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俊生)浅析慈孝文化的产生及现实意义

(冯俊生)浅析慈孝文化的产生及现实意义（精选4篇）

篇1：(冯俊生)浅析慈孝文化的产生及现实意义

浅析慈孝文化的产生及现实意义

中国人文科学发展公司冯俊森

2005年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开始涉足“慈孝”这个道德文化领域，同时经过院里的批准，在人文公司成立了“中华慈孝组委会”。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努力在全民和全社会中间，秉承我们民族古老道德文化的资源并结合当前实际需要，推陈出新，力图建立起既涵盖传统孝道思想的优秀成分，又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现实的新社会主义慈孝观念。党中央和胡锦涛书记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和“八荣八耻”一系列指示，为公民道德指明了方向，既体现了传统美德的继承，又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弘扬“慈孝”，传承文明，是我们共同的责任。经过几年的努力，这项活动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同和高度重视。在活动的同时也使我对“慈孝”有了一些浅显的认识。

“父慈子孝”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古代文明绵延流长，五千年的日月风霜荡涤着历史的尘埃。在这块黄土地上休养生息的炎黄子孙们不停地在寻找着一种理想、一种图腾，一种超越时空和地域的文明理念。远古时代人与自然，由于客观因素的决定，无法相抗衡。人类的自身和家庭以及社会组织结构都时刻处于一种相对的危机、恐慌之中。为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人类只好把希望寄予某些与人类有着血缘关系的动物或植物—图腾上面，希冀它成为人于人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纽带。这种空洞的理想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改变而产生变化和发展。文字的出现，使人们不在简单地信奉远古的崇拜物。随着家庭模式的产生，统治阶级逐渐也认识到，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是和每一个家庭密不可分的。每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单元结构—家庭，她的动荡与稳定，解体与巩固直接影响到社会，政权、统治者的切身利益。所以在《左传》中就出现了“父慈子孝”这种美好描述。以孝治天下，在家孝亲，在朝忠君，在社 1

会上敬长，成为伦理政治与人情社会的精神基础。孝是维系社会稳定的纽带和精神基础。因为孝本身是一种协调亲子、宗子关系的人际道德，它首先可以协调父子关系中的冲突，而把这种伦理精神扩大到家族的其他成员身上，能够起到和睦九族的作用，最后必然能促进家庭及其他社会集体的和谐、团结与延续，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相当重要的贡献。

先哲们对于“孝”是这样描述的：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也就是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民众应该遵循的道理。“慈”是何谓，《管子》中有明确的说道：慈者，父母之高行也。这是长者应具有的崇高操行，这种“慈孝”理想画面的出现，无疑使阶级社会的各种矛盾暂时被这种道德伦理的外衣所掩盖。

人们在赞叹祖国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同时，也不得不为我们先祖们为了社会的稳定，人类的安居乐业所付出的心血而折腰。这个民族生命力之强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比拟的。究其原因，道德文化中的精髓——“慈孝”起到了无可取代的作用。世界其他文明古国，曾与中国古老文明一样，屹立于世界历史之颠。但是，日月轮回，历经沧桑，转目回首，只有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依然如黄河一样，九曲十八弯，绵绵不断，继往开来。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慈孝”更深的含义，这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一种平稳、和睦、中庸。

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慈孝”这个名词放在今天的社会中，有些人会感到陌生和淡漠。从理论和现实层面上来讲，这些人是无可非议的。“文革”十年，把中国的传统理念破坏到了极点，现在的年轻人所追求是一种外来的文化和理念。面对无情的绞杀，“慈孝”只好随风而去。但是经济发展到了今天，人们慢慢的感觉到了传统道德理念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历经千年，依然存在，合理、合情是不容质疑的。但是，传统道德文化，是糟粕还是精华，是继承还是扬弃，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们只能尝试着跨越时空，把她放在今天这个社会的道德伦理的范畴里加以讨论。用我们这个时代的目光和思维来分析这个历史的产物。社会在不断的向前发展，但是组成这个社会的基本元素——家庭这个模式，确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现今社会中，在法律的约束下，同样我们需要一种道德观念来约束我们的行为规范，“慈孝”便是最好的诠释。慈孝是亲情间的一种传递，展现的是一个家庭和家族和谐的精神风貌，对于社会来说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弘扬孝道，提倡慈爱这是增强家庭，社区和社会的亲和力和凝聚力的一块基石，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道德动力。中国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慈孝的文化，慈孝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贯穿其中的一根红线。慈孝作为传统最为根本的承载，应该得到更为重要的继承和弘扬，因为它是“纵贯祖先、父辈、己身、子孙，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链条，也是中国一切人际与社会关系得以形成的精神基础”。这样弘扬慈孝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和儒学的基本精神的发扬光大。当然，我们今天弘扬的慈孝远非传统中的愚孝、溺慈，而是包含传统慈孝思想精华的社会主义新慈孝思想，能够保证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把本属家庭美德的概念扩展到整个国家和社会领域，虽然我们不可能像传统社会那样把孝推崇到登峰造极的地位，但是发扬孝的道德精神，可以培养人良好的道德情操和道德人格。因而，弘扬孝道，推广慈孝文化，发扬孝这一传统的家庭美德，对于培养个人的健全的道德人格，个人美德，促进社会公德，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荣辱观的提出是社会对于优秀道德文化传统的一种提倡和弘扬，是对体现时代精神，符合新时代主题的道德传统的一种新的概括。它影响的不仅仅是个人道德的选择与道德水平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它们作为建构和谐社会的道德支撑，与建构和谐社会是一体相联的。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实现了人与

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共生。社会主义慈孝观所蕴涵的血缘感情、仁爱美德、永续发展思想恰好与和谐社会思想相一致，因此和谐社会的构建客观上会进一步推动慈孝思想的发展，使之更加丰富饱满而不断发扬光大。

2007年5月

篇2：(冯俊生)浅析慈孝文化的产生及现实意义

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历史事物, 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其内容和结构总是在日益丰富, 其地位和作用也总在不断调整。风俗习惯作为民族社会心理的表现形式, 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直接反映并影响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和生活面貌, 是民族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1]。

生活在乌鲁木齐的维吾尔人有本地的和来自全疆各地的, 在他们的生活习俗中既有传统的, 也有现代的文化因素。这种交融在都市维吾尔人的人生礼仪中表现最为突出。在都市这种特殊环境里维吾尔人的人生礼仪正在经受着现代文化的冲击并发生变迁及创新。新近出现的都市维吾尔人的独具特色的庆祝活动———“Gul Qay”仪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都市维吾尔族社交圈子里的一份子和仪式活动的参与者, 要从人类学文化研究的角度去分析和关注传统文化的变迁及新出现的有些独特的文化现象的种种历史背景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维吾尔族人生仪式“Gul Qay”产生的文化背景

人生习俗是整个民俗文化的一部分, 包括人们在整个生命旅途中主要阶段上的全部生活习俗。由于这种习俗具有突出的社会性和民族性, 而且发展、变化相对缓慢, 所以人们往往将这类习俗看成是能反映一个民族特点的主要方面。维吾尔族传统的人生礼仪主要有分娩礼、命名礼、摇床礼、割礼、婚礼、少妇礼、葬礼。这些主要是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中的关键时刻而形成的特定的仪式活动。其主要目的是标记或帮助人们成功及顺利地度过那些关键时刻, 完成人生角色的转变。然而, 传统文化及风俗习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的发展和变化而发生变迁和创新。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传统文化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 文化变迁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乌鲁木齐各民族的文化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转型。各民族的文化相互渗透, 相互借鉴并相互交融, 尤其是各民族社会自身的发展, 即进化、发明、发现引起的内部的动因使乌鲁木齐市成为当代新疆最能集中体现各民族社会文化变迁过程的典型地区[2]。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环境的改善, 这种文化的变迁在都市维吾尔人的人生礼仪上表现的最为突出。包括礼仪的范围、场所、形式、意义、功能等方面的变迁。它们的变迁又反映了社会结构和人们意识形态及文化价值观的变迁。

随着社会人际关系的扩展而扩大的城市里的各种礼俗仪式, 给生活在大城市里的维吾尔人带来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紧迫感和经济压力, 使他们已陷入了一种“文化的尴尬”[3]状态下出现的“Gu Qay”仪式, 引起了本民族文化活动的参与者们的纷纷议论, 甚至有些文化批评家们的反感。尽管如此, 近几年来这种仪式非常快速的开始普遍起来了。

二、“Gul Qay”仪式的解释和定义

(一) 解释

“Gul Qay”是维吾尔语, 汉语的直接翻译是“花茶”。“Gul”在汉语里的意思是“花”。写在维吾尔族女孩名字里是“古丽”。维吾尔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爱花的民族。花在维吾尔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不管在物质生活方面或者在精神生活方面维吾尔人总与花有密切的联系。众所周知, 维吾尔族女孩名字后面几乎都带“……Gul” (……古丽) , 有的名字直接以花卉草木命名。比如:热依汗古丽 (十姐妹花) , 塔吉古丽 (鸡冠花) , 阿娜尔古丽 (石榴花) …等等。听过“古丽”这首歌曲的人都知道新疆的维吾尔族姑娘都叫古丽。“Gul”从维吾尔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延伸到他们的名字里, 甚至又跨越到他们的仪式里。

“Qay”———是维吾尔族礼俗上用来招待客人的第一道程序, 也是在日常生活人际关系上的重要环节。亲戚、朋友之间的各种小型聚会叫“Qay”。“Gul Qay”在维吾尔族的“Maxrep”买西来普活动中的意义也重大。得到买西来普的“Gul Qay”是意味着得到了举行下一次“买西来普”的荣誉和权利。“Qay”这里也有仪式和活动的意思。

“Gul Qay”是在都市维吾尔人的各种“Qay”活动的前提下演变而成的, 从最初的少数人群间的庆祝活动发展并演变到现在的正式仪式场合中进行的一种有象征意义的庆祝活动。

(二) 定义

根据上述分析文章里所要探讨的“Gul Qay”的意思就是———为“古丽”举行的“茶”仪式或庆祝活动。

“Gul Qay”仪式是近几年内在乌鲁木齐等城市维吾尔人中新出现的专门为独生女孩子或者是没有男孩只有两个女孩子的有些家庭所举行的一种人生礼仪, 形式上基本与城市维吾尔人在宴会厅举行的“摇床礼”或者给男孩子举行的“割礼”仪式一样。只是这种仪式的或活动的主人公不再是“传统的摇床礼”上的刚满四十天的小婴儿, 也不是“现代的摇床礼”上的一岁或者两岁以下的小女孩, 而是两三岁至十五岁之间的小女孩或小姑娘了。据调查这种仪式在城市工薪阶层年轻一代家庭中举行的比较多。

三、“Gul Qay”仪式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 维吾尔族仪式功能与“库拉圈”的比较分析

任何一个民族都生活在自己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所形成的风俗和习惯的社会网络和文化圈子里。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常常会受到传统文化模式的约束。任何超出自己传统文化行为规则的行为和言语都被认为是违背传统的[6]。在传统的维吾尔社会里举行某种仪式活动时邀请或被邀请是一种非常高兴的事情。传统意义上的“仪式”的功能是加强和巩固社会群体内部的团结和协作, 教育后人, 传承或传递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就像人类学功能主义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特洛布里恩岛所研究的 (Kula Ring) “库拉圈”[7]。特洛布里恩岛部落社会是由众多被海水隔开的列岛组成的, 而将这个部落社会“串”起来的就是“库拉交易圈”。在库拉交易圈中只有两种不同类的物品被持续地、循环往复地交换, 一种是用红色贝壳穿成的长项链叫Soulava, 按照顺时针方向交换。另一种是由白色贝壳做成的手镯叫Mwali, 按照逆时针方向交换,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双向循环的完整而闭合的“交易圈”。获得“库拉”物品者持有一段时间后, 再把这些物品交换出去, 在周而复始的交换中, 无人将库拉物品占为己有。因为“库拉”物品象征着信誉、品德、声望、认同、融入、参与、合作, 每一次交换并非意味着“库拉”关系的终结, 而是循环的开始, “一次进入库拉这个圈, 就永远在库拉圈中”成为这个群岛土著居民的社会规则。“库拉圈”的社会功能不仅是经济、物质的交换网, 而且是用来加强社会关系网络的符号交换, 它既满足了个体的心理需求, 也满足了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的社会性需要。维吾尔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及礼仪活动的功能与性质基本上与“库拉圈”仪式相吻合。

(二) “Gul Qay”仪式产生的外在的推力和内在的动因的推论分析

维吾尔人的社会人际关系及礼仪活动自古以来是互动的基础上进行的。互动是两者或者群体之间的动态关系, 一方的行为引起另一方的反应, 反应的结果构成互动。互动影响和确定着社会和文化的许多特征。礼物交换是互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交换存在于社会关系, 也存在于人的意识乃至深层的结构之中。礼物交换不仅仅是获得物品而进行的交易, 同时也是一种道德交易。交换是建立、确定、维持和发展社会关系的基础。最终交换作为互动反映了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当今都市维吾尔社会中开始普遍起来的“Gul Qay”仪式的产生也离不开种种文化变迁及社会因素的催促。根据参与调查、跟踪访谈、个别访谈、随时聊天和电话聊天等方式所得的调查情况分析:

“Gul Qay”仪式产生的外在的推力可以做出以下推论:

第一, 在传统的维吾尔社会和文化中, 礼物赠与是一种道德规范和逻辑, 是一种与市场和利润相对立的人性礼物, 在个人和群体的想象中, 它是与权力关系、利益关系截然相反的。因此, 传统社会的仪式活动中的“礼物”就起团结友谊的作用。但改革开放前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人进入维吾尔社会传统的社交圈子里时刚好赶上了国家的晚婚晚育、优生优育政策的提倡。结果使人生礼仪及人际关系上的互动失去了平衡。

第二, 城市化、多种文化并存使传统文化和现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在城市里道路铺的越宽,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越远了。传统社会上的邻里关系、互相串门拜访等习俗已漫漫淡化了。人际关系比较形式化了。有时只能借助某种活动或仪式保持彼此的关系。

第三, 居住环境的改善和社会服务业的发展使传统的礼仪和交际活动的场所发生了变迁。“礼物”的变迁使现代的仪式场所变成了“礼钱交易所”。

都市维吾尔人的任何一种人生礼仪活动中已经看不到“物”来“赠礼”的情况。在仪式场合中也几乎没有那种仪式的主人或主人公与参与者之间的传统仪式上所存在的赠礼物及接受礼物时的感情交流、彼此的祝贺。在都市里的仪式活动中参与者把自己的“礼钱”要交给自己都不认识的手里拿着“礼钱账本”的、打扮比较突出的“时髦会计小姐”。现在甚至根本不用麻烦会计小姐挨个儿到所有桌前登记收取参与者的“礼钱”[8]。来参加仪式的客人们刚进到宴会厅与主人打完招呼就得自动交“礼钱”才能入座。更有意思的是有的仪式场合中就在宴会厅门外摆了一张桌子, 上面摆满了仪式中招待客人的所有的好吃的, 那些“会计小姐”们边吃、边聊天或者互相赞扬着彼此的穿着打扮, 对赠礼着似乎没有一丝的表示欢迎的表情。比别人给的少一点会马上受到其中一个人的冷落的目光。有时还排长队等待交“礼钱”。这根本不符合维吾尔族传统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好像参与者先不交“礼钱”, 就没有资格入场或见到主人公似的。这在某种程度上给参与者带来感情上的伤害。人际关系的无限度扩散而引起的“仪式危机”使生活在大城市的生活繁忙和工作压力之下的维吾尔人进入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紧张状态。因此, 有时连“请贴”这个名字都会叫成“罚款单”了。

飞速发展的乌鲁木齐这都市生活中处处都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变迁。尤其是这种变迁更大程度上表现在都市里的维吾尔人的“婚礼”, “割礼”, 甚至有些“乃孜尔”等仪式上。

上述种种文化变迁, 人生礼仪活动中礼物“赠与”和“回赠”关系的不平衡所引起的心理因素和价值观的变迁统统都可以认为是“Gul Qay”仪式形成的外在的推力。

“Gul Qay”仪式形成的最主要的值得注意的内在的动因可以归纳到以下几点:

第一,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都市维吾尔人的生活环境及社会结构, 职业结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发生了变化, 维吾尔族妇女的社会地位已有了一定的提高有直接的关系。

第二, 男女平等思想宣传教育的作用下, 维吾尔族妇女积极参与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不再受传统的种种约束。

第三, 国家的种种优越的优惠教育政策下, 全疆维吾尔族妇女受教育情况普遍改善。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内维吾尔族女性不断提高文化水平, 提高自身素质, 开阔眼界, 在社会的各个行业中都担负着重要的责任,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自然而然的, 都市维吾尔女性意识到当今社会是一个发展迅速、竞争激烈的社会, 如何把握自己, 给自己定位, 需要摆脱新疆少数民族自古以来的男女有别的人生礼仪, 重男轻女的诞生礼仪, 女性物化的婚姻礼仪, 男女有别的丧葬礼仪等仪式过程中对女性自我意识的不良影响[9]。在现代社会中维吾尔女性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并不比男性少, 可以说是比男性还要重。“Gul Qay”仪式可以看成对上述传统的人生礼仪所提出的挑战。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摇床礼”, 也不是已被现代的都市维吾尔人所遗忘了的, 甚至可以说是从未听起过的“少妇礼”, 它纯粹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现代意义上的、被创造的人生礼仪。

对于“Gul Qay”仪式的举行, 人们的争论及看法都不一。虽然多数人纷纷主张人生礼仪应该按传统的人生习俗来办, 但具体问起他们如果真的有一天收到亲戚朋友或熟人的“Gul Qay”仪式的请帖时, 是否要拒绝参加时, 答案却都比较一致:“当然不能不参加了, 人之常情吗”。

四、“Gul Qay”仪式的意义

习俗由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两种因素决定。习俗的形成有“历史相沿、群居相染”的过程。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互相影响, 沿时空自然而然地传播是习俗形成的扩散方式;部分人有意识地创造并加以提倡与推广是习俗形成的倡导方式[10]。

“Gul Qay”仪式也是被部分都市维吾尔人所创造的人生庆祝仪式。这不是偶然的。出现这种仪式活动肯定有自己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意义。这关系到从文化的角度去观察我们周围社会的变迁, 文化的创新, 传统的发明, 思想观念和文化价值观的变化, 维吾尔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等。通过参与, 调查某种仪式活动或者某种文化圈子里的文化现象才能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所以研究这个仪式的意义非常重大。通过研究“Gul Qay”仪式的背景, 可以分析出当代都市维吾尔人人际关系的形成及社会结构的变化, 也能了解都市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创新、特点及多元文化对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冲击与民族心理的影响程度。

仪式有很多功能, 无论是在个人层面上, 还是在群体或社会层面上。它们可以成为情感的渠道并表达情感, 引导和强化行为模式, 支持或推翻现状, 导致变化, 或恢复和谐与平衡[11]。“Gul Qay”仪式的主人与主人公“通过仪式” (rites the passage) 能够展示自己的地位, 在仪式上他们的地位得到了改变。每一种仪式场合中都有一些神圣之处。这种“神圣”的成分是“Gul Qay”仪式的举行者在“通过仪式”上能够获得的。通过仪式主人与主人公能够得到心里的平衡, 重新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状态, 并且还获得了相对于其他人的明确定义、“结构性”类型的权力和义务。仪式的主人与主人公身上被寄予了一定的期望值:他们所做出的表现应当与某些习俗规范、道德标准相一致。仪式中能够看到的是对一些普遍化的社会关系的认知。这种认知并不全是以语言的形式表达, 而是以象征的形式表现出来。“Gul Qay”仪式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当今都市维吾尔人男女平等思想意识的具体表现。

五、结论

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类行为的方式有多种多样的可能, 这种可能是无穷的。但是一个部族, 一种文化在这样的无穷的可能性里, 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 而这种选择有自身的价值取向。选择的行为方式包括对待人之生、死、青春期、婚姻的方式, 以至在经济、政治、社会交往等领域的各种规矩, 习俗, 并通过形式化的方式, 演成风俗, 礼仪, 从而结合成一个部落或部族的文化模式。各模式都有其存在的理由。社会的本质是通过评价而使个体的行为趋于同化, 调谐各种冲突因素, 从而整合出文化完形[12]。

总之, 传统文化向现代的变迁是一个历史过程。任何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立足于原有民族文化的深厚基础之上, 根据新的需要, 与现代化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并从现实生活中吸取激情, 不断的选择、融化、重组、整合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特质突变出新的结构、新的体系。

人们在某种情境中, 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 他们的选择, 大都是由于社会的原因。他们的行为会受到自己同伴意见的影响, 并且被应当怎样做的价值观念所左右。

“Gul Qay”仪式作为人生庆祝活动能否成为习俗或者传统, 值得学者们的继续关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 (修订本) [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7:380~447

[2][3][6][8]迪丽拜尔.苏来曼.维吾尔族传统仪式及其变迁——从乡村到都市的嬗变[J].新疆社会科学, 2007 (4) :66

[4]优素甫.哈斯哈.哈吉甫.福乐智慧[M].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6:13~14、19、241

[5]宁锐.中国的茶俗[M].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3:278

[7]〔英〕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9]周亚成.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人生礼仪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影响[J].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9 (1) :21

[10]徐万邦, 祁庆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6:48

[11]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篇3：(冯俊生)浅析慈孝文化的产生及现实意义

一、高校艺术生传统文化素养存在问题

1．艺术招生现状导致部分学生文化素养偏低。有记：昔在调查近年的艺术考试热门现象时，著名画家冯健亲先生曾接受采访，他就此现象作过这样的分析：“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考艺就出现了一些偏差。由于考艺术可以享受到一定的降分优惠，文化课成绩达到本省一般本(专)科最低录取分数线的60％即可，一部分人便把考艺当作上大学的一条捷径，不想学艺术的、没有学过艺术的突击一下就跑来考艺术。”这种现象直接造就一批文化课基础薄弱的学生跨进艺术大门，一些客观原因的限制还好说，毕竟学习是人一辈子的事，传统谚语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强调了个人的主动性很重要，是一个人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如果学生以为考进大学就可以高枕无忧，势必会把“考艺”当成跳板，不注重对自身文化修养的提高，就会因缺乏深度使作品沦为肤浅的技能表现，而不可能在艺术创作上取得较高的成就。而一些没有学艺条件的考生，如果在大学里能够抓紧时间在文化课和专业课上双管齐下充实自身，也一定能改变原来的弱势现象，将艺术技能和文化素养有机结合，创造出富有内涵和文化气息浓厚的设计作品。所以说，提高艺术修养，增强学生的理论水平，尤其专业的理论课，更能直接从中受益，在较短的时间内帮助学生从欣赏和创作方面获得营养，使设计作品进入较高的层次。

2．对数码技术的过分依赖造成作品缺少人文意蕴。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信息时代来临了，越来越多的人将计算机技术与艺术联系起来，主张“艺术与科学”的结合，电脑给设计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几乎在视觉上无所不能，它迅速、准确、逼真的制作效果一度受到设计师们青睐，并由此成为设计领域的主导工具，几乎摒弃了传统的手绘技法。

但是，像任何一种高科技的发生一样，电脑在艺术设计中也存在着很多负面效应，一些设计方案的招标变成了电脑效果图竞赛，千篇一律的单调手法，刻板的电脑形象，没有人情味的程式化作品展现在我们面前，鲜有传统文化的视觉元素值得我们留恋、回味。繁华的商业街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广告更让我们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所以。在设计中体现传统文化的表现方式和创作技法，彰显设计的文化魅力，创造独特、丰富的设计形象和有生命力的品牌，当是每个设计者的重任。

3．对西方流行文化的盲从致使作品国际化方向错误。目前我们处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新时期，这个过程必定带来各民族文化的冲撞。在生活中却经常看到这样的设计作品，产品是为国人设计的，广告也发布在国内，受众是中国人，从头到脚我们却几乎找不到一个汉字。我们的思维已经走入了一个误区，把对西方的盲从和追逐当成了国际化，这是我们今天的设计所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再如，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对许多年轻人的吸引力远远超出了我们自己的传统节日——春节和七夕，为什么?除了长期形成的对其生活方式的—种崇尚以外。作为设计者，我们应该看到，圣诞节上善良可爱的圣诞老人形象。温暖的圣诞树，是一种多么亮丽的视觉语言，给人强烈的视觉感染力，而中国的春节，象征符号是鞭炮，代表了辞旧迎新和喜庆的气氛，随着城市的禁放鞭炮政策出台，城市安静了，节日里飘荡的看似五彩缤纷的气球，对于青春时尚的年轻人来说，显然是个苍白无力的表达。还有中国的七夕，关于牛郎织女缠绵的古老爱情故事，最终抵不过玫瑰花的热烈、娇艳而退居幕后。乍看这个似乎很深奥的推理，终其原因，其实是恰当的视觉传达符号在起着微妙的作用。综合文化传统，了解受众心理。我们才能因势利导，创作出能引导消费的合理设计。

二、加强高校艺术生传统文化素养的有效途径

1．重温历史，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给我们留下丰厚的历史积蕴，在今天的时代里正焕发着新的生命。大家熟知的2008年奥运标志，就是以一个书法篆体的“京”字为主要元素直接点名主题，传达了奥运举办地－北京，又经过变形演绎成跳舞的人物形象，并且外观出人意料的组成“龙”的外形，还象一个繁体“文”字，同时传递了四层信息，运动会，龙的传人，文化子孙，总体的印章造型又寓意了诚信和喜庆，内涵可谓丰富之极再如联通公司的标志，取自中国传统吉祥纹样中国结的造型，并据此变化成自己的独特形象，以其“生生不息，相辅相成”之意寓示通信事业的日久天长，其中六个圆洞、四个方洞所蕴涵的路路通畅、四通八达，以及十个洞集合象征事事圆满等吉祥意义，充分展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新形象。

2．正视现在，把握人类的文化需求。人的文化需求主要体现在，文化意识增强了审美趣味，有利于作品的形象传播，可以吸引受众。比较典型的如企业吉祥物的风行，它最初仅仅是以简单化的造型方便人们记忆，增加好感，减少人们对产品和企业形成认知的困难，可是后来它的作用远远超出意料，人们看到吉祥物，就象看到了企业本身，它已经成为企业的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例如卡通剧《海尔兄弟》的形象传播早已深入人心，人们识别海尔产品仅仅看到这两个可爱的中外儿童标识就已心神领会，无需任何文字的专门说明。这就是设计的魅力所在，究其原因，吉祥物仍是文化的传达，是企业文化内涵注入的特殊表达形式，文化的认同才能使人产生共鸣，真正从内心接纳它，从而达到受众与设计者的情感沟通，促进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可。

3．瞻望未来，关注国际化潮流趋向。当前是一个全球文化交流、文化互补的大背景，各种文化作为各个民族精神的综合反映，都已经被纳入世界文化大系统之中，各种文化的价值引起了各民族自身和他民族的空前关注。在如何融入国际潮流的同时，进一步强化民族意识，把民族精神熔铸其中，完善和突显民族个性，以独特的民族面貌跻身于世界行列的竞争中，通过设计推出中国特色，使中国文化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重放异彩，提高中华民族的影响力，是我们设计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教学过程中所要传达给学生的责任，培养他们对自己作品的使命感。同时，传统文化也是我们创意的根基，其中包含了取之不尽的宝贵素材，而艺术设计，提供了一个把中国古老文明传递给世界人民的一个视觉沟通途径。

无论从学生自身，从设计作品的创作过程，还是从设计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增强高校艺术类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都已是势在必行。正是文化的区别，才使人类的思维有别于任何机器人，更有别于动物，它不是简单的复制和描绘，而是加入了自己的思考和感受，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独特眼光在观察社会。创新是艺术的生命，文化更是艺术的血脉，只有构思新颖，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作品才能更富有生命力，更能震动人的心灵，让人回味无穷。

篇4：(冯俊生)浅析慈孝文化的产生及现实意义

一、广泛宣传教育理念

中央为改变苏区民众教育文化落后状况, 首先从最基本的宣传口号做起, 让民众对教育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他们所宣传的标语口号简单易懂, 宣传氛围非常强烈, 对文化水平不高的群众宣传效果最好。“最普遍的要算是红军的标语, 随处墙上都有五六尺大的石灰写的标语, 大家写的字都写得好而且公正。”[1]赣西南的标语画壁宣传也很普遍, 而且方法很独特, “如发明河流宣传, 制许多的木板写上宣传标语放在各处的河流里, 即随流水流到吉安以及他处去了, 空中宣传制一孔明灯, 把宣传品系在灯上听他飞去, 有时吉安的对河高山上可以放到吉安城里去。”[1]

在苏区宣传工作分工明确, 一是有专门的宣传部进行宣传;“亦有整个的工作计划, 每次斗争的到临, 都是宣传鼓动口号去号召群众及宣传品, 对内出了一种宣传通讯, 对外出了一种赤报。”[1]二是有经常的宣传工作和临时的宣传工作之分;“经常性的宣传工作, 加紧对于红报的指导, 加紧对于画报的指导。闽西政府经常组织宣传队五队, 队员以全体工作人员充当!在西南两门设两个演讲台, 轮流出发宣传。”[2]“临时性的宣传工作:甲、遇有纪念日和运动事件, 先期要召集宣传工作人员开宣传会议, 讨论宣传的原则和方法, 事后并要开宣传委员会, 检阅工作, 采取宣传的影响及经验;乙、限一星期编好如下五本小册子。 (1) 中国革命高潮已到了门前; (2) 反对富农; (3) 组织雇农工会; (4) 扩大斗争到广东去; (5) 扩大红军;丙、搜集各地斗争历史和革命歌谣;丁、设一阅书报处;戊、尽可能组织新剧团文艺团体政治研究会……等。”[2]经过多种多样的宣传形式, 群众的思想觉悟都得到了普遍的提高。“无论穷乡僻壤, 都普及了党的政治主张的标语, 群众到处找共产党, 拥护共产党的标语, 群众自动的张贴, ‘拥护苏维埃’、‘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主张, 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家常便饭, 党的威信, 在群众中陡然提高起来。”[1]由此可见, 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深入群众。

政治宣传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福建党向群众作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向广大群众解释目前政治形势, 讨论政治任务来提高群众的政治热情与革命的积极性。这里党必须运用各种有效的宣传方法, 如宣传队、化妆演讲、画报、传单、活报、山歌等最通俗的具体的说明中国两条道路的意义, 特别要宣传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及积极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帮助国民党进行五次‘围剿’的狰狞面貌, 国民党彻底投降卖国、屠杀工农、进攻苏区的残酷手段, 苏维埃运动的意义及其前途, 以及我们有完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一切有利条件。这样来激发广大群众更高的反帝反国民党的情绪及拥护苏联的热烈, 更加坚强为巩固苏维埃而斗争的决心, 特别要联系解释群众的切身问题 (如经济封锁、团匪童子兵的骚扰等) 。”[1]在这一积极的策略下, 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开展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

中共对教育的普及更多是立足于现实的思想宣传, 在当时民众文化水平普遍落后的情况下, 加强基础教育是迅速提高苏区人民文化水平相对现实可行的路径。因此, 小学教育最受重视, 苏区实施的五年义务教育以推广小学教育为目标[3]。“采取强迫性质的教育, 凡六岁至十一岁的儿童, 有必须受小学教育 (小学的学制, 采取三三制的修业年限) 的权利和义务。”[2]中央苏区的儿童教育, 无论是在学校数还是在校人数都增长迅速。“苏区中许多地方, 学龄儿童的多数是进入了列宁学校。例如兴国学龄儿童总数20 969人, 进入列宁小学的12 806人, 失学的8 163人, 入学与失学的比例为60%与40%。”[2]通过苏维埃政府的努力, 苏区很多地方的儿童们, 用了大部分的时间受教育, 只剩下小部分参加家庭的劳动, 这同国民党时代恰好相反了。

而社会教育是中央苏区开展最为普遍的教育活动。为了提高苏区人民的文化水平, 加强宣传效果, 在文盲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苏区开展社会教育势在必行。当时提出的对于社会教育的方针是:“普遍而深入的提高群众阶级觉悟, 政治水平、文化程度。”[2]在中国共产党及苏区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有组织的带领下, 社会教育的发展速度也紧随其上, 当时社会教育主要以消灭文盲, 提高识字水平而开设的夜校、业余补习学校、识字班、识字牌为主。“识字的办法有夜学校, 识字运动与识字牌, 夜学校有一定的地点, 识字组在群众的家里, 识字牌在道路的旁边。领导识字运动的机关则为乡村的识字运动委员会。拿兴国来说, 全县有130个乡的识字运动总会, 561个村的识字运动分会, 3 387个分会下面的识字小组, 22 529个加入识字小组的成员。这是扫除文盲的极大规模的群众运动。”[2]

除此之外, 中共的教育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有其独特的指导思想与价值标准, 这就是政治教育。中共不仅把政治教育类的课程纳入了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之中, 并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而且将政治教育的内容也糅进了其他课程之中。教育的普及以及对于以革命理想与信念为核心的政治教育的重视, 使民众的政治水平得到了普及。“苏区范围内的农民, 无论男女老幼, 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 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及各种革命的歌曲, 尤其是阶级意识的强, 无论三岁小孩, 八十老人, 都痛恨地主阶级, 打倒帝国主义, 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 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 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认识字的工农分子, 都能作很长的演说, 国民党与共产党, 刮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 红军与白军, 每个人都能分别解释。”[1]

苏区各级政府因地、因时制宜而采取的多种多样的教育组织形式, 适应了苏区人口分散、劳动力缺乏的实际, 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组织民众参与进来, 从而促进了苏区教育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很多不识字的女孩子, 参加了革命后能写得很短的信及标语之类的东西。”[1]就连国民党都实在佩服苏维埃政府培养出来的民众, “四个工农同志, 言词流利, 讲的官吏无言可答, 后来民国日报论文谓共产党可恶, 其教育群众的方法可学, 不识字的农民, 他们都能使之讲得很多道理。”[1]总之, 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与文化建设, 全苏区社会形成了一种崇高的理想信仰与革命道德情操, 苏区广大民众的思想得到净化与升华。

三、推广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中央苏区的宣传动员形式丰富多彩, 群众性文化活动主要有红色歌谣、工农剧社、地方戏、活报剧等多种形式, 以及文化氛围渗透性最强、参加人数最多的俱乐部运动。苏维埃剧团设置广泛, 俱乐部也相当普遍。中央苏区规定每乡应设俱乐部, “俱乐部不是少数会弹琴唱曲人的机关, 而是广大群众集中的地方, 教育群众的集会场所。”[4]

群众大会是中共开展大规模宣传的另一种方式, 是各级组织经常性的工作:“每月中至少有四五次大的示威游行, 如攻击、反帝、分土地、成立各级苏维埃、庆祝新年 (阴阳历都举行) 、欢迎红军、祝捷、慰劳红军、追悼死难者、追悼阵亡战士、成立各军或团、出征等类, 不能计其次数。每次各乡区分别举行, 人数辄在一、二万, 少亦数千, 到会群众无论男女老幼, 尽数武装, 红旗蔽天, 呼声雷动, 空气极热烈。”[1]群众大会也开得很多, 如“反AB团第三党改组派大会”、“红五月的各种纪念日”、“庆祝全国苏维埃区大会”、“援助印度朝鲜革命”、“赤卫队检阅大会”[1]这些工作, 加强了群众的政治教育, 严密了群众的组织。

苏区报刊的发行量也是衡量群众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一个标准。“中央苏区现在已有大小报纸34种, 其中如《红色中华》, 从3 000份增至40 000份, 《青年实话》发行28 000份, 《斗争》27 100份, 《红星》17 300份, 证明群众的文化水平是迅速的提高了。”[2]

“合作社应该成为工农群众的有力的教育组织———合作社不仅是一种营业的组织, 它应该负担着巨大的教育工作, 在实际工作中给农民以集体经济的教育、共产主义教育。正如列宁所说:‘这一成为经济目的的, 对于农民的教育工作, 正是合作运动所负担着的’。合作社应当利用自己的组织、资材 (文化基金) 与工作经验, 来更敏感的更加有效的用共产主义教育群众, 特别是农民群众。合作社应该普遍地帮助并发展列小、俱乐部、图书馆、阅报室、识字班、夜校、剧团等等。这是过去所没有很好进行而我们以后应用力推进的一个重要工作。”[2]“在合作社内, 无产阶级可以有效地教育农民、说服农民, 使农民群众逐渐了解共产主义的真义, 巩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 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这样, 我们的合作社, 不但是战斗地团结工农动员群众的经济组织, 而且是保证将来革命转变的有力杠杆。”[2]

四、苏区文化建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启示

在根据地处于国民党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艰苦条件下, 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开展的文化建设活动, 高效而又创新性地推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它上承五四新文化运动, 下启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谱写了全新的篇章。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在教育、文艺、宣传等方面的重大举措, 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一, 高度重视公益性文化事业。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从中国当时所处的基本国情出发, 创造性地发展着文化建设中的公益性文化事业。中央苏区在文件建设过程中, 非常注重文化宣传的内容与形式。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央苏区人民群众的文化层次普遍不高的现状, 努力通过具体的文化活动, 创造人民大众看得懂、听得懂, 能够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反映他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 去展示他们的愿望, 代表他们的利益。在中央领导及苏区政府领导的组织下, 为提高识字而开设的识字班, 为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而开设的墙报、戏剧以及工农剧社、蓝衫团、俱乐部等, 都受到苏区农民的热烈欢迎。这些文化形式都是一种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公益性文化事业, 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文化需求, 切实提高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 最大限度地发挥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社会效益。这些文化形式也一直流传和发展到现在, 作为中国当今文艺活动形式的雏形, 为中国当今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着很好的导向作用。

第二, 大力拓展经营性文化产业。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不仅推动了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进步, 同时也促进了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根本任务是繁荣文化市场, 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 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途径。中央苏区在当时采取的众多举措为当今中国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由于中央苏区具有地域特色的红色文化、山水文化、戏曲文化、古村落文化等, 极大地促进了如今文化旅游项目的发展, 推动了红色旅游、生态旅游、休闲旅游、历史文化旅游与新兴文化产业的融合与发展, 建设了一批精品景区和经典线路。苏维埃政府在中央苏区开展的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 对如今打造中央苏区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同时为了推进文化与科技的相互融合, 采取了一些促进传统文化产业调整与优化的措施, 繁荣了文化市场, 增强国际竞争力, 推动文化观念、文化内容、文化形式、文化科技的全面进步。

第三, 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中央苏区文化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新型文化, 突出了大众型特征。它引领人们坚持一种正确的价值取向, 秉承了“为人民服务”这一理念, 处处为人民考虑, 确立了执政为民, “真心真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 并努力使之付诸实践, 所以才赢得了广大苏区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在与群众的关系上, 强调密切联系群众, 以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 急人民之所急, 想人民之所想。在实际工作中, 中共领导苏区军民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 打土豪、分田地, 发展工农业生产, 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 实行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提高了生产水平, 改善了人民生活。这些都是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这些事情, 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 但在当时却能使农民感动。那些受够了封建地主剥削与压迫的贫苦农民们, 得到苏维埃干部这样无微不至的关心, 心里由衷地感谢。

不仅如此, 在如今的历届领导人执政的过程中, 他们都非常重视这一价值取向, 始终与人民群众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从毛泽东的“人民万岁”, 到邓小平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江泽民的“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胡锦涛的“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权为民所用!”一直到习近平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 都拥有着厚重的人民情怀, 厚重的人民情怀凝聚的力量, 使中国共产党人可以战胜前进道路上遇到的任何困难!

参考文献

[1]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上册) [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189-519.

[2]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下册) [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329-629.

[3]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 (1933—1934)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