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调控

货币政策调控（精选6篇）

篇1：货币政策调控

货币调控应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换

我国货币政策由宽松转向稳健已经有半年时间。现在准备金率已提高到20.5%的历史高位，进一步提升的余地很小。下一步的调控措施应该在利率上更多考虑。因为，低利率政策长期化是有害的。而考虑到防止经济的过分减速，对称和不对称加息，都是可取的选择。

我国货币政策由宽松转向稳健已经有半年时间。半年来，央行收缩流动性的举措频繁推出。已经七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现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0.5%的高位。自去年12月26日存贷款基准利率由降转升、出现拐点后至今已有三次加息。这些货币调控举措的推出，都与经济运行态势密切相关。

当前突出的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行、通胀预期增强、实际负利率扩大。政府强调，控通胀仍是当前宏观政策的首要任务，货币政策仍需保持必要的力度。可以预见，央行仍然有进一步从紧的举措推出，加强流动性管理的决心不会动摇。

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用起来轻松，但不能无限使用

央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其工具大体分为数量型与价格型两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有共同点，也有诸多的差别。一般来说，两者都能通过收敛货币乘数效应达到减少流动性、进而防止通胀和抑制经济过热。但作为数量型工具，存款准备金率主要针对的是货币供给方，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方法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是一种较为直接的控制货币供给的方法。而加息则是主要作用于货币需求方，通过提高信贷资金成本的方法，减少市场对货币信贷的需求。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针对商业银行实施的货币政策工具，加息针对的是企业财务和居民资产配置。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不能有效影响金融市场资金价格并引导资金流向。在当前金融体制和金融生态环境下，银行出于多种考虑，往往会将信贷资金优先投放给国有企业及具有政府背景的项目。由此，存款准备金率提高约束的是银行可贷资金规模，而受影响的多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有效率的方式是由价格机制来引导和配置资源。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提高利率，就是提高资金的使用成本，经济上缺乏效率或者盈利水平低下的项目会被淘汰，总体而言资金会优先用于最有效率的投资，从而优化了投资结构。同时，提高利率也可以起到紧缩货币信贷的作用。

然而，实践中，央行更倾向于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而谨慎使用利率工具。其原因还在于流动性总量的形成因素，外汇占款是第一来源。中国国际收支顺差态势不会根本改变，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渠道被动投放大量流动性，而央票余额大幅增加难以为继，不断提高准备金率来对冲外部流动性就成为央行必然的选择。

当然，也不排除央行还有其他间接的考虑，认为低利率可以更好保增长，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避免加重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据测算，目前地方融资平台上的总债务规模有4万亿以上，这就意味着利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地方债务就会增加400亿元以上的负担。这无疑会使地方财政雪上加霜，也使银行的债务风险较快显现。而且，地方政府的这些项目本身的可能低效率对政府、对银行乃至对社会都是一个风险隐患。

再从当前融资体系看，在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体的融资体系下，央行在较长时间内都无法放弃货币信贷目标制，为了调控货币信贷量，准备金率是不可或缺的见效快的调控工具。在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利率等传统政策工具中，准备金率无疑是对货币信贷影响最大以及效果最为明显的工具。而且，准备金工具具有强制性、惩罚性和低成本性的特点，央行在运用该工具的时候面临的阻力较小，对冲成本相对低廉，央行可以通过降低甚至取消准备金存款利率的方式进一步削减对冲成本。因而准备金工具便日益成为央行的常规性对冲工具。

但是，任何一种对冲工具都是有使用空间的，准备金率也不可能无限制地上调。首先，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收缩流动性的有效手段，可是它也不是有针对性地对付形成过剩流动性的源头即外汇占款。本质上说是错位的，是治标而非治本。国际收支一直双顺差，外汇占款就一直新增，准备金就一直要被动提高。如何改善国际收支结构进而改善经济结构才是根本之策。

其次，提高准备金率是通过收缩货币信贷的方式对冲过剩流动性，但是无论经济增长在什么速度上定位，信贷规模的调整也只是在增量上做文章，不可能真正压下去。在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之下，信贷被压缩到一定程度副作用增大，烂尾工程增多，会制约经济发展。

第三，由于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存款支付很低的利息甚至可能不予付息，因此当准备金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无法覆盖存款利率，会使商业银行出现经营困难，这是央行所不希望看到的。

还应该看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尽管是起到对冲外汇占款的作用，本质上是针对流动性过剩的一种调节手段。但如果流动性不过剩，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即使外汇占款规模不小，也不需要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现在准备金率已提高到20.5%的历史高位，进一步提升的余地很小。因此，央行货币政策应该改变过于倚重准备金率工具的倾向。下一步的调控措施应该在利率上更多考虑。

低利率政策长期化是有害的，不应该长期维持

实际上信贷需求旺盛和通胀预期，既来自于过剩的流动性，也来自于较低的实际利率。负利率人为降低了投资的资金成本，加剧了对信贷的需求。对于资金剩余方而言，负利率无法覆盖当前金融风险敞口，从而逼迫过剩流动性通过囤货炒作商品市场和通过资产价格泡沫运作等手段规避负利率下的风险敞口。所以，低利率的弊端很往往被低估。

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必然会鼓励投资冲动，加剧通货膨胀。低利率政策总是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紧密相连。货币超发和低利率是导致通胀的主要因素。低利率意味着资本的低成本，大量超发货币进入资本品领域，导致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城镇的生活成本和商务成本随之提高，引致通胀的自我循环。

低利率政策使投机性交易盛行，助长资产泡沫。低利率是一种保投资从而保增长的扩张思维。低利率政策助长信贷需求，客观而言总有部分流入资产部门。低利率促使经济中流动性过多，资产价格不断攀升。

低利率加剧产能过剩。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当价格信号被人为扭曲，就会扭曲资源配置。一方面造成低效投资形成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又挤压了有效投资的生存空间。低利率刺激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这些项目对利率的反应非常敏感。低利率导致投资过度扩张，最后的结果就是所谓产能过剩。

低利率情况下的投资有时又是事与愿违。越来越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也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即使对一个项目本身的开工过程而言，所需资金难以在现有利率下一次筹备完成。那些完全因利率降低而执行的项目，一旦利率上升，将变成错误的投资决策。因此，人为低利率政策是目前国内许多错误投资及资源浪费的一个重要诱因。

低利率政策导致出口产品要素成本低，不利于产业升级。多年来，中国外贸出口态势强劲，原因在于出口产品要素成本低，产品价格竞争力强。这里的要素有土地、劳动力及资金等，资金的低成本即为低利率。对中国而言，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要素价格同样被极大压低。企业在享受到本国高额储蓄和低廉资本的同时，把这种好处廉价折进出口产品中，创造巨额贸易顺差。要素价格的低估，使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也成为其他国家企业利润和居民福利贡献中心。

低利率还形成了不合理的财富转移效应。人为压低的利率是把社会财富进行了再分配。资金使用者生产成本降低，资金提供者利息收入减少。对于目前国内15万亿元居民储蓄存款，如果以市场化民间信贷市场利率计算，一年财富转移达1.5万亿元之巨。如果不以这种市场化利率来计算，储蓄存款利率上升3个百分点，一年的转移财富就达4500亿元。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使用这些资金的资金密集产业转移（如房地产），也使居民财富迅速减少，消费能力下降。

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导致资本替代劳动效应，不利于就业问题解决。资金密集型行业相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利润高，在资金价格严重低于均衡水平时，企业倾向于使用资本而不是劳动，即低利率时，国内大量资金涌入资金密集型行业，产生资本替代劳动现象。我国资本本来比较昂贵，土地也比较昂贵，但这些年的经济增长把资本变得很便宜，有些地方为吸引外资，人为压低土地价格，使资本进入门槛进一步降低。资本替代劳动使我国的人力资源被极大地闲置与浪费。

可见，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弊端明显，既损害经济发展也影响社会稳定。

以低利率来阻挡热钱进入是不切实际的，紧缩政策如需强化，下一步应当考虑使用价格型调控工具

几乎所有不合理的经济政策背后都可能存在某种似是而非的理由，低利率同样如此。有

些人士认为，在人民币名义汇率看升的情况下，如果利率水平高于国外会导致热钱的进入。这个逻辑的内在假定是热钱进来是为了在我国银行账户上吃利息。其实，银行利率只是投资的机会成本，资本流向考虑的是投资报酬率而不是单纯的银行利息，无论是房产市场还是股票市场，只要能获得更高的报酬，资本就会趋之若鹜，如果我们的政策目标是阻挡外资热钱的进入，或者进行资本管制或者设法降低投资报酬率，这显然是不现实也不可取的。实际上，低利率阻挡不了热钱，热钱主要不是吃利息，相当大一部分是用于股票投资和实物投资，其中也包括炒房。而房价与股市都与利率是反向波动的，利率越低，房价和股价越高。可见，低利率反而是热钱进入的有利机会。

紧缩政策实施的半年时间，央行根据“相机抉择”的方法，更频繁地使用了货币数量工具而非价格工具，更多的是从维护金融安全、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角度考虑。但货币政策的使用，既要有调控目标的权衡，也要有在工具使用上的利弊权衡。通货膨胀是综合因素形成的，但主要还是需求因素。考虑到最近美联储决定维持量化宽松政策，而今年以来我国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实际增长有所抑制，货币供应量增速处在可控状态。

经过半年多的高频率的货币紧缩政策将陆续开始显现，因此在通货膨胀不出现明显继续上升态势情况下，货币政策应当张弛有度，可以短期维持稳定观察，也让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进一步消化。如果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仍然显示进一步紧缩的必要，则可以在价格型工具即利率调控上采取措施。由于负利率的缺口不小，也是给货币政策留下了较多的运作空间。考虑到防止经济的过分减速，对称和不对称加息，都是可取的选择。

篇2：货币政策调控

月中旬房地产新政实施以来，房价上涨迅猛的势头以及投机炒房之风均得到有效遏制，国内各主要城市房地产市场呈现交易萎缩、原创：购房者持币观望的现象。

分析人士认为，有关方面出来表态救市，显然是不希望房价暴跌现象的出现。

目前我国经济仍保持着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势头，但不少经济学家以及国家有关部委认为，应警惕经济下行和通缩现象的出现。由于当前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是房地产投资拉动的。如果房地产成交量持续萎缩，将会影响房地产投资，最终拉低经济增速。因此，当前房地产投资应该“防冷”。

政府部门对房地产行业的态度“忽冷忽热”，看起来似乎不可捉摸，但其实暗含很深的用意。

从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看，投资增加意味着市场供应的增加，市场供应增加本应使房价下行。但目前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结构不尽合理。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热衷于高价卖地，开发商为了赚取高额利润，开发所谓的高档住房。这样，一些大城市出现了“有房没人住，有人没房买”的怪异现象。就住房消费本身而言，不应完全是市场行为，政府有义务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保障。

分析人士认为，从建设部官员透露的信息来看，管理层的真实意图并非是抑制住房消费，而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建立起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促进老百姓的住房消费，进而使我国的经济结构日趋合理。

篇3：论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调控

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调控

0 导语

为了保证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安全、稳定与效率, 客观上需要建设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否认金融监管, 而是要加强金融监管, 这种监管是建立在对尊重市场自主权的基础之上, 是一种审慎的监管。同时要求有更为深入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 这个体系应更多的从宏观角度对金融进行管理, 尊重市场的调节和金融体系的效率, 对市场的不完备进行补充。

1 金融危机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1.1 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原因评析

2007年引爆于美国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危机持续升级, 影响逐渐加剧, 最终演变成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 此次危机爆发于金融体系最完善、金融创新最前沿以及金融理论和人才最丰富发达国家——美国, 而且起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这一金融创新领域。危机似乎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爆发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 主要集中在货币和银行的危机。然而, 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等人根据有关金融危机的标准研究, 通过将此次危机的资产价格、增长和政府债务等指标同二战以来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进行一系列对比, 研究结果表明此次危机和以往的危机并无本质差别。

但是在客观忽略资产价格泡沫极度膨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宏观经济理论, 以及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监管理论的指导下, 形成的忽略金融监管的宏观政策框架, 必然催生资产价格泡沫, 积聚系统性风险, 在金融体系内埋下重大隐患。泡沫一旦破灭, 积聚的风险迅速释放, 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1.2 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危机爆发后, 国际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深刻反思。为维护金融稳定, 金融监管变革在所难免。综合G20、FSB、BIS和IMF报告文件来看, 金融监管改革目的是保证金融稳定, 防止类似的危机的冲击, 预防系统性风险。

改革主要集中在六大块:

(1) 增加资本和提高资本质量, 同时改善流动性和缓冲机制, 缓解资本监管顺周期性。

(2) 改革薪酬制度, 维护金融稳定。

(3) 增强会计准则实效性。

(4) 改善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

(5) 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妥善处置。

(6) 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合作, 强化遵循统一监管标准。其他方面还包括对冲基金、信用评级公司和证券化等方面的监管和改革。部分改革已在逐渐付诸行动并进行了效果评估, 有些改革尚处在讨论和研究阶段, 监管改革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然, 以往的微观审慎监管对于保证单一机构安全, 从而保护金融消费者 (存款者和投资者) 的利益有着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微观监管的固有弱点表明了其不仅强化了顺周期性并且未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 在保证单个金融机构安全的同时却有可能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因而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提出已久, 地位也随着此次危机的爆发显著上升。“宏观审慎监管”目前尚无明确定义。据已有的文献来看, 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相对“微观审慎监管”而言, 金融监管当局从金融体系而非单一机构的角度实施监管, 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念, 维护金融稳定, 密切关注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宏观审慎监管同微观审慎监管在监管目标、最终目标、风险性质的对待、机构间风险暴露相关性的重要性和审慎控制的实现方式上都有着本质区别。

当前, 金融监管改革依然处在成型阶段。为维护金融稳定, 总的改革趋势将向立足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审慎监管模式的方向发展。其主要的新特征将体现在逆周期性监管政策工具的选用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2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不足与改良

2.1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 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也在不断变革。总得来说, 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4年至1992年的统一监管体制时期, 人民银行履行统一监管职能。

第二阶段为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的过渡时期。1992年10月证监会的成立标志分业监管的开始, 1998年保监会的成立标志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明确分工, 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为1998年后的分业监管体制时期。

其中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为基本格局的金融监管体系最终形成, 即分业多头监管的格局形成。为加强协调沟通、信息共享, 形成安全有效的监管网络, 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被引入。2004年三会签署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 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 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 经常联席会机制。然而监管联席会已长时间没召开, 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目前主要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定期召开金融旬会来加强监管政策协调。

2.2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

尽管我国目前分业监管有利于提升监管专业化水平, 有效防止了金融风险传染效应, 但如同大部分分业监管模式一样, 我国当前的监管体系存在不足。钱小安认为我国监管体系不足体现在监管重复与监管空缺并存、监管资源配置低效、监管协调机制较弱等方面。根据引发此次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方面的缺失, 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来看,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大方面的不足。

首先, 缺乏稳健的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防范, 必然需要对金融体系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检测和评估, 发现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来源, 发出风险警示。这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分析平台, 一方面整合各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 另一方面同时整合分析宏观部门和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而目前, 我国并没有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其次, 系统性风险防范不足, 存在监管盲区。此次金融危机表明, 由于缺乏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 (集团) 有效监管, 致使这些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 最终加剧金融危机程度。

最后,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不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需要先进监管理念的同时, 还需要有效的完备的金融监管政策工具。而无论是在时间维度上的逆周期监管政策, 还是在行业维度上的对系统性风险的有效监控政策, 我国都存在不足。

2.3 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构建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分析提出了我国在金融监管上存在的不足, 因此在我国未来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中, 我们要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总得来看, 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赖于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搭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完善以及组织合理安排下的政策协调机制健全。

首先, 搭建宏观审慎分析平台, 建立预警机制。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构建, 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和预警, 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这一环节的构建大体可分为四步。首先确定平台, 即明确微观和宏观数据整合分析的职能的具体承担部门, 可以是“一行三会”当中一个也可以新建一个部门。其二, 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平台构建后, 相关职能部门就得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相关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特别加强微观和宏观数据的有效整合, 全面掌控系统性风险变化趋势。其三, 系统性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即从金融体系宏观层面又从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微观层面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检测与评估, 加大各行业微观层面风险评估对金融体系宏观层面风险评估的支持力度。

第二, 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 建立危机处理机制。从时间维度上说, 我国应完善包括逆周期贷款损失拨备和逆周期的信贷政策等在内的各种逆周期监管政策机制。同时, 要加强对杠杆倍数的检测, 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有效控制金融体系的风险过度承担。完善相机抉择机制, 有效避免危机扩大和扩散。从行业维度上说, 要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立法, 完善对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政策工具, 有效监管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完善危机处理机制, 设计多层次的应急处理监管政策工具。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最后, 合理架构组织, 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协调机制。组织结构铺排, 各部门政策协调是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能否成功搭建的最关键因素。首先, 系统性风险信息的获得、预警机制的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设定需要各部门明确职责并加强沟通协作。其二,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组织架构设定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有极大的影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组织安排, 首先是确定宏观审慎分析平台, 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总的召集人;其次是三会要加强对各自监管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结合意识;其三, 要加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同宏观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最后,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实施部门要加强同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门协调, 制定科学的监管政策并有效执行, 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 维护宏观金融稳定。

3 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调控的联系

在金融监管中, 有一项监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即银行监管。这是由于:首先, 银行业在金融体系占主体地位。其次, 在各类金融机构中, 银行是最基本最重要的, 也是最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的部门。因此, 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必然在宏观的金融监管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在新的金融机制改革中, 基于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 必然要改革在此前大行其道的硬约束监管机制。但在当前的新的金融运作形势下, 对于资金的过于严格的监管可能会导致雁行的信贷减少, 进而导致整个社会总投资的下降, 这自然不是金融监管希望的结果。

但是在新的宏观审慎的监管机制下, 政府实行货币调控政策则可以利用这样较为完整系统的机制来进行整体的调控, 不仅可以提高货币政策在有效引导国民经济向更好的发展方向上进步, 还可以在这一较为拔高的视角上有效的规避一些金融风险, 更加有效的将我国经济引导至又好又快发展的康庄大道!

4 结语

本文分析认为, 金融机构内部、微观审慎监管下的部分政策工具以及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工具都有产生或强化顺周期性的机制。为缓解顺周期性, 逆周期性的监管政策工具将被采用。本文分析认为, 金融监管总的改革趋势将向立足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审慎监管模式的方向发展, 其新特征将体现在逆周期性监管政策工具的选用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在这样的认识下, 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了解到, 在当前的金融机制存在不足的情况下, 我们在有效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 通过对我国国情的深入探讨, 在发展我国特色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机制的情况下, 有效的施行货币政策的调控, 不仅会改良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深入发展, 同样会加强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率。必然是一项双赢的新的施政策略。

参考文献

[1]李文泓.关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逆周期政策的探讨[J].金融研究, 2009, (7) .

[2]Paneta, F.and Angelini, P., et al.Financial sector pro?cyclicali-ty:Lessons from the crisis, Occasional paper No.44.Bank of Ita-ly, 2009.

[3]周小川.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J].2009.

篇4：中国货币政策与房价调控

关键词：货币政策 房地产泡沫 货币供给 信贷量 利率 汇率

一、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理论分析

货币政策包含的方面很多，为了直观的列明各种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途径，本文将按照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将货币政策分成三个方面，即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三个目标而采取的货币政策以及它们对房地产价格的推动作用。

（一）为实现经济增长及充分就业目标而采取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房地产具有实物资产和虚拟资产两种特性，即可以用于生产生活，又可以作为一种投资工具。作为虚拟经济载体的股票、房地产的逐年升温，逐渐破坏了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由于经济增长会带动充分就业，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本文将不赘述国家为实现充分就业目标而采取的货币政策。

1.放松银根，扩大货币供给量

由于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等原因，货币信贷总量是许多国家重要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当经济达到饱和时，货币供给的增加可能并非流向商品市场，而流向资本市场，引起资产价格的变动。

根据费雪的交易方程式P=MV/T（M表示一定时期流通中货币；量；V表示一定时期单位货币的平均周转次数即货币流通速度；P表示商品和劳务价格的加权平均数；T表示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数量。），在充分就业的前提下，商品价格与货币供给呈正比关系，当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大时，必然导致包括房地产价格在内的物价上涨。

2.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扩大信贷规模

国家为了鼓励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将有可能采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这使得商业银行可以留存更多的资金用于向社会成员投放贷款。首先，房地产具有资金密集型，相关产业多的特点，初期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当银行的信贷规模扩大，可贷资金增加，这无疑会刺激房地产开发商增加投资规模，房地产供给增加。其次，对很多消费型购房人而言，他们没有能力一次性支付房款，于是多采用抵押贷款方式申请贷款，可贷资金量的增加也会导致消费型购房人的需求增加。然而房地产的供给在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显著改变，其价格主要与需求量相关。消费型购房人的需求增加将从某种程度上引起房地产价格的走高。

3.低利率政策

根据公式i=e-dr（e代表自主投资；-dr代表投资需求中与利率相关的部分），可看出投资与利率之间具有反向变动关系。在利率市場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调节利率是国家货币政策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利率与房地产价格的特殊关系，低利率将很可能导致房地产泡沫。

根据简化的金融资产定价模型 Pt=（Pt+1+Dt）/（1+R）可以看出，利率与金融资产的价格为反向相关。

从房地产开发商的角度看，较低的利率将降低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成本，促进房地产开放商增加投资规模。从购房人的角度看，较低的利率将减轻购房按揭贷款的负担，增加了普通购房者对房地产的需求，推动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从投机商的角度看，低利率会导致投机商放弃债券等与利率相关的资产，将资金投向收益更高的房地产行业，同样会促进房地产需求量的增加和价格的上涨。

（二）为实现物价稳定而采取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的日益发展，许多国家都出现了低通货膨胀与高房价并存的局面。政府部门为了达到物价稳定的目标而实施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在保持低通货膨胀的同时引起资产价格脱离其真实价值异常波动，甚至导致泡沫的形成。由于虚拟经济的发展，货币供给流入生产领域会带来实体经济的增长，而当生产领域所需的货币量达到饱和时，新增加的货币供给就会流入消费领域和投资领域，这就有可能在消费领域引起通货膨胀，在投资领域推动资产价格的上涨并产生泡沫。但是，当货币供应不进入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而是直接大规模地进入虚拟资本市场进行投资时，就会出现低通货膨胀与高资产价格泡沫并存的现象。

（三）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采取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当一国在持续一段时间出现国际收支顺差，外汇的供给增加，需求减少，将会导致本币相对升值。资本的逐利性使得资本投向升值潜力大且利率高的地方（以低利率货币换取高利率货币套取利差），国际热钱的涌入，也增加了对本国房地产的需求，导致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为了防止国际热钱的大量涌入导致本币持续升值，政府将有可能采取降低利率的措施，由资本项目的逆差来平衡经常项目的顺差，使国际收支保持平衡，但低利率却进一步促进了房价的攀升。

二、国际案例分析：日本的房地产泡沫

日本的房地产泡沫肇始于1985年，这一年是代表日元大幅度升值的“广场协议”的签署年。从这时开始，到1991年为止，日本国内6大城市的商业地价短短6年间上升了3倍多，泡沫达至最大。90年代初，随着国际资本谋得大量利润后的撤离，日本房产泡沫随即破灭。大量房地产公司以及金融机构倒闭，并且产生了巨额不良资产，严重破坏了金融市场的秩序与平衡。中小企业向银行筹资的难度大大加大，危害迅速波及到商品市场。这成为90年代日本企业投资不振的一个主要原因。许多在房地产泡沫滋生时期购房的普通人由于房价的骤跌而破产甚至贫困潦倒，国民对政府的信心指数一度跌至谷底。

在导致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种种因素中，货币政策的影响最为深刻。首先是1985年日本与美英法德四国共同签署的“广场协议”，同意美元贬值。美元贬值后日元相对升值，大大刺激了日本房价的上涨。

其次，当时的日本政府为了促进国内经济，中央银行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低利率和信贷规模的增加使得投资者纷纷转向了房地产市场，致使日本房价的第一轮攀升。而广大普通投资者受房地产价格骤升的诱惑，也纷纷拿出积蓄用于购置房产，又导致了房价的第二轮攀升。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使得其担保价值也同步上升，同样的房产可以向银行贷得更多的资金，如此反复投机反复借贷，房地产泡沫随即越吹越大。

三、结论

本文从理论以及案例角度对货币政策与房地产价格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目标而实行的扩大货币供应量和低利率政策会引起本国房地产价格的上升，甚至可能导致房地产泡沫的产生。

2.国家在维持商品市场物价稳定的同时也应当关注资本市场的动态，关注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消费物价指数无法准确反映房地产价格，不应当仅仅以CPI的升降来衡量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3.央行应当将利率和汇率稳定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避免出现大起大落，以防人民币升值招致的的国际热钱涌入为房地产价格的暴涨提供资金。

篇5：央行调控货币政策的的七大绝招

核心观点

目前，央行通常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有7种。近年来随着货币供应方式变化，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主要采用逆回购和 MLF，目的是“削峰填谷”，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基本稳定。

1、公开市场操作：它是央行吞吐基础货币，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交易对象为符合条件的一级交易商，主要交易品种包括回购交易、现券交易、发行央票、SLO。目前央行最常使用的是7天、14天、28天逆回购，原则上每个工作日均可开展公开市场操作。2015年至今逆回购利率一共调整了17次，其中2015年12次和2016年3次均为下调利率；2017年至今两次均为上调，合计上调7天、14天和28天逆回购利率20个BP(BP：基点。一个基点是0.01%）。

2、存款准备金制度：央行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供应能力，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历史上看，存款准备金率一共调整52次，其中2015年下调了5次合计3个百分点。最近一次降准是2016年3月1日，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均下调0.5个百分点，主要是为了应对外汇占款减少所产生的流动性缺口。

3、再贴现与再贷款：央行运用再贷款、再贴现调剂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需求，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供应能力。近年来，适应金融宏观调控方式由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再贷款所占基础货币的比重逐步下降，新增再贷款主要用于促进信贷结构调整，引导扩大县域和“三农”信贷投放。

4、利率政策：央行间接控制信用规模的一项重要的手段。截至目前，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共调整了29次，2015年5次降息合计1.25个百分点，最近一次为2015年10月24日。

5、常备借贷便利（SLF）：其由金融机构主动发起，主要功能是针对性地满足金融机构期限较长的大额流动性需求，对象主要为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期限为1-3个月。2015年2月11日，SLF推广至符合宏观审慎要求的中小金融机构。SLF利率一共调整4次，最近一次为2017年3月16日，央行分别上调隔夜、七天、1个月SLF利率20BP、10BP和10BP。

6、中期借贷便利（MLF）：央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象为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采取质押方式发放，可通过招标方式开展。MLF利率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MLF利率一共调整了8次，其中2017年至今调整了2次，最近一次为2017年3月16日，央行分别上调6个月和1年期MLF利率10BP。2016年8月开始，央行投放的MLF均为6个月期和1年期，其中1年期MLF占比呈上升趋势。

7、抵押补充贷款（PSL）：为开发性金融支持棚改提供长期稳定、成本适当的资金来源。

一、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与分类

1．目标与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工具是中央银行为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而采取的手段。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

为实现其最终目标，政策工具具有一个传导机制，并伴随相应的时间过程。传导机制通常为：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即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作，影响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活动，进而影响货币供应量，最终影响国民经济宏观经济指标。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指标主要为监控基础货币、银行的超储率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回购利率；中介指标主要为监测货币供应量和以商业银行贷款总量、货币市场交易量为代表的信用总量。

2．分类：常规性工具、创新工具、补充性工具

根据货币政策工具的调节职能和效果来划分，货币政策工具可分为以三类：（1）常规性工具

常规性货币政策工具，或称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指中央银行所采用的、对整个金融系统的货币信用扩张与紧缩产生全面性或一般性影响的手段，是最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①存款准备金制度；②再贴现政策；③公开市场操作，被称为中央银行的 “三大法宝”。主要是从总量上对货币供应和信贷规模进行调节。

（2）创新工具

随着中国国际收支趋于平稳，中国多年来依靠外汇占款创造基础货币的传统货币政策模式面临着巨大挑战，2013年以来，央行近两年来创新工具不断，新增了“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公开市场业务项下）”、“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和“临时流动性便利（TLF）”，货币政策调节手段日趋丰富，灵活性增强。

（3）补充性工具

除以上常规性、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外，中央银行有时还运用一些补充性货币政策工具，对信用进行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包括：①信用直接控制工具，指中央银行依法对商业银行创造信用的业务进行直接干预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主要有信用分配、直接干预、流动性比率、利率限制、特种贷款；②信用间接控制工具，指中央银行凭借其在金融体制中的特殊地位，通过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磋商、宣传等，指导其信用活动，以控制信用，其方式主要有窗口指导、道义劝告。

二、货币政策工具的具体运用与优缺点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通常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有7种，分别是（1）公开市场操作；（2）存款准备金制度；（3）再贷款与再贴现；（4）基准利率调节；（5）常备借贷便利；（6）中期借贷便利；（7）抵押补充贷款。

1．公开市场操作

在多数发达国家，公开市场操作是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通过中央银行与市场交易对手进行有价证券和外汇交易，实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

中国公开市场操作包括人民币操作和外汇操作两部分。外汇公开市场操作1994年3月启动，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1998年5月26日恢复交易，规模逐步扩大。1999年以来，公开市场操作发展较快，目前已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主要工具之一，对于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水平、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走势、促进货币供应量合理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从1998年开始建立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制度，选择了一批能够承担大额债券交易的商业银行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交易对象。近年来，该制度不断完善，一级交易商的机构类别也从商业银行扩展至证券公司等其它金融机构。央行每年都会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考评调整机制（公开市场业务公告[2004]第2号），对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及其他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进行考评。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评审指标包括四大类：参与公开市场业务情况、债券一级市场情况、债券二级市场情况以及执行和传导货币政策情况（如表2）。

根据考评结果公布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名单。近两年公布的一级交易商都是48家，与2016年相比，2017年去掉了宁波银行、杭州银行、贵阳银行和富滇银行4家银行，新增了中国进出口银行、长沙银行、哈尔滨银行和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总数量与去年持平。

从交易品种看，央行公开市场业务债券交易主要包括回购交易、现券交易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

根据货币调控需要，2013年1月18日，央行创设了“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hort-term Liquidity Operations, SLO）”，作为公开市场常规操作的必要补充，在银行体系流动性出现临时性波动时相机使用，调节市场短期资金供给，熨平突发性、临时性因素导致的市场资金供求大幅波动。

2017年1月，为保障春节前由现金投放形成的集中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陆续通过临时流动性便利（TLF）操作为现金投放量较大的几家大型商业银行提供了临时流动性支持，操作期限28天，资金成本与同期限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大致相同。

（1）主要作用

①控制贷款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即通过政府债券的买卖活动收缩或扩大会员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影响这些银行的信贷能力；②通过影响准备金的数量对利率水平产生影响。此外，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不同期限的证券，可以直接改变社会公众对不同期限证券的需求额，使利率结构发生变化，这种作用是其它政策工具所不具备的；③与再贴现率政策相辅而行。例如，当中央银行提高贴现率时，商业银行因拥有一定数额的超额准备而不依赖中央银行的融通，使货币政策难以奏效。此时若中央银行以公开市场业务相佐，在市场上卖出证券，则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必然减少，紧缩目标得以实现。

（2）优点

公开市场业务具有以下优点：

①公开市场业务可以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把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控制得当，这方面的作用较之其它工具更为有效； ②公开市场业务能够进行主动性的操作，使其效果无论在质上或在量上均达到中央银行预期达到的目标，而不象再贴现率政策那样，处于被动地位；

③公开市场业务可以按较少的规模和较小的步骤操作，使中央银行能够准确地调整准备金，且不会象存款准备率政策那样，产生过于猛烈的影响；

④公开市场业务可以进行经常性、连续性的操作，具有较强的伸缩性，因而是中央银行进行日常调整的比较理想的工具；

⑤公开市场业务具有很强的逆转性，能够根据市场情况的突然变化，迅速作反方向的操作。（3）局限性

公开市场业务虽然具有许多优点，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局限性：1.公开市场业务因操作较为细微，所以对大众预期的影响和对商业银行的强制影响均较弱；2.公开市场的随时发生和持续不断，使其预告性效果不大；3.各种市场因素的存在，以及各种民间债券的增减变动，可能减轻或抵消公开市场业务的影响力；4.公开市场业务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的配合，因为交易的成立要取决于双方的意愿。

（4）操作频率

根据央行2016年2月18日发布的公开市场业务公告［2016］第2号，央行决定增加公开市场操作频率，根据货币政策调控需要，原则上每个工作日均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如因市场需求不足等原因未开展操作，也将发布《公开市场业务交易公告》予以说明。

逆回购利率：2015年至今一共调整了17次，其中2015年12次和2016年3次均为下调利率；2017年至今两次均为上调，合计上调7天、14天和28天逆回购利率20个BP。

中央银行票据：2013年6月20日央行发行2013年第十一期中央银行票据，至今无再过央票。

SLO：首次运用发生在2013年10月末，最近一次操作为2016年1月20日。央行公开披露的SLO操作共29次，其中26次为投放流动性，3次为回笼流动性。

结合回购利率的情况来看，SLO投放均发生在各月中下旬流动性紧张、回购利率明显走升的情况下，期限均小于7天，操作利率高于当期的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在回购利率显著偏高时，央行采用SLO投放短期流动性；当流动性紧张情况缓解或趋向宽松时，央行采用SLO回笼短期流动性。

2．存款准备金制度

存款准备金是指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而准备的在央行的存款，央行要求的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就是存款准备金率。央行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

我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是在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建立起来的。从1987年起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该制度的初始作用是保证存款的支付和清算，之后才逐渐演变成为货币政策工具，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供应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在中国贸易顺差高企时期，央行频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回收外汇占款带来的过多的流动性。

（1）主要作用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效用体现在它对银行的信用扩张能力及对货币乘数的调节。由于银行的信用扩张能力与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存在乘数关系，而乘数的大小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成反比。因此，若中央银行采取紧缩政策，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则限制了存款货币银行的信用扩张能力，降低了货币乘数，最终起到收缩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的效果，反之亦然。

（2）优点

“存款准备金”的特点是典型的规模可测、可控资金，只要 “机构专业”，“规模合理”，“科学运营”，就会发挥既能控制“热钱”、“准热钱”，又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独特作用。

（3）局限性

1.当央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时，商业银行可以变动其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从反方向部分抵消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作用；

2.存款准备金率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很大，作用力度很强； 3.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对货币量和信贷量的影响要通过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循环派生实现，成效较慢、时滞较长。

因此，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往往是作为货币的一种自动稳定机制，而不是将其当作适时调整的经常性政策工具来使用。

（4）操作频率

截至目前为止，我国存款准备金率一共调整了52次，其中2015年下调了5次合计3个百分点。最近一次降准是2016年3月1日，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均下调0.5个百分点，主要是为了应对外汇占款减少所产生的流动性缺口，以保持金融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信贷平稳适度增长，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虽然之前，央行选择公开市场操作和各种借贷便利来补充流动性，但这些操作都有一些局限性，比如展期风险可能带来流动性冲击。最近一次降准表明，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上仍将配合使用准备金率等传统工具。降准不仅为金融体系补充流动性，也是外汇流出情况下重塑央行资产负债表的一个选择。3．再贷款与再贴现

再贷款指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是中央银行调控基础货币的渠道之一。央行运用再贷款政策、再贴现政策调剂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需求，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供应能力，促进实现货币信贷总量调控目标，合理引导资金流向和信贷投向。

自1984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再贷款一直是我国中央银行的重要货币政策工具。近年来，适应金融宏观调控方式由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再贷款所占基础货币的比重逐步下降，结构和投向发生重要变化。新增再贷款主要用于促进信贷结构调整，引导扩大县域和“三农”信贷投放。

贷款种类有：①性贷款，掌握期限一般为1年，最长不超过2年；②季节性贷款，各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因季节性支付增大而须向中央银行调剂的贷款,期限一般为2个月，最长不超过4个月；③日拆性贷款,这是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为调剂临时性资金不足而向中央银行申请的贷款，限一般为10天，最长不超过20天；④再贴现，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持有已贴现的未到期合法商业承兑汇票或银行承兑汇票，向中央银行进行票据转让以取得中央银行贷款，一般为3个月，最长不超过6个月。

（1）主要作用

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从货币流通的角度看，是投放了基础货币，直接影响社会货币流通量和信贷总规模。

当中央银行增加对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时，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或现金库存就会相应增加。商业银行以这些资金作为来源扩大向社会的放款，根据派生存款的原理，最终使社会货币流通量扩大。反之，当中央银行减少其对商业银行的贷款时，就会使得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相应减少，从而迫使商业银行收缩信贷规模，减少对社会的货币供应，最终减少社会货币流通量。

（2）局限性

中央银行贷款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一是助长了金融机构的依赖思想，迫使中央银行每年运用大量基础货币来弥补资金需求硬缺口.从而增加对基础货币控制的难度；二是中央银行贷款运用的不平衡，不利于金融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

（3）操作频率 截至目前为止，央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一共调整过18次，最近一次调整是在2010年12月26日，上调对金融机构贷款（再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上调0.52个百分点至3.85%；再贴现利率由1.80%上调至2.25%。

4．利率政策

利率政策是指中央银行控制和调节市场利率以影响社会资金供求的方针和各种措施。它是中央银行间接控制信用规模的一项重要的手段。

目前，央行采用的利率工具主要有：①调整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包括：再贷款利率，指中国人民银行向金融机构发放再贷款所采用的利率；再贴现利率，指金融机构将所持有的已贴现票据向中国人民银行办理再贴现所采用的利率；存款准备金利率，指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交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支付的利率；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指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交存的准备金中超过法定存款准备金水平的部分支付的利率；②调整金融机构法定存贷款利率；③制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④制定相关政策对各类利率结构和档次进行调整等。

（1）主要作用

利率上调有助于吸收存款，抑制流动性，抑制投资热度，控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水平；利率下调有助于刺激贷款需求，刺激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2）操作频率

截至目前为止，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共调整了29次，2015年5次降准降息，最近一次调整为2015年10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以进一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3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5%；其他各档次贷款及存款基准利率、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相应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保持不变。

同时，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基本取消利率管制、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管制的基本放开，对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大意义。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利率的价格杠杆功能将进一步增强，推动金融资源向真正有资金需求和发展前景的行业、企业配置，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5．常备借贷便利（SLF）

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 SLF）是央行在2013年创造的定向宽松流动性调节工具，与美联储的贴现窗口（Discount Window）作用类似。其由金融机构主动发起，主要功能是针对性地满足金融机构期限较长的大额流动性需求，对象主要为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期限为1-3个月，利率水平根据货币政策调控、引导市场利率的需要等综合确定。常备借贷便利以抵押方式发放，合格抵押品包括高信用评级的债券类资产及优质信贷资产等。常备借贷便利利率发挥了货币市场利率上限的作用，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保持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

2015年2月11日央行宣布，在全国推广分支机构常备借贷便利，向符合条件的中小金融机构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主要解决符合宏观审慎要求的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需求，完善中央银行对中小金融机构提供正常流动性供给的渠道。

（1）主要作用

常备借贷便利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货币调控效果，有效防范银行体系流动性风险，增强对货币市场利率的调控效力，客观上需要进一步创新和完善流动性供给及调节机制，不断提高应对短期流动性波动的能力，为维持金融体系正常运转提供必要的流动性保障。与公开市场操作相比，SLF能够更及时、准确地对市场流动性变化作出反应。因此，在控制短期利率波动上更有优势，更有利于金融市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

（2）操作频率

截至目前为止，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一共调整了4次，最近一次为2017年3月16日起，央行调整常备借贷便利利率，分别上调隔夜、七天、1个月利率20BP、10BP和10BP至3.30%、3.45%和3.80%。

为满足金融机构临时性流动性需求，央行基本每个月都有开展常备借贷便利。2017年5月，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开展常备借贷便利操作共192.19亿元，其中隔夜6.57亿元、7天97.62亿元、1个月88.00亿元，5月末常备借贷便利余额为118.22亿元。

6．中期借贷便利（MLF）

在2014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了中期借贷便利(Medium-term Lending Facility，MLF)。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象为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可通过招标方式开展。中期借贷便利采取质押方式发放，金融机构提供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高等级信用债等优质债券作为合格质押品。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通过调节向金融机构中期融资的成本来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和市场预期产生影响，引导其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资金，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1）主要作用

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不仅面临来自资本流动变化、财政支出变化及资本市场IPO等多方面的扰动，同时也承担着完善价格型调控框架、引导市场利率水平等多方面的任务。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平稳适度，支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中央银行需要根据流动性需求的期限、主体和用途不断丰富和完善工具组合，以进一步提高调控的灵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总体来看，在外汇占款渠道投放基础货币出现阶段性放缓的情况下，中期借贷便利起到了补充流动性缺口的作用，有利于保持中性适度的流动性水平。

MLF与SLF相比，区别并没有明确，只不过中期流动性管理工具更能稳定大家的预期。创设中期借贷便利既能满足当前央行稳定利率的要求又不直接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这是个两全的办法。中期借贷便利体现了央行货币政策基本方针的调整，即有保有压，定向调控，调整结构，而且是预调、微调。

（2）操作频率

截至目前为止，MLF利率一共调整了8次，其中2017年至今一共调整了2次，最近一次为2017年3月16日，央行调整MLF利率，分别上调6个月和1年期利率10BP至3.05%和3.20%。

MLF创设至今，央行基本每月都有进行MLF操作。2016年8月开始，央行投放的MLF都是6个月期和1年期，其中1年期MLF占比呈上升趋势。2017年1月-5月一共开展了7次。2017年5月，央行对金融机构开展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共4590亿元，其中6个月665亿元、1年期3925亿元。5月末MLF余额为41578亿元。

7．抵押补充贷款（PSL）

为支持国家开发银行加大对“棚户区改造”重点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201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创设抵押补充贷款（Pledged Supplemental Lending，PSL）为开发性金融支持棚改提供长期稳定、成本适当的资金来源。抵押补充贷款的主要功能是支持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社会事业发展而对金融机构提供的期限较长的大额融资。抵押补充贷款采取质押方式发放，合格抵押品包括高等级债券资产和优质信贷资产。

（1）主要作用

推出PSL的目标，是借PSL的利率水平，引导和打造出一个中期政策利率，以实现央行在短期利率控制之外，对中长期利率水平的引导和掌控。PSL的再贷款的方式将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渠道，并有助于推进利率市场化。作为一种新的储备政策工具，有两层含义，首先量的层面，是基础货币投放的新渠道；其次价的层面，通过商业银行抵押资产从央行获得融资的利率，引导中期利率。

PSL这一工具和再贷款非常类似，再贷款是一种无抵押的信用贷款，不过市场往往将再贷款赋予某种金融稳定含义，即一家机构出了问题才会被投放再贷款。出于各种原因，央行可能是将再贷款工具升级为PSL，未来PSL有可能将很大程度上取代再贷款工具，但再贷款依然在央行的政策工具篮子当中。

（2）操作频率

PSL创设至今，央行基本上每月都会投放。2017年5月，人民银行对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银行净增加抵押补充贷款共476亿元，5月末抵押补充贷款余额为23473亿元。

三、总结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通常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有7种，分别是：

（1）公开市场操作，是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交易对象为符合条件的一级交易商。交易品种包括，回购交易、现券交易、发行中央银行票据、SLO和TLF。2013年6月20日央行发行2013年第十一期中央银行票据，至今无再过央票。SLO工具的首次运用发生在2013年10月末，最近一次操作为2016年1月20日。目前央行最常使用的是7天、14天、28天逆回购，原则上每个工作日均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逆回购利率2015年至今一共调整了17次，其中2015年12次和2016年3次均为下调利率；2017年至今两次均为上调，合计上调7天、14天和28天逆回购利率20个BP。

（2）存款准备金制度，央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供应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截至目前为止，我国存款准备金率一共调整了52次，其中2015年下调了5次合计3个百分点。最近一次降准是2016年3月1日，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均下调0.5个百分点，主要是为了应对外汇占款减少所产生的流动性缺口，以保持金融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信贷平稳适度增长，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再贴现与再贷款，指央行运用再贷款政策、再贴现政策调剂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需求，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供应能力。近年来，适应金融宏观调控方式由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再贷款所占基础货币的比重逐步下降，新增再贷款主要用于促进信贷结构调整，引导扩大县域和“三农”信贷投放。截至目前为止，央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一共调整过18次，最近一次调整是在2010年12月26日，上调对金融机构贷款（再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上调0.52个百分点至3.85%，再贴现利率由1.80%上调至2.25%。

（4）利率政策，是指中央银行控制和调节市场利率间接控制信用规模的一项重要的手段。截至目前为止，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共调整了29次，2015年5次降准降息合计1.25个百分点，最近一次调整为2015年10月24日，央行决定将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3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5%，其他不变。同时，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

（5）常备借贷便利（SLF），2013年创设，其由金融机构主动发起，主要功能是针对性地满足金融机构期限较长的大额流动性需求，对象主要为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期限为1-3个月，利率水平根据货币政策调控、引导市场利率的需要等综合确定。常备借贷便利以抵押方式发放，合格抵押品包括高信用评级的债券类资产及优质信贷资产等。2015年2月11日，SLF推广至符合宏观审慎要求的中小金融机构，完善央行对中小金融机构提供正常流动性供给的渠道。截至目前为止，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一共调整了4次，最近一次为2017年3月16日起，央行调整常备借贷便利利率，分别上调隔夜、七天、1个月利率20BP、10BP和10BP至3.30%、3.45%和3.80%。为满足金融机构临时性流动性需求，央行基本每个月都有开展常备借贷便利，主要品种为隔夜、7天和1个月，2017年5月末常备借贷便利余额为118.22亿元。

（6）（6）中期借贷便利（MLF），2014年9月创设，是央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象为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采取质押方式发放，可通过招标方式开展。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通过调节向金融机构中期融资的成本来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和市场预期产生影响，引导其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资金，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截至目前为止，MLF利率一共调整了8次，其中2017年至今一共调整了2次，最近一次为2017年3月16日，央行分别上调6个月和1年期MLF利率10BP至3.05%和3.20%。央行基本每月都有进行MLF操作，2016年8月开始，央行投放的MLF都是6个月期和1年期，其中1年期MLF占比呈上升趋势。2017年1月-5月一共开展了7次，2017年5月末MLF余额为41578亿元。

（7）抵押补充贷款（PSL），2014年4月创设，为开发性金融支持棚改提供长期稳定、成本适当的资金来源。推出PSL的目标，是借PSL的利率水平，引导和打造出一个中期政策利率，以实现央行在短期利率控制之外，对中长期利率水平的引导和掌控。PSL创设至今，央行基本上每月都会投放。2017年5月，人民银行对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银行净增加抵押补充贷款共476亿元，截至2017年5月底PSL期末余额23473亿元。

近年来随着货币供应方式发生变化，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主要使用逆回购和 MLF，目的是“削峰填谷”，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基本稳定。在工具搭配上，逆回购旨在调节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余缺，熨平临时性、季节性因素对流动性的扰动；MLF旨在弥补银行体系中长期流动性缺口。在期限品种搭配上，为完善价格型调控和传导机制，增强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未来一段时间央行逆回购操作将以7天期为主，当出现临时性、季节性因素扰动时也会择机开展其它期限品种的逆回购操作；MLF操作将以1年期为主，必要时辅助其它期限品种，以更好地满足金融机构中长期流动性需求。

篇6：国家房价调控政策

哪怕是此次被业界称为“史上最严厉新政”的楼市调控，虽然一线城市的二手房市场出现降价抛售、一些新楼盘也打起了折，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认为未来12至18个月内才能收到明显成效。独立房地产评论员顾海波更是担心，楼市“重拳”可能演变成“花拳”，毕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此前的几轮调控也都出现过短期降价现象，但没过多久又“旧态复萌”，然后是新一轮的疯狂上涨„„正如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的判断：“别迷恋调控，调控只是一个传说。”希望不会一语成谶。

2003：分水岭

在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看来，中国楼市调控分为四个阶段，而真正意义上的调控始于2003年，那时恰逢我国住房改革5周年，房地产调控从扩张型转为紧缩型政策。

中国楼市的市场化运作始于1998年，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的余威正在影响中国，而1998年的中国又遭遇了长江流域的大洪水，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500亿元；同时为了兑现中国政府“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出口增长率也出现下滑。要扭转局面，启动内需是唯一的选择。

1998年7月3日，随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简称23号文)的公布实施，福利分房取消，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拉开大幕。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明显的。据统计，每100元的房地产需求(或建筑业的产出)可以带动34元的机械设备制造业需求、33元的金属产品制造业需求、19元的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需求、19元的化学工业需求、17元的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需求、17元的采掘业需求，以及10元的住房装修支出。

那时的房价也似乎令人“怀念”。根据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报告，1998年至2003年全国商品住房每平方米的价格只增加了343元，2003年的房价大约是普通家庭收入的4-5倍，比较符合家庭承受能力。

即便如此，2002年下半年开始了“地产泡沫论”之争，房地产行业倍受非议。这一年，国家九部委发布《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内部称为217号文，针对局部地区出现的房地产投资增幅过大、土地供应过量、价格增长过快等问题，九部委从土地供应、金融信贷、住房结构等方面强调要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

央行也认为房地产投资过热，应积极防范房地产信贷风险，于是在2003年6月5日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03］121号)，意在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通过“管贷款”的方式，以期达到对房地产市场降温的目的。

121号文件一出台，房产商动作频频，各种研讨会相继召开。而最重要的动作则是在房产商的力推下，全国工商联邀集众多房产商同心协力，写出一个报告上报国务院，上演了一出“地产大佬围攻121号文件”的好戏。

不幸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调控政策，常因眼前利益而诡谲多变。2003年，中国遭遇罕见的“非典”疫情冲击，前两个季度的经济增长下滑到6.7%。于是，在121号文件颁布仅仅2个月后，由建设部起草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简称“18号文”)出台，明确把房地产业列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18号文被视为房地产商利益群体的一次公开胜利，显示了中国房地产界已经崛起，并第一次公开了与政府进行政策博弈的能量。2003年中国的GDP增速依然达到9.1%，成为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这个奇迹的背后是房地产推动的强劲内需。一年后，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易宪容博士在其那篇著名的《谨防房地产业要挟整个中国经济》文章中提出警告：“房地产业已经把地方政府、国家经济及民众利益捆绑在一起，房地产正在要挟着整个中国大陆经济。”

政策失灵 房价凶猛

从2003年开始，紧缩型调控年年出台新政，但中国房价却不断飞涨，政策成了“空调”，这一局面持续到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不是房价不涨了，而是政府出面说的托市，终于“名副其实”了，之前的调控则以进一步涨价而告终。在紧缩型调控政策实行一年后，2004年中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14.4%，涨幅比2003年提高10.6个百分点，其中商品住宅价格上涨15.2%，显然政府最初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来抑制房地产增长速度和幅度太快的目的没有实现。在抑制房地产市场快速增长中，出现了“市场失灵和地方政府失灵”，老百姓对房价暴涨普遍表示了不满。

回顾2004年，中央政府似乎表明了对楼市的调控“努力”，聂日明称2004年为房地产的政策年。中央在土地转让的方式、开发商资质、贷款条件、货币政策等方面出台了多个政策，以规范市场、控制房价。2004年3月31日，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即71号令)，在一定程度上梳理了房地产行业混乱的市场秩序，但房价还在疯涨。2004年5月12日，我国第一部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颁布施行，地方政府积极性很低，个别一线城市直到2009年才正式启动经适房。较早实现经适房的城市也存在投机客炒作的负面新闻，有的甚至成了公务员的变相福利分房。

2004年调控的失效，导致而后几年的中央楼市政策似乎像个笑话。

2005年3月26日，一份名为《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的文件发出，业界称之“老国八条”。要求各地政府重视房价上涨过快这一现象，如控制措施不力则要追究责任。2005年4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8项措施引导和调控房地产市场，业界称之为“新国八条”，着重提出“保证中低价位、中小户型住房的有效供应”，“强化规划调控，改善商品房结构”，“完善城镇廉租住房制度”。这一年，中国住宅平均售价继续上涨12.6%。

进入2006年，调控继续细化。2006年5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6项措施(简称“国六条”)。5月29日，“九部委37号文”出台，对“国六条”进一步细化，并首次提出“90/70”政策。这一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4%，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3%。

2007年，房价问题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阻力，主要城市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相对滞后。8月13日，中央出台了《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保障性住房”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外，新政开始考虑增加供应端和构建多元化体系。2007年9月27日，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了“二套房”新政，二套房首付比例不低于40%，利率1.1倍。而这一年的市场经过一段观望后，再度出现房价大幅上涨的高峰——全国住宅平均售价增长率为16.86%。

“总结调控的历史经验，中国宏观经济与房价的调控政策呈现顺周期操作的特色，实际效果往往是加剧了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聂日明指出，“回顾2006、2007年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越猛烈、严厉，房价涨得就越凶猛。这是因为政策发挥作用有时滞效应，调控政策的效果显现需要一定时间”。

在杨红旭看来，中国楼市调控的第二阶段始于2008年下半年，由地方到中央开始放松调控，其性质是松绑，这轮过渡性的扩张型调控一直持续到2009年12月。针对自2008年下半年宏观经济形势恶化、房地产行业呈现衰退的局面，在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之下，同时也出台了房地产刺激政策，例如对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下调到1%；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下调了0.27个百分点；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此外，杭州、西安、南京、深圳等地出台针对楼市的救市措施，上海更直接命令国有企业购买房地产，以维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聂日明认为，对房地产开发商和炒房者来说，2008年底的救市是天大的好消息，日趋紧张的资金链、购房乏力的需求面，在政府强力推动下的救市局面上焕然一新，房子热销到北京数年间积累的烂尾楼全数售罄、上海豪华新盘星河湾一天卖出40亿。房地产增值占到2009年中国GDP的6%，50多个产业与房地产关系密切。但2009年中国楼市的繁荣，只是增加了更多泡沫。据国家电网利用智能网络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发现大约6540万套住宅电表读数连续6个月为零。以每套住宅平均100

平方米计算，65.4亿平方米的空置商品房相当于2009年住宅竣工面积的11.3倍，这相当于2009年住宅销售面积的7.7倍。

今年3月，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屋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11.7%，为2005年7月份国家统计局将房地产价格投机数据从35个城市扩大到70个城市以来的最大涨幅。中国楼市处于1998年房改以来的最高点。随后，中央政府的密集型调控政策在4月中旬陆续出台，暂时遏制了疯涨的房价，但是这样的调控效果将会维系多久还是个未知数，谁都难以保证这次不是“狼来了”。

分税惹的祸？

中国地产界有这样一条金科玉律：“执政者不会出台对自己不利的政策。”聂日明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看来，政府平抑房价的激励基础相当薄弱，其主要动力来源于公众对房价上涨的敏感程度，需要政府给予必要的重视。但事实上，政府更有激励的是推高房价以保持土地出让金、税收和GDP的高速增长。”

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是“中央定政策，地方来执行”，同时地方政府也有一定的决策自由权。而在财政和分税制改革之后，在宏观调控方面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力已经大不如前，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利益和自身发展的需要而消极执行中央政策的情况时有发生。房地产就是最好的例证。

实施分税制以后，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68%，地方政府的收入仅占32%，但地方政府支出却占60%，中央政府支出只占30%左右。毫无疑问，地方财政缺钱。分税16年来，争项目、争资金、跑贷款、忙举债几乎成了基层政府的必然之举。2009年，杭州土地收入达1200亿元，超过上海、北京居中国城市之首。过去10年间杭州房价上涨了将近10倍，这座城市的城建资金支出几乎全部来自土地出让金。而北京2009年由于土地市场的火爆，卖地收入5倍于财政赤字。

在城市建设拉动当地GDP的同时，由于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以GDP为主，这种政府经营城市的模式已经被广为复制。事实上，地方财政早已经被这种模式“绑架”。2009年全国卖地收入1.6万亿，同比大增60%。当地方财政成为“卖地财政”时，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也成为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

陈柳钦等学者指出，在地方政府看来，执行中央下达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稳定房价”意味着在房价下跌的时候，希望房价不要再跌了；在房价上涨的时候，“稳定房价”意味着希望房价不要涨得这么快。也就是说，政府推出的政策原本是平抑房地产的波动幅度，希望房价可以做阻尼运动式的上升。如果非要说政府在多年以来的房地产调控中有所作为的话，政府只是希望房价可以慢一点地上涨，一方面可以保住房地产行业繁荣的诸多利益，另一方面让公众对高房价的批评少一些、小一些。东边日出西边雨

楼市调控犹如跷跷板，压下了一头，却抬起了另一头。

在上海已有多套住宅的罗先生，本想继续在新昌城及古北板块购买高档住宅，但因横空出世的房贷新政，让他资金和心理产生极大落差，不得不暂时选择等待观望。他对《新民周刊》表示，在目前这段时间内，更愿意购买上海的商铺或酒店式公寓等商业项目，当然也不排除到受房贷新政影响较小的部分二三线城市投资。

正如美联物业指出，当中央的密集调控严重制约投资客在住宅市场的手脚时，一部分投资客开始将目光投向商业地产领域。因为目前住宅房贷新政以将二套房的标准提升至等同于商业类项目房贷的标准，只是两者间可贷年限不同，商业类项目不可超过10年罢了。地产大佬潘石屹也表达了相似观点，此轮新政刚出台，潘石屹就在博客上表示：“商业和写字楼市场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在他看来，过去几年商业地产一直很少受到政策影响，既没有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目前也不会受到政策的限制和打压。

说白了，二套房限制，对住宅市场是短期利空，对商业地产却是当下的利好，雨水不能总下在一个地方，商业地产大旱很久了，也该下点雨了。住宅市场的资本雨水下得太多，已经泛滥成灾了，资本已经开始布局商业地产。

另一方面，由于通胀预期依然强烈，市场上的投资资金急需寻找出路，在目前黄金和股票市场的走向难以认清的情况下，资金有可能更多地涌向相对稳健的商铺。弘毅营销顾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伟山指出：“2008年楼市调控，结果是冷了住宅，热了商铺。今天这一历史有可能重演。”

中国不动产研究中心发布的《2010年商业地产新趋势报告》显示，我国经济在2009年已经开始全面企稳回升，但商业地产的表现却不尽理想，突出表现在商业地产发展停滞，开发、招商、经营面临巨大的困境，供大于求的现象没有任何改善，酒店入住率下降，写字楼租金持续下跌，空置率居高不下。报告预测，2010年商铺市场整体需求将会上升，市场整体租金水平将大致保持平稳上升趋势。核心商圈的高性价比商铺将成为2010投资首选。政策方面，2010年国家将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资本金比例下调的政策，这将大大改善商业地产的投融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