，并被评为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优秀图书。以后，《精英思维》、《成才思维》、《商界思维》、《变通思维》、《民俗思维》等陆续出版，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与好评。

2003年在淮南师范大学举行的全国思维科学讨论会上，马秀娟编审约请丛书主编与作者总结了丛书编写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这部书名就定为《智慧思维》的专著，就是在这次会议后经过近一年的思考与写作而形成的一亇新的研究成果。它的任务是：（1）破题，从集成智慧、诗性智慧的高度提出新的智慧思维观，突破认识论、价值论智慧观的局限；（2）总摄，标明各种具体的思维方式在整亇诗性集成智慧思维系统中所居的地位、所起的作用；（3）补充，增加生物智力演进史、原始思维发生史以及天才思维、人机思维、意向思维、诗性思维等新内容，使丛书的体系更加完整；（4）提升，在丛书分专题案例编写的基础上揭示人类智慧思维的历史演进结构与多维集成模式。下面，就让我们逐篇展开人类智慧思维的历史演进结构及其各亇主要侧面。

篇2：国际化路上的中国智慧和全球思维

中国企业逐鹿全球，大多从跨国并购开始，但真正的成功者寥寥无几。在“大并购”的浪潮中，一直谋求“国际化”的中央企业也频频出手。但近两年来，央企海外经营巨亏的事件屡见报端。可见跨国并购并非易事。

2004年，联想并购了IBM的PC部门，这一被喻为“蛇吞象”的跨国并购，并不为世人看好。外界一直质疑，联想能玩得转这个庞然大物吗？在联想集团进入收购IBM的第7个年头时，2011年9月13日，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笑容满面地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肯定的答案：“联想国际化取得了成功。”

中国企业在走向世界的道路上前赴后继，但多成“先烈”。几经沉浮的联想“不败反强”，秘诀何在？由财经作者张小平著，柳传志、杨元庆、钱颖一作序的《再联想：联想国际化十年》一书，从中西方企业融合入手，全面地披露和剖析了联想收购IBM PC部门、金融危机中迅速从巨额亏损到全面盈利、进军移动互联领域等诸多事件后的百转千回，给正在为国际化整装待发的中国企业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和启示。

关于跨国并购，很多企业过去在关注“买入”的技巧，比如买入前如何做尽职调查和价值评估，如何引入投资者，如何在谈判中保证自己的最大利益等等。但事实上，买入资产之后的价值链整合，才是最为艰难的。联想“蛇吞象”的过程中，主要克服了三个风险：第一是市场风险。买了Think pad以后，人家认不认你；第二是人才风险，买了这个公司以后原有的高层次员工会不会流失；第三个风险是文化磨合风险。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都会或多或少地遇到的这三大典型性风险。

跨国并购最大的难点是文化融合。此外，中国企业操作时，往往还多了一个来自政治层面的“抵触”。许多企业尤其被认定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尤其是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时，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软性抵触。联想也不例外。2005年，联想遭遇一些美国议员指责从事商业间谍活动，2006年，政府高官指责联想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面对不友好的海外舆论，联想发挥了“以柔克刚”的中国传统智慧，有效地抵制了“中国威胁论”，顺利通过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从而化险为夷。

而文化上的差异，更会给企业带来运营上的巨大变化。在规则和文化理念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新的公司能否迅速融合并运行良好，是个极大的考验。联想兼并了IBM的PC部门之后，先后在本土文化中导入了IBM、DELL文化。不同文化的融通与对冲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大到组织架构、工作流程，小到语言习惯、会议组织等种种磨合，其间不可避免地经历了阵痛和煎熬，但联想保持了足够的耐心和智慧，步步为营，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战法。从迷茫到担忧，从碰撞到整合，从饱受争议到厚积薄发，从战略到创新，从业务模式到组建团队，从企业精神到企业文化，联想运用中国智慧和全球思维，建立了“以全球应对全球的”管理运营体系，一一化解了国际化过程中遭遇的政策、文化、市场、财务等风险，由此完成了从本土公司到国际化企业的转变。

这些年来，很多中国企业揣着“走出去”的理想上路，但往往半路折戟。毕竟，国际化不是个泛泛的口号，也不是商品或服务出口这么简单的事，而是公司治理结构、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国际化。在成为第一家被哈佛商学院制作成全面案例的中国企业后，联想的案例如今已取代微软的案例，成为“竞争与战略”课程的必修课。联想战略的成功及其显著的示范意义，由此可见一斑。在这个意义上说，《再联想》一书，完全可以作为其他企业“国际化”的教科书。”

书讯两则

一本由美国记者撰写的游记式随笔作品《寻路中国》，在入选上海、成都、深圳等多个地区“2011年度最佳图书”榜单后，不久前又在新浪中国好书榜2011年度“十大好书”上雄踞榜首。

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这本《寻路中国》，完全是从西方人的视角写当代中国。作者看到了被中国人忽略的中国生活的细节，看到繁荣的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尴尬处境。它让人思考，在经济高速发展30年后，中国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它在世界中的位置到底是什么？经济繁荣之下普通人的生活又到底如何？有媒体评论认为，这本书得到这么多关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个外国人写出来的东西或多或少震撼了中國人。

全球钢铁的46%由中国购买；中国大豆多年来进口量居世界首位，中国原油进口量全球第二……然而作为最大的购买者，中国没有定价权；中国的稀土储量和产量都是全球第一， 全球丝绸产量的70%在中国……可是作为最大的供应者，我们依然没有定价权。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成为中国这个全世界数一数二的贸易大国的真实写照。

中国在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资源的定价权方面处处受制于人，并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定价权”的取得涉及国际货币体系、政府作用、经济贸易、金融市场、企业管理等领域。《定价权博弈：中国企业的路在何方？》一书，从多角度、全方位进行了探讨，针对不同商品类别独立成章深入分析，找出了相应的具体原因，提出了长期对策，并结合金融危机这一特殊背景，简述了化危机为转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