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孟儒学的思考

关于孔孟儒学的思考（精选7篇）

篇1：关于孔孟儒学的思考

关于孔孟儒学的评说

评论孔孟儒学，首先要知道它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根据本人理解，孔孟儒学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即政治理想，伦理道德和教育思想。

一、政治理想方面，孔孟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以“克己复礼”为己任，以“为政以德”为核心，提出了一系列卓越的思想和主张，如爱民、富民、教民、礼治、举贤才、正其身、民贵君轻、讲信修睦、和为贵等。在那样一个近乎洪荒的年代，能提出这些具有见地的政治主张，实属难能可贵。这些政治主张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于现在的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也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二、伦理道德方面，孔孟主张上至国君、下至庶民都应以“修身”为要，以“君子”为榜样，做到仁、义、礼、智、信、忠、孝、勇、和而不同等。仁就是爱人，是善，关键时刻甚至应该“杀身成仁”，以实现公正；“见利思义”、“先义后利”、“舍生取义”，这种义利观成为社会成员的重要准则；礼就是文明社会的规约，“克己复礼为仁”；智是明智，要“博学于文”，要人摆脱蒙昧；信是讲信用，诚实不欺，主张“无信不立”；忠即忠诚，古时候主要讲要忠于国君，孔子所谈之忠绝非愚忠，有“莫欺之，勿犯之”之论，拿到今天则要转换为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孝是仁德的根本，主要是尊敬和赡养父母长辈。后人习惯于在忠和孝的前面分别加上一个“愚”字，看来这是人为歪曲，恐非孔孟之本意。

三、教育思想方面，孔孟提出诸如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学而不厌、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反

三、教学相长、学思并重、学无常师、温故知新、不耻下问、博学而笃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等。这些思想和主张不正是现代教育所极力倡导的吗？

在国内，随着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对社会问题的日益关注，上至中央下至普通群众都对儒学、特别是原生态的孔孟儒学有了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无论是在“以德治国”、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还是在具体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层面，甚至于社会风气和家庭生活层面，孔孟儒学所倡导的仁、义、诚、信等思想都重新彰显出新的时代价值。

在国外，孔孟儒学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都享有较高地位，这些国家历史上都曾经受过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现在也大都保留着比较浓厚的儒家文化传统（当然是有所改造和发展了），这些国家均经济发达、社会文明、国民素质较高。1988年，众多诺贝尔奖得主齐聚巴黎，呼吁人类要想知道如何在二十一世纪生存，需要回到2500年前，从孔子那里汲取智慧。可见，孔孟儒学的积极意义得到了很多外国有识之士的广泛认可。随着我国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文化“走出去”战略，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影响世界。

综合以上各个方面，孔孟儒学虽在中国历史上几遇劫难，但最终打而不倒，原因恐怕在于真理是颠扑不破的，一些后来人的歪曲和无知终将遮挡不住真理的光芒。孔孟儒学的复兴和影响的进一步扩大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根据：

一、孔孟儒学所倡导的的主体思想与人类渴望和平世界、和谐社会的愿望是一致的。孔孟一贯反对不义战争，反对暴政，主张修文德、行仁政、多施惠民之策、和而不同。孔孟儒学描绘的人人康乐、社会太平的大同世界成为千百年来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和当今世界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考验之后，孔孟儒学的上述主张日益显示出更强的感召力是历史的必然。

二、孔孟儒学重伦理、讲修身的君子思想在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逐渐显示出其非凡的意义。建设和谐社会，除了协调现实的物质利益关系之外，还要切实提高国民素质，争取人人有仁爱之心、礼信之品、忠孝之德。这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国民教育的质量和品位，而且还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迫切需要和重要条件。很难想象，在一个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无信无耻的国家，人们的生存环境会败坏到何种程度。出于提升国民乃至全人类思想道德素质之需要，确实应该大力弘扬孔孟儒学所倡导的君子之风。

三、孔孟儒学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更是弥足珍贵，而且在很多方面直到现在做得还很不到位。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好的教育要有科学的教育思想作指导，才能培养出有用之人、有为之人、有益之人。对照有教无类解决当前教育公平问题，对照因材施教、举一反三解决教学方法问题，对照诲人不倦解决师德师风问题，对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解决学风考风不实问题，如此等等。上述思想都能为我们解决相关问题提供基本的价值遵循。

孔孟儒学历经2000多年的历史沉淀，经过数次挫折的惨痛冲击，现在越发放射出真理的光芒，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思想所指不仅是人类普遍需要的和始终向往的，而且是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这些宝贵思想在奴隶社会需要，在封建社会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同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在世界的东方需要，在世界的西方也是需要的。孔孟儒学产生于遥远的古代，但能达至近代和现代，想必也能达至将来。相信孔孟儒学必将为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文明与进步继续产生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整理于2016年6月8日

篇2：关于孔孟儒学的思考

内容提要

在人的存在问题上，虽然孔子和孟子既试图确立个体性的自主自律，又极力实现社会性的仁爱理想，但由于他们把血亲情理视为儒家思潮的基本精神，不仅赋予它以本原根据的意义、而且赋予它以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张个体性和社会性都应该依附并从属于血亲团体性，甚至认为在三者出现对立冲突的情况下，可以为了维护血亲团体性而否定个体性和社会性，结果就导致儒家思潮在本质上呈现出血亲团体性的特征。

关键词孔孟儒学血亲情理团体性

目前，学术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见解，认为儒家思潮十分重视人的社会性存在，因而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主义(群体主义)的价值观;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更进一步主张：儒家思潮也很强调人的个体性存在，充分肯定了人的独立品格和自主自律。本文试图依据《论语》和《孟子》的文本，通过分析孔子和孟子的有关思想，说明：虽然孔子和孟子在人的存在问题上的确是既肯定了人的个体性、也肯定了人的社会性，但由于他们坚持把“血亲情理”作为本根至上的基本精神，最终却使儒家思潮在本质上呈现出了血亲团体性的特征。

一

从《论语》和《孟子》的文本看，孔子和孟子都没有根本否定人的个体性存在，相反有时候还十分重视。这里所谓人的个体性存在，主要是指一个人在与自身的个别性关系中拥有的存在。例如，孔子曾明确主张：“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君子求诸己”(《论语・卫灵公》);孟子也反复强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孟子・公孙丑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很明显，这些命题都明确要求：人们应该在学问道德和人生志向上保持积极的自主自律，从而在与自身的个别性关系中努力确立自己作为个体(“己”、“我”)的独立存在。

另一方面，孔子和孟子又有力地强调了人的社会性(群体性)存在。这里所谓人的社会性存在，主要是指一个人在与他人的普遍性关系中拥有的存在。孔子和孟子提出的“仁者爱人”观念，集中体现了他们对于人的社会性存在的这种积极肯定，因为这一观念明确要求：人们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努力实现对于其他人的普遍性仁爱，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显然，在人与他人的这种普遍性仁爱关系中，一个人的社会性存在无疑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实现。

比较而言，孔子和孟子对于人的`社会性的肯定，明显又超过了他们对于人的个体性的肯定。事实上，他们肯定的个体性本来就是与社会性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们总是要求人们在实现社会性仁爱理想的活动中确立个体性的自主自律，强调个体性的学问道德和人生志向应该以社会性的仁义礼智信和治国平天下作为内容和目标，从而将人与自身的个别性关系融入到人与他人的普遍性关系之中。例如，孔子主张“为仁由己”，就是要求人们通过自己的自觉努力，在道德修养活动中把自己造就成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仁人”，以实现

篇3：关于孔孟儒学的思考

一、“仁者爱人”

“仁道”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 何谓“仁道”?

子曰:“仁者, 爱人也。”就是爱父母, 敬兄长, 爱泛众, 爱万物。曾子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也就是孔子的“忠恕之道”。所谓“恕”的内容即“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其积极表述则是“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如果做到了这一点, 孔子就称许为“仁者”。“忠恕之道”的本质就是要求人们将心比心, 能够推己及人。而“仁者”则具有无私坦诚的品格, 即为人忠诚, 内心坦荡, 无私无畏, 所以不会出于一己之私利, 或一己之好恶来看人与待人。

由此观之, 孔子的“仁”实际上是要培养人们内心所具有的同情心, 慈爱心, 先从爱自己的亲人, 兄弟, 然后推己及人, 由亲到疏, 由近及远, 最后扩大到四海之内的人, 达到博爱。孔子的“仁者爱人”充分肯定了所有人的价值, 它是没有先决条件的, 只要是人, 都应该去爱。

以孔子的仁道思想为视野, 可以看出孔子主张“为政以德”, 认为为政的根本要先修身, 修身的起点则是“仁”, 所以国家的理想统治者是有知识、有美德的君子。实际上孔子所讲的“政”的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德”的内容, 孔子曾说过“政者正也”, “正”即正直、公正, 这本身就是道德的重要内容和要求, 所以“政”与“德”的关系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1)

子曰:“知及之, 仁不能守之, 虽得之, 必失之。”也就是说一个人有治国之才, 能得到天下或国家, 但是如果缺乏仁德, 最后必将丧失天下或国家。从孔子的这一具体阐述中可以看出, 仁德有助于政治的正常运行, 特别是国家权力的维持, 所以为政者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 实施仁德。

二、“仁也者, 人也”

孟子曰:“仁也者, 人也, 合而言之, 道也。”孟子直接将与人画上了等号, 认为仁就是人, 因此在孟子那里, 仁学实际上就是有关于人的学问, 是对人之为人的一种充满人文关切的解读。孟子首倡性善论, 认为人的本质是善的, 人有着极为优越的禀性, 因为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四端”之心, 即恻隐、羞恶、恭敬与是非之心, 而恻隐之心即是仁, 即是爱, 是对人的生命安危的关切。 (2) 由此观之, 孟子所理解的“仁”中, 不仅包含了厚道、亲切、爱怜等涵义, 还包含了孟子对人的价值的肯定, 对生命的敬畏。

正是怀着这种对生命礼赞的信念, 孟子疾呼应有人的生活, 宣扬“民贵君轻”的“仁政”思想。孟子倡导“仁政”, 要求“制民恒产”, 同时又强调“仁政”的道义性, 其具体表现一是不要让满头白发的老人为了生计而去劳作, 要让他们安享晚年;二是统治者要轻徭薄赋, 善待人民, 以让“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此外, 孟子从仁道原则出发, 强烈批判了“暴政杀人”现象, 主张“革命”思想。也就是说, 孟子认为在处理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上, 政府绝对有养民、安民的义务, 而人民无绝对服从政府的义务, 当政府和国君失职时, 人民有权反抗, 罢免, 甚至革命。历史的实践亦证明, 如果政治失德, 就会引起人民的反抗和革命。

那么政治究竟要如何以德呢?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值得民也。善政, 民畏之;善教, 民爱之。善政得民财, 善教得民心。”孟子认为严明的法度禁令能使人民畏惧, 它对人民具有强有力的外在制约力, 但不如礼义道德的教化, 因为礼义道德的教化可以使人民欢迎热爱它;善政能得到人民的财富, 而好的道德教化可以改变人的内心并且得到民心。 (1) 在孟子看来, 为政者要注意用社会道德来教化人民, 使人民逐渐形成和具备良好的品德, 进而影响整个社会道德风尚和习惯。由此可见, 政治对道德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巨大的作用, 一种道德风尚的建立和发展往往需要借助于政治力量才能实现。

三、为“政”以“德”

从孔孟仁学的阐述中, 或者更为具体地说, 孔子“仁者爱人”、“忠恕之道”, 孟子“四善端”、“仁政”、“革命”等思想, 可以看出, 道德有助于政治的正常运行, 特别是国家权力的维持, 同时, 政治对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巨大的作用, 一种道德风尚的建立和发展往往需要借助于政治力量才能实现。政治与道德密不可分。

孔孟仁学强调“仁者爱人”, 孟子更是肯定人的价值, 礼赞生命, 所以倡导实施“仁政”, 主张“革命”。以仁教民, 以仁施政, 用儒家政治思想来界定, 即“为政以德”, 孔子认为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 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 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着它。而本文倡导的为“政”以“德”则更为强调的是政治要以道德为手段, 以德服人, 从而使政治与道德相辅相成。

为“政”以“德”主要有两方面的具体要求:一是为政者要注意用社会道德来教化人民, 要把道德作为教育的内容来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水平, 从而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 即而今所倡导的“以德治国”。但是落实“以德治国”, 关键则是要抓好“以德治吏”, 因为领导干部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是人们时刻关注的焦点, 他们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言行举止、道德状况往往具有导向作用, (3) 这就涉及了为“政”以“德”的另一方面要求, 也就是为政者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 在任何时候都要设身处地为民所想。所谓“德者, 为官之魂”, 官德不修何以为官, 因为“德”从根本上要求为政者为人民掌好权, 用好权, 要有爱民、为民、富民、利民、安民的意识, 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对于为政者个人来说, 为“政”以“德”还要有鲜明的原则性, 要有自己待人处世的原则。有时候, 我们常常把道德等同于人情, 其实不然, 道德具有鲜明的党性原则和社会公德色彩, 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和各个职业道德, 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 而不是一味顺从人情, 追求局部人的利益。此外, 要具备持之以恒的精神。因为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所以一时一事以德服人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 而真正的“为政以德”则要求始终保持本性不变, 坚持自己良心的天平永远倾向于人民群众。

参考文献

[1]郭鲁兵《为政以德:儒家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标志》[J]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学科学版) , 2008, (4) :16-19

[2]胡发贵《孔孟儒学》[M]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80-88

篇4：关于儒学思想发展的几点思考

关键词：儒家思想；董仲舒；理学；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牛耕和铁器的使用。私有土地大量出现，井田制逐步瓦解，土地私有制形成。政治上周天子权威下降，诸侯争霸。思想上百家争鸣。此时儒家思想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孔子提出仁、礼、中庸、有教无类等主张。注重个人自我修养，倡导文人士大夫的经世济民情怀。希望改变春秋时期天下大乱的政治局面，恢复周礼，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达到一个贵贱有序的社会。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主张，提出仁政、民本、民贵君轻等。更加强调君民互为依存，君主应当重视民意，顺应民心。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虽提倡君主爱民，但从根本上仍是为维护君主统治。与近代的民主思想存在区别，民主思想更注重主权在民。

儒家思想被确立为正统思想是在西汉武帝时期。西汉建立初期原本推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经历了文景之治，到武帝时期，一方面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地方诸侯王国势力增大，形成了割据势力，威胁到中央集权。面对这一形势，汉武帝放弃西汉初年开始施行了多年的无为而治之策，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新儒学。这一时期董仲舒倡导的儒学与先秦孔孟儒学是有所区别的。其一，董仲舒主张“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这一主张中，我们不难看出董仲舒虽提出儒术的独尊地位，同时也在倡导法家的中央集权思想。这种集权思想刚好迎合了汉武帝希望削弱地方诸侯国，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其二，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对地方诸侯王进行削弱和打击的同时，“君权神授”理论为其提供了支持。“天人感应”一方面是约束被统治者的，对君主提出警醒，警戒统治者应施行仁政，否则会遭天谴；另一方面是对子民进行约束，既然君权来自于神，那么包括诸侯在内的子民应顺从天意，否则也会遭到上天的惩罚。从“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我们不难看出先秦孟子主张的“民贵君轻”思想到这里已经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君权神授”体现出了“伸君屈民”之意。相比于先秦孔孟儒学，这一时期董仲舒所倡导的儒学具有法家、道家和阴阳家的部分思想。其三，三纲五常。对于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孟子曾提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董仲舒对其进行发展，提出了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随着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为推行儒学，汉武帝设立太学，作为官方最高教育机构，以儒学为主要教授内容，引导文人士大夫向儒。相比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思想专制，汉武帝这种对思想的引导，更加适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在引导士大夫向儒方面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魏晋隋唐，一方面随着佛教、道教的发展，儒教受到冲击，其正统地位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的崛起，社会上出现追求奢靡享乐，僭越儒家礼制现象。为复兴儒学，宋代理学家主动吸收佛、道的部分思想因素，把儒家伦理忠、孝、仁、义等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形成了一套囊括天人关系的严密思想体系，并认为理是世界的本源，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主张用理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注重个人的修养。程朱理学在南宋以后被确立为官方正统哲学，影响后世达六七百年之久。

程朱理学在此后六七百年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有其深刻的原因：其一，理学倡导的三纲五常、忠君思想有利于统治者加强集权，巩固统治的需要，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其二，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考试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明确八股取士，把科举范围限制于四书五经。其三，理学倡导忠、孝、仁、义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

这一时期出现了顾炎武、黄宗曦、王夫之等思想家对传统儒学进行批判、继承和发展。如：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批判，具有早期的民主色彩体现出其批判的一面；另一方面则是继承和发展，宋明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则倡导个性的解放；宋明理学注重思辨和理论，而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则提出：经世致用，注重实学；体现出这一时期思想家对宋明理学的发展和继承，又未超越儒学范围。

相比这一时期西方的启蒙思想，中国明清启蒙思想与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本质上的区别。如：两者都强调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主张人性的解放。但是中国明清启蒙思想仅是对封建专制提出修补，并未超越封建制度范畴，而欧洲启蒙思想家则提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新蓝图，对旧制度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批判。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林存光.孔子新论[M].人民出版社，2012.

[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三联书店，2007.

作者简介：刘建希（1981—），男，就职于福建福安二中，中学一级教师，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高中历史教学和高考研究。

篇5：关于孔孟儒学的思考

关键词：儒学 文化价值 传播路径

儒学，是孔子所创立的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伦理、哲学为一体的学说体系，剔除其中封建性的、阶级性的糟粕，儒学的一些价值原则和根本精神在当代仍闪耀真理的光辉，具有时代价值，其中的精华值得我们继承、发扬、传播。儒学在当代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挽救国人文化信仰危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安全等方面所表现出的重大的文化价值尤其引人注目。

一、儒学思想内容的概括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广博精深，细细梳理，可将其核心内容概括为：公而忘私、心忧天下的爱国精神；见利思义、以义制利的道义观念；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的人格取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克己复礼、三省其身的人生态度；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包容气度；和而不同、执用两中的中和之道；仁者爱人、博施济众的仁爱胸怀；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自我反省、止于至善的道德追求；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的公德意识；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天人合一、天物一体的生态理念；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德责任等等。

正是儒家的这些思想、观念和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绵延五千多年不中断，它们是儒家思想精华的高度浓缩，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儒学内容也将不断丰富和发展。

二、儒学在当代的文化价值

1、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风风雨雨几千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复古”，而是找寻中国文化之根，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一个民族一旦失去文化根源，也就失去了精神归宿，永远得不到其他民族的尊重。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梁漱溟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调失”现象，即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大遭贬斥，现代文化体系又尚未建成，从西方传播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又不能内化为中国人的文化特质，中国处在“文化真空”的状态。这种“文化真空”的直接后果就是“礼崩乐坏，学绝道丧”，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模糊不清，无法定位。[1]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与西方文化关注人如何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以科技为核心的价值观不同，它更加关注的是人内心的思想状况、自身修养以及内圣外王之道，因而它能够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使命。

2、挽救国人文化信仰危机。“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文化中所体现的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来提供生活的意义与安顿生命的无常，离开了特定的文化就不可能存在抽象挂空的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2]从儒学的主体内容来看，儒学在本质上就是希望之学，因为它所追求的正是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社会和谐、世界大同的信仰，儒学把对未来的希望与信仰寄托在人类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良知上。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儒学为中国人提供了信仰与希望，使中国人的生命存在与历史现实具有了意义。人的心灵的充实和生命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特定的文化来实现的。纵观人类历史，西方人通过基督教文化来实现其生命的价值，中亚人则通过伊斯兰教文化来安顿自己的生命，而我们中国人就是通过儒家文化所表达的信仰与情怀来充实自己的心灵与实现生命的价值。然而，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人们对儒学的全盘否定，中国人几乎割断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血脉，这种信仰缺失的迷惘状态，导致许多人以权力、财富、金钱作为灵魂的主宰，以此来满足内心的欲望。儒学所倡导的是刚健有为的奋发进取精神，所追求的是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浩然之气，所推崇的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高尚节操，因而儒学能够给当代的中国人指明理想、带来希望。

3、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安全。钱穆先生曾在他的《文化学大义》中提出：“今天的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并不仅是一个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或是外交的问题，而已是一个整个世界的文化问题。一切问题都从文化问题产生，也都该从文化问题来求解决。”[3]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相当一部分人只是从物质层面片面了解西方文化，而对其真正的文化精神不做深入研究便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却嗤之以鼻。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人在文化上也开始觉醒，渐渐有了主体意识，但也仅仅流于形式，或做各种表面文章，而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入思考。中国的崛起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国的安全首先是中国文化的安全。当今社会，经济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等等，归根结底都是由于人们对利益的过度追求而导致的。正如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说，“所谓文明冲突的背后，其实只是利益的争夺。”[4]文化的核心是思想和精神，中国要保护自己的文化安全，就必须改变被西方文化思想殖民的现状，必须以自己的思想和精神来处理问题，来发展自己。

三、儒学传播路径思考

1、对其基本思想和观点进行现代诠释和转换。首先要对儒学的基本概念，如天、信、诚、义、忠、理、气、心等作出现代诠释，使其外延和内涵都符合现代逻辑学和科学的基本规范。其次，对于儒学的思维方法和逻辑原则进行分析，找出其中的缺陷和不足。在充分吸收现代逻辑学和方法论成果的基础上，提高儒学的严密性和思辨力。再次，充分吸收人类现代文明的思想成果，尤其要吸取中国当代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补充和修正儒学的思想内容。由于传统儒学是建立在封建宗法社会上的意识形态，它反映的是那个社会各个层面的需要和秩序。要想使儒学具备当代性，必须剔除或修正它和封建宗法社会紧密联系的那些落后的思想内容，代之以现代社会公认的思想原则，比如公正、平等、自由等理念；同时也要吸取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提出的实践观点、务实原则。只有将这些思想内容吸收进儒学，从而使儒学思想在不放弃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生深层次、大规模的变化，才可能实现其现代转换。

2、转变对儒学的纯学术性研究。儒学在当代具有重大现实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理论性、学术性上，而且更应该将其主要思想运用于实践中，要将对儒学的研究由阳春白雪式的纯学术性的研究转变为实用性研究，如儒学理念在国家管理中的具体实施，儒学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作用与发挥，儒学在发展市场经济中的价值及实现，儒学在行政管理中的运用，儒学在人际交往中的行为艺术，等等。只有在具体实践中发出炫目的光芒，儒学才能在更大程度上为现代人所接纳。

3、将儒学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儒学的思想观念主要是依赖于典籍文献而传播的，因此需要在教学的制度设计里，倡导大、中、小学开设阅读和讲授古典文献的课程，形成一以贯之的古典文献阅读系列，把具有一定的阅读和欣赏古代典籍的能力作为考察学生学习状况的主要依据。

4、培养热爱儒学并积极传播儒学的专门队伍。儒学的继承和传播，需要一批有“自觉精神”的人。“自觉精神”是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用来形容北宋士大夫的话。他说“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天下的重任。”[5]在学校，可以先培养一批对儒学感兴趣并且有志于进行儒学传播的教师队伍，对大中小学生通过讲座、读经等途径和方式进行儒家文化教育。在社会上，可以组织一批在儒学上有一定造诣的专家和学者，通过媒体对儒学进行大众化传播。

5、让儒学成为大众文化。一是借助电视、网络、报纸等传媒作为平台进行大众传播；二是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经验使大众随时可能读经。西方一些国家，每个观光旅馆，或五星级的酒店，打开抽屉，就有很好的一部《圣经》放在里面，供客人随时翻阅。我们也可以在一些公共场所，如公汽上、轮船上、火车上等放一些儒家经典书籍随时方便阅读，或利用车载电视播放经典光碟。

6、让儒学走出国门。可以在世界各地举办“中国年”，将儒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他重要内容展现给世界；同时，还可以通过成立孔子学院，大量派出中国教师进行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和交流。借助“中国年”、孔子学院这样的平台，让儒学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也不失为儒学向世界传播的有效途径。

注释

[1]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 蒋庆：《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国学网。

[3] 钱穆：《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版第1页。

[4] 转引张汝伦：《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中国文明网，2010年8月28日。

[5] 转引张汝伦：《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中国文明网，2010年8月28日。

作者：涂爱荣，法学博士，湖北经济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

授。

篇6：孔孟之道的现代意义

笔者认为：儒家经典完全可以为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事业作出贡献。

一、用“民心”衡量不同社会目标

《大学》开篇谈到“知止而后有定”，“止”即目的地。只有知道目标，才能定纷乱心，克艰难困苦，勇往直前。中国的圣人们2500多年前就提出了“民心即民本”思想，即民众内心满意是一切社会进步的总目标。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即民之根本， 民心即道之根本。孟子更是发出让历朝封建统治者胆战心惊的千年一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用“民心”为标准可以解决改革共识问题。任何改革主张归根结底都要由民心向背来评判、由民众来实施、由民众来调整。用民心向背来评判就能在复杂的改革环境中胸有成竹，一些单靠经济发展数据而不公平惠民的小聪明和违背民意的“面子”工程就会露出马脚。而孔孟二人反复强调的惠民基本方法：轻赋税、除民害、制民产（藏富于民，让人民有恒产成为中产阶级）、恤民患（扶危济困）等应该成为改革的主要内容。

用“民心”为标准可以解决改革策略问题。获得民心只有靠一个“诚”字。台湾哲学家傅佩荣认为整部《论语》扼要言之，就是“真诚”二字。《中庸》把诚提升为“天之道也和人之道也”。不诚者，无道也。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民众比任何天才都更伟大，也更智慧。真诚的改革才能产生灵魂与灵魂的碰撞，才能让民众发自内心地拥护。

二、用“中庸”统领不同社会智慧

不仅《中庸》谈到“执其两端，用其中与民，其斯以为舜乎（采纳中庸之道来治理国家，这就是舜成功的地方吧）？” “四书”的其他三部经典都反复谈及要致中和，把握好度。中庸是中国智慧的集大成。中庸有三层意思：一是遵循基本规律，要符合“礼”，做什么事情都要适宜、要妥帖、要渐进；二是让内心的感受和外部的行为通过修身保持一致，合内外之道致中和。所思即所做，所做即所思；三是防止极端，多一些“既要，又要”的思维，少一些“非白即黑、你死我活”的简单化冲动。

儒圣们平时很灵活，“经（原则）”“权（灵活）”兼用，一旦“中庸”定位完成，却非常执拗。孔子是 “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是 “虽千万人吾往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则是“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因此指责中庸是老好好，一切都讲调和、讲妥协是天大的误会。

邓小平同志创新中国经济改革道路，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用中庸平和的智慧调和了国际关系和本土实际的矛盾。享有极高威望的周恩来同志，更是国际公认的“中庸”典范。尼克松《大国领袖》这样描述总理：“周恩来的独特性格是我1972年中国之行最强烈的印象之一。周没有架子，但却很沉着坚强。他通过他优雅的举止和挺立而又轻松的姿态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稳健。他忠实地保持着在个人关系和政治关系上从不‘撕破脸皮’的中国老规矩。周的外表给人以待人热情、非常坦率、极其沉着而又十分真挚的印象。在全体会议上，他有意识地显得克制。”

今天的中国也需要“中庸”，“中庸”可以化敌为友，争取团结最大多数。而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各项社会改革，无论是教育、医疗还是其他，也应“戒急用忍”，“极高明而道中庸”。

三、用“修身”辅佐制度建设

《大学》开宗明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修身是根本，这个根本没做好，没听说国家能治理好的。如果忽略了这个根本，而重视不该重视的，也没听说国家能治理好的。孔孟之道的核心内容是道德教化，而道德教化的途径就是“修身”。设计再精妙的制度，也是人制定的，也要靠人来执行，因此只有辅助以人的自律才能保证良好运转。

当今中国制度建设不断推进的同时，也应该重新谋划“修身”大略，使其恢复成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的根本。孔子对“内正”，要求君子学习、慎独和三省吾身；对“外正”， 要求君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明朝大儒王阳明又加上“知行合一”。修身不仅能提高个人道德水平，还是承受人生苦厄的盾牌。人生不顺之事十有八九，儒家提出用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不靠救世主，用“修身”自我拯救，以“至诚”无愧于天地间，则 “境”随“心”转。用宋朝谢叠山荡气回肠的话：“人可回天地之心（人能扭转天地安排不利的命运），而天地不能夺人之志。”

《大学》当中归纳了修身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逐级递进，境界不断提升，最终“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 和天地同辉。修身的终极目标是把个人成就和大义，即天下苍生的福祉融为一体，这为国人提供了超越生死的精神寄托和人生追求。

四、用“天下”为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思路

李泽厚的学生赵汀阳在《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提出重构儒家的“天下”概念，为国际关系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立一套新的系统理论。他的核心观点是，儒家认为通过王道和仁政可以消除“乱世”，实现“治世”。这个“治世”可以无限扩大，文化可以无限交融。当这种治世完美到全世界 “万民归心”，就成为整个世界社会的政治。这个“世界性社会”就是赵汀阳理想中的“天下”。世界各国应该摒弃传统的“国家—国际”理念，在更为开阔、更为包容的“天下”理念下实现国家间更为紧密的合作与发展，最终实现世界和平。

虽然“天下”理论充满理想性，在具体实施中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但是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理念，“天下”为中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继续和平发展，减少国际阻力奠定了基础。这一基础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全球，中国的和平发展应该努力争取世界各国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儒家通过“民心”的桥梁使中国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实现统筹，使天下不再是中国这个小天下，而是世界这个大天下。在天下的大格局下，儒家的实践理想可以转化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价值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为人类和平、多元文明作出全球性大国应有的贡献。

总之，孔孟之道所欠缺的是制度建设，加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制度建设，儒家经典就像是为今天的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提供了一辆向前奔行的汽车：制度建设是发动机，得民心是方向盘，中庸是油门和刹车，修身是汽油，而天下是汽车外壳。有了这辆中西合璧的“人民”牌汽车，中华民族将再现历史辉煌，实现民族复兴。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则不言而喻。

篇7：孔孟收了谁的赞助

我猜很多朋友会说：是他的学生子贡在提供资助。

回答错误。

其实子贡的年龄比孔子小得多，当孔子去东周向老子问礼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孔子周游齐国的时候，他在吃奶。您想想，一个还在吃奶的孩子，怎么能給孔子提供资助？

后来孔子周游卫国、郑国以及困于陈、蔡的时候，子贡已经长大成人，但是那时候他还没有开始经商，直到孔子去世以后，子贡才发家致富。所以从时间上讲，孔子周游列国，子贡作为经济后盾的可能性非常小。

真正给孔子提供资助的，还是当时的贵族和诸侯。比如说去东周问礼的时候，鲁国国君送给孔子一辆车、两匹马，还有一个仆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再后来周游郑、卫两国，鲁国贵族季孙氏一次性拨给孔子1000锺粮食作为经费（参见《孔子家语·致思》）。1000锺粮食是多少？整整90吨！孔子师徒七十多人一路上人吃马嚼，两三年也用不完。所以孔子直到晚年还感激鲁国国君和季孙氏，说“微夫二子之贶，则丘之道殆将废矣”，意思是要没有他们的资助，我的思想就没办法传播了啊！

但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不可能把季孙氏援助的那90吨粮食全带上，他得把粮食变现，换成容易携带的货币。他那个时代的货币分三种，一是各种奇形怪状的铜币，有的铸成铲子形状（布币），有的铸成贝壳形状（铜贝），有的铸成小刀的样子（刀币），有的外圆内方（圜钱），跟后世的铜钱差不多；一是裁成标准大小的布匹，这些布匹在春秋时代也是货币的一种，能用来买东西和随份子；再就是黄金，一般切割成小块，并在上面标上重量，或者“一釿”，或者“一镒”。铜钱用于小额交易，布匹用于大额交易，黄金则是不同诸侯国之间进行“国际贸易”的通用币种，要是黄金一时拿不出来，用布匹一样可以在其他诸侯国买东西，用齐国政治家管仲的话说：“无金，则用其绢。”（《管子·乘马篇》）

孔子似乎对黄金不感兴趣，他周游列国，马车上携带的货币应该是布匹。《孔子家语》曾经提到，孔子让子路从马车上“取束帛”，现在想象起来，那个场景跟咱们现代人从皮夹子里往外掏钱是类似的。

对黄金感兴趣的是孟子。

孟子周游列国，也有贵族资助。当年他在邹国办学的时候，任国国君的弟弟季任就曾经派人给他送去一笔钱；后来去齐国访问，齐国的卿相储子也送过他一笔钱（参见《孟子·告子下》）。这两笔钱究竟是黄金、铜钱还是布匹，文献未见记载，我估计应该是黄金，因为战国时代黄金的流通量要比春秋时代大得多，铜钱的购买力太低，布匹又太占地方，跨国旅行大多使用黄金作为支付手段。

《孟子·公孙丑下》明确提到，孟子周游齐国的时候，齐国国君“馈兼金一百”，后来到了宋国和薛国，这两个国家的国君又分别送给孟子黄金“七十镒”和“五十镒”。所谓“兼金”，就是经过反复提炼、含金量特别高的上等黄金。把三个国君送给孟子的黄金加起来，共有220镒，每镒按280克计算，共有61600克，按现在的黄金价格折成人民币，差不多两千多万元！

黄金在春秋战国的购买力当然比在今天低得多，但它毕竟还是一种贵重货币，一个人手里要是有几十镒黄金，还是很经花的。管仲说过：“千乘之国，必有干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身家1000镒黄金的商人在大国可称富翁，身家100镒黄金的商人在小国可称富翁，三个国君送给孟子220镒黄金，可以让他在小国称富翁了。

最后补充一句，为什么诸侯们只送给孟子黄金，而不送白银呢？因为白银在春秋战国时代不被当做货币，主要用来打造装饰品，这跟明清时期白银成为基准货币，而黄金主要用来打造装饰品的现象刚好相反。

（摘自《滨海时报》图/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