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儒家文化,建设精神文明

弘扬儒家文化,建设精神文明（通用6篇）

篇1：弘扬儒家文化,建设精神文明

弘扬儒家文化,建设精神文明

弘扬儒家文化,建设精神文明,至关紧要而迫切.其中,弘扬孔子的文化思想、建立适应现代社会的道德体系、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是要中之要.

作 者：汤恩佳 作者单位：香港孔教学院,香港,九龙刊 名：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YANG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22(1)分类号：B82-051关键词：儒家文化 重建 道德体系 德治

篇2：弘扬儒家文化,建设精神文明

阳城五中 王鹤凯

尊敬的领导、老师：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弘扬中华美德，传承儒家文明》。现在由我带领大家一同走进孔子的世界，领略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先师的思想精髓。

在公元前551年9月8日那天，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诞生在素有“礼乐之邦“之称的鲁国。他就是孔子。他的思想滋养着我们中华儿女，他的仁爱传播到世界各地。

被称为“天之木铎，天纵之圣”的孔子周游列国14年，晚年编撰《诗》《书》《礼》《易》《春秋》。更为可贵的是孔子在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即世界上一切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我们要领悟儒家的核心思想“仁”，亦孔子所主张的最高理想社会境界“和”。“和”也就是我们今天倡导的和谐社会。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中庸哲学。这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远大目标所需要继承和借鉴的思想理论。俄罗斯学者布罗夫指出，在全球化过程中，当今世界遇到了诸如局部战争，种族冲突，自然灾害，生态灾害等大量问题，而儒学中的和谐，诚信，在社会中相互依赖，自我修养等价值观能够为解决这些问题发挥重要作用。儒学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儒学，更是世界的儒学。因此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把儒学当中跟

现代化能够融合的，能够对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建设和思想建设起积极作用的东西进行弘扬。总而言之，儒学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可以忽视的。宋朝开国丞相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就很能体现其重要地位。

篇3：弘扬儒家文化铸就现代商业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在历史上, 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商人大都与儒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把“诚、信、义、恕、让”等儒家伦理道德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去, 倡导“恪守信用, 诚信为本, 利以义制, 以义取财, 乐群贵和, 推己及人”的商业道德, 表现了传统商人“在商不唯商, 求利不唯利”的商业品格, 大大降低了社会交易的成本和风险, 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和人类社会发展进入21世纪的今天, 弘扬儒家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儒商的文化精义

纵观中国商业历史, 许多商人在经营活动中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成为“士商”、“儒商”、“德商”。源远流长的儒家商业文化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 义利之辩。

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孔子说:“见利思义, 见危授命”, “义然后取”。孟子主张先义而后利。“富贵而可求也, 虽执鞭之士, 吾亦为之。但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二) 诚信为本。

儒商把“诚信为本”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商业道德, “人无信不立, 店无信不开”。履行对顾客的承诺, 既是生产经营活动中商业道德的重要内容, 也是形成良好市场信誉的必要条件。

(三) 乐群贵和。

孔子云:“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这条积极的互利主义原则, 充分肯定了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合理性。从而激励人们去大胆创造, 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又可以调节人我之间的利益分配, 使之趋于合理和公平。“中庸之道, 过犹不及”的“双赢、多赢”哲学, 能够照顾各方面的利益, 得到更多的支持。“乐群贵和”、“推己及人”, 则要求一个人在实现私利时不损害公利, 不损害他人利益, 不牟取暴利, 不搞掠夺式的经营, 注重商业生态, 强调合作与竞争、自强与自律的和谐统一。这种人我兼顾的商业伦理精神, 具有独特的激励和调节功能, 以及启发人们关心和看重他人正当利益的价值导向作用, 对于当今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儒家文化与商业经营

在商业经济活动中, 价格的调节作用是巨大的, 然而并非是唯一的, 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可低估。先进的文化对经济起促进作用, 落后的文化则对经济起阻碍作用。我们可以从成功的中国老字号品牌的经营中充分体味儒家的文化传统。

第一, 注重文化蕴涵。儒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 家喻户晓, 因此以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和处世哲学为内容的字号, 不仅是商家主要的价值取向, 同时也是当时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基础。故此, 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 成为中国传统商家标榜的招牌词语, 如:同仁、正兴德、全聚德、谦礼堂等, 都以儒家核心思想作为字号名称, 以便获得广泛社会认同。

第二, 讲究审美意趣。一些“老字号”主要服务对象是文人墨客, 为迎合这一部分人的审美趣味, 主人往往把店名取得高雅、古朴、深奥, 以便取得他们的审美认同。如“胡开文墨行”, 取之于南京贡院明远楼的匾额“天开文运”。“来薰阁”, 则引自苏轼词“日暖桑麻光似泼, 风来艾蒿开文运”。

第三, 求吉避忌。数千年中国文化的积淀, 造成了中国大众的接受心理, 其中最普遍的一种就是求吉避忌。中国许多老字号, 就是按照这种原则命名的。如:东来顺 (事事顺利) 、老凤祥 (龙凤呈祥) 、宝元通 (财运亨通) 、永安堂 (永远平安) 、广福馆 (富多福广) 等。

三、弘扬儒家文化, 铸就现代商业文明

儒家商业文化提倡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经济发展, 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约束儒商自身诚信经营、重义轻利的同时, 也提高了儒商的信誉, 降低了社会交易的成本和风险, 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当前, 在我们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发展现代商业文明的形势下, 如何从传统儒家文化中汲取有益的借鉴呢?

第一, 注重商务活动和经济伦理的渗透融合, 塑造中国现代商业的民族特色。道德附丽于一定的经济生活中, 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适宜、更符合人们心理要求的规范、手段;而经济生活又蕴含了一定的道德原则, 并调整道德生活中的各种关系。两者彼此交融、互相促进。所以, 我们应当为商以德, 诚信为本, 义利并重, 利泽长流, 塑造中国现代商业的民族特色。

第二, 参照儒商的职业观念, 从“商缘文化”的角度推进现代商业网络建设。儒商不是用纯商业、纯经济的观点来看待商业经营活动, 而是相信“财自道生, 利缘义取”, 把商业经营看成一种社会性的广结善缘的活动, 在追求利益目标的同时, 建构和扩大人际缘分网络。

第三, 借鉴儒商“义利合一”的人格形象, 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商业经营人才的培养。商业经营当然要出产值、求利润, 实现经营上的功利目标。同时, 商业经营还有其社会责任和价值追求, 还需遵循“生财有道”原则, 达到商业活动的全面、持久发展, 这又要求商业经营人才具有德性的人格。德性和功利的完善结合, 在儒商那里是通过“义利合一”的经营价值观念加以实现的, 这对现代商业经营者来讲, 同样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摘要：儒家文化博大精深, 对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华民族的商业发展史上, 儒家文化的影响亦是源远流长, 它所倡导的“诚信为本、以义取财、乐群贵和”的商业道德, 充分反映了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商业生态文明, 以及义与利、合作与竞争、自强与自律和谐统一的商业伦理精神, 为我们创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商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儒家文化,商业道德,商业经营,商业文明

参考文献

[1]蔡伯元.儒家贵和思想的现代价值.社会科学, 1994.7.

[2]欧阳润平.义利共生论——中国企业伦理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篇4：弘扬儒家思想 建设卓越文化

国网济宁供电公司以全面建成“一强三优”现代企业为战略目标，立足建设“最好的电网”、争创“最好的企业”、提供“最好的服务”、争做“最好的自己”的卓越追求，积极发挥卓越文化的引领作用，将儒家管理思想深入融入企业管理的全过程，实现了公司与客户、员工、社会的和谐发展，提升了企业健康素质和文化软实力。

一、突出典型建设，营造争先氛围

按照“育、评、树、励”四个环节，积极开展“四德”模范评选活动，选树可鉴可学的身边榜样，把道德模范的榜样力量转化为广大员工的生动实践。

“育”突出广泛。利用文化讲堂、道德讲堂等多种载体，广泛开展“最美工匠”“最美青工”“班组最美故事”评选和传播活动，激励员工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发现“最美”、弘扬“最美”、实践“最美”，坚持用核心价值观和企业文化凝魂聚力，为道德模范成长奠定坚实的群众思想基础。

“评”突出先进性。将道德建设标准化、具体化、指标化，制定公司《“四德”模范评选细则》，实行积分制考评，通过比作风、比技能、比业绩，凸显先进性和代表性，打造“站得住、叫的响、信得过”道德模范典型，使道德典型的评选更加贴近员工的工作生活，为员工所知晓、所拥护、所信服、所感动。

“树”突出立体性。坚持“抓典型、树形象、促发展”的工作思路，建立先进典型数据库，实现对先进典型信息的集中、动态管理和对先进典型资源的有效整合，使广大员工学有目标、赶有方向。打造微信、微博、微视频立体化传播平台，全方位展示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精湛技艺和奉献精神，营造良好的道德模范成长发展环境。

“励”突出长效性。建立长效化激励机制，组织开展道德模范巡讲和评先选优推荐，激发员工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的传帮带作用，积极开展“劳模带徒”“名师带徒”活动，营造“劳模身边再出劳模，能手身边再出能手”的良好氛围。

二、突出价值观教育，提升员工素质

实施百场核心价值观讲堂计划，融入核心价值观、企业文化和儒家优秀文化，创新教育模式，打造教育精品，持续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和渗透力。

建立核心价值观讲堂制度，制定文化讲坛、道德讲堂实施方案，列入公司年度培训计划范围。积极鼓励员工参加核心价值观讲堂，实行签到制和积分制，将培训情况计入个人年度的总培训学时，并利用公司网站、微信平台和员工座谈会等方式组织员工进行学习讨论，深化教育宣贯效果。

完善核心价值观教育机制，突出教育的多元化和灵活性，实施领导干部“大讲堂”等形式，使核心价值观教育真正入脑入心。积极推进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举行“我的班组 我的家”“国家电网人的一天”“青年创新创意大赛”等活动，为基层员工提供交流班组管理经验做法，讲述班组企业文化故事，传播先进典型事迹的广阔舞台。

统筹核心价值观教育资源，在公司层面成立读书学习协会，在部门层面建立职工之家，在班组层面建立读书角。大力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积极开展“读论语讲管理、论语讲安全、读论语讲人生”等活动。组建公司卓越文化教育讲师团，建立核心价值观教育资源库，组织开发培训课件12套，确保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基层班组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三、突出党员管理，筑牢发展基础

推进儒家管理思想融入公司党建工作，持续强化员工廉洁思想教育，建成党代表工作室，引导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打造廉政教育品牌。扎实推进“学法规、明规矩、守纪律”廉洁教育活动，大力开展“清风儒训”廉洁教育，建立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特邀监察员制度，编制《清风儒训·廉洁宁电》电子读物6期，举办“儒训·德廉”大讲堂5场，打造叫得响的廉政教育品牌。同时依托济宁市政德教育基地，先后组织300余名党员干部赴政德教育基地参加课堂教学、现场教学和体验教学，多维度、近距离的去感受儒家管理思想，陶冶道德情操，激发对做人、修德、为政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从精神上、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防线，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深化企业民主管理。高标准建设公司党代表工作室、职工代表工作室和员工诉求服务中心“两室一中心”，定期组织党代表、职工代表开展党员群众接待和基层巡视调研，及时了解和解决员工困难和问题，促进上情下达、下情上传、上下互动。

四、突出“善小”关爱，展现企业形象

公司以爱心志愿协会为依托，以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乐善义工队为基础，以“爱心妈妈”服务站为延伸，实施“关爱”志愿服务行动，持续深化善小卓越实践。

关爱他人志愿服务。开展“进社区、进学校、进乡村”，组织走访困难户、慰问孤寡老人、关爱留守儿童等志愿服务活动，让他们充分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公司“爱心妈妈”党员团队10余年来帮扶贫困儿童1000余名，成为播撒爱心的金种子，团队入选“山东十大凡人善举”。积极参加济宁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重点开展普及文明礼仪知识、维护公共秩序、引领文明交通等志愿服务，推动文明的社会风尚、良好的社会秩序以及优质的社会服务的形成。

篇5：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

——2010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发言摘登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任蜜林

光明网-《光明日报》http:// 2010-12-31

论坛综述

2010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于9月27-28日在浙江省衢州市召开。本次论坛由浙江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领导小组主办，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孔子基金会、光明日报社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协办，浙江省衢州市委、市政府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联合承办。来自中国内地、台湾及美国、日本、英国、韩国、意大利、德国、俄罗斯等地的高校、科研机构的6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具体又包括以下几个分论题：

一、儒家文化的本质及其在构建时代精神中的地位、作用、意义

儒家文化从古至今不断发展，其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本质。换言之，从古至今儒家文化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这实际上也关系到儒家文化对于当代的时代精神构建能够发挥何种作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存山研究员指出，在探讨儒家文化是否符合我们的时代精神时，就有必要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是什么。他认为这个“常道”应是从先秦儒学到秦以后儒学所一以贯之、始终坚持、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的那些道理、原则或理念。在他看来，这个“常道”所包含的主要内涵或核心价值就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他认为在我们现当代的“时代精神”中，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常道”，弘扬了“中华精神”，这是中国文化之相“因”；而其所“损”掉的是“三纲”以及其它具历史局限性的文化因素，其所增“益”的则是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原则等等。安徽大学解光宇教授认为儒家的本质包括“内圣外王”的人生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为贵”的人际观、“性善论”的人本观、“大一统”的国家观等五个方面。南开大学李宪堂副教授则指出，传统天然具有建构性与阻滞性的两面性。他反对把传统奉为拜物教的对象，反对在未经基础清理的情况下建造迎合民族虚荣心的形象工程。认为对待传统的正确做法是，服从于实践的辩证法，把握时代的根本，关注现实的课题，把伦理、道德总是与战略、策略问题分开处理，把群众性的精神需要和集团、个人的利益诉求区别对待。

二、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创新儒家文化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儒学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儒学，而且是世界的儒学。因此，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创新儒学也就成了儒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清华大学钱逊教授指出，在当前弘扬儒家文化中，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如民间推广《弟子规》的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似乎认为读好一本《弟子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甚至把《弟子规》当成根本，四书、五经等当成枝叶。他认为这把《弟子规》说的太过，颠倒了本末关系。因此，他认为经典学习需要深入。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首先就是要倡读《论语》，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学做人。美国学者田浩教授主要介绍了朱氏家族最近的一次婚礼，这个婚礼继承了朱子家训，也吸收了西方婚礼的一些仪式。同时又结合现代生活方式，做了一些改革。他通过这个例子来谈如何继承和发展儒家传统礼仪。俄罗斯学者布罗夫指出，在全球化过程中，当今世界遇到了诸如局部战争、种族冲突、自然灾害、生态灾难等大量问题，而儒学中的和谐、诚信、在社会中相互依赖、自我修养等各种价值能够为解决这些问题发挥重要的作用。他还认为，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儒学正在变为具有普适性的学说，其不应受到国界和领土的局限，可以在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使用。浙江大学何俊教授指出，很多人对儒家的中庸之道有很大的误解，如把它理解为折中主义、机会主义。但实际上它指的是一个动态的平衡。把握这个动态平衡的操作方法便是忠恕之道。忠道就是指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而恕道则是指能够包容、接纳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在他看来，当今社会忠道比较容易实现，但恕道则很难做到。因此，只有恕道精神在我们的意识和行动中能够与忠道达到高度的一致，我们的社会才能呈现一种比较好的和谐状态。中国社科院郭沂研究员指出，儒学如果要融入到我们这个时代，成为时代主流思想的一部分，其根本途径就是使儒学创新发展。只有创新发展了，儒学才能真正为我们的时代所接受。在他看来，儒学的创新发展有两个途径：一是儒家之道的弘扬和拓展。这个儒家之道，不是超越的概念，而是人的道德行为准则。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儒家之道就是指儒家的价值理念或价值观。二是对儒家的常道做一论证。他认为，儒家的常道或核心价值已经形成了，我们的任务就是重新论证它，让它重新回到我们这个时代。因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建立新的哲学，用新的哲学来激活儒家的核心价值，使其回到我们这个时代。

三、儒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

与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创新儒学相关，儒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也是当今儒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浙江大学李明友教授指出，我们现在弘扬传统文化，弘扬儒学，不是历史上的尊孔读经，而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一个觉醒。因此，我们要把它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去思考。他认为，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儒学中一些负面的、过时的东西已经基本上被清除了。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可以不讲。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儒学当中跟现代化能够融合的、能够对中国人的精神建设和思想建设起积极作用的东西进行弘扬。在他看来，儒学对当今现代化能够起积极作用的主要部分就是关于人的理论，也就是说人的品格、人的道德以及一种忧患精神和和谐观念。中国台湾学者林安梧教授以《论语》为中心阐述了儒家文化与21世纪人类文明的关系。在他看来，《论语》在未来21世纪的文明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是用一种交谈式的思考来取代用一种语言、命令颁布戒律的方式的“启示性的经典”。是用人间的文化教养的薰习来取代一种启示的以及带有强烈性的、独占性的、排他性的宗教传统。山东大学王新春教授指出，孔子的杰出贡献在于肯定了每个人生命的内在价值。在孔子看来，无论哪一层次的人的生命都有其内在价值。这就是“仁爱”的“仁”。既然如此，正视自己的生命、发现自己生命本身所固有的内在价值、善待自己生命的内在价值、善待自己的生命的同时，也应进而正视并善待他人生命的内在价值，善待他人的生命。中国社科院王青副研究员则主要从总体、专题、中日儒学比较及日本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等几个方面对近年来中国大陆日本儒学的研究作了介绍。

四、孔氏南宗文化对江南发展的影响

衢州号称“东南阙里”、“南孔圣地”。因此，探讨孔氏南宗的地位、作用等无疑对于认识南孔文化乃至整个儒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衢州学院吴锡标教授从文化符号视野的角度审视了孔氏南宗的历史地位。他认为，孔氏南迁之后，其代表的儒家文化在浙西南地区得以广泛传播，在强化区域国家认同、改变社会风貌、增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文化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促进了儒家文化在南方的传播；二是推动了南北文化的融合；三是推动了儒家文化自身的发展。衢州市委党校李洁芳教授指出，孔氏南宗文化对衢州、对闽浙赣皖乃至整个江南的思想文化、道德伦理、民情风俗及政治经济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促进学术中心南移、促进了文学艺术发展、推进了教育发展等几个方面。衢州学院刘小成认为，从对孔氏南宗各个支派梳理的基础上来认识孔氏南宗对江南的影响更具有现实操作性。在他看来，江西临川、浙江的金华温岭，这些支派都属于孔氏南宗。此外，南宗支派在其他省份如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地都有广泛的分布。他认为，应该对这些支派加以深入的研究。

最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李景源研究员从三个方面对此次论坛作了总结：一是要从中国的发展路线、发展道路、发展理念来理解儒学研究的意义。在他看来，我们之所以看重儒学的复兴，归根到底是因为其涉及到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理念。二是要破除长期支配我们的二元对立思维，推动中国文化的光明发展。他认为多元性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属性，因此，当前发展儒学不是把它同马克思主义绝对对立起来，而是要吸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跳出某些新儒家在这些问题上的对立思维方式。真正实现儒学研究领域中的百花齐放、兼收并蓄是今后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三是儒学的发展取决于它自身的创新。儒学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儒家要想成为我们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与历史同步。只有如此，儒学才能焕发出新的活力，才能为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此外，本次论坛还通过了《2010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宣言》，呼吁通过中外学者的定期研讨和交流，继承和弘扬儒家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断发掘儒学中普遍和永恒的价值，从而为达到共建人类和谐与道德的精神家园之目标不懈努力。

领导致辞摘要

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王伟光

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历史文化的核心和主干，其精华成为塑造和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儒家文化自产生以来，对我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结合当前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实际，我个人认为应从以下几点加强对儒家文化传统的挖掘和承继。

一是刚健进取的精神。儒家自创立以来，形成了一种积极入世、刚健有为的传统。这种刚健进取的精神在儒家经典《易传》中的表达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诗经》中的表达就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二是道德理性的传统。儒家传统中的理性主义，主要表现为道德理性，出发点并不在于人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关系，而首先在于解决人类社会内部的伦理关系问题。三是和谐中道的观念。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核心观念是和谐中道。中道不仅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方法，更是儒家所追求的一种道德和精神境界。四是“民本意识”和注重民生的思想。作为先秦儒家精神来源的周文化中，一直存在着“敬德保民”的思想传统。

我相信，儒家文化的精华部分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时代精神过程中将会发挥应有的作用。继承儒家和谐中道思想、民本主义观念和理性主义精神，弘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奋斗精神，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要求。我们应着眼于世界文化的大交流和大融合的背景，在汲取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创新，大力发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发展历史长河中始终站在前沿，处于文化强国之列。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茅临生

南孔儒学是浙江文化的源头活水之一。几百年来，浙江文化思想史上大儒辈出，学派特立，涌现了南宗永嘉学派、永康学派、明代阳明学派、清代浙东学派、浙西经学等多个有浙江特色的学派与学说体系。这些学派所倡导的“义利双行”的价值观、“知行合一”的认识论，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以民为本的经世关怀，在中国儒学史上大放异彩、泽惠后世、影响至巨。

近年来，浙江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繁荣发展为主题，以服务群众为方向，秉承浓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取得了显著的文化发展成就，文化大省建设不断实现新突破、跃上新台阶。

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省文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背景下，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儒家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儒家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推动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对当代儒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对文化发展有精辟的概括，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具体到儒家文化而言，就是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努力做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如果没有文化基石，一个地区就立不起来、强不起来，一个民族就没有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一个国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和共同的行动。在世界文化相互激荡的历史潮流中，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增强国家软实力，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力量。让我们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进建设文化大省、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不懈努力。

中共衢州市委书记 孙建国

衢州是孔氏南宗所在地，是一座具有1800多年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南北同宗，同根一脉，同出一源。作为儒学文化的重要一脉，南孔儒学是儒家文化学说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千百年来，在推动文化传播、促进人文教化、改良民风习俗、倡导社会文明、维护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对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进步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衢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并着眼于从更高的层次、更宽的视野、更新的角度加强对儒学文化的研究，探索儒学文化的现代意义，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自2006年以来，我们成功举办了两届国际儒学论坛，获得了丰硕成果。

本届论坛以“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为主题，旨在以时代视野诠释传统儒学的深刻内涵，挖掘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使其成为科学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精神资源。

当今时代，必须把现代化建设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为传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使其焕发新的活力，成为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精神力量。第一，继承和弘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倡导“以人为本”的思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第二，继承和弘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倡导“改革创新”的精神，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第三，继承和弘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倡导“厚德尚和”的理念，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第四，继承和弘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倡导“好学崇智”的风尚，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

本组照片均由周芸拍摄

专家发言摘要

李景源（中国社科院文史哲学部副主任）

自从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如何认识和评价儒学？在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和转型的条件下，如何在文化重建当中，来发挥儒学的作用，以及在学术上怎样研究发展儒学？我个人认为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遭遇的民族难题之一。我认为有两个历史难题，一个就是中国在选择自己发展道路时，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困扰我们，另一个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处理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这一难题我个人觉得正在逐步得到解决。我感觉到儒学研究正在日益扩大，许多研究机构，新的建制陆续设立，也出现了一批有志于弘扬和发展儒学，推进儒学进入新的形态的一批中青年学者，现在已经崭露头角。尤其是民间学术力量积极的参与进来，出了一些高质量的论文。他们的这种研究成果，我认为对我们儒学研究是一种源头活水。非常实际，非常有价值。33年前，邓小平在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时候，他提出一个要求，中国将来不仅要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而且要成为一个文化大国。文化大国的基础是学术大国，学术的积累，学术的繁荣，是儒学推陈出新的关键环节，所以，衢州儒学论坛今后发展的方向，是不断的提升论坛的学术含量。

钱 逊（清华大学教授）

我希望，在民间开展“读论语，学做人”这么一个活动。所以我提出进一步要读《论语》。《论语》是儒学和中华文化最重要的经典，它的中心思想是讲做人。今天提倡读《论语》，主要也是要学做人。从现在社会现状看，大家都感到，我们的社会缺乏信仰，没有精神支柱，道德沦丧；很多人对于究竟为什么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感到迷惘。还有，中国人一向以礼仪之邦引以自豪，但是现在到了国外却被人批评为不文明，这就是说当前有学做人的需要。而我们要从我们的文化中找寻资源，首选的就是《论语》；只停留在《弟子规》，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这就是我倡导开展读《论语》，学做人活动的原因。很多先生都希望《论语》进课堂。我赞成这个意见。不过，《论语》进课堂实现起来比较难，不是很容易做到的。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把思路放开点，不把希望全寄托在进课堂，先从民间做起来；如果你认可这个活动，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开始去做这件事。这样就可以把这件事推动起来。

李存山（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儒家文化的“常道”是什么？汉代以后把孔子所说的“相因”解释为就是“三纲五常”。实际上，“三纲”并非儒家文化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秦汉政治制度所增益，它用“阴阳”比附君臣、父子、夫妇，其源出自黄老之学的《黄帝四经》，它所蕴含的绝对尊卑和绝对主从关系也不同于先秦儒家所讲的，实际上出自法家韩非。儒家文化的“常道”应该是指先秦儒家和秦以后儒家所一以贯之、始终坚持、恒常而不变、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的那些道理、原则、理想或理念。以此为判据，我认为儒家文化的“常道”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其凝聚为《易传》中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与我们的时代精神相契合的，而且它可以参与到我们对时代精神的构建。我们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建构和谐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里既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常道”，又对历史上的儒家思想有所“损益”，所“损”者如君为臣纲等等，所“益”者如市场经济、民主法制等等。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正在走向复兴，一个强盛的中国奉行“与邻为善”、“和谐世界”的外交方针，这也是世界人民的福祉。

林安梧（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教授）

这次来参加会议，在我们的会场上，大家讨论的蛮热烈，从早上到下午，讨论的议题是《如何保持儒学的精华如何保持儒学的特色》。从大家的讨论我发现了几个特点：从古希腊到当代，从日本到西方。在讨论过程中大家最关心的是怎么发扬怎么落实，这些年来也是一再被提及，这个问题我想是整个中国文化到了一个真正的春回大地的时候了，但是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点雷声大雨点看似也不小，不过很可能大地承接到的水还不够，所以真正是否真的春回大地值得我们努力。这点跟我们看到的，包括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有很大不同。这些华人他们文化基本上杂糅了古宗教或者民俗。有人说民俗宗教像杂草一般，不过杂草为维护水土最重要的，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些在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保持了很多宗教的传统。21世纪是以一种多元文化对话的世纪。我们能够为这个人类文明提供些什么呢？儒学不只是人间的伦常之学，他是大礼者与天地同节也，大乐者与天地同和者也，天人性命贯通之学，这部分他在常民世界里就有了。这是儒学的一个生长，儒学的生长是个重要的时候了，我这次来，有些感触，这些也是会上大家讨论引发的一些想法。我愿意说看到年轻一辈对儒学的投入，对古典的熟悉，整个儒学文化正在春回大地当中，我希望真的能够落实，能够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在大地春回中，这是我的一个小小期待。吴锡标（衢州学院教授）

篇6：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

出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35卷(总185期)]

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

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儒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东亚各国的文化也发生了巨大影响。最近二十年来，由于亚洲四小龙及其他东亚国家显著的经济成就，儒家文化越来越多地引起世界的关注。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的作用，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儒家文化的精神，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道德理想主义，二、普遍和谐观念，三、自律原则和内在超越。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则以“三不朽”为集中体现。

一、道德理想主义

所谓道德理想主义指以道德完美为人生的第一价值，最高追求，完成道德人格是人生的最后归宿，建立功业以道德修养为基础。在哲学上，道德理想主义把道德性作为宇宙本体，作为宇宙间一切事物体现出的性质。先秦儒家的著名文献《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旧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生不息是宇宙的自然法则，也是道德原理，是儒家最主要的道德范畴“仁”的形上根据。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一些道德节目，孔子没有对这些节目作哲学学理上的发挥。孟子从人的现实心理感受、心理经验方面论证了道德的本原地位：“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把道德作为人本有的属性，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特点。先秦儒家的另一位大师荀子提出“隆礼代“重法”的主张，把道德作为政治纲领和立国根本，强调士君子的修身是施政的基础。《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把宇宙的普遍法则“道代“天命”和具体事物联系起来，认为人性、物性是对“道代对“天”的获得，它有自然的和道德的双重含义。《大学》提出“三纲领，八条目”，以格物致知为人格修养的最初步骤，以正心诚意为修齐治平的前提和根据，以“止至善”为修养的最后结果。先秦儒家的这些思想是后世儒家普遍奉行的原则和致思方向。

两汉是儒家经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一时期儒家和阴阳家结合，以阴阳五行为架构为范型笼罩一切方面。如把儒家“五常”和五行相配，使儒家的伦理纲常立于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式之上，道德理想主义罩上了一层实证的外表形态。董仲舒认为天是人的范式，人是天的副本，因而“人副天数”天的最根本属性是道德：“天，仁也。‟，‟‟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人的道德性是摹画天、效法天而有。《白虎通义》则把“三纲六纪”等基本人伦规范和天地相比附：“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君臣法天，父子法地，夫妇法人。”(《白虎通义·三纲六纪》)魏晋隋唐时期，是老庄和佛教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但这一时期基本的政治制度、人伦规范及民间礼俗，仍以儒家为主。即使在思想理论界也是三教并行、三教融合。“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治身”是当时士大夫普遍奉行的观念。唐代中期以后，韩愈、李翱提倡儒家道统说、复性论，力图恢复儒家的独尊地位，将佛道逐出思想舞台。宋明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潮是理学。理学批评佛教、道教，又吸收了其中的理论成果。理学从天人一体的角度，论证了道德的本体地位，对人的本性、人的行为原则、人存在的意义、人格理想及达到理想人格的途径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阐发。道德理想主义取得了完备的形式，发生了深远影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黄宗羲、王夫之这些最著名的理学家，其理论基础皆是道德理想主义，着眼点皆在天人性命。其论述范围贯穿哲学、经学、史学、文学各领域。明亡后，由于异族统治，实行高压政策，加上理学本身的弊端，儒学主流演为乾嘉朴学，主要用力于古代典籍的整理及文字训话、考证、声韵等技术性工作，义理之学居于非主流地位。清末以来，由于受列强的侵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救亡图存的大计出发，主要着眼于政治哲学、东西文化之争等方面，一部分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不如西方，从而追寻中西思想所以不同的原因，儒家思想日益退细。特别是五四以后，知识界受到丧权辱国的刺激，认为中国的败亡主要是数千年来的封建文化作祟。儒家文化中的专制主义、家族主义、封闭自大、泛道德主义等是最大的祸根。要扫除数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必须批判封建文化的主干和灵魂—儒学。其间虽有一部分学者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保存、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亦难以挽救既颓之波。自此，文化论争中的自由主义、西化派逐渐占了上风。至三四十年代，中国一批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强烈的承续意识，主张对传统文化返本开新的学者，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某些流派相融合，创造出了一些民族新文化的形式，这些学者主要有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5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台港的学者唐君毅、牟宗

三、徐复观等人及一批海外学者，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的担当意识，继续用西方文化融汇阐释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意欲为中国文化寻求现代出路，并用于救治西方文化出现的弊病。这就是“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新儒家学者虽然学术背景不同，立论亦各异，但他们都要保存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力图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宰制一切、意义价值弃而不讲、道德理想沦丧的情形下，为人的道德主体争一席之地，重新确立道德人格的至上地位，摆脱人为物役、往而不返的可悲局面。

儒家道德理想主义把道德性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作为宇宙本体，并从中推演出许多相关的意义。何为人，古今中外思想家给了无数答案。儒家的答案是，人的道德性是人的本质特征。儒家从这一点深刻挖掘人的内涵。儒家认为人性是善的，人性之善不仅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得到说明，而且可以从现实的经验层面找到根据。人有身和心两个方面，人的肉体，具有一些最基本的物质欲望。但人最本质的是心，心是高于身的。《中庸》认为“天命之谓性”，人性是天道的体现。人的道德修养在于遵循自己本来具有的善性去实践、去扩充。在道德实践中，把心中原本微弱的善端修养成广大坚固的势能积累。性善论是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的主流，荀子的性恶论遭到普遍摒弃。从性善论出发，儒家认为，从人的本性说，人是应该有所作为的，不应该像道家那样退处山林，离群素居，追求个人身心的安适。人应该刚健有为。《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应该效法天地，刚健不息，积极有为，同时厚德载物，辅相化育。儒家认为道德修养是建功立业的前提，具备了充分的道德资养，才能做出丰功伟绩。而功业从主体说是道德人格的完成，从客体说必须是博施济众的行为。儒家的重要典籍《大学》提出的成人之道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成就人格的全过程，是以道德为根干，以功业为道德的推扩和结果。格物致知的目的，一方面是掌握具体事物的知识，给人的功业以知识基础；另一方面是为了认识体现在事物上的天理，以增进道德。前者是“见闻之知”，后者是“德性之知”。“德性之知”在价值上高于“见闻之知”

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推广到社会政治方面，就是以德政、仁政为政治的最高典范。这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第一要义。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以仁德为治国的最高原则。孟子的理想政治是“不忍人之政”，而“不忍人之政”是“不忍人之心”的推扩。荀子一方面隆礼，一方面重法，以道德和法制为治国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但仍以仁义为最高原则。他说：“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宋明理学的理论重点转至宇宙人生、心体、性体上，理学家皆以为国家的指导原则与宇宙的根本法则是一致的。德政是“万物一体‟，根本义旨的体现。在施政措施中，儒家强调给人民以实际利益。在义和利发生冲突时，要以利服从义。在君臣关系上，孟子认为君臣是一个共同体中不同位置的成员，君臣关系是相对的，君视臣为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宋明理学强调君对臣的绝对统御关系，但认为忠、节等道德行为是完成自己的义务和责任，非为一家一姓的私利。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对封建皇权及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儒家政治哲学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既重视夷夏之辨，又重视用中华文明教化周边文化落后的民族。重视夷夏之辨，意在防止中华文化为其他文化所同化、吞噬。一旦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文明程度低的民族占据国家统治地位，夷夏之辨又是号召推翻异族统治的思想纲领。儒家重视夷夏之辨又重视教化周边民族，就是反对武力征服，反对杀戮、驱赶，主张与周边民族和平共处，承认在文化多元的基础上共跻先进文明。这就是儒家“用夏变夷”的精神。中国数千年的民族政策受儒家这一思想影响很深。

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在现时代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世界范围内以工业文明、城市文明、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标准为主流的发展方向在现时代遇到了极大的挑战。20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在各个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在思想文化方面，由于科技的巨大成果使人们形成了一种价值观念：科学技术所用的思维方法是唯一的，是最正确、最有力的，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的一切问题，包括意志、情感、观念取向等精神领域的深层部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崇拜也达到了极点，意义、价值、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迅速褪色，“分析的时代”的思维方法主宰着各个方面。单向度的、只注重物质利益、注重身体感官的满足、忽视人的精神享受的思潮弥漫于一切方面。人的生命殖民化了。人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背离了多样化与诗意，人的心底被物质利益驱使得四处驰鹜，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人与人在心灵深处的沟通成了难事，人越来越变成了物化的存在。西方哲学人文主义各派对人的非科技理性因素的寻求，倡导找回真正的人，都是对这一主流思潮的间接的、曲折的批评，对理想人生的企盼。西方思想家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拨开西方中心论的层层迷雾，到东方哲学中寻找救治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弊病的药方。中国儒家学说的某些方面，如重视德性，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重视人生的意义和理想，强调人和人、人和环境、人自身身与心、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主张科技理性和道德理性二者的和谐统一等方面，可以作为正在高涨的全球性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一支力量，对科技理性迅速膨胀、人文价值失落的现实有所匡正救治。

二、普遍和谐

儒家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便是“和”的观念。“和”包括自然界本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及人自身身与心、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普遍和谐的观念来自“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儒家从先秦到宋明以至现代一个重要理论特点。天人合一不是把人所居的自然界当作仅仅征服的对象，对它无限地索取，也不是把它当作神灵的创造和启示加以崇拜和敬畏从而在它面前无所作为。儒家论证天人合一有不同的角度，有的认为天人皆气所构成，人与天“混然中处”因而“万物一体”(如张载)。有的认为天和人皆是宇宙根本原理的表现者因而人理即天理，人可以从天理反观人理，从人理反观天理，天人不二，天人合德(二程)，有的认为天是人的价值源泉，天给人以性命之理，因而“人是天地的心”(陆王)。有的认为天地是人物质生活资料的来源因而人对天必须善加护持(荀子)。论证虽不同，但中心义旨是人与天和谐相处，人从天获得生命意义、价值意义。

在儒家看来，天本身是和谐的，《易传》有“保合太和”之说，即认为天是一个和谐体，天道的运行，四时的代谢，万物的生化等出自它们本身的必然性，按着自己固有的规律动作。从宇宙宏观的角度看，天地万物处在一和谐的共同体中。《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这就是“诚”诚即万物都按自己的规律运行而整体呈现和谐。这里突出的是，作为宇宙成员，万物(包括人类、人类中的各人种、民族)平等，万物按自己的规律运作，整个宇宙是一个多元和谐体。

人与宇宙也是和谐的。《中庸》以中和为天地之大本达道，《易传》认为人应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变，与鬼神合其吉凶”汉儒以阴阳五行配宇宙间一切事物，将人与天纳入同一框架中。董仲舒认为人是天的副本，人的一切都是效法天的，包括人的生理结构。这里虽有诬妄或滥用的成分，并且从某方面来说过于消极，但其中心意思是，人与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一个系统。人的活动应遵从宇宙的规律。这对今天人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人过分地从自然索取而不顾其内在和谐，从而造成自然资源的R-1乏、环境的破坏、人的生存环境恶化等，都有警诫作用。

人与人的和谐，是儒家思想的重点。儒家的核心三纲五伦，就是在承认社会等级制度、承认人的位分的差别上，和谐人与人的关系。孟子反对墨子的兼爱说，认为他否定了人实际上存在的差别，亲疏厚薄皆平等相待，是一种不合人的人伦亲情原则的邪说。儒家承认人与人的社会差别，但认为人在人格上平等。宋明理学强调人的位分，人在不同的地位有不同的义务和责任，但人皆可以成就理想人格，皆可以从自己所处的位分上进行道德实践。理学家提倡“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就是主张追求理想人格要在日常行为中达到，人不必做轰轰烈烈的大事，人可以不逾越自己的位分而成就理想人格。在现代社会中，等级制度在大多数国家遭到废弃，自由民主意识深入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强调的人与人的和谐更多地是在平等的前提下主张人与人之间建立和睦融洽的关系。儒家在这方面的指导原则是“仁”，“仁”即对人有同情心、爱心，并且这种爱心是出于人心的本真，不是出于功利目的。“仁”是爱的基础和来源，是道德情感本身，“义代“礼代“智”是“仁”的推扩，是道德情感的不同表现。没有道德情感的义、礼、智，只是空洞的律令、虚伪的礼节。儒家的这一思想，在人与人的关系日渐疏离，利益原则吞噬爱心的今天，更应该大力提倡。

人自身身与心的和谐、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也是儒家的重要精神。孔子的人生历程，就是一个身心和谐的过程。《论语》中不仅记载孔子的言论，也记载孔子的生活细节，就是要人了解孔子的圣贤人格表现在一切方面。孟子有碎面盎背之说，认为人的道德境界可以使貌色形态有温舒润泽之气。“富润屋，德润身”，是儒家一个著名的古训。魏晋玄学家重视“神理”宋明理学家重视“气象”，都认为精神修养可以使身心和谐。在身心两个方面，儒家要人修养道德从而调适身心。孔子要人首先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轻视世俗的荣利，并且教人“志道据德，居仁游艺”，奉行道义而身有所寄托。孟子要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从而心宽体胖。宋明理学要人立志做圣贤，完成自己的道德义务。从古至今，儒家精神培育出了许多英雄节烈、志士仁人。中华民族也因为这种精神而不失坠。这在今天普遍重视物质利益，轻视人格追求，社会风气奢糜化、庸俗化的情况下，提倡儒家精神，挺立道德人格，激励自己奋发向上，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三、自律原则和内在超越

所谓自律即靠自己内心的约束、自己内心的意志力量来完成道德行为。自律是儒家与其他学派以及西方基督教伦理思想相比较而有的特点。儒家主张，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的道德行为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孔子有一句话：“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意思是，实行仁德，完全是自己的事，不是别人的事。孔子还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思是，用刑法来统一人的行为，靠外在的行政命令和法律的力量；用道德来统一人的行为，靠内心意志的约束力。孟子突出了人的道德行为的自律特点，他论证说，人看见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而产生恻隐之心，这是人的本能的反应。这就是“仁”的根据和萌芽。人还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就是“四端”孟子说“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救人的行为之所以是道德的，就是因为它出于恻隐之心，而不是出于利益上的考虑，完全靠道德上的自律力量。宋明理学在这个问题上对于孔子和孟子有一发展，这就是，把道德放在同现实利益的冲突上，方显出道德力量的崇高与伟大。宋明理学家认为，人天生就有一些本能欲望，如果不用道德加以裁制，就会流于过分。道德之所以崇高，就在于它是在和人的本能需求、人的利益原则的冲突和斗争中显出的。这种冲突越是尖锐，就越表现出道德的力量。宋明理学有一普遍认同的口号“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是应该如此的“无上命令”，人欲是对于这无上命令的损害。“存天理，灭人欲”往往被人理解为要去净人的本能欲望，包括“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些基本需求。因此造成许多人对理学乃至儒家的误解与憎恶。其实，理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只是去掉不合某一特定时期社会通行的道德规范的那些意志和行为，特别是去掉妨碍人的道德理性做主的那些意志和行为，让人在道德理性的宰制之下。所以理学家有“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说法。

儒家的道德自律原则把道德建立在人的自我约束上，它不像基督教那样，以一个外在的、超越的绝对者作为道德的根据。所以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文化具有宗教精神淡薄这样一个特点。儒家讲超越，超越的意思是，人不能越出他生存的时间和空间，也不存在一个独立不改、卓尔不群的绝对者，但人可以在精神上得到某种超脱。人的肉体不脱离尘世，但他的精神可以和宇宙为一。在某种意义上儒家承认超越者的存在，但这一超越者不是神、上帝，而是“理代“道代“太极”理、道在儒家看来是一种必然性。对理和道存在的论证，儒家取理性的、哲学的路径，而不取信仰的路径。儒家认为理和道不是神秘的，而是理性的。道是既超越又内在的本体，它的超越性在于，它不是具体的存在，不是感官经验把握的对象。它是必须用思维把握的、抽象的存在。说把握到它也不是得到某种神秘的启示，而是得到一种又是道德的又是审美的境界或胸怀。宋明理学有“理一分殊”之说，“理一”即最高的、最抽象的道理，也是最高的伦理原则。“分殊‟，指这一最高的道理又表现为具体事物的理和具体道德规范。对于道，儒家赋予它的含义比理更广泛，常常用以指宇宙总体合规律与合目的的运行。道不是个认识范畴，而主要是个伦理的、审美的表示境界的范畴。因为认识起于把握个别，其对个别的超越也不外乎对具体经验的叠加与组合。境界论则不同。它的功夫在某种“观法”，也可以说某种信念、某种觉解。它不是对感官经验的综合与重组，而是在经验到的事物上看出意味，所谓“别有会心”佛家的“青青翠竹，皆是佛性；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最能道出儒家境界论的神髓。有了某种境界，就是有了某种受用，就是在精神上超离了当下经验，也就是有了某种超越。这个超越靠心的觉解，因而是内在的。但他不是宗教式的神秘冥想，而是哲学上的知解。如果把宗教定义为某种终极关怀(如田立克)，那么儒家的终极关怀是人本身，是人怎样通过道德和知识修养达到某种观解，并由这种观解带来对人的本质、宇宙的本质、生命的本质的某种体认。这种境界是浑全的、综合的、非神秘但又不完全建基于经验之上。这就是孔子所讲的仁智双全，孟子讲的“上下与天地同流”，程颗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朱熹的“万物为一，无所窒碍”，王阳明的“良知是造化的精灵”，一般儒者所谓的“与道为一代“与天为一”等境界表示的意思。这一思想的精义在于，不是外在的救赎，而是内在的超越；不是信仰的结果，而是理性的结果；不是人在外在的绝对者面前的渺小和罪感，而是人在尘世间的刚大至正和自我充裕感。所以儒学是一种重视人自己、提升人自己地位的同时又尊天爱天，在天人的相互映照中提高自己精神境界的学说。

四、儒家的价值次序

儒家的价值次序是所谓“三不朽”《左传》中有关于“三不朽”的议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襄公二十四年》)这个次序，代表了儒家对人全部活动的评价标准。立德，指道德高尚超于常人，足为世人楷模。儒家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以为圣人，首先在于他们高尚的道德。儒家认为，德首先表现为在为人群服务中高尚的行为，其次表现为在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特出的节操。这表明，儒家的价值指向首先在集体、在人群。即孟子说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不得已的事。其次，儒家的立德不仅指个人以德行为最高追求，而且指国家以德为立国根本。不过，以道德为立国根本是儒家的理想，实际情况是，除传说中的三代以外，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多靠利益原则治国。韩非论述这种情况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蠢))>，竞于气力、智谋的，往往借道德之名以行。因此，孔子疾名实紊乱，而有正名之说。孔子的正名，就是以名去核正实际，恢复到以德为治国原则；就是想接续尧舜周孔的传统。儒家所谓道统，就是古圣相传的以德为治国原则的传统。韩愈之为宋明儒学的先驱，就在于他自觉地担负起接续道统的责任。

在立德立功立言的关系上，儒家主张立德为体，立功立言为用。德为根本，功与言是德的自然推广。体在价值上高于用。体可含摄用，用不必包含体。三者兼具，是儒家的“内圣外王”实际上，儒家所谓圣人，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人，颜渊与孟子仅得亚圣之名。后世以道德文章配享孔庙者，如周程张朱，不过贤人而已。儒家所谓三不朽之人，实非常难得。儒家以内圣外王为理想，主张本德行以开出事功，所以中国历史上崇尚事功的风气一直很浓厚。正史所载，以有大功业者为主要内容。传统中国以立言为立功之余事。所以中国虽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诗人等，但大多身兼官吏学者双重身份。孔子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终不见用而退回书斋删诗书、订礼乐，教授弟子。中国自科举制度确立后，也以做官出仕建立功业为正途，立言为第二等事。所立之言，亦以经邦济世、强国富民者为高。纯粹的文艺作品不为所重。以宋明理学而论，其学术著作，皆为儒家经典的注释及讲学语录、与友人论学书信等。对比西方同时期，儒家实缺乏成体系的、首尾一贯、不依傍经典而行的独立哲学著作。究其原因，除中国人崇尚实用，轻于纯理论思维这一倾向之外，轻视立言实为主要原因。理学家确有“托诸空言，不如实行之深切著明”的思想。

儒家的精神与价值，实际上在孔子以前就逐渐形成了。孔子总结了他以前的儒家传统，给了多方面的发挥。孔子本人的人格就是儒家精神与价值观的最完全的体现。儒家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儒家文化是在中国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背景下产生的，虽然他所包含的精神和价值中有永恒的因子，但它必须有适合现代社会多方面需求的创造性转化，才能在现时代发生有利的影响。这是认同或反对儒家文化的学者的共同意见。在近年的文化冲突、文化论争中，绝大多数学者经过认真思考，逐渐抛弃了极端的全盘西化论和复古论，但文化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面对西方世界种种社会弊病，全球性的文化保守主义有逐渐抬头的趋势。儒家的未来命运、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走向，一直是中外思想家关注的热点。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特色的儒家文化，如何开出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两大支柱—民主和科学。用现代新儒家的话说，就是传统的内圣之学如何开出新外王。现代新儒家试图在承续传统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和精神特质的前提下谋求儒家的现代发展。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这个理论认为，传统儒家学说可以说是“理性的运用表现”，即德性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境界，直接地通过人的道德境界的升进、提高起作用。德性无法对政治制度和人的思维方式发生直接影响。其结果是，在政治上只有治理国家的具体措施即治道，而无规定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政道。亦无在个人独立自主的前提下订定的制约国家存在形式的法律。法律只是维持五伦的工具、赏罚的媒介。在知识特征上说，亦只有道德理性的显现—智的直觉。智的直觉的特点是，非主客二元性的理性认识，因此不必是经验的、逻辑的，不必以辨解的推理过程和严格的数学量度的形态出现。而后者因为有一政治的和思维的形式、框架，故可称为“理性的架构表现”由此之故，传统儒家没有民主和科学这两项现代社会最珍视的价值。儒家的现代发展主要的就是开出民主和科学，也就是由“理性的作用表现”发展为“理性的架构表现”。但牟宗三对这一转出的论证是思辨的、理论上的，没有在现实性上、可行性上作出说明。他的论证是，科学思维方式与儒家的道德理性是互相对立的，是一个“逆”，但从道德理性本身的内涵说，它是一个善的价值。故科学必是道德理性的内在要求。道德理性内在地要求转为其逆—观解理性。这一转即它由作为本体的道德理性转为作为其内涵的观解理性。这一转即道德理性的自我坎陷(自我否定)。而坎陷之后的观解理性，自有其一套工作工具，不与道德理性相干。若只知观解理性而不知它与道德理性的关联，从人的活动的全部和文化理想方面说，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