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范围的界定

公务员范围的界定（通用6篇）

篇1：公务员范围的界定

1、如何理解我国对公务员范围的界定？

公务员范围

根据公务员法草案说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公务员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公务员的范围是以下七类机关工作人员。[1]中国共产党机关的工作人员。[2]人大机关的工作人员。[3]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4]政协机关的工作人员。[5]审判机关的工作人员。[6]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7]民主党派机关的工作人员。

公务员包括哪些人

公务员法明确界定了公务员的范围。如果一个工作人员同时符合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这三个标准，就属于公务员的范围。此外，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经批准参照公务员法进行管理。根据该法的限定，公务员必须具备我国国籍，外籍人士无缘公务员职位。哪些人不得录用为公务员

公务员法规定，下列3种人员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曾被开除公职的；有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情形的。

法律还规定，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录用公务员，必须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内，并有相应的职位空缺。招录机关应当发布招考公告，公示拟录用人员名单。新录用的公务员试用期为1年。

聘任制纳入公务员管理范畴

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管理将引入聘任制，即机关根据需要，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实行聘任制。机关聘任公务员可以参照公务员考试录用的程序进行公开招聘，也可以从符合条件的人员中直接选聘。机关聘任公务员应签订书面的聘任合同。聘任合同期限为1年～5年。聘任合同可以约定1～6个月的试用期。聘任制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实行协议工资制，具体办法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

篇2：公务员范围的界定

(1)依法履行公职。依法，既包括依照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也包括依照党内法规。履行公职，是指依据职责从事公务活动。在我国，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既包括各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包括政党机关、机关工作人员等。

(2)纳入国家行政编制。按照我国现行编制管理制度，编制可分为行政编制、事业编制等。行政编制不单纯是行政机关使用的编制，而是各类机关工作人员使用的编制。在一个机关中，不是所有人员都使用行政编制。如人大、民主党派机关中不驻会的人员和机关工勤人员，不使用该机关的行政编制。还有一种情况，有的使用行政编制，也不是公务员，如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中的消防员。

(3)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公务员属于国家财政供养的人员，由国家提供工资和福利等保障。这不是说所有财政供养的人员都是公务员，如公立学校的教师、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等，国家负担其工资福利，由于不具备前两个条件，不属于公务员。

公务员考试报名条件是什么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考生年龄在18周岁到35周岁之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非在职人员)年龄放宽至40周岁以下。

3、拥护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4、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行。

5、具有可以正常履行工作职责身心素质。

6、具有岗位要求的工作能力。

7、最低大专学历。

8、满足岗位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大专能考公务员吗

可以报考公务员。公务员报考要求：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这意味着大专毕业并取得相应的学历证书可以报考公务员。但一般大专生报考公务员能够选择的岗位非常少，而且竞争比较激烈。

但是公务员常见的岗位一般会要求本科以上，有些好的职位甚至会要求全日制以上。但这并不代表全部。

篇3：论经理权范围的界定与完善

(一) 经理权概述

公司经理权, 是指公司经理在法律、章程或契约所规定的范围内辅助执行公司业务所需要的一切权利。 (1) 经理权是大陆法系国家商法典中的概念, 例如德国的《商法典》中规定到, 经理权是指被授予从事各种诉讼和非诉讼活动在和商事经营过程中进行法律活动的权利。在公司法的研究中, 经理权是一项很重要的研究领域。这是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已使管理公司成为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因此, 公司经理以此为契机, 由单纯的“他人资本的管理人”“高级打工仔”发展到拥有公司控制权实权阶层, 并由引发了“经理革命”的时候, 法学家不得不关注这一影响公司命运的特殊利益阶层的权利问题。 (2)

(二) 经理权的具体权利范围

纵观各国关于经理权的立法, 为确保实现经理权的功能, 很多国家赋予公司经理以广泛的权利, 内容主要有以下七类:一是代表公司签订业务合同, 有些国家将其限定为一定金额的合同;二是任免经理以外的其他公司职员;三是执行董事会制定的经营方针和计划;四是定期向董事会报告业务情况;五是向董事会提交年度经营报告和分配方案;六是负责管理公司日常事务;七是代表公司参加诉讼。 (3) 我国《公司法》第50条和114条分别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权进行了相应的规定, 其中第50条列举了8项经理的职权, 从内容上看, 经理的职权要大于其他国家所规定的经理权。

二、经理权范围界定的缺陷及其完善

(一) 经理权范围的限制

权利总是趋于扩展, 因此其总是需要界限的, 在“经理中心主义”的背景下, 经理权面临着被滥用的风险。所以尽管各国法律所规定的经理权的权限范围十分广泛, 但各国在制定法律的同时, 仍然对经理权做了一定的限制:大陆法系国家主要是通过直接约束机制来限制经理权, 例如法律规定经理权之范围进行限制、通过公司章程或合同进行限制、通过授予共同经理权进行限制;英美法系经理权则主要是通过间接约束机制, 例如股东控制股票市场、反面推定察觉原则以及公司内部行政条规来进行限制。

(二) 经理权范围界定的缺陷

1. 经理与董事会之间的权利界区不甚合理, 经理的权限范围过大。

我国《公司法》第51条和第155条规定执行董事或者董事成员可以兼任经理, 这一规定虽然看似有利于公司的灵活管理和经营,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经理与董事会之间的利益平衡。这样做使得经理更容易一人操纵公司, 不仅有违内部制衡的精神, 也模糊了经理和董事会的界限, 不利于公司的发展。与很多国家一样, 我国《公司法》也赋予了经理广泛的职权, 包括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拟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拟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等。 (4) 此外, 经理作为董事会领导下的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的机构, 为便于其了解情况、汇报工作, 《公司法》还规定经理有权列席董事会会议。而这些权利在西方国家公司立法和公司实践中多由董事会行使。就此而言, 我国公司经理的职权显然要大于其他国家所规定的经理权, 导致董事会形同虚设。由此可见, 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导致经理权在实践中趋于膨胀, 然后引起了经理与董事会之间的利益不均衡。

2. 某些迫切需要赋予经理的权利未予明确。

我国《公司法》虽然在对经理权的范围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要大于其他国家, 但是对于某些迫切需要赋予经理的职权却未予明确。根据我国《公司法》对经理职权的列举规定可见, 经理的代理权被限定在业务执行权之内, 对外无代表权。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 未明确规定经理在执行业务时有代表公司签字的权利。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 其有权代表公司实施有效的法律行为, 但是法律并没有赋予经理这一权利。我国的通说认为, 经理对外代表公司, 须经董事长 (执行董事、董事会或公司章程) 单独授权, 否则其无代理权。也就是说, 经理权的本身并不包含对外代表公司签字的权利。这一理解显然与《公司法》所确定的经理权内容的目的相矛盾。因为《公司法》所规定的八项经理权一旦付诸实施, 必然会发生公司与外部大量业务和人员的联系交往。如果经理没有代表公司签字的权利, 则会使很多业务处于尴尬的境地, 不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其次, 未明确规定经理在执行业务时有代表公司为诉讼行为的权利。台湾学者认为, 经理有权代表公司为一切与营业有关的诉讼行为, 这种诉讼代理权为准法定代理权。 (5) 德国的《商法典》也赋予了经理实施诉讼上的法律行为的权利。也就是说, 经理在代表公司为诉讼行为时, 不需要公司进行委托授权而可以直接参与诉讼。经理是参与公司管理和经营的直接指挥者, 其对公司的情况应该是很了解, 我国的《公司法》中并没有授予经理代表公司参与诉讼的权利, 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公司的经营和管理。

(二) 经理权范围界定之完善

经理权的范围在经理权制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范围的确定关系到经理权制度的根本宗旨和目的的实现, 而对范围的限制又是保证经理权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综上所述, 我国在经理权在权利范围方面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亟待完善, 这不仅需要立法对经理权范围本身的完善, 在立法体例上应采取多维度、系统化的立法模式对其进行限制, 更重要的是需要建立起完善的经理权制度, 从内部进行管理和限制。例如法律应当明确经理权的性质, 平衡经理与董事会、股东会之间的利益。反过来讲, 对经理权范围的确定也是建立完善的经理权制度的重要基础。在完善经理权制度的相关立法的基础上, 采用公司章程或合同等意定形式协商确定经理权范围也不失为完善经理权范围的方法。此外, 除了对经理权范围进行限制, 还可以通过激励机制对经理权进行限制。通过对经理的激励, 将经理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经理在进行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时, 就会更多地为公司着想, 从而促进经理权利范围的有效限制。

摘要：随着现代公司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经理中心主义”逐步崛起, 公司的经理权日益得到扩张和强化。为确保经理能够充分发挥其经营才能, 实现公司的高效经营, 同时又能兼顾公司、股东利益和交易安全, 构建科学、合理的经理制度便成为各市场经济国家所面临的共同课题。我国的《公司法》中对经理权的规定不是很完善, 我国的经理权制度也还存在很大的缺陷, 权利膨胀和权利现象同时存在。因此, 对经理权的范围进行界定以及限制就显得很有必要。本文通过对各国经理权的法律规定入手, 确定经理权应有的权利范围, 以及对经理权的范围限制进行说明。

关键词：经理权,权利范围,限制

参考文献

[1]谢怀.外国民商法精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范健, 蒋中兴.公司经理权法律问题比较研究——兼及我国公司立法之检讨[J].南京大学学报.1998.03.

[3]申维娜.论我国公司经理权的规范机制[J].法制与社会.2008.07.

[4]张如海.公司经理权制度探析[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08.08.

[5]赵万, 宋时波.公司经理权的界定及其在我国的法律完善[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6.09.

篇4：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档案范围界定

著作权法保护什么?伯尔尼公约第一条具体阐述为“适用本公约的国家为保护作者对其文字和艺术作品所享有权利结成的一个联盟”,实际上保护的是作者对其作品所享有的权利。档案作为整个民族文化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类历史文明,其中也不乏有很多作品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但是,并非所有的档案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一、从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上看

著作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客体来看,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档案范围应当具备五个前提:

(一)私有性、权利主体确定性。知识产权本质上虽是一种具有社会性质的产品,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但基于法律安排而成为具体、特定的私人权利对象,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产权要进入市场交易环节,必须满足一个前提,即具有私人物品属性,并且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必须是可以确认的。如创作者、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设计人、商品的特定生产者或经销者或服务的提供者。由此可以得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档案也应具有私有性及权利主体的确定性。这里称的权利主体应该包括所有权人与著作权人两大类。由于所有权与著作权有时是分离的,档案实体的所有权和著作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包含不同的内容,如档案的创作者也就是檔案的最初所有权者以合同、捐赠或是继承遗赠的方式转移档案所有权时,档案的著作权并不发生转移,当然有关著作权的财产权如复印权、展览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是可以转移的,而有关人格权如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却不在转移之内。因此档案的私有性、权利主体性是判断著作权法保护档案范围的首要前提。

(二)开放性。对著作权的侵犯并不表现为对财产的直接侵占,而大多表现为剽窃、仿制、假冒以及未经许可的实施与使用等行为。这些行为是源于著作权作为一种财产权,体现了权利主体的财产利益,具有财产价值和商品属性,权利人可以因此取得报酬、创造经济利益。然而知识产权是以公开为代价,具有无体性特征,知识产权人无法像管理有体财产那样去有效的控制自己的知识产品,而只能借助法律的保护享有和行使自己的权利。由此可知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档案也必须是公开的,有关档案的开放,《档案法》、《保密法》做了相关规定。其中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30年。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30年。此外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由国家授权的档案馆或者有关机关公布;未经档案馆或者有关机关同意,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公布。可见我国档案的开放受到各种限制。

(三)独占性。独占性是指知识产权对其知识的使用、传播、实施等独占、排他的权利,未经权利人的同意或许可,任何人都不能享有或擅自处置、实施或使用。根据知识产权法的相关条文规定,具有排他独占性质的知识产品才可能拥有知识产权。因此著作权所保护的档案也必须具有独占排他性。档案就其来源而言,有相关单位按《档案法》规定移交来的档案、有国家档案馆(室)通过征集、交换、购买等手段收集而来的档案、有档案所有者捐赠给档案馆的档案、还有档案馆(室)根据《档案法》规定或档案所有者要求代为寄存、保管的档案等。档案就其创作者而言,有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法人作者的档案;有公民个人作者的档案;也有介于法人作者和个人作者两者之间的档案,如个人职务内发明等。就档案所有权来看,有国家所有的档案、集体所有的档案、个人所有的档案等。但无论档案来源方式、创作者情况、档案所有权有何不同,著作权所保护的档案必须具有独占性。

(四)商品性。著作权法承认作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即承认作品是一种商品,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转让其著作权。由著作权人行使的著作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如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等)并可以依照约定或者著作权法相关规定获得报酬的权利。而传统的《档案法》所保护的档案本身是不能作为商品自由买卖的,但档案中所蕴涵的信息因具备可复制性而可以转化成商品进入技术信息市场,实行有偿转让和使用。因此,作品档案具有一定的信息商品性,利用此类档案的利用者应该向著作权人支付相应费用。

(五)时效性。各国知识产权法为了实现作者与社会公共利益关系的平衡,对著作权的保护都规定有一定的时效期限。一旦时效期限届满,该知识产品就从专有领域进入公共领域,为全人类所共享,原著作权人的专有权也告消失。如我国《著作权法》第21条规定:“对于公民的作品,其权利的保护期限为作者的终身及其死后50年,截至作者死后第50年的12月31日。而对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著作权(署名权除外)权利的保护期限也是50年,作者身份不明或者来源不明的档案的保护期限是截至档案首次被接收或者移交后的第50年的12月31日。”因此对于受著作权保护的国家档案馆永久保存的档案也应当遵循有关著作权法时效性的规定。

二、从《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来看

由于著作权所保护的“作品”除了具有知识产权所共有的特征,还具有自己独特的法律特征。因此从《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上看,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档案范围还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对象受保护“四要件”。有关著作权所保护对象应当具备的条件,各国著作权法一般没有做出详实的规定。厦门大学丁丽瑛教授提出了“四要件说”,即她认为著作权所保护的对象应当包括以下四个基本要件:①有特定的思想内容。著作权法只保护作品的表现形式,不保护其思想内容,但构成作品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要具有某种思想或者美学方面的精神内容。②有客观的表达形式(即可感知性)。这一要件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该表达形式必须是对作品特定内容的表达形式。第二,精神内容和表达形式都应当被表现出来。③具有独创性,所谓“独创性”是指作品对特定思想内容的客观表达形式必须具有独创性。独创性规定以“额头上的汗水”(Sweat of the Brow)原则来判定作品的版权与否;换言之,“独创性”可以解释为“不是模仿的结果”。④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公序良俗原则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著作权法。档案作品要成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对象首先应当符合上述四要件。

(二)必须是作品:著作权所保护的客体是作品。所谓的作品是指作者基于表达思想、情感、理论、学说而创作的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具有独创性并具有某种有形形式的智力创造成果。《著作权法》第三条将作品的概念定义为“文学、艺术和科技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具体划分为: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作品、戏剧作品、曲艺作品、舞蹈作品、杂技艺术作品、美术作品、建筑作品、摄影作品、电影作品等形式。从档案的定义上看,我国《档案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档案”是指对国家、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具体可以划分为党政档案(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和专门档案三大类。其中,文书档案中只有一小部分受著作权保护 。一般包括①年鉴、大事记、名录等;②立档单位照片、图片、录音、录像;③文体活动中创作的舞蹈、影视作品、作曲等;④汇编出版的图书 、资料等。科技档案是在自然科学研究、生产技术、 基本建设等活动中形成的产物,由于具有独创性,可以复制,因此大多数科技档案都受著作权保护。一般来说 ,受著作权保护的科技档案主要有以下几种:①基建档案类中各个工程项目的设计件、全套图纸、文字说明;②设备仪器档案类中设备的设计图纸、调试及操作手册、设备运行过程中的维修记录、改制改装技术等;③科研档案类中各个科研项目的原始数据、科技论文专著、课题报告、研制报告;④科技活动中形成的照片、录音图像等;⑤新产品的科技成果、工艺设计与创意 、产品技术总结等。专门档案种类纷繁复杂,判断的依据就在于这种专门档案是否属于文学、艺术、科技领域,是否具有独创性。主要包括①书稿档案,包括名人手稿、日记、笔记,活动中留下的影音图像、照片录音材料,以及重要的书信、函电等。②艺术档案,如文学剧本、分镜头剧本 、译制片台片、完成台本、剧本内容取材或改编前的原作、主创人员的创作设想、音乐总谱、歌词等。③会计档案,包括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告以及其他会计记录和文件、电算化系统生成的电子凭证。④教学档案,如教师的教学笔记 、教学心得,有关学科、专业设置及实验室建设的文件材料,运动会、文艺演出等形成的档案。但教学日历 、教学计划 、教学成绩等一般不享有著作权。此外,档案作品还应当包括知名人士讲学、观光留下的讲演稿 、墨宝以及美术大师雕塑、艺术作品等私人档案以及《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的民间艺术作品。

(三)电子文件、数据库亦属于著作权保护的范畴:电子文件(Electronic Records)是指以代码形式记录于磁带、磁盘、光盘等载体,依赖计算机系统存取并可在通信网络上传输的文件。数据库(Database)是指对信息的搜集、整序、存贮与高速传递处理的一门技术 ,现已发展为集信息技术 、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为一体的新型综合性技术。1996年12月20日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参加缔结的解决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问题的国际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英文简称为WCT)扩大了版权保护的范围,其中第四条规定:《伯尔尼公约》中的文学保护适用于各种计算机程序,而无论其表达的方式或形式如何;第五条规定:数据或者其他资料的汇编,无论采用任何形式,只要其内容的选择或排列构成智力创作,其本身即受到保护,但这种保护不延及数据及资料的本身,亦不损害汇编中的数据或资料已存在的任何版权。至此WCT国际条约最终确认了数据汇编(数据库)、电子文件在著作权中的地位。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对“网络作品权”及其相关权利的认可,指出“网络作品”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在互联网上运行的,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有形形式加以复印的文学、艺术和智力成果,包括数字化的文字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音像作品、视频作品、软件作品以及经过智力创作的网页、数据库等,应当予以保护。电子文件、数据库虽然在形式上具有数字性和不稳定性,但不影响其具有著作权。

(四)《著作权法》保护的例外。1、《著作权法》第五条规定了不适用著作权法保护范围的几种情形:①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②时事新闻;③历法、通用数表和公式。从档案的形成领域上看,大多数文书档案来源于与政务有关的文件,而这些政务文件为了国家或社会公众利益,从保护公众知情权出发,需要广泛的使用和传播,不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此外纯客观性的有关科技生产活动、科技成果的新闻报道,纯复制性的摄影照片,工程设计、产品设计中采用的通用设计图纸和公式、数表以及不具有独创性的其他科技、专门档案材料,也不能作为著作权保护的档案作品。2、必须是合法的作品。《著作权法》第四条规定非法作品不受保护的原则。档案作为一种原始的历史记录并不意味着档案都是合法的,档案也可能被非法篡改、或是人为伪造,对于擅自抄录、涂改、伪造的档案已经散失了档案的原始性,其参考与凭证价值大为降低,这样的“二次作品”不受《档案法》、《著作权法》的保护。此外,任何反动的、企图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禁止出版和传播的档案作品都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例如文革时期造谣诽谤、歪曲事实的大字报、反动标语,以及宣扬“法轮功”的所谓练功书、宣传材料都不能成为著作权保护的档案作品。

三、划分受著作权保护档案范围的意义

(一)有利于对法律责任的认定,维护档案所有权人、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著作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在现实中经常出现被剽窃、仿制、假冒以及未经许可的实施与使用等行为。由于目前《档案法》尚不健全,处罚力度及保护范围仍存在许多缺陷,甚至出现空白。所以,著作权法中对受保护档案范围的界定有利于对档案受到侵犯时,权利人借助司法诉讼或行政处理来主张自己的权利,以对抗他人未经其许可擅自实施或使用的侵权行为,维护档案所有权人、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

(二)有利于协调权利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站在社会公众利益的角度,著作权的客体是为社会公众所需要的,它涵盖了文学、艺术和科学各领域,如果人为地切断其共享性将严重阻碍人类的生存发展。然而,知识共享性与权利私有性这一对矛盾双方时常发生激烈地碰撞。近年来,频繁出现档案馆为利用者提供档案利用而遭到权利人以侵犯其档案作品著作权向人民法院请求侵权损害赔偿的案件,一时档案馆界人人自危,使档案馆利用工作重新陷入低迷状态。档案工作者以档案作品受著作权保护为由,拒绝提供档案利用,以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因此,著作权法中明确受保护档案的范围,一方面有利于确定档案馆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不被侵犯,避免档案馆工作人员误将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档案作品予以公开利用而造成的侵权损害赔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档案馆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开放利用,实现著作权人合法利益与档案利用者利益的平衡。

参考文献:

1、丁丽瑛主编:《知识产权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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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汤宗舜:《著作权法原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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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公务员范围的界定

党员领导干部、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 的范围界定

党员领导干部，其具体范围是：县以上领导班子成员；党政机关厅局以上领导干部；中央和省管理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央管理的企业（包括拥有集团公司主要资产的股份公司）及其二级公司领导人员和省管企业领导人员（如中国移动某省公司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二级公司总经理）；高等院校领导人员（如具有教授职称并招收研究生、或仍从事科研工作的高校党政领导人员）；中央金融单位以及金融系统一级分行领导人员。党员领导干部（领导人员）兼任中层管理职务的，原则上不视为生产和工作第一线人员，如高校、省社科院兼任二级学院或研究所所长职务的校（院）领导人员。

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其具体范围主要包括：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员等直接从事生产、服务和教科文卫体等工作的党员；县级以下党政机关的干部，包括乡镇、街道社区干部；省辖市以上党政机关的处级及以下干部；中央和省管理的事业单位中层及以下管理人员；中央和省管理的企业单位、中央金融单位中层及以下管理人员；其他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管理人员。

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员的范围界定

“工人”，其范围主要是：各类企业和金融单位中的非脱产管理人员、非专业技术人员、包括产业工人和营业员、服务员等；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中的非脱产管理人员、非专业技术人员；党政机关中的非公务员。从事各类生产、服务工作的农民工，都属于工人范围。

“农民”，其范围主要是：农村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和从事农村工作的非公务员，包括村“两委”干部、大学生村官；乡村教师、乡村医生和广播员、放映员等在乡镇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非在编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其范围主要是：企事业单位中在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的人员。担任中小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管理职务，同时从事教学、科研等专业技术工作的，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具有专业技术职称、在党政机关专业技术管理岗位工作的领导干部，不列为专业技术人员。

篇6：浅析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

新刑法第93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是刑

事立法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及哪些人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所作的立法解释。上述规定，解决了长期以来在国家工作人员概念上的纷争，同时明确地规定了“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范围。应当说，其科学性和实践操作性较之旧刑法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立法时没有对“公务”的含义，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等问题，作出具体的解释；加之理论界观点不一，认识分歧，因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屡屡发生歧义，直接影响了刑法的适用。当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从事司法实践工作的同志，都急切地企盼有解释权的机关能尽早就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所涉及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作出具体的解释，以便统一思想、统一执法。本文仅就如何正确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有关问题，略陈管见，以供参考。

一、关于以什么标准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问题

以什么标准界定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这是当前极具争议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是一种职务性犯罪，所以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具有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的资格身份，这是其从事公务的前提，故主张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应以行为人是否具有上述资格身份来确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主张在确定行为人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时，应以其是否从事公务来界定，无论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只要是依法从事公务者，即应视为国家工作人员之列。

事实上，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并非始于刑法修订之后。早在1995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之后，在如何界定公司、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问题上，理论界和司法实际部门便存在了严重的分歧。例如，1995年11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侵占和挪用公司、企业资金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公司、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有企业中的管理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委派到参股、合营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能的人员；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这是具有代表性的“公务论”。此后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年12月25日颁布了《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中规定：公司、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这是典型的“身份论”，得到了理论界部分专家、教授的赞同和支持。由于“两高”的司法解释不同，不仅进一步导致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执法的统一。

当前，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上的纷争，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颁布之后在如何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和争论的继续。它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一个用什么标准来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问题。

笔者认为，“身份论”和“公务论”都各有一定的道理。“身份论”的最大优点在于可以防止人为地将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扩大化，与新刑法第93条缩小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规定精神较吻合。而“公务论”的好处在于有利于打击犯罪，与当前犯罪的实际情况较为贴切。但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来看，片面地强调“身份”或“公务”，都难免有失偏颇。因为事实上，“身份”和“公务”是构成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的两大要素，二者是难以截然分开的有机整体。从理论上讲，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首先应具有一定的资格身份。这种资格身份，在我国大力推进人事制度和用人制度改革的今天，不能片面地理解或强调为是仅指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言，它还应包括依法取得从事公务的一种资格。而这种资格身份尽管有长期性的，有临时性的，其取得的方式也各异，如通过任命、聘任、委任、派出或者依据法律规定被选举、被任命或根据法律的规定而取得等，但都有一个客观存在和依法取得的问题。如果行为人根本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身份”，从事公务便无从说起。换句话讲，“身份”是从事公务的资格，没有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的身份，便没有资格去从事公务。而“从事公务”则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属性，如果抽去这一实质性问题，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亦不复存在。可见，在国家工作人员问题上，“身份”和“公务”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再者，从法律的规定上看，我国刑法第93条

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规定中，亦是将“身份”和“公务”融为一体的。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显然，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理应是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过去叫“干部”，现时称国家公务员），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国家机关中工作，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如工人、勤杂人员等，其从事的事务，也不可能是“公务”，故不能将他们纳入国家工作人员之列。第2款规定的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范围，也就是“准国家工作人员”的问题，包括以下三类人员：

（一）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

（三）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从法条规定的精神来看，上述“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也是“身份”和“公务”相融的有机整体。首先，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身份，他们或是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或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单位之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或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如果不具备上述身份，便没有资格去从事刑法意义上讲的“公务”。其次，具有上述“身份”的人员，所从事的必须是“公务”而非“劳务”；否则，亦不能成为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必须把“身份”和“公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而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标准，既非“公务论”，也非“身份论”，它只有一个，即刑法第93条的规定。这是我们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唯一的法律标准。当前，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范围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议，并非是“身份论”和“公务论”孰对孰错的问题，而主要是对刑法第93条的规定认识不一致，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如何正确理解条文精神，是我们正确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关键。

当前，在理解刑法第93条规定的精神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同认识和分歧。其中，尤以以下两个问题为突出：一是刑法第93条中规定的“公务”指的是什么性质的公务，“公务”和“劳务”的根本区别是什么？二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究竟指那些人？因此，搞清上述问题，无疑有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刑法第93条规定精神，从而正确地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

二、关于刑法第93条规定的“公务”的性质和含义问题

“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属性，是构成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的核心因素。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刑法意义上的“公务”的性质和含义，乃是我们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什么是公务？从词义上讲，所谓公务，是泛指一切公共事务而言。它包括国家性质的公务和集体性质的公务两大类。国家公务，是指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体育、科技等各个领域中实施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活动。它具有国家权力性、职能性和管理性特点。而集体公务，则是指集体单位、群众性组织中的公共事务。它不具有国家权力性、职能性和管理性等特征。

那么，刑法意义上讲的“公务”，是指什么性质的公务呢？有人认为，公务是泛指一切公共事务，既然刑法第93条中没有限定公务的性质，那么就应理解为既包括国家公务，也包括集体公务在内。所以主张将那些依照法律规定选举产生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负责人，如村（居）民委员会负责人等，也纳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内。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刑法第93条第1款明确地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而这一法定概念已清楚地界定了“公务”的性质、范围，即只能是国家公务，不包括集体公务在内。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刑事立法时就没有必要将国家工作人员表述为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了。显然，立法者之所以这样表述，其意之一在于将那些从事集体公务的人员，从传统的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中划出去。如果这样的理解符合立法精神，那么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所从事的公务，亦不应包括集体公务在内。而只能是那些传统的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内从事国家性质公务的“原国家工作人员”，才有资格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否则，前后矛盾，于理不通。再者，从第2款规定的精神上看，立法者的意图亦不是将准国家工作人员限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或受上述机关单位委派，或者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国家性质的公务人员之内。所以，笔者认为，刑法第93条规定的“公务”，无论第1款中讲的“公务”，还是第2款中讲的“公务”，都只能是属于国家性质一类的公务，从事集体公务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单位委派或依法委托者外），无论其是否是依照法律规定选举的，均不应视为是国家工作人员。如果这些人贪赃枉法，触犯刑律时，构成什么罪，就定什么罪。

此外，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还须严格划清“公务”与“劳务”的界限。何谓“劳务”，当前众说纷纭。有人说，“劳务”是指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体力性活动；而有的人则认为，“劳务”是指以劳动提供的服务性活动；如此等等。由于对“劳务”的认识和理解不一，故有的同志主张将国有单位中的售票员、营业员、收款员、推销员等亦划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内。而有的同志则持反对意见，认为上述人员尽管其职业活动也是经手、管理国有单位的财物，但其从事的并非公务，而是劳务，故主张不应将这些人也纳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之内。

那么，究竟什么是劳务？它与公务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所谓劳务不单是指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体力性活动，它是一个泛指，凡一切以劳力为主从事生产性、经营性、社会服务性的活动，都叫劳务。它与公务的根本区别在于：这种活动不具有国家权力性、职能性和管理性。从事劳务的人员不是国家管理意义上讲的管理者，而是被管理者。国有单位中的收款员、售票员、营业员、推销员等，尽管也经手、管理国有财物，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活动，主要是靠提供劳力来实现的，是在管理者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之下进行的。因此，不能也不应将这些人划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之内；否则，便人为地扩大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势必会出现扩大刑法打击面的危险。

三、关于如何界定“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问题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究竟包括哪些人，这是当前司法实践中极具分歧，较为棘手的难题。笔者认为，要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搞清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是否应当限定在国家机关和国有单位管辖或管理范围内。

对此问题，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同志认为，刑事立法时，立法者把三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情形相并列，说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是一个泛指，即指除法条上明确列举的两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情况之外的，其他一切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些人无论是否在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的管辖、管理范围内从事公务，只要是依照法律从事公务，即应纳入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范围。而有的同志则认为，从刑法第93条第1款规定的精神来看，“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是限定了范围的。第2款规定了三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情形，但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违背第1款规定的精神。因此，主张对“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不应作广义上的理解，不是一个没有范围的泛指，而是指除法条上已明确列举的两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情况外，其他一切在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管辖、管理范围内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既然刑法第93条第1款已将国家工作人员限定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那么够得上“准国家工作人员”的也不应太离谱，亦应是指那些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管辖、管理范围内非国家工作人员而依法从事公务人员。这点在刑法第93条第2款明确列举的“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两种情况中，已作了充分的说明。所以，“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也应当有个范围限制，否则它将是一个无底洞，可以任意把一切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囊括进去，从而导致扩大刑法打击面的恶果。

其次，“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中讲的公务是否包括集体公务。

如前所述，根据刑法第93条第1款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应当是国家公务，不包括集体公务在内。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所从事的公务，亦应当限定在国家性质的公务之内。否则，便会出现前后规定自相矛盾的情况，使法律的严肃性遭到破坏。有的同志极力主张将村（居）民委员会负责人亦纳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内，其用心是好的，尤其是当前农村中一些地方村委会负责人违法乱纪、受贿、侵占、挪用集体款物的现象较为严重，农民们怨声载道，确实应当加以治理和依法予以制裁，以维护广大农民个人和集体的利益。但村民委员会不是国家设置的一级政权机构，村委会负责人虽是依据法律选举产生的，但他们所从事的是集体公务，而非国家性质的公务。如果硬性将这些人上升为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之内，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处，不仅缺乏理论根据，而且也有悖于刑法第93条的规定，于情、于理、于法都欠妥。

第三、“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搞清上述两个问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是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一）必须是依法从事公务；

（二）必须是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管辖、管理范围内从事公务；

（三）从事的公共事务必须是属于国家性质一类的公务。符合上述条件的，即可纳入“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之列，否则，则不宜视为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之列。

四、国家工作人员的种类

根据新刑法第93条的规定，我国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简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二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亦称准国家工作人员。

（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那么，哪些人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呢？要搞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国家机关及其范围。所谓国家机关，是指国家为行使其职能而设立的各种机构，是专司国家权力和国家管理职能的组织。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从国家学说上讲，国家机关，即国家政权机关，它包括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队中的各级机关。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宪法明文确定了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居于领导一切的地位。因此，从广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应纳入国家机关的范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实现同各民主党派及其他民主团体和爱国人士进行政治协商的机关。从严格意义上讲，人民政协不是国家机关。但由于人民政协主要担负着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职能，它同国家权力机关的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可以直接左右或影响权力机关的决策与活动。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人民政协不同于人民团体。因此，人民政协各级机关中的专职工作人员，亦可以列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内。

综上所述，在我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要指以下几类人员：

1、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2、国家各级权力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全国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3、行政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局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管理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4、审判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5、检察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6、军队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7、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机关中专职从事公务的人员。

此外，在行政机构改革中，一些原为国家行政部门的机关被撤销或改变体制而组成的“公司”，若靠国家行政拨款，主要担负行政管理工作的，亦应纳入国家行政机关的范围。在这些“公司”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亦应视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即准国家工作人员。

根据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规定，准国家工作人员包括以下三类：

1、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是指公司财产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司及国家控股的股份公司。国有企业，是指财产属于国家所有而从事生产性、经营性的企业。国有事业单位，是指国家投资兴办、管理从事科研、教育、文化、体育、卫生、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单位。人民团体，是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级青、工、妇等人民群众团体。

2、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委派”，是指委任和派出。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无论其先前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只要具有合法被委派的身份，即应视为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

3、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类人员是指除上述两类人员外，其他一切依照法律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职能管辖，管理范围内从事公务的人员，如：非国家工作人员因受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的合法委托而从事公务的人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原本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代表，如原本是工人、农民、演艺员、运动员、专职教师、专职科技人员、个体经商户等人民代表；人民法院的陪审员、人民检察院的特邀检察员、监察部门的特邀监督员等。

司法实践中，在界定“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范围时，应当紧紧地扣住这类人员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凡具备这三个条件，且不属于刑法第93条第1款和第2款列举的前两种情形的人员，即可以纳入“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