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工资收差异调查论文

2022-04-15

【摘要】近年来由于城中村的迅速发展，其房屋出租较市区便宜，故成为了外来流动人口的聚居地。而由于流动人口的流动率大，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及户籍壁垒的作用，使流动人口在工作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没能享受到和城市户籍人口相同的待遇。特别是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影响的因素多而且复杂，与经济体制、劳动就业制度、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立法等诸多因素有关。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人口工资收差异调查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人口工资收差异调查论文篇1：

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下的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及其分解

摘要：文章主要回答多重分割下的劳动力市场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问题。采用CFPS2014基线调查数据，基于Neumark和Brown分解方法，考察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下城乡户籍劳动者的工资差异及其原因。结果表明，中国行业、所有制、职业与区域城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劳动者;Neumark分解的结果表明，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82.24%是由劳动者个体特征引起的，教育水平的差异是引致城乡劳动者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还有17.76%的差异由户籍歧视造成。进一步Brown分解显示，无论在行业、所有制、职业及区域分割下，就业机会差异均不是导致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部门内部城乡户籍劳动者同工却不同酬是户籍歧视的主要原因。文章在两个方面丰富了现有研究：利用Neumark和Brown等多种工资分解方法深入分析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对城乡工资差异的影响，从劳动者个体特征和市场歧视两个视角为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收入差异的特征事实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采用微观数据考察城乡劳动者工资差异，更加深入揭示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背景下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的微观差异，为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对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影响提供了最直接的经验证据。

关键词：城乡工资差异;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户籍歧视;Neumark分解;Brown分解;同工不同酬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扩大化趋势受到学者与政府的高度关注。伴随经济发展与农村富余劳动者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农村户籍劳动者的工资收人逐渐提高;与此同时，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距却持续扩大。学者们对导致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成因进行了广泛而深人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在现有研究文献中，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劳动者工资差异尤其令人关注，并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扩大部分原因在于我国的户籍制度。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由于城乡户籍劳动者个体特征差异导致其劳动生产率差异造成的工资差异;二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划分导致城乡户籍劳动者的工资差异。由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主要表现为城乡户籍劳动者由于工作进入机会的歧视以及同工不同酬造成的工资歧视性差异两方面。不同原因引起的城乡户籍劳动者的工资差异，需要不同的公共干预政策进行矫正，特别是因为城乡户籍制度造成的工资差异。为此，深入考察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产生的原因，对政府部门通过相关政策制定与制度创新，降低劳动力市场进入壁垒，缩小城乡户籍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异，特别是消除制度障碍产生的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歧视性差异，促进劳动者资源优化配置，构建城乡一体化的资源流动与收入分配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围绕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实证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行业、所有制、职业和地区分割等多重分割背景下，城乡户籍劳动者的工资差异问题。本文在以下两个方面丰富了现有研究：（1）采用Neumark和Brown等多种方法深入分析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对城乡工资差异的影响，从劳动者个体特征和市场歧视两个视角为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收入差异的特征事实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2）本文采用微观数据考察城乡劳动者工资差异。相较于以往基于宏观数据的分析，采用微观数据可以更加深入地揭示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行业、所有制、职业和地区分割等多重分割背景下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的微观差异及其形成原因，为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对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影响提供了最直接的经验证据。

一、文献回顾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持续深入的改革，使城乡二元体制的隔离效应得到削弱，城乡不公平现象有所缓解，但现实依然严峻。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城乡户籍、行业、所有制、职业与地区等多重分割，城乡户籍劳动者的工资差异客观存在。现有研究普遍认为造成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劳动者自身特征不同以及户籍制度。一直以来，户籍制度是影响中国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户籍制度不仅导致城乡户籍劳动者之间的职业隔离，表现为城市内部农村户籍劳动者大都从事体力型、低技能、声望度比较低的职业类型，而且导致严重的社会歧视，由此造成城乡户籍劳动者存在就业机会差异，如一些地方的政府要求本地工作单位优先或者仅雇佣本地居民。Meng和zhang认为城乡户籍劳动者收入差异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即歧视部分）更多地来自职业内部的同工不同酬而非职业之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相应政策调整，户籍制度的力量已经弱化，但中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现象由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更广阔的制度因素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统一的主要阻碍已经不再是由户籍贡献的。然而在旧体制和新体制之间的过渡中，原有体制的惯性和新体制的增长不足，特别是户籍的制度性局限，导致不同多重分割下的城乡劳动者之间仍然具有鲜明的体制性分割特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社会的特征是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分工合作。进入国有部门可以显著改善劳动力的社会经济地位，包括专业声誉和工资水平。近年来，学者们一直关注行业垄断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认为国有部门与市场部门之间的细分效应正在减弱。然而，行业垄断已成为或将成为中国城市经济结构分工的主要推动力。张展新运用全国数据发现作为“外来人”进入垄断行业就业的迁移劳动者，就业机会比未迁移劳动者小;李骏、顾燕峰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行业分割的存在性。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趋势看，学者们认为中国双元制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正在逐渐变小。然而城市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行业与职业分割，行业分割造成不同劳动者进入垄断行业的机会不同，职业分割造成白领职业城镇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同类蓝领职业。

从劳动力市场分割角度就造成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成因分析，由于分解方法和数据来源不同，结论迥异。王美艳用Oaxaca分解得出结论，户籍歧视解释了76%的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邢春冰使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现，户籍歧视仅造成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異的10%。郭继强等则分别采用不同数据并综合多种分解方法，发现户籍歧视解释了70%左右的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谢嗣胜和姚先国采用Oaxaca-Blinder及Cotton分解，发现户籍歧视中同工不同酬解释55.2%的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田丰采用CSS2008数据，发现城乡户籍劳动者在公有制单位就业机会不等造成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孟凡强采用CGSS2006数据，用Neumark分解方法得出，同工不同酬可以解释中国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27.11%。

伴随市场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化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逐步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逐渐呈现出有别于传统分割的新特征。本文借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基线调查数据库，采用Neumark和Brown工资分解方法，实证考察在存在行业、所有制、职业与地区多重分割背景下，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及其产生原因。本研究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是否存在歧视现象？二是如果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中存在歧视现象，引致工资歧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期望通过实证研究获得引致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为政府进行相关制度创新和政策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二、模型、变量处理及统计描述分析

（一）理论模型

Becker在1957年提出的个人偏好歧视理论（theory of taste for discrimination）论证了黑人比白人工资低并不是由于黑人的产品劣于白人的产品，而是消费者偏好白人的产品而歧视黑人的产品。Becker提出的歧视系数概念，不仅为工资差异分解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实证研究提供了量化工具。本文重点考察Neumark和Brown两种工资分解方法。

（二）变量处理与选择说明

1.变量处理

本研究利用中国家庭的追踪调查（CFPS）2014数据库。2014年的数据涵盖了全国25个省份161个区县、649个村居中的15000余户家庭的33 600村民（居民）的基线调查数据，包括人均收入、户籍类型、职业类型、工作单位、教育情况、社会流动等详细数据，从而为本研究提供了详实的数据支撑。CFPS数据库采用多阶段、内隐分层和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系统概率抽样方式，覆盖了全国总人口的95%，是一个全国代表性樣本。

本文根据问题“您的这份工作是农业工作还是非农工作？”，从样本中剔除了选择农业工作的样本，剔除之后的样本总量为15 583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剔除了年龄在16周岁以下，以及男性年龄60周岁以上、女性年龄55周岁以上的样本。剔除后剩余的个人样本总量为14 710个。工作经验由“年龄一受教育年限-6”计算得到，对于受教育年限小于12年或未受教育的样本，工作经验根据“年龄-16”计算。进一步将男性工作经验大于44年、女性工作经验大于39年的样本进行了剔除。考虑到极端值的影响，对每周工作时间与每小时工资进行了缩尾处理，最后得到符合要求的个人样本总量为8 186个。

借鉴李春玲对职业声望的研究，以及陆学艺、费舒澜对中国社会阶层与职业的相关研究，将职业类别划归为五类：1.生产人员;2.服务人员;3.办事人员;4.技术人员;5.管理人员。从1到5，代表职业声望依次提高。在实证操作中，五类职业会转换为虚拟变量进入回归方程。

参考现有研究，本文对行业性质、所有制性质、职业性质等工作形态进行如下划分：行业性质划分借鉴马欣欣，，对行业的分类标准，将我国16种行业划分为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两大类。所有制性质划分借鉴孟凡强，，将所有制性质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大类。职业性质划分根据1988年国际标准的职业分类（ISCO88），将职业划分为白领与蓝领两大类。

2.变量选择

本文重点关注的变量：（1）被解释变量——城乡户籍劳动者的小时平均工资。（2）核心解释变量——不同职业类型。主要通过劳动者的户籍、职业类型、工作形态与地区分布，考察劳动力市场户籍、行业、所有制、职业与地区等多重分割对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影响。

控制变量的选择如下：（1）受教育年限。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对收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受教育年限衡量城乡户籍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2）工作经验。大量研究证实工作经验与收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一些学者进一步发现工作经验与收入存在倒“u”型关系。本文在实证研究中加入工作经验与工作经验的平方项，考察其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3）非学历教育。王海港等研究发现非学历教育对劳动者的收入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本文将非学历教育作为控制变量进入回归模型，非学历教育用劳动者参加培训的次数衡量。（4）党员。大量研究表明，党员身份能显著提高收入水平。本文将是否为党员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模型中。（5）性别。性别对收入的影响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一致的结论是性别影响收入差异，但影响程度不同。（6）婚姻状态。研究发现，婚姻状况对不同户籍、不同性别的劳动者个体收入具有显著影响。

3.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表1）

本研究进一步对比了城乡劳动力的基本特征。表2显示，与城市户籍劳动力相比，农村户籍劳动者承受更长工作时间、获得更低的工资待遇。对比表2中第1列与第3列，农村户籍劳动者的小时工资和年工资分别仅为城市户籍劳动者的66.92%和76.19%：农村户籍劳动者每周平均工作时间（51.662小时）是城市户籍劳动者（46.291小时）的111.56%。从劳动者个人特征看，城市户籍劳动力受教育年限（11.514年）明显高于农村户籍劳动力（7.946年）。城乡户籍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在对进入职场后发展路径的差异有关键的作用，农村户籍劳动者受教育年限较少，职场竞争能力较弱，一定程度上可能阻断其职场上升通道。尽管城乡户籍劳动者的工作经验没有显著差异，但农村户籍劳动者周工作时间显著高于城市户籍劳动者，闲暇时间与接受非学历教育的机会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延缓农村户籍劳动者技术水平的提升。城市户籍劳动者党员比重（16.5%）明显高于农村户籍劳动者（3.8%）。工作形态分布呈现出相似的特点，不管何种工作形态，城市户籍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水平明显高于农村户籍劳动者，且农村户籍劳动者进入国企、垄断行业与白领职业的机会更小;不同职业内部城市户籍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均显著高于农村户籍劳动者，存在同工不同酬的可能性。样本分布显示，农村户籍劳动者主要是生产人员，占农村样本量的66.74%;从事更高级别的管理人员比重仅占农村样本量的2.97%;城市户籍劳动者职业分布相对平均。从生产人员到管理人员，农村户籍劳动者工资分别为城市户籍劳动者工资的78.22%、68.02%、75.60%、69.94%、65.68%。在更高社会声誉的工作上，农村户籍劳动者的小时工资占城市户籍劳动者的小时工资比重在下降，意味着城乡户籍劳动者的工资差距在逐渐扩大。从区域分布看，东中西部各区域城市户籍劳动者工资水平均显著高于农村户籍劳动者，且呈东中西部梯度递减特征，即经济越发达地区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越大。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构造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收入方程，进一步得到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方程与城乡户籍劳动者职业选择方程，获得相应系数矩阵。

表3显示，受教育年限对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但农村仅为城市的35.49%。这与农村户籍劳动者受教育年限远低于城市户籍劳动者，农村户籍劳动者在工资收入上明显处于劣势有关。工作经验对城乡户籍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均具有显著积极作用，但对农村户籍劳动力的作用远高于城市。说明在相同的条件下，工作经验越长的劳动者工资水平越高，且农村户籍劳动者工作经验的积累对工资的积极作用大于城市户籍劳动者，但城乡户籍劳动者的工作经验均与工资收入呈现倒“u”型关系。非学历教育对城乡户籍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均有正向影响，但对农村户籍劳动者的工资提高效应比城市户籍劳动者高106.31%，参加非学历教育对提高农村户籍劳动力工资收入、缩小城乡户籍劳动力收入差距意义重大。从性别看，无论整体还是城乡，男性工资水平均显著高于女性，且农村户籍劳动者中男性与女性的工资差异远高于城市户籍劳动者。可能的原因是农村户籍劳动者一般从事对体力需求更高的职业，男性劳动者较女性更具有竞争优势。无论是整体还是城乡劳动者，已婚人员相对于未婚人员均具有更高的婚姻溢价。

从工作部门看，整体上竞争性行业边际工资比垄断行业比更低，城乡户籍劳动者边际工资水平在垄断行业比竞争行业分别高10.6%和10.1%。整体及城镇户籍劳动者国有单位边际工资水平高于非国有单位，农村户籍劳动者在国有单位工资水平并没有显示出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优势。可能的原因，农村户籍劳动者在国有单位承担的工作多是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劳动，工资水平跟非国有企业相比并没有显著优势。蓝领的工资水平均显著低于白领，且农村户籍白领的工资收入显著低于城市。这表明，同样从事白领职业，农村户籍劳动者的收入效应小于城市户籍劳动者，可能存在同工不同酬现象。从区域看，工资水平呈东中西部梯度递减特征，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户籍劳动者的工资差异具有显著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区域，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水平差异也越低，反之则越高。

表3中第3列是把城乡户籍劳动者的个人特征纳人回归方程后的回归结果，根据回归系数可构建无歧视工资方程。

（二）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下的工资差异分解

本文分别采用Neumark和Brown分解考察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的差异情况。

1.城乡户籍劳动者职业进入歧视分析

采用Logit模型对城乡劳动者的职业选择方程进行估算，并计算城乡劳动者进入不同职业的机会。个体i进入职业i的概率公式如下：

表4显示，受教育年限增加能显著降低城乡户籍劳动者成为生产人员的概率;教育对劳动者从事社会声望更高的职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城乡户籍劳动者成为办事人员、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的概率分别提高1.20%、3.84%、O.84%和0.63%、1.66%、O.49%。年龄对城乡户籍劳动者从事更高端劳动有显著负面影响，随劳动者年龄增长，从事高端劳动的几率下降，但并没有发现管理人员对高年龄劳动者的排斥。非学历教育可显著降低劳动者成为生产人员的概率，提高劳动者成为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的概率，且对农村户籍劳动者的职业提升效果更显著⑩。

为更好地考察城乡户籍劳动力的工资差异问题，对城乡户籍劳动力的部门选择进行更深入分析。

表5显示，无论从所有制、行业和职业性质看，城乡户籍劳动者的职业进入选择均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接受更高的教育能显著提高城乡户籍劳动者进入国有部门、垄断行业以及成为白领的可能性。城市户籍劳动者进人国有部门、垄断行业以及成为白领的概率分别比农村户籍劳动者高117.78%、153.79%、177.95%。非學历教育及是否为党员均显著影响城乡户籍劳动者的职业进入。非学历教育使农村户籍劳动者比城市户籍劳动者拥有更高的进入国有部门、垄断行业以及成为白领的概率。成为党员，会大大增加城乡户籍劳动者进入国有部门、垄断行业以及成为白领的可能性。可见，参加非学历教育和成为党员对缩小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具有积极作用。

2.城乡户籍劳动力工资差异分解结果

表6的Neumark分解结果显示，我国城乡户籍劳动者存在明显的工资差异，但城乡户籍劳动者的工资差异主要由人力资本差异引起，引起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并非歧视。城乡户籍劳动者个人特点引起的城乡户籍劳动力工资差异为82.25%，对劳动者的歧视解释了城乡户籍劳动力工资差异的17.75%，这一结果远低于郭继强等得到的歧视解释70%以及谢嗣胜和姚先国歧视解释55.2%的城乡工资差异的结论，与孟凡强得出的歧视占城乡工资差异27%的结果接近。可能的原因：一是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尤其是2008年执行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对由户籍歧视造成的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缩小具有重要作用。二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农村劳动者供给已由过去无限供给、充裕变为有限供给甚至短缺，伴随农村户籍劳动者供给处于边际状态，农村户籍劳动者由户籍制度带来的工资歧视减少，由劳动者自身特征差异造成的工资差异占据主要地位。从歧视部分看，直接歧视约占总歧视的89.13%，是构成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歧视的主要方面，对城市户籍劳动者的优惠造成的反向歧视虽然仅占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总歧视的10.87%，但在城乡收入差异已经扩大的背景下，对城市户籍劳动者的“优惠”造成的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仍应引起高度重视。受教育程度贡献了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63.08%（0.223685/0.354617），因此提高农村户籍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是解决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关键途径。非学历教育贡献了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3.56%，这表明对已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村户籍劳动者，提供技能培训是缩小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有效手段。成为国有单位员工或者白领对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贡献度也较大，分别为9.05%和15.45%。

为进一步分析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对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影响程度，采用Brown分解法对不同市场分割类型进一步进行分解，分解结果见表7。

表7显示，在行业类型中，部门内部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是总工资差异的主要部分，部门问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相对较小，表现为在各种分割类型下，部门内部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总差异占比均远高于部门问工资总差异占比。具体而言，在部门内部，行业、所有制、职业、地区分割造成的城市户籍劳动者工资总差异分别占90.77%、76.28%、69.39%和96.26%，部门问四类分割造成的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总差异分别仅占9.23%、23.72%、30.62%和3.74%。这表明，就业机会差异造成的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并不是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

从造成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总差异构成的因素看，在行业、所有制、职业、地区分割四种类型中，劳动者个体特征导致的差异占比分别达到73.15%、73.16%、71.67%和76.71%。可见，在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造成的总工资差异中，可以由城乡户籍劳动者个人特点解释的工资差异是总工资差异的主要构成部分。表明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主要由城乡户籍劳动者的个体特征差异造成。

从歧视造成的工资差异看，在行业、所有制、职业及区域四种类型中，部门内部与部门问歧视造成的工资差异占总工资差异的比重分别为21.82%、18.82%、27.14%、20.90%和5.03%、8.02%、1.19%和2.39%。这表明，在各种市场分割类型中，部门内部同工不同酬都是农村户籍劳动者受到歧视的主要来源，部门之间就业机会对城乡戶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影响较小。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CFPS2014基线调查数据，在对中国城乡户籍劳动者的工资差异进行识别基础上，通过Neumark和Brown分解方法考察劳动力市场户籍分割下的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形成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劳动者工资存在显著差异，无论何种工作形态，城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均明显高于农村劳动者;不同职业内部农村户籍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均显著低于城市户籍劳动者;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呈东中西部梯度递减特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越大。我国现阶段城乡户籍劳动者的工资差异主要由劳动者个体特征差异引起，其中受教育水平差异是引致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但户籍歧视造成的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不容小觑。歧视引致的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主要表现为对农村户籍劳动者的直接歧视，同工不同酬;就业机会对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影响较小。

本文研究结论得出的政策启示是：第一，加大对农村户籍劳动者的教育投人，通过将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引流，改善农村地区教育基础设施，提升农村劳动者的教育质量，提高农村户籍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提高农村户籍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通过向在城市工作的农村户籍劳动者提供免费职业培训等非学历教育，提升农村户籍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帮助农村户籍劳动者从低端劳动力市场向高端劳动力市场流动，增强其在职场的竞争力和工资议价能力。第二，各级政府部门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在初次分配中高度关注农村户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通过相关制度保障，减少企业内部农村户籍劳动者因同工不同酬引致的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形成更加公平的工资评定机制。第三，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有利于城乡户籍劳动者公平竞争的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和福利保障等体制机制，促进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完善。

作者：蒲艳萍彭聚飞张玉珂

人口工资收差异调查论文篇2：

城中村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状况、困境及对策

【摘要】近年来由于城中村的迅速发展，其房屋出租较市区便宜，故成为了外来流动人口的聚居地。而由于流动人口的流动率大，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及户籍壁垒的作用，使流动人口在工作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没能享受到和城市户籍人口相同的待遇。特别是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影响的因素多而且复杂，与经济体制、劳动就业制度、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立法等诸多因素有关。广西南宁市陈东村是一个典型流动人口聚居的城中村。因此，通过对陈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及分析，了解其社会保障情况现状，探讨影响城中村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因素，对于寻找解决城中村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有效政策方案，妥善处理城中村流动人口管理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城中村流动人口社会保障

一、城中村之陈东村概况

陈东村，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上尧街道办事处行政村。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南宁市的发展及其建成面积迅速扩张，原先位于南宁市西郊的陈东村也被纳入了城市的版图，即成了所谓的“都市里的村庄”。陈东村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交通便利，经济较发达，文化环境好。所拥有的这些条件吸引了不少外来务工、经商或学习的流动人口到陈东村居住。截至2011年12月统计，陈东村的外来流动人口有5917人，其中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为5889人，外来流动人口是本村人口的2.9倍。随着城市的扩张，陈东村的农业生活也随之衰退，村子把土地出让给国家，征收土地租金，开办可供应本村乃至辐射周边区域的市场，进入了市场经济阶段，全村公用土地由居委会负责出租、转让、规划，财产公有，按照个人股份，年底分红，部分个人土地进行建房置业，可以自住、出租、自主经营。现该村大多以出租房屋给流动人口居住、经商或发展村公共事业分红谋生，陈东村成为了一个热闹的自主商业区域。

二、陈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状况调查

（一）年龄和学历构成

本次抽样调查的对象共有60个，其中男性36人，占总体的60%；女性24人，占总体的40%。流动人口年龄构成以中青年为主，调查对象中最小的18岁，最大的50岁，年龄中位数为34岁。下图显示的是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情况（以10岁分组）：占比例最大的是21～30岁组，约占总数的53%；其次是31～40岁组和11～20组，均约占20%；41～50岁的仅约占7%。这说明目前陈东村的流动人口以青壮年为主，高龄和低龄的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较小。

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大约占47%；高中和中专分别占了20%和7%，二者相加为27%，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只有20%；小学的比例约为6%，见下图。中等教育程度（初、高中和中专）的人口构成了目前陈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部分。

流动人口的户籍大部分为农业户口。在调查对象中，具有非农业户口的有20人，约占33%；而大部分流动人口仍然是农业户口，有40人，占67%。当农业人口不断流入城市，在城市谋求工作而长期居住，他们的合法权益如何得到保障，怎样才能建立一个已在城市就业的流动人口的医疗、养老、失业等方面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便成了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二）就业身份

目前陈东村的流动人口中，大部分人的就业身份以自营劳动者为主，占总数的54%；其次为雇员，所占比例为32%；学生的比例较小，约为14%。约有一半多的流动人口属于自营劳动者，三分之一多的流动人口处于被雇佣的地位。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在陈东村居住的外来流动人口所从事的行业以个体经营为主，其收入和工作的不稳定性决定了社会保障对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收入状况

从流动人口的月收入角度看，收入在500元以下的约占12%，介于500～1000元区间的人数占29%，位于1000～2000元的人数占26%，而2000～3000元区间的占20%，而收入高于4000元的只有13%。另外，不同身份之间收入差距较大。其中自营劳动者的收入不稳定，工资波动幅度大，随其经营的好坏而不同，自营劳动者最低收入有在500元以下的，最高收入也有在4000元以上的。而雇员的收入相对自营劳动者的收入较高，也较稳定，特别是律师、技术员及教师等职业。

三、陈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现状调查

（一）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

调查中发现，48%的流动人口从未享受过任何的社会保障，而曾经享受过一种或几种社会保险的只占12%，现在正在享受社会保险的有40%。这说明到目前为止仍有大部分流动人口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没有办法享受相关的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失业保障等），保障情况甚忧。而在问及是否希望享受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保障时，仍有33%的流动人口觉得无所谓或不想享受。从这里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仍有大概三分之一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意识较低，参加社会保险的意愿较小。

（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情况

在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方面，约有35%的人将办证手续繁琐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居住困难，而子女上学难和没有相关的养老、医疗、就业保障同时并列在第三位，这说明还是有不少人认为没有相关的社会保障是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是居住在陈东村的外来流动人口难以解决的后顾之忧。如在陈东村的调查显示，目前居住在陈东村的外来流动人口将近6千人，未登记在册的有一部分。而事实上，由于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很大，有些流动人口今天来此地居住并领取了暂住证，明天可能又因为某些原因搬离此地，这样就给流动人口的确切人数登记带来了很大困难，要对流动人口给予社会救助更是难上加难。再加上目前的社会保障救助体系只保障了具有城镇户籍的居民，而对于流动人口特别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很难享受到社会保障的权益，特别是居住在城中村流动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更是难以保障。据统计，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农民工参加养老和医疗保险的不足20%和31%。这就给城中村的流动人口带来生活上一些无法抗拒的困难，如疾病、失业等。

（三）收入水平与参保积极性调查

在调查中发现居住在陈东村的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普遍不高，收入来源主要以自主经营为主，有41%的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收入高一点的基本是经营效益好的个体流动人口。对于属于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他们大多是到城里务工的农民工，干的活是最累、最苦、最脏的，却创造了中国GDP的一半甚至大半，但是他们的收入水平长期处于十分低下的状态。由于收入水平较低，大部分收入用于日常基本开销后就所剩无几了，难以腾出足够的钱去购买有社会保障功能的产品，也没有能力去按城市的缴费比例去支付社会保障项目。加上因农民工收入水平过低，给农民工家庭带来了不少困难，使很多农民工的家庭和流动人口的基本生活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同时，收入水平是农民工社会保障发展的基础，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除了工伤保险之外，个人需要缴纳一定比例的费用。所以如果农民工收入水平过低，会影响到他们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参加社会保障也因缴费基数和比重小而所能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相对要低。

（四）流动人口对社会保障的认识调查

1.城中村流动人口普遍缺乏社会保障意识。在此次调查中，有大概47%的流动人口从未享受过任何的社会保障，也有高达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有没有社会保障都无所谓甚至不想拥有。从这里可以看出缺乏对社会保障的认识，社会保障意识较低。而且在流动人口中有67%的人是农业户口，来自较贫穷的农村地区。他们本身接受社会保障知识教育就少，有些甚至认为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会减少他们辛苦得来的收入，心里会对社会保障有一定的抵触。

2.政府对社会保障的宣传力度不够。政府对社会保障知识的宣传缺乏相应的政策，宣传工作不够突出，宣传力度不够大，特别是对居住在城中村的流动人口。城中村本来就地处于城市较为偏远的郊区，而大部分流动人口又来自较为落后的乡村，这些地区对一些国家制度或政府政策很难实施到位，而政府很多时候比较重视到城镇做宣传，很少到这些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教育。所以其中的流动人口很难获悉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知识，从而导致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权益缺失严重。

四、城中村流动人口在社会保障方面面临的困境

由于我国是二元经济结构，社会保障制度也呈二元结构，而目前只有部分省市建立了关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相应的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也制定出了相关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政策。但在各地所制定的政策中，不少规定的险种不够完整，也没有完全涉及到居住在城中村的流动人口的相关问题，这就很难保障城中村流动人口的基本权益。同时，由于这些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效力较低，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目前还有很多省市还没有制定关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政策，特别是城中村中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呈现出杂而乱、治安较差的人文风貌，人口随之盲目流动，没有保障。

（一）城中村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不平等、体系不完善

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平等、体系不健全，使外来流动人口无法如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医疗、养老、失业、生育、工伤五大保险待遇（部分从事高危工种的外来流动人口除外）。尽管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看，存在这种差异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社会保障待遇的不平等，相关制度的不完善，使得流动人口参保率低，而城中村的流动人口得到的保障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城中村的流动人口无法享受到应得的社会保障权益。从对陈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可以看出，目前居住在陈东村的流动人口的生存方式大多以自主经营为主，这部分流动人口不会主动为自己购买适当的保险，加上目前仍有47%的流动人口从未享受过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障，而有约13%的流动人口曾经享受过此类社会保障项目现在却没有享受，究其原因主要是保费较高，收益较低，性价比较低。所以，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是影响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城中村流动人口的社会福利水平偏低

1.城中村流动人口难以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住房条件。正确处理城市住房紧张与流动人口扩大住房需求的矛盾从而合理解决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是城市流动人口管理的一个难题。由于城市住房紧张，房价又很贵。而流动人口中大部分是农业人口，即到城市里务工赚钱的农民工，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都很低，难以承担得起高昂的房价。对陈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显示，有约27%的流动人口认为他们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居住困难。因为这样，他们只能居住在条件虽然较差但价格低廉的城中村出租屋。在住房福利方面的政策，相关制定者只关注城镇居民，几乎很少考虑到城市里生存的流动人口，加上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限制，使他们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住房条件和机会。

2.城中村流动人口子女难以享有与城市居民子女同等的教育机会。受户籍制度和政府“分级办学，分级办理”政策的影响以及教育培训制度的歧视，流动人口的子女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子女同等的教育机会。首先，输入地要求外来流动人口的子女需缴纳价格不菲的寄读费或者借读费、提供当地户口且只允许外来流动人口的子女在就读于当地小学而不可升入中学等制度，导致许多流动人口的子女不能就近上学。其次，流动人口缺乏必要的教育培训，这就限制了他们职业技能的提高，也不利于促进流动人口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在调查中，曾访问过一位从广西博白来到南宁打工的张女士，谈及她女儿读书的问题让她深有感触。经访问了解到张女士的女儿现就读于南宁市清川小学，而为了让她顺利就读单借读费就花了五千元。而他们一家所居住的出租房又窄又暗，可见生活水平如此低劣的流动人口子女上学费用已成了不少家庭沉重的负担。而调查显示，子女上学难也是流动人口遇到的较大困难之一。从这也可以看出，即使在当代的义务教育阶段，流动人口的家长每学年要缴纳的费用是本地孩子家长所交纳的五、六倍。

3.社会保障制度属地原则不适应流动人口的流动性特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时期比较晚，尽管近年来经过了一定的改革和发展，社会保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但社会保障水平仍然低于适度水平，这也反映出了我国的社会保障能力有限。又因为各省市、各地区的经济状况有所不同，虽然宏观政策由中央制定，但具体执行则分配到各个地方，并按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而有所差异，如在缴费、发放上就不同，某些险种就具有了属地的特征。加上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很高，低水平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又具有一定的不可流动性缺陷，这就很难适应流动人口的这种特征。这就使得流动人口在社会保险基金区域统筹和跨省流动中存在着很大冲突，从而导致流动人口参保率低，且容易发生中断或频繁退保现象。

4.国家财政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力度不够。现在我们国家主要把财政资金投入到城镇人口的社会保障建设上，使得社会保障覆盖面狭小，很少顾及到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居住在偏远城中村的流动人口更是少人问津。社会保障资金主要靠国家财政拨款，而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存在着潜在财务危机，是的社会保障基金收不抵支，收支不平衡。特别是在养老保险方面，存在着十分普遍的“空账运行”现象，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在社会保障项目上的隐性负债约为5万亿元。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全国企业养老保险金收入，即使在‘空账运行’下也无法满足支出需要，且年度赤字规模呈逐步扩大趋势，目前在300亿元左右。”（李春根2009年）由此可见，国家对于城镇人口的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尚且如此，更何况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呢？显然，国家财政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力度是远远不够的。

五、建立适合城中村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宣传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意识

由于很多城中村流动人口没能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和作用，就谈不上怎么改善和维护自身的社会保障了。所以要加强培育城中村流动人口适应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价值观念，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意识。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观有人本主义价值观和公平的价值观等。人本主义价值观即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人作为最高的价值是政策思考的逻辑起点。培育人本主义的社会保障价值观是让城中村流动人口认识到自身的价值，认识到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性。而公平价值观是指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公平”，通过结果与起点公平的维护来实现制度的目标与功能。培养公平价值观可以使流动人口意识到自己有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从而激发其主动争取社会保障的意识。不管是通过培育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价值观还是其他提高其社会保障意识的方式，都需要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通过开展诸如“社会保障知识普及流动人口”或“社会保障知识进城中村”等活动，使社会保障知识在城中村流动人口中得到最大力度的普及和宣传。

（二）加大政府财政资金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投入力度

改革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与运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资金投入仍不够，严重影响着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完善，城中村的流动人口难以享有本应享有的社会保障权利。因此，要加大国家与地方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尽早在所有地方都建立起适合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机制。这就需要加大公共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积极扩大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资金筹措渠道。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持，是建立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条件，各级财政要转变职能，调整预算支出，建立公共财政，拨出需要用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的投入资金。但这部分资金是有限的，不会一下子就能形成较高的水平，所以要把资金用在急需的地方。财政投入的重点应该放在完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意识的教育及宣传上。加大财政投入，特别要加大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福利力度，如加大流动人口在就业、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且还要做到不仅要将该参保的流动人口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把该缴的基金都缴纳集中起来，还必须确保流动人口缴费后都能够依法充分享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待遇。

（三）制定流动人口社会福利优惠政策

1.将流动人口纳入住房优惠政策和救助范畴。调查流动人口的住房需求，妥善处理和解决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及困难。要明确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社会保障属性，加大投入建设力度，把在城镇稳定就业的流动人口及其家属纳入住房优惠政策并享受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优惠救助；切实把流动人口纳入享受住房公积金的范畴，不要有其名无其实。除了优惠救助，政府应对流动人口聚居的城中村出租屋管理制度进行引导和改进。此外，政府可还以通过投资为流动人口提供专门的聚居区，收取低廉房租，并做好聚居区的治安管理工作，切实维护流动人口的生活安全。对交不起房租的流动人口做好真实核查，根据核查结果为其提供相应的住房补助，保障流动人口住有所居。

2.建立平等的义务教育制度。要建立平等的教育制度，首先要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和提高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要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一定要加强舆论引导，使人们在思想意识上充分了解到流动人口的社会角色已逐步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城镇社会保障系统应将其纳入到体系中来。国家财政应加大流动人口聚居地的预算内教育投入，特别是生活在城中村低水平下的流动人口，更应该得到公平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从而提升其社会保障意识，增强其就业能力。放宽户籍制度，消除歧视性教育政策，取消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借读费用，使流动人口的子女能够在城市获得与城镇人口子女一样公平的教育权利，特别是针对农民工的子女，输入地的政府需要承担起其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让流动人口的下一代能够获得公平的教育权，也能让流动人口的下一代能够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能在将来的社会竞争中取得公平的竞争机会。

3.加快构建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要加快建立全面覆盖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应高度重视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保障机制、扩大保障覆盖面和提高保障标准，从而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权益的缺失是流动人口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首先要在全社会树立权利面前人人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和城乡之间人人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清理和废止对流动人口有歧视和限制的各项政策，坚决制止向流动人口收费和变相收费，尽快出台保护流动人口权益的政策，重点解决流动人口工伤、医疗、失业、养老四大保险缺失问题。同时，还要着手组织起草关于流动人口权益的法律法规，依法保护流动人口权益是治本之策。（1）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城中村流动人口的基本生活。由于城中村流动人口的收入普遍不高，生活水平低下。而现代社会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面较窄，没能很好地保障城中村流动人口的基本生活。所以要努力构建并完善覆盖城乡居民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样就能够在保障城中村流动人口基本生活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如政府应在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加大财政拨款，或通过各种宣传渠道争取社会各界对流动人口的帮助，特别是对刚进入城镇务工却暂时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农民工或者其他处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流动人口给予适当的救助。让城中村流动人口可以享有与城镇人口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权利，从而初步实现流动人口能够免除生存危机，为建设健全、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2）构建全国统一性社保制度，实现社保的可流动性。为了解决当前城中村流动人口社会养老保险的“便携性损失”问题，刘传江、程建林（2008）结合流动人口的具体情况与特点，提出构建全国统筹的流动农民工养老保障体系五项措施：一是建立缴费标准的“年×级”制度；二是实行集体账户对个人账户的转移；三是建立缴费年限的弹性制度；四是实行缴费年限折算；五是实行保险费折算与建立养老保险交费；卡。为了克服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两大问题，谨防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需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即将目前的“简单型”统账结合升级成为“混合型”统账结合。“混合型”统账结合保险制度有以下优势：可以跨越城乡鸿沟、打破户籍壁垒和农工之分，具有制度便携性特点，任何群体及个人都可以在全国统一的社保制度内自由流动，可随身携带，不存在身份转换等问题。还可在异地缴费和退休，这就完全克服了原有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可流动性缺陷，从而大大减少了其所带来的损失。（3）建立适合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制度。由于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很大，所以为流动人口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应与现存的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有一定的差异，需制定和出台适合流动人口特点的政策和制度。（1）流动人口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流动人口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做实养老保险账户，个人缴费完全进入个人账户，逐渐补足过去对个人账户的透支部分，而且不能再透支个人账户。这种账户的优越性在于，当某一流动人口流动的时候，他的个人账户必须是实的，这样才有利于养老金随着流动者的流动而移动。同时，向流动人口公开个人账户，方便流动人口随时查询自己账户上的养老金，以提高其参保兴趣及降低退保率。（2）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险制度。建立适合不同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险制度就是将已经就业稳定的流动人口纳入到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中，也可自愿参加原户籍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完善医疗保险结算办法，当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患大病后，希望回到原籍治疗的参保流动人口可享受医疗结算服务；而对于高流动性人群，可以建立与上面提到的“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制度”相类似的个人账户医疗保险制度，所筹资金由个人和用人单位共同承担，落实好个人账户的建立以方便流动人口流动而随时随地提供医疗服务。（3）流动人口的工伤保险制度。要建立适合流动人口的工伤保险制度，特别是针对农民工，要认真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并依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各地制定的《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办法》等。（4）流动人口的失业保险制度。要建立适合流动人口的失业保险制度，就要不断拓宽失业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加大失业保险金筹措力度以提高失业保险的给付水平。努力提升失业保险制度在就业促进方面的效率，实现以再就业培训为主导和兼顾失业者基本生活的失业保险制度。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职业培训及引导性培训，使流动人口更适应岗位的需求。如为流入人口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相应补助由政府提供，培训课程主要由职业培训机构或企业组织，并为暂时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流动人口提供必要的生活补贴，以保证其在职业培训期间的基本生活。还要完善就业信息公开发布制度，尽快实现就业信息和劳动力市场信息的网络化，使流动人口及时有效地获取就业信息以方便其查询和使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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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毛小玲，张朋柱.基于合作博弈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多方利益分析[J].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2.

[8]杨菊华.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研究[J].人口研究，2011.

作者简介：梁家春（1987-），女，汉族，广西北海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学。

作者：梁家春

人口工资收差异调查论文篇3：

村庄内部的收入差异及农民的认识

［摘要］目前中国农村村庄内部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但不同的村庄情况各异。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加大。不同阶层和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的认识有较大差别，收入较低、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更倾向于强调当前收入差异的不合理性，收入差异不合理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方式不公。因此，必须关注农村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和加强农村的政治民主建设，以缓解由于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压力。

［关键词］村庄内部；收入差异；农民；认识

［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着眼于改进微观主体的激励机制，使长期受压抑的经济增长的潜力得以释放，农村居民的人均收迅速增长，从1978年的134元上升到2003年的2 622元；但与此同时，中国农民收入总体基尼系数也不断扩大，1978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24，1986年为0.33，1990年为0.31，到2000年中国农民收入总体基尼系数已提高到0.42l，达到了国际上公认的较大不平等的水平。[1]

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收入差异，学术界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总体来看，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差异的变化趋势，以及影响该变化趋势的各种因素的分析方面。在研究内容上，中国农村总体收入差异，中国农村区域间（如三大地带间和省际）收入差异，以及区域内部（如省内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均被广泛关注。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较为成熟。在这一领域，朱玲（1992）、张平（1992）、白志礼（1993）、Rozzlle（1994）、张平（1998）、卡恩（1999）、李实等（1999）、奈特（1999）、万广华（1998、2004）等的研究较有代表性。

虽然目前的研究成果丰富，但较少涉及到村庄内部农民收入差异的研究，尤其是农民对目前收入差异的认识和承受能力较少有人涉及。农民的收入差异由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构成，而农民感受更深刻的可能是地区内部尤其是其所生活的村庄内部的差异。因为就微观经济个体而言，收入差异的意义主要在于该个体在其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所能感受到的差异，而这样一个感知范围主要取决于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即社会学上所谓的“荡漾的圆圈”（费孝通，1936），受个人生活和社交范围的影响，通常这个圆圈止于村庄“社区”内部。[2]通常认为，即使宏观的地区差异悬殊，但若社区内部较平衡，可能并不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此社区内部的收入分布状况可能对农民的心态以及农村社区的和谐与安定有更为直接的影响。笔者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一方面对中国村庄内部的农民收入差异作出简单的描述，另一方面从农民的视角出发来描述其对村庄内部收入差异认识，并且关注分配过程是否公正对农民的承受力的影响。笔者认为，农民收入差异的不断扩大与农民社会的阶层分化是一个伴生的过程，随着中国农民社会逐渐分化为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社会地位的农民可能对现存的收入差异有不同的认识，因此从社会阶层的视角来观察农民的收入差异，以有助于找出农村社会矛盾的根源。

二、调研情况说明

本研究样本选择根据各省区的特点及其代表性，抽样范围包括浙江、江苏、江西、河北、四川五省，涉及到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在具体地区选择上同样注重其代表性，例如在河北，调查样本包括张家口、沧州、唐山、衡水、保定、承德、石家庄、邯郸8个地区的9个村庄，基本覆盖了河北经济发达、中等及较落后的各个地区。本调查中，农民是居住在农村、并拥有农业户口者。在每个选定的村庄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30个~40个样本户，对户主进行访谈。调查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被调查者的收入状况和职业类型；二是被访者对目前存在的村庄内部的收入差异的认识。调查共收回问卷1 340份，有效问卷1 184份，有效率为88%，表1是样本户的分布情况。

三、调查结果及说明

（一）农民收入差异

笔者使用户主的“劳动者个人纯收入”指标来描述农民的收入水平，其内容包括经营农业收入、经营非农业收入、工资、奖金、津贴、子女亲戚赠送、国家补贴救济、房屋出租租金、耕地转包收入、利息收入及其他。在计划生育背景下，农村家庭通常具有相差不大的家庭规模，因此，“劳动者个人纯收入”与“家庭个人纯收入”的变化方向是基本一致的，用它来描述农民间的收入差异也是基本准确的。与通常使用的“人均纯收入”指标相比较，“劳动者个人纯收入”指标的好处在于它与劳动者的职业阶层联系紧密，不会由于家庭人口的平均而掩盖不同职业农民的收入差异。农民个人收入包括经营农业收入和经营非农业收入，被调查者作为户主，有可能利用了全家大部分生产资源，并且往往有家庭其他成员参加劳动，因此，该收入的高低往往与家庭规模的大小、资源的多少有关，不能完全视为其个人所得，数据的绝对值比较高。

1．村庄内部的收入差异。从总体样本看，劳动者个人纯收入最小值为200元，极大值为20万元，均值为11 753元，总体基尼系数为0.51，说明中国农村居民的劳动者个人纯收入差异巨大。从省内差异看，用本次调查的数据计算，浙江、江苏、河北、四川和江西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52、0.44、0.43、0.50、0.49，均存在巨大差异。但村庄内部差异有较大不同，有15个村庄的基尼系数小于0.4，占全部样本的40％，另外60％的村庄内部收入差异超过0.4的警戒线，收入分配存在较大不平均（见表2）。村庄内部基尼系数的大小在不同省份和不同地区内（指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分布无明显差别，可能的原因是，相对于所属省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的影响，村庄内部收入分配受村庄所处的微观环境的影响会更深。例如村庄所处的地理位置（交通是否便利、是否位于城郊等）、自然资源条件（如农业生产条件、是否拥有矿产资源）、当地非农就业机会、村庄内部的民主与社会发展情况等，可能对村庄内的收入差异产生更大的影响。

2．不同职业农民的收入差异。农民间的巨大收入差异和农民职业的多样化是改革开放后同时出现的现象，因此从不同的职业阶层角度考察农民的收入差异具有特别的意义。笔者基本上沿用了陆学艺对农民职业的划分方法，但考虑到实际情况的变化，在本调查中，雇工指短期打工，农民工指长期打工。①[3]出于对研究目的和调查的难易程度的考虑，笔者把收入作为职业划分的主要标准，以劳动者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作为其主要职业。表3是不同职业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

从表3可以看出，农民的职业分化程度很高，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的劳动者的比重已经下降到35.0%，收入水平也最低。从农业领域分离出去的农民均获得较高的收入水平，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均是农民中的高收入者，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智力劳动者（主要指教师、医生、乡村技术员等）处于中间阶层。雇工与农民工相当，收入高于农业劳动者，但处于非农劳动者的底层。农村管理者的平均收入为10 470元，在农村社会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②由于调查数据的限制，笔者不能计算职业差异对村庄内部基尼系数的贡献度，但从表3可以直观地看出不同职业的农民劳动者个人纯收入有明显的差异，并成为影响农民社会的收入差异的重要因素。

（二）农民对收入差异的认识

农民之间的收入差异不断扩大带来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村已经由改革开放前收入均等化、社员同质化的社会转变为收入差异较大、村民间的阶层差别明显的社会，农民深刻地体会到彼此间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别。了解农民的切身感受、正确把握农民收入差异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影响，对农村社会的治理和农村经济政策的制定非常重要。由于农民通常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村庄内部）比较彼此之间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因此笔者将调查对象限定在村庄的层面上。

1．多数被访者认为目前村民之间收入存在较大差异。村民间的收入差异反映了村民对收入差异的承受能力。调查结果表明，除29.7%的人认为差异适中外，相当大部分的农民认为村民之间的收入差异“非常大”或“很大”，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差异“很小”或“非常小”（如表4）。笔者进一步考察了不同职业、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的被访者对村民之间收入和职业差异程度的看法，发现以上3个因素对村民关于职业和收入差异程度的看法均没有显著影响③，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本问题不涉及“对”与“错”或“应该”与“不应该”等价值判断，所以不同阶层的人的观点没有明显差异。虽然东部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但3个地区村庄内部的农民收入差异没有明显差异，因此从总体上看，不同地区农民对农村内部收入差异程度的认识类似。

2．多数被访者认为目前的收入差异存在较高的不合理性。调查中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村民之间存在收入差异，您认为是否合理？”答案分为：完全合理、比较合理、合理、不太合理、完全不合理（见表5）。从表5中可以看到，37.3%的被访者认为目前农民之间的收入差异是合理的，同时累计24.2%的被访者认为比较合理和完全合理，累计38.6%的被访者认为“不太合理”和“完全不合理”，比较而言，更多的被访者倾向于认为村民之间的收入差异“不太合理”或“完全不合理”。笔者倾向于更多的被访者认为的目前收入差异存在较高的不合理性。

3．不同社会阶层和收入水平的农民对收入差异的合理性有不同的认识。进一步考察发现，不同的农民对目前收入差异程度的合理性有不同的认识。（1）农民所处的社会阶层会影响其对收入差异的认识。在本课题其他部分的研究中，笔者在陆学艺划分的农民职业阶层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获得的数据资料，主要根据不同职业者的收入，结合农民对不同职业的美誉度，将中国农村社会进一步分成下层、中下层、中上层、和上层四个社会阶层，下层是纯农业劳动者，中下层包括雇工和农民工，中上层包括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智力劳动者，上层包括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管理者。表6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农民对现存收入差异合理性的认识。

对表6中每一列的数字，如果认为“不太合理”比例的大于认为“比较合理”的比例，认为“完全不合理”的比例大于认为“完全合理”的比例，说明该阶层的人总体上认为收入差异比较不合理，反之，说明该阶层的人总体上认为收入和职业差异较合理。如果在该列中，下端的数字大于上端的数字，笔者称之为“下偏”；反之，上端的数字大于下端的数字，笔者称之为“上偏”；如果两种倾向均不明显，笔者称之为“无偏”。可以看到，农民所处的社会阶层明显影响到其对目前收入差异的合理性的认识。位于农村社会下层和中下层的农业劳动者、雇工和农民工列的数据明显下偏，说明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对目前收入差异存在较大的不满，经济发展的好处迟迟不能惠及自己，与其他阶层的收入差异越拉越大，使他们的忍耐力下降，所谓的“隧道效应”④或者说“不耐”现象已经显现[4]；位于社会上层的农村管理者和私营企业主列的数据明显上偏，乡镇企业管理者列微向上偏，这个阶层是既得利益者，尤其是农村管理者和私营企业主站在农村社会的顶层，对当前的利益分配格局比较满意；位于社会中上层的农村智力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列，前者微向上偏，后者微向下偏，偏离中心的程度都较轻，该阶层对当前的利益分配格局既不特别满意，也没有多大不满。同时，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对收入差异合理性的认识不同。从表7可以清楚地看到，收入高的人倾向于认为现存的收入和职业差异是合理的，收入低的人倾向于认为其不合理，该表7中的数据支持了前面的解释。

4．被调查者认为收入差距不合理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方式不公正。从社会分配的角度看，从改革开放前相对平均的分配到目前主要按照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相当多的研究分析了形成农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时明国（1998）认为，农民的家庭特征和个性发展差异，如家庭人口状况、劳动力状况、土地占有量、资产拥有量、个人对市场经济的适应程度等起重要作用[5]。段庆林（2002）则证明家庭人力资本差异对农民收入差异有重要影响[6]。张车伟等（2004）认为，劳动报酬收入逐渐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能否实现职业转换是造成农民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7]。总体来看，学者们将农村内部收入差异的根源基本上归结为家庭或个人拥有的要素禀赋的不同，隐含的结论是，一部分农民认为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可能是由于他们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功能性收入分配的方式。那么农民对这个问题又是如何认识的呢？笔者划分了6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拥有者，要求被访者回答“什么样的人实际上获得了高收入，什么样的人应当获得高收入？”根据重要性分别选出前3个，前者反映了目前中国农村的收入分配格局，后者则反映了农民对“公平”的分配方式的认识，统计结果见表8。

从表8可以看到，有41.9%的被访者把“当官的人”列在“实际获得高收入的人”中第1的位置上，并且“当官的人”以791.8的高分远远高出其他人，成为村民公认的实际获得高收入的人，在村民心目中，拥有“权力（组织）资源”与高收入密不可分。“家庭背景‘硬’和有社会关系者”、“有资产者”、“脑子聪明胆大敢干者”和“有文化和技术专长者”均在500分左右，他们分别拥有社会资源、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经营才能成为村中的高收入者。如果没有其他资源，单纯的吃苦耐劳者难以获得高收入，“吃苦耐劳者”以108分名列最后1位，仅有累计12.8%的被访者认为吃苦耐劳的人实际上收入较高。这说明，实际上村民已经认识到，目前收入分配的格局是按照个人所拥有的资源进行分配，单凭吃苦耐劳而不拥有其他任何资源只能处于社会的底层。

那么，在农民的眼中，社会财富应当如何分配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主要按照个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进行分配，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和财富的人将获得更大的收入份额，而且通过财富的积累富有者会变得更加富有，而贫穷者将会更穷，产生所谓的“马太效应”。但即使如此，农民还是非常认同按照生产要素的拥有量分配财富的原则。绝大多数村民认可按照个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进行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在实际应当获得高收入的人中，“有文化和技术专长者”和“脑子聪明胆大敢干者”分别获得962.2和802的高分排在第1位和第2位，在村民的眼中，这两类人是凭本事吃饭，对这两类人实际上获得高收入村民是高度认同的。如果拥有更多的资产是不是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尽管建国以来中国对这一问题长期的舆论宣传都是负面的，或者至少是没有明确提倡的，但是一些农民还是认同通过拥有的资产获得收入的合理性，这一类人获得329分，处于第4位。调查中有的农民表示，如果这些资产是通过个人的辛勤经营和劳作所得，那么，通过资产获得收入就是合理的。农民认为“吃苦耐劳的人”应当获得高收入，这类人获得553.2分，虽然这部分人除了简单劳动力不拥有任何其他资源，但付出了劳动理应获得回报的观念还是深入人心。前面讲到，实际上这类人并没有获得高收入，辛勤劳作仍处于社会底层是目前农民对收入分配不满的原因之一。村民认为，通过权力和社会关系获得高收入是最不应该的，“当官者”和“家庭背景‘硬’和有社会关系者”两类人分别获得118和100.2分，分别处于倒数第2位和第1位，而正是这两类人在“实际获得高收入的人”当中名列第1位和第2位。将“应当获得高收入的人”和“实际获得高收入的人”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现实的收入分配格局与村民的价值观念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正是农民对当前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层格局不满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体现了处于农村社会底层的农业劳动者、雇工、农民工的痛苦和无奈。

5．从整体看农村仍然是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但收入差异继续扩大可能会影响村民之间关系。尽管村民认为目前存在的收入差异较大，而且不满，但是多数村民还是比较认可乡村里的邻里关系，调查显示，有30.3%的人认为村里人相处得很好，64.2%的人认为村里人相处得一般，仅有5.5%的人认为村里人相处得不太好。但同时，人们也表示出了对收入和职业差异进一步扩大的担心，有24.6%的人认为收入和职业差异进一步扩大肯定会影响乡邻关系，45.2%的人认为可能会影响乡邻关系，只有30.2%的人表示肯定不会影响乡邻关系（见表9）。

四、简短结论及政策启示

目前在中国农村相当多的村庄内部存在较大的收入差异，但不同的村庄有较大不同，同时随着农村社会结构多元化，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对于当前村民之间的收入差异，多数农民认为是比较大的，但对于存在这样的差异是否合理，不同阶层和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的认识则有相当大的不同，收入较低、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认为当前存在的收入差异是不合理的。进一步的调查表明，农民认为收入差异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方式不公正，从总体上看，农民普遍认同按照所拥有的资源禀赋的多寡来进行分配的市场分配方式，但对于部分人通过权利和关系攫取财富形成的收入差异有很大不满，这反映在部分地区干群关系的紧张上。虽然从总体看农村还是一个较稳定的社会，但相当部分的村民担心收入差异的进一步扩大会影响村民之间的关系。

以上述结论为基础，农村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必须要重视两个方面的问题：（1）要特别关注农村弱势群体特别是纯农业劳动者、雇工和农民工的福利。这部分人处于农村社会的底层，对现存的收入差异有较大的不满，如果经济发展的好处长期把这部分人排除在外，会使其逐渐失去耐心和希望，这将成为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关注他们的发展不仅仅是出于社会稳定的目的，同时也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必然要包括的内容。（2）要关注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随着中国平均主义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向按照拥有的生产要素的多少通过市场进行分配，分配方式的改变激发了农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但同时农民对于部分人通过权力和社会关系攫取社会财富的方式感到不平，因此，特别需要注意农民对财富分配方式的不满，这对中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

注释：

①陆学艺（1989）将农民分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八个阶层，在陆学艺的原文中，将农民工定义为受雇于国有和集体企业者，将雇工定义为受雇于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者。

②这与村民对其收入的认识有一定差距，文章的后面将分析这一问题。

③上述三个因素与“农民对收入差别程度的认识”变量的相关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④“隧道效应”是指在一个塞满车的隧道中，如果一个车道的人看到另一个车道的车开始移动，他虽然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但会认为自己的车也有移动的希望，但是，如果自己车道的车长时间不动，他会由于极度失望而逐渐失去耐心。

［参考文献］

［1］A.P.瑟尔沃.增长与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2］段庆林.典型贫困地区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差异影响的比较研究［J］.市场经济研究，2002，（6）.

［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4］陆学艺.重新认识农民问题——十年来中国农民的变化［J］.社会学研究，1989，（6）.

［5］时明国.湖北农民收入差异研究（中）［J］.市场与人口分析，1998，（2）.

［6］张车伟，王德文.农民收入问题性质的根本转变［J］.中国农村观察，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