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玉苓案件经过

齐玉苓案件经过（通用4篇）

篇1：齐玉苓案件经过

齐玉苓案介绍

备受国人瞩目的齐玉苓案的大致经过如下：

1990年，原告齐玉苓与被告之一陈晓琪都是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的初中学生，都参加了中等专科学校的预选考试。陈晓琪在预选考试中成绩不合格，失去继续参加统一招生考试的资格。而齐玉苓通过预选考试后，又在当年的统一招生考试中取得了超过委培生录取分数线的成绩。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给齐玉苓发出录取通知书，由滕州八中转交。陈晓琪从滕州八中领取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并在其父亲陈克政的策划下，运用各种手段，以齐玉苓的名义到济宁商校就读直至毕业。毕业后，陈晓琪仍然使用齐玉苓的姓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

齐玉苓发现陈晓琪冒其姓名后，向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被告为陈晓琪、陈克政（陈晓琪的父亲）、济宁商校、滕州八中和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原告诉称：由于各被告共同弄虚作假，促成被告陈晓琪冒用原告的姓名进入济宁商校学习，致使原告的姓名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被侵犯。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6万元，精神损失40万元。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认定：（1）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被告陈晓琪在其父陈克政策划下盗用、假冒齐玉苓姓名上学，是侵害姓名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2）原告齐玉苓主张的受教育权，属于公民一般人格权范畴。它是公民丰富和发展自身人格的自由权利。但是，本案证据表明，齐玉苓已实际放弃了这一权利，即放弃了上委培的机会。其主张侵犯受教育权的证据不足，不能成立。齐玉苓基于这一主张请求赔偿的各项物质损失，均与被告陈晓琪的侵权行为无因果关系，故不予支持。（3）原告齐玉苓的姓名权被侵犯，除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应承担主要责任外，被告济宁商校明知陈晓琪冒用齐玉苓的姓名上学仍予接受，故意维护侵权行为的存续，应承担重要责任；被告滕州八中与滕州教委分别在事后为陈晓琪、陈克政掩饰冒名行为提供便利条件，亦有重大过失，均应承担一定责任。基于上述主要的事实认定，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作出判决：（1）被告陈晓琪停止对原告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2）被告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原告齐玉苓赔礼道歉；（3）原告齐玉苓支付的律师代理费825元，由被告陈晓琪负担，被告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对此负连带责任；（4）原告齐玉苓的精神损失费35,000元，由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各负担5,000元，济宁商校负担15,000元，滕州八中负担6,000元，滕州教委负担4,000元；（5）驳回齐玉苓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作出后，齐玉苓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除了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提出异议以外，主要是提出证据表明自己并未放弃受教育权，被上诉人确实共同侵犯了自己受教育的权利，使自己丧失了一系列相关利益。据此请求二审法院判决：（1）陈晓琪赔偿因侵犯姓名权而给其造成的精神损失5万元；（2）各被上诉人赔偿因共同侵犯受教育权而给造成的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35万元。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为，这个案件存在适用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的规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经过研究后，作出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该决定全文如下：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9鲁民终字第258号《关于齐玉苓与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接到《批复》以后，继续审理此案并认为：

“……由于被上诉人滕州八中未将统考成绩及委培分数线通知到齐玉苓本人，且又将录取通知书交给前来冒领的被上诉人陈晓琪，才使得陈晓琪能够在陈克政的策划下有了冒名上学的条件。又由于济宁商校对报到新生审查不严，在既无准考证又无有效证明的情况下接收陈晓琪，才让陈晓琪冒名上学成为事实，从而使齐玉苓失去了接受委培教育的机会。陈晓琪冒名上学后，被上诉人滕州教委帮助陈克政伪造体格检查表；滕州八中帮助陈克政伪造学期评语表；济宁商校违反档案管理办法让陈晓琪自带档案，给陈克政提供了撤换档案材料的机会，致使陈晓琪不仅冒名上学，而且冒名参加工作，使侵权行为得到延续。该侵权是由陈晓琪、陈克政、滕州八中、滕州教委的故意和济宁商校的过失造成的。这种行为从形式上表现为侵犯齐玉苓的姓名权，其实质是侵犯齐玉苓依照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各被上诉人对该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由于各被上诉人侵犯了上诉人齐玉苓的姓名权和受教育的权利，才使得齐玉苓为接受高等教育另外再进行复读，为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交纳城市增容费，为诉讼支出律师费。这些费用都是其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而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应由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赔偿，其他各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为了惩戒侵权违法行为，被上诉人陈晓琪在侵权期间的既得利益（即以上诉人齐玉苓的名义领取的工资，扣除陈晓琪的必要生活费）应判归齐玉苓所有，由陈晓琪、陈克政赔偿，其他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陈晓琪等侵犯了上诉人齐玉苓的姓名权，判决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是正确的。但原审判决认定齐玉苓放弃接受委培教育，缺乏事实根据。齐玉苓要求各被上诉人承担侵犯其受教育权的责任，理由正当，应予支持。”

由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宪法第46条[5]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对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予以部分维持、部分撤销，并判决：（1）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赔偿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7,000元，被上诉人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赔偿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按陈晓琪以齐玉苓名义领取的工资扣除最低生活保障费后计算）41,045元，被上诉人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赔偿齐玉苓精神损害费50,000元。

从此案的发生经过看，对于齐玉苓而言，关键之处在于法院是否支持其关于受教育权被侵犯的诉求，因为这决定了齐玉苓可以得到的赔偿数额。按照初审法院、二审法院对待侵权赔偿救济的方法，若法院不予支持（恰如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为），齐玉苓只能得到其姓名权的损害赔偿，即精神损害赔偿；若法院予以支持（恰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为），齐玉苓就可以得到一切与其受教育权被侵害有着因果关系的物质损失、精神损失。然而，由于民法通则没有规定受教育权，而此案又是一个民事诉讼案件，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故而认为法律的适用是疑难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请求解释。最高法院于是作出了上述《批复》，认定陈晓琪等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享有的受教育权。此批复，乃直接针对正在审理中（二审阶段）的齐玉苓案，因涉及具体争议点而备司法性质，其与最高法院另一类颇具立法色彩的司法解释迥异；并且，在当事的侵权一方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这一问题上，法院未以其他具体法律为依据而直接地、单一地适用宪法。就此两点而言，司法界、学术界、媒体多称此案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篇2：齐玉苓案件经过

原告：齐玉苓（曾用名齐玉玲），女，２８岁，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工人，住山东省邹城市城关镇。

被告：陈晓琪（曾用名陈恒燕），女，２８岁，中国银行山东滕州支行职员，住山东滕州市龙山路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宿舍。

被告：陈克政，男，４７岁，系被告陈晓琪之父，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政府工作人员，住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圈里村。

被告：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南岱庄路。

法定代表人：孔宪忠，该校校长。

被告：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住所地：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

法定代表人：朱恒富，该校校长。

被告：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滕州市杏坛路１６５号。

法定代表人：孙卓炳，该委主任。二审判决时间：2001年8月23日

案情：

1990年的夏天，山东省枣庄市滕州鲍沟镇圈里村17岁的姑娘齐玉苓参加中考，预考通过后，她按照要求进行了体检。7月份她又参加了全省的统考。到8月初，学校张榜公布了录取名单，齐玉苓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而委培生的名字却是不公布的。无奈，齐玉苓到班主任家打听，班主任说如果被录取的话应该有通知书的，让齐玉苓第二年再考。齐玉苓不死心，回家继续等待。可是一直到9月初，大家都去上学了，她还是没等到通知书。

没有上成中专的齐玉苓最后借钱上了邹城技工学校。命运弄人，技校毕业后，工作还没干两年，厂里减员分流，她下岗了。于是，每天早上卖早点、下午卖快餐成为齐玉苓维持生活的惟一途径。

时光荏苒，一晃到了1999年。这时的齐玉苓已经准备结婚了，本来，对生活并无什么苛求的齐玉苓以为自己的一生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下去了，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却在这时悄然掀开。

一天，齐玉苓在银行工作的一个朋友对她说：“真是巧，我们银行里也有一个叫齐玉苓的，姓和名跟你都一样。”齐玉苓倍感蹊跷，因为姓名同音倒不奇怪，但“苓”字也一样就有点让她好奇了，而更让齐玉苓震惊的还在后面——这位“银行齐玉苓”正是1990年考取中专的，而且这个人上的中专正是当年齐玉苓所报考的济宁商校。

经过仔细调查，齐玉苓发现，那个已经是银行储蓄所主任、已为人母的“齐玉苓”就是原圈里村党支部书记陈克政的女儿陈恒燕。其实陈恒燕早在自己预考落选之后就开始了冒名齐玉苓的行为。没资格参加统考的陈恒燕已用齐玉苓的名义取得了鲍沟镇政府的委培合同，而费尽心血考试的齐玉苓已注定在“为她人做嫁衣”了。

9年后突然出现的这场变故让齐玉苓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她怎么也没想到，当年她自以为中考失利而痛苦万状的时候，却已有人偷偷拿走了她的录取通知书，摇身一变，成了“齐玉苓”，上了本是她考上的济宁商校，从此当上了城里人，还捧上了银行这只令人羡慕的饭碗。而自己呢，却在打工、下岗。

令人惊讶的是，在假齐玉苓的假体检表上竟赫然盖有滕州市教委招生委员会的钢印。而法院的鉴定结果更表明：钢印并非假印。

查看这位假齐玉苓的档案，里面仅有当年的体检表和学期评语表(也纯属伪造)，很不全。但就是这样一张连滕州八中也认为是假的学期评语表，在校长签字处却盖有当时八中校长邢启坤的私章，在学校盖章处也清晰地盖有“滕州市第八中学”的公章。

1999年1月29日，忍无可忍的齐玉苓在家人的帮助下将陈恒燕、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滕州第八中学、滕州市教委等推上枣庄中级法院被告席。

在一审中原告齐玉苓诉称：原告经统考后，按照原告填报的志愿，被告济宁商校录取原告为90级经财会专业委培生。由于各被告共同弄虚作假，促成被告陈晓琪冒用原告的姓名进入济宁商校学习，致使原告的姓名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被侵犯。请求判令各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给原告赔偿经济损失16万元（其中包括：1.陈晓琪冒领工资5万元；2.陈晓琪单位给予的住房福利9万元；3.原告复读一年的费用1000元；4.原告为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交纳的城市增容费6000元；5.原告改上技校学习交纳的学费5000元；6.陈晓琪在济宁商校就读期间应享有的助学金、奖学金2000元；7.原告支出的律师代理费5000元、调查费1000元），赔偿精神损失40万元。

被告陈晓琪辩称：本人使用原告齐玉苓的姓名上学一事属实，齐玉苓的考试成绩虽然过了委培分数线，但她表示过不想上委培，因此她没有联系过委培单位，也没有交纳委培费用，不具备上委培的其他条件。本人顶替齐玉苓上学，不侵犯其受教育权。受教育权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权利，齐玉苓据此主张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二且其诉讼请求已明显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

被告济宁商校辩称：本校收到以齐玉苓名义寄来的委培单位证明后，及时对考试成绩超过委培分数线的齐玉苓发出了录取通知书，因此没有侵犯原告齐玉苓的合法权益。

被告滕州八中辩称：在齐玉苓与陈晓琪的纠纷中，本校没有任何侵权行为，不应被列为本案被告。

被告滕州教委辩称：在90届中专招生考试中，从报名、考试、录取到发放录取通知书的各环节，本被告都严格执行了招生政策，在此纠纷中无任何过错，不应为他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齐玉苓与被告陈晓琪均是被告滕州八中的90届应届初中毕业生，当时同在滕州八中驻地滕州市鲍沟镇圈里村居住，二人相貌有明显差异，齐玉苓在90届统考中取得成绩441分，虽未达到当年录取分数线，但超过了委培生的录取分数线。当年录取工作结束后，被告济宁商校发出了录取齐玉苓为该校90级财会专业委培生的通知书，该通知书由滕州八中转交。

被告陈晓琪在1990年中专预选考试中，因成绩不合格，失去了继续参加统考的资格，为能继续升学，陈晓琪从被告滕州八中将原告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领走。陈晓琪之父、被告陈克政为此联系了滕州市鲍沟镇政府作陈晓琪的委培单位。陈晓琪持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到被告济宁商校报到时，没有携带准考证；报到后，以齐玉苓的名义在济宁商校就读，陈晓琪在济宁商校就读期间的学生档案，仍然是齐玉苓初中阶段及中考期间形成的考生资料，其中包括贴有齐玉苓照片的体格检查表，学期评语表以及齐玉苓参加统考的试卷等相关材料。陈晓琪读书期间，陈克政将原为陈晓琪联系的委培单位变更为中国银行滕州支行。1993年，陈晓琪从济宁商校毕业，自带档案到委培单位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参加工作，被告陈克政为使被告陈晓琪冒名读书一事不被识破，曾于1991年中专招生考试体检时，办理了贴有陈晓琪照片并盖有“山东省滕州市招生委员会”钢印的体格检查表，还填制了贴有陈晓琪照片，并加盖“滕州市第八中学”印章的学期评语表。1993年，陈克政利用陈晓琪毕业自带档案的机会，将原齐玉苓档案中的材料抽出，换上自己办理的上述两表。目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的人事档案中，陈晓琪使用的姓名仍为“齐玉苓”，“陈晓琪”一名只在其户籍中使用。

经鉴定，被告陈克政办理的体格检查表上加盖的“山东省滕州市招生委员会”钢印，确属被告滕州教委的印章；学期评语表上加盖的“滕州市第八中学”印章，是由被告滕州八中的“滕州市第八中学财务专章”变造而成，陈克政对何人为其加盖上述两枚印章一节，拒不陈述。

另查明：1990年，被告滕州八中将当年参加中专考试学生的成绩及统招、委培分数线，都通知了考生本人。

1990年的招生办法，要求报考委培志愿的考生必须凭委培招生学校和委培单位的介绍信报名。为满足这一要求，凡报考委培志愿的考生事实上都是自己联系委培单位并自己交纳培费用。被告陈晓琪当时交纳了5500元的委培费，原告齐玉苓既未联系过委培单位，亦未交纳过委培费用。

1999年5月，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齐玉苓诉陈恒燕等四被告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一、被告陈晓琪停止对原告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

二、被告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原告齐玉苓赔礼道歉；

三、原告齐玉苓支付的律师代理费825元，由被告陈晓琪负担，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被告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对此负连带责任；

四、原告齐玉苓的精神损失费35000元，由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各负担5000元，被告济宁商校负担15000元，被告滕州八中负担6000元，被告滕州教委负担4000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

五、鉴定费400元，由被告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各负担200元；

六、驳回齐玉苓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按本院核定的实际争议数额19.5万元计收5410元，由原告齐玉苓负担4400元，被告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各负担300元，被告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各负担55元。

宣判后，齐玉苓不服一审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理由是：

一、陈晓琪实施的侵犯姓名权行为给本人造成的精神损害是严重的，应按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5条规定的赔偿标准予以赔偿；

二、根据当年国家和山东省对招生工作的规定，报考委培不需要什么介绍信，也不需要和学校签订委培合同，滕州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的“滕招办定（1990）7号”文件中对报委培生工作的规定，违反了国家和山东省的规定，是错误的，不能采信。本人在参加统考前填报的志愿中，已经根据枣庄市商业局在滕州市招收委培学生的计划填报了委培志愿，并表示对委培学校服从分配，因此才能进入统招兼委培生的考场参加统考，也才能够在超过委培分数线的情况下被济宁商校录取，正是由于滕州八中不向本人通知统考成绩，而且将录取通知书交给陈晓琪，才使本人无法知道事实真相，一直以为成绩不合格落榜了，因此也才不去联系委培单位，没有交纳委培费用。各被上诉人的共同侵权，剥夺了本人受中专以上教育的权利，并丧失了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相关利益。原审判决否认本人的受教育权被侵犯，是错误的。齐玉苓请求二审法院判令：1.陈晓琪赔偿因其侵犯本人姓名权而给本人造成的精神损失5万元；2.各被上诉人赔偿因共同侵犯本人受教育的权利（即上中专权利及相关权益）而给本人赞成的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35万元。

被上诉人陈晓琪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维持。

被上诉人陈克政答辩称：中专预选考试结束后，齐玉苓私下曾对陈晓琪表示过她不准备上委培学校。正是由于齐玉苓有这个意思表示，所以我提供了鲍沟镇镇政府的介绍信和委培合同。当然，以后陈晓琪使用齐玉苓的姓名上学，齐玉苓不知情，但这并不违背齐玉苓本人的意思表示，所以，我们侵犯的只是齐玉苓的姓名权，没有侵犯齐玉苓受中专以上教育的权利，更没有因此给其造成任何精神损害。

被上诉人济宁商校答辩称：侵犯齐玉苓的姓名权，完全是由陈克政精心策划并实施的，如果有其他具体行为人明知是假，还为陈克政编造或更改档案材料，应当追究具体行为人的责任。济宁商校履行了自己应尽的审查义务，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济宁商校在陈晓琪、陈克政实施的侵犯姓名权方面有故意行为，因此济宁商校没有给齐玉苓造成任何精神损害。

被上诉人滕州八中答辩称：滕州八中于当年以张榜公布的形式将齐玉苓的统考成绩及委培分数线进行了通知。齐玉苓合法权益在1990年就已经受到陈晓琪、陈克政的侵犯，而滕州八中的财务章是1992年4月才刻制的，以加盖了变造的财务章让滕州八中承担侵权责任，于理不通。

被上诉人滕州教委答辩称：滕州教委在1990年的中专招生工作中，从考试到录取以及考生录取通知书的发放，都是严格按招生政策规定的程序进行。齐玉苓被他人冒名上学，与我委无关。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滕州八中已将上诉人齐玉苓的统考成绩及委培分数线通知给齐玉苓本人，没有证据证实，不能成立。

被上诉人滕州教委承认是上诉人齐玉苓本人填报了委培志愿。因此被安排在统招兼委培考场参加考试。

上诉人齐玉苓在被上诉人滕州八中毕业以后，其户口是由被上诉人陈克政持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迁出。

被上诉人陈晓琪至今仍使用上诉人齐玉苓的姓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自1993年8月到2001年8月，共领取工资计52043元。

滕州市1997年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100元，1998年1月至1999年6月为110元，1999年7月至今为143元。

上诉人齐玉苓于1990年8月至1991年5月在山东省邹城市第二十中学（现为第四中学）复读，其间支出复读费1000元。1993年6月份，齐玉苓向有关部门交纳6000元城市增容费后转为非农业户口。同年8月，齐玉苓又就读于邹城市劳动技校，交纳学费等费用5000元。1996年8月，齐玉苓被分配到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工作。自1998年7月，齐玉苓曾有一年多时间下岗待业。

以上事实，由枣庄市招生委员会证明、体格检查表、学期评语表、收款凭证、文检鉴定书、常住人口登记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的证明、滕州市民政局的证明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除此以外，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确认了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齐玉苓所诉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一案，存在着适用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规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研究后认为：当事人齐玉苓主张的受教育权，来源于我国宪法第46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外，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以法释（2001）25号司法解释批复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宪法第46条、最高人民法院（2001）法释25号批复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维持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二、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

三、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上诉人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7000元,被上诉人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上诉人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按陈晓琪以齐玉苓名义领取的工资扣除最低生活保障费后计算，自1993年8月计算至陈晓琪停止使用齐玉苓姓名时止；其中1993年8月至2001年8月，共计41045元），被上诉人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五、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上诉人齐玉苓精神损害费50000元；

六、驳回上诉人齐玉苓的其他诉讼请求。

篇3：齐玉苓案件经过

2005年10月?熏我们朝阳区档案局依法对区属某委所属某单位丢失会计档案的违法行为给予了行政处罚。这是我们在《北京市实施＜档案法＞办法》修改后办理的第一起行政处罚案件。

一、案件查处经过

2005年7月14日，我局接到区属某委所属某单位的举报，反映该单位会计档案1９90年至2004年的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账丢失。我局立即派人前去了解，情况属实。该单位会计6月23日向领导报告，出纳员形成的会计档案没有归档，领导询问，出纳员回答丢失了。7月7日，该委财务科对该单位进行会计基础工作检查时发现，该单位会计档案1９90年至2004年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账不知去向，并发现2003年至2004年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账为后补。

我局决定成立3人案件调查小组，迅速展开工作，根据掌握的线索对照法律法规进行分析，制定工作方案。同时，围绕该单位会计档案丢失认定、责任认定进行调查取证，先后3次进行现场检查，与13人23人次开展询问调查，取得证据材料16份。事实清楚?熏证据确凿?熏认定该单位1990年至1９94年和2004年会计档案的银行存款账、现金日记账确实丢失，属违法行为。

违法行为认定如下：

一是该单位档案实体没有实行集中管理。1990年至2004年银行存款账、现金日记账没有按规定向主管会计档案的人员移交归档，档案管理制度没有得到落实，没有设置专门的档案库房或专柜，长期存在安全隐患。违反了《档案法》第五条、第七条、第十条第一款，《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第十二条，《北京市实施＜档案法＞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十一条第一款，财政部、国家档案局《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

二是当事人出纳员没有依法办事。1990年至2004年会计档案的银行存款账、现金日记账未按规定向主管会计档案的人员移交归档，没有执行档案管理制度；公私物品混放杂乱；发现会计档案丢失没有向所在单位领导报告，也未报案。出纳员作为这部分档案的事实保管者，是档案丢失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违反了《档案法》第五条、第十条第一款，《档案法实施办法》第十二条，《北京市实施＜档案法＞办法》第六条、第十一条第一款，财政部、国家档案局《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

9月18日调查结束。案件调查小组写出《ＸＸ单位丢失会计档案案件调查报告》及拟处理意见，经局长办公会研究讨论，本着事实符合要件、证据确凿充分、法律适用准确、程序合法的原则，做出了处理决定。2005年10月11日，分别向区属某委及其所属某单位送达了《限期整改建议书》和《行政处罚通知书》。依据《北京市实施〈档案法〉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给予区属某委所属某单位警告，并处罚款10000元；给予出纳员警告，并处个人罚款1000元。责令区属某委所属某单位2005年12月30日前完成整改工作。建议区属某委对当事人出纳员给予行政处分。

区属某委对所属某单位档案工作未履行有效的监督和指导的责任，限期于2005年10月31前研究制定出整改方案；2006年6月30日前完成整改工作。

10月18日，决定执行完毕。

二、难点问题的处理

这是一起严重的档案违法案件，我们通过实践体会到，查处工作的关键是把握以下几个难点问题：

1、事实的认定问题，即1990年至2004年共15年的会计档案到底是丢失了还是根本没有形成？证据表明： 1990年至1994年的会计工作于1９94年10月12日通过了区属某局组织的复查，有复查情况表为证；2004年的会计工作在2004年12月9日通过区属某委会计基础工作检查，有检查情况表为证；有证人证明，在给会计室帮忙时，看见当事人柜内有两排开本大小一样、紫红色和绿色的账本。据此证明：1990年至1994年和2004年6年该单位出纳确实形成了银行存款账和现金日记账。同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该单位1995年至2003年这9年银行存款账、现金日记账的存在，故只能确定6年的会计档案丢失。

2、丢失时间、数量要件的确定，即到底什么时间丢失、丢失数量多少是此案又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纳员称这部分会计档案是在单位搬家时丢失的。据调查，单位搬家时领导专门研究了各环节工作，并明确责任到人，而且搬家当天一直到案发止，单位领导没有接到因搬家丢失物品的报告，故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档案是在单位异地搬家时丢失。因此?熏丢失时间、丢失数量两个要件的确定，只能以2005年6月前发现丢失的时间为准。具体丢失时间、丢失数量不能确定。

3、法律责任的确定，即到底都有谁应承担这起案件的法律责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指的是谁？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处罚的依据必须是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针对这一会计档案丢失案件，责任涉及到几个人：一是会计人员，没有按照《会计法》和《会计档案管理办法》履行职责，会计档案没有按时归档；二是办公室主任管理不到位（会计室设在办公室）；三是领导作为单位法人代表负有领导责任。但是，《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北京市实施〈档案法〉办法》没有相对应的罚责。法规只提到“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其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指的是谁，业务主管还是行政主管没有明确的法条解释。因主管人员责任追究没有充分的处罚法律依据，故此案没有对主管人员责任进行追究和实施处罚。

4、处罚数额的确定，即为什么罚单位10000元？个人1000元？依据《北京市实施〈档案法〉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可以对该单位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出纳员个人可以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之所以确定单位10000元、个人1000元罚款额度，我们主要考虑，这是第一起行政处罚案件，不是以罚款作为主要目的，而是想通过这种手段，达到教育目的，使各单位进一步强化档案法制意识。另外，按照《行政处罚法》、《北京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规定，对个人处以超过1000元的罚款，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为了减化手续，故将罚额确定在最低线。

5、如何对待办案中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问题。在案件查处过程中，出纳员几次威胁说：“你们对1995至2003年会计账没有认定丢失、没有追究领导责任等处理不合法，我认识某级领导，我的同学在市司法部门工作，对你们的处理我会咨询他们，我会提起复议或诉讼的。”对于这些干扰，我们一方面不受影响，严格依法办事，同时，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教育处罚相结合，在做处罚决定时用好自由裁量权。

三、几点启示

（一）丢失档案是我国档案法明确规定的一种违法行为。但在本案中丢失档案的时间跨度、价值、数量之大是触目惊心的。这起案件告诉我们：

1、个别单位领导和档案人员依法治档的意识相对薄弱，在贯彻落实档案法律、法规方面不到位。档案法规规定的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目前在不少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意识淡薄。此案中几任领导都说“没人向我反映会计档案不归档和丢失的事”。相当部分领导认为档案工作有人管就行了，缺乏考核管理，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

2、上级主管单位档案室履行监督指导职责不到位。《档案法》第七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负责保管本单位的档案，并对所属机构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此案中区属某委由于档案室档案员对所属单位档案工作监督、指导的意识不强，加之兼职过多，无暇顾及对三级单位档案法规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管理，也是造成违规现象发生的又一因素。

3、档案工作制度落实力度不到位。本案中该单位也制定、出示了《会计档案制度》、《会计交接制度》、《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安全和保密制度》，其中规定了“及时记账算账，科学管理会计档案，做到妥善保管，存放有序，查找方便，不随意堆放，防止损毁、散失和泄密”等内容，但由于监督约束不到位，形同虚设；档案保管没有设置专门的档案库房或专柜，长期存在安全隐患，致使会计档案不归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造成这部分会计档案丢失。

4、档案人员履行职责不到位。一方面，档案人员没有按照《档案法》规定，认真履行职责，不按制度办事，对长期不归档问题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制止，也不主动向领导汇报，并没有明确提出改进档案工作的意见，造成档案丢失违法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机构编制和岗位设置没有档案工作职位，使档案人员身兼数职处于应付状态，缺乏对档案工作的钻研与研究，造成档案业务素质不高，难以履行管理职责，影响档案工作的正常开展。

5、档案安全保管制度不完善。档案作为重要的历史记录，它的安全保管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档案利用和单位搬家、档案人员变动、交接等特殊情况下，相当部分单位没有把档案作为重要特殊的财产加以保护，没有明确具体的制度和预案，使档案安全受到威胁。

（二）这起案件的查处过程告诉我们：

1、领导的重视支持是案件查处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此案在查处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主管副区长指示“要依法办案，严肃查处”。市档案局法规处处长、区法制办正副主任亲自参加案件讨论，及时给予法律指导。区属某委领导也大力协调配合案件调查。区档案局局长亲自挂帅指挥，特别是案件每进行到关键环节，多次召开会议集体讨论分析，慎重作出决策，保证案件查处始终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顺利进行。

2、执法人员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此案调查刚开始，执法人员仅用了两天时间就完成了询问调查和现场检查，结论是“1990年至2004年会计档案的银行存款账和现金日记账丢失”。报局长办公会讨论，会上对这一结论提出质疑，认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1995年至2003年账目曾经存在过，怎么能谈得上丢失呢？否定了执法人员做出的初步结论。

3、行政处罚适用法律要正确。此案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适用了《档案法》第十条，确定当事人不归档的行为，就是据为己有。在局长办公会讨论时，提出不归档放在办公柜里或者为了加班拿回家，这样用“据为己有”一词显然不准确。

4、当事人的证言不能作为判断案件的惟一证据，要充分利用人证、物证和档案历史记录。此案发生后，我局围绕该单位会计档案丢失认定、责任认定进行调查取证。我们一方面先后与13人23人次开展询问调查，取得证据材料16份，另一方面通过查找区属某委移交进馆的馆藏档案资料，取得了记录该单位会计档案确实存在的重要证据，最终确定案件性质和责任的追究。

5、执法人员在行为方式上必须符合法定要求和法定的时限。此案在调查取证阶段，由于我们缺乏经验?熏案件查处领导小组反复对案件讨论分析，执法人员反复调查取证，占去办案时间的三分之二，导致后面程序的进行时间就比较紧张。由于我们调整及时，才保证了时限不违法。即在3个月内完成了立案审批、调查取证、审查决定、送达执行、结案等法律规定的所有程序，特别是当事人享有的陈述、申辩、举行听证和行政复议、诉讼的权利，执法人员都在法定的时限内依法告知了当事人。

6、收集和制作的证据材料要做到合法、有效，足以证明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程度和后果。如：收集的证据材料要加盖单位的印章，并有提供人签字，笔录文书中要详细记载执法人员出示证件、亮明身份的情况，要注明被检查（询问）人对笔录的意见，即有“记录属实”、“情况属实”等字样并逐页签名。

篇4：玉苓汤治疗糖尿病肾病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 糖尿病肾病；玉苓汤；疗效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患者最主要的并发症之一，对患者生存质量和生活质量都产生了消极影响。为了探讨中药玉苓汤辅助西医治疗糖尿病肾病的效果，特选取我院2013年1月～2014年1月收治的6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3年1月～2014年1月收治的糖尿病肾病患者60例，按照WHO（世界卫生组织）糖尿病肾病相关诊断标准，所有患者均确诊，中医辨证为肝肾阴虚、瘀血阻络证，症状表现：失眠多梦、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四肢乏力、口干舌燥、肢体疼痛、夜尿频繁、口唇发绀、下肢浮肿、纳食不馨、大便干结，舌苔薄腻，脉细沉。其中男性33例，女性27例；年龄54～78岁，平均年龄（66.3±6.2）岁；病程3～21年，平均病程（12.3±1.4）年。随机将60例患者分为对照组（30例）和观察组（30例）。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西药治疗，应用胰岛素皮下注射治疗，使用血糖仪监测患者血糖变化情况，每天4次，分别是空腹、早餐后2h、午餐后2h和睡前血糖。根据患者的身体情况估算初始胰岛素剂量，皮下注射，根据血糖监测结果对胰岛素剂量进行调整，直至血糖控制在合理范围。患者每日口服罗格列酮，初始剂量为4mg/d，初始剂量反应不佳者，逐渐加量至8mg/d。观察组加用玉苓汤（茯苓、赤芍、丹皮、当归、熟大黄、泽泻、山药各10g，生黄芪和熟地黄各25g，山茱萸15g，丹参、水蛭各8g），水煎服，每天1剂，分早晚服用。两组患者均以1个月为1个疗程。

1.3 疗效评定 观察患者内生肌酐消除率、血肌酐、尿氮素水平，对患者肾功能改善情况进行评价。根据临床糖尿病治疗指导原则结合中西医临床诊断标准制定疗效评定标准[1]，分为显效、有效、无效3个指标，以显效+有效为临床治疗总有效率。显效：患者症状与体征基本消失，肾功能改善显著。有效：体征与症状显著减少，肾功能情况有所改善或趋于稳定。无效：不符合以上两种判断标准或病情恶化、严重者。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所得数据均采用软件SPSS20.0进行统计分析，临床疗效采用%表示，用χ2检验，临床症状的改善积分均采用（x±s）表示，用t检验，P<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90.0%）明显高于对照组（70.0%），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6.231，P<0.05）（表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n（%）]

2.2 两组患者症状改善积分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头晕耳鸣、四肢乏力、腰膝酸软、口干舌燥、大便干结等症状均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表2）。

表2 两组患者症状改善积分（x±s）

3 讨 论

糖尿病肾病是由长期高血糖所引起的微血管病变并发症，临床上主要以肾小球硬化症、系膜和基底膜增生为主要表现[2]。在糖尿病肾病进展过程中，可把握时机及时进行治疗，否则在后期这种损害就是不可逆转的。现在临床治疗中仍旧缺乏有效的手段。因此，在糖尿病肾病患者并发症发生后，加强临床诊断及早确诊并实施综合性治疗是关键，是避免出现晚期肾衰竭症状的有效举措[3]。目前，中西医结合是临床治疗主流，本次对比研究西药组和中西医结合组治疗效果，通过添加玉苓汤辅助治疗。中医辨证为肝肾阴虚、瘀血阻络证，方剂则以补气、活血、通络为主。其中生黄芪、熟地黄补精血，健脾胃、去瘀血促血运、茯苓利水渗湿、益脾和胃、宁心安神；山药滋肾补脾；赤芍、丹参助当归活血祛瘀；山茱萸酸温滋肾益肝；水蛭化瘀通络；泽泻配熟地黄而泻肾降浊。诸药合用有益气通络、滋肝补肾的效果[4]。治疗结果对比显示，中西医联合治疗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症状与体征，有助于恢复肾功能，提升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中药玉苓汤联合西医治疗，对糖尿病肾病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效果显著，能够有效改善其肾功能和临床症状体征，有助于延缓患者病情进展。

参考文献

[1] 李国华，李宇丹，丁志胜.益肾化湿颗粒联合厄贝沙坦治疗糖尿病肾病临床观察[C].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2013.

[2] 李燕舞.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肾病58例[J].中国医疗前沿，2012，7（20）：22-24.

[3] 王珍，商建伟，田金洲.糖尿病肾病中药临床试验伦理调查与思考[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3，15（4）：739-742.