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法治思想

法家法治思想（精选6篇）

篇1：法家法治思想

法家法治思想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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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到今天，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已步入正轨，并且有着明确的目标：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法家思想的法治理论，早在数千年前，法家思想的先驱们就树立起了“法任而国治矣”[1]“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2]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3]诸多法治思想。可以说，法家思想，虽然内容及其丰富，但其中最精彩，最集中的就是法治理论了。从形式上看，法家的法治理论与中国当代的法治理论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主张以法为本，强调立法和执法的重要性，强调法律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主张法的公开性﹑平等性﹑客观性和稳定性。对比古今法治，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很多有借鉴意义的结论。

法家所讲的法是君主立法，且强调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君主的利益，而我国现代的法治观念是与公民的意志相联系，与民主相一致。法家认为：“法生于君”。[4]“法审则上尊而不侵。”所谓君主以法制臣，“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所谓贤臣必须“无有二心”“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5]。“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则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6]。甚至提出：“法不信，则君行危矣”[7]，即即使他提倡法的平等适用，也还是为了保护君权。而我国的法治理论的首要内涵，即人民主权原则，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说明我国的立法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是高度民主的。而且在当代，依法治国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我国的依法治国，就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由此可见，我国法治社会的贯彻，是建立在民主制基础上的。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内涵是刑，“凡所治者，刑罚也。”而且这个“刑”还是“重刑”。重刑主义是秦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法家认为，少数人的善良无补于整个社会之治，法家治国关注的是大多数的人，治国不能以治良民的方法治奸民，而是要以治奸民的方法治良民，“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9]。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商鞅主张治国莫若用重刑，对犯罪不管轻重，一律从重处罚，他说：“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10]，目的就是用重刑震慑住人们的犯罪行为，是“刑重者民不敢犯”[11] “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12]。而且，但我国现代刑法，则坚持罪刑相当原则。罪行相当原则的含义是：凡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判处刑罚，相应的也要作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我国《刑法》第五条就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我国现代的法治观点，更多地倾向于“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爱戴和尊重为转移的，而这种爱戴和这种尊重是以内心感到法律公正和合理为转移的。”（罗伯斯庇尔），而且，我们也逐渐认识到，“在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国家里，刑罚给与那些心灵僵硬的印象应该比较强烈和易感。为了打倒一头狂暴的扑向枪弹的狮子，必须使用闪击。但是，随着人的心灵在社会状态中柔和感觉能力的增长，如果想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13]。我国现代法治已觉悟到，人们所苦的并不仅是重刑，轻刑亦为人们所苦，过重的刑罚指挥导致人们的厌恶和憎恨。切不可把刑罚的效力于过分的严厉性混淆起来，前者与后者是完全相反的，一切人们都赞助公正的温和的法律，一切人都反对残酷的法律。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小人”，严厉惩罚反抗专制君主统治的臣民。而我国现代的法治则更多的以保护公民之间的平等与自由，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主要目的。法家思想中，所谓“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14] “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15]。这些都非常蝼蛄的点明了法治的目标是使老百姓不敢有丝毫的反抗，所谓“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 “严刑者，民之所谓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陈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不起。”[16]这些，一语道破了加重处罚，严厉镇压民众的反抗，人民就不敢触犯法律，结果也就达到了法治的目标。但是现代的中国法治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自我国走向真正的法治之后，国家十分重视用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国家除了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明确规定公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享有的各项权利外，还建立健全了权利救济制度。立法机关通过颁布《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而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从制度上较好的解决了防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滥用权力和对已发生的侵权损害给予赔偿的问题。

法家思想中，对于法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即它不追求法本身的良﹑恶，只要是君主的意志，就要严格执行。尽管法家也强调法必须顺乎自然，合乎民心，“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17]，但是就法是否合乎正义，法家始终站在君主一边，提君主利益辩护。但是我国的现代法治要求发必须是良法，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的思想，只有好的法律，才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才能达到实施法治的目的。

法家思想的法治理念是“以法治国”，而我国现代的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国”。虽然仅有一字之差，却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差别。在中文中，“以”和“依”的含义就不同，前者主要有“用”“拿”的意思；后者则主要是“依靠”“依从”“按照”的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法家所强调的法治，实际上是把法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和手段，作为统治者的为政之具和统治策略，因此很明显的打上了人治的烙印，这样的法治，即成为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最终即归于人治主义一途。而我国的依法治国原则，则是把法作为一种文明价值的体现，作为一种文明理念的灌输，作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普遍观念和内在精神，它要求在法治状态下，通过对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和责任的科学规划，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合理配置，在法律秩序的层面，人们普遍的依据法律规则，制度，原则去从事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形成一种严格有序，井井有条的状态，并使违法犯罪现象大为减少。在这种法治中，人们要树立的是法律至上的观念，而且这种观念追求的是民主，平等，自由和正义的价值。

但是，我们要本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用现代法治的视角来看待法家理论时，自然不应忘记它的种种缺陷，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法家思想中有些部分在今天仍然具有普遍价值和指导意义，能够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法家所借鉴利用。

1）“法不阿贵，刑无等级”，反对特权

法家的刑无等级思想是基于当时领主贵族特权猖獗，守旧势力严重阻碍改革进行的社会状况下而产生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18]是对这种思想的最好总结，法家主张适用法律要做到“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19]在守法上，强调平等性，君主，臣民都应守法。“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20]。商鞅说：“守法守职之吏又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21]，“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22]，“法之不行，自上犯之”[23]。这些反特权主张，在当时贵族特权登记制度的社会条件下无疑是振聋发聩的时代呐喊，当然，如前文所说，君主专制下的法治不可能真正实践到避免所有特权，但是不可否认的，在当代人有少数人特别是领导干部，总以为有特权在身，以权试法，而法家这些法特权的思想，无疑是具有先进教育意义的。

2）“明法去私，反对以私害法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24]。法家强调，法律是公正无私的，不能因亲近友好而随意赏赐。情感不能代替法，个人的好恶，恩怨情仇都必须服从法，天下为公则天下大治。法家强调法的公正性原则，主张行法，司法必须公正无私。商鞅认为，严格依法办事，这就是“公”，反之为了私利而损害法的施行，这就是“私”，法就是要奉公去私。他说：“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分明，而不以私害法则治。”[25]。君主和大臣都放松法度，依任私议，国家必定混乱。确定法律就是为了明确人们言行的当与不当，即“明分”，只有保证了法的公正性，不以私害法，国家才能走上有序的轨道。“夫信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类者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26]。法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慎到对此也有很好的阐述，他说：“法之功，莫大于私不行。„„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故有道之国，法立而私议不行。”[27]，慎到还认为，公正是立法，执法的第一要义，法律公正就要抛弃一切徇私和偏私的做法。“故蓍龟，所以立公识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28]。应该说，法家的这种观点对现实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以私害法的情况在我们当今社会仍是屡见不鲜。我们应借鉴法家“明法去私”的思想，执法必严，公正办案，铲除“人情官司”“权钱交易”等问题，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不徇私情，秉公执法，保护人民的合法利益和国家利益。

3）“法与时移”，制定完备的法律体系。

法家主张“法与时移”，立法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要求。商鞅说：“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不宜于是则行之则不干。”[29]韩非子也认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事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30]所谓“古今异俗，新故异备”，而“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虽然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法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但时代却同样在不断变化，因此，作为现代法制运行首要环节的立法，也需要及时制定，修改和废除，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这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从数量上来看，我国制定的法律是比较齐全的，较建国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形成。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实施，促进和保障了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如：现在我国行政权被滥用的现象还比较严重，而行政救济权利的途径却很有限；与市场经济主体有关的法律制度，如：债券法，反垄断法等法律制度还不太完善，因此，我国应不断完善现有的法律体系，对缺失的部分应当补充制定，来保障人民的权利，促进经济的发展，适应社会的新变化，新发展和新要求。

4）法要“布之于众”，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

法家强调，法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一旦制定，就要以成文的形式出现，“使之明白易知”[31]，“布之于众”，并争取做到“家喻户晓”，让“全民皆知其所避就”[32]，而今天，我们仍把普法，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放在重要的位置，广大领导干部应该带头懂法，守法，护法。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一些干部无视法的存在，认为权大于法，因此，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法制意识已经迫在眉睫。在一部分人民群众中间，同样存在着法律意识淡薄，遇到法律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托熟人，甚至进行钱色交易，而不根据法律寻求解决的途径。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办事成本的提高。因此，当务之急，党和国家应充分利用各种宣传载体，如：电视，报纸，网络来普及法律知识，并且坚持进行法制教育，使全民树立起法律至上的理论。

------------------[1] 《慎法》

[2] 《管子·七臣七主》

[3] 《商君书·定分》

[4] 《管子·任法》

[5] 《韩非子·有度》

[6] 《韩非子·六反》

[7] 《韩非子·有变》

[8]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31页

[9] 《商君书·去疆》

[10] 《商君书·开塞》

[11] 《商君书·画策》

[12] 《韩非子·解老》

[13]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

[14] 《韩非子·画策》

[15] 《商君书·说民》

[16] 《韩非子·奸劫弑臣》

[17] 《韩非子·安危》

[18]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19] 《韩非子·有度》

[20] 《韩非子·有变》

[21] 《商君书·赏刑》

[22] 《商君书·修权》

[23] 《史记·商君列传》

[24] 《韩非子·饰邪》

[25] 《商君书·修权》

[26] 《商君书·修权》

[27] 《慎子逸文》

[28] 《威德》

[29] 《商君书·壹言》

[30] 《韩非子·心度》

[31] 《商君书·定分》

[32] 《商君书·修权》

篇2：法家法治思想

[论文摘要]法家的“法治”传统思想包含着以法为本、因时而制、明白易知、刑无等级、强国富民等内容,与现代法治具有一定意义的契合,对现代法治是有所助益的。但是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相距甚远,如治吏治民不治君、君主至上、重刑思想等很多封建性糟粕,也可能成为现代法治的障碍。因而对法家的思想必须进行批判和分析,做到古为今用。

我国古代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变法”和“以法治国”的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商鞅、韩非、李斯等。“法治”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他们主张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制定为“法”,以“法”作为治国和统一天下的主要方法,即所谓“以法治国”[1]P147、“垂法而治”[2]P163。法家的思想影响了我国古代整个封建社会,我国最早将“法律”二字连用是从法家开始的。自秦汉开始的封建统治者都在统治实践中一定程度上采纳了法家的主张,实行过一定程度的”法治”。然而,无论是从法治的主体、客体还是从其内涵、目的等方面来比较,法家的“法治”与我国现代法治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一、法家法治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1、法家的“明法论”思想。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务明易”是指法令一定要明白易知,便于遵守。商鞅认为法令的对象是愚蠢的民众,如果太“微妙”,连聪明智慧的人都看不懂,怎么能让民众实行呢?因此他说:“圣人为法,必使明白易知。”[2]P423韩非也提出了“三易”:“易见”即容易使人看见;“易知”即容易使人懂得;“易为”即容易使人执行和遵守。作到了“三易”,就能确立起君主的信用,发挥出政令的效用,使法令得到贯彻。[3]P70法家还主张“以法为教”,官吏和人民都必须学习法律。尤其是向主管法令的官吏学习法律,由司法官员宣讲、解释法律,使天下的人都“知法”。这种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的思想,有助于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也有积极的意义。

2、法家的“因时立法”的思想。他们认为,历史在不断发展变化,社会在向前发展,时代变革,社会条件不同,国家的法制和统治方法也应作相应的改变。商鞅提出:“上世”可以靠“亲亲”,“中世”便只能靠“仁义”;而到了“下世”,“亲亲”与“仁义”都已行不通了;“今世”更不能沿用这些旧的方法。其结论是“不法古,不修(循)今”,必须“当时而立法”[2]P143。在立法原则上法家也提出了“循天道、随时变、量可能”。指立法要符合自然规律,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实际,考虑实行的客观可能性。所谓“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3]P165;“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3]P165;“随时而变,因俗而动”[1]P148等等。这些思想在今天也是有进步意义的。现代法治虽然提倡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但遵循客观规律、社会现实,不断地修订现有的法律也是无可争议的。

二、法家法治思想中的消极因素[!--empirenews.page--]

1、法家的“君主至上”思想。法家都是把法律当作最高统治者个人统治的工具,他们认为法能保障和加强君主至尊地位与专制权力。首先,法家认为立法大权必须全部收归君主。“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3]P17君主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独一无二的权力。

法、术、势三者紧密结合乃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所倡导,他认为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是可以充分利用这三要素的。“法”指法令,“势”指权势、权力,“术”指统治策略和手段。三者之中,法令最为重要,必须“以法为本”而兼顾势、术。韩非明确地指出:“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3]P131、“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3]P135、“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3]P137他还强调推行法术必须占有权势地位。可见他还是对君主重权势与术,而对臣民则强调严刑峻法,轻罪重罚,以此来实现君主集权的专制政体。法律是君主的统治工具,君主本人不必被自己制定的法律所累。古代法家倡导的“法治”是“君主专制”。而我们现代法治却是民主的,把法当作权力控制的手段、途径。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法律高于权力,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法律对权力的控制,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特征。

2、法家的“以刑去刑”的重刑思想。在这方面,商鞅第一个系统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论。主要包括:其一,在刑罚与赏赐的内部关系上,他强调刑主赏辅,赏赐仅仅是刑罚的辅助。他说:“夫刑者所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2]P138其二,“刑不善而不赏善”。他认为法的任务在“治奸人”,而不在“治善人”。对付“奸民”的手段只能是“重刑”。刑罚重,民众就不敢犯法,这样便都不敢做坏事,就使全国的民众就变“善”了,这叫做“不赏善而民善”。其三,轻罪重罚。他指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认为加重对于轻罪的刑罚,便不致产生轻罪,重罪更无从出现。这种公然否定罪刑相适应、向人民炫耀暴力、滥施淫威的观点,表明了新兴地主阶级及其“法治”与人民在本质上的对立关系。韩非也发展了商鞅的重刑主张,认为重刑是符合人的“好利恶害”的本性,是“禁奸”的有效手段,是“爱民”不是伤民。也就是要使人民在严刑峻罚面前心惊胆寒不敢犯法。[3]P143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的这种观点,后来成为秦始皇推行严刑峻法的理论基础。在整个封建社会也有深远的影响。这种残酷镇压人民的做法,“以刑去刑”的重刑主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不可取的。与现代法治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是格格不入的。[1][2]下一页

三、法家法治思想中既积极又消极的因素

1、法家的单纯“法治”的思想。“法治”是针对儒家的“礼治”、“德治”提出的。儒家主张“以德服人”,轻视法律的强制作用,法家针锋相对,主张“以力服人”,“法治”是最有效的方法。现代法治却认为“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两者并不矛盾,道德是制定法律的基础和根本,它从正面引导人们向上向善,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合乎天理和人道的,只有这样做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和尊敬;如果相反去做,就会受到人们的鄙夷。而法制是推行道德的约束和保障,它从反面制恶制暴,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如果做了,就要受到相应的制裁。应该说道德规范是指导人民行为的根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的社会行为基本准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德治”和“法治”是一个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单独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要顾此失彼的。当然,法家的“法治”思想符合封建制确立时期的时代要求,与儒家的“礼治”相比更为积极进取。[!--empirenews.page--]

2、法家的“治吏”思想。法家也把治吏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提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3]P113的观点。还提出“刑无等级”这一在执法和适用法律上治吏的思想。商鞅提出“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犯上制者,罪死不赦。”[2]P280韩非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不避尊贵,不就卑贱。”[3]P42只有君主依法治吏,才能“禁奸臣”。法家的治吏思想在规范权力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上与现代法治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两者的目的都在防止权力的懈怠与权力的滥用。法家的治吏思想对于倡行法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法家的治吏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它不是现代法治意义中的权力控制。两者的主体是不同的,法家的治吏的主体是皇帝,而法治中的权力控制的主体是人民。两者的对象是不同的,法家治吏的“吏”是不包括最高权力拥有者——皇帝的,而法治中的权力控制所要控制的是除人民及其终极权力之外的一切权力与权力拥有者。

3、法家的“民本”思想。“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是法家“法治”的理论基础。法家认为,法不是天造地设的神物,而是人性民情的反映。韩非指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3]P149“因民情”是指法律的制定要以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为基础。商鞅说:“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2]P175表面看来,人性理论和强调立法上因民情、重民、利民的这种民本思想考虑的是人民的需要与愿望。这种传统的民本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很有影响力,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民主起到引入的作用。而且,民本思想绝对比单纯的专制思想要进步得多。但是,这种思想实际上是要将法律变成操纵人民切身利益的手段,为统治者所用,不同于现代法治中的民主思想,而且“民本思想”毕竟是“君权思想”之下的产物,它骨子里包含的并不是现代民主与法治。如果将民本理解为民主,那么民本就会成为民主的障碍,从而影响法治。因此,必须理性地对待这种民本思想。现代法治的民主思想是指必须运用法律从社会层面上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力与民主权利,实现社会普遍的民主。法律保护人民民主权力与民主权利的民主才是完善的。

篇3：法家法治思想

关键词：“依法治国”,“以法治国”,法治,法家

法家的治国之道及其历史意义

法家思想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西周封建社会时期, 礼和刑是作为手段, 所谓“礼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礼”针对贵族, “刑”针对普通百姓。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称为“礼”, 而贵族依靠”刑“制服庶民。东周时期, 中央集权的社会背景之下, 思想上,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这一时期, 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总格局, 其中最大的成就, 就是产生了儒、道、法三大思想潮流。法家是产生于战国时期, 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 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中国法家在历史上一直被看作是为当权者谋略之人, 很少有学者谈及法家”富国强兵“思想的重要性, 往往其法律思想作了不恰当的解释和评价。如章太炎.章太炎政论选集;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丘汉平.先秦法律思想等论述, 无论我们的学者怎样煞费苦心地去辨析“依法治国”与“法家主张的”以法治国, 似乎都离不开治国而已这样的理解。本文论述的目的是区分法家思想的“以法治国”与现代社会的“依法治国”, 了解法家思想的核心是关键。法家的“法治”主要是封建帝王以法 (刑) 治民、防民的统治术, 没有任何民主成分, 也没有什么权利可言。法家的“法治”虽然强调以法来管束削弱贵族势力, 但根本目的在于将权力集中在君王手中, 法律保障君主的专制权力, 表面的法治实际上依然人治。

关于现代社会的“依法治国”与法家思想“以法治国”

法家思想的“以法治国”强调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的保护, 帝王专权, 法令是判定功过是非的唯一标准, 韩非子提出“法者, 编著之图籍, 设立于官府, 而步之于百姓也。”可以体现这种观点, 他认为法律是由国家制定, 政府实施, 百姓遵守。这种法治治理国家的方式使政府缺乏监督性, 扩大了政府的权利, 制定者、实施者和遵守者严重脱离, 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 背离了法律终究发挥的作用和原则。法家思想的法治确实是“以法治国”, 但是它只是帝王统治的工具。而现代“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思想体系、原则体系和制度体系的总成, 其中, 宪法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法律”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人们既要为法律服务, 又要遵守法律, 这点和“以法治国”存在很大的区别, 如果法律完全是因人而立, 因人而改, 因人而弃不可能存在最高的权威;“以法治国”保护的是君主的至高无上, 一切均以政治为目的, 为政权服务, 对于百姓而言根本没有权利而言, 更多的是单向的义务性;而“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 是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不受侵犯, 保障公民的权利行使, 而宪法则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 确认了民主的事实, 确认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我国宪法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它直接捍卫着人民群众在国家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 捍卫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国家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得到了平衡。

法家就像英国的莫尔在辞去大法官后忠告克伦威尔的那样:“在您向主上献言时, 尽管说明他应当怎样做, 可千万别说他能够怎么做, 因为一头狮子若是知道了自己的力量, 就谁也无法管住他了。”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到底如何治怎么治根本不需要百姓的参与权。《管子》的“任法”篇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此之为大治。”“君臣皆从法”虽然记录在法律里, 但对君主任何一项权利的限制性的设计都会给君主的统治造成威胁, 因此“君臣皆从法”只是形式上的理解, 至于实证性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根本无需考虑, 只需考虑怎样维护君权。而现代社会的依法治国, 贯穿于法律之中的原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制定者本身不是至高无上的, 他要受权利的制约和监督。在现代社会的“依法治国”的观念下, 实现了由君主向人民转变的逻辑可能, 实现了在人民的监督下制定法律, 在政府法人监督下遵守法律, 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的的原则。

依法治国强调所有的法都是全体公民的约法, 约法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民权利的实现, 而非为了权力的实施, 约法要求全体公民一律平等, 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法家的法是“王法”是有阶级等级的差别的, 其立法目的是保证权力的实现, 而并非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受历史文化与背景的限制的。

“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也存在很多的相通之处:

(一) 法的强制性。法家强调“法”和“刑”的结合, 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 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 违法的后果, 便是国家施予刑罚。 (二) 法与人民的利益。虽然法家人物都是所谓“法术之士”, 即为君主出谋献策、协助君主管理国家的以政治为职业的专家, 但是法家所提倡的法并非只反映君主的利益, 也是 (至少在理想的情况下) 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的。 (三) 法的平等适用。法家提出“不别亲疏, 不殊贵贱, 一断于法”的主张, 是与原有的“别亲疏, 殊贵贱”、“礼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的“礼治”秩序针锋相对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主张针对的是当时贵族 (以至教会) 的特权, 法家关于法律与平等的思想作为思想本身, 具有其超越其时代的政治斗争的意义和价值。

法家作为先秦诸诸子百家的学派之一, 其理论上的哲学基础上十分耐人寻味的, 法家的代表性人物管仲、商鞅、韩非等既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思想家, 又是十分出色的哲学家。法家的韩非思想可以说精粹之至, 他包容了“法、势、术”三大板块, 虽然源自慎、申、商三人, 但比前者却更为深刻, 更为精粹。对于法家思想的理解和认识应该放在时代大背景中来分析, 而不应仅仅评述其好坏或者善恶。它对于法理思想的进步和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的, 本文只是做了粗浅的分析, 相信深入研究后会有更多的法律意义在其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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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法家法治思想

摘 要：尽管在形成和演变的方式和道路上有所不同，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和西方法治观念仍存在相似之处：都主张用法律来管理和统治社会；都重视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与权威。但是，法家学派思想和西方法治观念到底有什么区别，区别体现在哪些方面，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法家；以法治国；君主专制；法治

中图分类号：D9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137-03

在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中，法家是比较显著的一家。法家学派提出了以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而且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方法，是先秦时期对法律最重视的一家。我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西方文明发展的成果，是西方国家献给人类的一项有关法律的智慧果实，它提出的现代法治与民主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目标。

一、中国法家的法治思想

法家学派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思想发展史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因为法家提出的“以法治国”“法自君出”“明法审令”等主张，适应了我国尤其是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纷乱时期，对于之后秦统一六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法家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正经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巨变与重大变革，法家学派应运产生并得到良好发展。到了东周年代，常年征战使得社会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民不聊生，苦不堪言，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社会统治呈现出“礼乐征伐自侯出”的动乱局面。

这一阶段，百家争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学派都纷纷对动乱的社会现实提出了自己的救世主张。儒家提倡“以礼治国、克己复礼”、道家倡导“无为而治”、墨家提出的“兼爱、非攻”的济世主张，他们的这些思想与主张都没有改变诸侯争霸、社会分崩离析的状况。

然而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它摒弃了用礼治、德治、无为等方式来实行社会变革的思想，主张用法治的方式来重新建构社会秩序。法家提出“无力则国必削弱”，认为国家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制则国家必定会被削弱。法家学派的这种“唯法为治”的主张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将法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

法家思想是应对社会变革而产生的。从春秋时期开始，重视法律、提倡用法律治理国家的法学家们纷纷涌现。从春秋年间的管仲、子产，战国年代的商鞅、李悝、申不害等都是法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创立并发展了法家学派。

战国时期韩国的韩非子将先秦时期的法家思想发展到鼎盛。他的“以法治国”的思想体系可以分成3个部分：一是尚法，以商鞅为源；二是用术，以申不害为源；三是重势，以慎到为源。君主要制定一套使得全国上上下下的臣民都普遍遵守的法律体系，这样才能增强君主的权威，实现绝对统治，从而加强中央集权。

（二）法家思想的内涵

1.性恶论。法家学派的思想家普遍认为人性本恶，他们继承并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观”。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一种自然属性，人有可以转恶的趋势，也有可以转向善的可能。法家学派的观点区别于此，他们认为人生来为恶。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求名求利才是人的追求。基于这点，法家学派认为要实现全国的大一统，就要灭人欲，彻底压制人的恶性，通过建立严密的中央集权来控制臣民，法律是保证中央集权得以实现的武器，只有建立一套严刑峻法，让臣民都普遍遵守，才能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减少暴动的发生。

2.强调法律的作用。法家学派通过“法治”来实现治理国家的大计。他们认为必须用法律来制约和管理人民，才能更好的统治人民。“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但是，君主并不是随意的制定、执行法律，“凡治天下，必因民情”，法律的制定不但要符合自然相协调，而且要合乎是非曲直。与此同时，法的执行要体现公正，“执法必信，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等都体现出了当时法律被公正执行。

3.主张锐意改革。法家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法律制定和发展思想。认为法律的发展也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发展，在法律的制定与修改上，要不断有所变革，不因循守旧，法律才能更好的被适用。

4.尊君主抑臣。法家提出，法治的治国策略是实现国富、兵强的必要手段。法律施行的目的是加强君主集权，满足君主的意志与利益。因此，法律是围绕在国家的政治权力周围的，君主权力的行使是法律的主要渊源。要通过严密、苛刻的刑罚制度来实现绝对的君主权威。

秦国灭亡之后，法家思想逐渐被世人诟病，法家思想被等同于暴政。但是，我们并不能否定法家思想中的法治精神：首先，将法律置于社会治理的重要位置、极其重视法律的权威与作用；其次，提倡“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实现“刑无等级”的目的，体现出了法律要公正；再次，主张“法与时移”，法律要跟随时代的变迁实现变革与发展。这都闪现出了现代法治的色彩与光辉，甚至对于现阶段我们的法治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西方的法治观念

法治观念是法治被逐渐完善的前提条件，它是人们对于法制体制、法治精神、法治文化等的抽象化认识，是对法律在制定、施行中的态度、期望、认识、反应、评价等构成的价值体系。

（一）西方法治观念的发展

西方法治观念的形成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梭伦变法是法治观念形成的起始点，亚里士多德将其理论化。

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优于人治。他认为法治的形成应该满足两个条件：“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该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这意味着法律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公民都必须受法律的约束；法律必须满足城邦最大多数人的意志与利益，获得民众基础，这是良法的表现。当时人们普遍认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点，但是当时法治仍是一种设想，没有脱离正义而独立存在，城邦中也没有单独的法律制度与规定。

到了古罗马时期，贸易的繁荣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公民与公民的交往频繁起来，催生了约束公民行为的公民法；罗马后期，开始对外征战，万民法由此形成；古罗马时期制定的《十二铜表法》是西方第一部法律；这些都对于后来的罗马法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表明古罗马时期具有比较厚重的法治传统，此阶段法治与理性、正义等相关联。

中世纪时期，古希腊、罗马形成的民主法治传统似乎在这一阶段停滞不前，但是，此阶段仍然在缓慢的探索西方的自然法传统，这一段为西方古老的自然法的超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中世纪时期的法学家们建立法治观念是以上帝和基督教义为核心的。他们将古希腊、罗马时期形成的法治观念同神学思想联系起来，将法律视为上帝的意志和神的理性，这为法的制定指明了方向。

近代是西方法治观念发展的鼎盛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贸易自由、竞争的需求，人们普遍将法治推向社会的统治地位，法治开始同现实联系起来。启蒙思想家们纷纷将权力、自由、平等思想加入到法律之中，法的目的是保证其根本实现。

戴雪时期一改以往法治只是一种政治理想的状态，将法治变成现实社会中的特点。他首先确切的提出了“法的统治”（rule of law），认为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阶段启蒙运动思想将法律与宗教分离开来，法律逐渐开始形成其特定的制度与体系。

到了19世纪，近代形成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被逐渐的注入到法治观念之中，法学思想家们开始专注的去描述“法治”概念。“正义论”的典型代表罗尔斯认为，法治与法律秩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法治不需要承担社会的责任与义务，义务与责任的过多会使法律变得复杂与空虚，法治的效果就很难实现。我们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将法治脱离政治。这是因为此时民主制度已经在西方形成，分权、制衡原则被良好的贯彻并逐渐成为西方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结构方式，因此法治不需要再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这一阶段法治的主要任务是具体制度的完善。

通过对于西方法治观念发展历史的描述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西方法治观念的发展趋势是从简单向复杂过渡，从复杂向减负发展。

（二）西方法治理论

从西方法治思想形成的历史传统来看，我们可以大致把西方的法治理论分为如下两个派别：

1.英国的法治理论。从对王权进行限制到法治与自由，到法治与功利自由，再到法治与新自由，再到积极法治阶段，英国的法治理论经过了上述发展阶段。到了20世纪，英国开始盛行福利国家思想。福利国家思想者们试图通过国家的福利政策等为人民提供免费的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福利与保障，从而更大程度上实现自由与平等。福利国家实行的前提是对个人私权利的限制，把个人权利让渡给国家权力，形成国家公共权力，用以实现社会的更好发展，这是一种积极的法治发展阶段。英国法律理论的核心是自由主义，实质上是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让渡与对国家公权力的限制。

2.德国的法治国理论。法治国理论是德国的典型法治理论。法治国主要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自由的、形式的、混合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和公正的。法治国的法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形式法治，即倡导国家要建立全面的法制体系，法律权威地位要得到很好的体现；二是实质法治，即主张法治的本质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民主与平等，促进社会的更好发展。

通过对英国法治理论和德国法治国理论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英国重视限制国家权力、通过法治来保障公民个人权力和自由的实现，即更关注法治的实质意义；德国注重法律的权威性与法律体系的全面性、规范性，提倡政府要依法行政，即比较关注法治的形式意义。法治的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相统一，这就是法治的内涵。

三、中国法家思想和西方法治观念的对比

（一）从制定法的性质来看

法家法的制定是由君主来决定的，只要满足君主的意志，法律就必须被严格贯彻执行，因此法家并不关注法律本身是良法还是恶法，商鞅变法刑罚之残酷，完全偏离人民的意志，可以称之为恶法的典型。

西方倡导法律要体现自然法的精神，法的目的是社会正义和民主自由的实现，因此法律本身就是良法。亚里士多德也指出法律良与恶的标准是合不合乎正义。因此法律是正义的体现。

（二）从制定法的主体和法被遵守来看

法家认为，法的制定主体只有也仅限于君主，这是因为法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君权的实现。任何臣民都不得制定法律，而且对于君主制定出来的法律，臣民必须严格遵守，不得议论法律。臣民犯法，会受到严酷的惩罚；君主犯法不被法律制裁。

在西方，法律是体现公民意志的，趋向于民主的，亚里士多德还倡导让全体城邦公民参与法律制定。法律不仅仅是对人民的制约，也是对君主的制约，君主犯法与庶民同罪，任何人都要遵守法律，不管是个人还是政府。

（三）从法的目的来看

法家认为，法律的制定是为了君主利益的实现，君主通过制定严刑峻法来惩戒乱臣贼子，从而更有效的统治他们，实现专权。因此，君主权力的实现是同法的施行程度成正比的。

西方法学思想家认为法律的目的是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力，即实现自由、平等、民主、正义。因此，相对来说，公民的权利得到了比较有效的保护、社会正义与民主也得到了比较好的实现。

（四）从权力制衡来看

法家认为，君主集所有权力于一身，国家的权力结构是一元的。如《慎子·德立》说：“两则杂，杂则相仿。”因此，国家不设立单独的法律机构，君主就是法律的制定与裁定者。

西方在雅典时期就设立了陪审法庭，陪审法庭成员是由民主的、公开的选举产生的，因此具有民主公正性，陪审法庭充当了法院的角色，进行法律裁决；到了古罗马时期，一些法学家们就开始提出分权与制衡的原则，闪现了民主与现代的光辉。

通过以上对于中国法家思想和西方法治观念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家思想同我们现今所倡导的法治观念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法家思想崇尚用严刑峻法来保障君主专权，法律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与工具，法律的施行使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法家法律思想存在许多负面的因素，秦朝末期的暴政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因此，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古代传统的法律文化、实现中国本土化的法律文化特色与现代法治的合理接轨，才是我们重点应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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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法家法治思想

论文关键词：法家思想 现代法治 影响

论文摘要：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现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法家是最重视法律的，且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法治”的主张。但其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

引言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

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

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1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

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2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3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4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

段。

1.5 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治国的推崇。、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

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1 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2 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3 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4 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5 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

进行现代反思。、法家思想的负面消极影响

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对法律的研究也颇有成效。当代美国学者皮文睿高度概括了“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即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任意运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的，其对立面是人治。基于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上述这种“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即法家重视法律规则，强调法律应在政治和社会中高度规范化的运行，注重以“法”治理国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1 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

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①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法家君权至上的思想与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前者以个人权力为权威，赋予最高权力以最高和最终的支配力；而后者则以法为最高权威，一切权力都要受法律支配。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或实际选择上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绝无调和的可能。

3.2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

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就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只有人人平等，排除个别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才能实现法律至上与法的统治。法家思想中，最容易被认为有平等色彩的是其关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我们不能因此过高地评价它的平等意义。首先，这种主张没有把君主包括在法律可制裁的范围内。其次，从法家人物的有关言论看，其主张的真实含义，是贵族犯法和庶民一样给以刑罚处罚。

3.3 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

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而法家倡导的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与现代法治的权力制约理论是不能相容的。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真正的法治从来都是与民主连在一起的。而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反法治的。法家理论是一套以维护君权为核心，为君主谋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之道的政治理论，其最大特点在于肯定君主的绝对权力。这种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很难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3.4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权利本位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在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权利本位文化的实质，是个人权力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自主关系。而法家之所以强调法律普及是为了使“民莫敢为非”①。也就是说，法家讲法律普及目的在于使民众“配合”君主的专制统治，即韩非所言“以法教心”②。法家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中的法治是刑法，其从来不为民众设定任何权利，民众从来只有服从的义务。这些都是与现代

法治所追求的权利本位相矛盾的。、结语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去理解法家思想，其所反映的是当时与正在没落的封贵族和奴隶主贵族阶级相对的新型地主 阶级的立场，具有进步和革新意义。本文第二部分已分析，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法家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对以“法”治国的推崇，尤其是其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从根本上讲，现代法治与法家思想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的理念和制度。法家思想的根本特点，在于把法看作实施君主之治的“帝王之具”，此与现代法治保护人权，约束权力的精神正好相反。从这个层次上讲，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不能与现代法治相比的。所以，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要正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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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法家法治思想

法家是我国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重要学派。其思想先驱可追溯到春秋时的子产，实际创始者是战国前期的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子产既强调法制，又重视道德教化。公元前536年子产“铸刑书”，把自己所制定的刑书铸在鼎器上，开创了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否定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此外，他还提出“以宽服民”、“以猛服民”的主张。在统治劳动人民的方法上，子产第一个提出“宽”、“猛”相济的策略。“宽”即强调道德教化和怀柔；“猛”即严刑峻法和暴力镇压。后来，儒家主要继承和发展了“以宽服民”，法家主要继承和发展了“以猛服民”。

李悝则是收集当时诸国刑律,编成《法经》6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法经》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

及至商鞅、慎到、申不害，三者侧重则各有不同。商鞅是法家子诞生以来的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充分认识到“定分”与“止争”‘的关系。他指出“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免可分以为百，由名分未定。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 商鞅又以“重法”著称，他极力主张以“法”代“礼”，反复告诫国君“不可以须臾忘于法”。他认为，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具有“定分止争”和“兴功禁暴”的作用。再者，商鞅指出，“法者，国之权衡也”。他一向反对“刑不上大夫”的旧传统，秉持、“刑无等级”、“不赦不宥”的法律适用平等思想。在商鞅的“法治”思想中，还值得一提的是，“以刑去刑”的主张。他提出：“重刑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

申不害则重“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为了防备大臣操纵权力、玩弄法柄，申不害建议最高统治者必须用术，君主应以“独视”、“独听”、“独断”的手段来实行统治。他认为，“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君主“方寸之机正而天下治，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君主个人的言论和主张可以决定国家的兴亡，表明了专制独裁主义的思想。

慎到是法家中强调“势”治的一派，主张君主可以“握法处势”，“无为而治天下”。他从“弃知去己”的观点出发，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他以法为最高准则，提倡“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君臣》）,强调“法”必须和“势”相结合，把君主的权势看作行法的力量，所谓“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者”，但他又认为国家的存亡并非全由君主一人的力量所决定。“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他承认“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提出“守法而不变则衰”。

战国末期的韩非集秦晋法家思想之大成，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又吸收道家思想，将法治理论系统化。他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以法为教”，厉行赏罚，奖励耕战。

我们看待和评价法家法治学说，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评价。

综上当时几位集法家之大成者的思想我们不难看出，先秦法家主张以“法”为核心并辅之以“术”和“势”，尤其是“以法治国”法律理念的提出，对当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地主阶级批判旧式贵族起到了理论武器的指导作用，也对新兴的封建制度起到了推动发展的作用。由于法家重视“法治”，反对“人治”，特别重视发挥法律的作用和强调加强法制的重要性，在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防止分裂割据和保障封建经济的发展等方面，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与此同进，法家对法律和与之紧密联系的国家政权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一系列有关国家和法律学说的新见解，为繁荣我国古代法律思想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先秦法家在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提出“以法治国”的法治现念，对于推动封建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其法治的理念不可避免地受当时历史条件和法家们的认识水平的限制而具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先秦法家的法治，其法生于君，是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服务的。先秦法家在当时主张“以法治国”的同时，并没有提出民主要求，也根本不要求。与此相反，法家的“法治”却和封建专制制度结下了不解缘。法家虽然称法为“公法”，但是没有提出要在地主阶级的民主政体上来立法，反而主张把包括立法权在内的一切权力完全交给君主，即法生于君，那么，君主既然有权立法，手执太阿，也就有权废法，这就必然属于专制。法家虽然也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从于法”，也要求君主守法，但无任何限制，也即缺乏象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中对君主的限权规定，而只对君主晓之以“释法任私”，而“可亡”“必乱”的利害关系。因此先秦法家的法治仍属于近代实质意义上的“人治”的范畴。此外，先秦法家主张严刑峻法。由于法家重刑主义思想严重，因此执法之吏，多以严酷著称甚至轻罪而重罚。秦朝统治者由于一味实行严刑峻法，“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忘加”，从而招致“天下愁怨，溃而叛之”，这不能不是秦朝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悠悠历史长河之中，纵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法家思想依旧能一直璀璨其间，不得不承认其内涵中蕴涵着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精神力量。目前，法治是众多法学家广泛探讨的一个话题，然而，法学家在探讨法治的思想的启蒙和发展时，往往追塑到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学说和思想，并重笔浓抹，而对于中国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法治理念只简单提及，说过其所具有的历史作用后便简单而武断地将其抛入“人治”范畴，并完全与现代意义的法治理念隔裂开来，没有看到先秦法治理念也体现着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启蒙思想的火花。但是，我认为这种认识的误区和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论及于此，我并无意把先秦法家的“法治”与现代“法治”等同起来，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等同的。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用现代法治的理念去苛求它从而抹煞其本身内涵的现代法治启蒙思想的火花。

而今，作为新世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公民，我们应当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的法治理念，看到其具有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的同时更具有历史进步性；也要运用全面的观点看待先秦法家法治理念，既要认清其与现代法治本质上的区别，又要看到其所闪烁的现代法治启蒙思想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