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协同关系论文

【摘要】近年来，在银根缩紧的刺激下，国内金融市场热点一浪接一浪，货币政策效应显著，但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非对称性，有关货币政策效应研究热点集中在区域非均衡、传导渠道、金融创新等领域。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货币政策协同关系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货币政策协同关系论文 篇1：

维护金融稳定与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探讨

【摘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重要核心，金融的稳定会为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为此，文章在阐述金融稳定对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的基础上，立足于当前金融稳定发展存在的问题，从强化金融体制改革、强化财政和货币政策协同改革、强化党政部门对金融发展的监管等方面入手思考就如何更好的增强金融稳定进行策略分析。

【关键词】金融;稳定;经济;影响;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经济部署会议上提出在新时期要为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而维护金融的稳定能够发挥出金融机构和社会范围内其他机构之间的关联，明确各部门在金融监督管理中的职责，因地制宜的制定出金融管理方案，进而为我国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保驾护航。在中国经济进入到高质量时代之后，以往粗放经济增长所隐藏的问题开始增多，强监督管理压力出现。为了能够缓解金融压力，文章在分析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影响的基础上，就如何通过稳定金融来更好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进行探究。

一、维护金融稳定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义分析

第一，维护金融稳定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融资支持。在市场经济中，货币价值是商品生产的重要目的，货币本身的双重属性是其发展不稳定性的根源，如果货币出现波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金融不稳定会使得社会范围内的资产利用和债权的划分发生变化，不稳定的市场经济会使得人们采取保守的投资政策，市场范围内会出现借贷的局面。第二，维护金融稳定是实体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基础。金融市场存在内生的不稳定，金融中介会加剧企业资本的扩展，最终会使得金融资本驱逐产业资本，出现产业资本发展没落的现象。金融结构和实体经济会通过金融市场结构、制度结构、融资结构进行调整，如果金融市场不稳定，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实体经济倾向性发展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资金使用偏移的问题，加剧社会范围内的经济恶化。维护金融稳定的本质是为社会范围内的健康融资提供畅通支持，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创设良好环境。

二、当前金融稳定的问题以及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一，房地产行业的泡沫现象。房地产行业的泡沫现象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金融不稳定表现。房地产泡沫现象的出现严重影响整个产业发展效益的获得，严重的情况下还会出现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的现象，金融的不稳定严重影响到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房地产行业的高收益会吸引很多产业资本通过金融控制平台等多个渠道将其转化为金融资本，投资的增多和控制不当在最后会出现实体投资挤出效应。在房地产土地、房产价格供需不平衡的情况下将就会加剧坏账的出现，很容易出现次贷危机，最终出现经济危机。第二，家庭债务压力加大，其他投资严重缩水。房地产价格的快速增加会加大各个家庭的债务负担，

很多家庭都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现象，家庭部门的经济流动风险开始出现。且有一部分家庭债务杠杆率过高溢出了实体企业的金融系统，加剧了实体经济发展风险。第三，过度金融化的问题。在国内外金融化发展历史情况来看，健康的金融体系能够更好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但是金融化也会出现金融活动投机增强的情况，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加大不仅会对实体经济带来挤压，而且还会加剧金融体系的风险。金融产业在整个国家生产的总体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发展是否稳定、是否超过规定限制的重要标准。在综合比对各个企业发展情况情况来看，国家金融机构建设成功与否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存在密切的关联，且金融发展深受国家经济水平的影响，二者之间会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一个国家经济水平越高、资本市场越发达，其所能够承受的金融化水平就会越高。

三、维护金融稳定，推动实际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深化金融改革，促使金融能够扎根于实体经济。第一，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变动来适当的调节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程度，实现金融行业的稳健发展。金融效益的获得是保证金融稳定的重要基础力量，通过扩大金融开放程度能够消除国内金融的抑制现象，提升金融服务管理效率。针对当前我国金融开放和国外其他国家差距较大的问题，在新时期需要国家金融行业积极参照和学习国外金融行业发展经验，结合国内经济形式来适当的打开国内金融市场，在适宜金融开放的影响下增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影响力。当前，中资金融机构、国内金融监管水平已经初步具备应对扩大金融开放可能带来的金融冲击能力，中国金融行业具备了发展的能力。为此，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贯彻国家要求来提升金融系统的活力，提升资金资源的分配率。第二，推动股市、债市改革，优化社会融资结构。在直接金融投资比重不高的背景下，金融行业的投资如果过度依赖银行就会无形中加大发展风险。

（二）强化财政和货币在监管和政策方面的协同。第一，国务院的人员要在金融稳定发展过程中展示自身职能作用，并按照国际先进国家的金融发展经验来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站在国务院的角度上来统筹协调金融行业的发展。针对金融委员会机构和人事没有确定的现象，需要落实金融委员会的职能，发挥出金融委员会的政策协调职能，从而推进金融稳定发展。第二，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推进，共同维护经济金融的稳定。财政和金融关系制度的安排是现代经济体系建设核心，在没有形成市场经济体系的情况下仍然存在財政和金融关系失衡的问题。为了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发展，在彼此的协调配合下来更好的维护金融稳定。

（三）强化出党在维护金融稳定发展中的作用。第一，充分发挥出党中央和政府部门在稳定金融投资方面的作用。在国家重大会议上要因地制宜的调整金融发展规划，完善金融服务的顶层设计。金融业需要坚持贯彻落实金融领域的方针政策，强化风险意识。第二，强化金融系统党的领导、完善公司治理统一。在落实金融政策的过程中不能够仅仅追求短期利益、忽视长远，而是需要注重和大局角度来开展管理。第三，强化党管干部的发展原则。在维护金融机构稳定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出党管人才优势的作用，加快培养一批具有国际风险控制经验的高素质监督管理队伍人才。

参考文献：

[1]邱兆祥，刘永元.维护金融稳定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J].理论探索，2018，234（06）：75-81.

[2]云侯雄.深刻把握经济金融规律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J].实践（党的教育版），2019， No.696（11）：63-65.

（贵州财经大学商务学院 贵州省黔南州 550600）

作者：张莉 陈炫宇 武展

货币政策协同关系论文 篇2：

国内货币政策效应研究新进展

【摘要】近年来，在银根缩紧的刺激下，国内金融市场热点一浪接一浪，货币政策效应显著，但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非对称性，有关货币政策效应研究热点集中在区域非均衡、传导渠道、金融创新等领域。我国学者在前一阶段研究基础上，对货币政策效应研究展开了新一轮的探索，不仅有助于对已有货币政策实践的反思，同时也有助于中国货币政策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修正，为新一轮货币政策的发展和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 金融创新 影子银行

一、基于货币政策区域非均衡视角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区域经济“梯度发展”战略。在市场经济机制下，虽然外向型经济的东部地区经实现了高速发展，但一开始的关于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的构想并没有实现。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西部地区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发展仍相对缓慢，加剧了地区之间发展的非均衡现象。作为货币经济学领域的前沿分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开始将视角从宏观层面延伸至了区域层面，将各个地区在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等方面的非均质性研究纳入货币政策操作对经济运行影响的研究体系。国内研究主要基于风险价值模型（VAR）和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研究各区域经济指标对货币政策变量冲击的脉冲响应，判断和分析中国货币政策效应是否存在区域性差异，进而分析引起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因素。

（一）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存在性实证研究

何丽娜（2010）运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实证检验安徽和江苏两省评价统一的货币政策对安徽省和江苏省的真实产出和物价的影响。申俊喜、曹源芳、封思贤（2011）首次避开“三分法”和“八分法”的区域划分——采用更能反映区域差异的内地31个省来反应区域差异，运用区域AD-AS模型和VAR等计量方法，分析统一货币政策对我国不同省城经济增长和物价两个指标的脉冲差异。葛腾飞、孙自胜（2013）通过定量分析验证广义货币供给量M2和GDP之间的关系，对我国东北、东、中、西四大区域货币政策区域差异特征进行检验，发现货币政策对全国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具体各区域的影响程度不一样。

张细松（2012）通过实证检验指出我国东、东北、中、西部地区并不总是同时处于经济周期的繁荣或衰退阶段，不同调控方向的货币政策对处于不同周期阶段的四大地区经济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在其基于货币政策调控方向差异的区域效应研究中，他认为货币政策不同调控方向的货币供给冲击对四大地区所产生的效应存在较大差异，紧缩与扩张性货币政策存在多重不对称效应。丁涛、赵昕东（2012）研究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区域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冲击造成的各个省份的通货膨胀周期是不同的，有显著的区域效应。

（二）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解释

王昊（2012）和罗玉冰（2013）分别对西北五省区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异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五省区产业结构、财政实力、金融发展和政府行为的差异是西北地区产生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信贷渠道在五省区的传导效果存在差异，同一阶段不同省区在信贷渠道传导速度、深度及影响时间长短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同一地区在稳健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两个阶段，信贷渠道传导效应也不尽相同。

陆虹（2012）收集了1996～2012年的相关季度统计数据，运用STR模型和LM统计检验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非对称效应及地区经济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效果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即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同时，这种不对称性对我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运行存在不同的影响。

黄德勇（2012）对我国东、西部地区分别用VAR模型和VER模型对投资周期波动中的货币政策区域差异进行研究，东部地区带动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能力较强，财政政策是投资波动的主要因素；而西部地区被动跟随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投资自身遭受的冲击是投资波动的主要因素。李菁、赵邦宏（2013）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效应差异作定量比较，发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协调效果在西部地区表现最佳，中部地区较弱，东部地区效应最弱，甚至表现为负效应，提出因地制宜改善金融环境，加强政策协同效应。

郭立平（2013）认为经济差异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重要因素，并对货币信贷、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等政策实施的区域差异影响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在我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下，宏观层面的金融体制改革影响下的市场化进程以及微观经济主体在资金报酬引导下参与市场化进程的交互影响过程，是造成不同地区间金融资源形态迥异、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多样化的根本原因。

由于地域广阔、经济结构复杂，我国是一个典型的“非最优货币区”，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是困扰我国当局决策的最大问题之一。货币政策区域差异是我国不同区域货币市场发育程度、经济金融结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传导主体上的差异导致的，央行应加大各大区分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采取适度差别的区域货币政策，大力发展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区域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对其效应的影响研究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影响货币供求作用于实体经济的具体途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理论分为货币渠道理论和信用渠道理论。货币渠道理论认为金融资产只有货币和债券两种形式，贷款和债券可以相互替换，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主要包括利率、汇率、资产价格、货币供应量等。信用渠道观点则认为，金融资产包括货币、债券和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是特殊的，债券不能与之替代。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银行信用可得性，使投资发生变动，进而影响产出。围绕这两个方面，我国学者近几年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效应展开了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

（一）以货币渠道为视角的最新研究

何丽娜（2012）则从外汇占款角度分析区域效应的作用机制，认为外汇占款取代再贷款成为我国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造成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发达地区在基础货币投放量和区域货币乘数上远远超过其他区域，从而导致货币政策内部传导的区域非对称效应，我国基础货币的区域供应量应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相适应。

马理、巫慧玲、张琴（2013）应用PVAR模型对2003～2012年期间31个省区的央票交易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证实从央票操作到市场利率与货币供应量，再到经济产出与物价水平波动的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确实存在，且在发达地区、次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传导效果存在差异。

毛彦军、王晓芳、徐文成（2013）运用新凯恩斯DSGE模型，以居民消费占当期储蓄存款余额的比为消费约束的度量指标，分析消费约束对货币政策宏观效应的影响和影响机制。推演发现，消费约束会通过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的边际效用进而影响消费和产出的方式影响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货膨胀水平的调控能力，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二）以信用渠道为视角的最新研究

卞志村、杨全年（2010）从与信贷渠道动作密切相关的信贷配给角度，通过修正贷款决策模型分析了信息不对称前提下我国转轨经济中的地域性信贷配给，其突出表现为金融市场的“银政壁垒”，即由于行政区划、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内部垂直管理所造成的金融资本的割裂状况，限制了金融资本的跨区域流动，进而通过信贷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非对称性影响，形成了以区域货币政策效应的差异性和配给均衡的特征。认为区域差别化的货币政策调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问题，突破金融市场的“银政壁垒”才是解决问题之关键。

王志强、蔡祥锋（2013）章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向量自回归模型等计量方法分析了货币供应量M2、利率与股市变动的关系，并得出在当前利率未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下，虽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两种方式影响股票市场，但货币供应量M2更有效，调节利率对股市的影响并不显著。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导致股票价格上升的结论不一致，这于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利率对股票市场的调控作用不明显的现状相符。

傅先义、张辉、陈安平、郭德焐等（2013）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对区域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影响，认为利率与货币政策传导可以有效互动，缓解区域性与结构性差异。而有效的货币政策必须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应完善利率定价机制，增强基层行的定价灵活性。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其他经济体相比更加复杂，传导机制也具有多重性。从近几年货币政策转变的频度过快，市场难以对经济形成合理的预期，充分暴露了利率传导渠道的滞后性，我们应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逐步提升市场主体对利率的敏感度，建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形成机制。

三、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效应影响研究

金融危机后，官方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宏观政策紧缩的情况下，资金面较为紧张，刺激了金融创新的发展。目前金融市场上，一方面衍生金融工具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创新正如雨后春笋席卷全球，影子银行逐渐走进大众视野。金融创新使实际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下降，致使货币政策利率渠道和信用渠道的传导机制及效果减弱，广义利率传导机制也变得模糊。

（一）衍生产品创新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

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传统的传动机构，使得很多商业银行的存款结构的变化。邢博木（2013）认为，金融创新分流了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特别是活期存款显著下降，这使得央行调整商业银行货币供应量的数量的政策效应被削弱。

方显仓（2013）研究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利率与信用渠道传导的影响发现，金融创新改变了产品市场均衡与货币市场均衡的性态，使IS曲线变陡、LM曲线变得平缓，降低了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传导效率，认为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指标的作用已经下降，金融创新使信用渠道传导及其效果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

张伟等（2013）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银行理财产品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路径，发现理财产品的增加会导致存款准备金率对货币供应量影响的边际效应减小，从而影响存款准备金率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整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会上导致了货币乘数的下降。建议将表外理财产品发行规模作为货币政策重要参考指标，优化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

斯文（2012）通过分析在利率衍生品对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对比发现利率衍生品推出后信用传导机制畅通程度出现明显变化，信用传导渠道被大大弱化。斯文（2013）通过运用普通回归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中国外汇衍生品市场已经对货币政策汇率传导渠道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并且汇率传导渠道的功能出现明显的减弱迹象。

（二）影子银行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由于受到严格的管制，逐渐无法满足市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影子银行在此背景下迅速发展。哈斯（2012）认为影子银行独特的运行机制独立于传统货币政策调控范围之外，其对货币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形成诸多挑战，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制定难度，削弱了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同时对货币政策的稳健运行和工具效力产生影响。

骆振心、冯科（2012）认为影子银行一方面通过信用创造增加了社会总的货币供应量，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另一方面它的利率水平更能反映资金需求情况，大大偏离了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水平，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形成了挑战。此外，影子银行对宏观经济政策有突出的非对称性，对货币政策传导造成了“梗阻”和“渗漏”效应，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被严重削弱，增加了货币政策效力的不确定性。

总之，无论是金融产品创新还是影子银行，都使信贷供给更加趋于隐蔽，给以我国货币供给量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很大困难。货币当局应当重新审视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供给量统计口径，加强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和影子银行信贷活动监管，打造更加全面、透明的信息信息发布平台，加强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四、研究述评

纵观国内已有的文献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伴随我国市场改革与转型的持续深入，我国学者对货币政策以及其效应的研究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证的结合，根据不同阶段货币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热点，学者们的研究各有侧重。近几年，区域非均衡视角下的货币政策效应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各区域货币市场的发育程度、经济结构与传导机制上的差异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存在的根本原因，完善欠发达和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金融结构，实行有效的、适当的差异化货币政策是大部分学者都坚持的观点，无疑也是必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问题是宏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国内学者近几年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研究更多地专注于具体的指标量化分析，研究成果更加切合国家货币政策发展与改革的需要。当前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逐步开放已然是大势所趋，合理布局全国经济金融结构，疏通货币传导渠道还需付出更多努力。

有关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的研究，在金融危机后不断升温，尤其是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弱化问题吸引了国内众多学者的目光，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为提升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建言献策。由于，目前影子银行还属于一个新鲜事物，其发展方向与规模还有待观察，但加强影子银行活动监管和增加信贷透明度，应当其资金流动规模与银行表外业务共同纳入货币政策制定的参考。

国内对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对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应对方案研究的文献仍然很少，还有待于更深入的、与时俱进的研究与探讨。

作者简介：文樟梅（1990-），女，汉族，广西兴安人，广西大学商学院，研究方向：金融学；覃雅舒（1988-），女，汉族，广西容县人，广西大学商学院，研究方向：金融学。

作者：文樟梅　覃雅舒

货币政策协同关系论文 篇3：

劳动供给曲线与货币政策区域结构效应

摘要：基于劳动力相对短缺和劳动力跨区流动的基本事实，将生产函数对货币政策效力的约束拓展为劳动供给曲线对货币政策区域结构效应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以东部11个省市为例，通过绘制各地区“工资—失业率”曲线，建立TVP-SV-VAR模型检验劳动供给曲线的形态与中国货币政策区域结构效应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区域结构效应，其效力与地区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密切相关，具体表现为：拥有正斜率劳动供给曲线的地区，货币政策基本有效;拥有垂直劳动供给曲线的地区，货币政策趋于无效;劳动供给曲线向内平移的地区，货币政策效力可能为负。

关键词：劳动供给曲线;货币政策;结构效应;劳动力相对短缺

文献标识码：A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也是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民幸福安康、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而货币政策作为统揽总需求的宏观调控政策之一，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一方面，货币政策能够通过刺激总需求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目标;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总量性特征会因为经济、金融、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产生结构效应，可能加剧区域的非均衡发展。经过多年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已成功跨越路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劳动力短缺可能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要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增长，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仅应考虑货币政策效应的区域结构性特征，更应考虑劳动供给变化对货币政策区域结构效应的影响，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升货币政策效力。为此，本文基于劳动力相对短缺和劳动力跨区流动的基本事实，将生产函数对货币政策效力的约束拓展为劳动供给曲线对货币政策区域结构效应的影响，解析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供给侧约束;在此基础上，以东部地区11个省市为例，实证劳动供给曲线的形态和货币政策区域结构效应的动态演化特征。

一、文献综述

（一）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

凯恩斯[1]概括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包括公众的灵活偏好、资本边际效率与利率的关系、投资与消费倾向的关系和生产函数的形状。自此，货币政策的约束条件成为宏观经济领域的重要分支。学术界对于货币政策约束条件的探讨可大致概括为经济、金融环境的制约和货币政策自身约束两个方面。

关于经济、金融环境的制约。希克斯[2]提出“纯自有经济”和“纯透支经济”的理论范畴，认为相比于纯透支经济，在纯自有经济条件下，银行体系和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较小。汉森等[3-4]强调经济发展态势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提出“货币政策的非对称原理”。Bouakez等[5-6]发现不同部门的价格粘性差异将导致通货膨胀的变动出现部门异质性。林东杰等[7]进一步研究发现，需求结构的不同也会造成货币政策效用的部門异质性。崔建军[8]论证了供给曲线的斜率与货币政策调控效率的关系。罗德里克[9]认为货币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经济复苏的阻力是否来源于需求侧，总需求不足是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前提。方显仓等[10]强调了人口老龄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发现人口老龄化将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周安[11]发现影子银行规模的提升会实质性影响货币政策效力，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的缓释作用可能引发流动性陷阱。崔建军等[12]发现货币政策不仅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存在非对称性，在金融周期不同阶段，货币政策效用也不同。冉珍梅等[13]研究了家庭债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发现家庭债务过度积压将弱化货币政策传导效应。

关于货币政策自身约束。胡东等[14]发现，中央银行财务实力对货币政策调控确实有比较显著的影响。马勇等[15]从货币政策独立性视角，考察了经济开放度和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动态关系。卜振兴[16]认为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有助于减少宏观经济波动、提升货币政策效果。李俊江等[17]发现数量型目标效果弱化和价格型目标体系尚未形成是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现实困境。

（二）货币政策区域效应

国内外学者对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探讨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性;另一方面，解析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成因。

关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性。Carlino等[18]发现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认为利率渠道是美国货币政策产生区域效应的原因。Weber[19]以澳大利亚为样本，从汇率渠道实证了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发现货币政策效力在内陆和北部地区较强，在南部地区较弱。在国内，柯冬梅[20]最早从最优货币区理论出发，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异。宋旺等[21]最先采用定量方法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曹永琴[22]进一步提出经济不发达地区对货币政策反应强度大于经济发达地区。牛晓健等[23]研究了货币政策效力在我国东中西部的差异，发现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在东部地区持续性最强，西部地区的响应强度最高。邱崇明等[24]探讨了通胀预期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影响，发现货币政策效果在东、中、西部地区依次减弱，认为货币政策调控应关注并借助通胀预期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刘东坡[25]使用TVP-SV-SFAVAR模型进一步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的三次产业的作用效果也存在显著差异。

关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成因。Georgopoulos[26]试图从汇率、利率和信贷三大渠道探讨加拿大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成因，但结果并不理想。宋旺等[21]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和利率传导机制是其产生区域效应的主要原因。卢盛荣[27]估计了东、中、西部地区的总供给曲线，认为供给曲线的异质性导致了中西部地区货币政策效力弱于东部地区。彭惠等[28]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不是导致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原因，而各地区的资本市场发达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才是货币政策出现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课题组等[29]研究了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速度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影响，发现我国区域金融发展收敛速度与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金春雨等[30]以G20国家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不同金融状况之下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发现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不仅与各国面临的金融状况有关，还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王张铭等[31]研究了要素市场分割对货币政策区域产出效应的影响，认为要素市场分割对我国货币政策产出效应产生了抵消作用。温博慧等[32]研究了企业家信心对于货币政策效力的重要意义，发现适度紧缩货币政策环境下中西部地区会因企业家信心反馈而放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收缩效应。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学术界对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讨论仍有欠缺。首先，现有文献大都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探讨货币政策的区域结构效应，缺乏对不同行政区域货币政策效力的研究;其次，现有文献多从政策传导机制、金融市场、产业结构、要素分割等角度解析货币政策区域结构效应的成因，忽视了人口和劳动这一可流动供给侧要素对于货币政策区域结构效应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借鉴凯恩斯等[1，8，27]对生产函数的形状（供给曲线的斜率）与货币政策效力关系的研究，结合我国区域劳动力供给特征，推导劳动供给曲线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带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SV-VAR）模型，以东部地区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探讨我国货币政策区域结构效应及其时变特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劳动供给曲线的形态与货币政策效力

劳动、资本、技术是经济规模和结构调整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假设一个经济体的技术（A）、资本—产出比（K/Y）、资本—劳动比（K/L）维持稳定，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总供给曲线可进一步抽象为劳动供给曲线。由此，劳动供给曲线的形状能反映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因此，可将劳动供给曲线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抽象如图1所示，其中AS为劳动供给曲线，即抽象后的总供给曲线，AD为总需求曲线，A、B、C、D是劳动供给曲线上的点。

对于一个独立经济体而言，当劳动力无限供给时，劳动供给曲线呈水平状（见图1中AB段），人口红利的存在使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够通过刺激总需求轻易调动未被利用的劳动资源，推动经济生产，实现刺激总产出、减少失业的目的。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供给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供给曲线将向右上倾斜（见图1中BC段），此时，货币政策虽仍然能够推动总产出，减少失业，但同时也会推升工资水平和物价，货币政策效力下降。当人口红利彻底耗尽，劳动供给曲线最终呈现垂直状（见图1中CD段），劳动短缺将成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绝对阻力，此时，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的增量总需求受到劳动资源和生产能力的制约，最终不仅无法实现刺激产出的目的，反而会通过市场出清过程加剧通货膨胀。通过分析劳动供给曲线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系，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1：劳动力相对短缺时，货币政策将难以实现刺激产出的目的，甚至可能加剧通货膨胀。

（二）区域劳动供给失衡与货币政策效力

对于拥有多民族、多区域且区域差距较大的中国而言，仅考虑总体层面是欠妥的。劳动供給曲线与货币政策效应的关系还需考虑人口跨区流动的影响，而厘清人口跨区流动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还需理解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区域经济失衡的虹吸效应，二是总体劳动力短缺产生的区域结构性问题。

关于区域经济失衡的虹吸效应。由于各地区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对于劳动力，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而言，经济发达、资源禀赋较高、人均收入较高、基础设施较好的地区拥有相对优势和绝对吸引力，当这些劳动力能够相对自由流动时，这一吸引力将产生虹吸效应，致使相对劣势地区的劳动力自主流向相对优势地区。

关于总体劳动力短缺的区域结构性问题。当一国总体劳动力短缺，而国内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时，区域经济失衡的虹吸效应意味着劳动力短缺只可能成为相对劣势地区的供给约束，这就是总体劳动力短缺产生的区域结构性问题。

区域劳动供给失衡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如图2所示。地区经济失衡的虹吸效应与总体劳动力短缺的区域结构性问题加剧了区域劳动力供给失衡，促使相对优势地区劳动供给曲线向右平移（见图2中AS′曲线），同时，相对劣势地区劳动供给曲线向左平移（见图2中AS″曲线），进而产生货币政策的区域结构效应。

具体而言，传统货币政策为总量型货币政策，其制定依据为总体经济运行态势和总供给曲线的形态。然而，对于区域而言，当劳动力相对短缺时，劳动供给失衡意味着各区域面临不同的劳动供给约束，继而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货币政策效果。对于优势地区，劳动供给相对充足，统一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够通过刺激总需求调动经济（劳动）资源，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对于劣势地区，劳动力短缺制约了增量总需求调动经济（劳动）资源、扩大经济生产的能力，此时，扩张性货币政策不仅无法促进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加剧通货膨胀。二者叠加，区域经济差距必将扩大。更进一步，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将加速人口跨区流动，加剧劳动供给失衡，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的区域结构效应。具体机制如图3所示。

基于对劳动供给失衡与货币政策区域结构效应内在联系的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2：劳动力相对短缺时，货币政策可能加剧区域经济失衡。

三、实证分析

为了更具象地说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与各地区劳动供给曲线的关系，本部分以我国东部地区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各地区劳动供给曲线形态的基础上，结合理论分析结果，预测各区域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在此基础上，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SV-VAR）模型，对东部地区各省市的货币政策效用进行实证检验。

（一）东部地区劳动供给曲线

为了更好地说明东部各省市劳动力供给的相对短缺问题，本文以“失业率”替换“就业人数”，描绘2006—2017年东部地区各省市劳动供给曲线特征，如图4所示。其中，横轴为城镇登记失业率，纵轴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需要说明的是，以“失业率”为横轴的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是以“就业人数”为横轴时劳动供给曲线斜率的相反数。因此，工资—失业率曲线凸向原点说明劳动供给曲线斜率大于0，凹向原点则说明劳动供给曲线斜率小于0。

基于工资—失业率曲线的形态，本文将东部各省市分为三组，其中第一组包括辽宁、江苏、浙江、上海、北京、广东，第二组包括天津、河北，第三组包括山东、福建、海南。

从图4可以看出，第一组地区的工资—失业率曲线凸向原点，呈倾斜状，意味着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大于0，根据劳动供给曲线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推演，此时，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够促进经济规模、结构的调整，达到刺激有效需求、实现经济扩张的目的。第二组地区的工资—失业率曲线几乎呈垂直状，意味着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接近，此时，扩张性货币政策将难以调动增量劳动，进而难以刺激实际有效需求，实现经济扩张的目的。第三组各地区的工资—失业率曲线则存在分段趋势。自2011年起，这三地的工资—失业率曲线逐渐外推，呈远离原点的趋势，意味着劳动供给曲线向左平移，此时，扩张性货币政策将无法实现经济扩张的目的，还可能造成通货膨胀。

（二）东部地区货币政策效应的实证检验

考虑到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以数量型工具为主，且具有“大银行—小市场”的金融市场结构，本文将主要基于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构建带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我国东部地区货币政策效力，并进一步验证我国各地区劳动供给曲线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关系。

1.数据说明与平稳性检验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可比性，选择2006—2019年的季度数据作为本次研究样本，模型包括货币供应量（M2）的缺口值（mt），各地区贷款余额的缺口值（ct），各地区物价指数的缺口值（pt）和各地区实际产出的缺口值（yt）四个指标。原始数据均来源于Wind数据库，实际GDP由名义GDP剔除定基消费者物价指数（以2005年12月为基期）后得到，缺口值的计算则利用Eviews软件，首先将数据进行季节调整，再对季调数据利用HP滤波法，提取“循环序列”作为数据的缺口值进行后续实证。其中，北京市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在实证各地区货币政策有效性之前，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以北京市的数据为例，各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从中可见，各变量数据均为平稳序列，可排除“伪回归”的可能。

2.模型选择与实证结果分析

TVP-SV-VAR模型由Nakajima[33]于2011年提出，是对TVP-VAR模型的进一步改良。其优点在于克服“常参数”的限制，允许系数和方差协方差随时间变化以捕捉各变量之间的非线性结构变动。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变量间的互动关系会随技术发展、消费理念、经济结构和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我国作为当前经济体量最大，内外部环境较为复杂的新兴市场国之一，这种影响更加强烈。因此，TVP-SV-VAR模型相对于传统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能更好地刻画我国货币政策变量同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内在互动关系，捕捉该系统的时变特征。

TVP-SV-VAR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其中，B0t，…，Bst和Ωt分别代表时变系数矩阵和时变方差协方差矩阵，Yt=（mt，ct，pt，yt）′。变量顺序的选择基于货币政策规则与菲利普斯曲线，且由于货币政策以信贷传导渠道为主，故将贷款余额置于货币政策变量之后，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模型滞后阶数基于HQIC、SBIC信息准则和残差检验结果综合判定为2阶。MCMC算法模拟迭代10000次，并剔除前1000次的调试。整个实证过程基于OX-metrics 6.3软件完成，结果如下：

（1）样本参数模拟结果（以北京市为例）见表3。各参数CD统计量表明模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接受参数收敛于后验分布的假设。无效因子相对于抽样次数而言较小说明模拟取样方法有效。各参数的动态模拟路径见图5，参数的波动聚类现象明显，取样数据均聚类于样本收敛均值。以上结果表明使用TVP-SV-VAR模型进行参数估计适宜且有效，可进一步展开脉冲响应分析。

（2）时变脉冲响应函数结果分析。TVP-SV-VAR模型会报告时点脉冲响应函数与等间隔脉冲响应函数两种脉冲响应函数。为便于对比分析各地区货币政策的时变反应特征，本次结论主要基于等间隔脉冲响应函数得出，并将等间隔脉冲响应函数的滞后期设定为滞后2期（半年）、滞后4期（1年）与滞后8期（2年）以研究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

第一组地区物价缺口和产出缺口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函数如图6所示。可以看出，除浙江外，各地区货币政策总体有效。

从产出效应来看，江苏、上海、辽宁等地实际产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无论时滞长短，基本为正。北京实际产出缺口对货币政策的响应与时滞有关，表现为滞后2期、4期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为正，滞后8期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则基本归0。广东实际产出缺口对于货币政策的响应也存在明显的时滞性，但与北京不同，其产出缺口对货币政策的反映在短期为负，在中长期为正。此外，从时变角度看，2009和2014年这两个时点对于各地区货币政策产出效应具有重要意義。2009年后，除上海外，各地区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急剧下滑，直到2015年前后，货币政策产出效应才重现止跌上扬（趋于平稳）的趋势。

从价格效应来看，物价缺口对货币政策的响应在2013年前后出现质的改变，除北京外，2013年前各地区物价对于货币政策变动的反映基本为负，而2013年后，除北京、辽宁两地，其余地区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均变为正。

第二组地区，即天津与河北物价缺口和产出缺口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函数如图7所示。可以看出，相对于第一组，第二组地区货币政策接近无效，甚至在河北地区，扩张性货币政策不仅会加剧产出萎缩，还会带来通货膨胀。

从产出效应来看，天津地区产出缺口对货币政策的响应方向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如图7所示，滞后2期与滞后8期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均为正，而滞后4期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为负。不同于天津地区，河北地区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基本为负，其中滞后2期、4期的货币政策对产出缺口的影响为负，滞后8期的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则接近0。此外，从时变角度看，与第一组地区近乎一致，货币政策产出效应在2009年前后出现急速下滑趋势，而在2015年左右趋于平稳。

从价格效应来看，与第一组地区的实证结果一致，天津与河北地区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也呈现短中期有效，长期无效的特征。而在短中期内，天津地区货币政策价格效应在2011年左右由负转正，河北地区则与第一组地区基本一致，于2013年左右实现这一转变。

第三组地区的货币政策效力实证结果如图8所示。整体上看，自2009年开始，山东、福建、海南三地货币政策效力趋于无效。

从产出效应来看，山东地区货币政策对产出缺口的影响短期为正，中长期为负且长期接近于0;福建地区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自2009年开始基本为负，其中滞后2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缺口的负面效应最大，而滞后8期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趋于0;与福建较为相似，海南地区滞后2期货币政策对产出缺口的削弱效应亦最大，但不同的是，海南长期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虽也趋于0，但总体为正。

从价格效应看，2009年前后，山东、福建、海南地区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逐渐上升。其中，山东、福建地区货币政策价格效应长期趋于0，中短期货币政策价格效应则分别于2011和2015年前后由负转正;海南地区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则基本呈现短期为负、中长期为正的特征。

综合东部地区11个省市的劳动供给曲线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劳动供给相对充足，劳动供给曲线斜率为正的地区，货币政策效应为正;劳动供给相对短缺，劳动供给曲线趋于垂直甚至向内平移的地区，货币政策趋于无效甚至可能产生负效应。以上结果不仅刻画了货币政策区域结构效应的具体表现，也侧面证明了本文的假设2，即劳动力相对短缺时，货币政策可能加剧区域经济失衡。由于劳动力跨区流动的客观存在，一国总体劳动力短缺必然转化为区域劳动力供给的分化。对于相对优势地区，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意味着劳动力供给曲线的斜率为正，从而意味着货币政策能够实现刺激产出、抑制通胀的目标，但对于相对劣势地区，更加严峻的劳动力供给状况意味着劳动力供给曲线趋于垂直甚至向左平移，此时，同样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仅难以实现其刺激经济的目的，甚至可能加剧经济萧条。总量型货币政策本身即可能成为区域经济失衡的动力之一。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我国劳动力逐渐短缺，劳动力流动性日趋增大的客观事实为切入点，以生产函数对货币政策效力的约束为依据，探讨了地区劳动供给曲线形态与货币政策区域结构效应的内在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以我国东部地区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通过绘制各地区“工资—失业率”曲线和构建TVP-SV-VAR模型实证各地区货币政策效力，验证了各地区劳动供给曲线形态与我国货币政策区域结构效应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表明：

（1）一方面，货币政策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结构性特征，即便在东部地区内部，货币政策效应亦存在“正—负”之分;另一方面，不同地区具有大致相同的时变特征，其中2009年、2011年、2013年和2015年对于货币政策效应的转变具有重要价值。

（2）劳动供给曲线的形态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具有内在联系。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均表明：拥有正斜率劳动供给曲线的地区，货币政策基本有效;拥有垂直劳动供给曲线的地区，货币政策趋于无效;拥有向内平移的劳动供给曲线的地区，货币政策可能产生负效用。这表明劳动力相对短缺和劳动力跨区流动的结果可能使总量型货币政策本身成为加剧区域经济失衡的动力之一。

（3）劳动供给曲线的形态并非唯一影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因素。由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东部11个省市货币政策的实证结果均符合预期，但浙江除外。浙江地区拥有向上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但货币政策趋于无效。这与浙江过度繁荣的金融市场、影子银行业务有关。这进一步说明，供给侧因素仅仅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因素之一，需求、供给共同影响着货币政策效力。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方面，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货币政策区域结构效应可能加剧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风险，可考虑采用具有结构性特征的政策工具（例如结构性货币政策、结构性财政政策、区域政策等）协同配合总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来抵消这一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各地区，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应当重视劳动力外流、短缺这一现象，通过加强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人才培养和储备制度体系建设，增强劳动力粘性，维持和提升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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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 高原

作者：张冬阳 崔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