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医专家顾问和法医鉴定结论的质证

论法医专家顾问和法医鉴定结论的质证（精选4篇）

篇1：论法医专家顾问和法医鉴定结论的质证

【摘要】根据证据学的观点提出法医鉴定结论是一种科学证据，指出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中，对其

进行质证对维护司法公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由于法医鉴定结论的专业性，对其质证时，当事或控辩双方，以及法院

聘请法医专家顾问。协助对法医鉴定结论的质证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证据质证；科学证据；法医鉴定结论；法医专家顾

问

【中图分类号】d918．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l007—9297(2007)03—0181—0

3discussion on forensic expert adviser and questioning of forensic conclusions． zhang yi-gu． wenz．hou medwd

college，wenz．hou 325000,ghejiang

【abstract】based on the science of evidence，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conclusion of forensic medicine is a

science evidence based on the viewpoint of studies of evidence and that its questioning is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whether in civil action or in criminal tria1． due to the professional nature of forensic conclusion，it is important to both

sides of the charge and dispute as well as to the court retaining an expert adviser of forensic medicine who helps the

questioning of the forensic conclusion．

【key words】questioning of evidence，science evidence，forensic conclusion，forensic expert adviser

一、法医鉴定结论是一种科学证据。必须经过质证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

法对诉讼证据的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

实，都是证据”，并把证据分为7种：①物证、书证；②

证人证言；③被害人陈述；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

述和辩解；⑤ 鉴定结论；⑥勘验、检验笔录；⑦视听资

料。鉴定结论由于是鉴定人运用专门的科学技术对

客观事物检验，并运用科学理论对检验结果加以分

· 182 ·

析判断后得出的结果，因此有人将其称为科学证据

(science evidence)．以示与其他六种普通证据(com—

men evidence)一般为当事人或证人所直接感知(看

见或听见)的事实的区别。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犯

罪涉及的科学技术会越来越多，需要鉴定结论的科

学证据也会越来越多。它们在涉及科学技术犯罪的证据认定上的作用，也将越来越重要。

鉴定结论由于不是案件真实情况被人感知的直

接反应。而是鉴定人的主观认识和客观事物结合的产物，因而其真实性和可靠性是相对的，不一定是客

观事物绝对真实的反应。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依赖于

鉴定人对客观事物发现、提取、检验方法是否正确，以及其分析论证和最后的结论是否符合科学。在很

大程度上，还同鉴定人的思想品德、职业操守密切相

关。

虽然，所有7种证据中除了极个别外，因为证人

本身可能存在的感知错误，以及由于这样那样的客

观原因。而不是或部分不是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反

应。所以，任何国家的法律，不论是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还是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的大陆法系

国家的法律，都有要对证据进行质证的明文规定。从

某种意义上讲，作为科学证据的鉴定结论，比较普通

证据来可能更能揭示事物的真实性。但是也包含有

更多鉴定人的主观成分，甚至无意或故意错误的成分。因此其不能自然地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法医鉴定结论的本质显然属于科学证据的一

种。它是法医鉴定人运用法医学技术对尸体、活体或

法医物证进行检验，并运用法医学和相关科学的理

论对检验结果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其做出的死

因，死亡方式，伤残等级，血痕、精

斑、毛发等法医物

证和毒物的检验结果等，常是民事和刑事人身伤害

案件中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和罪行轻重的关键

证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左右着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和对证据的确认，而决定着最后的判决

结果。所以，法医鉴定结论和其他类型的科学证据一

样，更有必要进行质证来加以鉴别。

我国司

法鉴定体制不够完善和法医学司法鉴定

人员政治与业务素质参差不齐的现实，决定了法医

鉴定结论质量高低不

一、错误并不少见和不必要的重复鉴定多发的局面，也凸现了法医鉴定结论必须

质证的紧迫感。

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有关证据法和证据规则等

法律，对证据质证的有关规定散布在刑事诉讼法、民

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中。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66条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14卷(第3期)

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

证”；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

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律师双方询

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证以后，才

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进一步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

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属实，否则不能作为

定案的根据”。明确规定了无论民事还是刑事诉讼，证据都必须质证。法医鉴定结论作为人身伤害案件的关键证据，显然必须经过法庭开庭质证，查证属实

后，才能作为认定人身伤害案件事实的根据。由于认

识上的原因，目前刑事诉讼时对证据的质证和认证，落后于民事诉讼，同中央以人为本，司法公正的要求

不相适应，应是今后司法改革，修订新的刑事诉讼法的课题之一

二、法医鉴定结论质证与法医专家顾问

证据的质证是其能否被法官确认和采信的关键

程序，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以往对质证的有关程序、方式、规则以及质证权的行使、救济等未作出规定，影响了质证的可操作性和效果。其常被忽视，有的仅

走形式，甚至念一下鉴定结论就算作质证了。而且，仍普遍存在的职权主义诉讼的影响，使得在质证时

诉讼双方的平等地位不能体现。尤其是刑事诉讼，被

告方弱势的地位更为明显，是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

之一。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进步，法律界不少有

识之士已经对此提出了很多建议，上述弊端虽然已

经和正在出现改变，但距离全国范围的司法公正的目标仍有较大的距离。还应进一步提高对证据质证的立法和规范、完善证据质证的程序、规则等法规。

对鉴定结论的质证，鉴定人的出庭显然是必要的基础条件，应该加强对鉴定人出庭质证的立法力

度，同时完善必要的配套措施，保证鉴定人出庭的安

全、合理的劳务报酬和充分的准备时间。当前，医疗

伤害赔偿案件中医学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的出庭质证显得更为突出。既然医学会的医疗事故技

术鉴定在不少地方作为医疗伤害赔偿案件司法鉴定的一种形式，鉴定人就不能借vi《医疗事故处理条

例》中没有出庭质证的规定，而违背《民事诉讼法》及

其相关规定而拒绝出庭质证，使法庭对其的质证实

际无法进行。

作为最常见的科学证据之一的法医鉴定结论．

由于其涉及非常专业的医学和法医学的专业问题．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14卷(第3期)

又关系着人的生命和健康，质证起来难度显得更大。

不要说目前许多鉴定人未被法庭要求出庭或者借故

不出庭参加质证。就是出庭了，诉讼当事人、律师和

法官对鉴定内容涉及的专业性问题都难以搞懂，如

何还能对鉴定结论提出有质量的质疑和质询?

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1 el颁布的《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1条规

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

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

并且规定“经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

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有关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具

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进行询问”。第一次

在民事诉讼中引人欧美先进国家的专家证人、控辩

式诉讼和交叉询问等庭审方式。给我国司法改革和

诉讼实践带来了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的局面。其实，从

坚持司法公正的角度出发，这些也完全可以和应该

同样引进刑事诉讼活动，特别是证据的质证中。

有人把上述“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称做“诉讼

辅助人flaw adminicle)”。有的则把他当作欧美国家的“专家证人(expert witness)”。近来又有人将其叫做

“技术顾问(technical adviser)”。他们不是鉴定人，也

不同于证人，是辅助被告或原告的诉讼当事人。我把

具有这种作用的法医专家。称做法医专家顾问(ex．

pert adviser of forensic medicine)。

技术顾问一词援用于意大利法典。指在诉讼中

由当事或控辩双方聘请为审判案件中的某些技术性

证据，指导或参与技术证据的法庭辩论活动的技术

专家。与我国上述“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的属性和

诉讼中的作用基本相同。所谓的技术证据。也就是上

述的科学证据。

就法医专家顾问而言．首先必须是法医专家而

不只是一般的技术人才。是在法医学的某个领域。如

法医病理学、临床法医学、法医物证学等具有深厚理

· 183 ·

论和丰富经验的专家。同时又被诉讼当事或控辩双

方聘请。鉴于法医职业道德的特殊要求，法医专家顾

问还应该不同于一般的技术顾问。他们在注意维护

聘请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要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

是、客观公正地发表意见。其实，法院也可根据需要，聘请权威的法医专家顾问，以协助法官对法医鉴定

结论中的专业问题进行说明。向鉴定人质询。帮助法

官正确地实行好其自由裁量权。并且在当事或控辩

双方及其技术顾问在证据质证的对抗式交锋中，协

助法官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不至于因无休止的辩论

和重复鉴定，而浪费鉴定资源和延长诉讼时间。

按照意大利的经验。不仅在鉴定完成后。而且一

旦决定要做鉴定时，当事或控辩双方就可选任自己的技术顾问，他们可以参与鉴定人的鉴定和调查活

动，考察鉴定的地点和被鉴定的物品。当鉴定完成后。自然能对鉴定结论加以研究和向鉴定人提出询

问。

法医专家顾问接受当事人、控辩双方或法院的聘请，参与法医鉴定结论的质证。必然会提高对各类

人身伤害案件的审判质量。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还

能促进法医学司法鉴定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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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法律出版社，2000．32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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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

[4] 周晶，孙基凯．专家顾问制度初探．中国司法鉴定，200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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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4．crimi nal reports．3d．series．1978；289-309

(收稿：2007一o8—03)

篇2：论法医专家顾问和法医鉴定结论的质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需行司法鉴定的刑事案件、治安事件共210件为研究对象,交通事故伤、工伤与其他伤分别为180例、20例、10例,被鉴定者年龄18～72岁,平均(45.3±2.1)岁,包括各类工人160人、干部职工10例、农民40名。按照不同的鉴定需要,分为专家鉴定组与普通鉴定组,每组105件。两组在年龄、性别与事故类型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与法医鉴定结论准确定相关的指标主要包括:第一,鉴定时机,即相关部门批准法医开始鉴定的时间早晚;第二,医学资料收集,主要是医学资料收集的丰富程度;第三,医疗因素,包括医疗诊断与治疗条件;第四,被鉴定者自述伤情与伤前情况,自述伤情真实程度;第五,法医水平,主要是指法医进行鉴定的综合能力;第六,法医鉴定的逻辑思维,包括科学性与层次性两方面[4]。以上述与法医鉴定准确性的6个因素为自变量,给予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相关独立危险因素。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4.0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用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鉴定结论准确性单因素比较:

专家鉴定组在鉴定时机早占比、医学资料收集较丰富占比、被鉴定者自述伤情真实度较高占比及伤前状况良好占比均明显高于普通鉴定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与普通鉴定组比较,aP<0.05

2.2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以影响法医鉴定结论准确性的鉴定时机、医学资料收集丰富程度、被鉴定者自述伤情真实程度高低、伤前状况为自变量,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鉴定时机早、医学资料收集丰富、被鉴定者自述伤情真实程度高和伤前状况良好可提高法医鉴定结论准确性,同时也是影响法医鉴定结论准确性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2。

3 讨论

司法公正是社会发展、人们追求的目标之一,除了制度性安排之外,法医鉴定结论的准确性也对司法公正有着重要的影响。当前,民众的维权意识普遍提高,在司法活动中,法医鉴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审判过程中,法医鉴定作为一种司法证据医学技术基础,同时也是诉讼中的重要环节之一,直接关系到诉讼进程、司法审判结果[5]。因此,在司法改革中,鉴定结论的准确性与否应是重要的改革内容。根据相关报道,法医鉴定结论的准确性受多重因素影响,比如司法鉴定时机、医学资料收集的丰富程度等。

本研究结果显示,法医鉴定结论的准确性与多种因素相关,比如鉴定时机、医学资料收集、被鉴定者自述伤情的真实程度、伤前状况。本研究将收集到的210件需要司法鉴定的事件,根据鉴定需求不同分为专家鉴定组与普通鉴定组,每组105件,结果显示:(1)专家鉴定组在鉴定时机早占比、医学资料收集较丰富占比、被鉴定者自述伤情真实度较高占比及伤前状况良好占比均明显高于普通鉴定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鉴定时机早、医学资料收集丰富、被鉴定者自述伤情真实程度高和伤前状况良好可提高法医鉴定结论准确性,也是影响法医鉴定结论准确性的独立危险因素。

为了提高法医鉴定结论的准确性,应尽量早地进行鉴定,有效把握鉴定时机,不能够无故拖延,避免鉴定时机差异性导致的结论出现轻重倒置问题[6]。同时,需要尽可能丰富地收集医学资料,用以证明受检者伤病,保证资料的完整性与真实性。最后,应认真分析受检者伤前状况,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比如伤前已经患有某种病症、损伤导致原有疾病加重或恶化,以及受检者在伤前已经换上了某种病症。另外,受检者自述伤情真实度,也对法医鉴定有一定的干扰性,在鉴定过程中也需要给予注意和重视。

综上所述,在维权和司法审判中,法医鉴定结论是辅助审判的重要证据,可直接影响司法公正性,而法医鉴定结论又受鉴定时机、医学资料收集丰富程度、受检者自述真实程度和伤前状况影响。为了提高法医鉴定结论准确性,应把握鉴定时机,并尽量丰富医学资料,准确判断受检者伤前情况,避免其自述对鉴定产生实质性影响。

摘要：目的 探讨影响司法鉴定结论 准确性的因素以及应对措施。方法 随机选取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需鉴定的司法事件210件作为研究对象,并按照不同的鉴定需要,分为专家鉴定组与普通鉴定组,每组105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鉴定结论 准确性的因素,并比较两组鉴定的准确性。结果 专家鉴定组鉴定时机早、伤前状况好与自述伤情真实度高均明显高于普通鉴定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多因素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医学资料收集丰富程度、自述伤情真实度、鉴定时机与伤前状况为影响法医鉴定结论准确性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影响法医鉴定结论 准确性的独立危险因素较多,并严格控制各种因素以提高鉴定的准确性以及公正性。

关键词：法医鉴定,准确性,司法事件,影响因素,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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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论法医专家顾问和法医鉴定结论的质证

摘 要：目的：总结分析闭合性颅脑损伤的临床诊断与法医鉴定的结论的差异性。方法：以2013年2月到2015年2月期间接收的120例闭合性颅脑损伤患者为研究对象，比较所有患者采用临床诊断与法医鉴定结果的差异性。结果：120例患者中在颅内血肿、脑震荡、脑挫裂伤以及脑损伤后综合症诊断方面，临床诊断与法医鉴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造成诊断结果差异性的原因主要是医生本身的因素、相关检查不全面以及社会因素等。结论：闭合性颅脑损伤进行的诊断结果显示临床诊断与法医鉴定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临床诊断医务人员需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从而保证闭合性颅脑损伤诊断的准确率。

关键词：闭合性颅脑损伤；临床诊断；法医鉴定；结论差异；结果分析

闭合性颅脑损伤一般是由于头颅在巨大外力撞击的作用下造成的，近年来，随着城市交通运输量的增加以及小型私家车数量的增加，在道路交通事故中造成的闭合性颅脑损伤患者数量也是越来越多，而闭合性颅脑损伤后很容易引发其它并发症，明确诊断对于及时治疗以及案件的处理均有重要意义。实际处理案件过程中，临床诊断与法医鉴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影响到案件的顺利进展，本文结合2013年2月到2015年2月期间接收的120例闭合性颅脑损伤患者，就闭合性颅脑损伤的临床诊断与法医鉴定的结论差异分析如下：

一、临床资料及方法

1.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以2013年2月到2015年2月期间接收的120例闭合性颅脑损伤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76例、女性44例，年龄25—75岁，平均年龄（35.4±4.3）岁，其中56例患者是交通事故造成的，19例患者由于暴力事件造成，45例患者由于空中坠物造成。

2.方法

所有患者在出现闭合性颅脑损伤之后，均由当地县级医院、市级医院或者是省级医院确诊，同时进行了紧急抢救，经过抢救，所有患者均生存，在临床明确诊断的基础上，由当地司法机关专业的法医完成二次诊断，诊断过程中法医学诊断完成后及时与早期临床诊断医师进行交流，明确诊断出现差异的原因。

3.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中的主要观察指标主要是临床诊断与法医诊断结果的差异性。

4.统计学分析

整理临床诊断与法医鉴定结果的相关数据，对所有数据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19.0实施分析和处理，本次研究中的诊断结果采用率（%）表示，组间率比较采用χ2检验，对比后以P<0.05表示有显著性差异以及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闭合性颅脑损伤临床诊断结果与法医鉴定结果比较见表1，根据表中的数据以及统计学分析结果可知，在颅内血肿、脑震荡、脑挫裂伤以及脑损伤后综合症诊断方面，临床诊断与法医鉴定结果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在蛛网膜下腔出血以及颅骨骨折方面，临床诊断与法医鉴定结果之间差异较小（P>0.05），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三、讨论

大部分发生事故后的闭合颅脑损伤患者多为临床诊断，但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司法部门还需要依靠法医学鉴定结果提供相关的证据，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在闭合性颅脑损伤诊断结果方面，临床诊断结果与法医鉴定结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如果单纯的将临床诊断结果作为依据，势必会造成案件审理的失误，有失法律的公正。

造成临床诊断与法医鉴定结果差异较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①颅脑损伤后出现的脑震荡以及脑损伤后综合症等并不会立即表现出来，通常是在患者住院一段时间后才会有临床症状的表现，类似于恶心呕吐、头晕、头痛等相关症状，如果医生没有经过仔细的检查，很容易造成误诊，对此，患者住院一段时间后出现的症状，医生需要密切关注病情变化，避免依靠临床经验主观的确定疾病类型；②临床对于脑震荡、脑损伤综合症等诊断方法较小，因而医生对于患者疾病的诊断大部分需要依赖患者的临床症状，而临床症状主要由患者自行陈述，部分患者在住院期间为了保证治疗效果以及增加后期的补偿费用，会有意无意的夸大临床症状，误导了医生，相应的出现诊断错误[1-2]；③临床诊断过程中没有进行全面的诊断造成误诊，比如在蛛网膜下腔出血误诊为脑震荡过程中，患者早期表现出恶心、呕吐、头痛等症状，医生诊断为脑震荡，但是在法医鉴定過程中，患者并未出现昏迷，同时体温、血象等指标存在异常，对患者的尿蛋白检查后发现存在异常，接着通过进一步对患者的脑脊液进行检查，通过全面的检查后明确患者为蛛网膜下腔出血，所以对于闭合性颅脑损伤患者在诊断中应尽可能的进行全面的检查，提高诊断的准确率[3]；④临床诊断医生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闭合颅脑损伤因为牵扯到患者与责任方的经济利益，在实际的诊断过程中医生有时候也会身不由己，在外界人为因素或者是社会因素作用下，将明确诊断的结果做出了更改，造成了临床诊断与法医鉴定诊断结果的不一致。

在闭合性颅脑损伤患者诊断过程中，临床诊断与法医鉴定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对此应进一步加强医院医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丰富医生的理论知识，注重医生的经验积累，完善医院相关检查的仪器设备，定期加强不同医院之间的交流，促进医院诊断经验的积累，对于医院而言，应该做好相关医生的隐私保护，避免医生个人信息的泄露，保护好医生，相应的医生的职业道德素质也应该进一步提高。

总上所述，闭合性颅脑损伤诊断结果显示临床诊断与法医鉴定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临床诊断医务人员需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从而保证闭合性颅脑损伤诊断的准确率。

参考文献：

[1]杨艳锋，张红敏.对比130例闭合性路脑损伤的临床诊断与法医鉴定的结论差异[J].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2014，1（04）：647.

[2]邓红梅.颅脑损伤鉴定中应注意的问题[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5，15（73）：255-256.

篇4：试论我国鉴定结论质证程序的完善

关键词：鉴定结论；质证程序；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151-02

一、鉴定结论质证的必要性

1.鉴定结论经过法庭质证才能作为法官采信的前提和保障

《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在第1条就规定：“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的知识对诉讼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①据此，专业性和科学技术性是司法鉴定的本质属性和特征。审理案件的法官通常缺少必要的专门知识，也正是因为如此鉴定结论在司法实践中受到特别的“礼遇”，即鉴定结论通常会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产生关键性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明确鉴定结论在本质上仍然属于意见证据的一种，鉴定人作为现实中的人在判断过程中一定会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也有可能会出错，因此其必须经过质证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在整个诉讼制度和证明过程中，法官需要面临很多有关鉴定的问题，但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就是有关鉴定结论的评价，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是鉴定结论适用的核心和关键。鉴定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被采用而成为定案的根据，取决于法官的判断，对某一缺乏科学根据或事实根据的鉴定结论，如果法官做了可信性的评断，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错案。相反，轻易地否决了可信的鉴定结论，则可能会导致可以很快定罪处刑的案件因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不得不搁浅，成为处断难决的“疑案”、“悬案”，其结果或伤及无辜或轻纵犯罪，同样有悖于证据制度的目的和宗旨，不利于刑事诉讼目的的最终实现。

2.质证程序可以监督鉴定人的工作

增加质证程序，鉴定人在鉴定时就会时刻提醒自己，谨慎总理的作出鉴定意见，让鉴定人在法庭上接受质询，就将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同鉴定人的专业资格和水准一起，这对于敬业负责的鉴定人来说，是一次展示自身水平的机会，而对于水平和职业操守欠佳的鉴定人来说，则是一场不可能及格的考试。而且，对于极少数居心不良，徇私舞弊的不良鉴定人来说，出庭作证能对他们构成一种具有足够威慑力的预防机制[1]。

3.质证可以防止法官认证的随意性

在法庭上对鉴定结论进行质证，让鉴定人接受当事人和其他具有专业知识人士的质询，在质询的过程中，鉴定结论的证明力和鉴定过程、鉴定方法都公之于众，那么审判人员的认证采信也必然会受到限制。这将有力地改变鉴定结论流于形式甚至鉴而不定的局面。另外，经法庭质正也可以明确鉴定结论出现失真的环节和具体原因，排除人情、金钱、权力等其他因素的介入，有利于鉴定人公正鉴定。增加质证环节，对防止反复鉴定造成的诉讼拖延、提高诉讼效率有很大的帮助。

二、鉴定结论质证程序的缺陷及完善

1.建立庭前鉴定结论开示程序

开示鉴定结论是指在法庭审判前，诉讼双方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向对方披露的一种诉讼程序[2]。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是指当事人在庭前就自己掌握的证据，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公开，确定庭审的质证要点的一种制度。鉴定结论是一种特殊的证据形式，因而对其开示的时间、方式、开示后的修正等都有一定的要求和规定。国外一般在预审阶段对鉴定结论进行开示，开示的主体是案件的当事人，法官负责告知当事人鉴定证据开示的相关程序，如美国、英国、我国香港地区。《新刑事诉讼法》第146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这一条款可以被理解为我国刑事诉讼中关于证据开示的规定，但该条款与国外的相关条款的规定仍存在不少的差异。依照第146条的规定，我国的证据开示，根据启动主题的不同，分别是在侦查或者起诉阶段，而相应的展示主体也是负责侦查或者起诉的办案人员，自然展示的对象就是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在与国外一些制度相对比的过程中再结合鉴定结论本身的特性，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鉴定结论开始程序可以在以下几方面予以改进。

第一，鉴定结论开示强制性没有相应保障措施的明确规定。由于鉴定所要解决的问题一般都是案件中所涉及的专门性的问题，鉴定结论地做出也需要相关领域的专家来承担，但专家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评价有时需要重新试验、检验等，所以与其他证据的审查评价相比，对鉴定结论的审查评价往往需要更多的时间，因此应当将鉴定结论的开示作为一项强制性的程序要求这也是各个国家在刑事诉讼程序上的通常做法。不仅如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也没有规定法院不开示鉴定结论会承担怎么样的法律责任，所以，笔者建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应明确增加规定：未经开示的鉴定结论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第二，对犯罪嫌疑人知悉鉴定结论的权利未给予实际的保护[3]。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有义务将鉴定结论告知嫌疑人，使嫌疑人了解鉴定结论，若犯罪嫌疑人认为有可能有不足或错误，则可以及时提出补充或重新鉴定的申请。但实际情况却是嫌疑人一般都不具有相应的专门性知识，对鉴定结论也不能做出有效地审查，其辩护权利自然也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

第三，对鉴定结论的开示程序规定的过于简略，不利于实际操作和审查。《刑事诉讼法》只是框架式地规定了有关机关有义务将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并没有对告知的内容做出具体的规定，这就容易造成漏洞。事实上，由于鉴定结论的专业性和科学性，要想对一份鉴定结论进行有效地审查，必须参阅鉴定过程中所使用的标本、数据，甚至是有关检材和样本的提取、保管情况以及鉴定结论做出所采用的实验方法、相关背景资料等，缺一不可。

2.明确鉴定结论质证的内容

只是规定了有条件的交叉询问，而且审判人员可以依主观判断取消这项权力。不仅如此，第189条也没有规定双方当事人需要在法庭上询问哪些内容。要想明确一份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质证是核心步骤，如果法律不明确质证的内容，让质证程序流于形式，仍然无法保障鉴定结论作为证据的可靠性。在法庭上控辩双方对鉴定人的质询，笔者认为应当围绕以下内容进行。

第一，对鉴定人的资格进行质证。一方面质证鉴定人是否具有法定资格，如是否在司法机关的鉴定名单之内或者是否通过有关鉴定资格的考试等，对这方面的审查是比较容易，只需要鉴定人出示有关的证件就可以了；另外，我国同样对鉴定人实施回避制度，所以也要审查鉴定人与当事人的利害关系，这方面可以借鉴证人的有关回避制度。

第二，对鉴定结论的来源进行质证。上文已经提到，在一定程度上，鉴定资料比鉴定结论更重要。鉴定资料是鉴定结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包括检材、样本的来源、可靠性和真实性，以及提取、固定和保全的方法等，这对鉴定结论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另外为了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在必要的时候，应该规定让奠定资料收集或提供者出庭接受询问质证的制度。

第三，对鉴定结论所依据的科学原理、鉴定方法、步骤和过程进行的质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鉴定的科学原理和方法都在不断地更新，鉴定人进行鉴定所依据的科学原理、所使用的技术、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对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都有很大的影响。

第四，对鉴定人科学实验、检验过程中得出的数据，以及得出结论的理由和根据进行质证。鉴定实质上是鉴定人运用自己的知识对鉴定事项做出的判断，在本质上其属于意见证据，因此需要对其结论以及得出结论的理由进行质证，通过同行监督提高其鉴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3.规范鉴定结论质证的交叉询问制度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189条第1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审判长认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时候，应当制止。”从该条可以看出法院拥有对鉴定人交叉询问的控制权，对鉴定人的询问要经过法官的允许，但是法官何时允许、允许问什么样的问题、何时中断或中止询问等等，法律均没有给出相应的规定，由于法官的控制权过大，又无相应的规则限制，使得当事人对鉴定人询问的机会和范围都是随意的。一方面，这种规定有其积极的意义，因为当事人受利益的驱动，在提问中可能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些发问中，有些问题与诉讼中争议的事实没有关联性，有些甚至是反复发问的，在我国目前未建立系统的交叉询问规则的情况下，如果对当事人的发问不加以控制，则会导致诉讼中争点的模糊不清，进而导致诉讼的拖延。法庭对这些问题加以必要的控制，则有利于法庭控制庭审的秩序和节奏，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由于法官对当事人向鉴定人发问的限制，难免会限制对鉴定人质证的范围，从而使得不可能对鉴定人进行充分的交叉询问，有碍真实的发现。

我国对鉴定人的交叉询问缺乏应有的对抗性，应当将对鉴定人的交叉询问作为诉讼当事人当然的一项权利，即通常情况下，只要但是人一方提出质证鉴定结论，法庭应当允许。但鉴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性质和特点，交叉询问的对抗也应注意其限度，不能在交叉询问中出现过度当事人的情况，不能将胜诉作为唯一目的。因此在交叉询问中法官要注意适时的引导，同时在必要时为发现鉴定证据客观性直接询问，但法官在在询问质证中的作用应是辅助性的、补充性的。

《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案完善了我国鉴定结论的质证程序，例如规定了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引入等，这对于我国鉴定结论质证程序的建构有很大的帮助，但是，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会使得这些制度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应当尽快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建立起符合我国诉讼模式的鉴定结论质证程序。

参考文献：

[1]陈瑞华.论司法鉴定人的出庭作证[J].中国司法鉴定，2005，（4）.

[2]王屏.论我国司法鉴定程序的现状及重构[D].上海：华东政法学院，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