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元建设:受益上海“两个中心”建设

龙元建设:受益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精选8篇）

篇1：龙元建设:受益上海“两个中心”建设

打通“两个通道” 成都建设西部科技中心

中国储能网讯：千百年来，成都人一直不缺乏创新基因。公元前250年，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前人开凿的基础上组织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1200多年后，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诞生在成都，并作为官方法定的货币在四川境内流通近80年。而在现代，成都继续在科技创新方面保持着全国引领。如2016年，国家在对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中，首次明确了成都将增强西部重要的科技中心功能。成都坚持把创新驱动作为面向未来的核心战略和推动城市转型的第一动力，着力打通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和军民深度融合创新“两个通道”，打造西部科技中心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创新创业中心。在这一布局下，位于天府新区的成都科学城，将成为成都延续创新基因的关键，并将告诉外界：创新创业，成都都成。8月30日，成都市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后者不仅将在成都建立西部最大的研发基地，更是带来6位院士长期入驻“成都科学城”。

这是继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成都分院、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研究院、电子科技大学“天府数智谷”创新中心、四川大学天府创新研发中心、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等落户之后，成都科学城在“招才引智”上的又一重大成果。

在外界看来，随着越来越多具备世界级研发水准的机构、专业人才聚集成都科学城，这里将成为成都在建设西部科技中心的一块最佳“试验田”。

西部最具创新实力之地

成都科学城位于成都地理中心天府广场正南方向25公里处，规划面积73平方公里，环绕4500亩兴隆湖，目前，正在集中打造25平方公里的成都科学城起步区。

从规划上观察，成都将天府新区最好的区域，划给了成都科学城——这里紧邻成都中心城区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城南片区，位于天府新区六大功能区的空间布局中心位置，既有利于承接中心城区的辐射和带动，也有利于实现与中心城区、其他功能区的无缝对接、功能互补、借力发展，尤其可充分利用成都市丰富的科研、人才资源以及辐射中西部的广大市场资源。

而在科技资源的聚集程度上观察，成都科学城将逐步成为西部最具有创新实力的区域。以8月30日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签约内容为例，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军、徐惠彬、刘大响、王华明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房建成、江雷在内的6名院士，将长期入驻成都科学城，并组建研发团队，不仅使得在成都地区的两院院士从2015年底的34人提高到40人，更重要的是推动了成都在包括航空航天、3D打印、轨道交通等方面研发实力的进步。

提升R&D水平

成都科学城在“招才引智”上的一路疾驰，和这个城市的创新创业雄心有关。

成都的“十三五”规划提到：将在2020年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创新创业中心。

其中主要指标是，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加快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任务全面完成，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5件。

其中值得重点关注的是R&D数据，因为在国际上通常将R&D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创新指数，简单而言，R&D数据越高，说明该地区的创新能力越强。

以2015年的数据观察，全球这一比例最高的经济体分别是以色列（4.4%）、韩国（3.7%）、瑞典（3.4%）、日本（3.3%）、美国（2.8%），而中国在2015年的数据是2.10%。

而就国内各副省级城市、直辖市以及省会城市的R&D数据观察，北京、上海、深圳等沿海城市目前居于领先地位，而成都2015年2%的数据并不靠前。

但是在被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以及西部科技中心后，成都提出2020年在该数据上达到4%的目标，这不仅意味着成都将超出同期“国家线”1.5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未来4年在R&D上提高2个百分点，等同于在科技研发投入上再造一个新成都。

但问题的关键是，还有不到5年的时候，成都的R&D如何从2.0%提高到4%？

打造西部创新第一城

从成都市目前公布实施路径看，位于天府新区的成都科学城，将是成都否能够达到这一目标的关键。

进一步讲，成都将打通“两个通道”。一是要打通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通道。解决创新资源从科研机构和高校向企业流动、为企业和市场服务的问题。重点要搞活创新需求端和供给端，扩大企业和市场的创新积极性以及对创新技术、产品的需求，提高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效率和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科技创新为企业和市场服务的动力。

在此方面，成都科学城先后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引入高校科研院所，并提供科技成果转化的配套体系。如8月30日落户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正是计划在成都科学城打造其在西部最大的产学研项目。

二是要打通军民深度融合创新通道。重点是要打破体制机制障碍，平衡维护国家安全和释放创新活力之间的关系，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体系建设、军工技术解密转化、军工市场准入、军地人才技术交流等方面解放思想、积极探索。

在此方面，成都已经引入了北航西部国际创新港落户成都科学城军民融合创新产业园，按照规划，成都科学城的军民融合组团将按照“产城一体、统筹规划、集中开发、分布实施”的原则，重点发展军工电子、卫星应用、航空产业、机电装备、信息安全等产业。

目前，成都科学城已经聚集科技创新企业200多家。成都天府新区科宣局副局长易丹表示，2016年是成都科学城争取布局建设成都国家科学中心南部核心区的开局之年，也是建设全面创新改革成都核心引领区的关键一年，成都科学城正加快打造西部创新第一城。

来成都创业，准没错

陈永林最近一直在托朋友打听成都菁蓉小镇的消息。他和他的团队在当下需要作出一个重要决定：是继续近乎无望地坚守北京，还是南下成都寻找新的机会。

陈永林所在的行业是游戏角色形象设计，他的团队在北京长期租住了一个地下室里，“我相信内容创业会有春天。”他曾经这么想。

今年5月，他偶然听说了成都为创业者打造了一个栖身之所——利用闲置宿舍而改建来的创业者聚集地“菁蓉小镇”。

陈永林和他的团队被那里的环境所吸引，同时，更为成都市出台的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而动心，“也许很快我们就要在成都见了。”他说。

事实上，成都也在找寻陈永林这样的人，前者在最近两年出台了一系列人才招聘计划，目的就是想告诉创业者们：来成都，准没错。

在成都的创业者看来，陈永林根本不需要犹豫。因为在他们之前，成都新世纪（2000年）以来的“第一代”创业者们，已经用一个个成功的案例证明了，成都的创业基因依然强大。

曾任美国通用电气医疗集团副总裁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磁共振物理学博士邹学明，带领了一个由20余名海归专家组成的创业团队在创办了“奥泰医疗”，并研发成功中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1.5T大孔径超导核磁共振医学成像系统，目前其产品远销海内外。

谈及他放弃在外国的优厚生活条件，回国创业的原因，他说，“相较国内很多城市，仅成都的科技资源优势这一项，就已非常具有竞争力。更何况成都高新区对科技企业，特别是对初创型、成长型科技企业的扶持政策非常到位。”

比起邹学明，另一位从美国海归的博士王暾，他的成功更加能够体现出成都对于创业者的包容度。

王暾从美国回到成都，希望研发一套地震预警软件，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传播速度快的原理，在地震发生后及时通知大家避难。

但地震预警软件怎么做、多久能够做出来、效果如何，王暾没有底。在这个时候，成都市高新区主动找到王暾，告诉他将为其团队提供免费办公场所，并解决部分资金问题——而现在王暾所研发的地震预警软件，已经是同类软件中全世界覆盖面积最广的产品之一了。

而在成都高新区以及天府软件园，白手起家做到名满天下的创业者不胜枚举。而在2015年初，菁蓉汇的推出，更是带给了草根创业者实现梦想的最好机会。

成都市科技局的数据显示，自2015年2月启动“创业天府”行动计划、开展“创业天府·菁蓉汇”活动以来，截至今年6月，成都市已成功举办22场“菁蓉汇”主体活动，有近500家（次）创投机构、12000家创业企业及团队，共40万人（次）以多种方式参与。“菁蓉汇”已成为成都响应中央、省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一个知名平台。截至2016年6月，参与“菁蓉汇”主体活动的131个路演项目中，已有53个项目共获得6.9亿元实际融资，项目融资成功率达40.5%，“菁蓉汇”成功地将“有钱人的口袋”和“有想法的脑袋”结合起来。

成都市科技局负责人介绍，伴随着成都市“双创”活动的不断深入，“菁蓉汇”已成为成都这座城市的新名片，与之相关的“蓉漂”、高校知识经济圈等成都“双创”特色词汇也风行开来。

同时，成都创新性的市场主体也开始爆发式增长。2015年，成都新登记市场主体24.86万户，相当于每天产生600多户;新增注册资本6545.93亿元，同比增长103%，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4.8个百分点;新增科技型企业11032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7858亿元;专利申请量77538件，同比增长近20%，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29791件，同比增长35%，分别居副省级城市第2、3位。今年1-8月，成都全市新登记市场主体21.5万家、增长31%，其中，新增科技型企业9168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预计达5470亿元。

求贤若渴

事实上，成都对于创新创业的重视，和这座城市目前面临的经济发展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作为中西部地区特大中心城市之一，成都去年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万亿元大关，但也面临投资效益下降、发展空间趋紧、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成都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上指出，成都正处于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要加快形成以创新、改革、开放、人才“四轮驱动”为主的城市动力结构，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活力城市。创新驱动，被放置于首位，并被明确为成都面向未来的核心战略和推动城市转型的第一动力。

成都要创新，人才始终是关键。对于高层次人才，成都拿出了“十足”诚意。

如对国际顶尖人才中荣获诺贝尔奖等世界知名奖项来蓉创新创业的，给予最高5000万元的综合资助；对顶尖团队中属于国家（国际）重大战略项目的，给予最高1亿元的综合资助。明确设立不少于20亿元的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其中市本级资金由1.2亿元提高到2亿元。实施分类分层资助，给予引进人才三个层级的资金资助，特别设立引才“伯乐奖”。

可以说这是成都历年来分量最重、含金量最高的人才政策，成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人才办主任彭崇实说，“新政对来蓉创新创业高层次人才的扶持力度达到中西部领先水平，甚至走在全国同类城市前列。”

除了注重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成都也深知“广聚贤士”的重要性，因此实施了人才投入“倍增”计划。持续加大人才投入，成都市本级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由1.2亿元增至2亿元，同步带动区(市)县由6.3亿元增至18亿元，全市总量达20亿元。同时，建立规模不少于100亿元的金融扶持基金，形成“政府扶持资金+企业债权融资+股权融资+上市融资”的金融支持体系，对企业上市、融资等的给予最高500万元的奖励或补贴。

同时结果显示，截至目前，成都人才总量达到389万，其中“两院”院士34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169人，省“千人计划”专家502人，均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这些人才正为成都的创新基因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为了觅得好人才，成都市各级政府还多次组织企业走出去招聘。如从今年起，天府软件园的“海外行”计划将从北美、欧洲、亚洲招募一大批高层次、国际化的科技人才，助力成都高新区IT产业发展；同时，通过海外招募活动加强各地海外人才工作站的建设，进一步促进成都高新区与世界前沿科技产业、与全球高层次人才的交流和对话，助推成都高新区海外招才引智。

“长久以来，成都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被冠以‘少不入川’来告诫青少年不要贪图游乐。”陈永林说，“而我却看到了一座富有创新力、创业力、创造力的活力城市。”

篇2：龙元建设:受益上海“两个中心”建设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简称科创中心），不仅是上海加快创新驱动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利用上海优势带动全国创新发展的要求。2014年5月，总书记在上海视察工作时，希望上海努力在推进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走在全国前头，走到世界前列，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进军。

一、上海离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有多远

科创中心是指主要依靠科技、知识、人力、文化、体制等创新要素驱动发展，对其它区域具有明显的集聚与辐射作用。科创中心具有创新精神突出、创新要素聚集、创新成果丰富、创新产业发达和创新环境优越等特征。具体地说，全球科创中心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持续地产生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创技术。二是持续引领新兴产业发展的潮流。三是每若干年就要产生一家对全球产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是颠覆性影响的企业。四是原创思想的发源地和汇聚地。由于经济基础不同，历史文化各异，以及评判标准不同，科技创新中心有不同发展模式。依据规模和地位不同，科创中心可分为世界级科创中心城市（如伦敦、纽约、巴黎）、区域科创中心城市（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墨尔本）和非中心科创城市群（日本关西创新城市群）;依据主导产业不同，科创中心可为高技术制造创新中心城市（美国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地区）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中心城市（美国西雅图、日本大阪）;依据文化背景不同，可以分为单元文化下的创新型城市（日本东京）和多元文化下的创新型城市（新加坡、香港）等。2012年12月Startup Genome公司调查全球5万家创新公司，从公司生产、资金、企业表现、创办人态度、技术发展趋势、后援网络、人才等元素，找出全球最热门的新创公司群聚的20个城市，分别是硅谷、特拉维夫、洛杉矶、西雅图、纽约、波士顿、伦敦、多伦多、温哥华、芝加哥、巴黎、雪梨（澳洲）、圣保罗、莫斯科、柏林、滑铁卢（加拿大）、新加坡、墨尔本、班加罗尔（印度）、圣地牙哥（智利）。

上海要建科创中心，而且是国际领先、有全球影响的，任务将是非常艰巨的。与世界科创中心相比上海差距主要有：一是缺乏世界一流的科创企业;二是缺乏以人才为核心的科研经费投入机制，难以吸引国际一流人才;三是缺乏世界一流的国立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四是缺乏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方向的能力;五是缺乏持续不断产生重大科学发现和变革性技术成果的能力;六是缺乏学术传承和有效的产学研结合机制。

二、上海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路径探讨

路径之一，调整发展指导思想。上海正在做面向未来30年的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和新一轮城市规划的编制，应把科创中心作为一个重要的功能定位，和“四个中心”建设并行。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都是产业中心。从城市发展趋势看，从“产业中心”必然走向“产业中心+创新中心”。上海要调整政府科技管理职能，更加突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政府职责是制定政策、改革体制、增加投入、完善法治、培育资本市场。政府要从抓大项目转向抓科技公共服务，从重项目审批转向重市场培育;从重研发投入转向重政府采购，加快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由重前期立项转向重全过程管理，提高科技管理公正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由重经费分配转向重使用绩效，努力提高科技经费使用绩效。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比例并不低，但带动社会投入不够。2012年上海市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达到5.9%，北京市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为4.2%，而北京全社会科技支出量远超上海。2012年国家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4.4%。同时，要防止把科创中心建设当成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速度工程，当成是重大工程与项目的叠加;防止在体制机制未有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传统的分钱分物的模式再度重演;防止把科创中心建设理解为是要在与兄弟省市争资源抢项目中胜出一筹的招商引资大战;防止在风起云涌的创客中心建设成为房地产商、资本玩家的概念资源;防止政府忽视对存量资源的结构改造而一味上新的项目。

路径之二，创新科研体制，提高科研投入效率。深圳过去数十年，在一个建市之初只有两个工程师的城市实现了高科技产业的整体跃进，诞生了华为、腾讯、中兴、迈瑞、比亚迪等一大批蜚声中外的明星企业，PCT国际专利数量连续9年居国内城市之首。过去几十年，中国创新的制度设计基本上采用了“成果转化”的路径模式，深圳依靠“需求拉动”的模式，创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在人们推崇深圳模式时候，深圳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布局源头创新，实现“需求拉动”和“成果转化”并举的双引擎创新驱动战略。利用“民办非企”的公益性组织作为源头创新的组织实施主体，选择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针对性的布局，很快形成了一批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型科研机构。如华大基因研究院、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国创新能源研究院以及大疆科技、超多维等公司等，并在短短几年内迸发出巨大能量的典型。2007年华大基因研究院在深圳成立，现在已成为全球生命科技领域具备引领作用的科研机构，连骄狂的美国人也关注着华大的一举一动;华大基因是基因测序能力和基因组学研究全球最强的科研机构。2010年成立的光启研究院，已在超材料领域，掌握全球的85%基础核心专利。光启团队在4年时间内，在国家重大工程中实现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创新成果，他们在空间科技、光子技术领域的颠覆式创新开启了全新的产业空间。华大、光启的快速发展得到深圳市政府的高强度投入。这种投入在深圳政府内部也出现过很多议论，政府对华大、光启的支持方式是“养事不养人”，而养事的方式也是竞争性项目申报，拿的钱多说明事情做得有成效。民办科研机构经过一段时间孵化后，市场回报将成为科研投入的主要来源，而传统科研机构会一辈子由政府养着。对民办源头创新机构的资助关键在于以下三点：第一，团队从事的领域是不是国家创新的战略制高点，是否能够拉动起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二，团队是否用正确的方式高效率工作;第三，团队自身是否具备国际一流团队的能力。民办科研“养事不养人”。民办科研机构自主经营，科研规划尊重市场规律和科研规律，不用看政府脸色;员工全员聘用，优胜劣汰，不沉淀庸员;立足于把产品做出来、卖出去是其基本生存之道，不搞论文导向，形式主义。

路径之三，强化企业创新主体职责，防止创新主体错位。企业的职责是研发技术、创新产品，特别是注重原创性产品开发。目前，一方面是企业重视研发不够，上海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非常弱。另一方面，大学和科研院所里，大量人员不在做基础研究，而在做一些横向研究，做企业应该做的事，或者只能产生大量的论文和论证会。综合性大学职责是基础研究，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培养创新人才。上海综合性大学办了过多的校办企业。一流教授不上课，忙于做课题，培养的学生找工作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创新创业能力。全国只有深圳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上海本土企业没有成为研发投入主体。2013年上海市开展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661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17%。R&D经费528.3亿元，其中国企35.48亿，占6.7%;有限责任公司86.77亿，占16.4%;股份公司73.5亿，占13.9%，港、澳、台企业48.94亿元，占9.3%;外资企业232.66亿，占44%。2014年华为销售收入2882亿，净利润279亿元。研发投入408亿元，占2014年销售收入的14.2%。过去十年，华为研发投入累计超1900亿元人民币。2014年华为以3442件的申请数超越日本松下公司，又一次成为全球申请专利最多的公司。华为一年的研发经费超过上海国资委系统数十家企业的总和。华为的专利申请数超过上海所有高校和科研单位。同时，要防止企业创新功能错位。上海规模以上企业发表的科研论文中，80%来自本地企业研发机构，外资企业只占20%，科研实力强劲的跨国公司在沪研发中心更是凤毛麟角。科学论文，是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教授研究员们的分内事。为什么上海企业搞科技创新，也在不断发论文，因为企业拿的不少是政府科研项目和资金，坐在工厂里绞尽脑汁“搞创新”，申请项目。最终，企业论文一厚摞、专利申请一大堆，项目验收通过后，文章束之高阁，专利在市场上无人问津。上海缺少像华为、中兴这样的科技民营企业。

路径之四，上海应继续开放，欢迎更多跨国公司的研发总部进入上海。截至2014年6月，跨国公司在沪设立研发中心375家，占全国约1/4，其中来自世界500强企业的研发中心占比达全国1/3左右，上述两比例在全国最高。上海应建全球研发总部，吸引更多的境外资本在上海投资研发。将跨国公司的研发纳入城市创新体系中。美国有大型可再生能源实验室，欧盟有大型光伏实验室，2013年10月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脑科学计划在瑞士洛桑启动。该项目由来自全球135个人脑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共同进行，并得到了欧盟12亿欧元预算的资助。上海也应有这类开放型技术研发平台。如果在申城涌现出几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研发中心，那么“全球科创中心”就有实实在在的支撑点。建议高校和企业建立更多的联合实验室。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产品发布平台，吸引全球企业在上海发布他们的最新产品。纽约是国际上经济最开放的城市之一，美国2013年通过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规定，外国资本可以像美国本国资本一样自由进入投资领域，但针对通信、交通运输、金融及国防工业等领域，有一定限制。上海在鼓励外商投资同时，对威胁到沪上本土科技产业发展的外资企业要进行特定阶段、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限制，为本土科技企业技术进步提供必要的保护。

路径之五，切实解决中小企业和社会资本的创新创业环境短板。上海本土企业创新薄弱，尤其是“草根”的创新。2009年纽约科技企业24163个，上海2109个。上海要扭转科技企业以外资为主导的局面，从体制、机制上加大对本土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从人才供给、专利申请、技术创新等方面给予本土科技企业更多政策优惠，帮助企业树立自主品牌、深入开展自主研发，打造本土科技品牌。深圳已是国际公认的创客中心。“创客”一词，是“长尾理论”的提出者克里斯?安德森2012年出版著作《创客：新工业革命》中创造的英文单词“Maker”，意指出于兴趣爱好，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产品的人。创客是以用户创新为核心理念，是创新2.0模式在设计制造领域的典型表现。深圳每年要举办全球性创客大会，创客之所以聚集在深圳，除了强大的硬件产业链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需求以外，更因为包括深圳对创新的保护以及深圳年轻人口结构和创新文化组成的生态系统，已经将创新的成本拉得极低。李克强指出，全民创新，万众创业，深圳能不能起一个表率作用。2015年1月，李克强来到深圳的第一站，就造访“柴火创客空间”，柴火创客空间发起人潘昊，同时也掌管着全球第三大开源硬件制造企业（深圳矽递科技有限公司）。过去几年，这家创办于2008年的深圳公司已经服务了全球约200万创客，其中95%的客户来自国外。

路径之六，必须在人才、企业、市场、开放、平台等方面进行改革试点，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新的动力、活力和合力。关键是要让创新人才在上海快乐生活，快意创业。进一步提高人才的国际化水平和程度，上海的高校、科研院所应拿出更多的岗位，全球招聘国际一流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在国外科研经费60%-70%都是用在人身上的，所以大家觉得做教授不仅是光荣的职业，收入也是非常高的，这样才能真正鼓励科技创新。上海应将陆家嘴金融区实行的人才所得税减免政策推广到科技创新领域。对认定的国际性高科技人才，所得税就是应该大幅度减免，对去临港工作的人才引入政策应更为精准化。政府对创新人才要提供必要住房保障，提供更多的人才公寓和住房补贴，切实解决创新人员的后顾之忧。上海过高的生活成本对上海科技创新人员带来巨大压力。相比之下，印度吸引了大量欧美非常有才华的印度人，不是57岁的人，而是27、37、47的人。因为印度有一个吸引他们同胞的计划，即使以前没有印度国籍，但只要父母曾经是印度人就可享受，比如不用签证可以回印度，可以成立公司，可以进行任何经济运作。子女上学有大量英语学校。而上海去一家国际学校读书非常贵，很多在欧美工作的中国人希望回国，子女读书成为最大问题。上海要借助自贸区文化开放的机遇，积极扩大义务教育国际化办学规模，降低办学成本。上海基础教育有良好的基础，近年来上海学生在PISA考试中屡获佳绩，上海已有吸引国际学校办学的教育基础和市场前景。上海城市老龄化程度是全国最高的，这对科创中心建设是非常不利的。

路径之七，上海要切实解决创新企业融资难问题。近年来上海新募集的资金额度全国最高，但在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数量、资金额度等方面均少于北京。中关村的成功，一部分原因是与硅谷的人脉无缝连接。上海也必须与本行业世界最高端的地区创建快速链接。积极发展政府或国有资本参股、外资或民资控股、市场运作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基金管理公司导演，政府的资金要投基金的基金。政府的作用主要是营造环境，让好的创业能够与好的资本结合起来，让有钱的人愿意投资，让优秀的人愿意来管理风险投资。政府支持而不控制，引导而不干涉。上海现有的国有风投公司应改造为投资管理公司，定位于风险投资者（LP），履行出资人的职责，而非风险管理运作者（GP）。然后组建与市场接轨的项目管理公司，按照“分散风险、专家管理、规范运作”要求，选聘优秀的风投人才来运作项目。

最后，综合运用技术预见，提出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布局一批体现21世纪最新理念的前沿技术。考虑上海原来的科技基础，至少有几个方面上海在国内是靠前的：生命科学和医学、高端制造业、基础材料等。上海应重点支持在这些领域里面成立有代表性的、开放的、面向产业的技术平台。北京有发达的物联网，深圳有通讯产业支撑，上海可以先从自主品牌汽车和大飞机等产业着手，打造科创型重点企业，寻求世界影响力。这些年上海在生物技术研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是由于生物技术培育期过长，目前还不能对上海经济产生足够的影响，目前应更多依靠对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网络技术研发，着重研究各种传感器产业、微创医疗产业、大数据分析、云计算、智能家居、门户/搜索、物联网、智能移动投影机、智能医疗器械、新能源汽车和3D打印技术等，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

篇3：龙元建设:受益上海“两个中心”建设

据悉, 第二总部与上海市分行平级运行。原上海市分行下属的资金交易中心、信息中心, 以及部分公司业务, 已经确定归并第二总部。上海正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将有助于上述业务的快速发展。而公司业务中分离出来的主要是全国性客户, 以及银团业务。此外, 中行还筹划在上海设立跨境贸易结算总部。信托登记中心的建设还需要国务院的审批, 将争取在今年全面完成。

除中国银行外,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国有大行也在向监管机构申请设立第二总部。

按照目前央行上海总部的机构设置, 决策部门放在北京, 一些贴近市场的操作部门如公开市场操作部、金融市场管理部、金融稳定部、外汇管理部在上海设立。中行有望沿用此模式。

目前, 上海基本确立了国内外金融机构主要集聚地的地位, 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外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体系。

篇4：上海：建设“两个中心”

重庆：放宽小额贷款公司准入

重庆市政府决定调整《重庆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放宽小额贷款公司股东或发起人的人数、持股比例限制，放宽出资人入股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格限制等。同时，放宽贷款集中度，加大对“三农”和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此外，设立筹建保证金制度，减少金融风险。

山东：300亿扶“微小企业”

今后三年，山东将在每年将选择3000家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好、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下的“微小企业”，利用农村信用联社新增的300亿元综合授信额度进行重点扶持，促其快速成长为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目前，已有2700家中小企业被列入山东省企业成长计划。

北京：600亿建“新金融街”

金融街开发完成之后，北京打造丽泽新金融街的计划正式浮出水面。该计划目前已确定600亿元的投资规模，丽泽金融商务区规划设计方案评选结果也于近日揭晓，预计9月份最后规划方案将正式出炉。新金融街定位于“新兴的金融功能区”，将与西二环金融街形成错位经营。

沪杭：交易机构合推环保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与杭州产权交易所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就共同推进环太湖流域排污权交易平台建设达成了一致。通过两地排污权交易市场协调合作，双方共同推进环太湖流域排污权交易平台的建设，从而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地区统一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建立。

浙江：企业受益股权质押

2009年一季度浙江省共办理股权出质登记228户，出质数额达19.6亿元（股），融资金额132.3亿元，登记户数和融资金额环比增长1倍。自从在全国率先开展企业股权出质登记以来，浙江省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得到拓展，9个月来融资金额超过240亿元。

青岛：征集中小企业信用

篇5：上海市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条例

本市按照国家部署，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建成航运资源高度集聚、航运服务功能健全、航运市场环境优良、现代物流服务高效，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第四条(管理部门)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市推进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工作的领导。

本市设立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议事协调机构，负责协调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有关工作。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设在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有关日常工作。

区县人民政府和市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协作配合，具体落实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各项工作。

第五条(合作与交流)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与国家有关部门、相关省市的合作和协调机制，发挥上海航运业的比较优势，扩大辐射带动效应，促进航运要素的整合，实现与长三角地区、长江经济带地区以及国内其他地区的协同发展。

本市推动与港澳台地区、世界其他国际航运中心和城市在国际航运领域的合作和交流。鼓励航运企业、航运组织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第六条(发展资金)

本市设立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发展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为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提供资金扶持。

本市鼓励境内外各种社会资本通过设立航运基金等方式参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为航运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服务。

第七条(行业协会)

航运相关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秩序，维护行业和会员的合法权益，增进与国内外相关航运组织之间的交流，促进航运行业的公平竞争和有序发展。

第二章 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

第八条(发展规划)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发展改革等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国家部署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总体目标，组织编制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发展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编制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发展规划，应当征求国家有关部门、国家驻沪机构、航运相关企业等方面的意见。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发展规划应当明确推进建设的战略部署、分阶段目标以及具体的工作措施和责任部门。

第九条(规划协调)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发展规划，统筹协调港口、航道、机场、公路等专项规划的编制和修订，推进航运服务集聚区的协同发展，促进形成空间布局合理、功能分工科学、资源利用高效、物流畅通快捷的国际航运枢纽。

前款规定的专项规划应当与临港经济、临空经济等产业园区的规划相协调。

第十条(海港设施建设)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发展需要，推进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港区的建设，优化现有港区布局和码头泊位结构。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推进港口配套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第十一条(空港设施建设)

本市机场管理机构应当集约化建设机场基础设施，增加空港设施容量，并推进长三角机场群功能互补，满足航空运量增长和功能品质提升的需要。

第十二条(集疏港交通设施建设)

本市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推进铁路疏港支线及枢纽联络线建设。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流域航道规划、区域航道规划，推进建设连接长三角主要港区的高等级航道网络。

市和区县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建设连接主要港区、空港、铁路站场的集疏运公路路网和轨道交通网络。

第十三条(货物中转便利化)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有关部门推进建设各类中转设施，发展江海联运、水铁联运、空铁联运、水水中转等业务，统筹推进货物中转和集拼业务发展。

市口岸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国家驻沪机构、航运相关企业推进口岸通关一体化，简化多式联运和货物中转口岸查验监管程序。本市口岸推进实施多式联运一次申报、指运地(出境地)一次查验，对换装地不改变施封状态的`货物予以直接放行的措施，但需要在口岸实施检疫和检验的商品、运输工具和包装容器除外。

第十四条(土地和水域保障)

市规划国土资源、海洋等行政管理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在组织编制相关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时，应当保障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用地和水域需求，并为设立临港经济、临空经济等产业园区预留土地和水域。

第三章 航运服务体系建设

第十五条(海洋运输)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推进海运企业依托上海港口开辟覆盖全球的海运航线，建设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技术先进的专业化船队。

本市支持海运企业与货主、港口企业开展合作经营。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海运企业，可以经营以上海港为国际中转港的外贸进出口集装箱在国内对外开放港口与上海港之间的捎带业务。

第十六条(内河航运与船舶)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发展干支直达运输和江海直达运输。

本市按照国家推进实施内河运输船舶标准化的规定，对不符合标准化船型的船舶，采取资金补贴等措施，引导实施更新和改建。

第十七条(邮轮发展)

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本市邮轮产业发展规划，推进上海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建设，并制定相应的推进措施和配套政策。

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交通、质量技监等行政管理部门制定与国际接轨的邮轮旅游标准化体系。邮轮旅游标准化体系包括邮轮票务销售、合同签订、码头服务、应急处置等环节的操作流程、行为规范和服务要求。

在邮轮码头推进实施特定时限内的过境和出入境免签政策，设立双向便利的免税购物商店。

本市鼓励境内外邮轮公司在本市注册设立经营性机构，开展经批准的国际航线邮轮业务。

第十八条(港口服务)

港口经营人应当在提供港口装卸、仓储等服务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方式拓展贸易、金融、咨询等现代港口服务功能。

港口经营人应当建立服务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公示服务内容、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接受社会监督，为航运相关企业提供公平、优质的服务。

第十九条(引航服务)

引航机构应当健全完善引航服务规范，公开收费标准，为进出上海港口的船舶提供高效、安全的引航服务。

第二十条(船舶登记)

海事部门应当简化登记手续，完善登记内容，优化船舶登记及相关业务流程，为船舶营运、融资、保险、修造、交易等提供便捷高效的船舶登记服务。

本市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并完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船舶登记制度。

第二十一条(航线网络)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推进以本市机场为主基地的航空公司拓展国际、国内航线，完善航线网络布局，提升航线网络的通达性、衔接性和枢纽航班密度。

市人民政府及其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优化调整本市空域结构，提升枢纽空域容量。

第二十二条(航空货运物流)

本市支持国内外航空公司以及综合物流服务商在上海机场建设航空物流转运中心，推广应用物联网技术，开展多式联运，加快航空货运业务发展。

第二十三条(公务机发展)

本市应当加快公务机基地建设，满足公务机运营保障需求，吸引国内外公务航空运营机构在本市开展业务。

第二十四条(空港服务)

本市机场管理机构和航空业相关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优化地面运行组织，推广应用运行管理新技术、新设备，提升机场安全运营效率和综合服务质量。

鼓励国内外航空公司和航空联盟在本市开展业务，共同建设品质领先的世界级国际航空枢纽。

第二十五条(航运交易)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相关部门推动在本市开展并创新船舶和航空器交易、运价交易、运力交易等航运交易业务。

上海航运交易所等专业机构应当为航运交易业务的开展创造便利条件，规范航运交易行为，提供航运交易动态信息，拓展航运信息加工与发布等公共服务功能，维护航运交易市场公平有序，促进航运交易和相关业务的发展。

第二十六条(航运指数)

上海航运交易所等专业机构应当根据市场需要开发航运指数，提升上海航运指数的国际影响力。

上海航运交易所等专业机构应当加快航运指数衍生品研发，并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建立衍生品专业监管制度。

第二十七条(航运中介服务)

航运经纪、航运代理等航运中介组织可以与技术服务中介、金融服务中介等中介组织开展合作经营，组建联合体，实现协同发展。

相关行业协会应当制定航运中介执业规则，逐步建立航运中介机构诚信管理体系。

第二十八条(金融机构服务)

本市支持金融机构利用境内外机构网络资源和电子化手段，为航运相关企业提供融资、结算、避险、财务顾问、信息咨询等金融服务方案。

本市推动金融机构在本市建立航运金融结算中心，研究探索资金托管、共管帐户、离岸账户等业务模式。

市金融服务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航运融资信息交流平台，支持航运相关企业通过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和股票、融资租赁等方式解决资金需求问题。

第二十九条(航运保险服务)

本市通过实施航运保险产品注册制度，支持保险机构开发航运保险产品，拓展业务范围。

本市推进保险机构在本市设立航运保险运营中心，培育航运保险市场和再保险市场。支持各类与航运相关的损害理赔机构落户本市，提供航运损害案件赔偿、补偿的相关服务。

本市支持航运企业开展自保、互保业务，推动船东互保组织在本市开展保赔业务。

第三十条(航运企业、机构发展)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有关部门、区县人民政府采取措施，鼓励有竞争力的航运相关企业和机构落户本市。

航运相关企业和机构符合地区总部认定条件的，市、区县人民政府可以在其开办和租房等方面给予资助。对航运经济发展有突出贡献，取得良好效益的，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奖励。

市人民政府应当创造条件推进建立以本市为总部，全球主要航运企业、航运机构参加的国际航运组织。

第四章 航运科技创新建设

第三十一条(航运科技研发)

本市支持高水平航运科技研发平台建设，通过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提高航运业装备水平，促进绿色发展，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本市应当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扶持航运装备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重大新产品的研发。

第三十二条(创新推广)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支持各类航运科技创新成果率先在本市推广实施。

第三十三条(关联产业发展)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在制定产业规划、行业政策时，支持与航运相关的电子商务、通信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关联产业的发展。

本市鼓励发展基于大数据的高品质增值信息服务新业态，通过建设高效、安全、智能的物流感知网络，实现航运资源集中管理与大集成应用。

第三十四条(智慧航运)

航运相关企业应当提高装卸、运输、仓储管理等关键设备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提升作业效率。航运相关企业应当逐步推进信息化与生产、服务、管理各环节的融合，建立并完善物流信息平台，提供物流全过程动态信息服务，构建智慧航运服务体系。对危险化学品的装卸、储存和运输实施全过程信息化监管，确保安全运营。

第三十五条(绿色航运)

鼓励航运装备制造相关企业加强节能、环保等新技术、新材料的研究和产业化。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支持高能效、低排放的运输工具和机械设备的市场推广。

港口经营人应当实施港口污水处理与回用设施技术改造，建立船舶污染物和废弃物的接收处理系统，加强港口噪声防治和粉尘治理工作，促进形成绿色港口。

本市主要港口码头配套建设岸电供电设备设施的，靠港船舶应当按照要求使用岸电。鼓励航空企业使用桥载能源设备供电。

本市推进与相关省市建立区域性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区。

第三十六条(船舶制造技术)

本市引导和支持骨干船舶制造企业建设国家级的船舶、海洋工程装备以及船用设备研发实验中心，加强基础共性技术研究，开展先进设计方法和设计软件的研发，以技术先进、成本经济、建造高效为目标，优化主流船型设计，提升船型综合技术经济性能和市场竞争力。

本市鼓励船舶制造企业重点研发大型集装箱船、液化气船、邮轮等船舶。

第三十七条(飞机制造产业)

本市积极为大飞机战略服务，支持民用飞机、航空发动机、机载设备及零部件等的研发和制造，并逐步形成航空产业集群和产业链。

大力扶持民用飞机制造、航空发动机等企业在本市的建设和发展。支持适航审定和航空器运行评审能力建设，健全适航审定组织体系。

第五章 航运营商环境建设

第三十八条(清单管理)

本市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中推行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市交通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并公布航运管理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建设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建立完善市场行为规范和服务标准。

第三十九条(口岸服务)

市口岸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配合海关、检验检疫、海事、边检等国家驻沪机构在上海口岸实施监管制度创新，优化过境免签政策，简化通关程序，推进通关便捷化、信息化和通关一体化建设，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

市人民政府应当为国家驻沪机构改善服务提供必要的支持。

第四十条(综合信息查询)

市交通、经济信息化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信息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和个人查询有关信息提供便利。

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制作或者获取的不涉及国家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航运相关数据应当按照要求接入综合服务平台。

第四十一条(人才培养和引进)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制定航运人才的集聚、发展规划和培养、引进计划。

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有关部门设立航运职业教育与培训基地，培养各类航运专业人才。支持航运企业、机构通过市场机制从国内外引进各类优秀航运人才。

引进的国内航运优秀人才，可以优先办理本市户籍。市公安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引进的外籍航运优秀人才在入境签证和外国人居留许可等方面提供便利。

第四十二条(法律服务)

本市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完善航运诉讼案件审理机制，加大对航运案件的执行力度。

本市航运仲裁机构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完善航运仲裁规则，提高航运仲裁专业水平和国际化程度。鼓励国际航运仲裁机构在本市开展各类航运仲裁业务。

本市支持航运法律服务业发展，鼓励法律服务机构拓展航运法律服务领域，为航运机构和相关企业、个人提供专业的航运法律服务。

第四十三条(优化税收环境)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支持，推动形成有利于航运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税制环境。

税务部门应当提高税收效率，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

第四十四条(信用管理)

市交通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公共信用信息管理规定，对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航运企业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的信用相关信息，并向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归集。

市、区县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国家驻沪机构应当在市场准入、货物通关、政策扶持等工作中，查询相对人的信用记录，并依法对信用良好的企业和个人实施便利措施，对信用不良的企业和个人实施约束和惩戒。

第四十五条(安全监管)

市交通等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海事、民航、检验检疫等国家驻沪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有关安全监管工作。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及国家海事机构应当加强爆炸品、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质和感染性物质等高风险危险货物的风险管控，按照“产地检验、集中监管、就地封柜、总量控制”原则，建立高风险危险货物联合监管机制。

本市与长三角地区、长江流域其他港口城市建立区域一体化的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应急救助和生态环境协调保护治理体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施行日期)

篇6：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

（第13号）

《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已由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09年6月2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8月1日起施行。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9年6月25日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于2009年6月25日通过的《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中规定：上海市政府将制定相关政策积极支持融资租赁等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鼓励国内外融资租赁公司在上海设立总部和分支机构，支持和推动信托租赁业务的发展，并积极推进在融资租赁业务中使用信用产品。

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金融市场体系建设

第三章 区域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

第四章 金融人才环境建设

第五章 信用环境建设第

第六章 金融创新环境建设第

第七章 金融风险防范与法治环境建设

第八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发展环境，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作适用本条例。第三条 本市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当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以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核心，以改革创新和营造环境为重点，将上海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市推进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关工作的领导。

本市设立的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议事协调机构，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负责协调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有关工作，组织有关部门制定和落实阶段性目标和各项措施。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协作配合，具体落实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各项工作。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金融产业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安排上海金融发展资金，用于对金融人才、金融创新的奖励和金融产业发展的扶持。

第七条 本市应当按照国家明确的战略定位和分工，加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国内其他中心城市在金融领域的相互协作和支持，增强本市金融业的服务功能，推动金融要素市场、金融机构为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加强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在金融市场建设、金融产品创新、金融风险防范、金融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互补和战略合作；推动在本市的金融机构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金融机构的合作、交流。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交流，鼓励金融要素市场、金融机构、金融教育研究机构等开展国际合作、交流。

第二章 金融市场体系建设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关于形成多功能、多层次、国际化金融市场体系的要求，配合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推进货币、外汇、债券、股票、商品期货、金融衍生品、保险、黄金、产权等市场的建设。

市人民政府应当配合国家金融管理部门优化金融市场参与者结构，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产、企业年金、信托计划等各类机构投资者。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相关政策，加强金融机构体系建设，支持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期货、基金、融资租赁、货币经纪、财务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鼓励国内外金融机构在本市设立总部和分支机构；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的金融机构。

第十条 本市配合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将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和国债收益率培育成为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

本市支持金融机构开发、推广有利于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符合国家金融监管要求的各种金融产品和业务；支持有关机构研究探索以股指、汇率、利率、股票、债券、银行贷款等为基础的金融衍生产品；推动离岸金融、股权投资、并购贷款、私人银行、券商直投、信托租赁、汽车金融等业务的发展，鼓励有序开发跨机构、跨市场、跨产品的金融业务。

第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配合国家有关部门促进各类金融信息系统、市场交易系统互联互通，建设、完善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功能相匹配的登记、托管、清算、结算等统一高效的现代化金融支持体系。

第十二条 本市鼓励发展金融外包服务，支持金融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客户服务、电子支付等金融专业化服务产业发展，鼓励设立金融专业化服务机构。

第十三条 本市支持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融资担保、投资咨询、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与金融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发展，规范中介服务机构的执业行为，增强行业自律，提高中介服务机构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建设金融资讯信息服务平台和全球金融信息服务市场。

第十四条 本市支持金融机构加强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教育，培养诚实守信、服务至上、严格规范的职业操守，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第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支持金融行业协会发挥规范、协调、服务、自律等作用。

第三章 区域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

第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陆家嘴金融城、外滩金融集聚带、张江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洋山保税港区以及其他区域各自的发展优势，完善本市金融业空间布局。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组织编制金融集聚区布局规划，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报经批准后，纳入相应的城市规划。

第十七条 市规划国土管理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市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结合金融产业发展规划和金融集聚区布局规划的要求，在组织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土地利用计划时，保证金融集聚区的建设用地。

市房屋管理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为金融机构解决营业、办公用房提供便利。

第十八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完善金融集聚区内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改善办公、商业等服务环境。

本市电力、通信、交通等相关企业应当做好金融集聚区的电力、通讯、交通等服务保障工作。

第四章 金融人才环境建设

第十九条 市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金融服务部门制定金融人才的集聚、发展规划和培养、引进计划；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相适应的金融人才使用评价机制，分类制定与金融人才相关的政策。

第二十条 市金融服务部门应当会同市有关部门建立本市金融教育信息资源库，推动教学资源共享。

市教育管理部门和市金融服务部门应当会同市有关部门设立金融职业教育与培训基地，培养各类金融专业人才和金融管理人才。

市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金融服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引进国际认可的金融职业能力考试认证机构在本市开展相关认证业务。

第二十一条 本市鼓励金融机构以及相关单位通过市场机制，从国内外引进各类高层次、紧缺的金融人才。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对引进的高层次、紧缺金融人才在户籍和居住证办理、住房、医疗保障、子女就学等方面提供便利。对引进的境外金融人才，出入境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简化出入境手续。

第二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金融人才奖励办法，对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出贡献的各类金融人才给予奖励。

第五章 信用环境建设

第二十三条 市经济信息化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金融服务等部门，配合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建设金融业统一的征信平台，扩大信用信息采集的覆盖面和数据量，改善信用信息查询服务。

市经济信息化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金融服务等部门，配合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健全金融业高级管理人员执业信用记录。

第二十四条 本市工商、税务、公安、质监等行政管理部门和司法机关应当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依法提供相关信用信息查询服务。

第二十五条 本市鼓励信用服务机构开发信用产品，支持信用服务机构的合法经营活动。

信用服务机构收集、处理信用信息、提供信用产品，应当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和审慎的原则。

信用服务机构对征信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负有保密义务，不得损害被征信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妨碍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

第二十六条 本市支持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务活动中使用信用产品，推进在企业融资、创业扶持以及典当、融资租赁等业务中使用信用产品。

第六章 金融创新环境建设

第二十七条 本市鼓励金融要素市场、金融机构进行金融产品、技术、服务、管理、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创新。第二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为金融要素市场、金融机构创造条件，在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支持下，将各类金融创新成果率先在本市实施推广。

第二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完善金融创新保护机制，加强对金融创新成果的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的保护。

第三十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金融创新奖励办法，对优秀金融创新项目给予奖励。

第七章 金融风险防范与法治环境建设

第三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与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在本市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依法履行监管职能，完善监管体系，改进监管方式，加强跨行业、跨市场监管协作。

第三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在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健全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完善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应急处置机制。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配合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建立完善金融风险监测信息系统和评估机制，支持相关机构开展金融风险预测、评估、防范等方面的研究，增强对金融风险的预警防范能力，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支持金融风险管理工具及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并为金融机构维护重要金融信息系统安全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第三十三条 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应当配合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做好反洗钱、反假币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工作。

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应当依法加强对金融违法犯罪行为的预防和打击。

第三十四条 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应当优化行政审批程序，简化行政审批环节，为金融要素市场、金融机构、相关中介服务机构、有关行业协会等提供公开透明、便捷高效的行政服务。

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应当维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不得干预金融机构的依法自主经营。

第三十五条 本市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完善金融诉讼案件审理机制，加大对金融案件的执行力度。

第三十六条 本市金融仲裁机构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完善金融仲裁规则，提高金融仲裁专业水平和国际化程度。

第三十七条 本市支持金融法律服务业发展，鼓励法律服务机构拓展金融法律服务领域，为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个人提供金融法律服务。

第三十八条 本市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应当通过媒体和其他形式，宣传普及金融知识，开展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教育。

篇7：龙元建设:受益上海“两个中心”建设

(6月23日上海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贯彻实施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家战略，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联动机制，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环境，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篇8：龙元建设:受益上海“两个中心”建设

关键词：国际航运中心,软环境建设,航运服务综合业,航运人才

1 加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软环境建设的现实需要

1.1 关于国际航运中心的内涵与要素

随着时代的变迁, 国际航运中心的概念也呈动态变化着。国际航运中心已经从第一代的中转型、第二代增值型发展到现今的第三代综合型国际航运中心。这就意味着:国际航运中心已经并非是一个单一港口的概念, 它还包括了经济、贸易、物流等在内的各种要素。当代的国际航运中心一般是以经济实力较强的港口为依托, 拥有航运为纽带集聚着航运、物流及经济贸易等功能, 具有较强的集聚和辐射能力, 从而能够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交通枢纽。国际航运中心一般处于全球海运干线的网络的重要节点, 以国际贸易中转港作为标志, 集聚各种航运要素的经济区域或国际化港口城市。随着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 国际航运中心并不局限于一个城市, 而是以核心港口城市为中心的紧密联系的城市群。因此, 航运中心可以更多地被诠释为一个区域的概念。

1.2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软环境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软环境是相对硬环境而言的一个概念, 它是指物质条件以外的诸如政策、文化、制度、法律、思想观念等外部因素和条件的总和。在现有的环境下, 这些因素又集中体现在机制上。软环境就是在经济发展中, 相对于地理条件、资源状况、基础设施、基础条件等“硬件”而言的思想观念、文化氛围、体制机制、政策法规及政府行政能力水平和态度等。软环境作为一种精神环境, 虽然比较模糊, 难以量化, 也不是立竿见影的效果, 其重要性、影响力是缓慢呈现的, 但却有利于事物的长足发展, 吸引外界的有力条件。对于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中, 软环境也是千万不能忽视的。

(1) 软环境落后制约了上海航运中心本身的纵深发展。

上海港口集疏运的大力发展虽然创造了2008年吞吐量的第一的好成绩, 但占地多、能耗高、污染大等问题的随之而来将限制上海航运中心的发展;另外, 上海口岸的集装箱货物有一半以上是来自周边的省市, 薄弱的港航信息平台削弱了对长三角、长江流域及全国的服务能力, 不利于资本、技术、信息和能力的优化配置。更甚的是,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虽然在集装箱等其他领域引领着世界的潮流, 尤其是干散货领域———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干散货集散地, 干货船舶成员最主要的业务市场。然而, 2007年国际干散货船舶所有人协会从伦敦总部迁出时, 上海却未进入被考虑之列。究其原因, 目前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位置只是一个加工厂, 并不是决策者。

资料来源:上海集装箱货源综述及增长潜力。

(2) 软环境落后削弱了国际航运中心内的竞争力。

“双中心指数”是全球第一个将金融航运中心综合起来的城市 (区域) 竞争力排名, 产生于这一指数系统的国际航运中心竞争力分指数, 也是全球第一个通过综合考察和定量评估方法对有关城市国际航运中心竞争力状况进行排名的系统。2009年, 据上海浦东国际金融航运中心研究中心发布的“双中心指数”报告, 在国际航运中心分项指数中, 伦敦、东京和香港分别位居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在2009年遭受全球金融危机和“甲流”蔓延双重的冲击下, 全球绝大多数航运中心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下, 上海港货物吞吐量总量、集装箱吞吐量和空港货运量依然分别高达达5.9亿吨、2500万TEU和254.1万吨, 分别保持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三的排名。截止至2009年12月底,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登记的中国籍五行旗国际航线船舶311艘次, 总吨位达708万吨, 2009年新接船舶订单世界第一。虽然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在航运能级分项指数上为全球第一, 但上海在国际航运中心分项指数中却仅排位第五 (见图表2) 。究其原因, 可以从航运业务领域和航运服务领域的数据中分析得到:上海在航运业务领域虽名列前茅, 但在航运服务领域, 上海只取得43.3分排在第八位, 而伦敦、东京、纽约则分别以113.9、86和80.2位居前三, 在航运服务领域远远超过了上海。因此, 即使海运业务领域落后的伦敦和东京, 也位于上海前列。由此可见, 当代的国际航运中心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的集聚和改进, 更取决于航运相关的技术、人才资本等软因素的集聚。

资料来源:上海浦东国际金融航运研究中心双中心指数报告。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在航运服务、信息、研发、教育等相关软实力领域的弱势大大削弱了其在航运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3) 软环境的发展需要借助硬环境的优势。

航运业务领域相关的信息研发、教育等业务的发展离不开有巨大的贸易需求和港口的发展。因此,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 硬实力的存在是软实力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而软实力的具备是航运中心确立的标志和实力所在。从“吨位大港”到“价值大港”的变化并不是一个自然蜕变的过程;相反, 硬实力的消失会阻碍航运服务等软实力的构建;因此, 上海亟需在硬实力优势显现之时, 抓牢全球制造业和贸易的转移使亚洲成为航运中心的机会, 大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体系, 对航运金融、航运保险、航运经济、航运法律服务、航运信息咨询、航运交易定价和航运教育培训等航运服务欠发达领域作出相应的战略部署, 并积极参与航运规则的制定, 从而成为国际航运市场的一个风向标。

2 伦敦国际航运中心的成功经验与基本特征

伦敦国际航运中心的基本特征:

(1) 伦敦国际航运中心是航运服务集聚区。

伦敦作为第一代世界航运服务中心, 毫无疑问是建设现代航运服务集聚区的成功典范。在20世纪40年代, 伦敦将港口的主体外迁到距伦敦市中心约40公里的提尔伯里港, 采用了港区分离的模式, 借助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拓展航运相关产业, 如海事保险、海事仲裁和航运融资等等。同时, 伦敦拥有数千家大规模的各类航运服务企业。这些都是伦敦保持全球国际航运统治地位的武器。

经过长时间的集聚, 现今伦敦在国际航运融资和海上保险、航运信息和航运交易业务领域占据了很大份额。2006, 单在伦敦发生的船舶贷款总额就占世界总量的18%, 船舶保费更是占全球保费总收入的23%;作为世界最大的船级社的劳氏船级社, 在2002—2003年度所登记的船舶吨位占世界船队运力的18.3%;伦敦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是全球唯一实行自我监管的航运交易所。在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内进行新船或二手船买卖的占有世界上的50%以上。

(2) 伦敦国际航运中心物理功能下降但竞争力不减。

近年来, 英国在航运物理功能方面并不突出, 英国最大的集装箱港口菲利斯多早已在多年前出售给香港的和记黄埔, 2005年英国唯一大规模的航运企业铁行集团也将集装箱班轮业务售出, 2006又将铁行港口公司出售, 这就意味着英国再没有世界级的港口或航运公司了。但其在航运服务产业方面的突出表现, 使其至今保持着全球顶级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根据伦敦的国际金融服务研究报告统计, 2004年伦敦有460家航运中介公司, 它们所提供的服务占世界油船租船合同市场的50%;二手船买卖合同市场的50%, 干散货租船合同市场的35%;同一年伦敦船舶业占世界船舶保险市场不到20%, 占船舶所有人互保市场的67%, 占世界船舶金融市场的17%, 占船舶船籍服务的近20%。航运服务产业是航运中心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部分。伦敦国际航运中心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证明了其关键性。因此,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 即使当其港口、航运等硬实力消失了, 其航运服务、航运研究等软实力却能相对长时间的保持下去以提高其竞争能力。

3 借鉴伦敦经验, 加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3.1 完善航运业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 促进航运服务集聚

航运立法是政府采取政策和管理措施的依据。为了营造公平竞争的秩序, 必须从完善、统一航运法律法规体系来提高政府服务的透明度和政策的稳定性, 从而促进航运服务集聚。英国政府制定了《海商法》, 并为巩固伦敦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奠定了扎实的地位。

纵观我国, 国内外航商对我国航运业的投资和管理缺乏信心, 航运立业立法较为落后, 法律体系不成熟是其根本原因。我国可以借鉴伦敦在国际海事法律制度建设上的成功经验, 完善航运服务业及相关产业的法律法规建设。

例如在海事仲裁方面:伦敦作为国际海事仲裁中心, 不仅在海事仲裁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也带动了其它相关法律服务, 给伦敦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同时也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伦敦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根据伦敦在海事仲裁方面的经验, 我国应在立法、司法上给予海事仲裁大力支持, 营造宽松的法律环境。一方面, 在立法上应当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 考虑到海事领域的行业惯例和实务操作, 实施临时仲裁的方法, 与国际普遍做法接轨。另一方面, 我国司法应当树立支持海事仲裁的理念。应遵循“小诉讼、大仲裁”的发展模式, 妥善化解矛盾纠纷, 避免海事审判这种国家公力救济, 合理配置司法资源, 维护正常的国际航运生产秩序。

3.2 实施航运服务业综合发展策略, 保持航运中心竞争力

港口业和航运业是以硬件投入为主, 而航运服务业则主要是以软件为主。伦敦港口和航运业虽下滑, 但其在航运服务业方面却稳居榜首。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于一个城市来说, 它的港口、航运等能力会随着当地经济腹地的贸易衰退而消失, 但其航运服务业却会相当长时间的保持下去。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需要金融、海上保险等航运服务业的支撑。

目前,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瓶颈就在于高端的服务行业跟不上航运业的迅速发展趋势, 而对于国际航运业而言, 外部的市场环境受到极其重要的影响, 即其所涉及的海事法律、海上保险、金融、经济等因素。同时, 由于船舶的流动性, 将航运业和航运服务业置身于国际市场竞争市场中。航运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和充满风险的行业, 这就要求航运金融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本保障以及为航运贸易提供清算和结算服务。

3.3 完善金融服务环境, 满足航运中心发展的金融需求

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能够促进航运业的发展。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是相互依赖的。金融中心是随着航运中心的发展营运而生的, 而航运中心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保障。金融业的发展能够解决航运公司和港口的资金困难并在航运投资、融资、结算和海上保险中发挥作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应该实施金融自由政策, 特别是特殊的外汇政策, 应当放松外汇政策。在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中, 金融政策的重大突破, 为航运中心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结算支持和运营监督, 可以看到其对航运中心的促进作用。笔者建议, 在浦东新区试点可采取离岸金融业务, 并采取适当开放的外汇管理业务, 以此提升上海现有金融机构的层次和功能, 满足航运中心发展的金融需求。

4 结语

从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历程来看, 国际航运中心的软实力建设是不能像硬实力那样随着贸易量的增长飞速发展的, 它是在航运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是长期的、需要逐步积累的建设工程。软环境的一旦形成, 对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硬环境和软环境达到国际航运中心的水平才是上海追求的终极目标, 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长远战略在于一个高级的、知识密集的、资金和信息流导向型的国际航运中心。这些将会在航运服务业、行业信息、航运研究能力、航运教育水平的高低以及人才的密集程度中体现。伦敦依靠这些软实力在时代的变迁中稳占第一的位置。软实力具有可持续性, 一旦拥有, 就不易失去。硬实力是软环境建设的基础, 取得在硬、软实力建设上资源分配的平衡对上海来说有着某种战略上的重要性。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必须未雨绸缪加快建设软环境的建设来提高竞争力, 占据国际航运中心的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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