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胜十年笔记

2024-04-07

孙玉胜十年笔记(精选4篇)

篇1:孙玉胜十年笔记

前言

1983年3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召开,电视作为独立媒体以此为始。1993年3月1日,央视设立早间新闻。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开播,成为新一轮电视改革的开端。

对国外电视的分析从而意识到电视人“逐鹿早间”的重要性。《东方时空》改革成功的深层原因在于全新的电视理念——重新检讨电视与观众的关系,认识其“家用媒体”的属性及其特有的传播规律。

新一轮的改革理念以全新的“电视叙述方式”开始:态度真诚平和,内容贴近群众且真实,叙述技巧有过程和悬念,效果具有真实感和吸引力。

注:在中国,成功的新栏目创办和电视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决策结果,这是前提。

孙玉胜言:

理念和激情是一切电视栏目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十年》不是一部十年史,而是一个新闻改革的参与者、见证者身处其中的观察与体悟。

1993 八十年代,“作家电视”兴盛(重视甚至依赖稿子),如《话说长江》《让历史告诉未来》等。但进入九十年代,人们更喜欢看真实、不加修饰的东西,记录性的镜头和过程化的电视表现手段深入人心。

(思考:媒体的特性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的永远不会是彻底的“真实”)

《东方时空》的筹备:

思维方式:以检索当时电视栏目缺少什么为突破。

以否定法去否定提案,最终你想筛选出最优方案。

新闻人物、社会新闻、生活服务、娱乐节目。

创新:实行承包制(之后发展为更成熟的“制片人制”),让“广告收益与栏目互动”。作者感悟:创新时最大的障碍,往往就是内心深处看不见的思维习惯。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往往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以制度约束人,以制度确保信任,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媒体的广告经营宜集中不宜分散,这是公理和铁律。

90年代,中国电视向大众传媒本质回归,显著特征之一便是“平民化”。《东方时空》特点:电视杂志、主持人化。

电视作为独立媒体有其自身的传播制作规律,遵循规律是一切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东方时空》是一个理想者的部落

新闻评论部的部训:求实、公正、平等、前卫。

1994 《东方时空》与《观察思考》、《今日世界》合并组成新闻评论部

部门的运作特征:平等公正的氛围,不搞小山头。有竞争,避免不上进的一团和气。

1993年12月26日,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所谓“深度”,不是话语的艰深或表达的生涩,而是观众感受到的深刻。

如何获得深度,如何表现深度?对已知信息进行证伪,不为表层事实所迷惑。从表层事实中建立调查基础和坐标,作为其接下来调查的比对标准。

所谓深度,是对事实的占有,作为记者,获得的事实越多,距离深度越近。

深度的来源:

1、源自于事实本身。

2、事实表述过程中的真实感。

3、对事实背景的建立。

作者思考:

1.正面典型报道的问题:传统的把典型类型化的表达方式反而降低了可信度,典型也应该有个性,具体而生动,典型化会使报道陷于概念,流于套路和口号。

2.对读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思考:精神的表达以真实的表达为载体,但真实的表达绝不是目标,在其之上应有更高的目标追求,精神。只有将精神的表达视作栏目的表达终极追求,新闻事实才不会变成碎片,表达的过程才因此成为一个有灵魂、成体系的完成表达。栏目的精神定位,便是栏目的品质。

舆论监督力量

舆论只是一种间接力量,它的作用与否要看整个社会是否有一个良好的“信息采信”系统和“舆论征用”系统,即,媒体本身无法独立完成监督,只有借助行政和法律的力量,才能切实作用于社会。

在作者看来,《焦点访谈》的生存和成功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二它成功的事实也反推出政府的成熟与自信。正因这种自信,才有了宽松的舆论环境。

一个制约机构完善的社会,法律、道德、制度和舆论之间既分承职责,又共同完成社会约束的神圣职责。

(思考: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国内舆论监督类节目与国外同类节目之间进行监督的方式的异同及其原因)

舆论生态平衡 防止“话语霸权”。

一个文明社会,包括发布舆论的媒体自身,需要一个健康的、良性循环的、物种多样性保存良好的舆论生态环境。只有这样的环境才能为社会冷静思考提供参考,提供思考可能和选择的空间,而不是运用“强权语言”,罗织为自己服务的片段事实。中国的市场在成长,中国人的舆论环境、公民心理都在成长,舆论应有助于建立判断标准,建立公共秩序,建立健康的心理成长环境。

作者认为新闻改革应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进程相协调和适应,过于突前,会因缺乏支持而最终导致失败和倒退,退败后的新平衡,会使改革的空间更小、难度更大,时间更长。作者将舆论生态平衡分为三层含义: 1.结构中的平衡

总量平衡,在选题的内容和播出量上实现控制艺术。例:《焦点访谈》批评监督类选题最多的年份和季节,总量比例也没有超过22%。其显现出“季候特征”,往往有力量的监督节目都出现在第四季度。

另外,以《焦点访谈》为例,它一要符合政治和政策导向要求、二要满足观众对媒体的正义寄托,三要符合新闻传播规律和电视表现规律且与同类节目有竞争压力,所以结构平衡更显重要。

2.动态中的平衡

舆论监督不能急躁,要渐进,不能逾越政经文发展进度。3.选择中的平衡

节目对事实的选择(态度和目的必须是善意)以及“述”与“评”的关系。《焦点访谈》遵循“多报道、少评论”。作者认为,中国电视新闻还处于报道阶段,分析与评论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到来。

(思考:原因是什么。另外,在中国电视还没有完全成熟的今天,却又遭遇着新媒体的剧烈冲击,这是全新的问题,新问题是否会催生新路径的出现)

1995 电视媒体中,观众与现场的“远距离”使得同步、现场、真实、过程成为电视最本质的四个元素。

电视观众的“远距离观察”造成“解释”的差异性感受,从而事实及其背景本身层位观众判断的重要依据(提出尽全力真实呈现现场的重要性)

(思考:事实本质是复杂的,任何的事实呈现都是有选择的,所以电视人所提倡的“现场到达”是否在之前就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铺设了“道路”?)

把关

电视把关的过程中,节目的策划者、创作者以及制片人与最后的把关者之间默契与和谐的建立至关重要。而把关人不仅要考虑节目的社会效果和专业水准,有时候勇气也十分重要。

对电视媒体而言,制作节目时,过程与悬念同等重要,要善于展现悬念揭示的过程。

媒体权威

对谣言的粉碎和破解既是媒体的责任,也是媒体建立权威的一个机会。(方法:到谣言中心去击碎谣言)

媒体建立权威不是目的,建立权威之后提升其影响力,放大传播效果才是目的。

要了解受众的心理,受众在信息缺乏时会反向索取信息,而其内心最渴望的并不是纷繁的,无法分辨的流言甚至谣言,而是权威的声音,令自己不在恐慌和不安的声音。

(思考:新媒体时代,媒体的权威又该如何建立,并非保持不缺位这么简单,对事件的真实性和全面性的展现提出了更高要求)

媒体尊严

(思考:对央视这样的官媒而言,媒体尊严除了自身的洁身自好,自带的权威基因起着重要的作用。政治威权与经济诱惑双重压力下滋生的新泉儒主义)1996 1996年3月16日,《实话实说》播出。(平民化风格,人文关怀精神定位)

谈话节目的风险

谈话节目不应局限于观点的交锋,这只是谈话类型的一种,把谈话节目做成“大专辩论会”的潜意识,反而局限了选题,增加的风险。

《实话实说》的第二次飞跃来自于选题的拓展,个案、故事以及故事衍生的话题。一个个悲欢离合的心路历程和故事,同样容易感染观众,同时也扩大了谈话空间,降低了风险。谈话节目的另一个更大的风险来自于对主持人的依赖。因其节目独特的形态,决定节目的制作必须是一次性完成,后期只能做减法。所以成败主要决定于主持人现场对节目的控制。

谈话,从感性到理性

电视媒体先天的优势在于可以首先向观众提供感性的材料,观众可以从中获得愉悦,也可以通过这些材料实现认识的飞跃。

电视媒体在展现“真实感”方面同样具有先天优势(这里的真实感和真实是两个概念,前者侧重在真实的基础上更好的让观众能够感受到并信服的过程),同期声和谈话是极好的表现形式,90年代的电视新闻改革回归真实的过程就是从增加现场采访、引进谈话元素开始的。电视,从感性出发,在感性中结束,电视的理性深藏于感性深处,它只有被电视表达本身忽略越多,才可能更多留给观众。

(思考:电视的传播特点使其必须更侧重于共鸣而非说理。)

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正式播出。(新闻性、社会性、故事性、揭秘性)

1997 央视在直播香港回归中的不足使其认识到:可控,是直播报道的关键。而可控的阀门和手柄就是演播室,要加强演播室的作用。

演播室的作用体现于其在串场之外的灵活性、机动性和调节功能。这便对演播室主持人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就有良好的新闻发现、新闻敏感和即兴表达的能力。澳门回归直播的成功是央视政治性直播报道走向成熟的标志。

在阅兵直播等动态直播的实践中,使作者认识到表现手法时空错乱是大忌,从而创出“五个最佳”原则。

在直播报道中,对处于事件中心的前方记者同样有很高要求。前方记者要与演播室主持人形成交互的关系。

优秀的前方记者应具有的素质:

1.报道现场的选择。接近事件中心,标志性现场的发现。2.情绪和状态。激情而富有条理。3.准备和表达。记者与观众最大的不同来自信源,记者的案头准备以丰富报道内容尤为重要。

1998 大多数的突发都是有征兆的,职业化的记者要培养新闻下意识和潜意识。

舆论和引导问题

1.在一般性突发事件中,政府发布信息应遵守“即时即地原则”和“递进性原则”(不要等事件彻底查清才发布,要动态发布)。发布是主动的,解释是被动的。

2.新闻媒体对舆论的引导功能应当前置,不仅要从结果上去反映和引导舆论,更要在舆论形成初始阶段就介入,引导和影响意见酝酿和意见表达。3.媒体的引导效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累加的。

4.引导不是领导,舆论引导是要参与到舆论过程中去,采用平等和亲和的态度。

5.舆论的引导应是一种开放的引导,能够不断吸纳新信息。其开放性还体现在舆论梯次上行的过程中,媒体能够通过新动态事实参与到更大范围的舆论形成过程中。

6.任何一种有对象的表达都是有目的的,通过表达来接近目的,就是导向。导向是新闻传播的一种内在属性。

(思考:导向是客观的,但是应以最大限度的真实为前提,这种真实的迫近,应以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利益为前提。)

1999 家用媒体

电视制作者与观众的关系:

互动性。观众需求决定节目供给,节目供给创造观众需求。

互制性。电视的线性传播决定观众看一个节目意味着对其他节目的排斥和制约,同事,电视

媒体存在社会责任和道德约束。

作者认为,除文化的多元化之外,促使观众需求多样化是中国家庭的结构变化和收入变化。同一家庭的电视数量增加,打破了原来电视收视排他性的限制。

技术媒体

电视是一个技术媒体,不仅电视的真实性、参与性、权威性离不开技术,电视的丰富性同样离不开技术,技术的使用也是电视观众不断被分化。电视加解扰技术的成熟是电视由大众化时代走向分众和小众化时代的分水岭。技术对电视发展的推动是化学性的,技术的支持成为电视发展的强大动力,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也深刻改变着电视观念的观众需求,改变着电视传播和接受的旧有规律。(思考:媒介及信息。)

主持人媒体

主持人的个性特征成为节目的组成元素,难以代替。

主持人的存在使得电视与观众的亲情感得以保存,从而降低了电视改革的风险。一个好的主持人具备的素质: 1.表达的欲望。

2.语言的悦耳度、感染力和吸引力。3.表达的主动权和控制权。注:作者认为,播音员向主持人转型的难度要大于记者向主持人转型的难度。制片人电视

央视对制片人制度的实验体现在“放权拨钱、权责相等”。(自己总结的)制片人自身管理:正直、真诚、智慧。

作者认为,一个制片人的品行和取向都很重要,但是取向更为重要,因为我们要建设的是一种制度而非评价一个好人。

2000 频道专业化

频道专业化发展存在阻碍的主要症结在于盈利模式。我国电视媒体的主要盈利来自于广告。广告的与收视率成正比互动,收视率的提高必须以节目大众化为走向,大众化的结果必然导致频道的综合化和准综合化。专业化频道发展艰难和频道雷同由此而生。

付费电视

付费电视意味着质量和选择。付费电视必须是新频道的提供。

商业目的影视频道专业化的第一推动力。而电视媒体从盈利出发,生产有价值有品位的电视产品,从客观上又起到了精神文化的普及作用。

(思考:在付费电视还未获得大发展的情况下,互联网的兴起让电视媒体这一条路走的更加迷茫。)

制播交换 制播分离。制播分离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分离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新型的交换关系最终实现更低成本而呈现更丰富的节目。

制播分离双重性:1.制作者与播出者的分离,第一次降低电视台成本。

2.版权与播映权的分离,使电视台拥有只购买播映权而减低成本的机会。制播交换的不对称性:1.电视产品验收的单向优势。

(障碍)

2.盈利模式的单一使得制作公司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机会不平等。

3.制播双方因缺少资本循环而中断交换,再生产失去持续性。

2001 《东方时空》的三次改版 1.1996年1月27日 千期改版 2.2000年11月27日 时空150分 3.2001年11月5日 三次改版

《东方时空》理念:真诚面对观众。接近、再接近“电视新闻杂志”。

《面对面》使得电视节目在新闻分析和新闻评论上迈出了试探性的脚步。

中国对电视直播的观念存在狭隘性,直播应是一种常规的电视表现手段。

电视深度报道应体现为更多的事实背景和观察事物的多种角度,而非连篇累牍的大道理。2002 电视台新闻记者与编辑之间存在“前后期矛盾”,这种矛盾不仅来自于行政体制的弊端,更来自于对新闻判断标准的不同。由此催生了“选题管理系统”等措施。

行业分派制的问题: 1.新闻的遗漏。2.机动性弱。

作者认为,贴近新闻是一个栏目能否生存的生死问题,一个栏目的生存以其对观众的必需性为源泉。

作者对直播的重视 直播的特点: 1.零时差。2.零损耗。3.零误差。

直播常规化面临的问题:

1.机动性。技术支持,简化直播申请程序和多部门合作。2.记者网的建设。3.直播记者的职业化。

篇2:孙玉胜十年笔记

读书笔记

12公关2班李秋红120306222

《十年》这本书追溯了1993年到2003年这十年央视新闻评论类、电视谈话类栏目譬如《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背后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孙玉胜,曾任新闻调查部主任,现任央视副台长,从一个参与者与缔造者的立场上,向我们展示了这些栏目从创立伊始到蓬勃发展其间的艰难旅程。通过这段历史,表现了央视电视语态的转变和电视叙述态度与叙述技巧的变换。

从书名中就可得知,作者强调的是改变的过程。不管是电视的语态的改变还是央视用工方式的改变抑或是栏目风格的改变,都是改革的几个环节。作为央视新闻改革的领军操作者,孙玉胜深谙变革之道。变则通,通则达,达则久。

改变电视语态具有必然性,1993年以前,大多媒体都是持一种新华语态。即一种官方的,权威的,上传下达的,传播者高高在上的支配性语态。这种语态,简单明了,可行度高,安全好用。但与受众的距离遥远,不能充分反映受众的诉求,就好像古代的官报一样,是属于上层人士的专属读物。虽有其优点,但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代,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新思潮习惯点不断涌入国门,新华语态逐渐不适应迅速发展的电视业的现实,亟待改变,突破桎梏。

1993年,在孙玉胜等一批怀揣改革之心的新闻工作者努力下,央视《东方时空》开播。在劳动节的早晨,这档节目开播了,改变了

中国观众早间不看电视的习惯(以前早间没有新闻栏目),被誉为“开创了中国电视改革的先河”。《东方时空》的开播,也象征着央视电视语态的改变。栏目提出口号:真诚面对观众。开启了平民语态的大门,标志着电视传播开始向以人为本进行转化。后来的《实话实说》更是让这种语态空前活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视谈话类节目让电视这种大众传媒走下神坛回归到电视观众日常生活中。在这样的基础上,平明语态的表达不仅成为可能,更成为一种风尚。

具有平明语态的栏目代表有《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时空连线》、《面对面》等。十年来,她们不断成长,始终坚持着平民语态,与观众保持亲密距离,不管是对于栏目本身,还是受众,都是个良性循环。

要知道创办一个新的栏目需要克服的困难太多了,时间调配,人事调度,栏目风格,栏目稿源等等难题横亘在改革者们的面前,不光是新闻工作者在改革,央视作为一个大集体也在缓缓移动着它的步伐,员工招聘制的改变,借调员工待遇提升,新闻评论部的成立等等,都能看出央视在改革路上做出的努力。创办了栏目后,延续下去是个大问题。如何使这些新栏目富有生命力被观众所认可接受呢?孙玉胜除了平民语态外还提出一点:新闻调查类节目必须要有深度,站在观众立场上的深度。这个在政治上可以理解为走群众路线。对于怎么增加节目深度,他又提出了,事实即深度!杜俊飞、胡翼青所著《深度报告原理》一书中提出:新闻事实不仅仅是具体的新闻事件本身,更重要的是新闻事件与社会、新闻事件与人的关系,“深度报道的指向

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孙玉胜是这样理解的,深度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来源于事实。第二来源于事实表述过程中的真实感。第三来源于事实背景的建立。让观众知道真相,让观众了解真相,这样的节目如何不被接受?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焦点访谈》的开场语:用事实说话!多么刚强有力的标语。

除了平明语态跟深度挖掘事实外,还有一些是值得注意的。新闻类栏目代表的是弱势群体的正义观点,节目要给他们以舆论支持,通过对事实的深度关注,及时向社会提出一个强烈的、有效的警示信号,形成舆论的力量,而后舆论的力量与行政、法律相结合,良好的作用于社会。中国的市场在成长,中国人的舆论环境、公民心理都在成长,舆论应该有助于建立判断标准,建立公共秩序,建立健康的成长环境。

新闻类栏目负责人,不仅要真诚深邃,怀揣理想,还要对新闻事业追求执着,善于挑战自己、挑战生活。只有这样的人才更有可能心无旁骛,义无返顾的投身于自己的事业。作为新闻类栏目负责人,要善于质疑自己的表述方法和目的是否使节目有了真实感和可信度。所报道的东西一定要典型生动、真实。

篇3:孙玉胜十年笔记

孙书贤:感受是多方面的。海监十周年只是指中国海监总队正式设置十周年,严格来讲,海监事业从国家海洋局组建之时就开始了。几十年来,中国海监的前身—国家海洋局海洋科考船队四下太平洋,航程数万里,为我国第一次远程运载火箭的成功发射提供了准确的现场保证;克服各种干扰与阻力,在祖国的南沙建立永暑礁观测站,在曾母暗沙岛礁投放主权碑,捍卫了国家主权,维护了海洋权益;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开展海岛、海岸带资源及海洋环境调查,为海洋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积累了大量的珍贵历史资料。诸多业绩都在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也为中国海监队伍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海监总队成立以来的十年,是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力推进管理创新、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规范队伍建设,完善执法体系,实现海洋行政执法跨越式发展和历史性突破的十年;是团结一致,锐意进取,不断完善软硬件,历尽艰难曲折,战胜种种困难,不断发展壮大的10年;是顺应时代潮流,高屋建瓴,顽强拼搏,在国际、国内海洋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十年。

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国家海洋局的正确领导下,在沿海各省、区、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维持海洋开发利用秩序,保护海洋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得到了中央领导、国务院有关部门、沿海省市及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充分肯定。

十年来,中国海监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光辉指引下,坚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着眼于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与时俱进,成功地完成了职能调整和工作重心的转移,围绕建设现代化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全面落实国家赋予的职能,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合,认真履行海洋维权和行政执法职责,大力推进海洋维权和行政执法工作的管理创新、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规范队伍建设,完善执法体系,实现了海洋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海域使用管理法》和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海洋法律、法规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海监行政执法的主体地位;《关于中国海监集中实施海洋行政执法处罚权的通知》、《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中国海监定期维权巡航执法工作规定》和《中国海监船舶管理规则》等三十多部规章的建立和实施,标志着中国海监步入了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国家、省、市、县四级海监机构的建设和完善,标志着中国海监已经形成四级联动、分工明确、侧重有序的海洋执法监察工作体系;我国全部管辖海域定期维权巡航执法制度的建立,更加有力地捍卫了国家海洋权益,标志着我国海洋权益维护工作迈出历史性步伐。

在海洋行政执法实践中,中国海监连续多年开展了“海盾”专项执法、养殖用海专项执法、海洋工程专项执法等一系列极具效力的执法行动,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国海洋开发长期存在的“无序、无度、无偿”现象,有力地推动了海域使用管理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进程;大批技术精良的海监船舶、飞机、执法车辆以及陆海空实时传输系统等设备的投入,标志着海监装备能力已跻身我国海洋行政管理队伍的先进行列;一系列重大行动、任务的顺利完成,充分向国内外展示并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海监的海上实战能力。在祖国辽阔的海域,到处都留下了海监人不畏艰难,挥洒汗水的战斗身影。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如果说十年前的中国海监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那么经过十年岁月的艰苦历练,今天的海监队伍,已经成为我国海上一支强有力的综合执法队伍。目前,中国海监总队、中国海监北海、东海、南海3个海区总队,下设10个海监支队,3个维权执法支队,3个航空支队;沿海11个省、区、市总队,下设74个地、市级支队,200个县、市级大队;总着装人数近8 000人。拥有海监飞机9架,各类执法船、艇200余艘,执法专用车200余部;拥有9个技术支撑中心;拥有现代化航空遥感、远程监视取证、卫星实时通信、快速反应能力,是一支即将列入解放军预备役、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的现代化和规范化执法队伍。

十年征程,硕果累累。这一切,来源于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引,来源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海监事业的巨大关怀和高度重视,来源于国家海洋局的正确领导,来源于国家有关部门和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全体“海监人”的顽强奋斗。值此中国海监总队成立十周年之际,我们谨向多年来一贯支持海监工作的各级领导、各界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为中国海监事业辛勤耕耘的全体海监队员表示诚挚的问候!

记者:您觉得中国海监队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

孙书贤:发展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国家改革发展的大好形势和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与高度重视;二是国家海洋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三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沿海省市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四是国家海洋局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五是全国海监战线全体“海监人”的辛勤劳动和艰辛努力。当然,也离不开新闻媒体的关心重视和大力支持。

记者:我们常说“海监精神”,也曾开展过如“海监精神”征文等活动。据我所知,凝练“海监精神”是您提出来的,能否请您谈谈您的考虑以及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孙书贤:精神是文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精神在凝聚力量、激励和引导形成良好风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海监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大量的先进事迹,他们所体现出来的一系列优良品质和精神,对于进一步增强海监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激励凝聚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理想追求,更大限度地激发每个“海监人”的主观能动性,形成推动工作的动力和源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海监精神是长期以来海监队伍优秀品质的积淀,是海上执法队伍最富典型意义的特征;更是海监队伍理想、信念、情操、行为、价值和道德水平的标志,是队伍内在的支柱和灵魂。

目前大家感受比较多的已经有几个方面,如积极探索、勇于开拓的精神,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团结协作、奋发向上的精神,不畏艰难、敢打硬仗的精神,纪律严明、严谨规范的精神等。考虑到尽量用精炼、通俗的语言,把最有代表性、最能体现海监精髓的东西展现出来,我们还在征集、总结、提炼过程中。

记者:能否谈谈中国海监队伍今后发展的思路和您对这支队伍的寄语希望?

孙书贤:当前,中央越来越重视海洋,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海洋,海洋工作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对海监工作也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海监事业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任重道远、前景广阔。

篇4:孙玉胜十年笔记

一直坚持深耕一、二线城市的融创中国,2013年以508亿的销售额占据《2013年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排行榜的第11位,实现连续三年高速增长。更值得一提的是,融创在所进入的城市均保持了领先地位,尤其是全国四个直辖市均位居前三。

成立十年,销售额突破500亿元,在北京、天津、重庆等多个城市销售第一。

这一天,孙宏斌给现场120多家媒体长达3个小时的问答时间,几乎有问必答,毫不含糊。面对全国120多家媒体,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低调。在2013融创中国及融创绿城年终答谢会上,孙宏斌确实有不再低调的理由。

十年前,当他说想做到一百亿的时候,人家以为他是“疯子”。

如今,在中国房产信息集团(CRIC)发布的《2013年房地产企业销售TOP50》榜单上,融创中国以合同额508亿位列第11位,合约额已达到547亿元。

1月8日,结束近四个小时的记者见面会后,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在晚宴现场激情演绎,引得全场来宾一起跟着拍手尖叫。孙宏斌高涨的热情感染着在场每一个人,他对融创2013年业绩的满意程度几乎全写在脸上。甚至在在抽奖环节,孙宏斌扔激动的拿着手中的话筒踩着节奏不断地敲打地板、拍手跺脚,进入完全忘我的状态。

多元化不考虑销售目标650亿就好

在这场年终答谢会上,融创公布了2014年销售目标,是出人意料的650亿元。出人意料的不是这个数字太大,而是相反,显得有点保守。因为按以往的增速,2014年或将可以达到800亿元。

但孙宏斌似乎很满意这样可以“低开高走”的目标,他戏言,“超额多了以后,就显得水平比较高”。

与此同时,孙宏斌透露,养老地产和海外地产都还不在他的规划当中。面对媒体的提问,孙宏斌直言:“我们肯定不会去海外”,甚至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去海外。”

“海外比如美国,他的企业比中国便宜很多,他的成本利息是零,我们是背着6%、7%的利息去那儿,为什么他们不投我们投呢?这个我也不太理解。第二个他们说去海外做的是华裔的市场,华裔都在中国,我们这边有十三亿人,我们放弃一个十三亿的人市场取做那边的市场我觉得也不是我们的选择。”

保利做养老地产,万科投资银行,恒大更是开始卖水,龙头房企们纷纷开始朝多元化发展,对孙宏斌来说,过去十年的发展势头稳步向上,现阶段需要的是聚精会神,而不是分散注意力,多元化发展对他而言,还属于将来时。

“卖水可以的,水比油都卖的贵。”在见面会现场,直率幽默的孙宏斌频放笑弹,有财经媒体人甚至声称不舍得去上厕所,只怕错过爆笑瞬间。

下一个十年继续执着于品质

千亿的目标,对孙宏斌和他的团队来说,似乎已经是早晚的事,他们已经不再将它列为目标,而对于“目标”为何,孙宏斌说得最多的还是品质,记者注意到,他关于“目标”的回答,16次出现“品质”。

“我下一个十年,就是‘品质点亮价值’”。

一年之内,研判342个项目,只为筛选出其中19个项目,只为保持融创“品质”。

似乎预感到这个词将会被听到太多次,在答谢会上,融创中国副总裁李绍忠发言前,就首先承认自己汇报的题目“有点俗”——“视品质为生命、敬畏品质、如履薄冰”。

李绍忠介绍,融创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国内一二线城市,这些城市往往高手云集,既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核心战场,同时也是品质竞争最激烈的市场。而在这些市场中,融创的市场份额都在持续增长,在他看来,“这从侧面体现了融创对产品品质的塑造能力”。

毫无疑问,项目品质就是对房企在这个城市品牌的定义。而设计、选材营造、服务是融创的“品质三板斧”。

发布会上,融创承认“服务”这板斧相比之下,显得有些迟钝,“企业的快速提升,物业水平的提升似乎显得落后”,孙宏斌坦言过去房子卖的便宜,物业费收的便宜,“当大家提到了更高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就很吃力了”,这也促使他下决心把物业投入和服务品质的提升作为今年的主题。

正如孙宏斌所言,“致力于更高端的时候,客户要求也更多,物业因此特别重要。”

目前,融创在各项目所在城市开设了“400客服及客诉系统”,并将“客户报修量”和“及时关闭率”两项指标直接列入评价体系。同时,融创的“社区品质提升计划”也在各项目全面展开。此外,融创还聘请独立的第三方,进行“客户满意度调查”。

品质的认可与否终究要靠销售数据说话。融创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融创北京公司位居2013北京房企商品住宅销售金额第一名;上海融创绿城公司位居2013年上海房企销售金额第三名;融创天津公司则连续三年蝉联天津房企销售冠军……

不满被指“高价拿地” 称严格控制拿地风险

媒体记者的提问也大多会先提及排名,或是城市第一或是单盘第一,而在融创绿城董事长王虹斌的话语里,似乎更想分享的是过程,而非这数字堆砌的结果。在他看来,把拿地、定位、品质等诸多综合因素处理好,结果就是非常自然和正常的。

北京西山壹号院单盘在2013年卖出了61亿元,位于苏州的桃花源项目正式销售后在短时间内完成了15亿的预购额,两千万的销售额。也正是北京西山壹号院、苏州桃花源等高端项目在重点城市获得的丰厚回报,融创的一二线深耕战略也就显得更加顺理成章。

2013年在研判了340多个项目的基础上,获取了19个优质项目,其中包括北京农展馆地块、天津手表厂地块等城市绝版的核心地块。

不能不拿地,必须拿好地,这种既强势又精细的“融创风格”,李绍忠用了一个颇为文艺的表达,“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基于“核心城市、优质地块、高端产品”的定位,融创的战略布局,基本都圈点于这几个一二线城市。

目前,融创重点布局的区域有5个,分别是北京、天津、杭州、上海、重庆。其中上海是融创和绿城的联合公司,包含了上海及周边的苏州、无锡、宜兴、常州。

李绍忠透露,融创全年拿下的19个项目,以后的销售面积将近700万平方米,平均的土单价7300/平方米,预计均价是2万8千。

过于集中于几个城市,难免总被问及为何“频频拿地”,这让孙宏斌也很“郁闷”,“我们没有大规模的拿地。说我们大规模拿地,因为你们还把我们当成小公司,我们其实已经不是小公司,我们跟他们相差不是那么多,这么多的销售是必须的,而且今年2014年一定比2013年高,销售的增长幅度大拿地也会大。”

除了被“频频拿地”,还有被“高价拿地”,孙宏斌想必会感叹媒体不懂他的心了,“我这个地拿的不贵,(你们)非要说贵。”

融创中国执行董事北京公司总经理荆宏表示,地价高不高是一个相对值,相对它的资源,相对它的售价。“我们觉得农展馆七万的地价,其实是便宜的。”

融创中国副总裁李绍忠详解了买地投入的构成,19宗地块中有许多是融创以合作方式收获的,按照融创权益计算的拿地金额“不到300个亿,再加上付款周期和其他的融资安排,其实我们2013年拿地,整个的净投入不超过150个亿。”

“我们对风险有严格的控制,比如杭州的华家池‘地王’、苏州地块,最后都放弃了,因为价格太高,不符合风险控制原则。”李绍忠认为,项目最重要还是看未来的销售前景,如果有良好利润是值得投资的。

孙宏斌的心目中,上海是最满意的城市。在他看来,在北京深耕数年、如今一年卖60几亿属于水到渠成,而融创和绿城合作在上海发展,短短几年能进入前三名,显然是自身实力的证明。能在这个高手云集、竞争最激烈的城市做出一番成绩,这给孙宏斌以极大的成就感,他相信自己抓住了“一生一次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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