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利益冲突承诺函

无利益冲突承诺函（精选8篇）

篇1：无利益冲突承诺函

无利益冲突和保密承诺函

致: 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外聘律师事务所选聘事宜，我方作出如下承诺：

一、提交参选材料时，未办理与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或其所属单位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在进入外聘律师事务所名录后，不办理与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或其所属单位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

二、在进入外聘律师事务所名录后，对因合作而获得的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或其所属单位相关信息严格履行保密义务，采取一切措施防止泄露保密信息。

三、在进入外聘律师事务所名录后，遵守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或其所属单位外聘律师管理相关规章制度和要求。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参选机构公章）

篇2：无利益冲突承诺函

利益冲突和保密承诺书(征求意见稿)

本人姓名为，受聘于（考评机构名

称）（以下简称“本人”）受聘担任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考评员，现作出如下承诺：

一、承诺不存在影响考评公正的利益冲突

（一）本人及近亲属均不在被考评企业任职，且与考评对象不存在直

接利益冲突；

（二）本人不会将所掌握的企业资料个人或提供给第三方用于商业竞

争；

（三）本人不会以个人偏见影响考评的公正性。

二、对企业承担保密义务

本人将根据交通运输部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的相关管理规定，严格履

行保密义务：

（一）本人对知悉和接触到的企业技术和商业秘密，在保密期限内，仅用于标准化达标审查为目的，不用于其他目的或公开给第三方；不以任何方法使自己或第三者获利；提供审查的书面秘密资料不能被复制或保留；绝不以任何方式向外泄露。

（二）本人已明确了考评机构制定的考评管理规定和档案保管要求，了解对企业资料的接收、保管、使用、回收、销毁等制度，愿遵照执行。

（三）本人已清楚知道因个人故意或不当行为泄露企业秘密导致或可

能触犯民事甚至刑事法律；如有违反，原承担后果，接受处罚。

考评员签名：

考评员资格证书编号：

篇3：无利益冲突承诺函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无直接利益冲突,社会泄愤

一、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概念界定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 有学者将之称为“社会泄愤事件”“泄愤性冲突”“泄愤性攻击”等。是指群体性事件的众多参与者与冲突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 而因曾遭受过不公平对待, 长期积累下的不满情绪, 觉得自己是显在或潜在的被权力迫害者, 于是借机表达、发泄不满情绪而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有学者将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分为“有组织—无利益冲突”及“无组织—无利益冲突”两种类型, 并特别针对“无组织—无利益冲突”类群体性事件展开讨论。2000年至2015 年, 我国共发生纯社会泄愤类型群体性事件44 起, 在一般群体性事件中, 亦含有一定无直接利益冲突成分, 其中具有研究代表性的有:

哈尔滨宝马肇事事件 (2003) 、万州事件 (2004) 、池州事件 (2005) 、长兴岛土地征用事件 (2006) 、大竹事件 (2006) 、瓮安事件 (2008) 、府谷警民冲突事件 (2008) 、宝钢环境污染事件 (2008) 、石首事件 (2009) 、增城事件 (2010) 、马鞍山事件 (2010) 、古巷事件 (2011) 、济南女狱警打人事件 (2011) 、广安医疗事故冲突 (2011) 、瑞安事件 (2012) 、枣庄围殴城管事件 (2012) 、太原富士康事件 (2012) 、东莞学生互殴事件 (2013) 、三亚派出所围攻事件 (2015) 等。

二、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特征

1.参与群体角度

(1) 冲突中自身无利益受损。这一特征为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中参与群体的最基本特征。即事件本身没有对参与者自身利益造成损害, 但由于日常社会生活中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 经由造谣者或言论偏激者煽动, 造成对社会的报复、泄愤。有学者认为, 某些人参与社会冲突, 与自身利益有关, 参与者虽然没有共同具体利益诉求, 但却清楚知道有个共同对头, 即“冤有头, 债有主”, 参与者表面攻击现场的个人, 实际表达的是对现行体制及秩序的强烈不满。

(2) 行为具有非理智性。勒庞说:“孤立的个人很清楚, 在孤身一人时, 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 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 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成为群体一员时, 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 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 并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几乎绝大多数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中的参与者文化水平偏低, 在社会生活中很难“出人头地”, 其正义感在长期压抑下极易变质, 易受谣言及偏激言论蛊惑, 沦为新时期的“愤青”。

2.触发事件角度

(1) 多由偶发事件引起。万州事件由搬运工与水果市场临时工争执引发;瓮安事件、大竹事件、石首事件均由离奇死亡案引发;池州事件、马鞍山事件由一般交通事故引发;瑞安事件、古巷事件由农民工讨薪引发;府谷警民冲突事件、枣庄围殴城管案、增城事件均由正当执法引发。可见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多由一般偶发性刑事案件、交通事故、拆迁、农民工讨薪及正当执法引发。日常生活中很难避免小摩擦小碰撞, 由于处置不当, 加以谣言的蛊惑, 酿成大规模的社会泄愤事件。

(2) 涉及仇官、仇富等敏感话题。通过案例分析不难发现, 大竹事件中谣言称受害者系被当地官员轮奸致死, 古巷事件由于涉及敏感的农民工讨薪话题而爆发。由此表明, 触发事件本身涉及仇官、仇富等话题或在舆论、谣言导向下使事件涉及仇官、仇富等敏感话题, 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征之一, 亦是触发原因之一。

3.事件发展角度

(1) 多伴随一般群体性事件中。公民利益诉求反应渠道不畅通, 易导致群体性事件日益趋于复杂化, 并形成一定规模。比如, 2006 年大连长兴岛土地征用事件中, 群体性事件是由已拆迁居民与钉子户相比利益分配不公平, 而将矛头指向地方政府引发的。这原本是一次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 却有人借此机会表达自己对环境污染、企业招工政策等问题的利益诉求, 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脱离最初的目的, 演变成一场针对长兴岛地方政府的泄愤事件。

(2) 存在谣言及对触发事件的误读。谣言与误读成为绝大多数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谣言蛊惑不明真相的群众, 万州事件中水果市场临时工散布谣言说自己为公务员, 什么事情都可以花钱解决, 引发了群众泄愤;在不知真相情况下, 出于本能的对弱者的同情保护, 即所谓的“正义感”产生对诱发事件的误读。

三、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宏观成因分析

1.政治角度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政治原因, 主要体现在长期以来公民利益诉求反映渠道不通畅。由于我国当前反映公民利益诉求的相关立法不够健全, 缺乏沟通渠道, 或通过正当途径反映自身利益诉求成本过高。例如, 一些地方政府的办事过程繁琐, 工作人员态度差等, “花钱好办事”“有事没钱别进来”的问题, 导致公民产生利益诉求时不采取正当途径反映, 而是消极地采取不合法的方式强行表达自身诉求。

2.经济角度

市场经济开始后, 收入差距逐渐加大, 资源配置出现不公。从某种意义上形成了类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削”。例如, 拖欠农民工工资、暴力拆迁、血汗工厂等。这些现象虽然是有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 然而在一定程度上, 也间接催发了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萌发。可以说, 经济原因造成的不平衡对社会基层乃至低层公民来说, 是幸福感缺失的最主要催化剂。

3.文化角度

与西方平等思想不同,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官本位”“为富不仁”等思想。受传统思想影响, 对“官与民”“贫与富”等概念过于敏感。转型时期我国贫富差距较大、官员腐败现象较为严重, “仇官”“仇富”等思想愈发浓厚, 对社会舆论、氛围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恶劣。我国自古以来对官员等特殊身份的人又有“父母官”“衣食父母”等思想认识, 这就造成现今当发生个人摩擦、交通事故、刑事案件等, 若涉及官员、富人等特殊身份时, 更易引起民众的愤怒情绪。

四、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宏观预防

1.改革和优化资源配置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主要发生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以及二三线城市。一方面这些地方治安差, 公民素质低, 另一根本问题则在于资源配置不公。首先, 应进一步缩小农村与城市在各方面福利上的差距, 逐步取消一些城市人口特有的福利待遇, 比如, 医疗保险, 购房补贴等。基础设施由密集在城市转向农村分布, 逐步消除户籍差异, 改善教育不平等和竞争不平等问题, 营造有幸福感的社会。其次, 缓解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尤为重要, 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 针对城市中一些低端行业提供补贴, 引导中小型企业吸纳人才, 提高工资待遇, 避免城市中的财富积累出现两极分化, 消除大城市与中小城市, 特别是农村的贫富差距, 缓解社会的浮躁气氛。

2.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主要用来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 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得到保障, 就不易受到谣言、舆论的煽动。减小政府行政投资, 将资金投至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农村征地问题、农村人口医疗保险问题、农村人口失业保险问题、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农村养老问题等当今社会最为热点且棘手问题, 以减少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另外, 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方面, 不光要增加资金, 还要扩大行业领域和覆盖人群。我国是农业大国, 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应借助社会保障这一手段, 增强社会尤其是农村人口的凝聚力, 维持农村治安的稳定。

3.拓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

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要想维持稳定, 逐步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是重中之重。这一观点是塞缪尔∙P∙亨廷顿 (Samu⁃el∙P∙Huntington) 探讨了20 世纪50 年代至60年代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动乱产生原因后指出的。其中, 建立具备较强吸纳能力的政府是尤为重要的。因此, 要拓宽公民反应利益诉求的渠道, 就要建立完善的公民政治参与机制。而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 首先是要在国家层面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 。其次要建立政府与民众的谈判解决问题机制, 政府与民众共同探讨, 共同让步, 使得许多不必要的“官民矛盾”在产生初期就得到化解。再次, 完善各城乡政府的反馈机制建设, 特别是在农村, 要使农村人口的利益诉求可以反馈到地方政府, 甚至更高一级政府, 并及时给予回应。

4.政府执法权威的建设

塑造强有力的权威型政府, 有助于在特殊时期引导公民参与政治决策及执行等。一是要加强法制化建设, 完善法律章程及对违法人员的惩戒、执法权力的授予等;二是加大当前反腐力度。维持政府的纯洁性, 特别是公务员的清廉程度, 对当今政府形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三是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精简机构部门, 简化办事流程, 改变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意识。建立服务型政府, 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保障。

5.长效性危机预警机制的建设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长效性的考量则更为严格。主要体现在预警相关工作人员对于危机诱发原因的经验, 特别是建立健全符合区域实际情况的有效预警机制, 需要有对涉事人员控制、对舆情扩散控制、对民众人身及财产安全的预警、无关人员的提前疏散、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的相关人群的隔离等方面的经验。强化群体性事件萌芽阶段的处置力度, 是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最好的预警, 也将这一群体性事件消灭在萌芽阶段, 控制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的有力手段。

参考文献

[1]顾绍梅.我国“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研究综述[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 2008 (5)

[2]崔亚东.群体性事件应急与社会治理.瓮安之乱到瓮安之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3.

[3]童星, 张海波.群体性突发事件及其治理—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下的再考量[J], 学术界, 2008 (2) .

[4]于建嵘.中国社会泄愤事件的管制困境[J].新世纪周刊, 2008 (20) .

篇4：无利益冲突承诺函

[关键词]无直接利益冲突；社会转型；社会认同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1—0075-05

党和政府面对新的社会矛盾须亲力亲为，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分析问题症结，锐意提出消解矛盾的策略，建立起必要的社会问题预警机制，以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纽带，大力强化民族价值认同，注重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与社会扶助，积极而适时地化解矛盾。

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中的无直接利益冲突

吉登斯、贝克认为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伴随着风险增长，风险已成为现代性的基本要素，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风险运行的社会中，风险社会是灾难性和世界性的社会。所谓风险是指由于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不确定性而导致不幸事件或不幸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及其状态。一方面，风险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导致不幸事件出现的倾向性，具有客观实在性；另一方面，风险代表风险关系，风险关系是人与风险之间所生成的一种联系。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累积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密切相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利益分化的加剧，人与人、个人与集体或社会的价值关系也随之变得紧张，被加重与放大了的复杂社会关系也同时强化了个人风险，极易引发各种利益冲突。在经济层面，只是把经济发展视作硬道理，以资源消耗推动经济增长造成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对立；在社会层面，不同地区、部门、群体、阶层皆以不同利益身份出场维护自身利益，劳资冲突有增无减，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产生心理对峙，仇富与歧贫成为新的矛盾增长点；在精神层面，经济理性高度增长遮蔽和取代了追求超越的价值理性，出现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信仰危机。现代生活的多变导致了现代社会关系的不确定性，社会关系的不确定性又导致了现代人驾驭社会关系能力的缺失，二者的结合构成了现代社会风险关系生成和不断滋长的根本原因，社会冲突在所难免。

社会冲突可分为直接利益冲突和无直接利益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矛盾形式是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孕育和产生的。所谓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特指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引擎的全方位社会变革。当前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期，这一转型主要表现为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由同质性社会向异质性社会的转化。与先发国家延伸时空型结构不同，我国社会转型隶属时空压缩型转变，即“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一下子压缩到了“当代”，它加重了社会发展问题的艰难性与繁复性，所要进行的不仅有现代与传统、后现代的对话，还有后现代与传统的对话，这种建构性情境蕴含了各类社会矛盾的胚芽。转型中价值疏离、道德失范、进退失据、举止错位等现象迭出，利益、信仰与文化主体趋于多元化，各主体因自我评价标准分殊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对立与冲突。西方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时，就进入了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多发的高风险运行期。目前，我国正处于人均GDP超过i000美元的发展转型中，经济体制变革、利益格局调整、社会结构变动、思想观念转化使我国进入一个新的社会矛盾凸显过程。经济、政治和文化矛盾冲击着人们的心理，酿成社会情绪异变，“无直接利益冲突”便是这一特定社会背景的矛盾反映：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或者说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

“无直接利益冲突”是新闻媒体、理论界和学术界等对当前中国发展新出现的一种社会矛盾形式的概括和指称，主要指在涉及公共性事件中冲突双方并无直接利益纠葛，有的人不是因为自身的直接利益参与事件，也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但这部分最初作为旁观者的群众为了借机宣泄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而最终加入事件之中，并成为事件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化、复杂化，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与和谐。如贵州瓮安事件、福建南平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无直接利益冲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社会矛盾形式，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利益性。无直接利益冲突归根到底源于利益，“直接利益冲突”成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直接诱因，由于一方自觉利益受损而不能平衡，便把愤恨迁怒于无直接利益者，在其背后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因素所造成的利益危机和心理危机，在一个追功逐利的社会氛围中，缺失坚定信仰者很容易陷入愤世嫉俗，并借“直接利益冲突”表达某种利益诉求，从而导致报复社会。

第二，偶发性。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在发生之前并无明显征兆，冲突双方亦无利益接触和纠纷。其发生通常是以一方的某种失意、挫折、打击或心理极度偏执等为诱因，同时，从众心理也会激发旁观者集结不满情绪，一俟机会即以群体无意识的方式呈现出来。当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情绪主体会偶然使某些对象成为攻击目标，表现为攻击和杀害无辜，以至危害社会秩序。

第三，弥漫性。随着科技发展、网络普及，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越发多样，很多事件在发展过程中使用了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特别是与短信、网络、媒体结合的程度高，这使得事件发展过程具有弥漫性。石首事件表明，由于地方政府失语致使网络漫布各种传言，与涂远高之死相关的种种传闻也随之流传，令事件真相扑朔迷离，还有网友在网络上夸张地编造事实、上传现场图片，并通过各种论坛广为传播，引发无数网友高度关注，这对事件恶性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社会危害性

无直接利益冲突往往比直接利益冲突对社会和谐稳定具有更大危害，集中表现在：

（一）无直接利益冲突危及生命财产

例如：（1）贵州瓮安事件。2008年6月28日下午至28日凌晨，贵州省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生死因的鉴定结果不满，引发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打、砸、抢、烧的突发事件，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大楼等多间房屋被毁，数十台车辆被焚。事件刚刚开始时，一些党员干部对群众利益乃至他们的生命麻木冷漠，当激起怨恨、人群聚集、群众情绪激化游行示威时，由于处置失当以致演化为万人围观打砸抢烧的群体性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2）福建南平血案。2010年3月23日早上8点，福建南平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案件：一位辞职的社区医生郑民生在南平实验小学校门口手持利刃55秒内刺向13名小学生，造成8名小学生死亡，5名重伤。种种事件表明，冲突双方的对立已经明朗化且不能宽容，冲突中往往伴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社会混乱，导致破坏性后果，给国家、集体和个人带来生命、财产伤害和损失。

（二）无直接利益冲突引发社会恐慌

社会急剧变动促动了新事物、新观念、新规则和新方式，人们对于新环境往往存在着否定、抗拒或认可、认同的复杂心理状态，无直接利益冲突增加了人们对当下社会环境的不安定感，难免引发公众对公共安全和人身安全的心理恐慌。其一，无直接利益冲突破坏了公共环境安全，给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能源安全、食品卫生安全等带来了风险，诱发“蝴蝶效应”。其二，无直接利益冲突引发公众对人身安全的恐慌。“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上学去啦。希望这不是永别，我要活着回家。亲爱的老师校长，我来上学啦。您不能让坏人碰我，我要活着回家。亲爱的叔叔阿姨，我在上学啊。您有不满去上访，我要活着回家。”这便是对社会心理恐慌的一种写照。接二连三的校园惨案，使无辜的花朵一次次躺在血泊之中。除此之外，躲猫猫事件、疫苗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等无不令人反思：究竟怎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

（三）无直接利益冲突成为社会发展隐患

第一，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突发性、难以预测性的无直接利益冲突数量有所增多，且涉及面扩大以及危害程度加深。在无直接利益冲突中，人际互动频率加快，群情激动导致越轨行为，感染与模仿使不满情绪迅速传播、扩散，为酿成流血事件埋下伏笔。第二，导致社会阶层间的分裂与对抗。在冲突中参与者往往会形成一种相同的身份意识，产生一定的群体认同，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联盟，对此若不能正确引导与有效控制，势必造成社会动荡。第三，危害国家安全。无直接利益冲突因其非理性的利益表达方式，参与者往往意气用事，更有别有用心者伺机制造事端，极有可能在敌对势力的煽动下升级为有组织、有预谋的社会对抗甚至武力暴动，必然危及党的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第四，动摇党的执政基础。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最大危险就是动摇党的执政基础。以发泄内心不满、怀疑一切为特点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直接指向党执政的民意基础，有些人利用政府及其公务员的行政缺失煽动人们对党和国家的不满情绪，使党和政府在民众心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下降。如果任其发展，必然会瓦解党的执政基础。

三、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成为党和政府工作新的着力点

温家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政府对国内发生的多起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要高度重视，对此，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还要注意探究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包括处理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调解作用。

（一）透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利益诉求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利益关系为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中轴关系，利益差异所导致的无直接利益冲突具有客观性，无直接利益冲突根本源于利益冲突，或者是利益冲突的一种特定表现。例如：瓮安事件的导火线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其深层原因则是在当地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件屡屡发生；云南孟连事件表面上是警民冲突，实质上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社会安全突发事件。在现代社会，每个人既是市场主体又是利益主体，利益主体的差异性导致了利益诉求的多样性。

第一，贫富对立的“马太效应”。“马太效应”过度、恶性地运行表明两极分化：财富和资源在少数人手中高度集中促成强势群体；而越来越多的人则会成为贫困无助的弱势群体。邓小平曾指出：“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由于社会财富占有关系的两极分化，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无法因自己的贡献而获得相应财富，不能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必然会愤而抗争，以致激化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形成剧烈的社会冲突，破坏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正常秩序，以致削弱社会凝聚力和整合力，造成社会混乱和动荡，阻滞社会持续发展。

第二，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缺失。大量不公平、非正义现象不断滋生为社会冲突埋下种子。亚里士多德说，“内讧总是由要求‘平等’的愿望这一根苗生长起来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是产生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当它们超过了人们的心理预期和承受能力时，社会矛盾及其冲突就更容易产生。关于社会公平正义，温家宝说：如果说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那么，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必须看到，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民群众遭受了各类不公平与非正义的对待，由此心中产生了积怨。公平正义缺失会威胁到社会凝聚力：首先是机会不平等；其次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再次是司法不平等。各种不公正、不平等的社会现象的叠加增强了社会成员的不公平感，加剧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间的利益摩擦、隔阂，直至发生冲突，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阻力和障碍。

第三，转型期的价值混乱。价值冲突论认为，在同一社会中，具有不同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人们对于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价值评价标准、立场和态度，因而在采取某种措施、改变某一社会现象时会引起某些群体之间的冲突。马克斯·韦伯揭示现代人焦虑、困惑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崩离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的两种形式本应浑然一体，但在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的扩张使人们把不断获取金钱逐渐当成了惟一和最终目的，那些充满迷幻力和实践的思想从世界上消失，终极价值被忽视。传统世界观分裂成不同专业知识的各具特色的专家领域，作为专家而没有灵魂，耽于声色而缺少内心。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断裂使人类理性无法完整准确地把握客观世界和自我定位，传统价值观念式微，新价值理性无法满足人的内心追求，选择标准的多元化造就了各种价值观念的相互碰撞，并不可避免地给人们带来了思想混乱、道德迷失、生存困惑，导致一些人行为失范而产生无直接利益冲突。

第四，时代的心理扭曲。与社会转型同步，人们的精神世界遭遇到史无前例的冲击，同质性心理平衡被打破，富裕者滋生匮乏感，贫穷者产生被剥夺感，不健康社会心理有所蔓延，表现在特定人群中的行为多为情绪化冲动，其极端则是反人类、反人性的变态心理，有甚者把仇恨宣泄到无直接利益者身上，恶意制造轰动性效应以满足自我变态复仇的心理快感。当前社会弥漫着匿名心理、仇恨心理、盲从心理、失落心理、逆反心理等等非正常心理。非正常心理长期积累，一旦遇到适宜触发因素，就会通过过激行动试图引起关注，促成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瞬时爆发。

（二）大力强化党和政府在新形势下的凝聚功能

在新形势下，人民政府要注重发挥自身优势，引导各界正确认识社会矛盾，特别是引导广大群众通过民主讨论、协商的方法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达成价值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适时提出预案建立预防与应时处置机制，将矛盾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凝聚合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1 凝聚合力与强化民族自我认同。第一，积极强化价值认同。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取向趋于多元化，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加剧了无直接利益冲突，对此，人民政府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强化价值认同。价值多元化既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又存在一定的负面性，如果对其不加规约就会离散集体合力，从而导致多元价值不能共存。由此，政府一方面要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统领作用，引导、引领和规范不同价值观念，使之有序发展；另一方面要尊重多元价值之间的差异性，在尊重差异中寻求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性中增进思想共识，团结不同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和谐相处、共同前进。使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念和信心，通过座谈、寻访、问卷等形式促进社会个体对主导价值观的意识自觉，最大限度地达成价值共识。第二，积极强化政治认同。党和政府一是利用自身优势广泛联系和团结各方面人士，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等形式推动党和国家各项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二是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社会问题，体察民情，搜集信息，拓宽政治沟通和利益表达路径，运用提案、视察、评议等形式反映社情民意，积极为关系到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问题建言、决策，增强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感。第三，积极强化文化认同。由于现代化是近几年来遍及全球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加速转型过程，因此人格形成的边际性最为突出，边际人现象是文化转型和多元文化冲突下的产物，在其人格心理的形成过程中，时刻面临着二元化乃至多元化交会时的“文化认同危机”。政府汇集了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专家，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方面具有优势。推进文化认同有利于各社会主体以更为理性、宽容的态度处理彼此的利益关系与意见分歧，避免使用暴力与冲突方式解决纷争。

2 建立预警与应时处置机制。预警机制是一种通过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引发事件的各种社会警源的变量进行监测、度量和评估，以及对事件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和特点进行分析研究，把握其发展变化的方向、轨迹和趋势，对将来可能出现的事件状况予以描述和预测，参照警情的限度和等级及时做出警报的机制，它包括事件的监测、预测、预报和预控，使各方面力量得以综合发挥。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以及加强应时处置机制是新形势下处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迫切需要，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何冲突包括无直接利益冲突在发生之前总会有一个引发、酝酿、变异、深化到最终爆发的过程，这一过程又总会有种种征兆并以各种形式显现出来。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了“无信心希望、无法纪意识、无精神信仰的‘失意群体’”，在他们中间，一些人因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情绪郁积到一定程度而缺乏疏导，极易走向极端，危害社会。政府组织要深入街道、居委会乃至个人了解社会成员的家庭和个人情况，了解他们的生活、就业、收入、困难、愿望等，排查情况，建立个人档案并实施动态跟踪与监测，及时发现可能出现的问题，特别是使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扶助制度化，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化解不满情绪并消解无直接利益冲突；定期不定期进行工作总结，提高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预警和科学监测能力，不失时机地向相关政府部门反馈危机信息以防患于未然。

篇5：防利益冲突总结

我校积极学习《关于建立健全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意见》，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提高领导干部思想意识，规范领导干部行为，着力打造廉洁干部队伍，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成立工作小组，加强组织领导

学校领导一直高度重视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应上级要求，我校成立以学校领导干部放置利益冲突工作小组，加强了组织领导。学校工作小组在结合我校实际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明确要求，扎实推进。

二、提高认识，建立档案

接到上级通知，我校领导高度重视，召开了领导干部行政会，传达意见精神，要求领导干部增强廉洁自律意识、牢固树立防止利益冲突观念。此外，我校应通知要求，下发家庭信息登记表采集干部职工的工作履历、兼职情况、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等情况，全面掌握并及时上报相关部门。

三、重视宣传、加大教育力度。

学校加强防止利益冲突规范教育。将教师职业道德建设贯穿于领导干部防利益冲突一系列教育过程中。同时学校要抓好防止利益冲突的先进典型教育和反面警示教育。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注意发现、培养在防止利益冲突方面的先进典型，并充分发挥他们的导向作用。利用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使学校领导干部增强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观念，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

四、健全制度，严格执行 应通知要求，我校结合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实验高中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关于利益公开、回避等都被纳入制度当中，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方面也做了严格的要求和规定。我校通过召开干部行政会，要求全体领导干部严格遵守执行防止利益冲突各项规章制度，并下发相关制度、文件材料，集体学习，提高认识。

五、积极稳妥有序推进。

学校领导小组在日常工作中注重加强与相关人员的沟通协调，及时与相关人员交流谈心，积极争取各方面支持。学校还注重做好廉洁从教工作的推进渗透，务求实效，不搞形式主义。同时学校正确处理开展活动与做好日常教学工作的关系，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六、发现问题，整改纠正

学校要求领导干部明确有关政策界限和纪律要求，进行自省自查，同时结合近期教职工反映的领导干部利益冲突问题进行排查。要针对有可能出现的问题研制订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坚决予以纠正，并积极引导领导干部落实整改措施。

我校的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时间短，制度不够健全、程序不严密导致防止利益冲突缺乏可操作性。由于工作的前瞻性不足，实际贯彻不够得力，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篇6：利益冲突回避制度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司法部令第122号）、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四川省律师协会制定的《四川省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的规定，为规范本所律师执业行为，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制定本制度。

二、本所严格执行利益冲突回避制度。本所成立律师执业利益冲突审查小组，组长由本所主任担任。审查小组的职责是负责审查本所代理的委托事项与本所其他委托事项的委托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

三、对于与本所已建立法律服务关系的当事人，本所建立当事人信息档案。本所在与当事人办理委托代理手续时，应当谨慎严格审查。承办律师在接受当事人委托之前，应当向本所行政办公室检索相关当事人的信息档案（包括咨询档案），查证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

四、本所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发现有下列利益冲突情形的，应当立即向本所主任或者审查小组报告：

（一）在同一刑事案件中，本所律师同时担任该案件中涉嫌共同犯罪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犯罪嫌疑人的律师或者被告人的辩护人。

（二）在同一刑事案件中，本所律师同时担任该案件中被害人的代理人、犯罪嫌疑人的律师或者被告人的辩护人。

（三）在同一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或者非诉讼法律事务中，本所律师同时为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担任代理人或者提供法律服务。

（四）与本所已建立法律服务关系的的两个或者数个当事人之间发生诉讼、仲裁类案件，本所律师同时担任两方以上当事人的代理人。

（五）本所律师在诉讼、仲裁类案件中与一方当事人依法解除委托代理关系后，又在该案件中接受对方当事人委托担任代理人。

（六）本所律师及其近亲属同委托事项有利益冲突，或者诉讼相对方的律师是本所其他律师的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

（七）本所律师在前一法律事务中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委托代理关系后，又接受与前任委托人具有利益冲突的相对方的委托，办理相同法律事务。

（八）担任法律顾问期间，为与顾问单位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

（九）依据律师执业经验能够判断的其他利益冲突情形。

五、律师在承办案件过程中发现有本制度第四条所列情形，应当予以回避。尚未接受委托的，不得建立委托代理关系；在接受委托后知道诉讼相对方或者利益冲突方已委聘本所其他律师的，应当协商解除一方的委托代理关系，协商不成的，应当与后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一方或者没有支付 律师费的一方解除委托代理关系，但双方委托人签发书面豁免函的除外。

六、律师在接受委托后知道诉讼相对方或者利益冲突方委聘的律师是自己或者本所其他律师的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当及时将这种关系明确告知委托人。委托人提出异议的，律师应当回避；但双方委托人签发书面豁免函的除外。

七、专业组负责人对本组律师承办案件是否存在利益冲突负有审查义务。在接受委托之前，应当进行利益冲突查证。只有在委托人之间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才可以建立委托代理关系。经查证，若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形，不得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但双方委托人签发书面豁免函的除外。

八、与顾问单位签订顾问合同时，应当在顾问合同中明示本所利益冲突回避制度，让顾问单位知晓利益冲突回避制度的基本原则及处理办法。

九、在执业活动中，如承办律师明知存在本制度第四条所列利益冲突情形而故意隐瞒事实并继续进行委托代理，致使委托人遭受损失的，除责令其承担赔偿责任外，视其情况予以记过处分，直至除名。

十、承办律师对因存在利益冲突而被审查小组要求解除委托代理关系有异议的，可向审查小组提出异议申请，由审查小组组长作出最终决定并书面告知承办律师。

十一、因存在利益冲突与委托人协商终止委托代理关系后，承办律师应当书面报告本所主任或者本所合伙人会议，本所根据承办律师已进行或者完 成的委托事项向委托人退还全部或者部分律师费。

篇7：防止利益冲突暂行规则

防止利益冲突暂行规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全市************机关工作人员廉洁从政行为，防止利益冲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及党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全市**工作实际，制定本暂行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所称************机关工作人员，简称**人员，是指**市************系统全体公务员。

承担公共管理或服务职能的其他工作人员参照适用。

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利益冲突，是指**人员在履行公务职责过程中，其私人利益与公职身份所代表或维护的公共利益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因其作为或不作为，直接或间接使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获取利益。

第四条 本规则所称利益，包括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

财产性利益，是指动产、不动产、有价证券等财物或期权、债权等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非财产性利益，是指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在政策制定、行政审批、执法裁量、人事管理等方面谋取的有形或无形的利益。

第五条 本规则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人员有下列亲属关系的人：

（一）夫妻关系；

（二）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

（三）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伯叔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

（四）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共同生活的继父母、继子女关系视为前款规定的特定关系人。

第六条本规则所称的私人利益，不仅包括**人员本人的利益，而且包括其特定关系人的利益。

第七条本规则所指的利益冲突包括以下类型：

（一）**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直接从利益相关者收取利益：

1．索取、接受或者以借为名占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财物；

2．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宴请以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

3．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

4．以集资、交易、委托理财等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

5．利用知悉或者掌握的与**职权有关的信息谋取利益；

6．其他利用职务之便直接获取利益的行为。

（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实现自己或特定关系人的私人利益：

1．处理涉及自己或特定关系人的公务；

2．具有特定亲属关系的人在同一单位或有特定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任职，有特定管理职权的**人员在成长地等特定地区任职；

3、允许、纵容特定关系人从事与本人职权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4．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

5．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谋取私利；

6．其他利用职务影响获取私人利益的行为。

（三）**人员具有双重身份，利用公共权力的影响，在公务过程中以公共角色的身份参与私人事务，为自己或特定关系人谋取私人利益：

1．违反规定兼职；

2．违反规定从事营利性活动；

3．违反规定退休或离职后从事与原任职务有关的营利性活动。

第八条防止利益冲突，坚持以下原则：

（一）公共利益优先。**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在履行************职能时，应当坚持公共利益优先，以公共利益为行为最高的衡量标准。要求其正确处理或限制可能对履行公务产生妨害的私人利益，自觉排除有碍公正履职的私人利益冲突影响，否则应当放弃参与有关公务的执行。

（二）透明与审慎。**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准则，做到公开透明，及时报告有可能损害公正履行公务的私人利益；**人员应审慎执行公务，在执行公务中的行为应受到严格的监督；在处理利益冲突过程时，其行为应当具有一致性和公开性。

（三）增强个人责任和表率作用。**人员要时刻牢记和履行自身的公共职务责任，时刻保持廉洁，随时作出表率，应当以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方式来处理利益冲突。**机关要以有效的防止利益冲突政策和行为来展示表率作用，不断增强**人员个人和************机关履行职权的公信力。

第九条 **人员禁止借行使行政审批、行政执法、市场监管、消费维权等职权，或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

不正当利益。

第十条**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涉及本人或特定关系人利益的应当回避，不得参加有关调查、讨论、审核、决定，也不得以任何方式施加影响。

第十一条有本规则第五条所列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人事、纪检监察、财务、审计工作。

市县两级**机关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在任命、选配各个职位、岗位**人员时应当考虑**人员亲属关系等因素并按有关规定进行适当回避。

第十二条**人员原则上不能在本人成长的街道、乡镇辖区任**所所长，原则上不能在本人成长的社区、行政村辖区担任片（段）长。

市县两级**机关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在任命、选配各个职位、岗位**人员时应当考虑**人员的成长地等因素并按有关规定进行适当回避。

第十三条**人员禁止允许、纵容特定关系人从事与本人职权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第十四条 **人员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

（一）不准要求或者指使提拔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

（二）不准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默许、纵容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

（三）不准默许、纵容、授意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

他亲属以本人名义谋取私利；

（四）不准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及特定关系人从事经商、办企业等营利性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第十五条**人员禁止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谋取私利。

（一）不准干预和插手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兼并、破产、产权交易、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资产转让、重大项目投资以及其他重大经济活动等事项；

（二）不准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向相关部门及其人员以暗示、授意、打招呼、批条子、指定、强令等方式，干预和插手各类行政审批、行政执法行为，影响市场经济活动正常开展或者干扰正常监管、执法活动。

第十六条 **人员禁止违反规定兼职或从事营利性活动。

**人员退休或离职后在规定的期限内禁止从事与在职时职权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第十七条新进入**系统公务员队伍的人员，原从事其他职业或从事有关营利性活动的，在入职前应当辞去原职业或以转让、停业等适当方式停止有关营利性活动。

第十八条**人员应当根据相关规定要求的对象和内容如实申报个人有关利益事项。

第十九条**人员违反本规则有关规定的，根据干部管理权限依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或者调整工作岗位等处理，构成违纪的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条各级**领导干部应带头自觉遵守本规则，并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抓好职责范围内的防止利益冲突工作。对放任、包庇、纵容下属人员违反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按照有关规定实施责任追究。

第二十一条 市局党组组织领导本规则的实施。市局纪检监察部门、人事教育部门按职责分工抓好本规则的贯彻落实和监督检查。

各县级**局党组负责本规则在本单位的贯彻落实工作。第二十二条本规则由市局纪检监察部门、人事教育部门负责解释。

篇8：无利益冲突承诺函

法律的任务在于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利益, 或者说以最小限度的阻碍和浪费来尽可能满足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法律是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平衡器, 法律作为最权威和最后的利益平衡机制是以限制强者的权利弥补弱者的不足而置生于社会的。当弱势群体难以通过自己的力量来达到平衡, 凭他自身的资源和自身的力量不能有效地维护自制的利益时, 他只有寻求社会的帮助。社会帮助的主要途径就是制定和执行法律, 通过法律的力量来弥补弱势群体自身力量的不足, 达到利益的平衡。

法律对利益的调整机制具体表现为三种情况:表达利益要求、平衡利益冲突和重整利益格局。其中, 首要的是利益的表达和诉求[1]。我国当前利益诉求机制的低效和失灵使无直接利益冲突在“无奈”中泛化。追求利益是人类最一般、最基础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主体行为均受利益的驱动, 在不能有效协调的情况下, 各方之间的利益会相互博弈, 滋生出尖锐的矛盾。研究表明, 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反映到心理上就是心理冲突, 心理冲突反映到行动上就形成社会冲突。

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弱势群体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利益表达机制受阻背景下的利益表达非制度化的一种形式。无直接利益冲突一般界定为参与者对冲突的对象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但却作为冲突的内在持续动力而推动甚至主导了冲突过程的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实质是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利益需求上的碰撞, 而且这种碰撞明显带有集团对抗的色彩。虽然从表面上看,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直接关联, 但深究起来, 无直接利益冲突实际上是有直接利益冲突做基础的, 它源于终极意义上的利益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者“表达、发泄一种情绪”只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假象, 本质上还是要通过借机宣泄来追求一种与自己相关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无直接利益冲突强调的是冲突参与者的利益关系是否“直接”的问题, 而非利益“有无”的问题。

对于弱势群体来说, 由于其物质财富、政治影响力、社会声望、文化修养等资源的占有量很少, 利益表达和利益追逐能力很弱, 因而利益表达的相对成本更高。弱势群体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利益代言人而难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其利益较难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当不满情绪与利益受损积聚到一定程度时, 他们就会感到不堪重负而铤而走险, 采用极端化、非理性的手段直接同政府对抗, 采取体制外的方式强制性地进行利益表达。

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前提, 但是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共同进步。我国这些年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 贫富差别不仅没有改变, 反而表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而且, 这种状况并不会因经济发展而自然而然地得到改善。经济的发展可能会为强势的核心组织层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加强其边界的排斥能力。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财富、权力等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严重不公是引发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根本原因[3]。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现象的产生和蔓延是中国社会稳定的瓶颈。利益冲突由利益差距过大所致, 尤其当这种利益是由于社会不平等、不公正引起的时候, 更易引致利益冲突, 进而诱发社会冲突。

二、目标与替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变形

学者们普遍认为,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存在更多地源自于社会现实, 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至于来自何种社会根源,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一般是从公民维权意识增强、信任危机、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社会严重不公、官民关系质变、现行体制弊端等现实因素中挖掘其成因。归纳起来, 无直接利益冲突是主观和客观、历史和现实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并且往往会发生“目标替代”效应。

法律担负着运用国家权力来调整社会各群体利益的使命。中国的“法”字是三点水加一个去, 所蕴含的基本含义就是一碗水端平。社会的弱势成员更加需要法律来平衡他们的利益, 法律的真谛在于使社会弱势群体自身力量达不到的合法诉求能够通过法律来实现。所以, 当利益失衡而酿成冲突时, 国家机关作为唯一的法律制定和执行者, 就容易成为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发泄不满的终极对象和目标。当前我国的许多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 表面上看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但最终往往会发展演化到群众对党和政府公平协调利益关系的诉求上来。

从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主体来看, 多为官民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参与者多属拥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较少的弱势群体。冲突的对象往往是党政干部、警察、城管等政府公务人员或者是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4]。无直接利益冲突通常并不带有明确具体的目标, 从某种意义上说, 冲突本身就是目的和内容所在, 许多情形下是为了冲突而冲突, 极易引发冲突过程中的“目标替代”, 即大家攻击的目标超越了真正引起矛盾的个体对象, 将该个体对象所代表的集体或部门视为“元凶”。常见的情形就是, 当具体的政府公务人员在依法或违法执行公务时, 冲突开始产生。随着冲突的演进, 无直接利益者参与进来, 冲突由具体演变为抽象, 冲突双方也由个体冲突演变为官民冲突。

随着我国民主制度建设的推进, 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愿望也随之提高。在社会成员的心理、情绪、利益诉求得不到权力部门的有效关注, 而人们的民主意识、公平意识、利益意识、权利意识、参政议政意识已经明显增强的境况下, 极易形成群体性“另类维权”的过激反应[5]。潜在的无直接冲突者在面对某一问题和事件时, 怀疑一切政策举措, 不信任任何人, 动辄采取极端的、不宽容的、不妥协的心态和处理方式。久而久之, 这种心态会不断的蔓延, 并演化为一种处理问题的模式, 甚至演化成“崇暴情结”, 即, 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主观上希望把事情闹大, 引起社会关注, 以使地方党委、政府迫于压力, 尽快解决问题。

三、权利与权力: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化解

(一) 保障权利, 畅通利益诉求渠道

发端于罗马法的法律权利是指社会主体享有的法律确认和保障的追求某种正当利益的行为自由。目前发生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 反映出我国在现实生活中,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度低, 参与的范围小、渠道单一, 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严重现实。为此, 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从根本制度建设上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利益诉求的渠道。人民作为国家权力的主人, 管理国家事务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但由于长期以来法制建设的不完善, 公民政治参与并未真正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中。要健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制度, 应有法律保障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时, 原则上要公开听取群众意见。

2.建立健全体制内的政治沟通和互动机制。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 利益表达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 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因此, 政府一定要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通过制度设计, 为公众的利益表达提供畅通的、合法的、制度化的政治表达和利益诉求渠道, 要使民众和政府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互动。这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进一步规范健全现有的政治沟通机制, 如信访制度、举报投诉制度、民意调查制度等。二是开辟新的政治沟通和利益表达途径, 如借助于网络和媒体的沟通和互动系统。

(二) 慎用权力, 保护公民合法利益

利益的多元化, 使得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不断的在进行着权力的博弈。任何一种权力都是受到利益支配的, 并且是为实现一定的利益而服务的。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源于人民, 服务人民。

1.慎用经济管理职权, 处理好公平与效率关系

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是无直接利益冲突产生的深层次根源。这就要求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 注重利益分配的公平性, 减少贫富分化。利益既有产生社会冲突也有促进社会整合的作用, 也就是说, 利益不平衡会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 反过来, 利益均衡则是解决冲突的治本之策。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 有效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 不断增进人民福利, 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此, 我们要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是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 使社会物质财富这块“蛋糕”做大;另一方面, 我们要严防经济发展仅仅惠益于社会少数人, 应让全社会各个阶层皆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切实的利益, 也就是要将“蛋糕”分好。

2.慎用行政权,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建立高效、透明、责任、服务型政府, 改善政府的治理模式, 改进工作作风, 使执政党和政府树立起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形象, 大幅度提高群众对政府的心理认同度。这是获得群众与政府互信的重要基础。要对权力进行有效约束, 加快政治民主化、法治化进程, 强化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的监管, 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处力度, 对那些以身试法、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腐败分子, 一定要严厉打击、决不手软。从而廓清吏治、规范公共权力、缓和官民矛盾、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提升政府的合法性与公信力。

3.慎用司法权, 保证司法公正、公开和公平

无直接利益冲突中的大多数人是出于一种义愤而参与事件的, 但情绪的义愤往往冲破法制的界限。现代公民意识意味着作为个体的公民, 在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利的同时, 也要承担由公民权利引发的责任与义务,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遵守法律, 以维护法制为己任。这种公民意识既是教育的结果, 同时也是在法制建设的实践中磨练出来的。对在无直接利益冲突中触犯法律者, 无论是官或民, 司法机关都应严格、公平地执法, 追求法的思维, 捍卫法的精神, 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统一, 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

摘要：法律的真谛在于使社会弱势群体自身力量达不到的合法诉求能够通过法律来实现。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弱势群体法定利益表达机制受阻背景下的“另类”彰显, 并易于因“目标替代”效应而演化成官民冲突。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需要从权利和权力角度双管齐下, 既要建立健全政治沟通和互动机制, 畅通民众权利诉求渠道, 也要慎用权力, 处理好公平与效率关系, 依法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

关键词：无直接利益冲突,利益,目标替代,权利,权力

参考文献

[1]张文显.马克思主义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顾绍梅.我国“无直接利益冲突”成因研究综述[J].兰州学刊, 2007, (11) .

[4]郝宇青.当前中国“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特征[J].探索与争鸣, 2007,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