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共8篇）

篇1：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浙江大学知名教授郑强教授演讲摘录

1.我们漠视历史的价值，总以为楼宇越新越好，我们以不断地拆楼建楼来折腾自己。

2.教育的本职不是谋生，而是唤起兴趣，鼓舞精神。靠教育来谋生和发达也是可以的，却被我们过度重视了。

3、将来中国即使发达了，但你看看那些开着豪华车的富翁们从车窗外向外吐痰、扔垃圾。你就知道，如果没有教育，中国再富裕也不会强大。

4、读书是为了承担责任。但现在的教育让女人承担了太多责任，让男人逃避了太多责任。

5、中国的篮球不缺乏技术，不缺乏金钱，但他们缺乏责任感，哪怕是对消费者的责任感。为什么中国男子足球队却总是输给别人呢，他们绝对不缺钙，这不仅仅是身体素质的问题，因为实际上的问题在于精神已经残废了。

6、教育应该让中国懂得自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外国人就低头，女生看到外国垃圾一般的男人都想讨好。同志们，在外国人面前我们多么地没有尊严。在留学的日本东京大学的人当中，我是唯一回来的，但日本人反而敬重我，因为我活得有灵魂，活得有骨气。

7、滥用学历：我作为一个博士生导师，我从来是看人不看学历的，学历不等于能力。你们现在的招聘动不动就要高学历，我就是要批判这样做。招聘时也总是看学历。学历是指一个人读书还可以，并不能代表他能够当你的经营人员、开发人员。我们有很多同学成绩好，却什么都做不了。在我们大学像我这种程度的人，招博士生是从来不看成绩的，成绩算什么！现在我从事的这个领域在中国有三个杰出的人才，当初在读研究生时都补考过，而成绩考得好的几个人却都跑到美国去卖中药了。

8、西服、果奶不是民生大计！千岛湖的农夫山泉是好，但水什么地方没有？这就是问题。另外，温州经验好不好？好！但如果我是国家主席，我可不会在全国搞温州经验。温州经验说到底是民族经济全部被国外吃掉。你的资本算什么，温州老板的那点钱与日本老板相比就不算钱，马上会被吃掉，而且技术含量极低。我去了温州好几次，看到的都是家庭工厂，与现代企业能比吗？

9、我们现在想的只是“卖得越多越好”。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人们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我们民族已经没有这个精神了。高等学校投了几十个亿买研究设备，但这些设备90％都是进口的，没有一样是国产的。买来的时候觉得很了不得，可以哄领导，但是若有哪个学生把仪器弄坏了，就死了，我们国内的企业没有一家敢修仪器的，即使一个很简单的实验仪器没有一家工厂能够生产，这就是我国现在整个民族工业的一个缩影！我们不愿意踏实地来做这些工作，而只是做了很多表面文章，既生产不出材料，也没有先进的制造工艺。

10、清华大学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全实现了她当初的办学宗旨：“成为美利坚

合众国的预备学校”。如果我是中国的纳税人，我怎么能想得通，我国国民花那么多钱投入到这个学校，可它培养的人却都跑到美国去了，为他们服务了。可是你有没有看到美国go-vern-ment为我国哪个大学捐过点钱？你们体现出这么一种胸怀是什么意思呢？

11、为何出国后会更爱国？我恨日本人，我到日本拿的奖学金都被告知不要告诉日本人，怕日本人嫉妒，他们就是要培养汉奸。但是我到日本是越培养越恨，神户大地震时我在日本，我是中国留学生的领导，那时死了许多中国人，其中杭州人最多，就因为日本人先救日本人，根本顾不上救中国人！在日本空港，日本国民的进港通道有8个，而仅给外国人留一个，你得排队，等日本人全部走完了，他再转换牌子，让外国人再进来。

12、什么叫素质？英语、计算机、钢琴都会一点儿能算是素质吗？我住的那层楼的孩子都在弹钢琴，我就听到二楼的一个男孩子在弹《致爱丽丝》时，边弹边哭、边骂他妈妈。爸爸妈妈都是音盲，却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音乐家。这么好的太阳，让孩子坐在屋里，他能受得了吗？这是何必呢？

13、我们浪费太多时间学毫无用处的英语：幼儿园３岁开始学英语，我这个观点不知你们是否赞同，我在学校讲课时，学生们听了觉得我所说的正符合了他们的心意。我认为：语言、计算机就是工具。中国的外语教授讲英语还不如美国卖菜的农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日本博士、德国教授说不出英语的多得是！我们怎么能说一个人不会说英语就是文盲呢？语言就是一个工具！你没有那个环境，他怎么能讲这个语言呢？

14、关于出国：我认为中国人的民族心理这几年扭曲到什么程度了！我到英国大学见到了十几个中国留学生，他们都向我诉苦：每天只睡４个小时！浙大有很多老教授，夫妻两个连走路都走不动了，孩子却在美国。外国人不理解，认为中国人有病：为什么夫妻不在一起，而是一方在国外、一方和孩子在国内，中国人这是何苦呢？！父母老了，是否需要人服侍？在国外的，是否想念父母呢？回答是肯定的，但不知是为了撑什么面子？！在日本，我只能请他吃一碗面：一天晚上，请了８个教授一个人一碗酱油面，就花了我1000元人民币！所以，我在日本就呆不住，像我这样的人，我现在就不愿出国，去1０天可以, 去１个月我就受不了！

15、关于奥数：看看那些小学，中学，高中的奥林匹克竞赛，已经成为老师牟取头上光环的手段，牺牲的是什么，是学生本身，你看很多孩子到了后来，那些得到奥赛金牌的同学，他们到后来有几个在这个领域真正的坚持下来，坚持不了，因为他们的心灵已经疲惫，他们一切的智慧已经被扼杀，这叫什么，这叫摧残式的教育和掠夺式的开发。幼儿园小学化，小学中学化，中学大学化。

篇2：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韩寒的粉丝攻击肖鹰教授是肖叫兽，论点是《喷粪物语》，这有点不雅。我作为一个大学人文学院的教师，对同行肖教授进谏：“肖老师，您缺少人文素养。”

人文素养的灵魂，不是“能力”，而是“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精神”，其核心内容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这就是“人文精神”。这其实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基本的“德性”、“价值观”和“人生哲学”，科学精神、艺术精神和道德精神均包含其中。它追求人生和社会的美好境界，推崇人的感性和情感，看重人的想象性和生活的多样化。主张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是它的鲜明标志。肖教授对韩寒等人的批评有悖于人文精神的彰杨。

从去年9月起，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肖鹰以《当下文化病态批评》为题，在吉林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全国十余所高校做解读当下文化现象的演讲。下面是肖鹰教授的原文，“谈韩寒比较危险，不管支持他还是反对他，似乎永远是错的。韩寒为什么能走向神坛？我认为，根本原因是产业资本和文化权力的勾结。韩寒最初被打造成神话，是出于两个需要：一是韩寒家庭，尤其是他那个望子成龙的父亲韩仁均的需要，倒未必是韩寒本人的需要；二是上海《萌芽》杂志的需要。当时的《萌芽》经营惨淡，急于寻找脱困的捷径。它在“新概念作文大赛”时发现，所有参赛选手中，只有韩寒有特别的新闻价值。一位七门功课高挂红灯的桀骜少年获得作文大赛一等奖，不但极博眼球，还确证了《萌芽》是天才伯乐。后来的舆论确实将《萌芽》看作了发现甚至创造“天才作家”的圣地，于是在全国文学期刊极度萎缩的境况中，当年的《萌芽》订阅量从几千甚至几百本，一下攀升到50万本。在对“天才韩寒”的神话塑造中，除了文化权力，还有产业资本的力量。韩寒除了有“天才作家”“公共意见领袖”的身份外，还是众多品牌有形和无形的代言人。近10年来，韩寒一直是被特殊推荐的“新浪博客头牌”。最近，韩寒代言了一组新浪移动客户端的户外广告，上面用了韩寒的照片，广告语为“新闻不是讨你喜欢”、“新闻不是审判”等。新浪到现在仍不愿意放弃韩寒，不正是觉得他还可以吸金吗？韩寒背后有强大的资本力量，最初是打造他、包装他，现在是利用他”。

众所周知，韩寒，是1982年9月23日出生于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中国作家、导演、职业赛车手。1999年，他以《杯中窥人》一文获得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2000年，在上高一的韩寒退学，后出版首部长篇小说《三重门》。2001年，他出版文集《零下一度》，该书获得当年全国图书畅销排行榜第一名。2002年，他出版小说《像少年啦飞驰》。2003开始职业赛车生涯。2004年3月，他出版文集《韩寒五年》。2005年开通博客，开始博客写作[3]。2006年9月，发行个人首张唱片书《寒·十八禁》。2009年，他主编《独唱团》。2010年，韩寒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2011年，他出版杂文集《青春》。2012年6月，韩寒发布了APP阅读应用“ONE·一个。2013年，他出版《一个：很高兴见到你》。2014年7月导演的《后会无期》在中国内地上映，上映18天，票房近6亿，成处女作票房第4高。8月1日，韩寒出版随笔散文《告白与告别》，该书主要讲述韩寒的过往与梦想、所思所悟，更独家收录韩寒执导首部电影《后会无期》全过程，展现他从作家转型导演的心路历程。10月4日，韩寒代表上海大众333车队驾驶6号赛车参加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北京站在金港赛车场进行排位赛，排位成绩列第八名。作为一个大学人文学院的老师，我目睹了韩寒勤勤恳恳做事，一步一个脚印，带着勇气、知识、信念、追求去搏击长空，创造自己。他是社会的财富，是中国人的骄傲。我不是不要肖教授少批评韩寒，人无完人，韩寒也有缺点，他的作品也有瑕疵，少批评并不是不批评。批评时要中肯地、恰如其分地批评，既可以让韩寒了解自己的错误，作品的不足，又可以让韩寒看到纠正错误的可能性，激发他的创作上进心。这样的批评，伴随着鼓励和期望，饱含着诚意和热忱，就可以使青年明辨是非，尽快完善自己的文学创作，激发他更多作品问世。肖教授的批评，恰如其分了吗？

文学批评的目的是什么？ 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审美观。批评，就是另一种方式的鼓舞。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任务是评价其得失成败，因而，它对文学创作有巨大的作用。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的作用正如罗马文艺批评家贺拉斯所说：批评能起“磨刀石的作用，能使钢刀锋利，虽然它自己切不动什么。我自己不写什么东西，但是我愿意指示（别人）：诗人的职责和功能何在，从何处可以汲取丰富的材料，从何处汲取养料，诗人是怎样形成的，什么适合于他，什么不适合于他，正途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歧途又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

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通过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分析评价，指出其思想和艺术方面的高下成败、得失优劣，从而帮助他总结创作经验，扬长避短，或端正其创作思想，或弥补其艺术的欠缺，或提出完善其作品的意见，促使作家创作水平的提高。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30年代许多青年作家的成长就同鲁迅对他们作品的批评和关怀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文学批评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评价而涉及广泛的文学现象时，会影响一个时期甚至一代文学的发展动向。进步的、科学的文学批评能促成进步文学的繁荣兴旺。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空前繁荣，就直接与文学批评界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一大批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家分不开。果戈里的《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问世后，由于揭露了农奴制的罪恶，受到了反动批评家们的围攻。当果戈里感到徨惑不安的时候，别林斯基凭借他锐敏的文学感觉，写了著名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分析了果戈里作品的意义和特点，以巨大的热情和雄辩的气势，充分肯定了果戈里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阐明了批判现实主义对俄国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的迫切意义。这不仅大大地鼓舞了果戈里，促使他坚持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一步写出了《钦差大臣》、《死魂灵》等不朽之作，而且也极大地鼓舞了与果戈里同时代的一批进步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等，有力地促进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我认为文学批评的方式批评家应该以文学的方式阅读文学作品，以审美的态度观照与体验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批评家首先应该做到象普通读者那样进入阅读、欣赏的角龟，在作品的形象世界中产生由衷、真切的审美体验之后，他才拥有了批评作品的权利。例如脂砚斋是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第一位批评家。他的批评富有真知灼见，却又处处与作者感同身受，与作品中人物息息相通，在阅读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和审美体验。一个批评家应该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与审美感受能力。像肖教授这样一个艺术感受力迟钝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好的批评家的，因为他对作品审美价值的判断是大可怀疑的。普列汉诺夫说：“只有那种兼备极为发达的思想能力跟同样极为发达的美学感觉的人，才有可能做艺术作品的好的批评家。”诸如肖教授之类虽具有一定的审美欣赏能力却又跳过审美体验阶段、脱离作品艺术形象的具体感受和分析而对韩寒出名原因、作品价值进行缺少人文精神的乱加评判的人，是谈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的，也有失一个大学教授的风范。

篇3：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殖民时期,美国大学学术自由先承袭了英国学院的自治传统,后于19世纪,吸收德国大学的教学与研究自由。然而到了20世纪初,美国各大学和学院并没有形成“学术自由”的制度。当教师与董事会在政治与信仰观点上不一致时,容易出现教师们被拒绝的事件。

1900年,著名经济学家爱德华·罗斯(Edward A.Ross)因发表劳工移民问题的相关文章而激怒了斯坦福夫人(Mrs.Leland Stanford),被迫离开了斯坦福大学,而这就是轰动全国的“罗斯事件”。鉴于此,斯坦福大学的七位教授采取集体辞职的方式来表示不满与抗议,其中哲学教授亚瑟·洛夫乔伊(Arthor O·lovejoy)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全行业、跨学科的组织来捍卫大学教授们的学术自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13年,洛夫乔伊来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他劝说该校的17名教授给其他9所著名大学的教授们写信,征求其意见。于是,在收到积极响应后,18位教授在霍普金斯大学召开了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筹备委员会,会上选举哲学家约翰·杜威为筹委会主席。于是,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AAUP,又译作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于1915年1月在纽约正式成立,会上选举杜威为第一任主席,并发表了著名的《原则宣言》(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二、AAUP与教授终身制

在1915年的《原则宣言》中,AAUP提出了有关学术自由的原则声明:(1)除非出现不称职或严重的道德过错,教师职位必须有充分的保障;(2)教授作为学者和教师享有言论自由;(3)教授、副教授、讲师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任期超过十年应享受终身聘用;(4)在进行教师辞退与惩罚时,应首先通过由专业人士所组成的团体审议,接受处罚的教师有权提出申诉。

在发表《原则宣言》后,AAUP积极宣传终身教职与学术自由的内在联系,并积极调查大学教师学术自由事件,经过不懈努力,最终确立了以终身教职为核心的学术自由保障制度。教授终身制在保障大学教师经济与职业安全、吸引高层次人才,尤其是保护学术自由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布鲁贝克认为“如果教授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还要担心经济与职业安全,他们就可能胆怯,以至于会完全放弃学术活动,这对社会是明显有害的。”[1]

在1940年的《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的原则声明》中陈述到,“终身教职是大学教师教学、科研和自由活动的保障;终身教职所提供的经济安全感,使得学术职业对学术人才具有吸引力。”另外,还规定,“试用期结束后,除非由于正常的因年龄退休或非常规下的金融危机,终止终身教职必须有充分理由。”[2]

《声明》接着解释:“(1)聘任是从全职的讲师或更高学衔的教师开始的,试用期最长不超过7年,如果教师未被续聘至少提前一年通知;(2)在试用期内,教师享有与其他教师一样的学术自由;(3)只要不是因为严重的道德过错而被解聘的教师应该获得自解聘通知之后至少一年的薪水补偿。”[3]该项《原则声明》于1941年为AAUP与AAC美国学院协会(即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签署认可,从此成为确立教师终身教职的纲领性文件。

三、教授终身制面临的质疑与出路

(一)教授终身制面临的质疑与批评

AAUP所确立的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的内在联系这一认识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一部分和教师学术自由的安全保障。到2001年底,宣布接受1940年的《原则申明》专业学术团体或组织已达到173。然而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之时,终身教职的诸多弊端再次引起公众的指责和质疑,对其改革和废除的声音则是不绝于耳。

1.学术自由是否还需要终身教职的保护?

美国赠地学院与州立大学协会主席穆克格拉斯(C.Peter Mcgrath)于1997年2月28日在《高等教育记事》(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撰文提出:“依靠教授终身制来保护学术自由已是过去式,宪法第一修正案一直在保护教师的言论自由,因此不再需要教授终身制来保护。”[3]学术自由并没有过时,只不过是对于教授们学术自由的侵害已改变其形式。尽管对所谓具有“红”色嫌疑的教授们进行批判以及“麦卡锡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但对于反恐主义、女性主义、反战运动、民权运动等研究还需要进行捍卫。缺乏终身教职的保护,大学教师对于探索伟大的真理将会受到束缚,很难在多元文化社会中进行相关利益问题与社会研究时保持明确的立场。

2.终身教职是否庇护了不思进取者?

批评者指出,教师获得终身教职往往会变得自满,终身教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教师对学术事务冷漠及缺乏学术责任的保护伞。另外,一些“朽木”的存在导致公众认为教师们有太多的特权和保护,而有太少的工作。

大学骚乱问题总统委员会(The President Commission on Campus Unrest)也在自己的调查报告中提出:对于大学教师学术自由的保护,终身教职以其强大的作用,为他们的生存赢得了成分的根据。但终身教职保护那些偏离大学教育基本功能的行为,这对于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而终身教职同时也给予教师逃避责任的自由,这在其他专业领域则是不可接受的。其实在1940年,《声明》对于学术自由给予了明确解释,“学术自由是基于大学为公共利益而存在,而不是个别教师追求个人利益。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取决于对于真理的自由探索,学术自由不是一个学者的个人言论自由,或者大学教师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而是基于学术自由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3]不仅如此,如果没有终身教职为教师们带来保障与保护,教师们如何做到全身心地投入于研究。当然,或许有些教师不免存在于“朽木”行列,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个问题的存在与终身教职有着内在的联系,终身教职也不能成为低水平教学与科研成果不佳的罪魁祸首。此外,由于高校为终身教职制度设立了严格的选择标准,为终身教授的质量提供了保障。

3.终身教职是否保护了全体教师的学术自由?

批评者指出,教授终身制仅仅是保护了那些终身教授的学术自由,而对于一般教师的学术自由并没有保护。例如,助理教授在试用期后如果没有获得终身教授职位,他们则不得不到其他学院或者大学找另一份工作,甚至是退出学术专业而另谋他生,这种“非升即走”的制度实在是太过于残酷。

1970年,AAUP对《原则声明》进行了补充说明与解释:“除了终身教职,非终身教职以及包括助教在内的一般教师也同样享有学术自由的权利;对于是否给予终身教职的决定应在试用期满一年以前作出;如果决定授予教师终身教职,那么自决定之日起,教师的试用期结束;如果决定不授予教师终身教职,那么决定后的一年即为教师聘用的最后一年。”[3]

(二)教授终身制出路之聘后评议(Post-Tenure Review简称PTR)

为了解决终身教职所引发的相关问题,美国高等教育界提出了要对终身教职进行某种形式的聘后评议。评议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每年评议一次,并根据评议结果作出是否加薪的决定;第二,定期评议,比如每三年评议一次;第三,仅仅对那些被认为没有成果的教师进行评议。

实施终身教职的聘后评议制度旨在鼓励大学教师们朝着更高的发展目标努力,从而促进教师们的可持续性发展。例如,对于副教授的评议是为了让其向正教授晋升而努力。

1998年6月,AAUP在《后终身教职评估: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反应》中撰文提出:“终身教授聘后评议制度的实施应着眼于教师的发展,不以搜集依据从而对教师实施惩罚与制裁为目的;另外,评估不是对终身教职的评估,而是对其教学、研究及社会服务业绩的评估,旨在帮助教师的自我发展以及明确努力的方向。”[7]因此,终身教授聘后评议制度的建立使终身教授聘任制不断完善,同时也保障了学术自由,促进了教师们教学与科研能力不断提高。

学术自由是学术制度与机构的根基和命脉,在找到新的保护机制之前,终身教职仍具有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改进和完善,终身教职在美国遭遇的重大挑战更是意味着对此的改革势在必行。终身教授聘后评议制应该着眼于教师的发展及教学与科研能力的不断提高,应该使其成为教师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没有AAUP的确立以及对于终身教职的保障和维护,所谓的学术自由不会像今天这样成为美国学术界的公认法则及学者们的永恒理想。

参考文献

[1]约翰·S·布鲁贝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

[2]生云龙.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与终身教职[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01:76-82.

[3][4][5][6]王保星.美国大学教师终身教职与学术自由的关系[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01:81-86.

篇4：大学教授“涉黑”传奇

偶然的际遇：我选择了研究黑恶势力

1994年7月，何铭带着20个本科生到四川武胜县进行社会实践，这次活动的主旨是送法下乡，深入乡村，进行普法宣传。

到了武胜县，何铭见到了当地县政法委书记明亮，在他的办公桌上，一份《广安地区政法委转四川省政法委关于注意当前农村恶势力现象的通知》的文件引起何铭的注意。凭借着职业敏感，何铭打算改变社会实践的主题，他觉得研究农村恶势力更有意义。在何铭的一再要求下，明亮同意了他的要求，并给他提供了诸多方便。

学生对何铭研究农村黑恶势力的课题充满了兴趣，既刺激又兴奋，大家分头行动。于是，何铭把学生分成4组，分别到看守所、公安局预审科、检察院等地获取材料。

他本人带着3个学生对一个车霸进行了追踪暗访。他们了解到，车霸其实就是一个车老板，他手下有三个车。别人的车在站里必须排队，依次出车。而他采取威胁、打骂等方式争抢客源，强行先出车，许多群众和车主都敢怒而不敢言。

回到旅舍，何铭的心情是沉重的。尔后，其他的同学都带着各种有关黑恶势力的材料回来了。

这是何铭对黑恶势力现象调查进行的初次尝试。回到学校后，何铭根据调查材料，写了他的第一篇“黑”道论文《对农村地方恶势力的初探》。可是，这篇论文并没有引起重视。虽然没有刊物发表他的论文，但他并不灰心，继续他的研究，并开始收集有关黑恶势力的资料。

1995年中国第一打拐案中的一个主犯让何铭深受震动。那位主犯只有23岁，长得非常漂亮，最后被判处死刑。当中央电视台采访时问她：“你这么年轻漂亮，面对死刑，你有什么想法？”那女子说：“吃也吃了，玩也玩了，死就死吧！”她对生命的漠然让何铭感到吃惊。

一桩桩血腥的罪恶，一个个受伤家庭悲泣的泪水，这一切反复撞击着何铭的心灵，让他继续把这个课题搞下去。

1996年3月，在妻子的协助下，何铭熬了三个通宵，写成研究黑恶势力的论证报告，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年6月，审批部门同意了何铭的申请，并拨2万元的资助费。这如一支强心剂，给何铭莫大的鼓舞。

要研究这个课题，必须有大量的相关资料，手头上的资料都是从报刊、电视中得来的，为了获得更为鲜活的材料，何铭到处跑政法机关，然而，所到的政法部门都没有他需要的黑恶势力犯罪的材料。

何铭看着自己案头整理得非常细致的材料，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他决定深入第一线，获取第一手资料，“那就要和那些黑老大接触！”有了这个想法后，他开始兴奋起来……

走近黑老大：危险而刺激的“黑道经历”

1997年夏，西南某县破获一起长江沿线系列抢劫案。何铭想，“机会来了”。于是，他带着学生到该县进行社会实践，一方面宣传新《刑法》，一方面打算了解这个犯罪团伙的心态。

何铭找到当地的政法委书记，知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抢劫犯罪团伙，一共有七八个人。何铭到看守所见到其中的一个主犯。

主犯显得有些悔恨与无奈，何铭和他进行了对话。何铭问他：“你们搞这种事，怕不怕别人反抗？”主犯回答说：“我们一去就把别人吓倒了。我们也晓得犯抢劫罪判得重，能够不动手就不动手。”

“那你们在作案过程中作了些什么准备？”对方回答说：“如果遇到不懂事的，就只好把他弄翻。”

一个月后，这个头目被判处死刑。何铭以此种方式接触过十多个黑恶势力的主犯，他们走上黑道的原因都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都犯下了累累恶行。他记录了厚厚的几大本笔录，但他总觉得有些黑老大的话有“水分”，不能完全相信。

要想获得第一手材料，那就只有深入黑恶势力内部，和黑老大“亲密接触”才能得知其内幕。何铭便通过各种办法寻找自己的研究对象。

1998年下半年，何铭和一位高中同学聊天，无意中何铭听说他同学的一位初中同学在“吃血饭”，他立即有见见这位黑道人物的想法。

通过高中同学的引荐，何铭见到这位黑老大。他是专门在药材市场收取保护费的，受甲老板委托到乙老板处收账，然后再受乙老板委托到丙老板处收账。收账的办法很简单，不给就动手，每天在刀光剑影中过日子。

刀疤的父亲是南下干部，家里只有他一个儿子，从小养尊处优，长大后又没有什么本事，后来父亲退休后，那种人走茶凉的感觉在他的心里留下了阴影，他在内蒙当过特种兵，复员后在一家企业工作，企业垮了后就无事可干，大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感觉，逐渐走上刀口子上讨生活的道路。

一年后，何铭再次见到刀疤，他显得黯然神伤，原来他的老大位置已经被一位年轻人所取代。这种取代是残酷的，他内心的那种“自尊”受到了强烈的伤害，但他仍然忠于后来的取代者。

新来的老大是个文弱的年轻人，二十几岁，大学本科毕业，刀疤对他也是言听计从，恭恭敬敬的。

何铭后来才知道“换位”经过。年轻人本来是新加入的，但他有头脑，几次旧老大遭遇危机时都在他的指点下得到化解，而内部出了事情，年轻人也能不费力地给予解决。平时，年轻人很善于和帮会骨干沟通，慢慢地，大家都对他有了信任感。于是在一次风波后，他顺理成章成了新老大。

何铭随后见识了年轻新老大的“功夫”。年轻人负责恶势力组织后，开始着手进行改组，并“明确分工”：先成立信息员，打听到哪个老板外面有债权，有多少，同时了解债务人是谁，有无偿还能力。然后派出谈判员，凭借巧舌如簧，让其相信不依靠他们，就算法院判下来也无能为力。

对方同意后，就派人出场。和以往不同的是，不是立即强行逼还，而是和债权方达成协议，让雇主出招聘，然后去应聘成为雇主企业的员工，以债权人单位业务员的身份去讨债。因为新老大认为，这样发生事情也是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接下来是讨债，当然最终凭借的往往还是暴力。

与此同时，新老大还加强内部管理。“他们硬性规定，讨债佣金为债权的百分之多少。如果发现执行员多收钱，那么就进行剁手指等残酷惩罚。”

让何铭多少有些欣慰的是，新任负责人逐步把收入投放到合法的产业中。

接着，何铭在北方某市见到了一位在当地能够“呼风唤雨”的黑老大杜枪。在那个城市里，只要提到他的名字人们都会露出尊敬的神色。见到他时，何铭看到他一副墨镜，左右两边是两个身强力壮的马仔，眉宇间自有一股威严。

杜枪见到何铭的第一句话就是：“他敢介绍你认识我，我就敢结识你！”何铭悬着的心才放下来，看来他对介绍何铭来的朋友充满了尊敬。何铭小心地与他交流着。

杜枪以前是某学院的大学生，在社会上工作时，由于种种原因背了两年冤狱，出狱后的他心灰意冷，对社会充满了偏见，不再相信社会，只相信黑社会才能保护他，于是加入黑社会组织。因为他比较有文化，几年过后就坐上了老大的位置。从此，他信奉“有恩报恩，有冤报冤”，还颇受当地人的尊重。

几次见面后，杜枪就与何铭称兄道弟了，杜枪比较欣赏文化人，所以对何铭充满了敬意。何铭从他那里了解到了许多黑社会组织的内幕，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最为鲜活的材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阅历。

尽管和恶势力的头头脑脑关系融洽，但也有危险。“那一次我差点被乱枪击中。”何铭回忆说，那是在四川省的一个小县城。通过朋友介绍，他以法律专家的身份去见当地某恶势力组织的一个头目。头目把何铭领到一家夜总会。一位小姐无意中把茶洒在了头目身上。头目快步上前拉住她，挥手就是一巴掌，随后，他随身带的几个壮汉冲过去，轮起凳子就是一阵毒打。

就在何铭惊魂未定时，夜总会的门忽地被推开，几个彪形大汉冲进来，何铭还没等看清，头目一个虎扑把他按倒在吧台里，只听见乒乒乓乓一阵枪响。不到一分钟，响声消失了，何铭从吧台里探出头来，发现地上躺了四个人，满身是血，冲进来的壮汉已经无影无踪。

通过这些接触，何铭的胆子变大了，到处求熟人给介绍黑道上的人。到了2002年，何铭接触到“老大”级别的人物共十多个。这些“老大”分布于海口、广州、湖北随州、四川、贵州等地。骨干最多达近百人，资产最多者达数千万。社会公开身份分别涉及企业家、县级政协委员、青联委员等。

为黑恶势力画像：深入内幕的惊天之作

何铭研究黑恶势力，与一些黑社会老大成了哥们，别人甚至以为他与黑恶势力有染？这是一件令他哭笑不得的事。

2001年10月初，何铭主编了一本叫《刑法学》的书，召集作者在南山讨论稿件。这时，一位女子跑到南山找到正在开会的何铭：“何老师，你一定要帮帮我！”

原来，别人借了这位女子10万元钱后“人间蒸发”了，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而她丈夫并不知道此事。丈夫近日就要回家，回家如果知道她把钱借出去拿不回来，一定会闹得不可开交。为此，她想找何铭介绍一个黑社会老大，帮她讨回自己的10万元钱。

何铭义正言辞地对她说：“第一，我不是黑道上的人，不能帮你；第二，你不能走这条路，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位好律师。”然后，他给那位女子分析了利害关系，终于说服她用法律来解决这件事。后来，何铭给她介绍了一位律师，正大光明地追回了属于她自己的钱。她对何铭充满了感激，后来她说：“要不是听何教授的劝告，我真的会走上违法的道路。”

这样的事发生多了，何铭就会生出许多感慨来，别人说“与黑社会交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陷进去了”！这让他感到困惑和无奈。

一次，何铭到四川某地作刑法讲座，当地检察院检察长对他说：“何老师，你知道这么多黑社会内幕，你怎么不报案啊？”何铭笑答：“中国没有知情不报罪！”话虽然这么说，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接近黑老大，他是答应了为他保密，而不报案从情理上似乎又说不过去。他希望别人能理解他。

在研究过程中，何铭意识到一个新问题“隐陷性胁迫”，这是指嫌疑人没有使用暴力手段，也没有对受害人进行威胁，但在精神上形成强制，抑制受害人的反抗。何铭分析说，这与以简单的使用暴力打砸抢不同，如今的恶势力往往采用更隐蔽的方式进行敛财，最常见的就是利用“隐陷性胁迫”。

比如，有一家餐馆很出名，黑恶势力上门收保护费，店主不给。对方转身走了。从第二天起，店主每天都会发现有10个左右的“客人”，分成5组坐在桌子旁，一瓶啤酒一盘花生直到打烊。慢慢地，食客也发现这个现象，便再不来就餐，于是生意冷淡下来。最终店主只好无奈地答应对方的无礼要求。

在何铭即将出版的《黑恶势力犯罪研究》一书中，他对黑社会组织犯罪进行了两个层次的划分，一是流氓恶势力，二是新刑法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即以暴力威胁或者其它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行为，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违法犯罪组织。

在对黑恶势力的量刑方面，何铭主张累犯应采用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的认定标准，不适用缓刑和假释。

何铭认为，目前我国应该完善有关黑社会的立法，制定有关黑社会的专项法律，进一步明确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构成要件。目前有关于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只有《刑法》第294条对此进行了立法，但这个立法不管是从认定犯罪，还是从量刑的角度上看，都是亟需完善的。

篇5：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在一个宪法、法律至上，一个以依法治国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里，逐步提高公民知法、守法、用法意识是不可或缺的，尤其作为祖国接班人的青年学子们，面对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纠纷，如何运用法律去调解治理更是当务之急。这些问题，正是行政法学者的时代使命。10月31日，著名行政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薛刚凌教授莅临政法学院讲学指导，给师生送来两场学术思想大餐。副校长兼政法学院院长曾志平教授参加并主持了讲座。讲座在政法学院模拟法庭举行，政法学院师生、关注法治与社会的同学500余人参加。理事长邱小林教授、校长李贤瑜教授会见并宴请贵宾。

上午十点，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中央政治局法制讲座

主讲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马怀德教授作了以“化解社会矛盾的法治之路”为主题的讲座。他从三个方面深入浅出的给我们作了分析：

一、社会矛盾的总体形势和特点；

二、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社会矛盾；

三、化解和预防社会矛盾的法治出路。其中就形成一系列社会矛盾的原因，马教授作了更为细致的讲解。首先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其次是价值多元带来的变化；再者是公权力行使的不规范。曾志平教授在点评后，就马教授讲到的自己“以身试法”的实例，从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角度与马教授进行了饶有趣味的探讨。同学们也踊跃提问，互动场面生动而热烈。

晚上七点，薛刚凌教授以“依法行政，建设法制政府”为题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她的观点。

一、依法行政，建设法制政府的内涵和必要性；

二、依法行政，建设法制政府的基本要求；

三、依法行政，建

设法制政府的制度框架；

四、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制政府的难点和障碍。薛教授的演讲生动而富有激情，并与同学进行了热烈的互动。

两位教授精彩的演讲，给我们道出了作为法律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关心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在两场讲座的互动环节中，同学们提了一个共同问题，也是当前社会的热议问题——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这也说明了作为法律初学者的我们是具备法律意识的。当然两位教授给我们传递的更多的是法律人的社会问题之路。

篇6：清华大学教授的励志演讲

对于中国教育，一直有很多批评声。大家有很多抱怨，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会发出批评的声音。有的说望子(女)成龙(凤)的风气，是造成我们教育出现问题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有些家长觉得自己这一辈子不行了，就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他们倾其所有，把全部资源和精力都用在下一代上，对其子女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有的说学生的课业负担太重，要减负;有的说我们的教育太重知识，不重能力培养;还有人说我们的教育教学方法落后，现在是互联网+时代，要通过各种先进的手段来进行教育;最后，大家的批评可能都集中在一个共同点——应试教育是我们教育的大问题。

十多年前，那时候我还在国外，有一次回国，我和饶毅去见了周光召先生，那时他是中国科学院院长，也是人大的副委员长。 谈起中国的教育问题，我们说也许找到了一个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办法，那就是改变“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大家都知道在高中，我们全部的资源都在应对一件事情，就是怎么让我们的孩子考出一个好的分数。因为一旦考到一个好的分数，就会进入一个好的大学，进入一个好的大学，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未来。所以我们全民有这样一个非常强的信念，就是一定要在高考中一决胜负。

那么一系列的问题就随之而至。我们的教育是偏重背诵和记忆的，我们的课堂是围绕知识展开，我们学习是为了一件事情——怎么考出好的分数，我们的学校评价标准就是高考录取率。这会影响一条链：我们的孩子小学升学要上好的初中，初中升学要上好的高中…… 如果改革了高考制度，不用一考定终身，问题不就解决了?

怎么改?学美国啊。美国的高考可以考很多次，取最好的一次。用的是SAT (编者注：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 学术能力评估测试)考的不是知识，而是智商。美国大学招生采用的是全面的考察，包括成绩单、推荐信和面试;还要看课外活动，社区贡献，看学生有没有在中学期间展现出领导力;还会考察你的特殊才能，如音乐、美术和体育;最后还要写一份漂亮的个人自述。

我们可不可以借鉴美国的这一整套的全面的衡量标准，来选择我们的学生呢?高校招生标准一变，高中就会改变，老师，家长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学生们全面发展。高中变了，初中，小学也会跟着变，我们就可能看到学生们为兴趣而学习，关心社会，热心公益，还会发展他们对各种各样的艺术和运动方面的天赋与才能。

周光召先生说你们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成熟了的话，可以考虑写一个报告，我给你们递交给中央领导。但是，你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台湾李远哲教授提出教改，最后失败了。他是诺贝尔奖得主，也是中研院院长，还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最后连他自己都认为是失败的。台湾的文化与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要认真研究。

一个非诚信的社会，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用不诚实甚至欺骗的手段，来把你所有衡量的标准全面摧毁。这样还更容易产生腐败。你要推荐信吗，我可以把你的推荐信写得比谁都好;你要社区活动，我可以编造几个社区活动出来;自述可以花钱请高手代写;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以通过家长、学生、老师一起“合谋”来搞定。所以在一个没有诚信，或者诚信不够的社会，要靠这一套全面的衡量标准(选拔人才)会存在很大的挑战，我想这个是有道理的。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观点是，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至少不完全是高考的问题。不能靠，至少不能全靠政府，靠教育部，或者靠大学。中国教育最根本的问题出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出在我们的学生，家长，老师上，出在我们的功利主义的文化上。

篇7：清华大学教授的经典语录

1、一个人如果你不逼自己一把，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2、赚钱是一种能力，花钱是一种水平，能力可以练，水平是轻易练不出来的。

3、年轻人不可以太狂。

4、一个人的知识，通过学习可以得到；一个人的成长，必须通过磨练。

5、这个世界上好书很多，可以改变命运的书很少。

6、这个世界上朋友很多，可以用一生托付的朋友很少。

7、如果发现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件事，一本书，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一定要想办法跟他发生关系，否则，他就跟你没关系。

8、人没有成功的时候，装也装出成功的样子。因为装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你性格的一部分。

9、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使用，不是知识没有用，而是你没有使用，说明你没有用。

10、别人对你的态度，决定了你的命运。

11、笑由心生。

12、人出门的时候，口袋里装钱的目的，是为了花出去，哪里舒服就往哪里花。

让别人舒服，他就是一个经营者；别人让你舒服，他就是一个消费者。

13、一个人，敢听真话，需要勇气；一个人敢说真话，需要魄力。

14、你的存在让别人快乐起来，你是朋友；你的存在让别人卓越起来，你是教练；

你的存在让别人强大起来，你是领导。

15、一件事情，对你伤害的程度与事情本生没有任何关系，取决于你对这件事的态度。

16、你，简单了，你的世界就简单了；你，简单了，事情就简单了。

17、一件事，会干，好好干；不会干，也要干，次数多了自然会干，但是首先你要敢干。

18、一个人，想要优秀，你必须要接受挑战；一个人，你想要尽快优秀，就要去寻找挑战。

19、一个人想要创业，先要学会打工。

篇8：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2015年12月2日, 中国政法大学 (以下简称“法大”) 举行了邓亚萍受聘兼职教授仪式。经多家媒体报道, 法大聘请邓亚萍做兼职教授一事持续发酵, 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和质疑。在国内, 大学聘请名人做兼职教授的现象屡见不鲜, 尽管每次聘请都会引发社会舆论质疑, 但质疑之声并没能阻止大学聘请名人做兼职教授的脚步。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从正面来看:校方认为, 聘请名人做兼职教授有利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 以及加强教学与实践的联系, 开阔学生的视野;受聘者认为, 在大学做兼职教授, 是自己服务教育的良好机会。从负面来看:这是大学领导与名人之间的交易, 这种交易与大学师生和大学教育无关, 也许只与名利密切相关, 这也正是社会舆论质疑的原因所在。在此, 笔者仅从邓亚萍兼职大学教授惹争议谈起, 简要分析社会舆论为何质疑名人兼职大学教授的现象。

名人效应:难脱名利交易之嫌

近年, 社会舆论质疑名人兼职大学教授, 既有对名人挤占社会资源的反感, 也有对大学过于贴近名利的警惕。2014年,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问卷网对1573人进行的调查显示, 36.8%受访者就读的大学曾聘请过名人兼职。调查显示, 受访者最看重的是扎实的学术功底 (65.4%) 和丰富的从业经验 (62.8%) , 以及良好的人品 (60.2%) 和一定的教学经验 (42.2%) 。也就是说, 谁去大学做兼职教授不是问题, 关键是须有教授的学术功底和教学能力。

法大聘请邓亚萍做兼职教授引争议, 与其说是社会舆论对邓亚萍的不认可, 不如说是对大学滥聘兼职教授不满情绪的暴发。近年, 屡屡被社会舆论诟病的是一些大学里屡见不鲜的大搞权学交易、名学交易的学术乱象。一些大学为了提高自身的知名度, 在招生宣传时获得更多的形象加分, 不管聘请的名人是否具有学术功底和教学能力, 很多时候只想着分享名人之名, 而罔顾严谨的学术规范, 滥发兼职教授的“桂冠”。因此, 兼职教授也被异化成了一种可以交易的资源和筹码。

大学的名气最终要体现在培养的学生水平与学术成果上, 绝不是聘请几个名人就能实现的。正如法大学生在公开信中所言, 大学是学术的殿堂、培养人才的港湾, 建设一流大学需要引进优秀人才, 然而, 学校不能罔顾学科发展规律, 通过拓宽交际资源的办法盲目引入名人来校任教, 一方面给本身就紧俏的教学资源造成压力;另一方面败坏了学校的学术风气, 不利于学科建设和学校发展。

有人认为, 大学聘请名人为兼职教授, 会为沉闷的校园带来一些发展生机。更多人则认为, 这是大学精神的失落, 因为对心智尚未成熟的学生来说, 名人带来的名人效应有可能会使他们急功近利而影响学风。事实上, 这种现象有着布迪厄意义上资本之间的交媾色彩。如果说大学聘请名人做兼职教授是将社会资本转化为教育资本的行为, 那么, 大学利用名人效应则是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本。但我们必须看到, 这种资本交易是一把双刃剑, 在对大学带来名利之时, 同样也会带来强劲的追求功利的浮躁之风。

规则模糊:埋下违规滥聘之患

近年, 大学纷纷聘请名人做兼职教授, 是高等教育的怪现状之一。这不是说名人不能做兼职教授, 只要其精力充沛, 真有时间到大学讲课, 也是他们为教育做贡献的方式之一。但是, 权贵力量屡屡破坏兼职教授的规矩, 像一些四处挂名兼职教授的名人, 与所兼职大学的接触最多就是聘任仪式和偶尔的讲座, 就能收获大学的欢迎与称赞。对此, 一些大学也意识到了滥聘兼职教授的弊端。比如, 北京大学就对聘请兼职教授做出规定, 条件包括“对相关学科的发展做出或可以做出重要贡献”“一般应具有教授职称”等。

目前, 我国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未对大学聘请兼职教授做出明确规定, 而一些大学或二级学院有相关管理规定。例如:中国农业大学兼职教授聘任条件有4条, 主要内容是兼职教授应满足学术造诣高深、能够参与学校实质性教学和科研工作、有长期的教学工作经验等。法大对兼职教授的聘请也有4条要求, 但是在“在本人从事的专业领域有一定的学术影响”这一条上, 邓亚萍在乒乓球领域确有影响, 但这个影响是否为学术影响?显然不是法大表示的“符合条件”那么简单。

学界认为, 大学聘请兼职教授应遵循学术规范。法大聘请邓亚萍做兼职教授事件, 与法学的学术研究不相关, 只与学校拓展社会资源有关, 正反映出近年一些大学追求名人效应的怪现象。有学者就批评, 在一些大学管理层存在着领导素质差、对待学术缺乏严肃态度的情况, 这种现象影响了我们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程, 大学管理层应该提高对学术的起码敬重。并且, 目前确实存在滥聘兼职教授的情况, 大学应该建立聘请兼职教授的长效机制, 明确并公开聘请兼职教授的程序、条件, 消除社会误解, 维护学术声誉。

2015年12月7日, 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许涛向记者回应近日名人“兼职教授”引争议一事。许涛说, 早在2013年, 教育部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人才引进工作的若干意见》, 在大学人才引进方面, 教育部提过明确的要求, 怎样有序地引进, 怎样有序地流动, 下一步教育部会再次强调有关要求, 尤其是在执行过程中, 我们要注意大学操作的规范性, 给大学更多的指导。无论教育部是否出来干预, 大学都不能再违规滥授教授“桂冠”了, 因为教授“桂冠”不是礼物, 不能用于赠送;更不是商品, 不可用于交易……

以政代学:有违程序正当之举

大学是专门承担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授的机构, 有其独立的章程并依据章程形成具体的规则, 按照规则相对独立地进行自治。由于学术研究的特殊性以及评判学术活动的专门性, 大学属于一种“部分社会”的组织架构。从此意义上说, 如果是依循有效规则、遵守正当程序做出的学术决定, 包括兼职教授聘请的决定, 社会应该对其保持尊重。但是, 大学自治并非意味着不接受审查, 自治须依循规则, 在保障相关利害关系人基本权利的前提下做出相应的决定。从此种意义上说, 大学自治也需要接受程序正当的审查。

法大学生在公开信中说, 学校聘请兼职教授应该程序正当、决策公开。公开信提到, 比照其他大学聘请兼职教授的办法, 应当由学校或院系组成学术委员会, 表决通过聘请兼职教授的决定。法大校方对记者表示, 此次聘请邓亚萍做体育教学部兼职教授, 邓亚萍填写了《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申请表》, 经学校体育教学部学术委员会同意, 向学校人事处提交了聘请报告, 经学校人事处报主管校领导审批后才正式聘请的。这看似符合法大的规定, 但程序是否正当仍然存在疑问。

有学者认为, 在此次“兼职教授”事件中, 法大并没拿出程序正当的说明。法大在此事上有两个问题没有回答清楚:一是为什么有必要聘请兼职教授?二是通过什么程序聘请兼职教授?前者看似好回答, 如聘请邓亚萍是为了支持学校乒乓球发展。然而, 社会舆情质疑的主要是第二个问题, 即大学聘名人该谁说了算?衍生两个追问:第一, 既然是学校聘用, 征询过师生的意见吗?第二, 在明显有反对声音的情况下, 校方以怎样的程序正当说服大家要聘请到底?大学当然可以聘名人, 但聘谁、怎么聘、聘了干啥, 不能沦为行政领导的特权。

学界一般认为, 大学聘请兼职教授本是学术事务, 校方应将聘请兼职教授的意向提交给学校学术委员会、职称评聘委员会等学术机构审议, 达到兼职教授基本教学与学术标准后方能授予。事实上, 我国大学聘请兼职教授往往是校长说了算。也就是说, 聘请社会机构或其他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做大学兼职教授, 进行教学和学术研究是允许的, 但不允许的是, 行政领导以政代学, 不对被聘人的学术和教学能力审核就聘请。

正本清源:勿忘坚守学术之本

大学聘请兼职教授应基于学术与教育的实际需要, 不能为了提升学校的知名度或出于其他功利性目的, 用兼职教授的荣誉去笼络或讨好社会名人。有学者指出, 兼职教授不是谁都可以担任的, 必须满足专业对口、能力齐备、师生认可等基本条件, 才能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 成为大学师资队伍的“活水”和有益补充。就是说, 大学兼职教授不是虚职而是实职。鉴于此, 大学要建立完善的兼职教授工作机制, 明确兼职教授的责权利和工作要求, 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中, 更好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和实践经验。

法大作为一所政法类院校, 设立的绝大多数专业都是法律专业, 如要聘请兼职教授, 也应该聘请社会上法律方面的专家。从法大聘任兼职教授的基本标准之一是具有相应专业的博士学位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来看, 邓亚萍是土地经济学博士, 如果她受聘于某个经济类院校尚可理解, 遗憾的是她偏偏被法大聘请。此次“兼职教授”事件的实质, 正如法大学生所公开质疑的, 是法大罔顾学科发展规律, 盲目追求名人效应的败坏学风行为。既然法大聘请邓亚萍的主要工作是支持学校高水平乒乓球运动队的建设, 何不聘请其做兼职教练更好呢?

在制度框架下, 一些大学聘任兼职教授的办法, 本身折射出很多的行政化因素。法大聘请邓亚萍的决定最终是由人事处审核通过的, 缺乏学术机构的审查, 就不能保障其学术水平和教学资质, 这也恰恰反映出当前大学自主办学的困境。大学毕竟是大学, 应该以学术为本, 必然要教授当家, 聘请兼职教授自然需要教授把关, 但聘请邓亚萍做兼职教授显然是行政行为。这就是法大一些师生以及社会舆论质疑法大的焦点所在。西方有个说法, “凯撒的归凯撒”。我们何不愉快地让“教授的归教授”呢?

众所周知, 大学是探索高深学问的教育场所与研究机构。教授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学术职位。承担着研究学术、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等重大职责的教授, 需要有系统的理论知识, 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丰富的教学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