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

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共9篇）

篇1：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

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

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法律的理解各有不同。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刑法思想中内容最丰富的部分。这两个学派的刑法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刑法思想的基础，也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发展的指导思想。

从夏商时代的神权法思想到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法律思想，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法律也在不断确立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主流地位。

春秋以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开始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他所主张的贤人治国、德礼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原则作为一种朴素的法律精神在当时获得了可靠的市场支持。

随后，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及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在各自的学派中也详尽阐述了他们对于法律的理解和认识，为后来法律在中国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孔子、老子、韩非子等人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也可以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法律工作者。

由于所处的社会阶级不同，儒、道、法三家的法律思想也明显带有各自阶级的色彩。儒家追求礼治，法家则坚定的信奉法治。

儒家的礼治继承了西周以来的礼法传统，强调家国一体、孝悌为本的宗法观念。家族伦理、亲亲尊尊、明德慎罚、中庸之道成了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和最高价值标准。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鲁国及春秋各国的教育事业，其所提倡的以仁为本的主体思想至今仍在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行为规范。

跟儒家明显带有官方性质的传道、授业、解惑相比，作为史上最著名的隐士，老子的思想则更容易获得来自民间的支持与认同。在许多自然与社会现象无法得到足够的科学支持的背景下，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开始在当时的社会中大行其道。老子认为“道”高于仁义礼法等一切规范，仁义礼法等社会人事的有为都不如“道”的无为，只有“道”才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与最终归宿。

对于儒家思想，尤其是道德观，道家批判起来绝不留情面。李耳、庄周等道派代表人物在一种自我营造的乌托邦的氛围中，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为后人留下了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法律虚无主义的光辉思想。

春秋之后，土地私有制势不可挡，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原有的社会关系开始逐渐被新的秩序所代替。儒家与道家所树立起来的法律规范已经不能适应和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在这样一个时代更迭的历史时刻，法家出现了。他们坚定地团结在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封建新兴地主阶级周围，重新定义法的概念、性质、起源以及作用。推行“以法治国”的全新理念，彻底摒弃了儒家“贤人治国”方针政策。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认为，法是以刑罚为主要手段，依人们的等级名分而确定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制定公布与执行，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成文的行为规范。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必须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对儒家的道德教化以及道家的无为而治不屑一顾，极力主张法律的强制手段才是统治阶级江山永固的唯一法宝。

当然，作为封建专制社会，儒、道、法三家的法律思想的根本都是试图最大限度地维护既定的社会等级制度。

儒家治国的最高目标是要达到以宗法等级为核心的礼治局面，道家治国的最高目标是要通过无所为无所不为的理想主义方式实现江湖一统、秩序永存，而法家治国的最高目标则是要建立以郡主专制为核心的国家最高暴力机关，以达到法治的局面。

现在看来，法家的法治主张更符合战国时期的时代要求，法律思想也基本概括了法的内部属性，初步完成了从神治到人治到法治的过渡，法家的法律思想已经依稀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法律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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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

道家思想：清净无为，遵行客观规律。

儒家思想：“人之初，性本善”，注重教育启发，主张和谐。

法家思想：“人之初，性本恶”，执行文化，一切按规章制度办事。

企业管理从层次来看主要分三层，通常都叫高层、中层、基层，不同的位置要有不同的心态和性格，好的团队应该是什么样的性格呢？

高层管理人员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决策层，是把握企业前进方向的舵手。应该具备道家清净无为的性格，无为不是碌碌无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遵行事物发展的客观。要有战略的眼光去思考问题，去思考为与不为的界限，比如法律、成本、规划。一般而言，那些不为的是无害的，但机会成本绝不能忽视。如果不为是因为弱点导致表现不佳，就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变、提高，如找一个互补的合作伙伴，甚至变换一个职位。

中层管理人员是连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基层管理人员及一般员工的纽带，是贯彻企业经营战略的关键。中层管理人员应该主张儒家思想，即中庸和谐，沟通上级、下级，也要平级沟通，企业的和谐主要是依靠中层干部来实现的。中层管理人员要能理解企业高层的决策，还要依靠技术技能给予下级专业技术上的指导。儒家思想的主张逐渐成为技能要求，流行的“木桶理论”刚好可以用来寻找中层管理人员在管理技能中的不足，通过培训可全面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整体绩效。

基层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是企业组成的重要基础。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态度往往也决定了他们的工作业绩。法学思想主张一切按规章制度办事，强调执行力，正是日常工作顺利开展的保证。基层每一个员工都应该做好本职工作，在本职岗位上争创一流，任何岗位上的一流员工对于企业而言都有最宝贵的财富。

篇3：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

一、道家、儒家、法家基本治国理念

1. 道家“道法自然”的基本治国理念。

在谈起道家“道法自然”思想之前,当先明确一概念,国内不少刊物中都将“自然”释为包罗万象的“大千自然”,但在研读《老子》后,不难发现“自然”并非此义。《老子》有言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此处不难看出有了“道”才有了“大千自然”,即“道”是万物之根源。倘若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释为“道顺应大千自然”便违背了初衷。因此更合理的释义应为“道,应当顺着其本身的性态”。“道法自然”其本身主要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强调人应当尊重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道家有言曰“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人倘若不知道事物发展的规律,便会时常做出不好的事情,假使人明白了万物的事理,便会有“敬畏之心”,从而有了包容一切的胸襟,有了如此的情怀,才会有公平。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中“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知,无虑无动。”也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种树如是,治国亦如是,在此处仅以君民关系为例简释。道家有这样一段经典言论“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治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最杰出的君主仅仅使得百姓们知道他的存在,次一等的君主会让老百姓爱戴拥护他,再次一等的君主会让老百姓对他心生敬畏,最差的君主会让老百姓看不起他,咒骂他。由此不难看出,道家对统治者的建议即是人在,民知之,万物成而民不察,这当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自然”。第二,提出万物、人人平等的思想。庄子在年老病衰之时,卧床不起,其妻很是悲伤,庄子说了这样的一段话(释文)告慰他的妻子:“我从虚无中来,而今又将回到虚无之中,什么没有带来,也不带走什么,这何尝不是一件愉悦的事情”,说完便永远闭上了眼睛。正因为生、死时,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庄子才会不惧死亡,不为之伤悲。苏轼在《赤壁赋》中劝诫友人的言语也有道家之味:“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逝去的降水,轮回的明月,甚至山间清风都与我无异,那有何可羡慕他们的?这一思想之于治国即是主张“人和”,即构建君民平等、万物不争的理想社会。这与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大主题“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古代崇尚道家的明君有唐玄宗李隆基、明太祖朱元璋之流。道家的兴起是在战国时期“六大学派”争鸣之时兴盛,于秦王嬴政“焚书坑儒”后受到打击。刘邦建立汉朝后,由于“反秦”思想的根深蒂固,统治者开始选择道家思想作为其基本治国方略。道家在“文景之治”时达到鼎盛,随后又因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受到压制,直至明太祖朱元璋即位,道家思想又一次受到了重视。纵观中国古代史,道家思想一直鲜在主流统治阶级出现,一大原因便是其“平等”思想。中华大地上下五千年社会制度大都是封建社会形态,而封建专制统治的最大特点即是统治者用尽一切手段维护自身统治,而道家核心思想之一的“万物平等”与统治阶级利益有着根本冲突。

2. 儒家基本治国理念。

(1)用养结合,孟子在《梁惠王上》中提出了他对“用”与“养”的明确看法:“数罟不入於池,鱼鳖可以盛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可以盛用也。”———不要用过密的渔网捕鱼,那么鱼鳖便足够人们享用,按照一定的时间伐,这样木材就不会短缺。统治者在利用自己时代的物质资源时,应将“养”和“用”,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满足了自身的需求,又给了自然足够的时间恢复。这样的治国理念用生态学的观点可解释为:对生态系统的干扰不应超过其抵抗力稳定性。这一观点与道家“天人合一”之说相类似。(2)儒家代表人物荀子有这样一番言论:“谏诤,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直言进谏、全心辅佐君王的人是整个社会的臣子,更是国君应珍视的人。这一观点上升为治国理念即是劝诫统治者应礼贤下士,听从臣民的建议,得到从不同角度对问题的分析后,再做出决定。这样的理念减少了统治者因意气用事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并且进一步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汉武帝刘彻有董仲舒倡言,儒家思想盛行的唐朝有魏征直言进谏唐太宗,也有姚崇、宋璟辅佐唐玄宗执政。反观清朝统治者,自诩为“大清天朝”,对内腐败,对外无能,很大的原因是统治者固步自封。清末,钦差大臣王鼎数次上奏光绪帝,都未受到重视,反倒因此事触怒光绪帝,最终王鼎竟为了进谏上吊自杀(著名的“王鼎尸谏”)。先汉统治者礼贤下士,严厉打击佞臣小人,因而兴盛,后汉统治者亲近小人,对忠臣不礼不惠,最终倾颓。(3)“时命”观念与儒家应对思想,最为人们熟知的儒家治国思想即是“以德治之”,君主不用酷吏,仅依靠道德约束来规范百姓的行为,这一治国思想很大程度上可提高百姓的道德素养,并且以“时命”的观念化解重大的人生挫折和不利境遇。孟子是这样描述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段话体现了儒家对于不利人生境遇的思考:所有的不幸即“时命”,任何人都不能改变。更重要的是孟子提出了人遭受苦难的原因———上天将委以重任,因此才会使个体遭受不幸。这样,百姓就不会将个人的不幸转化成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与仇恨。这样的时命观念实际是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易于施行的维护统治地位的手段。中国古代有极多统治者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最具代表性的即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早期的儒家思想起源于孔子,进而在“百家争鸣”时兴盛。但到了秦王嬴政时代的“焚书坑儒”,儒家思想遭受了重创,随后,汉朝时期儒家思想又再一次因汉武帝而得到推崇。儒家思想因其易于接受的教化方式广受统治者青睐,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在提高封建社会公民道德水平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今天,儒家治国理念更多地以辅助法治建设的形态出现,“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即为一例。

3. 法家基本治国理念。

(1)韩非有言曰:“道私者乱,道法者治”———顺应个人意识的统治,必将导致国家秩序被破坏,顺应法律的统治,才会使得社会有秩序。如果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其个人意识形态即决定了整个国家的走向。大清天朝最终走向衰亡和君主个人统治关系密不可分,皇帝们时而“主战”,时而“主和”,导致中国因统治者个人立场动摇而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举不胜举。“老佛爷”慈禧太后所谓“向西方政治体制学习”而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中,竟规定了十二条明令进一步扩大皇权,最终导致中国近代君主立宪制的彻底夭折。秦朝时期,秦王倚靠法家治国理念,在专制统治的情况下,进一步细化各项法令法规,并严用酷吏打击违法者,使得秦朝的封建统治地位达到了极高的水平。(2)以法为本,尚法明刑,法家的另一主要思想即是用酷刑打击反对势力。从秦王嬴政到隋炀帝,再到闻名中外的“满清十大酷刑”,无论什么朝代,怎样的传统思想作为治国理念,酷吏一直是统治阶级规范百姓行为的首选方略。严用酷吏对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地位是上好的选择,倘若过了一定限度,轻则民众怨声载道,重则皇权颠覆,秦朝打着“罚无道,诛暴秦”的陈胜吴广起义,以及隋朝皇权的覆灭都与此有关。

最早的法家思想起源于韩非,李斯对其进一步发扬,到了秦王嬴政时期法家的地位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严格讲,古代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无论是怎样的朝代,皇帝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清末出现了君主立宪政体的雏形,但由于《钦定宪法大纲》是以扩大皇权为目的的约法,中国古、近代始终没有出现“重法轻权”的社会形态。由于封建社会独特的性质,法家思想几乎贯穿于中国古代的所有时期,直至今天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确定,都可以看到法家思想的影子。

二、各家基本治国理念对实现当代“中国梦”的启示

1“.用养结合”、“天人合一”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当今中国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即是资源问题,前人在建设过程中留下的生态资源问题已迫在眉睫。人与自然、经济协调发展与和谐共生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而儒家“用养结合”与道家“天人合一”对当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方略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儒家“用养结合”的观点主张利用资源要讲求限度,先了解生态系统的演化规律,随后再利用其资源。其次,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提倡万物平等,人与生物社会、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和谐共处,这既是外在的统一,也实属顺应了万物发展规律的内在统一。“天人合一”作为一种价值取向,要求现代人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善待生命与自然,舍弃对物质享受的过度需求,将视线集中于对精神境界的关注和完善,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不断增强个人的环保意识,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

2“.时命观念”、“以德治之”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首先,之于个人,即从微观的个人思想道德境界提高上,儒家“时命”观念具有极佳的借鉴意义。面对坎坷挫折之时,人往往会采取相应的举动调节自己与他人、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减少相应的痛苦,心理学上将这一过程定义为“应对”,Lazarus和Folkman给出了被广泛接受的应对概念———“持续的认知和行为努力,以处理被个体认为是超出了其个人资源的内部或外部任务。”或简单的说,是“包括认知和行为的努力,以管理心理压力的过程”,Lazarus同时指出:“个体所处的文化氛围对其采取的应对措施一定影响”。儒家思想中的“时命”观念对个体的应对有极大的影响。儒家的“时命”观念主张:命运、挫折与不幸即为天意,是上天在委人以重任之前对个体的考验,从而使个体的能力有所提高。有了这样的观念,个体再次遭遇不幸时便学会在逆境中砥砺自我,付诸更多以提升自我。最终,个体思想道德将处于较高的水平,从而完成个体层面的“思想道德建设”。其次,之于国家,从宏观意义上,儒家“以德治之”的治国理念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儒家讲求“德治”,在当今社会即是在法律强制约束之下,进一步提高道德约束力。孔子曾对“法治”与“德治”做出这样的思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用政令、刑罚规范民众的行为,民众总不会自行感觉到羞耻;而如果用道德、礼数规范其行为,民众便会有羞耻之心。孔子所言“耻”就是前文所述的“个人思想道德境界”。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治国的基本方略绝不能脱离法治,因此只有在保证了法治的前提下,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追求“以德服人”。

3“.尚法明刑”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我国也有“依法治国”的国策,但近年来,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法律效力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发生变化的现象:各地司法机关经常打出诸如“严惩贪污腐败”、“严格依法查处违纪行为”等标语,这很大程度上是改变法律效力的做法,此时“严惩”,彼时“放松”,法律的约束力时强时弱,给了许多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法律作为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行为规则,应在时时刻刻具有相同的普遍约束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也将“法律法规效力”作为建设的核心之一。法家“尚法明刑”的治国理念对此有一定启示。《韩非子》有言:“法者宪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尚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臣无法则乱于天下”法律对于违法乱纪者必须时时刻刻有强制约束力,以保证法的强制性与普遍性。

国也只有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付诸实践行动,才不会使“法治”成为空谈。

摘要：以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中的道家、儒家、法家为例,简单分析其政治主张以及治国理念。研究了此三家思想的历史发展时期,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三方面提出其对实现“中国梦”的启示。

篇4：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

人性论： 人性本恶，人定胜天

《荀子》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人性恶”。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他认为，人生而有欲，如果顺欲而为，必然做出种种恶行，所以，人性本恶。这里要特别注意，从上述引语中不难看出，荀子口中的“伪”是“人为”而非“虚伪”之意。后人把“做好人做好事是虚伪”这一观点扣在荀子头上，那是冤枉了他。

虽然人性没有善的一面，但它却包含着一定可供资用的智慧才力。荀子肯定“人为”胜过“天然”，即人定胜天，认为一切善都是人为的结果，并且将这种思想发挥到极致。“强本（本业，即农业）而节用，则天不能贫（使……贫困）;养（给养）备而动时（顺应时节、时势而动），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只要尽人事、尽人力，无须“知天”，即能“自求多福”。

道德论： 善在人为，圣人可致

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世界上的善行善人从何而来？荀子斩钉截铁地回答：全靠人为。他说枸木一定要经过修剪才能变直，钝器一定要经过磨砺才能锋利，人的天性本恶，只有不断认真修习道德礼义才能变好。

“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路人为什么都可以成为像大禹一样的圣人？大禹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做了符合道德仁义原则的事。而道德仁义原则是人人都可以理解、可以施行的。既然人人都有理解仁义道德的资质，人人都有施行仁义道德的能力，那么自然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了。荀子论定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劝学》中的名言“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荀子的性恶论，明显有修正孟子性善论的意图。两人的观点，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然而持有如此争锋相对、截然不同观点的两人，何以都被后人称为儒家代表人物？这是因为两人立论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目的地”是一致的。孟子说，人性本善，人人都具有仁义礼智等善的方面，所以人人皆可为尧舜。荀子说，人性本恶，但是只要辅以道德仁义的熏陶，人人皆可为大禹。两人都强调了仁义道德的巨大作用，都论证了追求“成圣”这一道德终极目标的可能性。而此两点，是儒家道德学说标志性的、本质上的观点。

教育观： 重视环境，提倡积累

既然人性本恶，那么，拥有一个可以促使人向善向上的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荀子的教育思想把学习的环境摆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肯定了环境的意义和作用。

既然善在人为，那么教育教学的首要方法非积累莫属。他说：“学不可以已。”又说：“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通‘贩）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还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再三强调了积累对道德修养和增进学问的重要作用。胡适说“荀子书中说这‘积字最多”，就是发现了荀子在论学中对“积累”的重视。

政治观： 礼义为要，兼施刑罚

荀子把“人性本恶”的人性观作为自己设定治国方略的前提。他认为，正因为人性本恶，所以需要治国者以仁义道德来修正、改变之，以政令刑罚来阻遏、消灭之。他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强调了礼义对于管理、协调社会的重要作用。他同样强调政令刑罚对统治百姓发挥的巨大作用，认为“元恶”必须“不待教而诛”;对“才行（才智品行）反时（反对现行政策）者”，应杀无赦;对行奸作恶之人要“惩之以刑罚”，以此来保证“令行禁止”。

荀子以礼乐治国的思想承袭了儒家的传统观点，后人也据此将其称为儒家代表人物。但他重刑罚、重功利的思想明显与传统儒家思想不合拍。而他那些杰出的弟子，比如韩非、李斯，都有所侧重地吸收了他创新的重刑罚、重功利思想，成为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

于是，荀子成了先秦儒家思想的终结者、法家思想的孵化器。

【练一练】

阅读下面的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止而已矣……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 （《荀子·儒效篇》）

材料二：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 （《中庸》）

（1） 两则材料所持教育教学的知行观有何异同？请简要说明。

（2） 为达到说理效果，两则材料中分别主要采用了什么艺术手法？请简要分析。

【参考答案】

（1） 同： 两者都明确教育教学必须“知行合一”，学习知识必须付诸实践。

异： 《荀子》将实践视为学习的终极目标，并且强调了实践对学习者养成圣人人格的不可替代作用。《中庸》将“行”（实践）视作学习的重要环节，与“学”“问”“思”“辨”并列，但并未明确突出“行”在学习中的根本作用、终极地位。两者相比，前者对“行”的重视程度胜过后者。

（2） 材料一主要采用顶针手法，通过“闻之”“见之”“知之”“行之”的层层递进、铺垫，突出了“行之”的重要作用。表达语意流畅，富有气势。

篇5：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

[摘要]：中国古代法家在以“性恶论”的为前提的管理思想，与以人性假设中X理论重于Y理论为基础的西方法治精神存在着不谋而合的地方，然而由于地理位置、时代背景、民族情结和人文特点等的差异导致两者在内容实质上具有很大的差异。西方法治在对于全体民众更加的民主、平等，西方法治精神代表人类的正义、良知和文明，而法家通常不理会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准则，法家管理思想在监督执行与考评环节存在问题。

[关键词]：法家管理思想；西方法治精神；人性假设；性恶论

中国式管理因中国经济的腾飞；因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全球经竞争并表现不俗而倍受关注，国人中早就有人清醒地意识到，厚重流长的中华文化，内藏至理哲学，在二十一世纪里，中国思想哲学逐渐将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哲学思想尤以先秦诸子为其根源。

在先秦诸子中，针对社会问题，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而道家则认为，仁爱和兼爱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即“无为”的思想。三家激烈争论，但他们都主张回到过去。此时，主张面对未来的法家横空出世。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在先秦诸子诸家当中，唯独法家的思想，是必须献出性命来实践，流出鲜血来祭奠，是血染的思想。这里面流血的、付出生命的，不但有当时许多有罪或者无辜的贵族和贫民，还有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商鞅和韩非。而这就是他们用生命来坚持、用鲜血来维护的——中国古代法家管理思想。

公元前353年古希腊哲学大师柏拉图晚年在其《法律国》 中明确提出了法治国，作为一种未来国家理想方案之一。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其著述《政治学》中明确主张法治，并对法治的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现代西方法治思想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法治思想，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现代英国著名法学家威廉韦德从法治的核心是依法行政角度，阐述了现代意义上法治的多层含义。

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西方法治思想各种流派：自然的法治理想、合法性的法治模式、全面正义的法治模式等等。纵观历史至今，西方有关法治的概念和学说，从多个角度描述了法治的含义。然而始终如一的是其所坚持的精神——西方法治精神。

比较两者，我们发现：法家的管理思想针对社会认识、人的认识、人的管理，与西方法治精神中的一些管理思想不谋而合。曾经有人说：倘若中国历史上不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文化而是以法家的话，中国可能早就在十三、四世纪前就进入了工业革命。何来今日的西方文明，可历史终归是历史，不可逆转。

那有着不同历史渊源的两种管理思想又有着怎样的异同呢？下面将从人性假设和内容实质两方面进行比较：

一、人性假设

无论是中国古代法家管理思想，还是西方法治精神，它们同样都强调法治，然而他们所强调的法治的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

中国古代法家管理思想是以“好利恶害”人性论为其思想根源。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西方法治的思想根源有二，其一是人性恶论，其二是天赋人权论。即人本质上都是自私的，都会倾向于满足自己而不顾及他人，这一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无论君主、总统与平民都是平等的，都是上帝的子民，人人都享有上天赋予的同样的权利。因此在一个人人自私同时也是人人平等的社会里，只能由全体民众意志统一形成的法律来治理社会，所以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它划分社会主体的权利界限，它授予和约束政府的权力。

可以得出，在人性论中两者都是以“性恶论”为其根源，在细微之处有所不同，西方法治精神更强调全体子民的平等，即使管理者也没有特权，强调人权，而中国古代法家管理思想更加强调管理者的权威。

二、内容实质

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民族情结和不同的人文特点，这些将注定了其内容实质上存在着差异。

法家管理思想的内容实质是：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强调以奖惩的强制性来求得公平并以此实现最高的社会理想。

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对不能只依赖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法家相信，如果坚守法制，哪怕是平庸普通的人也能成功地进行管理；但若抛开法制，才能超卓的人也必然会面临失败。法家还看到，“徒法不足以自行”，仅有管理制度，没有强力、灵活的推行措施，也不行。所以，管理权威和管理技巧也是必须的。法家将管理权威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前者指管理者在既成条件下（如受委任）所获得的权威，后者指管理者利用各种资源自行创造的权威。法家尤其注重充分利用和强化“自然之势”，主动创设“人为之势”，并以此为后盾，保证管理制度的实施。法家通常较少理会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准则，往往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嫌，但其管理技巧却比其他各家都要丰富。法家思想重视实际的管理，反对依赖空洞、不切实际的所谓忠信概念，以及主观的道德规范。法家认为人不是靠自觉就可以遵守法律的，主张使用具体的、客观的、强制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惩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以期确保每一个人在各自的工作位置上都必须达到最高的和最大限度的工作效率；同时对没有达到目标甚至消极怠工、腐败、浪费等现象进行最严厉的的惩罚。以法律高于一切为主旨，强调雷厉风行的作风与严肃无情、激烈强制的手段。这种管理思想的指导下，管理的核心是以奖惩的强制性来求得公平并以此实现最高的社会理想。

西方法治精神的内容实质是：在一个政府与个人平等的社会或者国家中，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人或者政府、组织都在法律之下遵照法律行事，而这个法律是全体民众的意思，是全体民众自由意志相互妥协的结果，代表人类的正义、良知和文明。

西方法治精神除了强调法律的强制性、平等性外，更注重民主，法律是大家定的，而不是少数管理者定的，这也是它与中国古代法家管理思想最大的差异。

篇6：儒家 道家 法家管理思想的区别

上海交通大学

陈昊闻

摘要：作为先秦时代的三大主要思想代表，儒家道家和法家在对管理的理解上有所不同。本文简要介绍了三家的思想内容及其在管理学上的体现，并横向进行比较，来探究先秦时期几种主流观点对管理学的理解。

关键词：儒家 道家 法家 管理思想

一．儒家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儒家的根源可追溯到周朝，在先秦时期孔子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使其在几千年来不断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在儒家的思想中，其基本精神是人性本善论，儒家讲究以人为中心，讲究以德服人，讲究以教化为手段，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儒家思想强调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达到其目标： 1.政治与伦理合一的思想

儒家思想中，人不仅是根据个人行为利益最大化来制定决策，而是在复杂的2价值取向下进行综合的评判和抉择的个体，即人不仅仅是作为经济人，而更是作为社会人的存在。根据这一点，儒家曾数次被统治者奉为全社会共同文化的价值取向。统治者们希望通过儒家的这一思想的宣传，来创建一个全社会成员所共有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准则，来保证所统治的社会秩序稳定和正常运转。儒家也确实能做到这一点，大多数的官员以及知识分子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推动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平稳发展。2.礼的思想

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礼不仅仅代表了礼仪，典礼的意思，还代表了一种各得其所，秩序稳定的思想。孔子认为，庄重的礼仪会使人虔诚，有所敬畏，所以制定了包括祭天祭祖，节庆婚丧等各类活动的及其详尽的礼仪流程，来规范各个不同角色的行为，达到各得其所，秩序稳定的目的。从这一点来说，礼可以看作是儒家体现其核心的一种表现形式和贯彻其思想的一种工具。

3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儒家看来，平天下要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只有每个人修身养德，家庭才能和睦，社会才会有秩序，天下也才能长治久安。这个思想也体现了儒家认为个人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元素，体现其对人的关注。儒家认为，构成社会的稳定和正常运转需要从个人这个基本元素入手。只有使每个人都自发地遵守其制定的秩序，才能更深刻的在国家层面贯彻其理念，最终达到用儒家理念治国的目的。二，道家思想的基本内容

道家思想的主旨，基本上是以“道”为中心的无为而治的思想。道家所谓的道，其实就是一种支配世间一切事物活动的基本规律。道家认为应该自发的遵从这种规律，根据自身对道这个观念的理解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动。道家的思想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体现： 1.无为而治

人们往往会误解道家“无为而治”的内涵，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无作为观点。其实道家无为而治的真正内涵，是不做出有违自然规律的事，在最大程度上主动顺应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这一角度来说，道家的无为而治其实是一种积极的思想。2.戒除干涉的思想

道家认为，人与人有着差异性，所以很难有一种绝对的规范可以治理所有的人。因此治理过程中既不能施力过猛，又不能太过宽松，在对待任何事物时都应该顺应自然，顺应人情和天理，应戒除任何极端的举措。三，法家思想的基本内容

与儒家思想相反，法家强调的是人性本恶，法家讲究以“刑”为中心，来规范人的行为。法家重视建立制度，通过奖罚来树立权威，达到被管理者服从管理者的目的。法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体现在以下几点： 1.自利论的观点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人性自利，即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向着个人利益最大化出发的。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就会发生种种损害他人的行为，法家认为要避免这种行为的发生，就需要制定严格的法来制约。2.抱法处世则治

法家观点认为，应该用法度的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与思想。韩非子把法作为规范社会秩序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则。在这一原则下面，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例外，否则法的权威性就会受到损害。所谓”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就是在强调这一点。四，儒家道家法家管理思想的区别

通过前面论述可以看出，在思想方面儒家和道家思想相对来说比较接近，都是站在人性本善的角度来实行管理。儒家讲究通过礼和教化来激发人心中的善，使其行为得到规范，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道家讲究无为而治，认为社会秩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稳定，无需做过多的事来加固或改变这种稳定，所谓管理只是约束越过这种稳定的少数人，即无为而治。法家则与上述两类观点相反，认为人性本恶，人的行为是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而这种行为又会妨碍到别人的利益，所以应该用严厉的法度来规范人的行为，从而避免损人利己的行为，达到社会的正常运转。

参考文献 【1】《道家儒家法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王芳华 高松

《上海管理科学》2004年05期 【2】《儒家法家道家管理思想浅析》 刘洪华

篇7：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

姓名：王凤丽 学号：2011416060 院系：印刷学院 专业：印刷工程

【摘要】在先秦诸子中，针对社会问题，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而道家则认为，仁爱和兼爱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即“无为”的思想。三家激烈争论，但他们都主张回到过去。此时，主张面对未来的法家横空出世。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在先秦诸子诸家当中，唯独法家的思想，是必须献出性命来实践，流出鲜血来祭奠，是血染的思想。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探讨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思想和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社会思想的变化，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思想在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给予现代社会的启发具有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法家思想，儒家思想，进步意义，正面影响，负面影响。

关于法家思想

一、法家思想的产生和主要代表人物

法家吸取五行文化和八卦文化的民生主义原则和辩证思维精神，并综合了儒道两家的文化思想和谋略思想，逐渐自成一派。其思想先驱可追溯到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实际创始者是战国前期的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战国末期的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二、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当代学者刘木鱼（刘铎）评价法家思想“礼下小人，刑上大夫，刑礼不偏，谓之法家，谓之圣道”。

2、“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

三、法家思想的正面影响

1、法家主张“法与时移”，因此外国的立法也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来及时地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促进经济的发展，适应社会的新变化，新发展，新要求。同时，必须维护法律的权威，严格执法。

2、法家主张“上法而不上贤”，强调“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要达到“刑无等级”的目的。虽然随着秦朝的灭亡，“法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暴政”的标志，但当时法家崇尚法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我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有严格，公正的司法做保证，否则法律制度就会形同虚设。持续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就无从谈起。

3、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法律既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或者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四、法家思想的负面影响

1、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不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我们知道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有其滞后性。如把它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就会产生负面作用。比如涉及人们思想、认识、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又如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也不宜采用法律手段，而应用道德来约束。这一纯功利的刻薄寡情主义，曾迅速导致了秦亡。

2、法自君出，实行“独断”，皇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他们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中，臣下不得行使，从而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我们知道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是可怕的。事实上，历史上众多的朝代都是因为这一因素而最终导致灭亡。独断专行，并不利于皇权的长治久安。

3、“强国弱民”，在根本上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韩非甚至主张应当让人民经常处于饥寒而求食不能的状态，仰仗国家禄赏才能存活，才能保证人民顺从国家的法令。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的利益，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危机。如果当人民贫弱到不能生活时，他们就不会再等待国家的食禄，而会起来夺食，到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强盛将不复存在。

总之，法家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让国家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不被吞并。以当时的社会条件来看，法家的思想是非常进步的。但是作为一把“双刃剑”，法家思想对后世政治的影响，既有它强大的积极作用，也有不可小觑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糠。积极完善我国现代化法制建设。

关于儒家思想

一、儒家思想的内涵

儒家思想讲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基本核心是“仁”，以“仁”为基础和精髓的儒家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从古至今长盛不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文化的伦理和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发展到今天与原来的“孔孟之道”在内容和实质上已经有很大不同。儒家的“仁治”“礼治”“德治”“孝道”“大一统”“天人合一”“民贵君轻”“有教无类”等思想主张依然光芒四射。对儒家思想的发掘和借鉴，对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发展和弘扬，可以更加丰富儒家思想的内涵，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作用。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现代社会的作用

1、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仁政”学说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仁政理念的变革和发展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而这种社会伦理观 3 正是基于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或道德意识加以规范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抛开阶级意识而言，这种社会伦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还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

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对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内圣外王”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统一的，它所注重的首先是个人内心品德的自我修养，然后实现社会理想，个人和社会不是分离割裂的，而是相互统一，这与今天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具有相似性。怎样进行个人的内心修养，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怎样做好社会教化，实现“外王”的王道主张，基于此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关于修身养性、社会道德的准则和标准。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从而实现封建社会的统治目的，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儒家思想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主张“自然的和谐”“顺应自然”“天人合一”，人与天道的结合使人不能违背“天的旨意”，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和法则，把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作为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和保护能够达到生态平衡，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思想在现代社会有很大借鉴意义。

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荀子曰：“人最为天下贵”。孟子曰：“民贵君轻”，在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仍然重视人的价值，提倡“人本”“人贵”，尽管其目的和含义与现代社会的“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思想和理念有很大差别和不同，但在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儒家的这种思想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这种人的理念早于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十几个世纪，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先进思想，儒家思想后来在西方国家的广泛传播正是基于这种“人本主义”思想的先进性，这种思想获得了欧洲思想家们的欢喜和重视，成为一种冲击旧制度的法宝，因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儒家思想的人本主义在于人要有“仁”和“义”。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百事义为先，舍生取义。以“仁”和“义”为支撑的“人本主义”观念使儒家思想更具内涵，更有生机和活力，从而在社会中得以推及并产生积极作用。

2、儒家的大一统思想

国家的统一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是人们的共同追求，一个不统一的国家很难发展进步，即使在封建社会，统一不仅是君王的的理想，同样也是在小农社会的背景下黎民百姓的共同期待。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孔子坚决维护在君主专制之下的集权政治，坚决反对地方主义的分裂，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政治上的“大一统”才能保证经济上的发展，诸侯争霸，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要想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必须实行政治上的“大一统”，政治上的“大一统”需要思想上的“大一统”做保障，儒家学说的弘扬在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把“大一统”思想演化成一种民族的心理定势，那就是国家的统一才能保障社会的安定。而正是这种牢固的心理定势使我们在历史上多次战胜分裂，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统一”和“分裂”是一个长期的话题，纵观历史，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暂时的，这就印证了儒家“大一统”思想虽经历不同王朝的更替，但其国家一统、民泰国安始终是一种共同的追求。

3、儒家的教育思想和理念

孔子“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 “学在官府”只有贵族才可以接受教育的制度，很难相信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孔子具有这种非常眼光，这对教育大众化和教育平等化无疑是一大贡献，孔子这种教育思想的开天辟地引导了后世教育在下层社会中的逐渐推广，时至今日，这种教育教学理念还在学校开展，这种思想促进了现代社会对创新型、实践型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批实用性人才。孔子很多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及学习态度更是影响深远，成为千百年来读书人效法的原则，如：“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其它儒家人士的教育思想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等一样成为千古圣训，为历代读书人所推崇。耳濡目染，耳熟能详，儒家教育思想中的格言警句对现代社会学生的教育是成功的。

三、儒学思想对世界文明的影响

儒学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走出国门，儒家思想对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西欧和北美等地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推动了启蒙运动，为中世纪的欧洲做出了重大贡献。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等观念的影响。时至今天，儒家思想也伴随着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潮流与世界多元文化更多的交流和碰撞，孔子学院的设立和儒家思想在世界的广泛传播无不体现着儒家思想的精髓获得世界的认可和接受，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也在逐步发扬光大，对现代社会的思想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影响逐渐加强。

四、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

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与智慧的结晶。文化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思想的演变和革新，都是社会发展的常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支撑。对待民族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够数典忘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要正确对待儒家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儒家思想的价值和理念发扬光大，把儒家思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发繁荣，进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大跃进。

儒家的传统思想对历代执政者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之中，儒家思想也和世界多元价值相互接轨和碰撞，儒家思想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儒家思想的弘扬及其时代价值的彰显对世界文化、文明是一种巨大的贡献，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国的思想文化，儒家思想文化也是世界的思想文化，思想文化可以有国界，但思想文化的价值没有国界，儒家思想在在社会变革和发展中越来越扮演着重要角色。【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法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载于《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12页。

篇8：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

关键词：徐宝璜,梁启超,新闻思想

徐宝璜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新闻学家和教育家, 被誉为“新闻教育第一位大师”、“新闻学的开山祖”, 他所著的《新闻学》一书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本新闻学专著集中体现了他的新闻思想, 涵盖了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以及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等相关方面的内容。

梁启超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新闻思想家和报刊活动家, 是当时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教育家。他从1895年开始涉足报坛, 到戊戌变法之前, 他的办报活动一直是为了维新派的政治活动, 开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1986年,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他在这篇文章里阐明了自己的新闻思想, 内容包括维新派办报的宗旨, 报纸的内容、功能与作用以及新闻写作应注意的问题等。

一、徐宝璜、梁启超新闻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1.徐宝璜进行新闻研究的历史背景

首先, 新文化运动的展开让徐宝璜的新闻思想大受影响, 使其成为民主与科学的产物。1915年9月15日, 陈独秀发动了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思使得民主、自由、解放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新文化运动给徐宝璜的新闻思想带来的影响在其著作《新闻学》中体现得很深刻, 比如他批评政府“对于舆论, 素不重视且封闭报馆之事, 时有所闻, 遂致新闻纸为保存自身计, 常不敢十分代表舆论”。

其次, 当时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正处于一个黑暗混乱的时代, 刚经历了“癸丑报灾”。当时的新闻界就是各种政治势力在明争暗斗, 这种现实环境促使徐宝璜对何谓新闻、报纸的功能和作用以及新闻伦理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

2.梁启超新闻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19世纪末民族危机严重, 内忧外患。内有清政府的腐朽统治, 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甲午中日战争后, 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 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也进一步发展。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而引发的“公车上书”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为了维新变法, 救亡图存,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一直都是服务于维新派的政治活动。

二、徐宝璜、梁启超新闻思想的相同之处

尽管背景不尽相同, 但二人写作年龄相仿, 在各自著作中所阐述的新闻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

(一) 二者都强调了报纸的重要作用

徐宝璜和梁启超都非常欣赏松本君平对报纸作用的概括:报纸的势力超过了学校的教员和教堂的牧师, 是社会教育最有力之机关。徐宝璜认为, 报纸属于社会公共事业, 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与报纸有着紧密联系。梁启超提出的报刊喉舌论也指出了报纸的重要性, 他认为报纸可以作为国君和臣民的耳目和喉舌。尽管二人对报纸作用的看法不同, 但都肯定了报纸的重要作用。

(二) 二者都强调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徐宝璜特别强调新闻的真实性, 他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他在《新闻学》这本著作中提到, “苟记载失实, 无论其处于有意之造谣与播弄, 抑处于无意之疏忽与传讹, 小之常足以使个人受莫大之损失与痛苦, 大之足以贻毒社会, 扰乱国家, 此亦为不能掩饰之事实”。这段话既是要求记者以追求新闻真实为职责, 也充分强调了新闻真实的重要性。

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也凸显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记载琐故。采访异闻, 非齐东之野言, 即秘辛之杂事, 闭门而造, 信口以谈, 无补时艰, 徒伤风化, 其弊一也;军情敌情, 记载不实, 仅凭市虎之口, 罔惩夕鸡之嫌, 甚乃揣摩众情, 臆造诡悦, 海外已成劫烬, 纸上犹登捷书, 荧惑听闻, 贻误大局, 其弊二也。”此外他还写到, “或有译录稍广, 言论足观, 删汰秽芜, 颇知体要, 而借阐宗风, 不出郑志, 虽有断章取义之益, 未免歌诗不类之憾”。从这也可以看出梁启超对真实性的重视。他认为不能断章取义随意借鉴别人的言论, 而是要引用恰当的资料。

(三) 二者都强调了新闻的时效性

徐宝璜认为新闻为最近事实, 他对新闻的时效性提出了要求:“为阅者所欲知而尚未知之事实也明矣”, “凡事均有其最近之一时期。如为新闻业, 则此时价值高, 新闻纸应即登布之。设过此未登, 逾时稍久, 则其价值不失亦损”。

梁启超也非常重视新闻的时效性。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 他称“五洲之人, 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 文甫脱稿, 电已飞驰”。

(四) 西方的新闻思想对二者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徐宝璜的留美经历使他对新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也在客观上促使了他对新闻学的研究。在为《新闻学》作序时蔡元培写道:“伯轩先生游学于北美时, 对于兹学, 至有兴会, 归国以来, 亦颇有心于本国之新闻事业。”后来, 学者周婷婷在《徐宝璜留学美国学习新闻学考证》一文中写到:“徐宝璜对密歇根大学当时的新闻课程与新闻教育项目是有所了解的, 他也亲身体验到在美国, 新闻已成为大学中的一种专门科目, 大学开始承担起培养报纸工作者的任务, 他把这样的认识、理念和新闻教育比较具体的形式和内容都带回了中国, 带回了北大;在种种因缘际会下, 开启了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新篇。”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也深受西方影响。他认为, 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对兴办各类型报纸的重视非常值得中国借鉴, 因为大力兴办报纸可以产生“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 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的效果。并且在办报过程中梁启超曾说过:“清议报事业虽小, 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 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而叹曰:‘此贻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 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由此可以看出, 他非常认同西方将报纸作为“第四种族”的观点。

三、徐宝璜、梁启超新闻思想的不同之处

尽管徐宝璜和梁启超写作上述两本著作时的年龄相同, 且都首先看到了报纸的作用, 对新闻的研究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当作用角度切入到新闻本身后, 两人的思想就有了极大的分歧。徐宝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学科, 而梁启超的目的是通过报刊事业来推动中国政治的改良。简而言之, 徐宝璜是从“学”的角度对新闻本体进行研究, 而梁启超则是从“术”的角度出发进行思考。

对于报纸功能与作用的认识和研究, 徐宝璜回归到新闻本体的层面, 对新闻本身进行纯理论意义上的研究。在他看来, “供给新闻”是报纸的首要作用。《新闻学》里有这样一段:“以真正之新闻, 供给社会, 乃新闻纸之重要职务, 亦于社会有极大之关系。盖自民权发达以来, 各国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之大事, 多视其所根据之事实究竟正确及详细与否以为定。”

当时中国新闻界呈现出的混乱局面使得徐宝璜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现实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怀。他在《新闻学·自序》中写道:“吾国之报纸, 现多徘徊歧路, 即已入迷途者, 亦复不少。此书发刊之意, 希望能导其正当方向而行, 为新闻界开一新生面。”由此可见, 徐宝璜对新闻的研究纯粹是从新闻本体的角度出发, 研究新闻本身, 目的是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将新闻建立成一个学科, 推动中国当时新闻业的发展。

不同于徐宝璜从新闻本体的角度进行研究, 梁启超对新闻的研究主要是从报刊政治作用的角度切入。梁启超的办报活动与早期知识分子有着本质区别, 他的报刊宣传代表的是他所在的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意见, 而不是个人意见。这个特点使得政治和报纸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舰国之强弱, 则于其通塞而已。”“上下不通, 故无宣德达情之效, 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 故无知己知彼之能, 而守旧之儒, 乃鼓其舌。”由此可以看出, 梁启超认为通塞是国家强盛的关键, 而报刊就是通塞最重要的工具。戊戌时期维新派办报的核心宗旨就是去塞求通和宣德达情。

同时, 梁启超提出了报刊的喉舌论, 这是对报刊功能和作用的论述。“无耳目, 无喉舌, 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 犹比邻也。齐州以内, 犹如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 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 则有耳目而无耳目, 上有所措置之不能喻之民, 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 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 则报馆之谓也。”梁启超认为报刊是政治民主的体现, 是民众的权利。并且, 他强烈意识到报刊具有反专制的战斗作用。

四、徐宝璜、梁启超新闻思想差异的原因

徐宝璜与梁启超二人在新闻思想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也有着根本的不同之处, 即徐宝璜是回归到新闻本体, 目的是建立一个学科;而梁启超则是运动报刊的政治功能, 推动中国政治的改良。那么, 二者出现分歧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 二者思想研究的背景不同。徐宝璜的新闻思想研究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且当时正处于中国新闻界混乱的时期, 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徐宝璜迫切地想要改变中国新闻业的现状;而梁启超面对内忧外患的中国, 一心想通过推动报刊的发展来推动维新派的活动, 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

其次, 二人的身份不同。徐宝璜出身书香世家, 从小勤奋好学, 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大毕业后随即赴美留学, 后被蔡元培调入北大, 便在北大主讲新闻学课程。徐宝璜的身份一直都是一名学者、教育家。而梁启超则是晚清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 是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著名的宣传鼓动家。梁启超的办报活动一直服务于政治活动, 充分发挥了报刊对于政治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徐宝璜.新闻学纲要[M].上海现代书局, 1932.

[2]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N].时务报, 1986.

[3]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4]周婷婷.徐宝璜留学美国学习新闻学考证[J].国际新闻界, 2008 (3) .

[5]余家宏.新闻学简明词典[K].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6]黄文彬.试析徐宝璜的新闻本质论[J].武汉大学学报, 1991 (3) .

[7]徐新平.略论徐宝璜的新闻伦理观[J].新闻大学, 2000.

篇9：骑士精神与儒家思想之对比

《亚瑟王之死》中西方骑士精神的“狼性”主要体现在一种团队合作的精神和敢于冒险的精神;而东方儒家思想的“羊性”主要体现在顺从和对君王的忠贞及仁德二字上。本文主要探讨《亚瑟王之死》中西方骑士精神的“狼性”与《三国演义》中东方儒家思想的“羊性”，对深入研究东西方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狼是一种极具团队精神的动物，它们拥有着顽强的创造精神和拼搏精神，其遵循的宗旨就是自然界的优胜劣汰，同时也突出集体的危机意识。狼其性是：贪、残、野、暴。人类也是由低等生物进化而来的，在自然界的所有生物，都有其野性的一面，即使是社会中的人在特定的环境当中也会爆发出其野性的层面。人性中爆发的狼性的“野味”和狼的特性没有任何区别，这一点很多的科学研究者都达成了共识。这指的是那种巨大的“潜能”。团队推崇提倡的狼性文化，即是指这种推进团队发展，为社会和人类创造效益的非凡的潜能，指这种潜能释放出来的拼搏精神。狼性就其本质而言有四大特点，“贪”“残”“野”“暴”，这几个特性在团队的合作中都有所体现，在工作中，努力拼搏奋斗，对待事业要有不折不挠的“贪性”;狼性的“残”体现在工作中就是对所有工作难题的克服、消灭;狼性文化的“野”在工作事业中是与拼搏的精神不可分离的，狼性文化的“野”主要是指工作事业中不要命的拼搏打拼精神;狼性文化中的“暴”主要是说在逆境中克服各种困难，逾越层层的难关到达顶峰。一个团队要发展，没有这种贪、残、野、暴的精神是不行的。如今的时代，是一个竞争的时代，只有在竞争中才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么，没有这种“贪、残、野、暴”，在残酷的企业竞争中就会被撞得头破血流，最终一败涂地。所以，对于一个具有团队精神的企业而言，狼性文化是应该被弘扬传颂的，在生活中的浪尖上求生存，在起伏动荡中勇往直前，攀登更高的山峰。在这样一个潮起潮落的竞争中，只有真正崇尚狼性文化的团队，才能够生存下去，才能够有更为广阔的发展，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自古以来，它总是与几千年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格格不入的原因便是中庸之道的主导精神：“循规蹈矩、忍辱负重。”

一、《亚瑟王之死》中西方骑士精神的“狼性”

《亚瑟王之死》中西方骑士精神的“狼性”首先体现在一种团队合作的精神上。狼性的四大特点“贪”“残”“野”“暴”在团队合作中都有所体现，对待各种工作和事业中的问题，要采用不同的方式去化解。“亚瑟王圆桌骑士”一系列的传奇故事都拥有着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那就是亚瑟王的“圆桌”，因为这样一个超大的没有首席的“圆桌”正是亚瑟王组建一支具有狼性精神的“圆桌骑土”团队的精神支柱，整个故事中的所有发展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可见这一标志性的“圆桌”之重要意义。究其原因，意义何在?它就是骑土团结的集中体现。面对困难，骑士们共同商讨对敌之策，以至于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亚瑟王之死》中西方骑士精神的“狼性”还体现在一种敢于冒险的精神上。所有骑士的冒险精神都十分值得人们去传颂，也是整个作品中最为唯美的环节，所体现的冒险精神正是对人们所追求的独立性格的诠释，更是一种人性战胜力量的肯定和宣扬。传奇当中最多的语言部分描述的是单枪匹马拥有激昂斗志的孤胆英雄，里面掺杂着爱情与复仇环节的叙述、人性功绩以及个人精神环境。比如，雷瑞兹骑士与“红袍骑士”的博弈，主要是为了贵族小姐能够被营救出来。达赫骑士、朗斯洛骑士、布拉骑士为了内心世界中永不熄灭的理想，苦苦追寻，不断延续。所有这些神奇美妙的故事，都是以个人的胜利彰显人性魅力表现的，无不树立起一个个精彩绝伦的英雄光辉形象。

《亚瑟王之死》中西方骑士精神的“狼性”也体现在忠贞上，“圆桌骑士”是亚瑟王所赏赐的一种最高封号，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象征，一个骑士一旦获得这一殊荣，也就意味着他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不但拥有了贵族的权力，也随之真正地走人了上流社会当中。但是，这一切并不是来得那么容易的，层层严格的考验是走入这一理想之门的必经之路，一个骑士若是真的顺利通过，伴随他的不仅仅是名誉上的荣华，还有隆重的表彰仪式。所有亚瑟王册封的“圆桌骑士”都要求具有高强的武艺、冒险的精神、效忠的态度和名誉为上的精神世界观。一个骑士真正地化为“圆桌骑士”，还有一个神圣的环节就是宣誓，领受精神世界的训词，其内容无异于“忠于君王”“保护正教”。由此不难看出，所有的“圆桌骑士”都生活在亚瑟王的`精神世界当中，他们要对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奉献终身，通过宗教宣誓的方式来表达至死不渝的情怀，否则所有的殊荣都将成为泡影，更别谈由此而来的荣誉和地位。

《亚瑟王之死》中西方骑土精神的“狼性”体现了宗教色彩。“亚瑟王圆桌骑士”是在古凯尔特王亚瑟王的传说中演绎过来的，这个故事是当时整个欧洲的传奇，更是欧洲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页，其主角就是亚瑟王和他的“圆桌武士”们，由于其产生于整个欧洲深受宗教文化影响的时期，难免被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宗教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种感知，更是人类精神层面的一种慰藉。基督教和所有教会在整个中世纪时期都秉承了传统的信仰和理念，与此同时，也渗透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如此一来，所有的骑士无不是基督的信徒或代表，传奇和宗教也就密不可分了。另外，整个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世界里面还都弥漫着一种奇异和神秘的气息，从“王者之剑”的故事开始，直至亚瑟王带领的骑士们“天外飞剑”，登上王位之后依靠大法师墨林辅佐苦苦寻找黄金圣杯的艰难之旅。所有这些故事的叙述，无不让传奇渗透着神学的观念和宗教的狂热。

二、《三国演义》中东方儒家思想的“羊性”

与《亚瑟王之死》中西方骑士精神的“狼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国演义》中东方儒家思想的“羊性”。儒家思想中的羊性是指柔弱、善良、有韧性、勤苦劳作;同时也强调了其安于现状、听从分配、没有创新思想、大众动向。“羊性”如其词，表现了大众犹如听话的小绵羊一样任人宰割，缺乏反抗意志和精神，在历史中也扮演着受人保护和楚楚可怜的悲剧角色。这个角色就决定了大众具有善良、友好、和睦、老实的一面。

东方儒家思想的“羊性”主要体现在顺从和对君王的忠贞方面。忠贞是封建社会中的一种道德观念。在《三国演义》中，这种忠贞可通过对诸葛亮的描写表现出来，刘备的仁德与忠义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都对忠贞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