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宪政爱国主义

陈独秀的宪政爱国主义（精选4篇）

篇1：陈独秀的宪政爱国主义

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爱国！爱国！这种声浪，近年以来几乎吹满了我们中国的各种社会。就 是腐败官僚蛮横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就是卖国党也不敢公 然说出不必爱国的话。自从山东问题发生，爱国的声浪更陡然高起十万八千 丈，似乎“爱国”这两字，竟是天经地义，不容讨论的了。

感情和理性，都是人类心灵重要的部分，而且有时两相冲突。爱国大部 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分，有时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德国和日 本的军人，就是如此）。人类行为，自然是感情冲动的结果。我以为若是用 理性做感情冲动的基础，那感情才能够始终热烈坚固不可摇动。当社会上人 人感情热烈的时候，他们自以为天经地义的盲动，往往失了理性，做出自己 不能认识的罪恶（欧战时法国、英国市民打杀非战派，就是如此）。这是因 为群众心理不用理性做感情的基础，所以群众的盲动，有时为善，有时也可 为恶。因此我要在大家热心盲从的天经地义之“爱国”声中，提出理性的讨 论，问问大家，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若不加以理性的讨论，社会上盲从欢呼的爱国，做官的用强力禁止我们

爱国，或是下命令劝我们爱国，都不能做我们始终坚持有信仰的行为之动机。

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 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 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

我们中华民族，自古闭关，独霸东洋，和欧、美、日本通商立约以前，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所以爱国思想，在我们普遍的国民根性上，印象十分浅薄。要想把爱国思想，造成永久的非一时的，和自古列国并立的 欧洲民族一样，恐怕不大容易。

欧洲民族，自古列国并立，国家观念很深，所以爱国思想，成了永久的 国民性。近来有一部分思想高远的人，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 义，不但窥破国家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没有价值，并且眼见耳闻许多对内对 外的黑暗罪恶，都是在国家名义之下做出来的。他们既然反对国家，自然不 主张爱国的了。在他们眼里看起来，爱国就是害人的别名。所以他们把爱国 杀身的志士，都当做迷妄疯狂。

我们中国人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我们不爱国，和那班思想高远的人 不爱国，决不是一样见解。官场阻止国民爱国运动，不用说更和那班思想高 远的人用意不同。我现在虽不能希望我们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的同胞都有 高远思想，我却不情愿我们同胞长此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即是相信我们 同胞从此有教育有知识有团结力，然后才有资格和各国思想高远的人公同组 织大同世界。

我们中国是贫弱受人压迫的国家，对内固然造了许多罪恶，“爱国”二 字往往可以用做搜刮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然而对外一时万没有压迫别人的 资格。若防备政府利用国家主义和国民的爱国心，去压迫别国人，简直是说 梦话。

思想高远的人反对爱国，乃是可恶野心家利用他压迫别人。我们中国现 在不但不能压迫别人，已经被别人压迫得几乎没有生存的余地了。并非压迫 别人，以为抵抗压迫自谋生存而爱国，无论什么思想高远的人，也未必反对。个人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人生存，没有什么罪恶。民族自爱 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族生存，也没有什么罪恶。

据以上的讨论，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 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 家。

一九一九，六，八。

爱国者与自觉心

范围天下人心者，情与智二者而已。伊古大人，胥循此辙。殉乎情者，孤臣烈士，游侠淫奔，杀身守志，不计利害者之所为。昵于智者，辨理析疑，权衡名实，若理学哲家是矣。情之用百事之贞，而其蔽也愚，智之用万物之理，而其蔽也靡。古之人情之盛，莫如厕平，愤世忧国，至于自沈。智之盛者，莫如老聃，了迭世谛，骑牛而逝。斯于二者各用其极臭。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盲。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被，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呜呼!国人其已陷此境界否耶? 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此欧人之常谈，由日本传之中国者也。中国语言，亦有所谓忠君爱国之说。惟巾国人之视国家也，与社稷齐观，斯其释爱国也，与忠君同义。盖以此国家，此社稷，乃吾君祖若宗艰难缔造之大业，传之子孙，所谓得天下是也。若夫人，惟为缔造者供其牺牲，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焉，此欧洲各国宪政未兴以前之政体，而吾华自古讫今，未之或改者也。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在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欧人之视国家，既与邦人大异，则其所谓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欲以爱国诏国人者，不可不首明此义也。

国家之义既明，则谓吾华人无爱国心也可，谓吾华人未尝有爱国者亦可，即谓吾华人未尝建设国家亦无不可。何以云然?吾华未尝有共谋福利之团体，若近世欧美人之所谓国家也。土地、人民、主权者，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吾国伊古以来，号为建设国家者，凡数十次，皆未尝为吾人谋福利，且为戕害吾人福利之蟊贼。吾人数千年以来所积贮之财产，所造作之事物，悉为此数十次建设国家者破坏无馀。凡百施政，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目民之忧乐，即有圣君贤相，发政施仁，亦为其福柞攸长之计，决非以国民之幸福与权利为准的也。若而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过呢感情，侈言爱国，而其智识首不足理解国家为何物者，其爱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由斯以谭，爱国心虽为立国之要素，而用适其度，智识尚焉。其智维何?自觉心是也。

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罔与殆，其蔽一也。

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者，若德、奥、日本之国民是也。德、奥、日本，非所谓立宪国家乎?其国民之爱国心，非天下所共誉者乎?然德人为其君所欺，弃毕相之计，结怨强俄，且欲与英吉利争海上之推，致有今日之剧战，流血被野，哀音相闻，或并命孤城，或碎身绝域，美其名日为德意志民族面战也，实为主张帝王神权之凯撒之野心而战耳。德帝之恒言日，世界戚权，天有上帝，地有凯撒。大书特书于士卒之冠日，为皇帝为祖国而出征，为皇帝其本怀，为祖国只诳语耳。奥之于塞，侵陵已久，今以其君之子，不惜亡国破军，以图一逞，即幸而胜，亦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耳，于国人有何福利也。若塞耳维亚，若比利时，乃为他人侵犯其自由而战者也。若舆地利，若德意志，乃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也。为他人侵犯其自由而战者，爱国主义也。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帝国主义也。爱国主义，自卫主义也，以国民之福利为目的者也，若塞，比是臭。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也。君若相利用国民之虚荣心以增其威权为目的者也，若德，奥是矣。日本维新以米，宪政确立，人民权利，可得而言矣。一举而破中国，再举而挫强俄，国家威权莫或敢侮矣。若犹张皇六师，目不暇给，竭内以饰外，赋重而民疲，吾恐其国日强，其民胥冻馁以死。强国之民，福利安在，是皆误视帝国主义为爱国主义，而供其当局示威耀武之牺牲者也。夫帝国主义，人权自由主义之仇敌也，人道之洪水猛兽也。此物不僵，宪政终毁，行觅君主民奴之制复兴，而斯民之憔悴于赋役干戈者，无宁日矣。人民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而为野心之君若相所利用，其害有如此者。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者，若朝鲜、土耳其、日本、墨西哥及中国皆是也。朝鲜地小民偷，古为人属，君臣贪残，宇内无比。自并于日本，百政具兴。盗贼敛迹，讼狱不稽，尤为其民莫大之福。然必欲兴复旧主，力抗强邻，诚见其损，未赌其益。土耳其宪政初行，国基未固，不自量度，与意争衡，一战而败，军覆国削。今复左德抗俄，列强治外之权，欲一旦悍然夺之，吾恐其国难之将作矣。俄之败于日也，越国万里，且非倾国之师，日率国力，岂堪久战，介美行成，诚非得已，而其国民愤置当涂，不自审矣。墨西哥名为共和，实则其民昏乱，无建设国家之力。枭雄争权于朝，地主肆虐于野，民不堪命久矣，使其翻然自觉，附美为联，其人民自由幸福，必远胜于今日。必欲独立，恐其革命相循，而以兵得政以政虐民之风不易革也。吾国自开港以来，情见势绌。甲午庚子之役，皆以不达情势，辱国丧师，元气大损。今者民益贫敝，资械不继，士气不振，开衅强邻，讵有幸理。然当国者袭故相以夷制夷之计，揖盗自损，同一自损，敢之甲得乙失，我何择焉。而书生之见，竟欲发愤兴师，为人作嫁，其亦不可以已乎。凡此诸国所行，岂无一二壮烈之为。吾人所敬，惟不自觉其国之情势，客气乘之，爱国适以误国，谋国者不可不审也。

假令前说为不谬，吾国将来之时局，可得而论定矣。自爱国心之理论言之，世界未跻于大同，御侮善群，以葆其类，谁得而非

之。为国尽瘁，万死不辞，此爱国烈士之行，所以为世重也。然其理简，其情直，非所以应万事万变而不惑。应事变而不惑者，其惟自觉心乎?爱国心，具体之理论也。自觉心，分别之事实也。具体之理论，吾国人或能言之；分别之事实，鲜有慎思明辨者矣。此自觉心所以为吾人亟需之智识，予说之不获已也。

吾国闭关日久，人民又不预政事，内外情势，遂非所知。虽一世名流，每持谬说，若夫怀抱乐观之见，轻论当世之事，以为泱泱大国，物阜民稠，人谋不乖，外患立止，是何所见之疏也。中国而欲为独立国家，税则法权，必不可因仍今日之制。然斯事匪细，非战备毕修，曷其有济，欲修战备，理财尚焉。论时局而计及财政，诚中国存亡之第一关头也。中国经常岁入，约银三万万元，新旧外债约有银二十万万元，利息平均以五厘计之。每年不下一万万元，应还本金，年约五千万元，本利合计，年约一万五千万元。已占岁入之半，此事宁非大异。国非不可举债，若中国之外债，则与他国异趣。中国之外债，乃以国税铁路为抵偿，列强据此以定瓜分之局者也。此事不能自了，无论君主共和，维新复古，瓜分亡国之扃，终无由脱。自今日始，外不举债，内不摸金，上下相和，岁计倍益。年减外债若千，期以十稔，务使不为财政之累。然后十年教养，廿年治军，四十年之后，敌国外患，庶几可宁。若其不揣事情，期于速效，徒欲朘削贫敝之民，残民耀武，以为富强，不啻垂死病夫，饮酖以求淫乐也。其或激于事变，过涉悲观，怵瓜分之危，怀亡国之痛，以为神州不振，将下等于印度，朝鲜之列，此其人用心良苦，而所见则甚愚也。穷究中国之国势人心，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此予之所大惑也。分割阴谋，成之已久，特来实施者，其形式耳。夫徒欲保此形式，盏无益而难能也。时政乖违，齐民共喻，以今之政，处今之世，法日废耳，吏日贪耳，兵日乱耳，匪日众耳，财日竭耳，民日偷耳，群日溃耳，政纪至此，夫复何言。或云：此固不治，锄而去之，国难自已。此盲甚壮，此计亦不得以为非，惟恐国人志行不甚相远，取而代之者，亦非有救民水火之诫，则以利禄毁人如故也，敌视异己如故也，耀兵残民如故也，漠视法治如故也，紊乱财政如故也，膏私无纪殆更有甚焉。以此为政，国何以堪。又或谓；吾民德薄能鲜，共和不便，仍戴旧君，或其宁一。此亦书生之见也。站无论国体变

更，非国人所同愿。满清末造，政迹昭然，其亲贵旧勋，嚣有容纳当涂部曲革命党人之雅量，欲以此广舆论之涂，兴代议之制，不其难乎。盖一国人民之智力，不能建设共和，亦未必宜于君主立宪，以其为代议之制则一也。代议政治，既有所不行，即有神武专制之君，亦不能保国于今世，其民无建设国家之智力故也。民无建国之力，而强欲摹拟共和，或恢复帝制，以为救亡之计，亦犹瞽者无见，与以膏炬，适无益而增扰耳。夫政府不善，取面易之，国无恙也。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然则立国既有所难能，亡国自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实所趋，不肖者固速其成，贤者亦难遏其势。且平情论之，亡国为奴，岂国人之所愿。惟详察政情，在急激者即亡国瓜分，亦以为非可恐可悲之事。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如此国家，一日不亡，外债一日不止；滥用国家成权，敛钱杀人，杀人敛钱，亦来能一日获已；拥众攘权，民罹锋镝，党同伐异，诛及妇孺，吾民何辜，遭此荼毒！“奚我(傒予)后，后来其苏”。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若其执爱国之肤见，卫虐民之残体，在彼辈视之，非愚即狂，实则国人如此设心，初不为怪。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岂吾民获罪于天，非留此屠藏人民之国家以为罚而莫可赎耶?或谓：恶国家胜于无国家。予则云：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投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安在无国家之不若恶国家哉l其欲保存怨国家者，实欲以保存恶政府，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者之听，勿为印度，勿为朝鲜，非彼曲学下流，举以讽戒吾民者乎?夷考其实，其言又何啻梦呓也。夫贪吏展牙于都邑，盗贼接踵于国中，法令从心，冤狱山积，交通梗塞，水旱仍天，此皆吾人切身之痛，而为印度，朝鲜人之的无。犹太人非亡国之民乎？寄迹天涯，号为富有，去吾颠连无告之状，殆不可道理计。不睱远征，且观域内，以吾土地之广，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之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至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呜乎？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

我之爱国主义

伊古以来所谓为爱国者（Patriot），多指为国捐躯之烈士，其所行事，可泣可歌，此宁非吾人所服膺所崇拜？然我之爱国主义则异于是。

何以言之？世之所重于爱国者何哉？岂非以大好河山，祖宗丘墓之所

在，子孙食息之所资，画地而守，一群之所托命，此而不爱，非属童昏，即 欲效犹太人流离异国，威福任人已耳？故强敌侵入之时，则执戈御侮；独夫 乱政之际，则血染义旗。卫国保民，此献身之烈士所以可贵也。

今日之中国，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兹之所谓独夫者，非但专制君 主及总统；凡国中之逞权而不恤舆论之执政，皆然），非吾人困苦艰难，要 求热血烈士为国献身之时代乎？然自我观，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为拔 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种 之灭也。

世有疑吾言者乎？试观国中现象，若武人之乱政，若府库之空虚，若产 业之凋零，若社会之腐败，若人格之堕落，若官吏之贪墨，若游民盗匪之充 斥，若水旱疫病之流行：凡此种种，无一不为国亡种灭之根源，又无一而为 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 认者，曰“好利无耻”，曰“老大病夫”，曰“不洁如豕”，曰“游民乞丐 国”，曰“贿赂为华人通病”，曰“官吏国”，曰“豚尾客”，曰“黄金崇 拜”，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凡此种 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

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即人不我伐，亦有 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一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上者，一 时遭逢独夫强敌，国家濒于危亡，得献身为国之烈士而救之，足济于难；若 其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下者，则自侮自伐，其招致强敌独夫也，如 磁石之引针，其国家无时不在灭亡之数，其亡自亡也，其灭自灭也；即幸不 遭逢强敌独夫，而其国之不幸，乃在遭逢强敌独夫以上，反以遭逢强敌独夫，促其觉悟，为国之大幸。

夫所贵乎爱国烈士者，救其国之危亡也，否则何取焉？今其国之危亡也，亡之者虽将为强敌，为独夫，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欲 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视所需乎为国献身之烈士，其 量尤广，其势尤迫。故我之爱国主义，不在为国捐躯，而在笃行自好之上，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我爱国诸青年乎！为国捐躯 之烈士，固吾人所服膺，所崇拜，会当其时，愿诸君决然为之，无所审顾； 然此种爱国行为，乃一时的而非持续的，乃治标的而非治本的。吾之所谓持 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者： 曰勤

《传》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今日西洋各国国力之发展，无不

视经济力为标准。而经济学之生产三要素：曰土地，曰人力，曰资本。夫资 本之初源，仍出于土地与人力。土地而不施以人力，仍不得视为财产，如石 田童山是也。故人力应视为最重大之生产要素。一社会之人力至者，其社会 之经济力必强；一个人之人力至者，其个人之生计，必不至匮乏：此可断言 者也。

晰族之勤勉，半由于体魄之强，半由于习惯之善。吾华惰民，即不终朝 闲散，亦不解时间上之经济为何事，可贵有限之光阴，掷之闲谈而不惜焉，掷之傅奕而不惜焉，掷之睡眠宴饮而不惜焉。西人之与人约会也，恒以何时 何分为期，华人则往往约日相见；西人之行路也，恒一往无前，华人则往往 瞻顾徘徊于中道，若无所事事。劳动神圣，晰族之恒言；养尊处优，吾华之 风尚。中人之家，亦往往仆婢盈室；游民遍国，乞丐载途。美好丈夫，往往 四体不勤，安坐而食他人之食。自食其力，乃社会有体面者所羞为，宁甘厚 颜以仰权门之余沥。呜乎！人力废而产业衰，产业衰而国力堕，爱国君子，必尚乎勤！

曰俭

奢侈之为害，自个人言之，贪食渔色，戕害其生，奢以伤廉，堕落人格。吾见夫世之倒行逆施者，非必皆丧心病狂，恒以生活习于奢华，不得不捐耻 昧心，自趋陷阱。自国家社会言之，俗尚奢侈，国力虚耗，在昔罗马、西班 牙之末路，可为殷鉴。消费之额，不可超过生产，已为经济学之定则。况近世工商业兴，以机械代人力，资本之功用，卓越前世。国民而无贮蓄心，浪 费资财于不生产之用途，则产业调敝，国力衰微，可立而俟。

吾华之贫，字内仅有。国民生事所需，多仰外品。合之赔款国债，每岁 正货流出，穷于计算，若再事奢侈，不啻滴尽吾民之膏血，以为外国工商业 纪功之碑，增加高度。人人节衣省食，以为国民兴产殖业之基金，爱国君子，何忍而不出此？

曰廉

呜乎！金钱罪恶，万方同慨。然中国人之金钱罪恶，与欧美人之金钱罪

恶不同，而罪恶尤甚。以中国人专以造罪恶而得金钱，复以金钱造成罪恶也。但有钱可图，便无恶不作。古人云：“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 矣。”不图今之武官，既怕死又复爱钱。若龙济光、张勋辈，岂真有何异志 与共和为敌；只以岁蚀军饷数百万，累累者不肯轻弃，遂不恤倒行逆施耳。袁氏叛国，为之奔走尽力者遍天下，岂有一敬其为人，或真以帝制足以救国 者；盖悉为黄金所驱使。（严复明白宣言曰：余非帝国派，惟有钱而无不与 耳）袁氏殁，其子辈于白昼众目之下，悉盗公物以去，视彼监守边郡，秘窃 宝器者，益无忌惮矣。

夫借债造路，丧失利权，为何等痛心之事；只以图便交通，忍而出此。乃竟有路未寸成，而借款数千万悉入私囊者，人之无良，一至于此！又若金 州画界，胶州画界，利敌贿金，蒙蔽溢与，其罪恶更有甚焉！至于革命乃何 等高尚之事功，革命党为何等富于牺牲精神之人物，宜不类乎贪吏矣，而恃 其师旅之众，强取横夺，满载而归者，所在多有。此外文武官吏，及假口创 办实业之好人，盗取多金，荣归乡里，俨然以巨绅自居者，不可胜数，社会 亦优容之而不以为怪。甚至以尊孔尚德之圣人自居者，亦复贪声载道。呜乎！“贪”之一字，几为吾人之通病；此而不知悔改，更有何爱国之可言！

曰洁

西洋人称世界不洁之民族，印度人，朝鲜人，与吾华，鼎足而三。华人 足迹所至，无不备受侮辱者，非尽关国势之衰微，其不洁之习惯，与夫污秽 可憎之辫发与衣冠，吾人诉之良心而言，亦实足招尤取侮。公共卫生，国无 定制；痰唾无禁，粪秽载途。沐浴不勤，臭恶视西人所畜犬马加甚；厨灶不 治，远不若欧美厕所之清洁。试立通衙，观彼行众，衣冠整洁者，百不获一，触目皆囚首垢面，污秽逼人，虽在本国人，有不望而厌之者，必其同调；欲 求尚洁之晰人不加轻蔑，本非人情。

然此犹属外观之污秽，而其内心之不洁，尤令人言之恐怖。经数千年之 专制政治，自秦政以讫洪宪皇帝，无不以利禄奔走天下，吾国民遂沉迷于利 禄而不自觉。卑鄙龌龊之国民性，由此铸成。吾人无宗教信仰心，有之则做 官耳，殆若欧美人之信耶稣，日本人之尊天皇，为同一之迷信。大小官吏，相次依附，存亡荣辱，以此为衡。婢膝奴颜，以为至乐。食力创业，乃至高 尚至清洁适于国民实力伸张之美德，而视为天下之至贱，不屑为也。农弃畎 亩以充厮役，工商弃其行业以谋差委，士弃其学以求官，驱天下生利之有业 者，而为无业分利之游民，皆利禄之见为之也。闻今之北京求官谋事者，数 至二十万众。此二十万众中，其多数本已养成无业游民之资格，吾知其少数 中未必无富有学识经验之人，可以自力经营相当事业者；而必欲投身宦海，自附于摇尾磕头之列，毋亦利禄之心重，而不知食力创业为可贵也。不能食 力者，必食他人之食；不思创业者，自绝生利之途。民德由之堕落，国力由 之衰微。此于一群之进化，关系匪轻，是以爱国志士，宜使身心俱洁。

曰诚

浮词夸诞，立言之不诚也；居丧守节，道德之不诚也；时亡而往拜，圣 人之不诚也。吾人习于不诚也久矣。以近世事言之，袁氏之称帝也，始终表 里坚持赞成反对者，吾皆敬其为人，乃有分明心怀反对者也，而表面竟附赞 成之列。朝犹劝进，夕举义旗，袁氏不德，固应受此揶揄，而国民之诈伪不 诚，则已完全暴露。其上焉者谓为从权以伺隙，其下焉者诡曰逢恶以速其亡。吾心固反对帝制者也，不知若略迹论心，即筹安六人，去杨、刘外，何尝有 一人诚心赞成帝制？惟其非诚心赞成而赞成之者，其人格远在诚心赞成而赞 成之者之下：明知故犯，其罪加等！此何等事，而云从权逢恶，则一旦强敌 压境夺国，不知其从权逢恶也，更演何丑态，作何罪孽？此外人所以谓法兰 西革命为悲剧的革命，而华人革命乃滑稽剧也。

若张勋，倪嗣冲，陈宦，汤芗铭，龙济光，张作霖，王占元辈，本诚心 赞成帝制者也，乃袁氏一去，或叛袁独立，或仍就共和政府之军职，视昔之 称扬帝制痛骂共和也，前后竟若两人。孙毓筠非供奉洪宪皇帝之御容，称以 今上圣主万岁者乎？乃帝制取消时，与其友书，竟有袁逆之称。其他请愿劝 进之妄人，今又复正襟厉色以言民权共和者，滔滔皆是。反覆变诈，一至于 斯，诚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呜呼！不诚之民族，为善不终，为恶亦不终。吾见夫国中多乐于为恶之人，吾未见有始终为恶之硬汉。诈伪圆滑，人格何 存？吾愿爱国之士，无论维新守旧，帝党共和，皆本诸良心之至诚，慎厥终 始，以存国民一线之人格。

曰信

人而无信，不独为道德之羞，亦且为经济之累。政府无信，则纸币不行，内债难得，其最大之恶果，为无人民信托之国家银行，金融大权，操诸外人 之手。人民无信，则非独资无由创业。当此工商发达时代，非资本集合，必 不适于营业竞争。而吾国人之视集资创业也，不啻为骗钱之别名。由是全国 资金，皆成死物，绝无流通生长之机缘。以视欧美人之资财，衣食之余，悉 贮之银行，经营产业，息息流通，递加生长也，其社会金融之日就枯竭，殆 与人身之血不流行，坐待衰萎以死，同一现象。是故民信不立，国之金融，决无起死回生之望。政府以借债而存，人民以盗窃而活，由贫而弱，由弱而 亡，讵不滋痛！

之数德者，固老生之赏谈，实救国之要道。人或以为视献身义烈为迂远，吾独以此为持续的治本的真正爱国之行为。盖今世列强并立，皆挟其全国国 民之德智力以相角，兴亡之数，不待战争而决。其兴也有故，其亡也有由。唯其亡之已有由矣，虽有为国献身之烈士，亦莫之能救。故今世爱国之说与 古不同，欲爱其国使立于不亡之地，非睹其国之亡始爱而殉之也。夫国亡身 殉，其义烈固自可风，若严格论之，自古以身殉国者，未必人人皆无制造亡 国原因之罪。故爱其国使立于不亡之地，爱国主义，莫隆于斯。

一九一六，十，一。

篇2：浅析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一、陈独秀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以民主主义为基础, 相对浅显

20世纪初, 受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影响, 陈独秀首先认为同盟会兴汉灭清纲领过于武断, 进而推崇“欧洲思潮”, 后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信奉无产阶级宇宙观。

(一) 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改变社会弊害的学说

陈独秀认为“评论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 应该看我们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1, “士大夫阶级没有革新希望, 生产劳动者受到压迫, 所以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他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表多篇文章, 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的实质, 强调劳动者的重要性和中国的阶级现状, 期盼工人尽快觉醒;主张“民众运动社会改造, 和过去及现在各摄政党绝对断绝关系”2, 并预言制度改变过程漫长。

(二) 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主义建立在经济层面

经济状态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变革具有决定性作用。陈独秀认为“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 ……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 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3他在文章中指出, “社会主义生产制度比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有更高的发展”4, 马格斯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客观的、建设在经济上面的”。

(三) 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改革而非改良的

陈独秀认为, 若想改变中国劳动者无组织、无觉悟的现实状态, 就必须要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他坚决支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指出“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 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指导者不可。”5同时, 他认为, 在长久的岁月间要坚持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治, 避免使资产阶级得到“恢复帝制”的可能。

二、陈独秀中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具有怀疑性, 相对偏激

陈独秀先后创办《国民日日报》、《新青年》等刊物宣传革新思想, 并成功领导了新文化运动。然而, 在革命迎来高潮和挑战时, 陈独秀受到资产阶级和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 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

(一) 思想上怀疑, 思路上倒退

基于列宁对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认识, 陈独秀是一个“二次革命”论者。对于民主革命, 他大概有两方面观点:一是只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以后, 工人阶级发展到比较成熟之时, 才有可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他发表多篇文章, 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性、组织性产生怀疑, 认为工人阶级数量微弱, 缺少国家概念和阶级觉悟, 难以作为一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二是在革命运动中, 革命党必须得到资产阶级的充分援助,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若失去资产阶级的援助, 就失去了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

(二) 态度上顾虑, 行动上妥协

马克思理论认为, 当无产阶级革命遭到压迫时, 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坚决反击。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 陈独秀拟定了一整套右倾机会主义投降错误路线, 导致忍让三月事变、限制工人运动、接受“党务整理案”、取消长沙进攻计划等事件的发生。陈独秀并未像马克思主义战士一样大胆挑战, 认为无产阶级不可以搞武装斗争, 最终造成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致命打击。

三、陈独秀后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反思的, 具有信仰性质

陈独秀一直都在积极从事着各种救国探索, 认为“科学、近代民主制度、社会主义, 乃是近代人类社会天才的发现, 至可宝贵”6。于是在较短时间内从一个积极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对真理认识不断深化的同时指导了无产阶级革命, 并受到了共产国际的错误干涉与指导, 以致于产生了一些基于环境、认识的问题, 中共六大以后, 陈独秀面对各方面的批判开始进行反思。

(一)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待得更加客观深入

他通过《告全党同志书》等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一是认为刚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比较幼稚, 同时联共和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现实, 所以很难正确领导中国革命, 无法避免根本性错误;二是认为“中国的革命, 要由中国人自己领导”7, 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党方针政策, 不应盲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

(二) 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走向具有较强的预见性

陈独秀的诸多思想都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具有较强的预见性和指导性。首先, 他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例如,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道路, 若走循序渐进的道路, 必须以内部的经济的政治的成熟为条件”8。其次, 他认定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长期性, 曾在《战后世界大势至轮廓》中指出“改良制度既非易事, 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更不能够如人们所想象那样轻松。”9

综上分析可知, 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历程是曲折复杂的。透视这一思想变化过程对我们理解伟人成长决策规律,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思想内涵具有提示作用, 同时对于避免开展违反马克思主义规律的行为也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摘要：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早起领导人、五四运动的发起者, 他一生都在探索救国富民的有效途径, 经过对农民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考量, 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透视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变化过程有利于辅助理解革命者的成长决策规律, 且对于避免施行违反马克思主义规律的行为具有警示作用。

关键词：陈独秀,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陈独秀著作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

[2]陈独秀文章选编[M].北京:三联书店, 1984年.

[1]陈独秀:《学术与装饰品》, 载《新青年》第八卷第2号

[2]陈独秀:《学术与装饰品》, 载《新青年》第八卷第2号

[3]陈独秀:《主义与努力》, 载《新青年》第八卷第4号

[4]三联书店:《陈独秀文章选编》 (下) , 北京:三联书店, 第1984年, 第617页。

[5]陈独秀:《答黄凌霜》, 载《新青年》第九卷第3号

[6]水如:《陈独秀书信集》,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7年, 第503—504页

[7]唐宝林、陈铁键:《陈独秀与瞿秋白》,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8年版

[8]三联书店:《陈独秀文章选编》 (下) , 北京:三联书店, 1984年, 第617—618页

篇3：陈独秀的宪政爱国主义

陈独秀对新民主主义思想形成的探索和贡献

● 郭绪印

陈独秀对党的幼年时期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是有过贡献的。他倡导新文化运动，从创建中共早期组织到中共“四大”期间，为党的建设提出过重要的理论，这些都与后来的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联系。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曾提出过类似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理论的雏型；抗日战争时期他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论点也是对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探索。

陈独秀；新民主主义思想；贡献

一、陈独秀倡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联系

辛亥革命之后，封建传统思想和伦理道德成为传播新思想的严重障碍。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开始倡导新文化运动。他和李大钊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阵地，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介绍西方的先进的文化思想，对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起了启蒙作用。他被称为当时“思想界的明星”、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毛泽东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1]。可见陈独秀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作用是首屈一指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属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并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面大旗，立下了伟大的功劳”[2]。由此可见陈独秀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和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密切关系。

二、陈独秀创立共产党时对党的建设的早期探索

1919年末至1920年初，陈独秀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中进行革命活动，成立了上海的早期党组织，联络发动各地建党活动，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所作的贡献影响深远。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从本来联系知识分子转向了联系工农劳动人民。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一面办起《劳动界》、《伙友》等工人刊物，一面直接到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启发工人觉悟的基础上着手组织工会。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在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劳动者的觉悟》的演说，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他还组织出版了《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反映各地工人的状况，介绍各国劳动组织和工人运动的状况。1920年4月中旬，陈独秀联合七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在大会上作《劳工要旨》的演讲。上海各业工人5000多人，在陈独秀指导下于5月1日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陈独秀重视深入到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和毛泽东的建党活动是一致的。

陈独秀领导下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亦称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是各地建立共产党的中枢，它成立后即向全国及海外留学生中发动、联络建党工作。在陈独秀的联系和发动下，长沙、武汉、济南、北京、广州等地在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初先后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在建党过程中，虽然共产国际前来帮助和支持，但陈独秀强调：“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3]这种“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的主张，以后被毛泽东发扬光大。

在陈独秀主持下，1921年11月《共产党》月刊出版。作为党的机关刊物，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进行党的基本理论教育，统一了各地党组织的政治思想认识，为创建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陈独秀还发动了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提高了共产主义者的理论水平。特别是通过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陈独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毛泽东在继承这一学说的基础上创造性发展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21年7月中共在上海召开一大，陈独秀因故未能来沪，但早在2月间他即将起草的党章草案寄到上海，主张中央集权制。中共一大前他又派代表带来对党的纲领草案的意见，提出采取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主张开展宣传工作和工人运动等。党的中央集权制、民主集中制等，成为党的重要传统，是对新民主主义思想中有关党的建设问题的早期探索。

三、陈独秀主持制定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贡献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在上海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宣言由陈独秀执笔。宣言指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揭露了军阀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4]。中共二大上所制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揭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规律性，在党的政治思想建设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初期的重大表现，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作出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四、陈独秀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和维护独立自主原则方面的贡献与局限

中共二大后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特派代表马林于8月29日至30日在杭州召开西湖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要中共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指示。陈独秀等中共高层领导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治”。[5]陈独秀强调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有非资产阶级分子，就否认其资产阶级性质。争论结果，马林强调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最后，陈独秀表示“只能有条件的服从”，所提出的条件是：“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6]此时的陈独秀将共产党人的组织服从放在首位，但未放弃独立思考。他在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时，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提出要使国民党中的工人分子“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争斗的政党。若国民党与最反动的黑暗势力（如张作霖、段祺瑞、曹锟等）携手或与帝国主义者妥协时，吾人即宜反对之，绝不容顾忌。总之……要时刻显示我们的真面目于群众之前，更不可混乱了我们的独立组织于联合战线之中”[7]。反映出陈独秀注意在与国民党合作中保持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

然而，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同意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会上共产国际全权代表马林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陈独秀竟然未提出反对意见。[8]反映出陈独秀也存在着右倾错误思想。中共三大《宣言》明确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让给了国民党，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共产生右倾机会主义的关键。陈独秀作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是有相当责任的。陈独秀在中共三大前后的正确与错误的思想和实践，成为以后新民主主义思想中有关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正面和反面教材。

五、陈独秀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提出

从中共三大以来，陈独秀在革命实践中体会到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工人阶级革命的坚决性。他在1924年的文章中说：“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是革命运动中的“主力军”，应“做一个督战者”。陈独秀虽然尚未明确提出“领导权”这一词汇，但思想上已是十分接近工人阶级应掌握领导权的表达了。

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中共四大指出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大会决议案中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9]这是首次在中共中央文件中提出工人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决议案中还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10]中共四大中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观点，当然也反映了主持大会的陈独秀的认识水平。

陈独秀对于领导权问题的认识虽然有了可贵的飞跃，但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中共四大之前，陈独秀虽然反对共产国际武装国民党而不武装共产党，但仍然未能认识到共产党领导武装的重要性。中共四大虽然通过了《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却未提到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可见，陈独秀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认识具有初步状态。但中共四大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为以后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

六、陈独秀提出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理论的雏型

早在1927年4月，陈独秀在《答沈滨祈、朱近赤（国民革命之归趋）》的信中，即指出：民主革命胜利后，国家经济建设，需要有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11]阶段，实质上正是以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段。陈独秀认识到政治制度可以跳跃，但经济发展是不能跳跃的。他指出，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在这个“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阶段，不应当采取单一的经济制度，而是“家庭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行”。可以“采用某一种为全社会中主要的生产制度”，但“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全社会主要的生产制度，而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又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其在经济上的性质如何，乃依政治上的构造如何而定，即是依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之国家的构造如何而定……只有在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革命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才能够由此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12]陈独秀的这种想法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对资改造”初级阶段的理念和实践很相似。

七、陈独秀和毛泽东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论述曾经一致

陈独秀中年和晚年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是难以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他说：“资本主义的工业虽然要造成滔天罪恶，同时却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较高的武力，较高的道德与文化，扫荡了整个旧社会各方面的落后性，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之物质的基础，是人类进化途中一次大飞跃。”[13]他针对抗战时期的情况又指出：“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工业，这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14]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非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的一切，而是在有些方面还必须要继承和发展。例如，“生产集中和技术增高，社会主义的这些要求和资本主义相同的。”[15]

陈独秀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认识，与毛泽东1945年版本的《论联合政府》中的有关论断相当一致。毛泽东说：“现在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16]可以看到，陈独秀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存在的必要性和长期性有了一定的认识，其实质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的认识，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认识。

[1]七大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N].人民日报，1981-7-17.

[2]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0.

[3]包惠僧回忆[A].一大前后（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89.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77-78.

[5]告全党同志书[A].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87.

[6]张国焘回忆录：第1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242-243.

[7]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A].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23-424.

[8]蔡和森.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1928年6月22日）

[9][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274.284.

[11][12]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237-1238.1238.

[13][14][15]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91.517-519.515.

[16]新中国私营经济发展史上的两件往事[N].党史信息报，2006-7-12(7).

D231

A

1009-928X（2012）03-0025-03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篇4：陈独秀的宪政爱国主义

陈独秀( 1879—1942) ,安徽怀宁人,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首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改革家,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陈独秀于1897年就读于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1901年逃亡到日本,进入东京高师速成科学习各类文化知识,后进入同一座城市的正则英语学校、早稻田大学等学习。 归国后,于1911年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 新青年》 杂志并担任主编,其创办的第一期刊名为《 青年》, 从第二期开始改刊名为《 新青年》。 1917年年初受聘担任北大文科学长。 1918年,陈独秀和其他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共同创办了《 每周评论》,该刊物积极倡导并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之一。陈独秀于1920年年初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并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召开的中共一大上,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中央总书记等党的高级职务, 担任第一届到第五届中共中央委员。 1927年离开中央,1929年由于陈独秀对中东路事件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而被开除中共党籍,1931年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中央书记。 1929年,爆发的中东路事件中, 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要求中共中央提出 “ 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同时还要求中共中央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对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示,中共中央做出了积极响应并决定开动中共的全部宣传机器, 举行示威活动, 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 陈独秀对中共中央的做法表示反对,而且还专门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批评,后来因此被开除党籍。 1937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陈独秀支持抗战、强烈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于1937年8月出狱,在武汉、重庆居住,最后长期定居在重庆,1942年5月在重庆逝世。

二、发动和领导新文化运动,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

陈独秀发动和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 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因为任何理论扎根于一个地方均必须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陈独秀等人发动和领导的新文化运动,那么,当时的我国就不具备传入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更谈不上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上世纪的前二十年,我国正处于清末民初的重要历史时期,当时整个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均非常的活跃,各种各样的思潮不断融入,令人眼花缭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但是,即便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我国的社会根基依然还没有从根本上产生动摇,继而袁世凯等人窃取了孙中山辛亥革命的果实,袁世凯称帝、 张勋复辟等事件更是开了历史的倒车,这些复辟者组织人员发动国家宣传机器大肆吹嘘封建伦理纲常,将儒家思想作为“ 国教”,对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予以力所能及的诋毁攻击。很显然,袁世凯、张勋等人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引起社会大众的反对。 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之下,陈独秀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趋势,举起反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鲜明旗帜,及时组织发动了新文化运动, 新闻运动的开展在当时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 符合人们渴求解放思想的现实需要,让人们更加清醒、透彻地理解封建伦理文化的糟粕所在,逐步树立民主、科学、平等的先进意识, 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创造了必备的前提条件。

陈独秀是“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而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促使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毛泽东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 新民主主义论》 一文中评价说:“ 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1]700在发动和领导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陈独秀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义无反顾地高高举起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鲜明旗帜,促使更多的国民接受新思想、新文化,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获得极大的解放,束缚了中国人数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的枷锁逐步被打破,为在中国顺畅传播马克思主义扫清了前行道路上的障碍。 陈独秀在反帝反封建的过程中,认为孔教是封建主义的核心所在,因而对孔教进行了十分猛烈的批判。陈独秀认为,中国已经进行了诸多的改良和探索, 但均无法抓住事物的根本和要害问题, 所以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统治之根底,实际上,孔教才是反封建的核心,是阻碍推动中国历史现代化的罪魁祸首。为此,陈独秀专门撰写了《 孔教研究》,文章中指出,因为孔教已经无法支配现代人心,因而成为推动当前社会进化的障碍[2]415。 陈独秀的反封建精神和思想,以及中肯独到的对孔教的认识,使当时国人的许多错误思潮受到了严重创伤,为民众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思想上的空间。 此外,陈独秀以民主与科学作为反封建的武器,积极宣传以民主与科学作为核心的现代化的新理念,从而促使人们的思维和视野不断扩宽,为民众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良好条件。

三、创办了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地———《 新青年》杂志

创办了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地———《 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作为 “ 五四新文化运动”总司令,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一。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 新青年》并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 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其目的在于宣传“ 民主”、“ 科学”等先进文化思想,倡导新文学、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文言文,刊发了许多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文章,大量翻译推介外国重要学说和文艺作品。受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影响,《 新青年》 逐步发展成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阵地。 《 新青年》自第八卷开始,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公开机关刊物,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

陈独秀创办并主编《 新青年》 杂志,成为并自觉完成“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的使命,其最为直接的出发点在于启发青年的觉悟,让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代替青年中受到毒害的孔教思想、封建思想。 陈独秀还成为《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者,随着《 新青年》 的逐步成长,陈独秀通过自己手中的如椽巨笔撰写了大量的抨击封建落后思潮的文章,唤醒了国人沉睡和落后的思想,对在青年群体中树立民主与科学的思想、 反对封建礼教和旧文学的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陈独秀及其《 新青年》杂志的影响下,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迅速而猛烈地开展起来,许多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爱国学生参加到了新文化运动之中,试图通过自己努力而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 这些爱国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们,纷纷组织自己青年社团和发表大量“ 战斗檄文”,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1936年,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说“: 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 ”[3]132毛泽东在当时许多场合称陈独秀为“ 思想界的明星”,由此可知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影响力之大。 除毛泽东外,周恩来、恽代英、陈潭秋、张太雷、贺昌、李达、 李启汉、陈望道、方志敏、何叔衡、夏明翰、邓恩铭等人均深受《 新青年》 杂志影响,逐步在《 新青年》 的影响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和革命斗争群体,为中共的成立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4]493。

四、建立和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展初期的革命斗争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对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两者之间的结合以及中共的创立贡献颇大。国内最早提出创建中共组织的两位先驱人物,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1920年年初,陈独秀从北京前往天津的途中,和随行的李大钊共同讨论了如何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通过一路上的深入探讨之后, 陈独秀和李大钊达成了思想上的共识, 均认为创建中共组织并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是中国发展的唯一的出路。 此后,陈独秀着手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相关事宜。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协助下,陈独秀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该小组成为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就被称为“ 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由于其在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杰出贡献、巨大影响力,被推举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 小组”成立后把《 新青年》 作为其机关刊物加强了办刊力量、加大了传播范围,成为“ 小组”公开的理论性刊物。 同时,创办《 共产党月刊》 作为党内秘密出版发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1920年11月7日, 《 共产党月刊》 创刊 ,其创刊号刊登了苏俄和第三国际的消息 , 对中国共产主义者开展共运活动发挥了宣传鼓动作用,振奋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和必胜信心。 之后,为了更好地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领导下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 劳动界》 ,成立上海机器工会,该工会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会组织,工会组织的成立和开展工作, 促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工人运动更好地、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陈独秀的倡导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将其作为党的后备军,同时创办外国语学校以更好地培养党的干部。

摘要：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陈独秀发动和领导新文化运动,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创办了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地——《新青年》杂志,建立和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展初期的革命斗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积极探索,较好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