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收入差异分析

2024-04-15

工资收入差异分析（精选6篇）

篇1：工资收入差异分析

论文关键词:会计;所得税;收入;差异;分析

论文摘要:随着新会计准则与新企业所得税法相继颁布,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出现了新情况和新内容。在会计实务中,必须对这些差异进行充分认识,以确保企业会计核算和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的顺利进行。

会计上的收入体现企业的经营成果, 税收上的收入则是税收的税基或税源。收入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收入的含义和收入的确认两个方面。随着新会计准则与新企业所得税法相继颁布,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出现了新情况和新内容。在会计实务中,必须对这些差异进行充分认识,以确保企业会计核算和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的顺利进行。

一、收入确认范围上的差异

在收入确认范围上,会计收入小于所得税法收入,具体体现在: 会计收入。其范围只涉及企业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流入。《企业会计准则》中指出: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根据这一定义,会计收入包括:销售商品收入、提供劳务收入和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会计收入的范围只涉及企业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流入, 而将在非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作为利得加以确认,比如企业接受的捐赠收入、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等。因此,会计准则中“ 收入”为“ 狭义”上的收入。但在计算会计利润时,应从广义的角度考虑收入,则要将“ 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纳入计算的范围。正如基本会计准则第37条规定,会计利润包括收入(狭义)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或损失等。

所得税收入。其范围涉及所有经营活动的经济利益的流入。在《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虽然未对所得税收入做出明确的定义,但规定了应纳税所得额的基本原则、收入的形式、内容等。所得税法第6条采用列举法明确了所得税收入的内容。其中,销售货物收入、提供劳务收入、转让财产收入、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属于企业日常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利益流入,与会计准则中的收入一致。接受捐赠收入和其他收入则属于非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相当于会计准则中的“利得”。但“已作坏账损失处理后又收回的应收款项”的其他收入,不形成会计准则中的利得。另外,在《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25条中指出,所得税收还包括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收入。由此可见,所得税法中收入的范围大于会计收入,除了包括会计收入之外,另外还包括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收入和利得。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收入和其他收入中的“ 已作坏账损失处理后又收回的应收款项”, 则形成会计收入与所得税法收入之间的永久性差异项目。[1][2]下一页 [!--empirenews.page--]

二、收入确认条件上的差异会计收入更注重实质重于形式和谨慎性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以及收入的实质性的实现。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四条规定, 销售商品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1)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2)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 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4)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5)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从上述确认条件可以看出,企业会计准则主要从实质重于形式和谨慎性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出发, 注重收入的实质性的实现。

所得税法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更注重收入的社会价值的实现。以销售货物收入确认条件为例,所得税收入应为:企业获得已实现经济利益或潜在的经济利益的控制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合理地计量。各种劳务收入确认的确认条件应为:收入的金额能够合理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交易中发生的成本能够合理地计量。企业的其他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收入:一是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而是收入的金额能够合理地计量。因此,对所得税收入的确认主要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注重收入的社会价值的实现。只要有利益流入企业或者企业能控制这种利益的流入,所得税法就应该确认为收入。

三、在收入确认时间上的差异

会计准则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来确定收入的入账时间。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但本条例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以看出,在收入确认时间上,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所以,在多数情况下二者对收入确认时间的规定是相同的,但也有例外。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的确认时间上。《长期股权投资》准则中规定,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在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或利润时,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投资企业取得股权投资后,在被投资单位实现损益以及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或利润时,均要按照投资单位应享受或分担的份额确认投资损益。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7条第二款规定: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在一般情况下按照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由此可见,所得税法上对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的确认已偏离了权责发生制原则,更接近于收付实现制,但又不是纯粹的收付实现制。也就是说,税法上不确认会计上按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

篇2：工资收入差异分析

首先地区工资水平及其差异既受制度变迁的影响又受市场机制的作用,具有典型的转型特征。而产生区域工资差异的因素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政策制度因素和经济因素。

政策制度因素主要包括转型过程中的工资体制、对外开放、企业体制改革和地区保护。经济因素包括各种生产要素的特征和区域经济发展基础。

工资体制：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公有制经济，中央根据地区的物价水平、区域发展计划以及相关的人事管理体制将全国分为11 类地区的工资标准。地区工资类别越高的地区享受到的工资水平也越高。这一体制被称为地区工资类别制度改革开放后，通过85年引入市场机制和93 年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改革，影响地区工资水平的因素侧重点也逐渐从政策因素转向经济因素。

对外开放：大量的研究认为外向型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根据国际贸易理论,贸易自由可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带来更大的规模经济、提高效率、获取技术等等,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区域收入的增加。根据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伴随直接投资而来的资本、技术、税收收入、生产力外溢等因素可以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收入的增加。根据这些理论,我们可以推断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工资水平也越高。所以对外贸易促进了地区工资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加剧了地区工资的非均衡发展。

企业体制改革：我国提出建立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模式的所有制形式。但中国所有制改革进程的地区差异很大,东部地区的非公有经济的发展速度比中部和西部地区快。这一差异可能导致地区劳动生产率和地区工资收入的差别。

地方保护：地方保护从以保护当地资源为主变为以保护当地市场为主,以各种方式限制外地产品进入当地市场。这使其不能于时代接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工资水平也相应受到影响

生产要素角度：由于资本和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性，工资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有学者认为，东部沿海地区日益成为全国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制造中心，而中西部地区则逐渐沦为采掘型的矿产资源基地和农业生产为主的外围区域(范剑勇，2004)。如果由于区域职工主要集中在生产率低的产业，因而引起平均工资偏低，那么相应的政策应是在收入低的落后地区建设高劳动生产率的企业。如果经过产业结构差异的调整后，工资差异在相同产业生产率情况下仍然存在，那么相应的政策是分析和提高低收入区域的生产率水平。

如前面提到的西藏职工的平均工资和上海职工相当，其原因主要是受到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影响。

区域经济发展基础：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产业结构较为先进和基础设施比较好，容易产生聚集效应,有利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而使工资水平相应提高。

篇3：工资收入差异分析

国家统计局人口就业司司长于近日透露, 国家统计局将对工资统计进行一系列改革, 包括增加反映劳动报酬结构和差异的统计指标。

国家统计局人口就业司司长表示, 针对目前工资统计只有平均工资, 不能很好反映工资收入差异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将在2010年进行试点, 增加反映劳动报酬结构和差异的统计指标, 取得经验后在全国推广。在回应工资“被增长”的说法时, 国家统计局人口就业司司长还表示, 这比较形象地反映了工资统计制度的缺陷:首先原来没有把私营单位包括进来;其次发布的是平均数, 比较大的弱点就是把差异给“删”了, 可能高收入的人员只有极少数, 但他们工资的增长会造成平均数的增长。私营单位工资现在已正式纳入工资统计。国家统计局打算从2010年开始试点细化企业工资统计, 把工资的结构和构成分开, 不再仅仅是企业工资总和除以职工人数。而且, 将改变现行工资统计数据逐级汇总的模式, 由国家统计局对基层单位数据进行超级汇总。

篇4：社会资本与工资收入的户籍差异

关键词：社会资本；工资收入差异；户籍歧视；农民工；城市职工

中图分类号：F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6-0079-07

一、引言

2011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约为253亿，比上一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1]。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福利状况以及其他生活机遇同城市居民存在巨大的差距[2]。2009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农民工收入只占城市居民的一半略多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推算。。并且，在医疗保险等其他社会福利方面，农民工的处境更加糟糕，由此造成了他们生活压力大、社会安全感低等不稳定因素的增加[3]。户籍身分所导致的工资收入差距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性别、区域等影响因素。

关于户籍收入差异的分解已有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从人力资本禀赋和户籍歧视的视角展开，但从来没有引入社会资本的理论进行实证分析。而且这些研究结论往往不太一致，既有研究认为收入差异主要是人力资本差异造成的[4～6]，也有人认为是户籍歧视造成的[7～8]。还有大量研究专门考察了职业、行业及所有制等制度壁垒对户籍收入差异的影响，以及考察工资收入的不同分位数中，人力资本和户籍歧视所占比重。

本文引入社会资本理论来理解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的工资收入差距。支持本文得以进行的依据有两点：首先，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资源配置手段，弥补了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完全[9]，可以增强劳资双方的信任水平，促进“人职匹配”[10]，进而降低求职过程的交易成本。因而，社会资本有别于人力资本，具有独特的收入效应[11]，这在国内外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得到反复验证。其次，劳动者的社会资本存量在农民工和城市职工中存在明显的差异。农民工相比城市职工，工作时间较长，但社交活动有限，因而他们投资社会资本的时间和精力更加有限。与此同时，农民工更加频繁地在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之间流动，这会使得他们的社会资本更加容易流失，进而也导致他们投资社会资本的动机欠缺。最重要的是，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根植于农村背景之中，能够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发挥的效能就更加有限了。这种“先天不足，后天匮乏”的困境，都导致了社会资本存在严重的户籍差异。

本文将在传统的收入差异分解模型，即OaxacaBlinder模型中（改进后的），纳入社会资本的变量，探讨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工资收入差异。社会资本对户籍工资差异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第一，由于某一群体，比如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相对欠缺，可能会导致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异，即社会资本的特征效应，我们将其理解为合理可解释部分；第二，由于社会资本的回报率对不同群体可能存在差异，也会导致工资收入的群体间差异，即社会资本的系数效应，我们将其理解为不可解释部分。

二、数据、变量与分析模型

1.数据和变量

本文使用了2009年由西安交通大学边燕杰教授主持的全国大城市“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调查数据”（Jsnet 2009）。该调查最大的特点在于，详细了解了劳动力市场中求职者的人际关系网络对职业地位获得、收入水平所产生的影响。因而非常适合本文的研究意图。该调查选择了广州、厦门、上海、济南、天津、西安、兰州和长春八个城市，通过PPS抽样，共计获取了7102个被访者信息。剔除掉那些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或者没有工资收入的样本之后，本文的实际分析样本为3776个。其中，农民工组样本482个，城市职工组样本为3294个。

（1）社会资本的测量。本文按照边燕杰的定义和测量途径[12]（“春节拜年网”），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将社会资本理解为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资源。网络结构的多样性和网络中资源含量的丰富程度是其最核心的含义。本文选择了七个指标：用“职业多样性”和“单位多样性”测量网络结构特征，它们代表了信息机制的影响；用“网络顶端”和“网络平均资源含量”测量网络资源状况，代表了网络关系可以提供的实质性帮助和庇护；另外三个指标，即与领导、经理和知识层的纽带关系，是网络结构和网络资源的混合测量。

三、计量结果与差异分解

1.社会资本与劳动者工资收入决定

本文在传统的工资决定方程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资本来解释其对收入水平的影响。表3报告了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的传统收入决定方程，以及包含社会资本情况下的方程，共计6个模型。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模型2和模型1，来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组收入决定的影响；通过比较模型4和模型3，来考察社会资本对城市职工的影响；通过混合样本，即模型5，来考察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不同户籍是否存在显著的系数差异。另外，我们还试图增进职业类型，以确证上述发现的可靠性。

模型1到模型4的结果显示，不论是农民工组还是城市职工组，社会资本对于工资收入水平都有强大的解释力度。在农民工组中，传统回归解释了总体变异的211%；考虑社会资本以后，拟合优度上升到了306%；社会资本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使得农民工收入提高1%。在城市工人组中，拟合优度也从318%上升到358%。两组拟合优度分别上升了45%和13%；社会资本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使得城市职工收入提高07%。另外，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则恰恰相反，在农民工组中为0050，在城市职工组中为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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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模型5中构造户口与资源禀赋（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交互项，检验两种资源禀赋的回报率是否有显著性差异，事实表明确实存在显著的回报差异。城市职工的受教育年限回报率要显著高出农民工0059；但社会资本回报率却显著低于农民工0003。这暗示了，人力资本的系数差异可能是对农民工造成直接歧视的重要来源，而社会资本却是一种奇异的反向歧视。即城市职工从社会资本中的获益要少于农民工。这个初步的结论和国外一些学者所声称的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16]之结论吻合。反映到本研究中，我们可以这样地解释，由于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他们更加依赖于非正式制度，更加依赖于人际网络所提供的帮助。另外，出于社会正义，社会多数成员具有同情弱者的倾向，他们更加乐意，也认为有义务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帮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农民工社会资本回报率更高的现象。

职业结构同样会影响工资收入，为了使得模型5的结论更加可靠，我们控制了结构分割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在工资收入分解模型中，我们并没有纳入职业类型。其原因在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都会直接影响职业地位获得，从而间接影响工资收入。但我们更加希望获得资源禀赋对工资收入的主效应，而不是控制职业之后，在职业内部的净效应。，其结果见模型6。我们发现，模型整体的拟合效果显著改进，但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回报率的户籍差异特性没有发生改变。这使得我们更加坚信模型5的结论。

2.社会资本与户籍工资收入差异分解

结合公式（3），在表3的模型2和模型4基础上，本文最后分解了各类影响因素对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异的贡献，见表4。预测的户籍工资收入（对数）总差异为0317，各个特征要素的户籍差异可以解释总差异的108%，并且主要是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解释的。因此，本文的总体判断是，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户籍工资差异主要是由农民工的“资本欠缺”造成的，户籍歧视比重极小。系数差异1可以理解为对城市职工的优势，系数差异2则可理解为对农民工的劣势。对城市职工的优势占到总差异的1643%；对农民工的劣势为-2451%，换句话说，系数差异还造成了对农民工的相对优势。这种看似矛盾的结果，本质上是由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差异造成的。因为我们在上一部分已经发现城市职工的人力资本回报率较高，而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回报率更高。

我们先考察社会资本在特征差异部分、系数差异1部分和系数差异2部分三个部分的具体影响。首先，农民工由于社会资本欠缺，造成了他们的收入低于城市职工。由于这方面的影响，社会资本解释了总体户籍差异的2556%。其次，社会资本的回报率并不有利于城市职工，它导致城市职工工资收入比农民工少了0022，占到总差异的679%；最后，由于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回报率高于无歧视状况下的回报率，使得他们的工资收入比城市职工高了0081，它占到了总差异的2559%。总体来说，农民工由于社会资本欠缺，而导致他们的（对数）收入比城市职工少了0081，占到总差异的1/4；但社会资本回报率对他们有优势，从而使得他们比城市职工多获得了0103的（对数）收入。本文将社会资本对户籍工资差异的双重影响的现象称为农民工“资本欠缺，回报占优”。

人力资本要素对户籍工资收入差异的影响不同于社会资本。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欠缺，可以解释总的工资收入差距的8521%，但人力资本的回报率也很不利于农民工。我们看到，由于城市职工教育回报率高于无歧视下的工资回报率，使得他们的（对数）工资收入比农民工高出0166，占户籍收入总差异的5244%；相反，由于农民工教育回报率低于无歧视下的工资回报率，使得农民工比城市职工少了0503，占总差异的1589%。因此，农民工在人力资本方面存在“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的双重困境。并且，“回报欠缺”可能带来更加严重的户籍收入差距。农民工在人力资本方面遭遇了严重歧视这表明，虽然有时候模型的特征差异部分可以完全解释均值收入差异，但并不代表不存在歧视等不可观察因素。我们需要详细了解各解释变量的实际差异，而不仅仅是可解释部分和不可解释部分的各自比重。。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首次提出了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距的社会资本模型。虽然众多研究注意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来说是个好东西，但是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相对城市职工来说，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储备是很匮乏的，能够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回报要少于城市职工。农民工由于社会资本存量欠缺，可以解释户籍工资收入差距的1/4。但同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更加依赖于非正式的社会网络资源，而出于同情弱者的社会正义，使得社会多数成员也更倾向给予农民工更多的帮助与支持。相比城市职工，社会资本可以给农民工带来更加丰盛的工资回报。本文首次发现了这个现象，并将其综合称为农民工的“资本欠缺，回报占优”。这个现象表明，社会资本是维持而没有扩大户籍工资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但若要缩小户籍工资收入差距，则需进一步增加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主要内容包括：合理增加农民工闲暇时间；规范用工合同，尤其是长期聘用合同保障制度；鼓励农民工公共事务参与，等等。通过这些办法降低农民工的职业与区域频繁流动，扩大该群体社会交往范围和交往质量，提高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资本质量。

传统研究中倍受关注的人力资本因素在本文中的影响也必须加以重视。它存在一些不同于社会资本的回报特性。在这个资源面前，农民工不仅存在“资本欠缺”，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还存在“回报欠缺”的事实。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多数研究都发现了这点。他们将这理解为对农民工的直接歧视。本文认为，有必要结合中国教育资源分配的现状略作分析。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他们绝大多数是在农村接受教育的。众所周知的是，教育资源在城乡间的分配相当不均衡，城市居民获得了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这或许是教育收益率存在明显户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本文更加倾向于加强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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