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量经济学的国民经济论文

【摘要】2003年黄亚生教授预言“印度将赶上并超过中国”，其关键在于印度有洛克式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这样的“印度好体制”。因为有了“美国信条”，其关于中印经济的比较也必然是他所批判的“遗漏偏差”，结论必然是靠不住的。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关于计量经济学的国民经济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于计量经济学的国民经济论文 篇1：

现存经济周期理论中的三大疑点

［摘 要］ 经济周期是当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课题，然而理论界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内涵、生成机制以及周期长短等重大问题却一直存在着众多意见分歧。这种状况的存在极大地削弱了现存宏观经济理论的完美性及其实际应用。本文在系统梳理已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现存各种经济周期理论中存在的3个重大疑点，并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些疑点的原因。

［关键词］ 产生背景；形成机制；周期长短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16.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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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的理论界定

经济周期是存在于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宏观经济现象。自１８２５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学家便发现并认定经济周期现象的客观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其经济运行过程循环往复地出现扩张与收缩交替更迭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经济周期。

观点不同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的理论界定也有所不同。《现代经济学词典》中关于经济周期的定义来得较为简捷：经济周期是“经济活动水平的一种波动（通常以国民收入来代表），它形成一种规律性模式，即先是经济活动的扩张，随后是收缩，接着是进一步扩张。这类周期波动随着产量的长期趋势进程而出现。”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于经济周期给出如下描述：“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是繁荣与萧条、衰退与扩张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一些时候，经济形势很好：就业机会充分、工厂加班加点、通货膨胀上升、利润来得丰厚。９０年代中期美国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经济扩张时期。但在另一些时候，则会出现商品积压、工作难找、利润微薄等问题。有时经济下滑的趋势是暂时而温和的，例如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１年间的那一次；而有时，如１９３３年经济大危机时期，经济收缩的趋势又是长期而严重的。上述这些波动称作经济周期。”

由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创始人米契尔和伯恩斯所给出的定义是：“经济周期是在主要按商业企业来组织活动的国家的总体经济活动中所看到的一种波动现象：一个周期由几乎同时在许多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扩张，随之而来的同样普遍的衰退、收缩和与下一个周期的扩张阶段相连的复苏所组成；这种变化的顺序反复出现，但并不是定时的；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在１年以上到１０年或１２年；它们不再分为具有接近自己的振幅的类似特征的更短周期。”

对于经济周期概念的界定最有代表性的是凯恩斯的一段表述：经济周期的“循环运动是指当经济体系向上前进时，促使上升的各种力量初则逐渐扩大，相互加强，继而逐渐不支，到某一点时，向下力乃代之而起，向下力最初也是逐渐扩大，互相加强，发展到极致又会逐渐衰退，最后让位于相反的力量。”

翻阅有关经济周期问题研究的文献便会发现，由于强调的内容不同，观察的角度有异，关于经济周期概念的表述竟有几十种之多。这说明人们已经普遍承认经济周期现象的存在，但对经济周期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却是多有差异，还远未达到深入而明晰的程度。

尽管如此，大多数经济学家目前较为普遍地认同，经济周期似应具备这样４个基本特征：①经济周期是宏观经济现象；②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的产物；③经济周期可划分为扩张与收缩两个基本阶段；④经济周期的周期长短不固定，至少１年，多达十几年。

2 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的成因分析

与对经济周期概念界定的表述互有差别相对应，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周期的成因分析更是众说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７种具有代表性的解释经济周期成因的理论：①太阳黑子理论；②创新理论；③政治性周期理论；④纯货币理论；⑤投资过度理论；⑥消费不足理论；⑦心理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１８７５年首次提出解释经济周期成因的太阳黑子理论。该理论将经济周期归因于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变化，认为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变化造成了地球气候的变动周期，这将直接带来农业生产的丰歉交替，继而造成与农业生产密切关联的整体经济运行的扩张与收缩。这种理论的直接证据是：太阳黑子大约每10年左右爆发一次，而经济周期大约也是每10年一次。

创新理论是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首次提出的。熊彼特将创新定义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该理论认为：将一种从未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到生产体系中去，这种创新活动会为企业家带来偏离均衡水平的赢利，其他企业家必将群起仿效，结果会形成整个经济体内部的创新浪潮，经济运行过程由此而进入扩张阶段。当这种“创新”变得“陈旧”时，经济运行又开始走向停滞，并开始进入收缩阶段。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

政治性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诺德豪斯，他把经济周期的成因归于政府为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所实施的政治性决策。认为是政府决策活动的阶段性带来了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政治性周期理论还总结出形成经济周期的3个基本条件：①政府掌握着刺激经济的工具和手段；②选民普遍偏好经济的高速增长、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③政治家个个喜好连选连任。

纯货币理论主要由英国经济学家霍特里创立。该理论将经济周期完全归因于银行系统货币信用的扩张与紧缩。该理论的核心论点是：银行信贷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当银行系统实施降低利率、放松信贷等扩张性的信用政策时，商人们必然会大量向银行贷款以增加订单，接下來便是生产的扩张和收入的增长，收入增长会进一步引起消费品需求增加，需求增加导致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又会促使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进一步增长，由此而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最终形成了整体经济中累积的信用扩张和经济扩张。

最先提出投资过度理论的经济学家是俄国的巴拉诺夫斯基和德国的施皮特霍夫。该理论将经济周期的成因归于投资过度。投资过度指的是相对于消费品生产的发展资本品生产的发展过快。投资过度形成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会推动经济逐步走向扩张，但资本品过度生产又必然导致生产过剩，这种相反的力量又会反过来促使经济逐步进入收缩。

近代消费不足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英国的霍布森和美国的福斯特。该理论的中心论点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富人储蓄过度，致使消费品需求的增长低于消费品供给的增长，最终导致经济的萧条和衰退。

心理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和拉文顿。该理论认为：人们的心理变化是经济周期的重要成因。当某种原因的刺激促进了投资活动，生产者对经济运行的未来会产生过于乐观的预期，这种错误的预期会加速投资的增长，进而形成经济扩张。而当这种错误被察觉后，又会产生出相反的过于悲观的预期，结果又会导致投资的大幅降低，进而形成经济收缩。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

3 现存经济周期理论的三大疑点

自１８２５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以来，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探讨和分析就一直没有间断。特别是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经济萧条的出现，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活动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经济开始逐步走向繁荣，在这段时期里经济增长方面的理论研究多受关注，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才开始稍显暗淡。但来到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的相继出现，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活动再一次活跃起来，并出现了诸如混沌周期理论、信息周期理论、突变周期理论等新型的经济周期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尽管这些有关经济周期的新理论仍然未能完全摆脱以往研究活动中所常采用的观察方法、思维方法及研究框架，但这种活跃的研究气氛却一直延伸至今。然而，纵观经济周期理论研究近２００年的发展历史，人们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描述和分析却始终是众说纷纭、疑点重重，远未形成一个相对完美的结局。可以指出现存经济周期理论中的以下3个重大疑点。

3.1 经济周期产生背景的疑点

几乎所有的经济周期理论都不约而同地默认这样一个前提：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非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会存在经济周期。米契尔与伯恩斯在定义经济周期时甚至专门强调：“经济周期是在主要按商业企业来组织活动的国家的总体经济活动中所看到的一种波动现象。”其余的各种经济周期理论，从政治性周期理论、纯货币理论到投资过度理论、消费不足理论和心理理论，以至于后期出现的混沌周期理论、信息周期理论和突变周期理论，无一不是以市场经济的存在为其理论分析的背景和前提。如果从这些理论中抽掉市场经济的背景，经济周期便会失去存在的理由，而变得无影无踪。

太阳黑子理论似乎是唯一可以说明非市场经济背景下仍然存在经济周期的理论，特别适用于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经济体的经济周期现象。但这种理论分析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甚至遭至传统学者的不少耻笑。事实上，太阳黑子理论提出后不久，很快就几乎销声匿迹了。

在经济学家看来，以市场经济为背景来研究经济周期问题，这一点是不应有任何疑异的。因为在研究经济周期问题之初，必须首先认定它是一种宏观经济现象，而对一种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又必须首先以实际能够观察得到的宏观经济波动为对象。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可以感受和观察得到的经济周期现象，是１８２５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后的事情，而当时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开始走向成熟的时期。

此外，经济周期做为一种宏观经济现象，要实现对其进行全面观察，至少要以现实存在的具有相对独性的完整的经济体来划定观察的边界，这个边界一般只能是以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市场经济活动所波及到的范圍来限定。因此，经济周期只能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进行观察和研究，这似乎是逻辑的必然。

然而这也正是现存经济周期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疑点之所在。如果认定经济周期是一种经济现象，那么在我们的理论思维中就必须首先将经济现象与存在于人类全部生活中的制度现象和文化现象，乃至自然现象做出明确的区分。否则便会失去观察与思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经济现象、制度现象、文化现象乃至自然现象不加区分，混为一团，所得出的观察结果只能是一团混乱，以此为依据进行经济周期理论研究，难以期望会得出清晰明确的结果。现存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显然没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认定经济周期是一种经济现象，那么其生成机制的基础或根本必定是存在于经济体自身，而不是经济体之外，与人类社会的制度现象和文化现象乃至自然现象交织在一起，去观察和探寻生成作为宏观经济现象的经济周期的根源，显然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与特定社会制度相关联的市场经济，仅仅是人类经济生活漫长历史中的一个段落而已，在市场经济之前就已经有处于不同进化阶段的经济体的存在，称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的特有产物，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像政治性周期理论那样，从政府政策中来探寻经济周期的成因，这一开始就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包括经济周期现象在内的任何一种经济现象的生成机制都应当从经济体自身中去寻找。

3.2 经济周期长短的疑点

经济学界几乎没有人怀疑，经济周期的长短是不固定的，因为人们采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所观察到和测定出的已经发生了的经济周期，其周期长短本来就是如此。在被经济学家较为普遍认同的由米契尔和伯恩斯所给出的理论描述中，经济周期的长短被确定为１年以上到１０年或１２年。经济周期的长短之所以不被认为是１整年而是１年以上，这是为了表明经济周期有别于由于季节变更而给经济总量所带来的季节性波动。而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经济周期有时为１０年左右，有时又为１２年左右，这一疑问在现存的经济周期理论中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解释。它只是作为一种事实而被接受下来。

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周期长短问题时，多重视基于某种经济总量数据的实证分析，在这种分析过程中，重要的是如何依据某一个或某几个选定的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数据，采取尽可能合理的方法，提炼或测定出某一经济体在某一运行时期中所表现出来的循环波动的周期长短，至于经济周期长短为什么是不固定的，其中有什么样的理论内涵，这个问题早在实证分析工作开始之初就根本不被视为“问题”。

另一部分偏好理论分析的经济学家，他们在研究经济周期问题时，同样也需要要借助长期的统计数据，所得出的周期长短同样也是不固定的。朱格拉周期平均测定为９～１０年，又称为中周期。后期由于折旧的加快，经济学家建议将朱格拉周期改为７～１１年。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所给出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长周期长达５４年左右。英国经济学家基钦基于１８９０-１９２２年间英国和美国的物价、利率等统计数据序列所测定的短周期平均短至４０个月。

针对的国家或经济体不同、考察的时期不同、依据的指标类型不同、分析的方法不同，所测定出来的周期长短也有所不同，这是必然的结果。上述列举的各种周期，有的是依据投资额数据分析得出的，有的则是依据价格数据或银行结算和利率等数据得出的。因此朱格拉的中周期又被称为投资周期，基钦的短周期又被称为存货周期。问题在于，作为一种宏观经济现象的经济周期究竟有几个；如果说不同的原因会产生不同的周期，那么哪一种周期是更能体现宏观经济运行内在规律性的周期；是否存在一个能够涵盖各种不同类型周期现象的更具宏观特征和周期长短更具稳定性的一个“真实”的经济周期。

寻求周期长短具备稳定性、更具宏观特征并且更能体现经济体本质结构特征的经济周期，这可能会被看做是不顾客观事实的主观臆想。但必须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在现存经济周期理论所给出的周期长短的测定过程中，撇开作为分析基础的统计数据的指标含义、计算口径、核算范围等因素所带来的各种可能存在的大量误差，以及观察视点不同、分析方法不同所带来的分析结果的差异不谈，还存在着一个不易被察觉的漏洞，这个漏洞就是测定周期长短时“时间尺度”的选择。

现存经济周期理论在给出经济周期长短时，都是直接采用日地月系统周期运行所规定的年月日时间尺度。这种尺度来自于而且只适用于天体运行周期的测量。如果我们承认在大自然背景下，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经济体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更有其内在功能结构的和谐性和自身的运行规律的话，那么就不应急于否认区别于自然的时间尺度而仅适用于经济体自身运行的时间尺度的存在。因而也不可轻易断言做为一种宏观经济现象的经济周期，其周期的长短必定不是固定的。

我们研究经济周期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适应这种周期的变化以调整我们的经济行为。如果说经济周期天然是不固定的，那就无从预测和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下一步动态，因而也无从谈起真正意义上的适应和行为调整。所以说，现存经济周期理论关于经济周期所给出的理论描述，至少在周期长短问题上是有漏洞的，或者说是不完美的。

3.3 经济周期产生根源的疑点

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对经济周期成因的解释也是有所不同的，有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政治性周期理论将经济周期的成因归于政府为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所实施的政治性决策，并限定了政治性周期生成的3个先决条件。依据这一理论所构造的经济周期模型只能用来解释特定历史时期内由于政策实施的影响所带来的阶段性的经济波动，远未触及整个经济体运行过程中作为宏观经济现象的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

纯货币理论将经济周期解释为一种纯货币现象，完全归因于银行系统货币信用的扩张与紧缩。然而，货币现象仅仅是整个经济体中诸多现象中的一种，而且在诸多经济现象的关联之中又仅仅是处于中间环节，与工具现象相比，货币现象的出现要晚得多。将事关整体的经济周期的成因简单地归结为某一个晚期出现的作为中间环节的经济现象的变动，显然是缺乏足够说服力的。

近代消费不足理论认为由于收入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富人储蓄过度，致使消费品需求的增长低于消费品供给的增长，最终导致经济的萧条和衰退。这与其说是解释了经济周期的成因，不如说只是部分地说明了经济萧条和衰退的过程。这种储蓄过度并不能解释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必不可少的构成阶段的经济复苏与繁荣的成因。所以，消费不足理论仍未触及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问题。

投资过度理论则是从与消费不足理论完全相反的另一个侧面去探寻经济周期的成因，它将经济周期的成因解释为投资过度，其结果也只能是部分地解释和说明经济周期的形成过程。这两种理论的基本观点有时是完全对立和不相容的，不仅难以将两者加以有机地组合，而且很难评判哪一种理论要来得更加完美和彻底一些。

政治性周期理论、纯货币理论、消费不足理论以及投资过度理论，其理论创造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共同缺陷，是缺乏对经济体中众多经济现象的整体性的观察和把握，各自所依据的仅仅是个别观察或片面观察的结果。

心理理论与上述各种理论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容性，譬如，过于乐观的心理预期将会导致投资过度，过于悲观的心理预期最终导致消费不足。这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向生成经济周期的根源更为接近了一步，因为它不再是仅仅局限于针对某种个别的经济现象的观察和研究，而是从作为一切经济现象生成基础的人的经济行为上来寻找经济周期的成因。但心理理论自身也同时承认，心理因素并非形成经济周期的独立因素，至于其余因素在形成经济周期过程中的作用如何，心理理论则无法给出明确的解释。也就说心理理论仍然没能找到产生经济周期的最终根源，因而仍然是缺乏理论上的彻底性和完美性的。

如果将太阳黑子理论用于解释和理解以农业生产为绝大比重的经济体的周期现象，或许有能够自圆其说之处。但在工业生产高度发展，金融活动日趋繁盛的现代市场经济体中，太阳黑子理论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准确地抓住了经济体循环中最初的和最为活跃的关键性环节——工具，它从科学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变动入手去探寻生成经济周期的根源，这可以说是为经济周期产生真相的探索之旅开辟了一条充满希望的通道。但十分可惜的是，与其余经济周期理论一样，创新理论同样缺乏对全体经济现象做出整体性观察的理论支撑，因而也无法从经济体内在的功能结构上，对经济周期的生成机制给出完整的揭示。

混沌周期理论、突变周期理论和信息周期理论，它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将当代产生于物理学、生物学、气象学等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带有跨学科性质的先进理论，应用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周期现象的观察与分析。其研究成果在分析和描述经济周期的形成过程方面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但它们同样没能对全体经济现象做出宏观的整体性观察，全体经济现象在这些理论分析中是被作为“黑箱”看待的，由于忽略了经济体内在的功能结构分析，因而无法触及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

4 现存经济周期理论研究中的观察方法问题

将太阳黑子理论、创新理论、政治性周期理论、纯货币理论、投资过度理论、消费不足理论和心理理论，以及混沌周期理论、突变周期理论和信息周期理论放在一起加以全面考察就会发现，它们在理论创造过程之初所采用的观察方法都存在一个不易被察觉的重大缺陷：没能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全体经济现象做出整体性观察和结构性把握。

政治性周期理论、纯货币理论、投资过度理论、消费不足理论和创新理论，这些理论在其创造过程之初就是将观察的视点放在经济体之外的某种社会政治现象上面，或是放在经济体之内的某种个别的经济现象上面。然后沿着一种特定的路径去探索这种现象与经济周期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这些理论成果的全部意义也仅是体现在能够从不同侧面和不同环节来解释经济周期的形成过程。远未触及问题的根源。

太阳黑子理论、心理理论以及政治性周期理论试图跳出经济体之外寻找经济周期的成因，但在其观察和分析过程中，依然没能做到对全体经济现象的整体性观察。太阳黑子理论是将太阳黑子的变动与经济生活中的产品产量相联系；心理理论将人的心理预期与投资现象相联系；政治性周期理论则是将典型国家中的政府决策与投资现象相联系。它们所联系和观察到的经济现象都只属于个别现象，而并非经济现象的整体。信息周期理论是将产品的市场需求现象与投资现象相联系并试图揭示其间内在的信息传导机制，其观察方法同样是缺乏整体性的。

混沌周期理论与突变周期理论，其分析过程是带有系统性和宏观特性的，但全体经济现象在这里并不是作为在理论创造之初需要进行深入观察的对象存在的，全体经济现象在这里只是一种“黑箱”形式的存在，之于由全体经济现象所构成的有机整体的内在结构状态如何，不在被观察和描述的范围之内。

与观察活动中缺乏整体性相联系，经济学家在识别和测定经济周期时所采用的统计数据，其结构形式同样是缺乏整体性的。人们早已习惯于以某种代表经济总量的变量，譬如：ＧＤＰ、国民收入等统计指标，作为观察和测定经济周期现象的标准或窗口。

作为计量经济学分析模型及统计学分析模型构建与运用基础的统计数据的结构形式总共有３种而且仅仅是３种类型：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截面数据的一般结构如图１所示：

截面数据是从现象发展变化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截取某一特定的时间点作为现象观察和数据搜集的窗口，与此同时，其余“窗口”则都是“关闭”的。撇开现象观察和数据搜集时点上的漏缺不谈，这种截面数据在运用于经济周期的计量或统计分析的过程中还会遇到两个天然的障碍：①无法毫无遗漏地列举出与经济周期现象的生成有关联的全体变量；②无法毫无遗漏地捕捉到作为变量取值载体的全体个案。

这是因为，与经济周期这种宏观经济现象的形成有关联的变量及个案是可以无限列举的。无论是统计方法还是计量经济学方法，其方法原理本身就已经限定，只能以有限的个变量和有限的个案作为计量或分析的基础，这是统计方法及计量经济学方法在宏观经济现象分析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天然缺陷。这种缺陷的存在将会极大地削弱各类分析模型输出结果的完整性及说服力。

时间序列数据及面板数据的一般结構如图２和图３所示。它们同样存在这种缺陷。

作者：冯力

关于计量经济学的国民经济论文 篇2：

一种“美国信条”下的“遗漏偏差”研究

【摘要】2003年黄亚生教授预言“印度将赶上并超过中国”，其关键在于印度有洛克式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这样的“印度好体制”。因为有了“美国信条”，其关于中印经济的比较也必然是他所批判的“遗漏偏差”，结论必然是靠不住的。作为一个以计量经济研究见长的经济学者，比较研究中印的一两个产业政策或许是可信的，但是把一两个产业指标硬塞进既有的价值体系从而得出自己预先期待的结论，而且是两国经济前景和事关国家兴衰的大结论，这种做法是很不严肃的。因此，从修辞学到方法论再到认识论，黄亚生教授关于中印经济的比较研究都值得商榷。

【关键词】美国信条 中印经济前景 遗漏偏差 “印度好体制”

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如果秉承宗教般的信条去看待社会发展问题，“TA”一定会陷入信仰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中。原因很简单，社会科学中的“信条”基本上是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经验的神话，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条”，比如由来自英美经验的社会中心主义、由来自法国—德国经验的国家中心主义，还有后来者如俄国—中国经验的政党中心主义。因此，秉承一种信条而审视所有国家，必然会因经验与信条的冲突而纠结不堪。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应该就处于这种状态。他的中国—印度经济比较研究坚持信仰优先原则，坚信“美国信条”（The American Creed）即经济上的洛克式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代议制民主是所有国家兴衰和成败的必然之道。有了这样的信念，其研究经济学的计量方法与模型必然是他自己所批判的“遗漏偏差”，只去看对自己信念有利的数据而全然不看对自己观点不利的数据，这样，其关于中印经济前景的比较自然也不会靠谱。

黄亚生：“印度将能赶上并超越中国”

“印度离中国还有多远？”①已经不是黄亚生教授第一次预测中印两国经济前景了，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印度经济实验室和中国经济实验室主任，黄亚生教授10年前就和另一位美国同行在影响重大的《外交政策》上发表过“印度能超过中国吗？”一文，②仅仅从文章的题目看，黄亚生教授已经没有10年前那么自信满满了。10年前，黄亚生教授预期的是印度何时能够超过中国，认为印度超过中国“不再是一个傻问题”，只是时间问题，虽然需要“很多年”才能看到这一结果。理据何在？他的理由是：“印度是民主的，而中国不是”；印度的发展模式是自下而上的，主力军是受到法治保护的国内企业，具有可持续性，而中国的发展模式是自上而下的，依赖的是海外华人的直接投资和国有企业，不具有可持续性；另外，印度的金融市场比中国更自由更开放，印度国内企业融资比中国民营企业更方便，印度有很多国际知名的私营企业，而中国一家也没有。这样，资源配置更合理的“印度将能追赶上中国，甚至超过中国”。

作为让人肃然起敬的“麻省理工学院”之盛名下的教授和MIT中国和印度经济实验室的主任，如果比较研究两国的一、二个产业政策——如金融业或某项经济指标的优劣，研究是严肃的，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值得信赖的。但是，作为具有政治学背景的经济学教授，偏偏不甘寂寞，非要根据一、两个经济指标而比较两国未来的大命运，这就不是严肃学者之所为了。10年过去了，结果如何呢？不说其他方面，且说黄亚生教授认为的印度优于中国的私营企业这一项指标，难道深圳华为公司不是全球最有竞争力而让美国政府处处设防的通讯企业？难道中国的腾讯公司真的比印度的国际知名企业差？难道拥有国有企业的混合制经济不正是中国的优势之所在？

2013年，在印度正因为美国经济复苏而出现经济危机之际，黄亚生教授还坚持说“印度很容易被低估。它所取得的很多成绩主要是在看不见的制度领域，比如金融改革和私有化”。对于人口规模巨大的印度而言，且不说其金融改革和私有化企业到底如何（事实上国际经济学界对此争论很大），即使真的像黄亚生教授说的那么好，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一个12亿人口大国仅在这两方面做的好就能代表印度能赶上中国了？何况其金融正处于危机之中！一个封闭国度的私有化程度再高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明清之际的中国企业不都是私有化的吗，结果呢？众所周知，除了金融业，中国的开放度远远超过印度。况且，对于中印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味的开放——如印度金融业——就一定好吗？眼前印度的危机到底来自何处？人们稔熟于心的“华盛顿共识”早已经是过去时了，2008年金融海啸后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已经集体失语，实在不能理解黄亚生教授为什么、凭什么依据已经失灵的经济学信条来比对中印两国？

中印两国未来命运的可靠比较，不但需要全面的经济因素分析（而非一两个经济要素分析），还需要政治分析、历史比较以及人类学的国民性分析。具有政治学背景的黄亚生教授对此自然了然于胸，于是把印度依然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原因归咎为地理因素—即印度处于南亚次大陆的热带气候。黄亚生教授应该知道，这种话在中国说说没问题，在美国讲则是很危险的，不符合美国的“政治正确”（种族、宗教、性别三大底线），甚至可能丢饭碗，因为这涉及种族歧视。说印度处于热带的原因，不就是说印度人懒散、不思进取吗？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比美国的言论环境更宽松。这且不说，用“反事实研究方法”很容易否定黄亚生教授的地理位置说，为什么处于热带—亚热带的香港和广东的经济比处于温带的中国北方更发达？为什么同样处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热带国度的华人比其他族群更富有？

在黄亚生教授看来，一个处于热带的、发展潜力不如中国的印度，居然GDP增长率取得了堪与中国媲美的成就，“客观的分析者应该给印度一个较高的评价”，“印度之所以能够部分克服它的困难而实现发展，主要依赖于其体制的发展”，“在印度，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都是正相关的关系。中国很多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阻碍了其经济发展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一句话，印度的成就来自其体制上的优势，而基于东亚经济奇迹的“发展型国家”理论犯了统计学上的“遗漏偏差”，是一种谬误。

把“发展型国家”理论斥为谬误，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底气和多大的勇气才敢如此放言！“发展型国家”并不等于黄亚生教授简单化的威权经济学，威权之下有经济自由和强烈的发展意愿，这种类型的国家并不多。换句话说，只有威权而无经济自由和发展意愿的国家不能归类为“发展型国家”，比如黄教授提及的经济上失败的缅甸。其实，“发展型国家”是有其历史原型的，那就是著名经济史家格申克龙所说的“后发优势”理论，即越是后来者，国家、组织和制度在经济发展上的作用越重要，从法国到德国再到苏联都体现了这一点。东亚地区的发展型国家更是“后发优势”理论的延续或者翻版。从“后发优势”理论到“发展型国家”理论，其国家发展路径都不同于“美国信条”。如果按照“美国信条”去做，世界绝对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既没有迎头赶上英美的德国和日本，也没有后来居上而跻身于发达国家的“亚洲四小龙”。无独有偶，中国是“后发优势”理论和“发展型国家”的新集大成者。

“印度好体制”到底有多好？

印度大概看上去比较符合“美国信条”，黄亚生教授完全不同意中国人（其实并不是黄亚生教授认为的只有中国人）把印度的经济问题归结为印度的民主制度。笔者认为，把经济增长与政治制度的关系简单化或者线性化的观点都是不符合世界经济史的，比较经济史研究发现的一般规律是：过多的民主与过度的专制一样都不利于经济发展，适度的自由、适度的民主和适度的威权最有利于经济发展。且不说其他对经济发展很重要的变量，就是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中国和印度到底哪个国家更符合经济史所得出的一般规律——适度的民主和适度的威权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当然，在“美国信条”论者看来，中国不算是民主的，因为民主的根本标尺是竞争性选举。要知道，党争只是一种民主观。在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一些当代美国的协商民主理论家以及比较政治经济学家如林德布诺姆看来，民主是一个近似值问题，而不是绝对的有无问题，甚至连著名的民主理论家达尔都不愿意用“民主”而更喜欢用“多头政体”这样的概念。换个民主标准看问题，谁又能说中国政治中不具有民主的要素呢？

正如不能抽象地如诺斯所说代议制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一样，简单地把经济问题归结为民主制度也不对。然而，如果深入到民主印度的内部，就特别能理解印度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了，就不会再相信“民主是印度最大的福利”之类的神话了。要知道，印度的代议制民主不是英国的代议制民主，也不是美国的代议制民主。对于印度政治体制的问题，黄亚生教授也承认，只不过因信仰的“遗漏偏差”而轻描淡写，而且前景还很难乐观。他这样说：

多年来，印度政治体制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少数城市精英垄断了政府决策过程。这是由印度广大农村地区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封建制度统治的原因所导致的。民主制度现在也被引入印度农村地区。这个进程的起步也是在印度经济起飞的时代实施的。1992年，印度通过修改宪法和推广乡村自治的方式推进了“草根”民主，也就是“五人长老会”，即由五位高级种姓的村社长者组成一个乡村自治性质的治理机构。在不远的将来，这些政治改革的措施将极大地提高印度政治治理的质量，帮助印度克服腐败。

难道印度的政治问题真的就这么简单？既然黄亚生教授10年来一以贯之地迷信印度民主之于经济增长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多谈谈印度民主。③

笔者曾这样说过，正如存在过经济学上的“印度式增长”一样，政治学上也应该有一个“印度式民主”，“印度式民主”就是有结社—表达自由而无决策—执行权威，结果是无效的治理。“印度式民主”应该和“无效的民主”划等号。那么，印度的“无效的民主”是怎么形成的？印度的无效治理根源于其“印度民情的公民社会”。印度特色的公民社会即建立在族群之上的政党组织非常发达，族群性政党组织就是构成印度公民社会的基本单元。这就是印度的“民情”。这也就意味着，印度的公民社会必然呈现分裂的碎片化特征。

统计印度到底有多少政党是一个数学难题，大概应在2000个以上。在2009年全国选举中，参加选举的政党数有1000多个，创历史最高记录，其中全国性政党只有6个，邦一级的42个，其他则均为地方性族群政党。在参加选举的1000多个政党中，绝大多数政党的执政纲领都是族群利益，是典型的族群型政党。因为政党的族群性和小范围的地方性，影响力往往只限于范围有限的地区。

族群政党与选民之间是典型的恩主庇护关系。庇护主义是一种将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的政治关系，其核心含义是统治集团或精英通过为特定社会阶层提供好处的办法来换取他们的支持、忠诚或默认。这种“民情”下的治理绩效如何呢？笔者归纳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选举民主中的高投票率。因为是庇护性关系，而且是地区范围有限的多族群政党，族群政党的政治动员就特别有力量，底层选民的投票率就特别高，高于印度中上层阶级的投票率。

其次，买卖选票的腐败。印度的腐败是有名的，印度政坛长期存在“小官贪小钱，大官贪大钱”的腐败之风。美国一份报告称，印度平均每年流失193亿美元的非法资金（黑钱）。现代庇护性民主将庇护制与选举结合，官员所利用的是间接控制的他方（通常是公共部门）的资源或权威来施以恩惠，换取选票，不仅庇护网络的范围更广，同时这种借助公共资源来构建庇护关系，并利用公共权力为私人或特殊团体服务的做法进一步助长了腐败。例如，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党（DMK）是泰米尔纳德邦目前的执政党。据报道，在2011年4月举行的泰米尔纳德邦立法院选举的前期竞选活动中，该党领袖、86岁的前剧作家、泰米尔纳德邦现任首席部长卡鲁纳尼迪（M. Karunanidhi）承诺，将向贫穷家庭提供搅拌机或研磨机，向工程专业的学生发放笔记型电脑，向渔民赠送保险，还承诺不定向地派发洗衣机和冰箱。而邦内主要反对党ADMK，即由前影星贾雅拉莉妲（J. Jayalalithaa）领导的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为赢回权力而进一步升级了赠品规模，给所有女性每人一台搅拌机、一台研磨机和一台电风扇；向每个贫困家庭提供四头羊；向每个贫穷的新娘赠送四克黄金（用于打造婚礼上新娘戴的金项链）；给6000个村庄发放60000头牛，并给所有村民开通免费的有线电视。除两大党外，还有一位独立参选人则承诺，如果当选，他将向每位选民发放一辆塔塔Nano（Tata Nano）汽车（单价约为2200美元）。④

结果，族群认同和腐败性收买在选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如下图所示。

在庇护性民主的支配下，印度的以公共政策为导向的全国性政党的努力常常以失败告终，因为大多数选民的公共责任观念极其狭隘：得不到即期物质回报就不投票。这样，那些以公共政策为导向的政党很难拉到选票。和族群政党一样，他们也不得不通过行贿来收买短期的支持者和议会中的变节者。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不仅如此，金钱甚至可以通过暴力或犯罪团伙敲诈赞助者，吓跑反对者并胁迫选民屈服来建立所谓的实力，这就是扎卡里亚（Zakaria）所称的强盗民主。⑥因此，印度的选举民主根本阻止不了腐败，族群政党的庇护性民主制度甚至助长了印度的腐败。

再次，无效治理。一般认为，分权有利于民主治理。笔者曾指出，分权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形式，但分权应该有限度，否则就会出现无效治理。⑦这是根据印度的分权而言的。在一个已经高度分化的甚至碎片化的公民社会里，进一步的分权不仅不利于治理，甚至使得治理无效。

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印度政府在减少贫困人口的人数、资源的再分配等方面所做的成效并不乐观，甚至相较于独立之初贫富差距的问题更为突出。事实上，贫困治理问题是庇护性民主在印度的又一个恶果。

在庇护性民主下，印度各级选举中的参选政党往往将精力放在即时物品的提供方面，而非提出并贯彻具有长期意义的公共政策或公共物品的发放。庇护性民主使得印度的政党及选民变得短视，贫困人口减少困难，因而成为印度一个久治不愈的难题。

事实上，印度中央政府从未停止关于缓解贫困的努力，但因庇护制的存在却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政府的福利项目多集中在农村地区，这使得农村地区的大部分公共资源为政府所掌控，同时由于政党竞争激烈，福利项目反而成为各政党建立庇护制的关键。相关数据显示，中央政府用以改善贫困人口生活的各项政策中，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源顺利送至底层民众的手中。⑧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印度最贫困的8个邦中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挣扎在最低生活线以下，人数多达4.21亿，超过非洲最贫穷的26个国家总人口数。⑨针对于此，印度政府采取的措施是用补贴缓解因贫困带来的饥荒。这一治理模式，不仅导致执政成本过高，同时亦无法从根本上缓解贫困压力。笔者认为，造成贫困难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治理模式的缺陷，而治理模式的背后则是庇护性民主的影响。

这就是黄亚生教授所推崇的“印度好体制”。在这个黄亚生教授认为政治自由越来越多的20年，印度的穷人规模减少了吗？近20年来的高GDP增长率与民生的改善完全不成比例。深入了解印度式民主后，中国学者把印度的经济问题归结为其政治问题有什么问题吗？其实很多印度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不少国际知名学者也认同。

事实上，这是印度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另一种叙述，大概是黄亚生教授不愿了解或者刻意“遗漏偏差”的故事。也就是说，看上去符合“美国信条”的印度，其实还是拥有自己历史文化的印度；不仅如此，基于族群的政党政治反而还强化了固有的部落关系和族群关系，现代化形式的民主政治反而激活了印度古老的政治生态，真可谓“因正因而生变果”。印度式民主的问题可不像黄亚生教授说的那么简单，其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难题更是难以治愈。对此，“美国信条”论者是不愿意相信的。

退一步讲，即使如黄亚生教授所言，印度的“好体制”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却不能向国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不能实现善治，这样的体制称得上“好体制”吗？这是很多经济学家的通病，只讲效率不问正义，当然这也符合“美国信条”的追求，否则美国怎么到现在还不能推行全民医保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崇尚亚当·斯密的“无形的手”时，也不应该忘记他的经济伦理学。

中国经济跑赢印度的动力机制在哪里？

在黄亚生教授看来，符合“美国信条”的印度是可持续性的，大有前途的；相反，完全有违“美国信条”的中国只不过因为其基础教育好、海外直接投资多以及国有企业主导而高速发展，不过这种发展是没有可持续性的。如前所言，用一两个要素和指标比较并预测两大国的前景是极其不严肃的。首先，就中印比较而言，两国在1980年之前的经济都不那么好，这是事实。但是应该注意到，这一时期两国在政治制度上完全不同，一个是代议制民主，一个是民主集中制，两国的经济制度基本上都是采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但是，两国基本上同步进入改革年代以后（不是黄亚生10年前刻意说的印度比中国晚改革10年，中国1978年开始改革，印度1980年开始），尤其是同步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中国始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印度始于1994年的“新工业政策”）以后，经济都开始高速增长，而这一时期两国的基本政治制度都没变。政治制度都没有改变，但经济局面完全不一样了，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印经济的奇迹？在专门研究印度经济的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Dan Rodrik及其合作者Arvind Subramanian看来，是观念改变了一切！在笔者看来，观念的变化导致具体的制度安排的变化，即市场经济制度与制度结构无关。也就是说，即使比较中国—印度的政治—经济关系，也不能停留在“美国信条”那里。黄亚生教授所以要如此，在修辞学方法上犯了“滥用大概念”的错误，即滥用宏大概念解释一切现象。看来，黄亚生教授的方法论错误不限于统计学上的“遗漏偏差”。当然，其最大的方法论问题还是信仰偏见下的统计学错误。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方法论层面的问题，而是认识论的问题了。

由此看来，从修辞学到方法论再到认识论，黄亚生教授都存在问题。

印度的问题清楚了，那么中国为什么能保持对印度的优势？不管是否有“中国模式”，中国成就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因素：市场经济制度、产权上的混合制、完整的工业体系、政体上的民主集中制、“发展型国家”的发展意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导向、发达官僚制的强国家能力、强大的基础教育培养出的最优质的劳动力、规模空前的亲财富爱劳动国民、多次革命所造就的特别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平等主义文化。这些因素所构成的发展模式大概是世界经济史上所未曾有过的。大国兴衰的历史告诉我们，国家兴衰其实就是发展模式的竞争，绝不是一两个指标所能解释的，比如科技创新、军事力量、经济增长、国家意志、人口素质等，而是这些变量所组合起来的统合性的道路或“模式”。

中印之间的优劣已经很明显了，当然两国都有需要改善的地方而使两国经济更好。中国如果要做得更好，需要做“减法”，即减少国家过度垄断资源和过度的国家自主性；印度如果要做的更好，需要做“加法”，即增加其国家性和国家自主性。比较而言，“减法”相对好做，而且中国政府目前的改革就是在做“减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以放权和市场化为导向的转变政府职能；而要在印度碎片化的族群政治中做“加法”却是很难甚至永远不可能成功的事。

中印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正在践行着经济史上一脉相承的“后发优势”理论和“发展型国家”理论，以完备的工业体系立国。印度在有些领域如金融和私有化方面似乎依然在复制最早实现现代化的英国—美国的早期道路，而这已经是连英美自己都不再用的过时的理念；况且，一个12亿人口的国家没有发达的制造业而仅有所谓的名不副实的“世界技术实验室”，怎么可能撑得起这样一个大国？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常识，而且印度眼前正在饱受仅靠IT技术和金融服务而没有制造业之苦：2013年美元回笼后，“金砖之国”中经济表现最差的就是印度，货币贬值高达15%。且不说这些道路之间的优劣，如果黄亚生教授不是教条主义者而心怀世界经济史，大概不会轻易地得出印度经济表现好于中国的判断，更不会得出印度必将超越中国的结论。

学者当然可以有信仰，但信仰偏好下的研究成果不能冒犯“常识”。生活中的故事最生动也最直观：2013年夏天，一个美国教授带30个美国大学生分别在中国和印度生活了15天，最后留给美国学生的假设问题是：选择两国中的一国作为永久居住地。选择结果符合常识：1位选择印度，29位选择中国。由此可见印度与中国的距离！

几个经济学命题

作为一个非经济学者，笔者还对黄亚生教授的有些发现感到不解，即他认为投资带动增长颠倒了投资与增长两者的因果关系，合理的关系应该是经济增长是原因，而FDI和基建设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这种结论符合经济史吗？除了第一波现代化国家即英美，后发国家很多不都是因为投资带动增长吗？殖民掠夺和战争掠夺也相当于外来“投资”，如果没有《马关条约》对中国4万亿两白银的掠夺（相当于日本两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日本怎么可能一跃而成为亚洲第一而在1905年打败俄国？如果没有苏联的146个大型项目的投资，新中国国民经济怎么会恢复的那么快？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后如果不是海外华人的第一波外来资本，然后是发达国家的密集的外来投资，经济增长怎么可能那么快？看看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就知道这一点。因此，数学化经济学研究既要符合常识，也要参照世界经济史。

作为一个非经济学学者，本人还有一个疑问：为何黄亚生教授否定“铁公鸡经济学”，即投资拉动增长。西方经济学鼓吹的消费拉动增长是在什么时候？西方所以发达，其发达的象征难道不就是发达的公路网、铁路网、地铁网、航空网、信息公路网等基础设施吗？除了高铁，目前中国的基础设施比西方更发达吗？每一个坐过中国高铁的人无不感叹高铁对于人们出行的方便，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对中国社会经济一体化的社会效益更不是计量经济学能计量出来的。另外，西方消费主义经济学背后难道不是政党竞争的福利政治吗？今天的中国如果过早地按照西方今天的模式即消费拉动经济，难道真的会有更好的前途？好在中国经济学界还有一批头脑清醒者，不会轻易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所左右。写到此，笔者不得不感叹中国历史文化给我们留下的国家自主性这一优良资产：就是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过去30年里，中国改革也只是借鉴了其中的某些因素，依然在保持国家自主性的前提下走自己的道路，而不像叶利钦那样企图一夜之间实现“华盛顿共识”。

作为一个非经济学者，笔者顺带的经济学疑问是与黄教授文章无关的两个经济学话题。“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概念适合分析中国吗？要知道中国的规模是N个南美国家的总和，也是N个欧洲国家的总和，中国既有领先世界的技术，也有领先世界的工业体系和制造业体系，怎么能用一个来自南美国家经验的概念套在中国身上？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的通病，盲目使用外来概念而不问这些概念是怎么来的。同样，“金砖之国”在经济学上有多大意义？要知道，“金砖之国”可是涵盖了文化上和宗教上完全不同的几个国家，这样一些国家在一起充其量搞点经济小活动，因为存在与生俱来的“文明的冲突”，很难有我们期待的战略合作价值。没有共享信念基础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总是同床异梦，是走不远的，这是人类文明史和国际关系史给我们的启示。为此，笔者呼吁我们的经济学家不要被善于制造概念的国外人士所左右，中国完全没有必要为此进行过多的战略投资，投资“金砖发展银行”最终可能没有意义。在笔者看来，鉴于历史的镜子，中国与其专注于“金砖之国”，还不如和这些国家分别搞好双边关系。

冒昧的建言

回到黄亚生教授文。不管是否有意识，黄亚生教授关于中印比较的既定观点体现了美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前景的两大对立立场中的一派：中国不可持续论或者失败论。再过10年，黄亚生教授是不是还要再次发表一篇中印两国前景比较的宏论？如果是，是否还会一如既往地秉承“美国信条”呢？撒切尔夫人曾有这样的“名言”：“中国不可能成为有影响的大国，因为在价值上不能领导世界。”如果撒切尔夫人今天健在并依然有清醒的认知能力，不知道对自己当年的“名言”作何感想？在战略现实主义者亨廷顿看来，“软实力”不过是硬实力的自然延伸。过去200年，世界是在西方“强权即真理”的逻辑下走过来的，其价值自然也具有了主导性。但是，应该如亨廷顿一样清醒的是，价值只不过是实力的延伸。当实力不再时，体现实力的价值又价值几何？体现既定实力的价值还会有主导性吗？一位深刻理解美国学界的中国政治学教授认为，在美国学术界的两大阵营中，无论是看到中国崛起而为围堵中国献计献策者，还是认为中国不可持续者，其实都已经是“心虚”的表现了，对自己的实力和价值不再那么自信了。

注释

黄亚生：《印度离中国还有多远？——从经济表现、体制影响、发展现状预测两国前景》，《学术前沿》，2013年10月（上）。此外，本文多处援引黄亚生言论，若未注明出处，均参见此文。

Yasheng Huang & Tarun Khanna， "Can India overtake China？"， Foreign Policy， July 1， 2003.

下面关于印度式民主部分，参见杨光斌、李楠龙：《公民社会的民情与民主政治的质量》（未刊论文）。

《华尔街日报》，2011年4月25日，http：//cn.wsj.com/gb/20110425。

Steven I. Wilkinson， Explaining changing patterns of party-voter linkage in In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11.

[美]弗里德·扎卡里亚：《民主的局限性》，《新闻财刊》，2007年第1期。

杨光斌：《作为民主形式的分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Amit Ahuja， Civic Duty， Empowerment and Patronage： Pattern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In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Http：//news.163.com/10/0811/14/

6DQJAP5C000125LI.html.

责 编/樊保玲

*编者注：①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文章《印度离中国还有多远？——从经济表现、体制影响、发展现状预测两国前景》刊发于《学术前沿》2013年10月（上）。

②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以及比较政治。主要著作有《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等。

作者：杨光斌

关于计量经济学的国民经济论文 篇3：

胡乔木 “在经济理论上为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1978年，随着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展开，全国上上下下开始从“左”的迷雾中逐渐觉醒，思想如同二月冰封的河流，开始解冻释放。而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同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尤其是经济理论领域也悄悄地进行了一场大讨论，至今不为普通百姓熟知。

这场经济理论大讨论，实际上对每一个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比“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更加直接也更加现实。当时，众多的中国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政治领域，说得更直接一点，更多的人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政治人物及其人生命运的变迁上。但最高决策层或者说拥有决策权的政治人物，当然和普通百姓的注意力不同，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意识到，摆在面前的最大难题其实还是经济问题，即如何尽快恢复“面临崩溃的边缘”的中国经济，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而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首先就必须扫清思想理论问题上的障碍。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因此，在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先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题目叫《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要知道，在这篇文章发表整整一个星期后的5月12日，《人民日报》才转载了《光明日报》5月11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发表时，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更没有像“真理标准”大讨论那样席卷全国，但这篇文章还是引起了中共中央高层的重视。5月1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就曾点名批评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一个中央的意见？”他还说，“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并要中宣部“把好关”。

汪东兴为什么要批评这篇文章呢？如果用一句话来说，还是“两个凡是”在作怪，但事情又不是这么简单。

按劳分配，天经地义。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就像邓小平说“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一样，按劳分配在那个年代也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极左思潮来势汹汹，正确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横遭批判，物质利益原则首先遭到批判，奖金和计件工资被作为修正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思想、理论被搞得十分混乱，连按劳分配、商品生产都被认为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如果用他们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草，也不要资本主义苗”来形容，可谓恰如其分。1975年以后，“四人帮”更是全面否定按劳分配。

“四人帮”一伙发表了大量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编造了一套诋毁按劳分配、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所谓“理论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就是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们认为：按劳分配是衰亡的旧事物，其中的资产阶级权利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会产生两极分化，出现阶级差别，“是滋长资本主义和培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温床，如果不加以限制，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们还上纲上线，说限制按劳分配，批判资产阶级权利的斗争“是决定社会主义前途成败关键、生死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是继续革命还是停滞不前甚至反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

粉碎“四人帮”后，在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扫清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思想障碍，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指导下，胡乔木和于光远、邓力群等人一起，对经济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拨乱反正的工作，推动了思想解放運动的展开。而汪东兴在5月17日批判的那篇《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任胡乔木起草的。

胡乔木没有因为汪东兴的批评而退却。就在5月17日下午，胡乔木出席了全国劳动局长座谈会。在会上，他作了《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的长篇讲话，鲜明地批判了“左”倾观点，联系实际辨别是非，有力地论证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

胡乔木之所以这样有底气，除坚持真理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得到了中共中央另外两位副主席邓小平和李先念的支持。后来，李先念在7月22日召开的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说，“真正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保证多劳多得，反对平均主义”，是“现在最关键的两条”之一。邓小平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予支持。后来，他在其他场合谈及此事时还说：“有人对按劳分配的文章有气，说是矛头对着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完全是讲马克思主义嘛，怎么是对着毛主席的？我在政治局讲了这个问题，不能这么看。”

其实，《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从起草到发表，邓小平自始至终都是参与者和指挥者。他从1977年刚刚“解放”就开始关注“按劳分配”问题。1977年5月24日同王震、邓力群谈话，8月1日与方毅、刘西尧谈话，8月8日在科教工作座谈会结束时的谈话，9月6日接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时的谈话，10月31日听取空军、装甲兵部队领导汇报时的谈话，11月3日会见美籍华人教授王浩时的谈话，等等，邓小平都曾谈及按劳分配这个问题，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强调了按劳分配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与此同时，陈云、李先念，包括华国锋，也都指出要实行按劳分配。华国锋分别在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和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不但提出了不能搞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和不干都一样，还要求把经济政策上要坚持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写进宪法。

按劳分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思想理论界，当然更不能缺席。在胡乔木的支持下，于光远先后主持召开了五次按劳分配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从北京到全国。第一次是在1977年2月25日召開的，由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劳动局、北京大学等七家单位共同发起，召集北京地区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探讨，为全国性的讨论作准备。四次全国性讨论会分别是在1977年4月、6月、10月和1978年10月25日至11月2日召开，与会人数总计约有1500人次。这一系列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对于在理论上批判“四人帮”，解放思想，贯彻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和研究在实践中如何贯彻按劳分配等，产生了很大影响。
《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起草、修改经过

邓小平首次谈关于按劳分配文章的修改问题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从1977年12月起，胡乔木和于光远、邓力群一起研究起草《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12月28日下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二里沟国务院招待所召开座谈会，讨论关于按劳分配文章的写作问题。会前，印发了《起草〈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的初步设想（供讨论用）》。大家经过讨论，形成共识，并作了修改，在1978年1月底送中央领导审阅。

3月28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重点就是谈他对这篇文章的感受。他说：“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工人八级工资最高的105元，出什么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实行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方针。物质鼓励不能缺少。在这方面，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各种措施都要恢复。对发明者要给奖金，对有特殊贡献的也要给奖金。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

接着，他们就按劳分配问题进行了讨论。邓小平问胡乔木：“在马列著作中，按劳分配是什么意思？”

胡乔木说：“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讲，按劳分配到了全社会是单一的公有制，阶级消灭了，差别也消灭了，剥削已经不可能了，那时商品、货币也不要了，就是到了那个时候也还要实行按劳分配。可是我们有些人看不起按劳分配。”胡乔木还介绍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关于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几个阶段的论述，说明国家的职能是保护按劳分配的执行。

听到这里，邓小平说：“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工资、升级，主要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要看政治，但政治不能离开劳动。政治态度好应该主要表现在为社会主义劳动好，作出的贡献大。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只能按劳，不能按政，也不能按资格。以后要经过考核，劳动好贡献大的可以跳级，甚至可以定出特级。”这时，邓小平忽然想到了小学教师。他说：“一个好的小学教员所付出的劳动并不比大学教授少，应同等待遇。”

邓力群说：“这个话文章上原来写上了，有些大学教授不赞成，勾掉了。”

邓小平说：可以勾掉，但我说的道理是正确的。现在小学教员工资太低。

“女同志做教员，找对象还好办，如果是男同志就不好办了。将来有些教得很好的小学教员，可以鼓励成为终身职业，工资可以定为特级。”胡乔木深有同感地说，“现在工人队伍缺乏稳定，可以考虑将工龄作为定级的一个因素。”

“我看可以。”邓小平对胡乔木的建议表示赞同，“各行各业都可以设立特级，应该鼓励各行各业的人终身从事自己的职业。”

讨论十分热烈，获得共识，文章的整体框架就这样通过了。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二是按劳分配的各种劳动报酬形式，三是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文章从理论到实践再到具体操作，都作了充分的阐释和说明。

最后，邓小平对文章的修改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最后一部分讲了五条，都正确，但不解决实际问题，还得好好改一下。同当前按劳分配存在的问题联系起来，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关于脑力劳动，也讲得不够。生产力愈向前发展，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愈来愈多。这些人也还要搞些体力劳动。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没有了，各方面高度自动化，看起来有些事情还要搞手工业。那时劳动以外的时间多了，劳动成了享乐。我这个人喜欢吃饭自己炒几个菜吃，自己动手做，能消灭吗？脑力劳动者也是劳动者，要把这一点强调一下。文章改好后，再送我看看，看后再发表。”

邓小平再次谈关于按劳分配文章的修改问题

4月30日，邓小平再次找胡乔木和邓力群、于光远谈关于按劳分配文章的修改问题。邓小平又把这篇近2万字的文章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从理论上讲清楚，澄清‘四人帮’制造的混乱。”一坐下来，邓小平就说，“文章其他部分都可以了，最后一部分中讲到工资改革，有些话要说得活一点。工资级别一定要有，而且定级一定要以技术为主。工人的工资是不是八级，还可以考虑。上海在八级之外，又加了半级。不一定就是八级，改成十级、十二级都可以嘛！也许不需要搞上海那么多级。总之，八级工资制需要做些改革。还有行政人员的工资级别，也有一个改革问题。”

胡乔木点了点头，问道：“文章再改一改，改后是不是再送您看一下？先念同志已经看过这篇文章，他的意见是可以发表了。”

“我不看了，不知先念同志有没有时间看。”邓小平说，“我看这篇文章可以了，你们稍微改一改，就送《人民日报》，可以用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

从邓小平那里谈话回去后，胡乔木等人又按照邓小平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再送李先念审阅。李先念看了两遍，给予肯定，提了一点小意见。随后，胡乔木又作了修改。

就这样，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引起经济理论界和国家劳动部门的高度重视。随后，按劳分配作为关系到亿万群众切身利益的一項重大国策，改变了老百姓的生活，深入人心。

除按劳分配问题外，“四人帮”还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商品货币理论，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货币关系。针对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由邓力群挂帅带领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起草了《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经胡乔木修改、润色后，在5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从思想理论上扫除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障碍。

10月中旬，在于光远的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农业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来自17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部门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参加了研讨。会议主要探讨了农村人民公社的劳动报酬形式和当前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中存在的问题，于光远、薛暮桥分别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了主旨发言。
《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在经济理论上为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没有经济政策的理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当时的中国，如何系统地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思想，还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案和系统的理论回答。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胡乔木勇于开拓，大胆创新，站在时代的前沿，发出了时代的先声，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鸣锣开道。

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作了长篇发言

7月28日，胡乔木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在这篇长达2万多字的带有理论性的文章中，胡乔木以自己的责任心和远见卓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科学地概括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特别是针对“唯意志论”盛行所造成的令人痛心的损失，提出了有的放矢的正确口号。他在发言中强调指出：我们搞经济工作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按违反经济规律的长官意志办事。按经济规律办事就是按价值规律，按供求规律办事。不但要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而且要重视研究资产阶级学者所写的经济学，要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中早已存在并且取得经济实效的公司组织形式托拉斯等，还要学习计量经济学，研究经济活动要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进行。

《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中国打开国门，向不同发展类型国家学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且还尝试着提出运用先进的经济建设思想，探索中国经济改革的具体办法和道路，从理论上肯定了社会主义中国打开国门、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必要性。

胡乔木的这些理论和观点，在此前的中国一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被视为禁区，没有人敢讲。

邓小平、李先念非常欣赏，专门指示用胡乔木署名发表

当天，国务院务虚会简报即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胡乔木”署名刊登了这篇发言。接着，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编印的内刊《调查与研究》第3期刊登了这篇文章8月13日稿，署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国务院将此文发给了各部委办。邓小平、李先念非常欣赏，专门指示用胡乔木署名发表。胡乔木用一天时间修改了一遍，经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转交人民日报社。报社领导当即表示要从第一版刊登。胡乔木获悉后，特此要求他们从第二版开始刊载。于是，《人民日报》就通过胡乔木的秘书做他的工作，说这不是他个人的声望问题，而是关系到为经济体制改革造声势的问题。这样，胡乔木才算接受。随后，他又在《人民日报》排出的清样上修改了一遍。于光远、马洪参与了这篇文章的起草工作。

10月6日，《人民日报》以第一版转第二版和第三版的方式，隆重推出了胡乔木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此文成为思想解放运动以及经济理论大讨论中最重要的经济理论文章之一，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在国内，一时间“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不按违反经济规律的长官意志办事”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号；在国外，引起的轰动远远超过了中共和胡乔木的想象，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学者认为，胡乔木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在经济理论上为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改革开放同样需要理论的支撑。1978年，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同时，思想理论界也悄悄地进行了这样一场“经济理论大讨论”。这一年，除胡乔木等撰写和发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外，林子力、有林于1月1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攻击历史唯物论》，林涧青、冯兰瑞等以笔名“严实之”于2月2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罗元铮、赵履宽在《哲学研究》1978年第1期和2期合刊上发表了《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人民日报》还在9月12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者怎样看待物质利益》，以及10月6日推出胡乔木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等重磅文章，系统科学地批驳了“四人帮”在经济理论领域的歪理邪说，拨乱反正，为中央经济政策的落实、经济体制的调整及其正确执行，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作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作者：丁晓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