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灯笼杂文随笔（精选3篇）
篇1：送灯笼杂文随笔
正月初五一过，长辈就该给晚辈“回节”了，看似一个表达亲情的礼事活动，在礼仪之邦的西府大地却非常讲究。特别是出嫁的女儿有了小孩后，从此，舅家人每年都得给孩子送一个红红的灯笼！在我几十年的人生记忆中，乡亲们都非常尊崇这个先辈传下来的老“规矩”，从没见过谁家落下过，我已经当姥爷了，自然也很在乎给小外孙送灯笼这件事儿……
今天恰好正月初五，我也顾不得多想，就骑着自行车急忙往荣华路赶去，想给自己的小外孙也买一个漂漂亮亮的灯笼！天气阴冷，过年的氛围相当浓厚，行道树枝头挂着一串串大布灯笼随风飘动，沿街商铺大门两侧贴着鎏金大字的春联，金光闪闪，恢弘大气！街道上人来人往，或提着礼品盒，或挑着灯笼。
在街道的转弯处，一个竹篾大背篓很显眼，里面装的全是纸糊的手工灯笼。竹瓤篾条扎帮成的骨架上，粘贴着六个像莲花瓣一样的纸片，围成了灯笼圆圆的主体形状，上下两个圆口，上端露出半圆的竹篾系攀，下端露出的是放置蜡烛的长方形木片。主人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头，他说这叫“莲花灯笼”，价钱是五块钱外带一把小红蜡，如今几乎没有人再糊（做）这样的灯笼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只是“务恓惶而已”。莲花又称荷花，代表智慧和觉悟，既“开悟”，文人墨客往往用它隐喻人“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制作手工纸灯笼，不图名不唯利，但每一个小灯笼里，却蕴含着民间老艺人淳朴的心意，同时，也寄托着娘家人对新添的小外戚多么深切的期望和祝福啊！社会是个大染缸，人要做到出浊不污的境界绝非易事，卖灯笼的老人，淡定豁达，心存善念，真的是：一念心清净，莲花处处开啊！
闹元宵，挑灯笼，孩子们三五成群挑着灯笼，唱着儿歌，“灯笼会，灯笼会，灯笼灭了回家睡。”正月十五的晚上，大人们聚一块儿有敲锣打鼓的，也有你一句我一句唱眉户戏的，到处都是一片灯火璀璨的景象。热闹非凡，只是这样的景象成了一种记忆，与时俱进，当下市场上最畅销的却是电子灯笼！
我又往前走了几步，在一个卖电子灯笼的摊位前停了下来。什么样的灯笼都有，最吸引我的还是那个能在地上走动的“装甲车”！塑料制品，红绿相间，车顶站一举着冲锋枪的假人，旁边还蹲一只大黄狗；一按开关顿时音乐响起，塑料壳内灯光闪闪烁烁，假人不停地喊着“不许动”的话语！这个灯笼样式新颖，先声夺人，充满了强大的诱惑力，虽然要价四十元，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买了下来！
我把灯笼送到了女儿家，刚过周岁的小外孙起初很喜欢，看着满地跑的小“怪物”非常好奇。渐渐的，他就失去了兴趣，我这才如梦初醒。原来这个灯笼只是小孩的一个玩具而已，玩得久了，也就腻了。总感觉模型化的东西好像没有把送灯笼的意愿表达清楚，我一直在琢磨，到了明年小外孙送灯笼的时节，是不是应该换成手工的纸质灯笼呢？
篇2：送灯笼杂文随笔
我们都是这样，赤裸裸的来光溜溜的走，我们只不过是人间的过客罢了，看看人间的花花绿绿，灯火霓虹，闻遍各种花香，尝过世间美味，体验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咸，也该离开了，只是早晚的问题，如果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你能承受多少?
我出生在农村的一户本分人家，安安稳稳的生活了十几年，又一年中的是六月，太阳散发的光芒格外饱满，即使烈日炎炎我们为了生计还是勤勤恳恳的忙碌着，听着树梢的蝉鸣，风扇的呜呜生，这个夏天好热闹呀!
风扇没了声音只剩下烦人的蝉鸣，不一会我大爷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我家，搬着梯子爬到最高处认真的接起电线，我们没有太多的交流，我看的入神了，不知何时天空下起了泪珠大的雨点，又过了五分钟，雨还是那样下着，我大爷笑着对我说：“露露，线接好了，我的衣服还在外边凉着，我先回家了”说罢又拖着瘦小的身体离开了，心里有说不上来的.酸楚。
听我哥哥说我大爷胃不太舒服，强行拉到医院检查了好几次，可是上天来了场晴天霹雳，下了场太阳雨，我家也并没有把曼珠沙华当做神花来供奉啊!当家里人都知道大爷得了胃癌时，只有他自己和我爷爷奶奶不知道，他们都八十好几的年龄了，我时常在想他们知道后能抗过来吗?
时间就这么流逝着，到了深秋又到了寒冬，我爸爸也是没日没夜的照顾着生活不能自理的哥哥，虽然大爷有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女，但爸爸还是不放心，随着止疼片到止痛针的过度，我大爷再也没有在床上爬起来过，这种日子对于他来说度日如年。
奶奶也经常吵着闹着去看他儿子，情绪很不稳定，我不放心晚上和我奶奶一起睡，她哪里睡得着啊，半夜偷偷哭了好几次，这一夜是多么长啊，还好天总会亮的。
这样的日子又过去了1个月，在春末夏初一个下着小雨的十一点中，大爷他安安静静的离开了，这天晚上奶奶抱着爸爸哭了一晚上，我手里紧紧握着救心丸眼泪哗哗的看着我奶奶，这种感觉很复杂，一晚上都不敢合眼，还好奶奶挺过来了!挺过来了!挺过来了!
篇3：《夏衍杂文随笔集》后记
一九二○年到日本，先是为了考官费，后来是功课忙，有一段时间没有动笔，后来读了郁达夫、陶晶孙的短篇，忽动写小说之念，一口气写了五篇，陆续寄给上海创造社办的刊物，结果是有的批上“不用”两个字，有的连这两个字也没有，一篇篇地全退回来了。这件事打消了我写小说的念头。此后十二、三年中一直从事翻译，一以练笔，二以糊口。一九三○年加入了“左联”，“左联”机关刊物要我写文章，也只写了一些《欧洲文艺动态》、《高尔基新作简介》之类的东西，在“一二·八”抗战时期写过一、两篇类似报告文学的速写。一九三二年到明星影片公司，五十年代出的《中国电影发展史》里说我写过几个电影剧本。其实，这些所谓“剧本”，都是电影公司老板和导演提出一个故事，在编辑会议上讨论，然后写成梗概，再由这部影片的导演和我商量，替他出点点子，增改一些情节，然后由我给他们写出一个类似电影文学剧本的草稿。因此，那些影片里面虽然有我的想法、设计，乃至台词等等在内，但实质上说，这些都不能算是我的“创作”。我专心地写杂文、随笔，是在一九三三年，搞影评运动的时候开始的，但写的数量也不多。
一九三五年，一连串的党组织遭到破坏的事件，迫使我在一家小公寓里隐蔽了半年多。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是名符其实地足，不出户，也不能和外面通消息，于是，只能看些旧书、笔记……作为消遣。日子久了，忽然又发生了利用这个机会写点东西的念头。我在这个时期内写了两个多幕剧和初步整理了《包身工》的材料。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是一个时局变化最激烈的时期，当我重新和文艺界接触的时候，主要的工作已经不是文艺运动，而是救亡运动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用各种化名在许多报刊上写鼓吹团结抗战的文章。这些都只能说是政论，或者时评，数目虽然相当多，但没有一篇是自己觉得满意的。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了，我奉命办《救亡日报》，从此当了十二年的新闻记者。这段时期也写过几个剧本，但多半是在办报和统战工作的业余时间搞的“自留地”。在这十二年内，按写的东西的种类来排，最多的是社论、每周时事述评，这一类文章占了我毕生写作的最大部分；其次是偶有所感而写的杂文、散文、随笔；再其次才是话剧(这一段时间没有写过电影剧本)。在桂林办《救亡日报》时期，我每天写一篇一千字左右的社论(除因病有几次由廖沫沙同志代笔外)，有时还得写一些新闻报道和补白。最近粗粗估计了一下，在这十二年中，我大概写过四、五百万字。就形式说，除诗之外，什么东西都写，但说实话，什么也没有写好。文章写多了，常常自己也觉得腻，但回头看一看，自己觉得可安慰的一是在吃大锅饭和不拿稿费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偷懒；二是写下来的东西里也有一些在当时或事后还可以使敌人受到一点伤害。我平生最怕被人叫作什么什么家，只想做一个诚实的新闻记者。写这些文字根本就没有保留的意思，印在报上或杂志上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很快地忘掉了。在抗日战争中和抗战胜利后，几位好心的朋友曾给我编印了五本杂文、随笔集子，这就是：《此时此地集》、《长途》、《边鼓集》、《劫余随笔》、《蜗楼随笔》。解放以后，我担任了行政工作，写作的时间就少了。但每天写一点东西的习惯一旦养成了之后，要戒掉也是很困难的。因此，《新民晚报》在上海复刊的时候，我还应赵超构同志之约，化名给他每天写几百字的短文，大约持续了半年以上。此后，就是写应景文章和在文艺界集会上讲话的文稿。尽管这样，我在这一时期写的杂文也引起过两次不小的波澜。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写的《废名论存疑》，另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写的《从点戏谈起》，这些事现在想来都很滑稽，但是，就拿《从点戏谈起》这篇不满一千字的文章来说吧，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讽刺某某人，批评某某人，或者是某某人授意写的。从这件事看，我以为某些神经衰弱的人拿起镜子来照一照自己，可能都会有一点阿Q的影子吧。
这次应三联书店之约，重新编印了一部我的杂文随笔选。这本书是我所写的杂文随笔之类的文章的选集，包括前面说过的五本小册子和解放后出版的《杂文与政论》的大部分作品。从时间上说，这里收集的是抗战前后直到现在的文章。时过境迁，有些文章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还有不少是过年过节应报刊编者要求而写的应景文章，这些东西都删去了。大凡我自己还有一点印象的文章，都收进去了。这样编集，内容必然很杂，除了战争时期的随笔、杂感之外，数量较多的是我自己写的剧本的序文、后记和有关戏剧运动的文章。由于整个集子大体上是按照几本小册子的出版顺序和文章发表的年代编排的，所以体例上显得不很统一，特别显眼的是《长途》、《走险记》、《广州在轰炸中》这些介于新闻报道和速写之间的文章，很难排在适当的地位。其中也有一些“遵命文学”，《论<十五贯>的改编》就是周恩来同志看了《十五贯》之后指定要我在两天之内赶写出来供座谈会讨论的。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文章，当然在行家看来是浅陋的。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除明显的误植和为了欺蒙审查官而有意用的曲笔之外，我都没有改动。时间差不多过了半个世纪，世界起了很大的变化，自己在颠沛中也获得了一些长进，但墨写的字是刀也砍不掉的。我以为还是一仍其旧为好。这样做也另有一层意思，就是留下这些记录，让现在的读者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这些人在蒋管区的遭遇。
从抗战开始，我一天不写东西的日子几乎是没有的，但这里有个很大的例外，那就是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五月之间的十五年，我完全搁了笔，理由就不必在这里细说了。
由于我年来视力衰退，此书的收集、编排、校勘等工作，得到了范用、魏绍昌、常君实、黄会林等同志的帮助，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老战友廖沫沙同志，带病给我写了那篇认真的但也使我感到惭愧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