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石富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为石富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通用2篇）

篇1：为石富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为石富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代理词

审判员：

重庆云霁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石富全的委托，指派我为石富全的诉讼代理人，代理其参加粟翠云诉他、陈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酉阳支公司机动车交通责任纠纷案的诉讼活动。本代理人得到委托人的授权后依法对本案有关事实进行了调查，认真地参加了今天的法庭调查活动，对本案事实有了较为清楚地认识。代理人为依法履行代理人职责，切实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现为被告石富全发表如下代理意见，请审判员在评议时予以采信。

一、原告损伤残疾确定之日以前产生的全部应当赔偿费用被告石富已经全部垫付，人民法院在裁判被告石富全承担赔偿数额时应予以扣减。

从庭审举证和询问我们可以得知，原告从住院开始，医疗费、住院生活、营养费都是被告石富全在开支、护理也是石富全的妻子或雇请的护工在负责。出院后原告外出鉴定费、检查费、交通费等都是被告石富全在支付。原告称在住院期间自己垫付医疗费显然不符合情理。原告不承认被告石富全全部垫付医疗费的行为是一种极其不诚信的行为，其明显是石富全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的费用有书证证明，她无法狡辩，她就承认；凡是直接交付现钱部分，因医院记账只记病人本人而不问是谁支付费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被告石富全为其结清账务办理出院手续时，原告收捡了收据，知道被告石富全没有证据，就对石富全交纳现金部分不予承认。对此，石富全方在法庭上已经提请审判员依职权调取医院的相关监控录像予以证实其主张。

二、原告的丈夫不应当成为受伤害原告的被抚养人。

按照官方通常的观点：原告已经年满六十周岁，本人应当是被子女赡养的人。属于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人，无所谓再对丈夫承担扶养责任的问题。如果仍然需要承担夫妻扶养责任的话，倒是原告现在受到了伤害需要扶助。如果原告的丈夫年迈六十岁仍然有能力扶养的话，他现在应当对原告承担扶养责任。而不是原告应当对他承担扶养责任。

另外，重庆已经实行养老保险全覆盖，原告的丈夫也有养老保险金这一可靠生活来源，且有三个子女对其承担赡养责任。因此原告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不符合法律关于丧失劳动能力且靠事故受伤害人 1

提供主要生活来源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条件要求。故原告的丈夫不应当被确定为是依靠原告抚养的人，原告不应为其提供抚养费用。

三、原告的残疾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居民年纯收入标准计算16年。

残疾赔偿金是对受事故伤害者劳动能力损害而导致收入减少的赔偿。法律采用的标准是收入标准而不是户籍标准。原告虽然在2010年已经转为城镇居民。但实际上她家土地并没有被征收，她也并没有居住在城市和从事非农业工作取得收入，他仍然居住在麻旺镇箐香村5组农村，证人黄道文及杨成虎证明原告仍然从事的是农业生产劳动。因此原告的残疾赔偿金仍然应当按照农村居民纯收入标准计算。

其户籍只是一般地推定城市户籍在城市从事工贸服务业工作，农村户籍即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工作。因此农村居民按农村居民年纯收入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城市居民按照城市居民年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

有关法院指导意见中关于农村户籍在城市居住且有稳定收入来源按城镇收入标准计算赔偿的规定，也表明立法的旨意在从事的行业收入上而不是以户籍性质上算赔偿数额。

另外原告主张了受事故伤害之日起到伤害残疾程度确定日（此时也年满64周岁）之间的误工费，又主张从受事故伤害之日起（即63岁后）17年的残疾赔偿金。显然原告对其受伤害之日到伤害残疾程度确定日之间的劳动收入损失存在重复要求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也明确规定计算残疾赔偿金的起算日是定残之日。因此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年限应是20年减去超过60岁的4年，即是16年。

同时原告也是年满64岁的老人，按照官方通常的认定已经属于丧失劳动能力不能劳动，其受到伤害无劳动收入的减少。就是按照一般理念其劳动能力也是严重减弱，其劳动收入比起年轻时也是大打折扣。从公平合理的角度出发，被告方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当下调残疾赔偿金总额。

四、原告出院后的生活护理费应按完全护理人员护理费标准的30% 计算10年。其住院护理费计算标准高于当地通常补助标准。

原告住院期间有十天住在重症监护室，无需另行安排生活护理，其中5月12日到22日是被告石富全请的护工刘昌珍在护理，其余时间是被告石富全的妻子钟联在护理，原告并没有因为需要护理而支出费用或造成其亲人护理误工，因此其主张被告应赔偿她的护理费用损失没有事实依据。

原告计算两人护理没有证据予以支持，法院不应支持其主张。

2原告不分情况的就护理期间计算为20年（即17+3）是对法律的不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本案原告目前身体状况很差，且年龄也是64岁，同时还有可能恢复，就是按照国际人口卫生组织公布的女平均年龄74岁，也可公平考虑护理10年而不应当是17年。

原告不按护理等级计算护理费不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目前《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生活护理费按照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或者生活部分不能自理3个不同等级支付，其标准分别为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50%、40%或者30%。参照此规定，原告主张的护理费每月只应当是50元/天×30天×30%=450元。就是原告不受到伤害按照国家把女年满55岁，男年满60岁作为社会供养对象，家庭也应当如此。原告儿女也应该对原告进行护理啦。因此法院在裁量时应适当减轻被告的护理负担。

五、渝公交认字[2013]第000501-1号《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成为认定事故各方损失承担的依据。

（一）、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处理交通违法行为的依据，而不是直接裁判民事责任的证据。能否成为人民法院裁判的证据需要当事方质证并经人民法院查证属实。

同时人民法院也应当摒弃有权机关作出的法律文书就应该确认其强于其他证据证明力的观点。还是要坚持实事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形成程序合法才确认其优越证明力的观点。

（二）、该事故认定书作出程序不合法。该事故认定书是在陈波申请对原“渝公交认字[2013]第000501号事故认定书”复核后重新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十六条规定：上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责令重新认定的结论后，原办案单位应当在十日内依照本规定重新调查，重新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然而原办案单未经任何重新调查，只在120天后将原事故认定书中被告石富全负主要责任改为全部责任，陈波负次要责任改为不负责任后就送达给双方当事人。其行文版式都未作任何改动。

（三）、该“事故认定书”未能全面查清案件事实。作为交通事故，他是一系列人、车、路、环境要素在时间空间上的冲突结合状态。因此就本案交通事故而言，还有被告陈波车辆安全年检状况、有无更改外形、是否使用刹车、是否开启左转湾灯，是否戴安全帽，是电动

3车还是内燃动力机动车，以及双方是否酒驾、车辆的行驶速度、被告石富全车辆的制动距离等诸多事实都没有查清楚。

就连已经查清楚的陈波是驾驶无号牌车，驾驶轻便摩托车载人都没有在事故认定书上予以表述。

（四）、该“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石富全存在交通违法行为和认定陈波行为不存在违法行为，是错误的。

渝公交认字第[2013]第000501-1号事故认定书认为：石富全所在道路中间有单虚线，石富全应在虚线右侧道行驶，而石富全的车在出事时在左侧道行驶，故其违反《道路安全法》第三十八条关于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的规定。我们单从这一孤立静止事实来看，交警的判断似乎没有错。但是交警却忽视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除本法第四十三条外的情形允许超车的规定和《GB-5768—1999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18.2、a：双向两车道路面中心线为黄色虚线，用于分隔对向行驶的交通流。一般设在车行道中线上，但不限于一定设在道路的几何中心线上。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允许车辆越线超车或向左转弯”的规定。在石富全接近十字路口时，自己所在道路视线良好，他也看清楚了人行横道上没有行人，在自己行车道路前端十字路口的右侧停靠一辆机动车，自己相对方向并无来车，其左侧路口未见车辆运行。可见石富全已经尽到了安全注意义务，他判断此时借道躲避右侧道路障碍是安全的；其借用左道是合法的。

如果是权力部门非要机械地认为这也是占道违法的话，那么陈波的车也是占道，也是违法。因为十字路段并没有划出转湾道，陈波从西方的农贸市场街转入北方的麻旺新街公路右边道，要占用麻旺新街公路左边道。事故就发生在麻旺新街公路左边道。大家都在左边道，凭什么交警认为石富全占左道违法，陈波占左道就不违法。

另外交警部门还认为石富全没有“按照操作规范驾驶”违法，但代理人既没有看见相关材料中交警指出了石富全的哪个操作动作违反了哪个规范，也猜不到石富全哪个操作不文明。

陈波驾驶的是无号牌车，驾驶的轻便摩托车载有本案受害人粟翠云，陈波驾驶摩托车没有戴安全帽，粟翠云乘坐摩托车没有戴安全帽，陈波的摩托车汽油在事故现场撒一地。这些事实都有事故现场的勘查照片可以证实。陈波的上述交通行为分别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一条、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交警部门认定陈波没有交通违法行为明显错误。重庆市交通管理局在“渝公交法监[2013]第0318号执法监督意见书中也向酉阳交警部门指出了陈波的前述违法行为。只是酉阳交警部门置若罔闻。

另外对陈波车辆没有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没有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转弯时未让直行车先行等违法事实也没有予以认定。特别是未

4依法让行和无证驾驶这两个严重违法行为必然会导致交通事故风险增大和出险时处置能力差；机动车安全技术差也会影响到对事故发生的控制程度。我方无法理解为什么被告陈波有这么多交通违法行为而酉阳交警部门不予认定。

六、被告陈波对本案交通事故损失承担60%的责任、石富全承担30%的责任、原告粟翠云承担10%的责任较为适宜。

本案事故是“交叉路口转弯、让行事故”。《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第四十四条规定：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应当减速慢行，并让行人和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第五十一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应当遵守

（二）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

（三）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先行。第五十五条第（三）项、摩托车后坐不得乘坐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轻便摩托车不得载人。第五十七条规定机动车应当按照下列规定使用转向灯：

（一）向左转湾、向左变更车道、准备超车、驶离停车地点或者掉头时应当提前开启左转湾灯。《GB-5768—1999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18.2双向两车道路面中心线a、双向两车道路面中心线为黄色虚线，用于分隔对向行驶的交通流。一般设在车行道中线上，但不限于一定设在道路的几何中心线上。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允许车辆越线超车或向左转弯。

交通警察调查确认的事实是被告石富全在公路上行驶；出事地段石富全行车方向视线良好；石富全右边道路交叉口处停有车辆；石富全的通行道路在陈波通行道路的右边；石富全正越过中心黄虚线借道超车；当行至接近路口中心位置时，被告陈波驾驶轻便摩托车由集镇巷道（或称为次干道上）进入交叉路口进行左转湾；临近接触点时陈波没有刹车或减速避让的意思；石富全立即向右转方向并刹车避让陈波。由于双方车距离太近，石富全向右转方向和刹车都没有能躲过陈波驾驶的摩托车，最后石富全车的前左侧面门轴位置与陈波车的后右侧相撞，导致了本案交通事故。

另外陈波没有开启左转向灯，没有停车瞭望，也无驾驶证，也没有戴安全帽，乘车人粟翠云没有戴安全帽。

陈波存在没有驾驶证的隐蔽形违法行为、存在抢道转弯的突发形侵占形违法行为，存在没有开启左转湾灯、不戴安全帽的显性违法行为，存在没有对机动车安全技术定期检查的违法行为，存在没有停车瞭望确认安全、不采取避让措施的过错行为。

如果说我们非要找到石富全承担过错责任的理由的话，恐怕唯有石富全对陈波引起的危险避让不力这个理由。

引起险情是主动因素是主要矛盾，避让险情是被动因素是次要矛盾。主动因素、主要矛盾是事故的主要原因，在事故中应当负主要责任；被动因素、次要矛盾是事故的次要原因，在事故中应当承担次要责任。从以上分析的双方过错行为，可以认定是陈波的行为引起险情，其在事故中应负主要责任，石富全的行为是避险行为应承担次要责任。就违法行为的危险性和过错程度而言被告陈波的交通违法行为对事故发生的危险性更大，对交通秩序的破坏更严重，对事故的造成具有更大过错；被告石富全无交通违法行为，但有避让不力的一般过失行为；故被告陈波应对交通事故承担主要责任、被告石富全应对事故负次要责任。原告粟翠云有乘坐摩托车不戴安全帽的静止、稳定、显性形交通违法行为，但对交通事故发生不起作用应无交通事故责任的结论。

但粟翠云的交通违法行为加重了自身受交通事故伤害的严重程度，应对自己交通事故损害加重，承担一定民事责任。

以上即为代理人对本案的全部代理意见，当否请审判员予以审查。

此致

代理人：李玖彬

二O一四年四月九日

篇2：为石富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中不同性质的保险合同关系

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条的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即“交强险”) 。该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 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不同于交强险的强制投保, 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作为商业责任保险的一种, 是由投保人自行决定是否投保的险种, 需要其与承保该险种的保险公司达成一致, 订立保险合同, 其保险责任通常是指在保险期间内, 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 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和财产的直接损毁, 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保险人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以上的部分按照保险合同规定负责赔偿。两种保险关系的最大区别在于: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必须依法投保, 且保险公司不得拒绝;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作为商业保险, 不存在投保义务人之说, 该合同的成立系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 由于责任划分以及涉案机动车是否投保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原因, 可能存在不同的保险合同关系。在机动车方无责的情况下, 仅存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的赔偿问题, 若机动车投保有交强险, 此时只涉及交强险合同关系。在机动车方有责且投保了交强险的情况下, 又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仅投保交强险, 只涉及交强险合同关系;二是同时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 此时涉及交强险合同关系和商业险合同关系。《解释》规定的同时审理交强险和商业险的程序, 前提是车辆同时投保了两种保险。

虽然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目的都在于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获得赔偿的权利, 但交强险制度是依据《交通安全法》、《交强险条例》而特别设立的制度, 交强险虽仍属保险之一种, 但它作为强制保险, 体现了国家强制投保的要求, 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意志必须服从于法律规定, 它与依《保险法》和《合同法》而成立的、体现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共同意思表示的商业三者险在成立基础、订立过程、赔偿程序等方面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且二者在归责原则以及赔偿责任比例方面亦不相同, 正是由于二者的不同, 《交通安全法》根据其性质对交强险的赔偿程序加以了规定, 由于商业三者险的私法性质, 该法未对其处理程序加以规定, 在此, 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既体现了强制保险的性质, 也尊重了私法自治的理念。

对于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 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赋予了受害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 而对除机动车强制保险之外投保人自愿办理的商业性机动车保险部分, 各国的规定不同。关于我国机动车责任保险第三者对保险人是否有直接请求权, 理论界存在不同的看法, 一般认为对商业性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第三人对保险人不享有直接请求权, 商业三者险合同的订立目的是一种风险的替代和转移, 是被保险人为了分散对第三者赔偿责任的风险而订立的合同, 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与商业三者险合同订立的目的并不相同, 它是为第三人目的而订立的合同, 其旨在保护处于弱势的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等弱势地位的第三人, 其目的是要实现矫正的正义, 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 因此, 在这一立法理念的基础上, 法律直接赋予第三人对保险人的请求权。尽管有学者认为《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并未明确第三者直接请求权, 但大部分学者认为该法条就是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规定。笔者赞同大部分学者的观点:该条虽然在字面上并未直接使用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表述, 但其内容已经表达了直接请求权的本旨, 法律解释将其视为第三者直接请求权的法律依据是完全合理的。而对于商业三者险, 鉴于其设立的目的在于分散和转移被保险人的法律赔偿责任风险, 加之目前并没有法律依据赋与第三人直接请求权, 而迳行认为商业三者险法律关系中的第三人有直接请求权, 一方面不符合《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另一方面, 也违背了商业三者险合同订立的目的。

二、《解释》出台前各地交通事故案件的责任承担与诉讼程序

《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是交通事故案件赔偿程序与责任承担的主要法律依据。2011年2月,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中, 在第二级案由“三十、侵权责任纠纷”项下增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由此将原于2008年2月公布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二个案由合一, 由此,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案由得以统一。

在《解释》出台前, 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审理中所涉保险合同关系, 一般以省级高级人民法院的内部意见为依据, 各地做法不同, 大体上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严格按照《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在案件审理中仅处理交强险, 判决不处理商业三者险, 除非其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同意一并处理, 并且达成调解协议, 由法院出具调解书, 这种类型以上海市为代表。第二种是无论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是否同意, 只要原告提出请求, 就将交强险和商业险一并处理, 这种类型以安徽省为代表。第三种原则上按照《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仅处理交强险, 但如果原告请求将商业三者险一并处理, 并经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同意, 法院可将商业三者险一并处理, 这种类型以江苏省为代表。

在三种方式中, 第一种严格贯彻了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但在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同意一并处理商业险的情况下, 法院却不予审理, 仅同意调解, 这不利于受害人权利的迅速实现, 将一个诉讼能够解决的受害人的损失填补问题分为两步, 显然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第二种方式完全从方便受害人获得赔偿的角度出发, 无视交强险与商业险的法律基础、赔偿程序不同, 违背了现行法律的规定, 实属矫枉过正。第三种方式既遵守了现行法律的规定, 又尊重了各方意见, 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充分保障了受害人的利益, 也保护了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诉讼权利。

长期以来, 各地法院在处理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程序上的不统一, 是一些地方法院以政策落实法律传统方式的延续。为解决地方人民法院不断出台法律适用相关规范性文件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01年专门下发通知, 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认真清理规范性文件, 严禁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 并将有关规范性文件送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备案。地方人民法院自行制定涉及适用法律的规范性文件, 尽管对于统一当地司法标准有一定积极意义, 但势必由于各地情况不一, 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不同, 会造成各地对同一法律条文做出各不相同甚至完全矛盾的解释。各地对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中保险合同关系的认识与处理程序的不同规定, 正是这种情况的典型表现, 不同处理方式的长期存在, 也正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解释》的原因之一。不同处理方式在对待相同的案件上, 可能造成不同的处理结果。如笔者在安徽某县法院办理的一起无证驾驶的交通事故案件, 一审判决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损失。若是在上海或江苏, 法院只处理交强险, 则商业险部分如未获保险公司理赔, 需要被保险人另行提起保险合同纠纷诉讼。这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损害了法律规范的指引与预测作用, 这种现在的大量存在必将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与统一。

三、《解释》关于赔偿责任与诉讼程序的规定违反法律与商业保险合同精神

《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关于赔偿责任承担与诉讼程序的规定, 与《解释》出台前的上述第二种方式相似。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解释》答记者问中, 就商业三者险的处理程序解答称:对于这个问题, 《解释》起草过程中给予了重点关注, 并反复研究讨论后, 最终规定, 同时投保商业三者险的, 如当事人请求, 人民法院应当将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该规定主要基于以下理由:一是一次性解决纠纷、减少当事人诉累的需要。二是商业险保险合同是以交强险赔偿范围之外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三是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 商业三者险中的第三者在被保险人怠于请求保险金时有直接请求权。这里的“怠于”, 在受害人已经起诉请求赔偿而被保险人尚未请求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赔偿的情况下, 被保险人即处于懈怠状态。因此, 将商业三者险合并审理符合保险法的规定。四是合并审理有利于避免就相同争点重复审理, 提高诉讼效率。

对于上述第一、二点理由, 笔者并无异议, 但对第三、四点理由, 笔者持不同意见。针对第三点理由, 关于“怠于”的问题, 《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有明确规定, 而第四点所谓的“相同争点”则应当区分案件的案由与争议内容。

一方面, 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 “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是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的依据。此处的“法律”显然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合同约定需要保险人与被保险人达成一致。如果依司法解释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 则突破或扩大了此处“法律”的界限。

另一方面, 根据该条第二款, 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前提, 应当是在“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情况下, 上述答记者问中所称的“怠于”, 系对第二款断章取义的曲解:根据该款第一句, 在赔偿责任确定的情况下才存在“怠于”的问题, 受害人起诉, 正是由于赔偿责任未经确定, 既然未经确定, 又何来“怠于”?如此颠倒的逻辑关系, 使《解释》的这一规定与保险法的原意不符。

事实上, 《保险法》第六十五条充分保障了第三者获得赔偿的权利:该条第一款为交强险直接向第三者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 也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将商业三者险直接向第三者赔偿提供了依据。根据第二款, 如果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已经确定, 且被保险人怠于请求保险金, 此时第三者就享有了直接请求权, 这个顺序与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赔偿程序是相互呼应的, 体现了立法机关对交强险与商业三者险区别对待的态度, 而二者分别作为强制保险与任意保险的特征, 也得到了立法机关的尊重, 这应该正是《交通安全法》在法律层面上未规定商业三者险处理程序的内在原因。该条第三款的规定, 更是为了确保第三者获得赔偿的权利, 实践中, 被保险人应在向第三者赔偿后凭据向保险人理赔, 或申请直接将理赔款支付第三者。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 将商业三者险一并处理的情况下, 除了审查侵权责任的法律关系之外, 还需要审查保险合同关系, 而这两种法律关系涉及两种不同的案由。在解释出台之前, 针对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一般是由人民法院的经济或商事审判庭审理, 而在一并处理的情况下, 既要审理侵权关系, 又要审理合同关系, 对审判人员的要求更高。实践中, 在此前仅处理交强险的一些地区法院, 由于审判人员并不希望加重自己的工作量, 通常会口头告知原告:如果按原程序仅处理交强险, 法院可以尽快判决, 如果原告坚持要求交强险和商业险一并处理, 则需要的时间更长。部分原告考虑到诉讼效率而要求只处理交强险, 由此, 基层法院的具体办案人员变通了《解释》的规定, 也从实践层面印证了《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的不足。

四、规范机动车交通案件诉讼程序的路径

制定司法解释, 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 是法律赋予的一项重要职能。2007年3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 于4月1日正式实施。《规定》第三条规定:“司法解释应当根据法律和有关立法精神, 结合审判工作实际需要制定。”这要求司法解释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本意, 符合立法的目的和精神, 不得与法律条文规定相冲突, 并应当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进行, 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

交通事故案件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基本人身财产权益, 如何迅速妥当审理此类案件、及时化解矛盾、保护道路交通事故的各方参与人尤其是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是人民法院践行为民司法的必然要求, 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解释》的价值基础和现实依据, 对此应予肯定。但是, 在依法保障各方当事人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目标下, 如何为当事人提供具有实效性的一次性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需要创新诉讼机制。而诉讼机制的创新, 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 尊重诉讼参与各方的实体与程序权利, 而不应在创新的名义之下突破法律的规定和理念。

《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虽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但瑕不掩瑜, 如果通过适当的案例指导或进一步的解释, 是可以将此问题妥善解决的: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况应当是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对商业险合同的效力和赔偿责任、赔偿范围无异议, 若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不能就此达成一致, 案件中存在保险合同纠纷, 就应将合同纠纷从侵权案件中剥离, 只审理侵权纠纷, 如此, 亦可同时实现对第十六条的修正。毕竟,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解决的是对被害人的赔偿问题, 其程序应当按照《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进行, 《解释》可以适当创新诉讼机制, 但不应违背现行法律规定和私法自治的精神。

摘要：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法制机制, 但长期以来各地诉讼程序不一, 有损于法律的统一和尊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统一了相关规定, 但该解释中关于责任承担与诉讼程序的规定违反法律并违背私法自治精神, 对此应予注意, 应通过案例指导或进一步解释区分不同情况, 区别对待案件中不同性质的保险合同关系。

关键词：交通事故,保险合同,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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