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美的历程读后感（精选5篇）
篇1：李泽厚美的历程读后感
李泽厚美的历程读后感
李泽厚美的历程读后感
叶彬
《美的历程》这本书，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也是我求学时期最早接触的一本专业美学的书，直到现在我依然爱不释手。李泽厚先生用十几万字、十个章节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次从远古到明清的“美的历程”，让人印象深刻却又回味无穷。李泽厚先生用一些异常简洁明快而又高度凝练的原创概念阐释、铺陈、思辨了这次美的历程，虽然彰显出作者宽阔的视野、深厚的积累，但是在开始阅读这本书时，我是在并不深刻理解的情况之下，开始了这场匆匆的美学旅程。
追求美却是每个人的本性。但是，什么是美？美是如何产生的？美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中国美学的着眼点在哪里？等等，这些问题却是一直以来人们不能很好解释的。作者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在远古图腾、青铜器亦或者是诗歌、小说中都发现了美，而这些是普通人并不曾发现或没有注意的，这点给了读者们新的视野。
例如书中提到的的“青铜饕餮纹”书中说，青铜饕餮之所以美，不在于这些形象如何具有装饰风味，而在于这些怪异形象的雄健线条、深沉凸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想，配上了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极为成功地反映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那进入文明时代所必须的血与火的野蛮年代。这种种凶狠残暴的形象中，又仍然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从而使这种毫不掩饰的神秘狞厉，反而荡漾出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年气派的美丽。因此李泽厚说，这些饕餮尽管极力夸张狰狞可怖，但其中仍然存留着某种稚气甚至妩媚的东西，有一种原始的、天真的、拙朴的美。而近年战国中山王墓的大量铜器很标准，格外精巧，玉器也逐渐失去远古时代的象征意义，而更多成为玩赏的对象，或赋予了伦理的含义。那祭祀礼器，尽管也有龙有凤，却不能令人起任何崇高之感……
所以，在青铜饕餮的最后一个段落，李泽厚说：“当青铜艺术只能作为表现高度工艺水平的艺术作品时，实际便已到达它的终结之处。战国的青铜巧则巧矣，确乎可以眩人心目，但如果与前述那种狞厉之美的殷周器物一相比较，则力量之薄厚、气魄之大小，内容之深浅，审美价值之高下，就判然有别。十分清楚，人们更愿意欣赏那狞厉神秘的青铜饕餮的崇高美，它们毕竟是那个‘如火烈烈’的社会时代青神的美的体现。它们才是青铜艺术的真正典范。”
在令人感到乏味的诗词歌赋中，李泽厚先生也展示给了读者一幅属于诗词歌赋特有的美图。正如作者所说“汉代文艺反映了事功、行动，魏晋风度、北朝雕塑表现了精神、思辨，唐诗宋词、宋元山水展示了襟怀、意绪，而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所描绘的是世俗人情”，而我更感兴趣的就是明清文艺的世俗人情。“这是又一个广阔的对象世界，但已不是汉代艺术的自然征服，不是那古代蛮勇力量的凯旋，而完全是近代市井的生活散文，是一幅幅平淡无奇却五花八门、多姿多彩的社会风习图画。”
纵观《儒林外史》、《西厢记》、《红楼梦》、《聊斋志异》等等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令读者所能通俗易理解、感知的世俗生活。他们的所表现的是一些平淡无奇然而却比较真实和丰富的世俗的或幻想的故事。在《儒林外史》中，读者们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就能很好的理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儒生们的追求名利的世俗生活情况。《红楼梦》所描绘的是四大家族的兴盛衰亡，描绘的也是家族日常的生活，“刘姥姥三进大观园”就可以很好的表现了这一世俗生活的表现。而世俗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男女的爱情，正如《西厢记》，虽然在当时被列为禁书，但是其中贴合普通百姓的.爱情描写深深吸引了许多读者，许多人并不在意那所谓的“禁”，还是通过各种方式一读此书，连《红楼梦》中一直循规蹈矩的林黛玉都读过此书。可见，这种世俗生活的、所表现出来的“美”对广大读者的吸引力。
“这种书俗文学的审美效果显然与传统的诗词歌赋，有了性质上重大差异，艺术形式的美感逊色于生活内容的欣赏，高雅的趣味让位于世俗的真实”，这里没有高大的英雄形象，没有真正报复雄伟的主角，而是一些接近现实生活的故事，而这种接近现实生活的故事显示的是故事的合理性和真实，引人入胜。
《美的历程》还揭示了另一个与平时的教育不一样的视角。一般普遍认为，某一个诗人的风格特点是统一的，很少会对其诗歌、词分开单独研究其特点，但是，此书却提出了、分析了不同的观点，如韩愈，“同一个韩愈，与进攻性、煽动性、通俗性的韩文相并行的，倒恰好是孤僻的、冷峭的、艰涩的韩诗；尽管‘以文为诗’，但韩诗与韩文在美学风貌上是相反的。”()除了韩愈，文中还提到了柳宗元、韦应物等等的诗文，“经常是这两个方面的复杂的统一体”。这也给读者们不一样的视角，是相关研究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单独的研究这些诗人。
我认为，看这本书，需要很多的积累，对古代的文学、雕塑、音乐、建筑、生活都需要有一定的了解，不然就无法领略这本书的精妙所在，但是即使所知不多，只要读完这本书，也是一个知识储备大大丰富的过程。
篇2：李泽厚美的历程读后感
这本书很棒，很深刻，讲美学不单单是美学，其中还详细介绍了和描写对象相关的历史背景，使得我们能够知晓这一美学形式出现的来龙去脉，从而多多少少可以更为深刻地体悟这个形式美在何处，对后世而言，又有什么影响。
起初，我一直无法理解那些青铜礼器上面狞厉可怖的花纹有何美感可言，不懂那些远古时期的彩陶上那些简单到甚至有些粗糙的图案有什么审美价值。看了这本书，我大概有了一个答案:首先，那些彩陶、石器工具代表着人类对美初步感受。那些花纹一是一种古老的图腾崇拜以及原始社会的巫术礼仪(到后期尤甚)，二是由于开始觉醒的对美感的追求而作的装饰性图案(也许不是这么单纯)这些图案虽然粗糙，但是确是包含了诸多意味也许是山川河流，也许是某个巫术场景。这一切都凝结了他们炙热的情感与虔诚的信仰。
再说到骇人的某些青铜文饰，它们有些虽然狰狞、毫不掩饰的凶狠残暴，气派神秘，但细看之下确乎是有一些呆萌可爱，有着仿佛刚刚出生的美学的童稚气息。而且这样的美，正如作者所言:“恰恰只有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宗教观念淡薄，残酷凶狠已成陈迹的文明社会里，体现远古历史前进的力量和命运的艺术，才能为人们所理解、欣赏和喜爱，才成为真正的审美对象。”不管是陶器上的绘画，还是青铜饕餮都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体现，也就是克乃夫·贝尔提出的“美”是“有意味的形式”。美是生活的提炼与升华。
除此之外，由于我个人比较喜欢摄影，因而对字画的构图意境都比较好奇。摄影中，我喜欢留白，让整个空间不拥挤，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对于某些照片，留白甚至还可以营造出一种旷远的意境。先想来，自己的审美倒是与中国传统审美一脉相承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中国山水画虽由来久远，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是人事的陪衬，直到中唐前后，山水画才真正独立。而其历史背景，正是它过去所陪衬的宗教绘画的背后的宗教意识的衰落，以及社会变化导致的士大夫审美的变化，即倾向于将封建农村生活理想化的生活……这些都让山水画开始有灵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气韵”。而构图有对形成独到气韵功不可没。山水的远近，物像的松紧等等营造出的一种氛围、气场，一种可以让思维和想象驰骋的自由和欢愉。除此之外，还有就是那一笔一画之间饱蘸的情感描绘出的“无我亦有我”之境。
篇3：李泽厚《美的历程》之读书报告
图书信息：
书名：《美的历程》
副标题:修订彩图版
作者：李泽厚
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版次：2001年3月第一版
2009年5月第7次印刷
《美的历程》这本书虽然不过十几万字，却记录了千年华夏民族的艺术发展。全书共分十章，每一章评述一个重要时期的艺术风神或某一艺术门类的发展。它并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史著作，重点不在于具体艺术作品的细部赏析，而是以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观把审美、艺术与整个历史进程有机地联系起来。它不单对现代流行作了回应，还从哲学的高度分析了形成的原因以及从古至今的作了对比。让人从哲学来认识美学，以美学来理解哲学，揭示出各种社会因素对于审美和艺术的作用和影响，对中国古典文艺的发展做出了概括的分析与说明。它是对中国古典美提纲挈领式的概括介绍。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远古洪荒直到明清时代，不同时期的艺术火花的积淀，形成中国文化美的特点。《美的历程》一书作为对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研究的美学纲领，从宏观鸟瞰角度对中国数千年的艺术、文学作了概括描述和美学把握。其中提出了诸如原始远古艺术的“龙飞凤舞”，殷周青铜器艺术的“狞厉的美”，先秦理性精神的“儒道互补”，楚辞、汉贱、汉画石之“浪漫主义”，“人的觉醒“的魏晋风度，六朝、唐、宋佛像雕塑，宋元山水绘画以及诗、词、曲各具审美三品类，明清时期小说、戏曲由浪漫而感伤现实之变迁等等重要观念，多发前人之所未发。此书多次再版重印达几十万册。已有英文、德文、韩文等多种译本问世。
本书中，作者以细密的考察论述了绘画、雕塑、建筑、文学、书法等艺术门类在各个时代的兴起与演变。并在充足的个例分析之下以高度凝练的语言指出了各个重要对代的艺术精神：汉代文艺反映了事功、行动，魏晋风度、北朝雕塑表现了精神、思辨，唐诗宋词、宋元山水展示了襟怀、意绪，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所描绘的则是世俗人情。它讲述了中国从古至今的美学，让我们能从简单通俗的文字以及不长的篇幅中随着作者回顾上下五千年，进行一次意义丰富的旅行。
其中，原始远古艺术的“龙飞凤舞”与先秦理性精神的“儒道互补”两个观点给我以较多的感触。
龙与凤作为中华民族形象的象征，至今仍活跃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亘古不衰。对新人最诚挚的祝福是“龙凤呈祥”，夫妻同盖的是“龙凤被”。舞龙画凤已然成为百姓的传统庆祝方式。一如亚当和夏娃之于西方国度而言，龙凤亦可称为蛮荒的远古年代，对于人类的起源的美丽传说。在李泽厚详尽的论述里，笔者约莫可以描述出这样一个关于龙凤的故事来。远古年代，有氏族的图腾崇拜，以蛇图腾为主的远古华夏氏族、部落不断战胜、融合其他氏族部落，“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伏羲考》）即蛇图腾不断合并其他图腾逐渐演变而为龙。与龙蛇同时或稍后，凤鸟则成为中国东方集团所顶礼膜拜的另一图腾符号。那为何凤图腾氏族没有被合并呢？是这样的，以龙、凤为主要图腾标记的东西两大部族联盟，经历了长时期的残酷的战争、掠
夺和屠杀，逐渐融合统一。但是，由于凤所包含代表的氏族部落大而多得为龙氏族所吃不掉，虽从属于龙，却仍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性质和地位，从而它的图腾也就被独立地保存和延续下来。
“龙飞凤舞----也许这就是文明时代来临之前，从旧石器渔猎阶段通过新石器时代的农耕阶段，从母系社会通过父系家长制，直到夏商早期奴隶制门槛前，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飞扬着的史前期的两面光辉的、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图腾旗帜？
在“远古图腾”中，李泽厚先生说到：“对使用工具的和规律性的形体感受和在所谓‘装饰品’上的自觉加工，两者不但有着漫长的时间距离，而且在性质上也是根本不同的”，“尽管两者似乎都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但前者是将人作为超生物存在的社会生活外化和凝练在物质生产工 具上，是真正的物化活动；后者则是将人的观念和幻想外化和凝练在这些所谓的‘装饰品’的物质对象上，它们只是物态化的活动。前者是现实的‘人的对象化’和 ‘自然的人化’，后者是想象中的这种‘人化’和‘对象化’”。这段精辟的论述将远古图腾文化的形成的必然和自然趋势表达得清晰易见。根据李泽厚先生的有关 论述，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远古图腾究竟是不是审美创造？在这种远古图腾的形成原因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远古图腾是原始人类“物化活动”和“物 态化活动”的结合生成，那么从“物化活动”层面，这本不可看作是一种审美活动和创造，但是回归到“物态化”层面将其称作审美活动却又十分合理了。图腾的最 初产生不可能是一种自觉地审美创造，它是在一种特定历史环境下人类所特定持有的某种观念的外化，一种图腾的色彩和形状必然包含着原始人类某种在偶然情景之 中所广为接受的含义。从而在这种含义的延伸深化之下，一种色彩或形状就在远古人民的思想意识形态中保存下来，并在特殊的情境下激发在他们心中的那种深刻的意识观念，并不自觉地将这种意识观念赋予某种神奇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原始的巫术 就应运而生了。这只是我自己理解的结果，不知道是否符合李泽厚先生的意思。
而作为华夏艺术奠基的先秦理性精神的“儒道互补”则如是说。
先秦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的激剧变革的时期，也是最为活跃的开拓、创造时期，百家蜂起，诸子争鸣。所贯穿的一个总思潮、总倾向，便是理性精神。就思想、文艺领域说，主要表现在儒道互补。
孔子用理性主义精神来重新解释古代原始文化——“礼乐”。他把原始文化纳入实践理性的统辖之下。所谓“实践理性”，是说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把传统礼制乃至远古传说、宗教活动全部给予实践理性的心理学的解释，从而把原来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改变而为主动性的内在欲求，把礼乐服务和服从于神，变而为服务和服从于人。孔子不是把人的情感、观念、仪式（宗教三要素）引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相反，而是把这三者引导和消融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世间关系和现实生活之中，是情感怖导向异化了的神学大厦和偶像符号，而将其书法和满足在日常心理－伦理的社会人生中。这也正是中国艺术和审美的重要特征。
正因为重视的不是认识模拟，而是情感感受，于是，与中国哲学思想相一致，中国美学的着眼点更多不是对象、实体，而是功能、关系、韵律。
而孔子世界观中的怀疑论因素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一方面终于发展为荀子、《易传》的乐观进取和无神论，另方面则演化为庄周的泛神论。孔子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重，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大人格理想，另方面也演化为庄子的遗
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互相补充和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道路，而且慷慨悲歌和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及其艺术意念。
但儒、道毕竟是对立的。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前者是功利、实用主义的框架与束缚，后者正是要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
入世和出世，兼济和独善，人事论理与自然浪漫，两种对立的观念变幻融合，终于渗透到中国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是中国艺术和美学的基调。另一方面，这矛盾的两个方面，又共同将中国文化引向世俗的、生活、人的、理性的范围内，和超越现实的、神灵的、神秘主义的心灵感受分道扬镳。
自儒学替代宗教之后，在观念、情感和仪式中，更进一步贯彻了神人同在的倾向。反映到建筑风格上，中国人的建筑不是孤立的，摆脱世间生活的宗教建筑，而是以入世的，和世间生活联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为代表。木质的、平铺式的建筑，接近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设计，不追求神秘的，高耸入云指向上苍的观念。而园林艺术，追求自然的和谐与浪漫主义，在“庭院深深深几许”，迂回曲折，兴味盎然中寻求一个心灵退隐之所，是以玩赏的自由园林(道)来补足居住的整齐屋宇（儒）。
观此书，我喜欢的“盛唐之音”一章。很久以前，我就迷恋上这个朝代，它雍容华贵像艳丽的牡丹，海纳百川却像虚怀若谷的学者，长城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已经彻底失去了其原有防御的功能，因为这个朝代国力强盛绝无外敌入侵。他是中国古代最灿烂夺目的篇章。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和内乱，从中原到塞北普遍实行均田制的基础上无不高奏着“盛唐之音”。李唐帝国在政治、军事、财政上都达到了非常的强盛。确立科举，知识分子激情奉献国家;重视边塞军功，一大批名将和边塞诗人应运而生。对外开疆扩土，军威四震，而国内则是和谐的大一统。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中外贸易交通发达。无论是礼仪、风俗、音乐、美术、文化都实现了空前规模的大融合。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引进和吸收，无所束缚、无所留恋的创造和革新，打破框框、突破传统，这就是“盛唐之音”的开阔气势。
本书的创作手法也是一大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举例典型 《美的历程》的首个创新点，是它所描绘的时代美都是以一两个例子而升华出来的，由一个点进而追溯到其整体的美的轮廓。让读者感觉例子很精当，简洁，读后可以反思和联想到其他的例子，当然这样写对作者写作功底和文学素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作者不仅要掌握丰富的例子，更要把例子升华、浓缩，提炼出最好的，进而讲述给读者。比如在第五章讲“人的解放”的时候，作者透过讲述诗歌的进步推及人的思想的解放，进而推及到人的艺术的美感，这种点、线、面结合分析美学的方法我认为是很巧妙的。
（2)插图精美 本书的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全书收录了214幅精美的插图照片，让人看起来耳目一新，有种图文并茂之感。比如在“远古图腾”的一章，作者在其中插了一幅新疆高昌出土的伏羲和女娲的图，他们都是人面蛇身的，不仅例证了他们的外貌，更加让人们对远古氏族的图腾——伏羲和女娲有了深刻的印象。每一章，每一节都有好几副恰如其分的插图，比如原始的陶器，甲骨文，青铜器，壁画，书法，绘画，各个方面可谓是面面俱到。可见作者也是费了苦心的。
（3)脉络清晰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脉络非常清晰，全书从古至今分为
十个部分，分别是龙飞风舞、青铜饕餮、先秦理性精神、楚汉浪漫主义、魏晋风度、佛陀世容、盛唐之音、韵外之致、宋元山水意境、明清文艺思潮。作者通过十个章节的详细叙述，让我对各个朝代突出的方面，比如歌舞、陶器、建筑、艺术、诗词、山水、绘画等多个方面有了全新的、概括性的了解和深入体会。
总而言之，读罢本书，我感觉到美丽是有历史的，美丽是有内涵的。无论什么事物，只要它本质是美的，有心人就可以透过表面发现出美的本质来。从甲骨文的妙趣横生，到金文的刚劲圆润，再到隶书的干净整洁，及至现在的流畅的行书、楷书，透过文字的演变，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书法艺术的美丽延伸。我想有一种东西是可以随着时间的沉淀越来越美丽的，它就是艺术!穿过现实、穿过表面、穿过历史的薄雾，艺术的怀抱永远在那里等候着有心人的发现。
篇4：李泽厚：思想史的意义
两千年来的最大变局
二十世纪初，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开始普遍感受或认同自己面临的是这样一种“变局”。从未曾见的外来商品（“洋货”）大量涌入，严重的军事挫败、割地赔款……“亡国灭种”的恐惧首先给予的是思想上的刺激。两千年未有的现实变局引动了更为剧烈的二千年未有的思想变局。在如何救亡图存，“中国走向何方”等等尖锐激切的思想变局中隐含着的核心，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想、各种各样对中国传统的思想阐释和出路选择，纷至沓来。保守与进化、革命与改良、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自由主义与马列主义、宋明理学与“科学的人生观”、“新启蒙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中国的命运》与《新民主主义论》……种种对立、斗争、论战，其意义超出了学术和思想领域，直接作用于社会现实，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史的特色之一。在《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初稿》一文中我曾认为，“由于中国更追求建构理性化的思想情感以指导行动，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公羊三世说，谭嗣同的‘仁—通—平等’的以太仁学，严复的天演进化，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马列中国化等等，都是企图以系统的理论构建来更新人们的观念，召唤国人的感情，所谓‘一种思想生出信仰，再由信仰成为力量’（孙中山）。这种新思想和新信仰当然形成对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极大挑战，从而在各种大小问题上都陷入新旧意识形态的严重纠纷、剧烈冲突和长期论战之中，以致使鲁迅慨叹连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又如李鸿章和日本公使森有礼关于服装西化的讨论，便表现出，在中国，即使是变衣服装饰也很不容易，‘易服色’便涉及政治，而‘变祖宗之成法’乃大逆不道（这与近一百年后留长发、穿牛仔服还被振振有辞地批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几如出一辙）。在日本，就没有这类问题，只要实用方便，神道并无系统的观念来统辖管制。中国文化则由于一整套理性系统的阻碍，使现代化进程更加举步艰难，于是在经历了各种失败之后，终于爆发出世界史上罕见的彻底反传统的‘五四’启蒙运动，以求为现代化取得思想上的前提和武器。”（《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335—336页）
由于传统“思想”以礼制等形式几乎无处不在地管辖着人们（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暂不讨论），现代“思想”便以孙中山讲的“思想—信仰—行动”的模式，作为批判的武器进行挑战，引领中国历史前行。思想以及思想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几部哲学史或思想史（胡适、冯友兰、侯外庐以及牟宗三）在文化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便超过了其他任何文
学史、文化史以及经济史、政治史等等。而这又恰好与中国重“经学”（“经”为四部之首，五经四书为士子首要典籍）即重“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衔接。
本来，理性止处，信仰滋生。与情感、行为紧相联系的“信仰”，本来远非理性或思想所能规范、限定，而经常与非理性相关。但在中国，却主要是由“思想发出信仰”，即“建构理性化的思想情感以指导行动”，它是中国传统“实用理性（pragmatic reason）”的特色。这特色是既不使思想走向远离实际的抽象玄思，也不使人排斥思想，轻易陷入非理性的情感迷狂，而是强调“道在伦常日用之中”，“以实事程实功”，关注实际效用，重视世间关系，不依凭超验或先验的理性或反理性，而是要求从经验中概括出合理性。“实用理性”要求理性渗入日常生活之中，以“合情合理”、“通情达理”等原则来指导、判断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活动，维持和延续社会和个体的生存、生活和生命。即使在决裂式的“彻底”反传统思潮中（从“五四”、“文革”到《河殇》），也仍然可以看得出这种重现实功用、有情感因素、由经验出发的传统理知特色。所以，我在《中国现代史论》中把打倒孔家店的英雄们也看作儒的影响。
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使中国人为寻找出路奋斗不已，从救世济民到安身立命。直到今天，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仍然如此。他们忧国、忧民、忧世界，在现代、后现代多种多样的思想潮流中，进退失据，彷徨无己。传统与现代各种深、表层复杂关系，（批判？继承？“批判地继承”？解构？重构？解构又重构？）仍将成为今日思想史难以摆脱的核心课题。
但是，一百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变局”已日趋明朗，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和失去英雄的散文生活的真正来临，使人们发现是经济而不是“思想”成为引领社会以至支配政治的动力。经济已成为社会的中心和人们关切的焦点，“思想”开始变得不再重要，思想和思想史已经越过了它的光辉顶峰。
这也正是由“革命”到“告别革命”的过程。
革命与告别革命
“革命”可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四九年革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不过其荧荧大者。中国人经历了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巨大革命。革命成了不可亵渎的神圣观念，反革命成了不可饶恕的最大罪恶。其中，一九四九年革命所造成的影响最为巨大。
对这个革命的思想分析仍然不够，特别是对在巨大农民国家中经历二十余年的长期军事斗争这一最为重要的因素估计不足。因为正是这一因素使这场革命及其后果不同于任何其他革命，包括区别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其后的斯大林主义，尽管这一革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之下，直接受斯大林的指导，并且从体制到思想各方面都有对前苏联的模仿。但更根本、更重要的却仍然是，长期武装革命和军事斗争的战争环境，创造了由军队推广到社会（以苏区和解放区为样板）的一整套非常完备的组织体制、习惯法规和观念系统： 政治上、组织上要求党的绝对集权和对党的全面服从（从公事到私情），最终集中和归宿于思想上绝对统一（延安整风运动）。正因为此，铺成了革命胜利后与传统王权相衔接的“圣王政治”。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是阶级斗争，“秦始皇”是毛所理解的焚书坑儒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焚书坑儒”的真正含义在于统一思想、“舆论一律”、心灵专政。它的途径是中外古今其他政党（包括苏共）所没有的“思想改造”。这其实是一种：“圣王”专政。“圣”源出于巫，大巫师的魔法力量演变成为帝王特有的思想品德。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不自言圣。秦始皇开始称圣。《史记·秦本纪》屡载“秦圣临国”，“皇帝躬圣”，“宇县之中，承悦圣意”，“群臣嘉德，只诵圣烈”。一直到康熙，也仍然是讲求合道统、治统于一身的“圣王”：“治本乎道”，“道本于心”，“古昔圣王所以继天立极而君师万民者，„„在乎心法、道法之精微也”（引自黄进兴：《优入圣域》，102页，台北允晨）。郭沫若歌颂毛泽东“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章士钊歌颂“君师合一”，林彪歌颂“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讲的都是这个圣王政治。“圣”本通“智”，也就是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引领革命“从胜利到胜利”，思想领先的农民战争的结果却是传统圣王政治在现代效率空前的实现。尽管毛反儒，但自己躬行的恰恰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即强调“治心”，亦即用自己的“毛泽东思想”要求人民“学雷锋”、“斗私批修”，“六亿人民尽舜尧”才是进入共产主义。这思想的神圣光环发展到“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便到达顶峰，但最后又在上层权力斗争中，被砸得粉碎。
于是，人们也不再有信仰，传统和革命统统被怀疑，人们憧憬着新世界。
但现实带来的新世界却首先是物质生活方面的。不再是何种思想或社会乌托邦而是“向钱看”的现实利益，成为告别革命之后的历史新篇，而且愈演愈烈。历经一百年的无数折腾，中国开始真正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人兴高采烈，有人满腔气愤。
本来，中国近现代史是以革命为主线（如胡绳、刘大年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范式）还是以现代化为主线（如李一氓、李时岳的“洋务—戊戌—辛亥”范式），亦即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在革命和告别革命后都未得到仔细的清理分疏。于是，当代思想围绕它，展示出两个方面：
第一，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假如”史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它展示的是历史并非宿命，是人在主动创造历史，人有选择的可能。政治领导人于此负有重大责任。从辛亥到“文革”都没有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
另一问题，既然如此，革命是否只有坏处？又不尽然。革命彻底洗涤污泥浊水所带来的平等观念、集体观念、人民至上观念等等，并不只是消极或负面的。“革命也确实带来许多好东西，例如发生过革命的地方，平等、集体、社会正义等观念都比没有革过命的地方强烈得多。这便是革命的好遗产，可以继承和发扬”（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即使造成效率低下的“大锅饭”平均主义的严重教训，也仍有其“合乎情理”的因素在。在贫富拉大、社会不公日益严重的今天，对革命的怀念和对过往“激情燃烧的岁月”的追思，不仅成为社会中下层的某种感情和兴趣，也同样反射在学术思想领域之中。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便包含了对中国革命所采取的不同态度。
看来，本世纪对毛的评价是难以回避的思想史课题，不仅至今分歧极大，而且将来也会有多次反复。资本社会的现代进程，使毛的丰功伟绩逐渐缩水，但所有这些使自由派最为兴奋的毛的负面效应，能否抵挡住中国民众塑造民族符号人物的心理追求呢？毛的革命历史和个人魅力使他最容易成为这种符号。这魅力既由于他的多才多艺（诗词、书法、传统文化水平）和浪漫风格，而且也在于他从早年到晚岁一直贯串的“造反精神”。“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勇挥金钺。”毛深知所谓“圣王”事业不过骗人耳目，他所真正认同的只是造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蒂一句话：造反有理。”他的好动喜斗、憎恶稳定秩序、既定规则的“批判”精神，成了被他自己和好些中外左派所共同信奉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毛手里经由农民战争在中国造出了新的圣王专政，另方面又反讽式地补充这种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二者又都以“治心”—“思想”为核心。它们与马克思到底有什么关系、是何种关系，以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还有何种意义，将成为重要的课题。这课题的另种表现形态，便是古代传统和革命传统在日益加速的中国现代化行程中将起什么作用，居何种地位；或者说，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的中国革命，在告别革命之后，将会如何的问题。这种种思想课题尽管在经济优先一切的今日不会显赫呈现，但它们在深层却仍会对中国前景起着现实影响。
哲学或儒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曾有过一阵“国学热”，主要是儒学热。最近也还有国家项目的大规模“儒藏”编纂工程的启动以及“弘扬传统文化”的种种塑建和表演。这些民间
发动、官方支持的国学、儒学鼓吹，其意义究竟何在？二○○三年十一月北京侯外庐百年诞辰的学术纪念会上，“中国有无哲学”被正式提出并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可看作是这种“热”的真正意义的开显。
“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本身可以溯源于三十年代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所区分的“在中国的哲学史”还是“中国哲学的史”。我多次说过，尽管对人生意义、生活价值以至宇宙本源等等问题有同样的兴趣和探求，但中国并无西方的哲学（philosophy)。儒、道均是半哲学、半宗教。它们强调的是“践履”，“工夫即本体”不只是哲学命题，而更是实践法规。宋明理学不仅有“半日读书”，明辨义理，而且还有“半日静坐”，修心养性。儒家的修、齐、治、平，主要不是哲学思辨，孔、孟、程、朱、陆、王也大不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但自胡适、冯友兰用西方框架剪裁中国材料编写“哲学史”以来，随后又由侯外庐、冯契、牟宗三等人或用唯物唯心，或用范畴演进，或用“智的直观”等来阐释、编写，已形成了数十年来的学术常规。它在理出一套逻辑理路，廓清传统思想和概念的模糊含混、缺乏系统上大有功绩，却产生了可能有失传统真相的问题。最近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巨著也表明朱熹等所谓“哲学家”真正关切和论辩的，主要并不在于形上心性，而仍在现实政治，仍是政治文化，这便颇有异于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以纯粹西方哲学模式描画出来的宋明理学。实际上，在西方哲学史课本中，无论亚里士多德或洛克，可以一字不提他们重要的政治思想；而在中国“哲学史”的课本，无论孔、老以及他人，不谈“礼”、“仁”等政治思想，“哲学”即无从谈起。离开“不忍人之政”，孟子的“不忍人之心”无所着落。玄学和理学的种种“哲学”讨论，也总是紧密与现实伦常政治和个体修身教导缠在一起。所以，即使同样说“爱智”（哲学一词“本义”），中国所“爱”的“智”恐怕与希腊也并不全同。这一切似乎表明，在接受了一百年的欧风美雨之后，中国思想学术界在重新反思，在开始追寻真正属于自己的传统阐释。“中国有思想无哲学”，德里达近年访问中国重申这一断言，曾引起好些人作黑格尔式的理解而备感愤慨。其实，无哲学，有何妨？所以另一批人将“中国有哲学”称之为“汉话胡说”（彭永捷：《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几点思考》）。这就是一开头所提及的那次会议上的争论。
这意味着什么？从九十年代初的国学热、儒学热到今天的“汉话胡说”，一直有着“别有会心”的人以此鼓吹民族主义来维护现实体制和“宣扬国威”，这一趋向具有危险，颇堪警惕。但另方面，在深层的宽泛意义上，对一些人来说，它又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自己的现代性的某种思想资源的探寻。
现代化（modernization）不等于现代性（modernity）。西方的物质文明作为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大规模输入，并不能解决或完全解决中国社会和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仍然是本文一开头所提出的由于传统（古代传统与革命传统）与现代的纠葛日深，形成了这个希望找出既不回归过去社会主义，又不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亦即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问题。在毛以革命推行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失败之后，重新寻找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的现代性，成为告别革命之后的主要思想题目。
从思想领域的语言说，这是如何更准确而不是套用西方框架来阐释传统，但又不回避使用以西方词汇为基本工具的现代语言。我们不必追随马一浮。马游学美国，且有译著，却拒绝现代通用语言，坚持沿袭理、气、道、心等等传统词汇来谈自己的儒家“六艺论”。（Roges Ames强调中国的“天”、“仁”、“礼”、“义”、“道”、“德”等几乎所有范畴均不可通译，应采用原音，似异曲同工。）此路难通，已成史实。所以，出路只能是：在接受普世性的现代哲学词汇和语言的同时，注意这些语言、词汇、概念、范畴使用到中国文化上所具有的局限和缺失，从而注意更好地进行准确把握和解释阐说。“哲学”一词未可废，“本体论”、“现象”、“本体”、“形而上学”、“超验”等等也仍需采用，尽管中国向无Being问题，也少“超验”观念，“本体”与“现象”并不两分。相反，灵肉不分、一个世界、情理交融、天人合一（人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地位很高）以及重功能大于重实体，重过程大于重存在，申说“过犹不及”的“中庸”辩证法（阴阳互补、反馈循环、非二元对立、非本质主义、审美优于理性„„）等等，却是来源于“巫史传统”的实用理性的本性所在。揭示这些“本性”，了解自己传统，可能有助于建立中国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
以经验合理性为基础的“实用理性”，在革命之后，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的圣王之道，包括不能要求人民进行思想改造或宣讲道德形而上学来开万世太平。相反，只有在个人自由、平等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上，重视文化心理的健康生长来作为社会发展的某种辅助性资源。它以区分两种道德（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的理论、历史与伦理二律背反和“度的艺术”的理论、“西体中用”和“四顺序”的理论或观念等等，当作中国的后儒学或后哲学的重要议题。这也就是使过去（传统）成为现在和未来的某种可能性，使自己的经验性的命运成为本已可能性的主动展开，亦即是为将来和当下选择和抛弃。这将是融入普遍并对普遍有所贡献的特殊，这也就是对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寻求。
篇5：李泽厚美的历程读后感
这本书分为四辑，分别为“教育与未来”“人生与美”“读书与治学”“哲思短语60则”，在“教育与未来”这一辑中作者提到一个观点：未来社会的中心学科就是教育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性。教育不能狭义地理解为职业或技能方面的训练和获得，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如何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相互对待和社会交往活动中发展一种积极健康的心理。我觉得他说的真的非常对。我们经常看报纸和杂志说一些学历高技术精的人却做出了让我们非常吃惊的有违社会道德的事……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加强一种人文教育的观念，一味强调技能等在未来社会是行不通的。其次，刚才所提到的人文教育绝对不能是功利主义的。
书中还提到了一个现行社会中比较热潮的“国学教育”。李泽厚就提出一个观点：要启蒙，不要蒙启。什么意思呢？即如果说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给大家以“启蒙“，那么现在一些人的做法就是“蒙启”：把启开过的蒙再“蒙”起来。作者主张培育宗教性道德，但是不赞成笼统地提倡“读经”。对于前面的话我不是很理解，什么是“宗教性道德呢？”还有待去考究，但是我很赞同作者后面的观点。我们需要反对那些不问青红皂白的读经，就是把过去的东西全盘搬过来的做法是欠考虑的，如果这样做的话可能会从小就培育原来传统政治体系所需要的奴性道德。作者其实是像告诉我们教育者需要取其精华。这就让我想到了“三字经”“弟子规”中的很多内容需要我们在向学生传递的时候能正确对待。
如何培养有开拓精神、有创造性的人才呢？我们通过各种媒体看到现在我们的学生考试成绩突出，但是实验动手能力却不如外国学生。长期以来我们只重视让学生学到书本上的知识。我们必须明确一个观念：知识本身并不代表能力。有位科学家说过科学就是选择，这就要善于判断。我们现在还需要培养孩子的判断、选择能力。其实对待知识本身，也需要选择。那是否意味着知识就不重要了呢？其实不然，作为一个学习者，应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博览全书。俗话说“术业有专攻”。在什么基础上去功呢？最好还能在雄厚的基础上去攻。只有这样，才能较快。只有这样才能较快地攻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