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精选9篇）

篇1：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下面一起来看看具体内容：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审理民事案件，保障和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民事审判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一、当事人举证

第一条 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

第二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

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第四条 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

(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

(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四)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五)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七)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有关法律对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 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第六条 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第七条 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第八条 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分关系的案件除外。

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

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第九条 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一)众所周知的事实;

(二)自然规律及定理;

(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十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第十一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第十二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文说明资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

第十三条 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

第十四条 当事人应当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逐一分类编号，对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作简要说明，签名盖章，注明提交日期，并依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注明证据的名称、份数和页数以及收到的时间，由经办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二、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

第十五条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

(一)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

(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

第十六条 除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

第十七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

(一)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

(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

(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

第十八条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的内容、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

第十九条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

篇2：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仅有12条，而这个证据规定却有83条，极大丰富了民事审判的证据规则。《民事证据规定》从4月1日起施行，至今已一年多了。从一年来的司法实践看，其在指导当事人及时正确举证和促进法官准确合理认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该规定确立了许多全新的证据制度，而传统的法律思维、诉讼模式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加上规定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限，在实施中遇到了若干问题，急待探讨和完善。

一、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一)举证责任分配方面

关于举证责任分配，《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四条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八种情形，即：“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四)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五)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七)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有关法律对侵权诉讼诉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比《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四条列举的五项，增加了三项。《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对疑难的合同纠纷，劳动争议纠纷也作出了举证责任分配。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第六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上述这些规定，在指导法官正确分配举证责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于：对具体案件中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除《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对举证责任分配已有明确规定以及当事人对事实的自认和事实免证外，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的.规定执行。然而，该规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差，增加了法官贯彻执行的难度。为了弥补缺陷，《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这一规定赋予了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的的自由裁量权(或可称举证责任的分配权)，在民事诉讼中，哪些层级的人民法院拥有举证责任分配权，应当于何时作出分配，能否作出举证责任倒置的决定，采用什么方式进行等没有进一步作出规定。

(二)举证期限方面

过去，当事人往往利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庭前不提供证据，在庭审中搞突然袭击，或者在一审时不提供证据，在二审或再审中才提出证据，以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这种情况，严重干扰了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导致人民法院大量重复劳动，浪费了有限的审判资源，妨碍审判效率的提高。《民事诉讼法》采取“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当事人在人民法院审理的各个阶段均可提出证据。而《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确定了“举证期限制度”：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确定或由人民法院指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的，

篇3：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关键词：诉法,证据规定,证据,不足分析,种类

在2013年1月1日起开始, 新的《民事诉讼法》开始全面进行实施, 本文笔者就, 新民法中关于证据内容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 具体内容均作出相关论述, 内容均报告如下。

一、新《民事诉讼法》中证据内容改进对优势分析

(一) 开设电子数据类证据

新《民事诉讼法》中, 把电子数据列为证据八种类型的内容之一, 也间接的成为了修改证据内容中最具特色的。将原有的证据种类进一步丰富, 直接完善了法律体系, 同时打破了法律条文、司法实践二者不相连接的情况, 法官进行案件审理的过程中能够依法认定电子证据, 无需存在理论界以及实务界的指责疑虑。所谓电子数据, 与常规认识的电子证据一致, 其产生与网络技术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终成为新型证据种类。电子证据, 即以电子为表现, 可以被认定为证据进而使用的证据统称。具体分析电子证据的表现形式, 其种类繁多。例如电子邮件-E-mail;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资金划拨-EFT;电子聊天记录-E-chat;电子公告牌记录-BBS等等[1]。以上形式均成为日常常见形式。近年来对于电子证据一直存在争论, 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则为其定位情况, 定位的主要内容包含归属书证、物证、资料以及最终的鉴定结论、最新的证据, 即为以上内容的综合体。在2013年所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中, 已将电子数据列入法条内。回望老旧的立法规定, 就证据种类存在着一定的限制性列举, 所以其覆盖范围相对薄弱, 新法规中的电子证据以及审判笔录等均未入法, 最终直接导致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现实情况的影响, 所以无奈进行妥协处理, 将其列入证据。很显然, 此类工作对实施, 不但影响到了实践操作, 还限制了法律权威的维护。为了规避此类情况的发生, 新的诉讼法中加入新的证据种类-电子证据, 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而综合以上问题研究, 电子数据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 将其融入、实践于2013年的诉讼法中, 其功能意义值得肯定。

(二) “鉴定结论”变“鉴定意见”分析

总结诉讼法意义, 其为鉴定人以证据材料为依据而总结出的一个结论, 此结论更具科学合理性, 具有证据的价值, 而诉讼法的出现, 无疑最大程度上扭转了由于法官判断能力失误而引发的不良问题。2013年1月1日之前使用的民事诉讼法, 其明确限制了鉴定结论的证据种类。主流学者对鉴定结论进行剖析, 明确指出所谓鉴定结论就是鉴定人自身借助专门知识结合相关案件, 所进行的专门分析, 主要针对案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最终提出结论[2]。就目前为止, 鉴定结论在我国的证据体系中有着较强的证明力。在实践的过程中, 多数法官均将鉴定结论作为最为科学的证据。法院受到当事人的委托, 进行若干问题的鉴定, 法官受到既往工作经验的影响, 所以常常习惯性的将鉴定结论看定为整个案件的事实根据。而出现直接证据无法进行准确性判断的情况时, 一旦条件许可, 法官更加倾向鉴定结论, 以此来进行证据真伪对判断工作。在2013年所颁布的诉讼法中, 将鉴定中的结论更改为意见, 此举对目的是为了打破法官鉴定工作中的既定模式, 避免出现鉴定结论误区。从表述上来看, 意见与结论不同, 二者在含义上也存在明显的不同。所谓意见, 为个体主观上所产生的看法, 而旁人可对此意见提出异议, 如果能够保证自身讨论证据的充足性, 完全可以将之推翻。所谓结论, 为主体依据特定的材料、经验, 而对事物产生的最终看法, 几乎不允许他人提出任何异议, 所以与意见相比, 结论带有明显的总结性意味。由此来看, 过去民诉法中将鉴定人所得出的结果判定为最终的鉴定结论, 将会直接为相关人员造成误解, 最终产生鉴定结论权威性、不允许打破的错误意识, 所以其科学性有待强化。而鉴定意见的产生, 允许当事人提出异议和自己的观点, 最终将原来持有的观点直接推翻。所以, “鉴定意见”这个称呼更符合鉴定结果的科学性以及证据的内在属性, 2013年《民事诉讼法》中“结论”改为“意见”, 确保了证据体系的和谐, 对于现代法治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三) 证据须经“法定程序”查证

过去民事诉讼法中对于证据的规定有其自身的定义, 即查证属实, 方可成为事实根据。而新的《民事诉讼法》中, 对于证据提出了新的定义, 即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方可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很显然新的诉讼法中, 在原有证据定义的基础上加入法定程序等相关字样。而此举的实施, 直接避免了法官不经当事人质证而依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作为认定事实依据的做法, 强化了证据的证明作用[3]。解析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 法院于两种条件下方可进行证据的收集工作。其一:依职权查证。所谓依职权查证, 是指经过相关事实根据, 判定所属案件与国家、社会公共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所以法官应依职权收集相关证据。其二:依申请查证。依申请查证能改有效缓解当事人在进行证据收集时所产生的压力, 不但能够确保当事人双方的平等权益, 还保证了程序正义。显然, 一旦法官直接利用未经相关当事人认可的事实, 增加了诉讼突袭的发生几率, 还违背了程序正义的相关准则。

二、新《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定的薄弱问题分析

(一) 当事人陈述证据地位较弱

当事人陈述, 国内学者已经形成较为统一的看法, 将其判定为当事人根据对于案情的了解而向法院做出的说明[4]。当事人, 作为卷入民事纠纷中的主体, 对于案件有其自身的认识和理解。法官在进行实际工作的过程中, 常常需要借助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来对整个案件进行更为全面系统的了解, 所以当事人成为法官的主要信息源[5]。由此来看, 将当事人的合理陈述作为证据并不违背科学, 但是当事人陈述的证明力、所属地位还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所以当事人陈述仅可作为补充性证据, 无法成为优先性证据。但是在2013年新《民事诉讼法》中确定当事人陈述的优先性证据, 有其自身存在的不足。

(二) 证据分类前瞻性不足

民事诉讼有其自身所属法系, 包含两种诉讼, 即事实出发型诉讼、法规出发型诉讼。在我国, 民事诉讼为法规出发型诉讼。法官在民事诉讼工作中, 严格执行“三段论”的逻辑进行民事纠纷的处理工作, 要求法律必须具备前瞻性标准。就目前为止, 证据的分类长期存在前瞻性不足的情况。虽然在新的《民事诉讼法》中已经进一步的完善了证据的分类以及体系, 其进步意义值得肯定。但是, 新证据种类将源源不断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像现今电子证据的出现是一样的。虽然, 立法机关能够借助修改法律确保新证据种类更好的运用, 但是新型证据种类的出现至今为止还存在性质、价值的模糊性, 直接影响到案件事实的调查工作。如果不进行修正, 将直接造成当事人双方的不满, 对民事诉讼法的权威性以及社会公平性造成不良影响。要解决这个难题, 必须重新构建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体系, 以增强法律在这方面的前瞻性, 使以后每个时期以新形式出现的证据都能够被归入现行的证据体系。新《民事诉讼法》在这个方面的表现还不够完美, 其只是机械地增加了电子数据这类证据, 解决了燃眉之急, 却没有对以后可能出现的新的证据种类作预见性规定。如何使民事证据的相关规定更加科学、更能跟得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仍然是立法机关今后的努力方向。

三、结语

综上所述, 新诉讼法的实施无疑成功推进现代法治社会的进步发展, 但是具体分析其仍旧存在自身的薄弱与不足。所以, 为了确保民事工作能够科学合理的展开, 就需要立法机关不断加以努力。

参考文献

[1]邵军.论电子证据在我国的适用[J].政治与法律, 2005, 12 (2) .

[2]江伟, 孙邦清.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15 (16) :7.

[3]赖臣.论陷阱证据的证据能力[J].西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2, 22 (6) .

[4]江伟.民事诉讼法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265-266.

[5]王亚新, 陈杭平.论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J].政法论坛, 2006, 18 (6) .

篇4：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关键词：测谎结论；证据能力；补强适用

一、测谎结论的证据能力

随着测谎技术的发展，测谎手段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运用，早在九十年代初，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率先把测谎运用于经济和民事等各类案件的审判活动中。测谎结论是指，由专门的技术人员（测谎员）按照一定的程序步骤，运用专门的测谎仪器设备记录被测对象在回答所设置的问题时某些生理参量的变化并加以分析判断，作出被测对象是否说谎的结论。[1]测谎结论是否能够作为证据使用目前在我国相关法律中没有规定，测谎结论是否具有证据资格值得探讨。测谎结论在证据法角度的定位，大致有三种不同观点：

肯定说认为，测谎结论具有证据能力，可以直接证明案件的事实情况。有学者认为，测谎活动是一种技术性侦查手段，测谎结论作为测试人员运用其知识和技能所作的判断结论，应当认为具有证据能力，在证据种类中，应当属鉴定结论。[2]

否定说认为，测谎技术尚不够成熟，对测谎结论的可靠性存在质疑。在刑事诉讼中，测谎结论的得出可能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出现。测谎结论并不能完全准确的反映被测试人的心理状态，被测谎人的无知或者恐慌会影响结论的准确性。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测谎结论可以在诉讼中采用为证据，但是属于“有限采用”，即只能用来审查言词证据的真实可靠性，不能直接用来证明案件事实。具体来说，测谎结论只能用来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以及证人的陈述是否真实可靠，不能直接用来证明刑事被告人是否有罪，或者民事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应否承担责任。[3]

笔者认为，在民事诉讼中，测谎结论具有证据地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从证据的属性角度，测谎结论具有客观性、关联性与合法性。第一，测谎结论具有客观性。测谎原理的核心在于“心理刺激与生理反应的对应伴生关系”，即只要有某种心理刺激就会有相应的生理反应出现。人在故意提供谎言时的心理活动当然会有一定的生理反应，并表现出一些生理征象和生理参数变化。而生理学原理告诉我们：呼吸、血压、脉搏、皮肤电阻等生理变化都是受人的植物神经系统控制的，是人的主观意志不能控制的。[4]第二，测谎结论具有关联性。被测谎人一般为案件当事人，通过测谎得出的结论是案件待证事实的实际情况。第三，测谎结论具有合法性。张卫平教授认为：“从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对测谎结论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并没有禁止性规定，因此从法律规定来看没有障碍。”[5]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测谎结论作出禁止性规定，其在民事诉讼运用中的前提是当事人双方自愿，因此测谎结论具有合法性。

二、测谎结论运用规范的完善

测谎结论的真实性根据目前测谎技术水平是可以达到较高数值的，其结果也表明测谎结论的准确率在90%以上，但是仍然存在有被错误认定的可能性。在民事诉讼实践中，测谎结论准确率是有待于法律规定或者根据不同案件进行界定的，目前关于测谎结论运用程序并无规范，会影响到对其作为证据所产生的证明力大小。

1.规定测谎人员资格

测谎人员是测谎仪器的实际操作者也是测谎结论作出的主体，对测谎人员资格的规定是保证测谎结论客观真实的关键。美国对测谎员的要求甚高，美国测谎协会对正式测谎会员的资格要求是：①取得学士学位；②在测谎协会认可的测谎学校中经过七周以上的正规训练，成绩合格，实习六个月以上，取得证书；③在正式测谎员指导下实际从事测谎200次；④道德高尚，不因被测谎人种族、地域、政治信仰、财产不同而产生偏见。[6]我国测谎技术应用较晚，在实际办案中的经验有限，对于我国测谎人员的资格要求不能与美国要求的相同，应当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标准。测谎人员需要通过资格考试取得证书后，经过一段时间实习，从事相关测谎工作。测谎人员应当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不能进行主观臆断，诱导被测谎人作出陈述。运用法治思维设立相关问题，保证测谎结论的逻辑性与准确性。

2.规范测谎适用程序

测谎技术的运用必须收到程序的规范，以保证得出的测谎结论的准确性。首先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同意使用或申请使用，是测谎结论可能被采纳的前提。原因一方面在于民事诉讼的自愿性，另一方面在于测谎结论的得出需要被测试人的配合，反映真实心理，才能保证测谎结论的科学可靠。其次，制定严格的测谎程序，要求测谎人员按照程序规定进行测谎。同时应当注意特殊人群适用的特殊性，确定被测试人是否是患有精神病、心脏病、窦性心律不齐等，可能影响测谎结论准确性的个人情况。最后，应当注意测谎结论文书的表达与格式。测谎结论是利用测谎技术和凭借专门知识，对被测人是否作案人进行测试后得出的书面结论。测谎结论必须是明确的，包含提起测谎的理由、测谎的问题清单、测谎的基本程序、测谎人的签名确认、测谎人员签名、测谎结论的得出与论证等方面。

三、测谎结论的补强适用

测谎结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已走到立法的前面。由于测谎技术的特殊性，应当正确认识测谎结论，不能盲目夸大其作用，也不能完全依赖。测谎结论通过对法官的内心确信的加强，不仅可以在证据证明力相当的情况下，加固、印证现有某一证据的证明力，而且可以避免在适用证据优势规则时，可能形成的错信、错判。测谎技术的这种优越性就在于辅助法官形成最佳的内心确信，这恰是其他的辅助手段所难以达到的。[7]测谎结论是存在误差的，不可能达到完全准确，因此不能把测谎结论作为案件的唯一科学证据使用。测谎结论可为其他证据的发现提供线索或者补充，测谎结论的证明力还需有其他证据的补强证明，仅凭测谎结论是不能定案的。而且要区分案件的适用范围，测谎结论不能适用于全部民事案件，设有限制的案件则不能采用测谎结论。

总的来说，测谎技术的发展以及司法实践中的运用，需要立法对于测谎结论的证据地位进行规定，也要求对测谎结论的适用进行规范与限制，保证在民事诉讼中，测谎结论的客观真实，证明案件事实，保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4页.

[2]许志.《论测谎结论的证据法地位》.《社会法学家》，2007年第3期.

[3]何家弘.《測谎结论与证据的“有限采用规则”》.《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

[4]邹积超.《论测谎结论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中国司法鉴定》，2004年第3期.

[5]张卫平.《将测谎结论作证据应谨慎》.《人民法院报》，2007年5月17日.

[6]罗永红.《论测谎结论的证据价值》.《理论与改革》，2006年第1期.

[7]古豪莉.《测谎结论证据属性研究——一民事诉讼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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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

（一）众所周知的事实；

（二）自然规律及定理；

（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

（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根据这一规定，实际上是把载有人民法院已生效裁判确认事实的裁判文书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之一种来使用的，应属民事诉讼证据书证之列。应当看到，这一规定对维护法院的司法权威，避免审判人员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和重复劳动，降低案件当事人的诉讼成本都有一定的作用。但司法实践中，依据已生效的裁判文书所确认的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仍有不少问题值得研究，有必要区分不同情况进行处理。比如，在一方当事人对已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提出异议或法院在审核证据时认为已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与本庭认定的未决案件事实(以下称本案事实)有矛盾的情况下就更应该慎重对待，以防止如果已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确有错误时以之作为确认本案事实的依据可能出现一错皆错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既对当事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又有损于法律的尊严。

一、对以已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作为认定本案事实依据的局限性之认识

审判实践中，以已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作为本案事实依据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是时间性上的局限性

已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事实与本案的法律事实之间有时间上差异。而每一法律事实的发生均有很强的时效性。有些“事实”尽管当事人对其有疑议，但因时过境迁，往往无法收集到必要的证据，对其进行证明，可能因此而丧失了举证的机会，对其合法权益造成一定的影响。再者,有些事实发生时受客观环境因素的制约,不可能完全被人们所认知,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渐显现出其本质,给人们造成认识上的差异。

其二，法官对法律事实认知程度上的差异

诚然，对案件事实认定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客观真实，因为客观事物不可能再现，所以，法官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所追求的不是绝对的客观真实而是相对的法律真实。这已成为现代诉讼证据学的经典理论，而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论证、推理、判断就是法官追求法律真实的过程。由于法官的专业知识、业务技能、个人素质、世界观、方法论等各方面的差异，必然存在着对法律真实认知上的差异，法官自由心证所形成的结果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

其三、案件其他证据与已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和本案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上存在差异

证据对此案事实与彼案事实的证明力因案情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千案千面，有的可能是决定作用（近因），有的可能是次要作用（间接力），不宜不加区别地予以认定。鉴于以上诸点差异，故笔者认为，在运用已生效裁判文书所确认的事实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的时候，法院应当对此事实进行全面地审查，找出其内在联系，根据其与本案的关联程度予以分析、认定，不宜简单地照搬照抄。既不能在案件事实清楚的情况下，对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一概予以支持，无谓地加重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负担，也不能在案件事实尚存疑点的情况下，对当事人的异议不予理睬，不加分析地对事实进行认定，影响对案件的正确裁量。

二、当事人一方对已生效裁判文书所确认的事实提出异议的，法庭应当对确认事实所依据的证据进行重新质证。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向法庭提出以已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来证实自己的主张或法院直接以上述已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作为本案定案的事实依据，如果对方当事人对此无异议，那么，提出主张的当事人可以免除举证责任，即“无须举证证明”，作为本案的待证事实就成为了已证事实,法庭在庭审中对有关证据可不再予以质证，可以以此“事实”直接作为本案的事实予以认定。但如果对方当事人对此“事实”提出异议甚或一并举出相反证据的，法庭就应当审查其异议是否成立,其所举的相反证据的证明效力是否足以推翻已被确认的事实,而不应置当事人的异议于不顾，不对相关证据进行综合审查、质证而直接对“事实”予以认定。

对一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法庭可以根据案情的需要要求主张权利方就此事实重新举证，按《规定》的要求重新确定举证范围和举证期限，并结合证据与证据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进行综合审查。而当法庭根据本案的证据对本案事实作出了与已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不一致认定时，当事人不愿再行举证的，如该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有直接影响，应明确告知其如不提供证据可能承担的不利后果，不能免除主张权利方的举证责任。

对一方当事人举出相反的证据对已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进行反证的，应当对其所举证据进行质证，找出证据与证据之间的矛盾冲突点，运用证据规则的规定和逻辑推理的方法进行综合判断。如果当事人所举证据足以推翻该“事实”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认定，依据《规定》和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对案件作出裁判。

三、本案裁判能否直接改变已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这实际上是本案裁判文书在发现已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确有错误时的表述问题。当事人对前案事实无异议的或虽有异议但未获法庭支持的，本案裁判文书的表述较为简单，实际上是把前案确认的事实作为证据加以采信就可以了。如果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已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已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确有错误的，其表述方法就应该采取另一种表述方式。一般情况下，案件事实认定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解决。如案件已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的，应先裁定终止原裁判的执行，所以已被提起再审的案件其效力已经终止，此不必论述。对虽发现错误但尚未提起再审的案件，不宜在本案裁判文书中直接对其进行论证、否定，以免在审判监督程序尚未启动的情况下，以本案事实否定了前案的事实，造成两份法律文书冲突的现象，有损法律的严肃性。

遇此情况，审判人员可以通过对当事人重新举证并对相关证据进行重新质证情况的表述，综合全案证据，结合案件实际情况作出对本案事实的认定，而无须先驳后立。

审判人员如发现已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应依法定程序报请本院院长提起再审。对其他法院的法律文书确有错误的也应实事求是地向其提出建议，以维护法律的尊严。

篇6：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三、“偷拍偷录”法律效力重新定位的深层意义和避规

此次新的司法解释对原来证据制度的突破就在于，原来偷拍偷录以是否经过对方同意作为条件，现在是以有无违反禁止性规定为条件。可以认为，这种调整正是出于对我国新闻媒介定位的相关法律责任调整。以往我国的新闻媒体作为党和国家的传声筒和代言人，为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而对不遵守纪律法律者进行批评，这不仅是它的权力，也是它的责任和义务，而今随着新闻媒介经济角色的加重和浓厚，其承担的不仅仅只是宣传功能，也要起到赢利的作用，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新闻媒介也如其他的法人一样逐渐形成自己的法律定位，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只把新闻媒介当作国家的某种权力组织，而应对其定位进行重新认识，如前所述，即不能将采访权视为国家权力而法无明确授权不得行使，而要将其视为新闻媒介的一项合法权利，只要法律不明文禁止就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偷拍偷录”能不能成为有效证据的关键是：这些资料的获取不能违反法律的一般禁止性规定、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但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得到的录音录像则具有合法性。结合隐性采访的定义我们可知，如今对“偷拍偷录”的能否作为证据的关键是它是否构成非法而不在于它的秘密性，若证据取得的方式合法，则证据效力应该被法庭充分考虑，而此前相关的司法解释，则无论来源是否合法，一律被否定。毕竟，新闻报道追求公开、知情，而偷拍偷录却是秘密进行，目的和手段间是个悖论，并且由于新闻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很大和其追求的公共利益原则性，因此，为了树立其诚信的社会形象。应当注意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应当限定在为公共利益而偷拍偷录，公共利益越重要，偷拍偷录越有理由，但即使是对公共性人物和公共事件的采访，所获取的涉及个人隐私的内容在报道时也要有所选择，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就没必要披露;二是记者不应当主动扮演新闻事件中的角色，不能从中立的观察者变为当事人，不应成为新闻事件的决定性力量并干涉事件的发展和进程，也不能伪装成具有公职权力的人物进行欺骗性采访，更不能故意引诱采访对象上当受骗违法犯罪，总之，记者的角色是一个观察者、记录者而非事件的制造者、当事人;三是偷拍偷录不得针对未成年人和国家安全机密;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条和四十二条分别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最低限度在画面中应遮其双眼。又如《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而知非法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四是新闻媒体要制定严格的操作规程，采访和报道都需经过媒体最高负责人的同意，并应当与有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这些避规是限制，更是保护，它与新规定中的“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和宪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它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一法制精神也是相符的。

篇7：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的，法官应告知当事人明确诉讼请求。

第二条 人民法院根据《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不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

第三条 举证期限届满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重新确定举证期限。重新确定的举证期限可少于30天。

（一）被告未在答辩期内提出答辩意见，而在答辩期届满后才提出答辩意见，原告据此要求补充举证的；

（二）被告在答辩期届满后提出新的答辩意见，原告针对被告新的答辩意见要求补充举证的；

（三）由于送达等原因，原告收到答辩状时已超过其举证期限，原告针对被告的答辩意见要求补充举证的；

（四）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未经庭前交换，一方当事人在开庭时针对对方提交的证据要求提交反驳证据的。

第四条 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后，当事人协商一致要求变更该举证期限的，人民法院可予认可，并根据当事人的约定，重新确定举证期限。

当事人约定的举证期限明显过长以致影响案件在审限内审结的，人民法院可责令当事人重新约定举证期限；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

第五条 人民法院应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的，该延长的期限适用于未提出申请的当事人。

第六条 被告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原定的举证期限失效。管辖权确定后，人民法院应依照《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重新确定举证期限。

第七条 需公告送达举证通知书的案件，当事人的举证期限从公告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第八条 人民法院在二审程序中指定的举证期限可少于30天。

第九条 原告撤诉后又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应重新确定举证期限，原告的举证不受前一诉讼举证期限的约束。

第十条 发回重审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不重新确定举证期限。当事人提供“新的证据”的，应当在法庭辩论结束前提出。但案件发回重审后需追加当事人的，应重新确定举证期限。第十一条 《规定》第四十一条中“新发现的证据”，包括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出现或新形成的证据；或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已经存在，但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知道其存在的证据。第十二条 一方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以属于“新的证据”为由，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对方当事人认为不属于“新的证据”的，一方当事人对其负证明责任。

第十三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仍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证据或申请鉴定。

（一）被告没有在答辩期内提出答辩，答辩期届满后才提出答辩意见，原告针对答辩意见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或申请鉴定的；

（二）被告在答辩期届满后提出新的答辩意见，原告针对新的答辩意见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或申请鉴定的；

（三）由于送达等原因，原告收到答辩状时已超过其举证期限，原告针对答辩意见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或申请鉴定的；

（四）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未经庭前交换，一方当事人在开庭时针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或申请鉴定的。

第十四条 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向非国家机关的证据保管人、持有人提取证据不能，符合《规定》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条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

第十五条 下列案件，可以不组织庭前证据交换：

（一）所有被告均下落不明、公告送达的案件； 

（二）证据材料不多的案件；

（三）被告答辩时认可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的案件；

（四）合议庭或独任法官认为不需要进行庭前证据交换的其他案件。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组织庭前证据交换，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采取以下不同方式：

（一）由人民法院主持证据交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记录在卷；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按照证据证明的内容分类记录在卷，并记载异议的理由；确定当事人的争议焦点；

（二）组织当事人相互直接交换证据；

（三）当事人营业所在地或住所地远离法院，交通不便，或因其他正当原因不能参加庭前证据交换的，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邮寄方式交换证据复印件；

（四）以当事人协商同意的其他方式进行证据交换。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主持庭前证据交换，应当在证据交换日3天前通知双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

第十八条 证据交换日应安排在最后一个举证期限届满日之后。

第十九条 证据交换日与举证期限届满日不一致的，以证据交换日为提交证据的最后日期。

第二十条 对于当事人提交的反驳证据，是否需要再次进行证据交换，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举证期限应通过当事人协商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方式重新确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可少于30天。当事人提出反诉的，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得少于30天。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作如下处理：

（一）一方当事人减少原有的诉讼请求，或者一方当事人增加、变更的诉讼请求依附于原有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许；

（二）一方当事人增加新的独立的诉讼请求，不属于《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不予审理，告知其可另行起诉；

（三）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反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审理，告知其可另行起诉。第二十三条 一方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 “新的证据”的，或虽不属于“新的证据”，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人民法院可以组织质证并予认证。但在必要共同诉讼中，对方当事人众多只有少数同意质证的，人民法院可不组织质证和认证。

第二十四条 一方当事人在庭审中以对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属“新的证据”为由不同意质证的，由不同意质证的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发表意见。庭后经评议认定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属于“新的证据”的，视为该证据已经过质证。

第二十五条 一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承认对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产生自认的效力：

（一）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而作出的承认；

（二）对与身份关系案件相关事实的承认； 

（三）当事人在诉讼中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基于妥协作出的承认；

（四）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项。

第二十六条 在普通共同诉讼X，共同诉讼的当事人一人或数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表示承认的，仅对作出承认的当事人产生自认效力。

篇8：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法律的私人实施是指私人依据法律规范开展的监督、追诉、裁判和制裁违法行为的活动。私人实施法律的方式有四种:(1)由私人对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其中包括收集、提供可供发现违法行为的信息,甚至包括依法对违法者采取临时性强制措施;(2)由私人将违法者诉诸包括但不限于法院或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在内的争议解决系统;(3)由私人对涉案行为是否违法作出裁决;(4)由私人对违法者进行制裁。

中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仅规定了一个条文,即第50条:“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显然,私人实施并没有得到立法者应有的重视。2012 年6 月1 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受垄断行为损害的民事主体有权向法院就该垄断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私人实施机制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个人可以直接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个人可以直接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这一进步解决了《反垄断法》对于原告资格规定过于模糊的这一难题。私人当事人是反垄断违法行为的受害者,按照“有损害必有救济途径”的原则,赋予受害者以诉权,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特别是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是违法后果的最终承受人,而反垄断执法机关往往着重于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而忽视对于他们损害的救济,这样的做法实际上背离了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赋予消费者以诉权是必要的,否则,他们的损害将无从救济。《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 条规定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两种基本类型,一是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而引起的诉讼,通常属于侵权之诉;二是因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而发生争议引起的诉讼,这种情况既可能是合同之诉,也可能是其他诉讼。根据该条的规定,在垄断民事诉讼中,只要原告有证据证明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或者因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而发生争议,均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垄断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另一方面,适当减轻了原告举证责任。据最高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介绍,自2008 年8 月1 日《反垄断法》实施至2011年年底,全国地方法院共受理垄断民事一审案件61 件,审结53 件。从原告胜诉率上看,原告在垄断纠纷案件中胜诉率较低,在审结案件中原告胜诉的案件较少。从反垄断民事诉讼实践来看,原告取证难、证明垄断行为难是原告败诉的最重要原因。如果不解决原告取证难和证明垄断行为难这个难题,垄断行为受害人的权益就难以得到有效维护,反垄断民事司法的职能和作用就难以有效发挥。

关于举证问题,《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为“谁主张,谁举证”。但考虑到对于垄断案件原告举证十分困难的现状,《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根据反垄断法、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及法律原则和精神,对于举证责任分配、免证事实、专家证据等问题作了解释和细化。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该司法解释区分不同的垄断行为类型,明确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例如对于公用企业以及具有独占经营资格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适当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对于明显具有严重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特定横向垄断协议,由被告对被诉垄断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责任,实行了举证责任倒置,免除了原告的举证责任。

虽然《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但仍有诸多地方需要完善。

一、引入“法院酌定诉讼费制度”,减轻原告诉讼风险

“法院酌定诉讼费”是德国《反限制竞争法》创设的一项制度。与德国法律的规定一致,中国法院规定的诉讼费用承担方式也是原告在起诉时,应当预先支付诉讼费用,如果胜诉,则可以由被告承担;如果败诉,原告将承担一切诉讼费用,在部分案件中还包括被告的律师费和证据调查费;如果没有完全胜诉,则诉讼费用按一定的比例分配。这种诉讼费用支付方式对于那些受限制竞争行为影响的小公司和私人而言,存在极大的风险,他们不得不担心一旦可能成为垄断受害人起诉的最大障碍。为了消除这种障碍,可借鉴德国的“法院酌定诉讼费制度”,即规定“如果受垄断行为影响的人能够证明目前的基于全部争议金额支付诉讼费用非常困难,法院有权根据其实际经济状况对诉讼费用进行调整,决定按部分争议金额支付法院的诉讼费用”。

二、引入“约束力规则”,减轻原告的举证负担

由于反垄断法诉讼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在某些案件中,比如秘密卡特尔案件中,由于取证和调查上的困难,垄断受害人往往无法独立进行。但公共机构凭借强大而广泛的公权力,揭露此类垄断违法行为就相对比较简单。为此,我们不妨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比如借鉴德国的“约束力规则”,建立私人利用公共机构已有成果的机制,无疑可以大大促进私人诉讼,同时有利于增强反垄断法的威慑效果。具体实践中,可规定“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执法机关在其决定中所认定的违法事实对于法院有约束力”。

三、引入集团诉讼制度,威慑违法垄断者

集团诉讼制度在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反垄断法中都有所规定。在美国,反托拉斯集体诉讼通常由律师作为代表提出,实践中暴露出很多问题,甚至成为律师追求高额律师费、损害消费者和其他购买者利益的工具。

在一些案件中,垄断受害人尽管享有法律上的赔偿请求权,但他们不会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因为个人诉讼成本太高,但是损害赔偿额太低,提起诉讼很不经济。但是如果采用集体诉讼,那么这种成本与效益的关系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此时,所有参与者一起分担诉讼成本,一起分担诉讼风险。尽管中国司法解释规定了法院可以合并审理,但这在本质上并非是集体诉讼制度,而只是法院为了节约司法资源的一种策略安排,因此很难有效威慑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集团诉讼可以达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大量的单个损害赔偿非常小的受害者可以通过集团诉讼获得赔偿,而其他方式则不可能实现;二是集团诉讼可以产生强有力的威慑效果,使垄断行为者提高警惕。

四、引入审前证据开示制度,增加原告胜诉机会

审前证据开示制度是美国反托拉斯诉讼中的一项制度。在反托拉斯诉讼中,原告要获得证明被告存在反托拉斯违法行为的证据非常困难。为了减轻原告的举证负担,增加胜诉机会,美国法律规定了审前证据开示制度。根据该制度,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另一方当事人提供文件资料。如果当事人拒绝提供或者销毁文件资料,将会因藐视法庭罪被判处最高五年的监禁。该制度的作用在于:一是鼓励受害人提起诉讼,二是减轻原告举证责任,增加胜诉机会。

摘要：“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通过实施获得现实的生命。2012年6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受垄断行为损害的民事主体有权向法院就该垄断行为提起民事诉讼”。虽然在立法机制方面,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有相应的规定,但在实施机制方面只是简单赋予了私人对损害赔偿起诉的权利,缺少对私人实施的详细设计,许多实体和程序性的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整理和细化。

篇9：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关键词]非法证据；反贪；规定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突破及局限

该规定包括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共15条，界定了非法证据的概念，明确了法律后果，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操作规程，包括程序的启动、法庭审查和调查、控方举证证明标准和责任、双方质证和辩论程序、法庭处理程序及补救程序6方面内容。

参照《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的条款，《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体系主要有四个突破：

一是明确非法证据的概念和范围，在《刑事诉讼法》基础上，首次确定非法证据这一概念，②并单列一款对非法言词证据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二是区分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后果。其一，绝对排除，不得作为定案根据。针对实体性违法的言词证据；其二，相对排除，允许补正、说明和完善。针对第14条的物证、书证及因操作性违法或不当而导致的瑕疵证据，如单人取证，遗漏讯问人员签名等；三是明确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和标准，并规定说明材料必须有讯问人员签名，将责任具体到个体。四是首次规定有条件的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制度。③

但该规定仍然存在3个不足：

1.个别条款与现行刑事诉讼立法冲突。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规定的用词是“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与现行立法不同，④对此该做概括型理解还是详尽列举型理解？此外，出庭时讯问人员的身份也与刑事诉讼法存在不同程度的冲突，这些都给实务操作带来适用困难。

2.某些规定过于笼统模糊，缺乏应有的细化和解释。如第1条的 “暴力”、“威胁”，第14条的“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还有非法手段派生证据的效力等。这些实务部门都无法自行设定判断标准，规定对此又采取了回避态度，缺乏客观标准，非常不利于实际操作。

3.缺乏配套法律制度支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要一系列完整的司法制度作基础。如讯问人员出庭作证，作为英美法系的典型制度，其背后是抗辩制的庭审模式，传闻证据规则，交叉询问规则，免证规则和法官自由心证等一系列配套体系。而本次规定更多是对有关原则和精神的更新和确认，没有规定配套性的制度，超越了现阶段的司法实践能力，势必影响到规定的落实，损害其权威性。

二、《非法证据规定》给反贪工作带来的影响

笔者认为，《非法证据规定》给反贪工作的冲击和影响主要体现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方面。⑤从这点引申出去，实务中需要研究探讨三个问题：

（一）如何界定“非法”

根据《两个规定》和现行刑事诉讼法体系，可将“非法”理解为“暴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手段”。⑥然后由于立法对这些“非法”手段的规定过于抽象，又缺乏先决案例参考，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困惑和争议的空间。

对于“暴力”，一般没有异议，本市反贪办案中也不存在，但如何理解“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办案中我们经常告诫对象“不要把你家里人牵扯进来”；利用“囚徒博弈”心理，在对象同案犯尚未交待的情况下，明示或暗示对象，让其产生再不交代就要吃亏的感觉；诱导性地发问“你收了多少钱我们都知道，现在让你说，是看你的态度”等等。诸如此类，这就引出这个问题：如何界定和理解“非法”与所谓侦查谋略、办案技巧？侦查谋略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具体而言：

1.威胁方法。所谓威胁，指以损害被讯人某种权益相恫吓，迫使被讯人按讯问人员的要求提供情况。威胁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震慑或威慑，如利用司法机关的庄严性和刑法的惩罚性后果对犯罪嫌疑人造成心理的冲击。

笔者认为，适度的威胁不宜一概而论，全盘排除，适用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禁止暴力性质的威胁。包括暴力威胁性的语言，如“不交代有你好看”，和暴力性的心理暗示。如展示手铐、警棍等器械、工具。二是禁止以与案件无关亲友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作为筹码进行威胁或精神压迫。除非亲友涉嫌共犯，或因银行账户、房产、车辆登记等原因与案件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当然仍可从亲情出发，提醒、感化嫌疑人。三是禁止用明显夸大的法律后果进行威胁。如对羁押场所或强制措施、刑罚后果进行夸大的描述，渲染恐怖气氛，进行恫吓和精神折磨。

2.欺骗方法。所谓欺骗是指为了达到目的，以虚构事实迷惑被讯人，使其感知和思维产生错误判断。在实践中，审讯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故布疑阵、制造“囚徒博弈”等方式进行审讯是比较常见的谋略。那该如何区分这些谋略与欺骗的界限？

笔者认为，任何策略或者谋略都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欺骗性，关键是看审讯人员是否掌握了初步的证据或线索。如果有，则是利用谋略和技巧的“示证促供”；如果没有，则属于欺骗。一般而言，讯问人员只掌握一部分犯罪线索，审讯时通过信息不对称，促使对象交待其他犯罪事实，或窝案串案地突破进入僵持阶段，所谓只差“一口气”时，以分化瓦解方法使一方相信同案犯已交待，从而促使其交待，这些都不应视为欺骗。而伪造证据，如虚构供述、交代和证人证言等，制作虚假笔录后出示给对方，则属于欺骗。

3.引诱方法。所谓引诱，是指为达到审讯目的，利用趋利避害心理进行利益引诱或使用诱导性发问。实践中较常见的有：以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认定自首、从轻判处等筹码进行“交易”，在发问中预先设定陷阱和圈套来诱使对方根据己方需要作答。如何区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美国通过有关判例确定了两个原则：一是手段不能恶劣到使法院和社会公众感到“良心愤慨”；二是不能使人为不实自白和虚假供述，上述原则值得借鉴。

笔者认为，在审讯中应当注意下列几点：一是诚信适度原则，讯问人员应遵守承诺，且不得做出无法承诺和实现的利益引诱。比如给予的利益引诱明显违反现行法律规定或超出职权范围；二是不得指供。如诱使对方按照审讯人员描述或要求的细节进行回答，使其做出与自己掌握情况不完全相符或虚假的陈述。

（二）同步录音录像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7条规定，法庭对被告人供述合法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提供同步录音录像或其他证据。相信同步录音录像将逐渐成为焦点，因此有必要对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1.同步录音录像的性质。自侦部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讯问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依据是《关于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刑事诉讼法》未对此规定。因此实践中仅将其视作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工具，并不将其视为证据。而此次《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7条规定今后的庭审中同步录音录像在法庭认为需要时应当交由法庭审查。同时综合《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18条，⑦可以认为，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已经具备了证据地位。

2.同步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的效力比较。同步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都是讯问过程的客观反映，但两者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如何看待两者效力？笔者认为，讯问笔录是以审讯人员主导的，以法律为视角的，对审讯内容的归纳和浓缩。笔录是讯问过程的承载和精华，并不是讯问实录，当两者不一致时，优先采信讯问笔录，除非录音录像反映笔录的内容经由非法手段获取。理由如下：一是录音录像资料的附属性。根据《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18条，录音录像附属于讯问笔录被审查；二是录音录像的天然缺陷。录音录像是讯问全过程的机械反映，长达数小时，且因侦查人员的讯问策略或犯罪嫌疑人心理反复等导致构罪关键信息分散、模糊，不具有讯问笔录的精炼性、条理性和法律逻辑性；三是讯问笔录需经犯罪嫌疑人本人阅读、修改、签名捺印，而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在封存光盘时既无法回看讯问全程，也无从对此修改或提出异议，因此高科技条件下，录音录像较之笔录更容易被伪造、剪辑。

3.使用录音录像值得注意的问题。现行法律只对同步录音录像做了原则性规定，未涉及操作性规定，实践中也没有经验。笔者认为目前需要重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尽快出台实施细则，对使用录音录像资料的批准主体以及保管、复制、移送等做出详尽规定。录音录像资料在侦查、批捕、起诉、审判等环节都要进行流转，涉及人员多，所以应当严格保密及防范措施，防止随意复制、篡改和遗失。二是审查主体、方式和标准；三是确保侦查机密不被泄露。讯问常会涉及与不宜公开的侦查机密，如犯罪嫌疑人的检举、揭发，特殊侦查措施等。公诉部门使用录音录像时，应事先征求侦查机关意见，必要时通过技术处理消除有关内容的声音，只保留图像。

（三）讯问人员出庭作证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7条规定了有条件的讯问人员出庭制度，这也是首次明确讯问人员应当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国际惯例，在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提高刑事侦查水平等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该规定过于笼统，我国刑事司法体系又缺乏必要的配套制度，给办案带来了一些问题，具体而言：

1.讯问人员出庭作证的诉讼角色。明确讯问人员的身份非常重要，因为这关系其是否应当接受控辩双方询问和法庭质证。我国刑事诉讼关系各方包括法院，控辩双方，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其他诉讼参与人，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应归于证人一类，这也是英美法系的通行规定。然而《刑事诉讼法》第28条又对侦查人员的证人身份持否定态度。讯问人员究竟以何种身份参与诉讼？笔者认为，讯问人员只有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在法庭上接受双方询问和质证，才能有效证明有关笔录的合法性，体现立法本意。但和英美法系不同，讯问人员并非作为控方证人出庭对犯罪事实作证，而只是程序性作证。所谓程序性作证是指侦查人员就自己在侦查过程中所知道的程序性事实进行证明。⑧具体而言，讯问人员在辩护方对讯问行为的程序合法性提出异议，并导致法官产生合理怀疑的情况下， 就程序性的事实出庭作证，并接受法官和辩护方的质证，以证明其讯问笔录的合法性。“这里的质证活动实质上具有对讯问行为的程序性进行司法审查的性质，属于事后司法审查”。⑨

2.讯问人员出庭作证的前提。考虑到我国司法现状，为保证庭审的严肃性和效率性，对讯问人员的出庭作证应当限定条件，即有“必要性”，《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7条也体现了这点。具体理解“必要性”，结合英美法系对警察免证权的规定，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辩方提出证据否定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且已使法庭产生“合理怀疑”；二是控方在穷尽其他证据后，仍不足以证明讯问行为的合法性，由控方提出讯问人员出庭；三是讯问人员是否出庭由法庭最终判断决定。

[注释]

①近年来因非法取证而导致的佘祥林、杜培武、赵作海冤案使得社会公众要求提高法治水平、保障公民人权的呼声渐高。在此背景下，“两高三部”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② 《刑事诉讼法》只是在第43条原则性地禁止以刑讯逼供和威胁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

③事实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早已为刑事诉讼法体系所认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43 条：“公诉人对于搜查、勘验、检查等侦查活动中形成的笔录存在争议，需要负责侦查的人员以及搜查、勘验、检查等活动的见证人出庭陈述有关情况的，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其出庭。”但该规定中的侦查人员不包括讯问人员。

④《刑事诉讼法》第43条，《刑事诉讼法若干

问题解释》第61条均是“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

⑤近期全国均有关于法院在职务犯罪案件审理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报道，如中国法院网2010年8月19：《四川乐至县原交通局长涉贿受审称遭刑讯逼供》，辩护律师以“亲情逼供”、“寒冷逼供”等为名，向法院申请认定被告人庭前供述非法。这些实例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法和各国司法惯例只是明确禁止酷刑和其他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待遇，但并未排除适度的威胁、引诱及欺骗方法的运用。从这点看，我国规定甚至严于国际通行规定。

⑦《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18条：“对于上述内容，侦查机关随案移送有录音录像资料的，应当结合相关录音录像资料进行审查”。

⑧曾新华.论程序性作证——侦查人员作证的新解释.中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8.

⑨薛荣，杨晓燕.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理性思考.山西大学学报，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